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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Jerry   在小组 2047 回复文章

    北京西单,萧条到连广告位都没人占了

    @能井 #176710 我们这边电梯广告撤了大概一半,换成了公益广告

  2. Jerry   在小组 2047 回复文章

    外挂作者获刑10年的背后,是中华电信诈骗共和国的复兴

    国内有的城市把反诈骗口诀做成了电话等待音;有的城市警察大街小巷让路人关注反诈骗公众号

    政府哪怕拿出防范维吾尔人一半的精力来防范电信诈骗 也不至于搞成这样

  3. Jerry   在小组 2047 回复文章

    禁了澳洲煤炭,全中国拉闸限电

    这届政府简直就是汉奸,跟别的国家闹,为什么要惩罚自己人?拉闸限电不等于把中国送回90年代?

    我想请问外交部,拿着纳税人的钱,你们的工作就是跟澳大利亚吵架然后把中国送回90年代?

  4. Jerry   在小组 2047 回复文章

    百世快递罢工了,但我有三件快递还在路上

    https://cn.nytimes.com/business/20201112/alibaba-singles-day-couriers/

    对房国保来说,后疫情时代的中国应该是有利的。随着封锁放松和网购激增,这位快递员在东部城市南京每天都要送大约250件快递,而疫情前是每天200件。

    然后,他的工资停发了。老板两次要求给她多一些时间。后来,她就不接电话了。

    于是,房国保和几名同事决定罢工。尽管疫情导致工作机会变少,找工作的人变多,他们还是加入了一系列快递员罢工和抗议的活动中,这些罢工和抗议在中国引发了共鸣,使得他们的低薪和艰苦工作条件获得了更多关注。

    “你给我们工资,这是天经地义,”50岁的房国保说。“但我还是觉得有点无奈,要是没有个人利益,谁愿意参与这样的事情?”

    周三的“双11”——由电商巨头阿里巴巴创立的网络购物节——前几周,不安的状态就已经加剧。中国经济在新冠病毒病例得到控制后持续反弹,阿里巴巴在活动结束时表示,今年“双11”其平台总成交额达到了740亿美元,几乎是去年的两倍,当时的383亿美元创下了交易额纪录。

    但工人们的抱怨也表明,尽管中国公布了前景看好的宏观经济数据,低收入工人仍然在苦苦挣扎。受中上阶层消费增长的推动,房国保这样的快递人员经手的订单量大幅增加。然而,繁荣增长并未惠及快递群体,这些人大多是缺乏一技之长的男性,他们骑着电动车四处奔波,满足这个国家的网购热潮。

    结果就是,快递员跑路,包裹下落不明。湖南省的快递员上个月举行罢工,要求补发超过4.5万美元的工资,这导致许多大闸蟹订单烂在箱子里。上周,在东北城市沈阳,无人处理的包裹扔在一片空地上。网友开玩笑说他们的包裹去度假了,并贴出了追踪快递详情的截图,显示他们的订单正在全国四处游荡,正在被重新定向到正常运行的快递站点。

    周三,“如何看待快递小哥罢工潮”话题在类似Twitter的平台微博上成了热搜,浏览量超过15亿次。

    不满情绪和个别爆发的抗议事件在快递行业很常见。但在疫情导致许多其他低收入工人失业的背景下,快递员的罢工凸显了他们的不满和绝望。

    总部设在香港的劳工权益团体中国劳工通讯(China Labor Bulletin)的研究员艾丹·周(Aidan Chau)说,疫情可能为罢工带来更多公众支持。微博上的许多评论者表示,他们愿意花更长时间等包裹。

    “新冠疫情后,大家都知道工人们现在不好过,”艾丹·周说,并补充称,一些曾在正规经济中工作的人也被迫打起了零工。

    快递员大多来自农村,是想在城市寻找更好工作机会的男性,他们并不直接受雇于中国的那些大物流公司,而是为当地的加盟商工作,帮这些公司完成最后的送货上门服务。这种模式导致许多快递员——官方数据显示到2019年底,他们的人数已经超过300万——没有正式合同,在出现纠纷时几乎得不到保护。

    此外,自去年以来,各大物流公司的价格战愈打愈烈。法国的国际商学院欧洲工商管理学院(Insead)研究中国零工经济的教授林承毅(音)表示,他们试图将成本转嫁给加盟商,而后者又大幅削减了快递员每单的收入。

    然后疫情来了。随着城市的封锁,许多快递员没法开工,加盟商也难以维持经营。其中一些倒闭了。还能重新开业的也难以支付快递员薪水,哪怕已经降薪。

    这正是南京的房国保的遭遇。他所在的百世快递也是大型快递公司之一,当地网点没有按照承诺向8名工人发放20万元的工资。房国保说,他被拖欠了大约二万元,相当于他四五个月的工资。

    7月份,网点老板承诺在8月份之前付款。然而8月就这么来了又去了。

    因此,这8名快递员举行了罢工,他们几乎占该网点员工的一半。

    不久后,老板消失了。据房国保提供给《纽约时报》的信息,他曾试图向公司高层投诉,对方回应说,这样的纠纷不归他管。

    罢工一个月后,房国保决定辞职。他知道新工作很难找,但这总比当快递强。

    “你看这里钱没有,劳动合同也没有,维权太难,”他说。

    百世快递的一位发言人说,关于房国保工资的争议“不大”,而且“很快就解决了”。她否认公司员工正在罢工。

    其他人讲述的经历几乎与房国保的大同小异。上个月,上海一名快递员告诉当地新闻媒体,他这家网店的老板跑路了,快递员也辞职了,一周前,他才被雇来递送该网店积压了半个月的包裹。在东部城市苏州,同样是在老板失踪后,快递员向警方报案,要求追回数万元的拖欠工资,但是目前为止没有任何效果。

    中国劳工通讯的艾丹·周说,考虑到疫情后经济的压力,虽然工人们一开始可能会忍受一两个月的欠薪,但随着拖延不断继续下去,这种状况可能就无法维持。

    他们几乎没有其他求助渠道。政府已经逐渐开始行动,扶持蓬勃发展的电商业中的劳动者,并在3月正式承认“网约配送员”是一个新职业。在去年的国庆游行中,快递骑手走在队列前面。

    但中国人民大学劳动法教授涂永前表示,由于快递员没有签劳动合同,而且在这样一个分散的网络中,执法难度很大,因此他们得到的法律保护仍然很少。

    该行业的分散性和高流动率也意味着不同网店的快递员之间几乎没有沟通。中国也不允许成立独立工会。因此,虽然加盟网点都出现了问题,最近几个月的罢工却是各自发生。

    “他们这个群体是很大的,几千万人,但是从来没有形成组织力量,”涂永前说。

    工人之间缺乏协调可能有助于公司否认自己的问题。官方新闻机构新华社上月发表了一篇文章,称有关罢工的报道是“假的”,两家公司没有透露姓名的管理者宣称,公司运营正常。

    不过,随着需求在“双11”前达到高峰,就连官方新闻媒体也承认出现了一些波折。中国官方的中央电视台周二播出了一则关于快递公司员工短缺的报道,但没有提及罢工。

    就连没有参加抗议的快递员也感受到了其他人抗议的连锁反应。

    今年9月,武汉的快递员陈忠桥将一个包裹送到一个分拣站,但顾客至今仍未收到。根据跟踪信息,流程中排在他后面的工人已经好几个星期没有工作了。

    陈忠桥说,他不知道完成自己那部分订单是否会得到报酬,但他不抱太大希望。他是在上一个雇主失踪后来给这个雇主打工的。

    “那就看这个分部能不能承受得住,”他说。“如果是亏了老板跑了,照样也拿不到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