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领导先走！”

视频时长46分钟，文案据称有2万字之多，视频结尾还附上了参考文献。视频简单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内容，但并不仅是复述马克思的话。视频文案一方面对马克思的理论做了简化与变通，使其更易于理解；另一方面则令理论与实际结合，利用马克思的理论回答解释一些社会现象。个人观感，视频文案的水平远超一众中文自媒体，比当年亚食人洗墙，温柔JUNZ辩驳疫情瞒报的水平要高得多，还是可以看一看的。

视频地址：https://www.bilibili.com/video/av585132156

PS：伊格尔顿在2011年出版了《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书里面列举了一些对马克思主义的偏见并予以反驳。不过很可惜啊，这本书的简中译本全部是删减版，里面有一大段关于毛泽东的论述失去了生命，实在是令人深感痛心。

储安平《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

  解放以后，知识分子都热烈地拥护党，接受党的领导。但这几年来党群关系不好，成为目前我国政治生活中急需调整的一个问题。这问题的关键究竟何在？据我看来，关键在于“党天下”的这个思想问题上。我认为党领导国家並不等于这个国家即为党所有；大家拥护党，但並没有忘了自己也还是国家的主人。政党取得政权的主要目的是实现它的理想，推行它的政策。为了保证政策的贯彻，巩固已得政权，党需要使自己经常保持强大，需要掌握国家机关中的某些枢纽，这一切都是很自然的。但是在全国范围内，不论单位大小，甚至一个科一个组，都要安排一个党员做头，事无巨细，都要看党员的颜色行事，都要党点了头才算数。这样的做法，是不是太过分了一点？

  这几年来，很多党员的才能和他们所担当的职务很不相称。既没有做好工作，使国家受到损失，又不能使人心服，加剧了党群关系的紧张。但其过不在那些党员，而在党为什么要把不相称的党员安置在各种岗位上。党这样做，是不是有“莫非王土”那样的想法。从而形成了今天这样一个家天下的清一色局面。我认为，这个“党天下”的思想问题是一切宗派主义现象的最终根源，是党和非党之间矛盾的基本所在。

  今天宗派主义突出，党群关系不好，是一个全国性的现象。共产党是一个有高度组织纪律的党，对于这样一些全国性的缺点，和党中央的领导有没有关系？最近大家对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见，但对老和尚没有人提意见。我现在想举一个例子，向毛主席周总理提些意见：解放以前，我们听到毛主席倡导和党外人士组织联合政府。1949 年开国以后，那时中央人民政府六个副主席中有三个党外人士，四个副总理中有两个党外人士，也还象个联合政府的样子。可是后来政府改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副主席只有一个，原来中央人民政府的几个非党副主席，他们的椅子都被搬到了人大常委会去了。这且不说，现在国务院的副总理有12位之多，其中没有一位党外人士。是不是党外人士没有一个人可以被培植担任这样的职务？从团结党外人士，团结全国的愿望出发，考虑到国内和国际上的观感，这样的安排是不是还可以研究？

  只要有党和非党的存在，就有党和非党的矛盾。这种矛盾不可能完全消灭，但是处理得当，可以缓和到最大限度。党外人士热烈欢迎这次党的整风。我们都愿意在党的领导下尽其一得之愚对国事有所贡献。但在实际政治生活中，党的力量是这样强大，民主党派所能发挥的作用，毕竟有限度，因而这种矛盾怎样缓和，党群关系怎样协调，以及党今后怎样更尊重党外人士的主人翁地位，在政治措施上怎样更宽容，更以德治人，使全国无论是才智之士抑或孑孑小民都能各得其所。这些问题，主要还是要由党来考虑解决。

储安平的观点即便是放到60多年后的今天来看，仍是一针见血，字字珠玑。一些人天天叫嚷着以史为镜，可对着哈哈镜正衣冠又有什么意义呢？

同意楼上（#112990）看法，官方文件一定是最好的研究对象。有一些东西是他们无法掩饰的。我举两个例子，抛砖引玉。

第一是新闻联播以及人日等媒体报道习近平时，三个头衔的顺序永远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会是这样？

第二是毛泽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篇文章有两个版本，一个是1957年2月27日的讲话稿，另一个是6月19日人民日报头版文章。后者相较于前者增加了一些东西，也删减了一些东西。删减的部分主要是有关“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相关论述，而增加了一段对现今情况的论述以及对民主的论述。人日的文章不仅仅是对2月的演讲稿进行整理，其增删的部分均带有一定的目的性。1957年5-6月是“大鸣大放”的一个高潮，不仅仅是民主党派，校园里的学生，普通民众，甚至部分干部都提出了许多直指“党天下”的意见。6月8日人民日社论《这是为什么？》说，中共将继续“倾听党外人士的一切善意批评”，可是“言者无罪”消失了。随后19日的社论（即《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增加了“中国仍存在阶级矛盾，还需要阶级斗争”的一段论述。而后7月初毛泽东在上海表示“对右派，要挖，现在还要挖，不能松劲。这个时候的右派，哪里有一根草，他就想抓了，因为他要沉下去了”，7月7日，人民日报转载江苏新华日报社论《反击右派不能温情主义》，“反右”彻底成为了一场残酷的政治运动。毛泽东为什么要到6月才发表自己2月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又为什么要增加一段与先前态度相悖的，有关阶级斗争的论述呢？继续延伸下去，反右是官方定义的所谓“反击”还是一场有预谋的运动呢？

每次去图书馆我都讨厌在那里自习，更喜欢随便转转看看。有些书上有前人留下的痕迹，阅读的时候就像在和他们跨时空交流，这种感觉确实很奇妙。 但现在我很难如此了，我又开始活的不像个我了。不知道这一次又要持续多久，几个月，还是几年，或是一辈子。

“有些人二十岁就死了,等到八十岁才被埋葬”

@政治素人 #9282571 摸着石头过河这个看法很难成立。1956年冒进已经造成了部分地区物资紧张和一些群众事件（例如罢工罢课），云南甚至在56年就有人饿死。并且在57年整风运动中，许多党外人士也提到了56年的冒进问题并给出建议。如果政府处于正常状态，就应该接受批评，并更加谨慎的制定国民经济计划才对。但后面一方面反右，另一方面批保守，似乎56年的问题是计划过于保守导致经济衰退。有了57年的铺垫，进而才有了58年的大跃进。而59年上半年本来是在纠左，结果庐山会议因为彭德怀的私人发言，又开始继续反右，进而有了60年的大跃进。这绝非什么“摸着石头过河”，也不可能是“艰难探索”。面对错误死不承认只有一种可能：政治斗争需要。

开学了，资料不在身边，看来要弃坑一段时间了... 绿斜体算是个提纲或是摘要？这一部分以后有时间再扩展吧...

写在前面

  前一段时间膜乎上有人提问如何用史实反驳毛左史观，个人认为和毛左谈中国近现代史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因为稍不留神一个历史虚无主义的帽子就飞过来了。想要反驳他们的最好方法就是用官史进行反驳或者拉着他们时空穿梭回到过去，因此我想做一个小小的整合工作，整合一下大跃进发生前的一些历史。但只会复读的搬运工不是一个好的键盘侠，因此除搬运之外还会加入一些我个人的评述。由于是个人观点，不可避免会有很大的主观性，以及本人水平也的确不高，这些个人观点会用蓝色斜体标出以示区别 。

  有关大跃进的文章其实很多，例如“大跃进”是如何推动的？——政治运动造就的恐惧和造假风、七十年民族劫难备忘录（一）：“大跃进”及其前后重大事件记录（1949-1965）等。而本文可以看作是这一回答的扩写，因此更多着眼于在党中央（毛泽东），而不是在社会文化风气上。文章大部分资料来源于官方正史，可以直接搜到，因此本人就偷个懒，不做什么标注了。

历史是客观事实，不可能改变。唯一正确的态度，是正视历史，从中汲取经验教训，从而更好地面向未来，开辟未来。——江泽民

1956——大跃进的伏笔

  早在1956年，国民经济就出现了冒进现象，而这股冒进风要追溯到1955年。1955年4月，毛泽东主张在原有65万个农村合作社的基础上翻一番，增加到130万个；邓子恢（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主张原计划不动，仍增加到100万个。毛泽东屡议不成，于是建议中央召开会议进行解决。在下半年召开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毛泽东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指出邓子恢像“小脚女人”那样东摇西摆的走路，犯了右倾错误。1955年9月，毛泽东亲自主编了《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该书于12月出版。他为这本书写了序言和104条按语，对合作化和其他许多方面工作中的“右倾机会主义”给予尖锐的批评。序言中说：“在第三个五年计划完成的时候，即到1967年，粮食和许多其它农作物的产量，比较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的最高年产量，可能增加百分之一百到百分之二百。”

  1956年元旦，人民日报在社论《为全面地提早完成和超额完成五年计划而奋斗》中提出了“多快好省”的方针。这篇社论可以看作是毛、刘、周等人共同策划的，但毛泽东更着眼于多和快，而刘、周等人则希望能平稳发展（后来毛泽东在2月17日讲话中也认可了先好省后多快的观点，但仍更倾向于多快）。在随后的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审定的《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得到了通过，农业部部长廖鲁言对这个纲要作了说明。说明指出，到1967年，全国粮食总产量将达到1万亿斤，事实上直到1993年全国粮食总量才达到这个数字。周恩来等人在会议上发现了指标过高的问题，因此在1月30日全国政协二次二届会议的《政府报告》中指出：“应该注意避免超越现实条件所许可的范围，不勉强去做那些客观上做不到的事，否则就要犯盲目冒进的错误。”2月6日，由于指标越来越高，周恩来感到压力很大，他指出现在“有急躁冒进的现象”。 周恩来和李富春、李先念研究，决定在计划和财政会议上，把指标“压一压”。人民日报6月20日发表题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社论，该社论由刘少奇、陆定一、胡乔木三人修改定稿，文章通篇的重点在于批评急躁情绪即反冒进。1956年下半年，国内经济出现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供应紧张的问题。在半年内，全国各地大大小小大约有一万多工人罢工，30起多学生罢课（也有共万余名的规模）。从10月起还发生部分农民要求退社、分社，还有部分人进京上访告状。由于没有处理类似事件的先例，部分干部用处理敌我矛盾的办法镇压罢工罢课，这引起了毛泽东的密切关注[1]。在随后的一届人大三次会议和7月的国务院会议上，周恩来、陈云、李先念等人均着眼于遏制冒进风气，毛泽东也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了建设中存在的冒进问题。这为后面八大周恩来做出以反冒进为核心的报告扫除了障碍。

  9月15日至27日，中共八大在北京举行。除了刚刚提到的周恩来的报告，还有一些值得注意的地方。薄一波在会上的发言中提出国民收入中累积部分的比重不应低于20%，国家预算收入比重不应低于30%，基建支出比重不应低于40%；八大的政治报告和决议对“双百方针”做了具体阐述，并指出“用行政的方法对科学和艺术实行强制和专断，是错误的”；刘少奇在报告中专门论述了“进一步扩大民主”的问题，其中包括精简机构、分散权力、鼓励民众监督等；董必武提出了要“依法办事”，并建议加速推行律师制度和公证制度，逐步建成公断制度；八大还指出了党内个人崇拜的问题，强调了加强集体领导和反对个人崇拜。然而这些很有价值的观点到了1957年大部分烟消云散，被抛之脑后。直到1978年后才被重新重视。八大之后，周恩来、陈云等人进一步纠正建设中的冒进倾向，11月6日发出了《关于严格审查与控制1956年基本建设的紧急指示》，并在此基础上拟定了压低发展速度的1957年经济计划。11月10日的八届二中全会上通过了周恩来的提出的1957年经济工作方针。同时，毛泽东在会上宣布：“我们准备明年开展整风运动，整顿三风...”。12月4日刘少奇在讲话中提到要吸取冒进错误的经验教训。这些努力很大程度的减少了由于冒进导致的一些经济问题，另一方面也确定了1957年的发展基调，保证了1957年经济的平稳发展。八大的局限性也很明显。在有关于阶级与社会矛盾的论述上含混不清，这导致对人的批判可以无限地上纲上线。对冒进的批判并不彻底，急躁冒进的情绪始终环绕四周。经济管理体制改革弊病颇多，改革本意是想让政企不分的情况得到改善，使企业更加灵活，但改革结果却使得企业更加僵化。八大虽然提出了扩大民主，健全法制的任务，但是从未将其上升到制度建设上（实际上也没有这种可能），这直接导致提出的大部分健全民主法治的要求都没落到实处。尤其是八大结束后不久，毛泽东还论证了民主不是目的，只是一种手段[2]（插播一条吐槽：居然还有人吹嘘这个论调，我实在是无话可说）。既然是手段，那就是既可以用，也可以不用；既可以这样用，也可以那样用。这就出现了1957年让大家“鸣放”的民主变成了“引蛇出洞”的阴谋，成了围攻不同意见的一个工具。八大一方面肯定了苏共二十大反对个人崇拜，也申明中共反对把个人突出，为个人歌功颂德；但另一方面又强调党中央一贯最反对个人崇拜，似乎毛泽东是对个人崇拜历来深恶痛绝，党内有个人崇拜似乎也不在高层，而在下层。八大完全回避了中共高层早已存在的个人崇拜现象，又没做出防止个人崇拜的措施或制度（实际上也很难做出），而后毛泽东又提出“要有正确的个人崇拜”，很快八大提出的反个人崇拜就被忘到了九霄云外。历史记载的都是过去的事情，但评判历史的人却处于现在。因此在评判某一段历史时，不应该以现在的眼光苛求过去，而应该尽可能的代入到当时的环境下进行评判。一味的着眼于历史事件的对错也并没有什么意义，更重要的应该是从过去的错误中总结出经验教训，也就是所谓的以史为鉴。八大的部分观点以及一些改变应当予以肯定，尽管现在看来这些改变并不都是正确的，但在当时的条件下，能够进行改变已实属不易。同时，由于高度集权的体制导致八大的一些观点根本不存在落到实处的可能性，例如扩大民主；而一些本可以落到实处的观点例如反对冒进最后也因为毛泽东个人权力的膨胀而落空，进而对整个国家和人民造成了严重伤害。政治方面的问题很清楚的说明共产党建立的极权政体与民主是无法兼容的，而极权政体发生单点故障的可能性以及危害性都要远远强于民主政体；而经济改革的失败则证明经济改革至少应该与政治改革同步进行，否则改革就成了无根之木，要么无法长久存在，要么就是新瓶装旧酒。

  1956年被毛泽东称为“多事之秋”，这主要是指国际上的风云变幻。2月25日苏共二十大闭幕后赫鲁晓夫作了《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报告一出掀起了轩然大波，中苏两党分歧也由此形成。毛泽东一方面表示秘密报告对斯大林滥权的指责属实，是“伟大的英明”[3]，另一方面毛泽东在不同场合也表示出了对秘密报告“全盘否定斯大林”、“一棍子打死”、“抹杀前40年”的批评[4]，认为对斯大林应该用三七开的评价较为合适。事实上这种指控很难成立，苏共二十大开幕时赫鲁晓夫曾动员全体代表起立悼念斯大林，在政治报告中也称斯大林是“马列旗手”。即使是在25日作的秘密报告中，也对斯大林的部分行为予以维护（实际上一些不切实际的内容正是集中在这部分）。毛泽东表现出如此态度一方面担心中国也出现退党潮等问题威胁共产党地位，这一点可以从对波匈事件的态度上看出；另一方面也是为自己担心，这一点从文革时期著名口号“揪出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可见一斑。1956年6月28日和10月23日先后发生了波兹南事件和匈牙利事件，两次事件均导致民众示威游行进而发生政变。中共中央一方面肯定苏联在波匈事件的镇压行动，另一方面也批评苏联仍然存在大国沙文主义。很明显毛泽东等人一方面担心群众事件引发连锁反应，另一方面也在忌惮苏联干预，这为后面中苏关系彻底破裂埋下了伏笔。结合下半年发生的群众事件，人民日报12月29日发表社论《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下称《再论》），这篇社论的部分内容与4月25日的《论十大关系》（下称《十大》）相呼应。文章指出两种矛盾——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并提出要正确分辨和解决两类矛盾（但《再论》的侧重点不在于此，而是在于评价苏联在秘密报告与波匈事件中的得失）。姑且搁置阶级矛盾论的合理性问题，1956年所提出的正确分辨和解决两类矛盾的观点是很有价值的。《再论》与《十大》为解决群众问题提供了一个基本依据，一定程度缓和了群众与政府官员的冲突。有关两类矛盾的讨论一直延伸到了1957年上半年，一直到反右斗争开始。有关阶级论的问题还会在反右斗争中再次提及。

  1956年的冒进很像是毛泽东对自己治国理念的一次尝试，但很明显这次尝试并不成功。一方面是其治国理念被证明是错误的，冒进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另一方面则是他感受到自己无法再乾纲独断，虽然大家表面上都承认和维护毛泽东的地位，但是在实际工作上并不会因此而对毛泽东言听计从，中央出现了事实上的分歧。而刘、周等人遏制住了冒进势头并使其并未对国民经济造成严重影响，使他们的威望有所上升。苏共二十大以及波匈事件更是为毛泽东敲了一个警钟，让他开始担心自己会不会重蹈覆辙。毛泽东对于权力相当迷恋，从其长征时对待张国焘以及延安整风时期就足以窥一斑而见全豹，因此他自然不会容忍大权旁落，无论身前还是身后。而毛泽东的自负心态使他不会轻易认错，他必然要为自己这一年的失败开脱。马克思主义的一切理论都与即阶级密不可分，因此利用威望发动政治运动打击异己是最好的方法，既可以断送对手的政治前途，又很难让人抓到把柄，1955年下半年对邓子恢的批判就是一个从意见之争上升到政治层面的一个案例（更好的案例是1962年对邓子恢的批判）。但此时朝鲜战争已经结束3年，国内总体趋于稳定，舆论氛围侧重于建设而并非斗争上，没有发动大规模政治运动的条件。而转变舆论和思想的最好办法就是从文艺界开刀，延安整风时就是如此，这也就有了1957年的反右斗争。

1957——链式反应

  1957年的前四个月，政治氛围仍然处于一个相对平静的状态。1月27日，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又一次论及了两个矛盾的问题，（值得玩味的是，毛在会上说了这么一段话：“他们（注：这里的他们应当指敌我矛盾中的“敌”）有屁就让他们放，放出来有利，让大家闻一闻，是香的还是臭的，经过讨论，争取多数，使他们孤立起来。他们要闹，就让他们闹够。多行不义必自毙。他们讲的话越错越好，犯得错误越大越好，这样他们就越孤立，就越能从反面教育人民。我们对待民主人士，要又团结又斗争，分别情况，有一些要主动采取措施，有一些要让他暴露，后发制人，不要先发制人。”）在随后的2月27日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对这一命题加以展开论述，并在南下期间多次讲话说了这个主题。大致在同样时间，刘少奇也在西线南下路上讲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一主题。3-5月间，相关讨论一直十分热烈。在3月召开的中共全国宣传会议上，毛泽东又一次提到了整风的问题，他提到了党外人士可以自愿参加。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下称《指示》），《指示》中提出整风的方法是“和风细雨、实事求是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呵呵）5月1日，《指示》在报纸上公开发表，标志着党内整风运动正式拉开序幕。5月4日，中共中央发表《关于继续组织党外人士对党政所犯错误缺点展开批评的指示》。这份通知提到近两个月来党外人士的批评建议大部分是极为有益的；而对于一些不正确的批评或观点，应当予以反批评，在适当的时机，采取分析的态度予以回答。5月4日：毛泽东写下《关于请党外人士帮助整风的指示》，说要“请他们畅所欲言地对工作上的缺点错误提出批评”。随后5-6月间，中共中央统战部和国务院共举行了38次座谈会。《光明日报》也在几个大城市邀集部分民主人士和高级知识分子提意见，并报道了发言内容。鸣放的内容从对民主党派地位的讨论和对“镇反”、“三反”、“五反”、“肃反”中出现的冤假错案鸣冤（如罗隆基在4月的民盟全国工作会议上说：“肃反伤了知识分子的元气，至今未复”），逐渐扩大到了对苏政策（如陈铭枢语：“我看，斯大林将来要变成一文不值”；章伯钧语：“苏联一定要变，中国也不能让许多小斯大林统治下去”）和对文化教育方面（如彭文应语：“新中国没有新闻自由，报纸上全是枯燥和教条的东西”）的批评，最后直指“党天下”（如储安平《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发表于1957年6月2日人民日报第二版，大标题为“统战部召开的民主人士座谈会昨天继续举行 发言全部结束 先后座谈十一次 八十多人发言”）。（上面提到的五个人，便是中央钦点的“五大右派”。）5、6月之交是一个鸣放高潮，人民日报接续刊登各界人士的各类观点，并不加反驳，但此时的风向已经在悄悄转变了。6月6日，人民日报发文说：“帮助共产党整风，是为了巩固党的领导”，“有些人是在反对教条主义的旗帜下，反对马列主义”。（前者见于1957年6月6日人民日报第二版，大标题为“采取积极态度，从团结愿望出发帮助共产党整风 在政协湖南省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发言摘要”；后者见于第三版，大标题为“全国工商界座谈会继续举行”。）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文章指出“少数的右派分子正在向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领导权挑战，甚至公然叫嚣要共产党下台。他们企图乘此时机把共产党和工人阶级打翻……把中国人民重新放在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反动统治之下”。同日，毛泽东起草发给全党《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的指示》，郑重宣布：“这是一场大战（战场既在党内，又在党外），不打胜这一使，社会主义是建不成的，并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险。”至此，原本和风细雨的整风正式变为你死我活的斗争。（有一种观点认为反右是毛被“逼上梁山”，但这种说法经不住推敲。从5月4日毛发表《关于请党外人士帮助整风的指示》起一直到5月13日，各界人士都只是小鸣小放，最“出格”的言论也不过是批评中共有“打天下坐天下”的思想，以及民主党派与中共的地位差距太大（如严信民所说“民主党派同共产党...离事实上的真正平等还遥远得很”）。而后5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报导党外人士对党政各方面工作的批评的指示》，该指示中写道：“对党外人士的错误的批评，特别是对右倾分子的言论，不要反驳，必须原样地、不加粉饰地报导出来...”；5月15日，毛泽东写下了著名文章——《事情正在起变化》，说明之所以允许报纸刊登鸣放言论，“是为了让人民见识这些毒草、毒气，以便除掉它、灭掉它”；5月16日：毛起草《中央关于对待当前党外人士批评的指示》，要全党对批评“暂时（几个星期内）不要批驳，使右翼分子在人民面前暴露其反动面目”；5月20日：毛发出《关于加强对当前运动的领导的指示》，说“有些人的反动面目还没有暴露或这暴露的不够”，“党员仍以暂不发言为好”。值得注意的是，这几篇文章均未立即公开发表，仅在党内小范围传播，这一段时间内人民日报等媒体仍不加修饰的报道各种鸣放内容，并鼓励各界人士继续鸣放。5月19日，北大出现第一张鸣放大字报。而5月20日后，各类“猖狂的右派言论”开始出现：5月21日，章伯钧提出“政治设计院”的设想；5月22日，龙云发表“反苏谬论”，罗隆基提议设立“平反委员会”；5月23日，中国人民大学学生林希翎演说抨击中共实行封建社会主义；5月24日，清华大学贴出第一张大字报《要求开辟民主墙》；5月28日，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现第一张大字报《向北大同学学习》；6月1日，储安平抨击“党天下”。很明显，5月14日是一个转折点。如果14日前的内容就足以把毛“逼上梁山”，那只能说毛从一开始就没打算听取不同意见。如果认为毛是被5月20日后的言论激怒，那就更能坐实毛前面是在“引蛇出洞”。更何况毛1月27日的讲话中，已经带有了很明显的“引蛇出洞”的构思。）

  56年12月以来农民退社比例逐渐上升，5月发生仙居事件，6月14日公布了对广西饿死人事件的处理结果。两者都是农民对不合理制度的自发反抗，但在毛眼中被定性为富农闹退社复辟资本主义。因此农村展开了所谓“两条道路大辩论”，紧接着演变成全民整风。

  6月19日毛泽东在人民日报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相比2月份加入了一些自相矛盾的东西，指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仍是主要矛盾。这一论断推翻了八大的决议，意味着毛泽东开始主导党内思想。9月的八届三中全会上，反右运动干脆成了敌我矛盾的体现，划分阶级的依据由经济变为了思想。这是导致反右中一系列荒唐事件的直接原因。这种按思想划分阶级而后斗争的手段实在令人叹为观止。

  八届三中全会的另一件大事是推翻了56年的反冒进，周恩来等人被迫检讨。至此思想舆论基本转变，民众忙于内斗，民主党派被清洗的一干二净，党内另一派遭到打压，毛泽东在党政上扫清了所有障碍。而军队自1956年一直在进行反教条主义教育，只需要再添一把火，就足够让他们也自顾不暇。

[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逄先知、金冲及主编 (编). 《毛泽东传（第四卷）》 香港第一版. 香港: 中和出版. 2011.
[2]毛泽东于1957年2月27日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后来毛泽东根据原始记录加以整理，作了若干补充，1957年6月19日在《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3]赫鲁晓夫 《最后的遗言》 东方出版社 1988年版
[4]毛泽东于1957年青岛会议、1958年成都会议上的讲话中有所提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