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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未来人   在小组 江湖 发表文章

    一点说明,回2049管理员们

    关于:

    “管理员洗版…

    2049真是智障,走火入魔

    8964管理员是自顶其贴洗过版,查下可知,本人纯非在无中生有,是事实描述。

    “智障“也是8964管理员先用过,搞人身攻击。属防反。

    搞特权,行特权,算个啥?

  2. 未来人   在小组 江湖 发表文章

    @爱狗却养猫,“未来人”这号能恢复正常,还自由么?

    是见你当“救火队长”,才提了个“灭火器“,喷点“泡沫”的…

    要好心有好报。

  3. 未来人   在小组 2049BBS 发表文章

    山东官方回应合村并居争论:没大拆大建,纠正偏差不搞一刀切

    近期,山东正在实施的“合村并居”规划引发关注。

    6月17日上午,山东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针对山东“合村并居”工作,山东省自然资源厅党组书记、厅长李琥介绍说,“目前,农村社区建设还处在探索推进阶段,没有下指标派任务,没有大规模的大拆大建。比如,去年以来全省批复实施增减挂钩项目114个,涉及村庄268个。今年将在县域层面基本完成村庄布局工作,有条件、有需求的村庄实现村庄规划应编尽编。”

    山东计划在部分农村通过“搬迁撤并”来实现李琥提到的“农村社区建设”。“搬迁撤并”也被称作是“合村并居”,其形式主要是拆除原有村庄,选址规划建设楼房式社区。

    此前,武汉大学社会学院院长贺雪峰在一篇文章中就山东“合村并居”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中国并没有粮食紧张到非得将农民房子拆掉将宅基地复垦种粮食的地步。绝大多数农户都已经自发到城市买房了,农民城市化是必然趋势,但是指望靠合村并居来为农民提供良好基础设施,恰恰是花了大钱没办成事。”

    近日,贺雪峰在接受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采访时说,当前,无论是耕地,还是宅基地,都是农民心中的“宝”,现在去要农民手中仅有的资源是不合适的。随着城市化的不断推进,农村宅基地空心化必然会不断加剧,空心化到达很高程度后再进行合村并居也为时不晚。

    李琥在发布会上承诺,拆不拆、搬不搬、建不建,由农民群众说了算,村民同意率必须达到95%以上才能实施,不搞强迫命令“一刀切”,不能增加农民负担。

    山东省委农办主任、省农业农村厅厅长李希信也在会上说,“我们将对基层的创新创造进行认真总结,对工作中产生的偏差和问题及时纠正,坚决把维护农民利益放在第一位,坚持因地制宜,把好事办好。”

    行政村数量全国最多

    对于“合村并居”的原因,李琥和李希信均作了解释。

    李琥介绍说,山东农村数量多,规模小,布局散,密度高。全省行政村数量6.95万个,数量居全国第一,平均人口530人,在全国居倒数第二。随着山东县域经济的发展,农民的生产生活方式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农村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向城市聚集,导致农村空心村多、老人和留守儿童多,教育、医疗、养老等问题越来越突出,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的愿望越来越迫切。

    “空间布局分散,导致了配套农村地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的成本高,不经济,需要全域考虑,优化布局。”李琥认为。

    201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要求编制“多规合一”的实用性村庄规划。中央农办等5部门下发《关于统筹推进村庄规划工作的意见》,要求各省结合各级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工作,2019年年底完成村庄分类工作,2020年年底完成村庄布局,有条件、有需求的村庄实现村庄规划应编尽编。

    李琥透露,在充分调研基础上,山东计划完成县域村庄分类工作,努力实现农民生产生活条件的改善。大体按照四类来进行。一类是集聚提升类,主要是现有规模大的中心村;另一类是城郊融合类,主要是城市近郊区以及县城城关镇所在地村庄;第三类是特色保护类,主要是历史文化名村、传统村落、特色资源丰富的村庄;第四类是搬迁撤并类,主要是位于生存条件恶劣、生态环境脆弱、自然灾害频发等地区的村庄,因重大项目建设需要搬迁的村庄,以及人口流失特别严重的村庄。看不准的村庄,暂不做分类。

    “将位于生存条件恶劣、生态环境脆弱、自然灾害频发等地区的村庄,因重大项目建设需要搬迁的村庄,以及人口流失特别严重的村庄,确定为搬迁撤并类村庄,符合上级要求,也尊重了农民意愿。”李希信也在会上这样解释。

    李希信说,目前看,山东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医疗、教育、养老、环境卫生等公共服务历史欠账较多,客观制约着农村发展,影响农民生活质量的提高。要补上这些短板,除了加大财政投入外,在一些村庄“小、散、远”问题突出的地区,在坚持“规划先行、因地制宜、群众主体、依法依规、稳妥有序”的前提下,适当布局建设一部分农村社区是必要的。

    土地指标吃紧

    贺雪峰并不认为合村并居是解决空心村比例高、基础设施建设成本高等问题的有效方式。

    “农民群众致富的机会在城市,绝大多数农户都已经自发到城市买房了,农民城市化是必然趋势,指望靠合村并居来为农民提供良好基础设施,恰恰是花了大钱没办成事。”贺雪峰称,还有很多无法进城的农户需要留村务农,还有大量进城失败的农民将来需要返乡,村庄对农民生活的保底显然极为重要。

    在贺雪峰看来,破除农村很多问题最简单的办法是将现在的行政村改成自然村基础上的村民小组,多个村民小组集中为一个管理区,设置管理机构。改变体制,不拆农民房子,更不拆掉自然村。

    贺雪峰认为,现在推行合村并居的目的或是将拆农民房子所减少的农村建设用地变成可以交易的城市建设用地指标。

    山东省官方也曾透露建设用地计划指标的吃紧现状。

    5月12日,山东省自然资源厅一级巡视员王桂鹏在山东省政府新闻发布会上也曾透露相关信息。他说,从全国大的用地趋势看,今后一个时期,土地供需矛盾和环境承载力约束将进一步加剧,新增建设用地持续收紧的态势不会改变。

    王桂鹏透露,十三五期间,国家下达山东省新增建设用地计划指标逐年减少,2019与2016年相比,新增建设用地计划指标减少6.84万亩。从山东省实际情况看,有超过一半的地市建设用地总规模出现“倒挂”。

    李琥称,“目前,农村社区建设还处在探索推进阶段”,去年以来全省批复实施增减挂钩项目114个,涉及村庄268个。

    农民说了算

    在贺雪峰看来,合村并居除了对农民当前的生活有影响外,长远来看还让农村人的乡愁无处安放。

    63岁的孙女士是济南市济阳区曲堤镇一村村民,两个儿子都在济南中心城区安了家,也都有了子女。所以孙女士平时多数时间都是在两个儿子家照顾孙辈,这段时间听说老家可能要合村并居,但是孙女士对“上楼”生活并没有兴趣。

    “现在孙子孙女们都还小,需要我来照顾,等到他们长大了,我不会在他们家常住的,跟他们住在一起很不方便。”孙女士说,她跟年轻人的生活习惯有很大差别,在农村的物质条件虽然没有在城市里好,但是她在意的并不是物质条件,她在熟悉的农村院子里生活,平时种点菜就够自家吃,还有熟悉的街坊四邻,这些都让她感到比住在楼房里舒服。

    “农村人更看重‘落叶归根’,农村的老宅是他们最后的退路,也是舒适区,更是他们全部乡愁的寄托。”贺雪峰认为,合村并居可以实施,但是不能着急,最起码现在仍聚集大量人口的农村不适合搞“上楼”式合村并居,更不能在农村强制推行合村并居。

    对合村并居的推进方式,李琥和李希信都作出公开承诺。

    李琥说,山东农村社区建设要坚持尊重群众意愿。注重把维护农民权益放在首位,把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作为根本出发点,坚持村民主体地位,坚持群众自愿、因地制宜、量力而行、依法推动。特别是在拆迁补偿、安置区选址、安置住宅户型等关键环节,充分依靠群众,发动群众,相信群众,尊重民意,落实民意。

    “拆不拆、搬不搬、建不建,由农民群众说了算,村民同意率必须达到95%以上才能实施,不搞强迫命令‘一刀切’,不能增加农民负担。”李琥承诺。

    李希信也承诺,“下一步,我们将继续认真贯彻国家要求,对基层的创新创造进行认真总结,对工作中产生的偏差和问题及时纠正,坚决把维护农民利益放在第一位,坚持因地制宜,不搞一刀切,把好事办好。”

    如何推进

    山东济南、青岛、菏泽等市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了对合村并居工作的要求。

    其中,2020年青岛市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今年要)科学编制、稳步实施合村并居村庄规划;2020年济南市政府工作报告也提出,(今年要)科学稳妥推进合村并居,加快村庄规划编制;2020年菏泽市政府工作报告则明确称,“(今年要)稳妥有序推进合村并居,加快盘活农村土地资源,完成土地增减挂钩3万亩以上。”

    济南市济阳区官方发布的一篇消息还透露了济南市合村并居的时间表。

    济阳广播电视台官方微信公号消息,3月28日,全区“百村万亩”农村土地综合整治行动动员大会召开,区委书记吕灿华在会上透露,去年7月,山东省委、省政府出台文件,对“合村并居”推进模式、扶持政策等内容,通过制度形式进行了固化。今年,济南市也结合实际,通过务虚会、经济工作会、农村工作会,对“科学有序推进合村并居”进行系统部署,计划三年内完成全部村庄改造,提出2020年要撤并三分之一的行政村。

    其中,2020年济阳区将拆除村居111个,开工建设新型农村社区10个以上,完成土地整治10000亩以上,总体达到“百村万亩”的规模。吕灿华称,“开展农村土地综合整治,是省、市交给我们的硬任务,必须要坚决完成。”

    在尊重群众意愿的基础上,包括合村并居在内的农村社区建设应该如何推进?

    “今年将在县域层面基本完成村庄布局工作,有条件、有需求的村庄实现村庄规划应编尽编。今后社区建设等各类空间开发建设活动,必须依法依规开展,按照村庄规划实施,做到不规划不建设,不规划不投入。村庄规划的规划期是2020年至2035年。要立足未来十五年的发展目标,因地制宜,分步实施村庄规划,在严守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的前提下,统筹安排农村生产、生活、生态空间。”李琥解释说。

    另外,效果导向是农村社区建设必须要坚持的,李琥解释了应该从哪些方面看农村社区建设的效果。

    他说,通过建设新型农村社区,着力解决农村社区的生活居住、交通通讯、供水供电、就学就医、卫生改厕、垃圾处理等问题,改善农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条件,提高农村建设用地使用效率,优化配置城乡用地结构布局,耕地不能减少。复垦新增的耕地归村集体所有,连片流转用于发展蔬菜大棚、水果苗木基地等现代农业,将预留用地发展适合农村的农产品精深加工业、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生态旅游业,拓宽农民持续增收渠道,带动农业农村发展。

    李琥也承认,“在具体实施中,也存在个别项目论证不充分、政策宣讲不到位、工作作风不细致、方式方法简单等问题,这正是我们工作中要正视和解决的问题。”

    他表态说,下一步,要充分尊重和顺应农民群众意愿,适应农村生产力发展和生产关系的变化,从乡村振兴的角度统筹谋划农村建设,不断增强农民的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https://www.sohu.com/a/402432951_260616

  4. 未来人   在小组 2049BBS 发表文章

    “雪花飘飘,北风萧萧“华语音乐爆红欧美,老外疯狂传唱

    十分突然地,费玉清经典老歌《一剪梅》于6月15日出现在海外主流音乐平台Spotify 的 Viral 50 榜单,获得挪威第一、瑞典和芬兰第二的成绩,这项榜单算法的依据是歌曲的社交媒体热度,而非流媒成绩。 这并不是华人音乐在Spotify上的最好成绩——两年前吴亦凡的歌曲《Like That》进入过14个国家和地区的 Viral 50 周榜,甚至进入当周的全球 Viral 50 榜第36名。但这一最好成绩歌曲伴随着粉丝刷榜争议,另一重要音乐榜单 iTunes 选择直接将其移出榜单。 而反观费玉清,这位老牌歌手的粉丝以中老年群体为主,几乎不可能有粉丝打榜因素的干预——《一剪梅》在海外是真的火了。 早在6月8日,已经有海外媒体报道了《一剪梅》在 TikTok 上走红的现象,当时有近1万支短视频关联了该歌曲, TikTok 话题 #XueHuaPiao 观看量超过400万,到6月16日,关联《一剪梅》的 TikTok 视频已经超过2万支。

    同时毒眸(微信ID:youhaoxifilm)发现,《一剪梅》歌词“Xue Hua Piao Piao Bei Feng Xiao Xiao(雪花飘飘北风萧萧)”已经作为流行语被收录进了英文俚语辞典“城市辞典(Urban Dictionary)”并获得上千点赞,这是一款MAU超过1500万的在线辞典,用户以年轻的网上“冲浪”族群为主,与 TikTok 用户高度重合。 辞典解释道:当“雪花飘飘北风萧萧”在英文中使用时,意义是模棱两可的,可以意味着任何事情(ambiguous and can mean anything)。换言之,雪花飘了个寂寞。

  5. 未来人   在小组 2047 发表文章

    美国黑豹党为何热爱毛主席

    “毛主席说,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为反动派而死就比鸿毛还轻;为革命而死就比泰山还重。”黑豹党(Black Panther Party)创始人休伊·P·纽顿(Huey P. Newton)在他1973年的回忆录《革命自裁》(Revolutionary Suicide)开篇写道。纽顿希望自己能像巍巍泰山一般不朽,他还说,“我并不指望自己能活到我们的革命成功那一天。”

    毛是纽顿的偶像,他在50年前的1966年10月15日与他人一起创立了黑豹党,那一年毛在中国发起了文化大革命。这个充满争议的激进组织在鼎盛时期有成千上万的追随者,为革命和反革命而死者,皆不乏其人。有的在与警方的枪战中阵亡。有的死于派系斗争和内部的杀戮。有的死在狱中。1969年一次著名的警方突击行动中,14名芝加哥警察打死了两名年轻的黑豹党员,一个大陪审团后来发现,警方射出了76发子弹,对方的还击只有一枪。

    和毛不同的是,纽顿没能推翻他的政府。但是黑豹党也并非一事无成:他们在警察暴力面前保护了人民;呼吁改善黑人的教育、住房和工作机会;通过“儿童免费早餐项目”(Free Breakfast for Children Program)促使政府为全国儿童提供学校早餐。但也有一些不太光彩的事迹,他们强迫店铺老板“进贡”,滥用暴力,还有报道称他们和卖淫团伙有牵连。贯穿着这一切的,是作为黑豹哲学指路明灯的毛泽东思想,以及马尔科姆·X(Malcolm X)和切·格瓦拉(Che Guevara)等其他楷模。

    纽顿初次接触到毛的著作是在上世纪60年代初,那会儿他还在梅里特学院(Merritt College)读书(当时叫奥克兰城市学院)。“我[向社会主义]的转变是很彻底的,”他在阅读了四卷本《毛泽东选集》后写道。“毛和[革命哲学家弗朗茨·]法农(Frantz Fanon)、切·格瓦拉都清楚地看到,人民被剥夺了天赋的权利和尊严,而且这是在枪口的胁迫之下,并非在某种哲学或单纯的言语作用下发生的,”纽顿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他们被匪徒拦路抢劫和强暴了,对他们来说,赢得自由唯有以暴制暴。”

    纽顿和他的同班同学巴比·希尔(Bobby Seale)对他们在大学期间涉足的许多团体都心存不满:从马列社团进步劳工党(Progressive Labor Party),再到黑人团结组织非裔美国人协会(Afro-American Association)、注重民权的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NAACP),以及社会主义黑人民族主义团体“革命行动运动”(Revolutionary Action Movement)。他们觉得有必要去争取“街头的弟兄们”,也就是纽顿所说的没上过大学的穷人。他们拿起了枪;他们当起了“警察纠察”:只要看到警察在盘问某人,他们就会手持散弹枪在附近徘徊,时常大声朗读法律教科书,鼓动人们持枪反抗压迫。

    要扩大队伍就需要更多的枪。要枪就需要钱。他们的筹款手段就包括售卖恶名昭彰的《毛主席语录》,英语世界通常称之为“小红书”(Little Red Book)。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中国,这是一种随处可见的护身符。据希尔在1990年的纪录片《六〇年代的伯克利》(Berkeley in the Sixties)中所说,创立黑豹党几个月后,纽顿和希尔去了旧金山的中国书店,以每本20美分的价格买下约一百本《语录》,在伯克利校园以每本一美元的价格出售。他们用销售所得去进了更多的书,最终赚来的钱用来添置霰弹枪。

    枪是黑豹党的营销工具,但他们同时还致力于宣传教育,他们发行了一份报纸,分发纽顿写的《急救律师手册》(Pocket Lawyer of Legal First Aid),同时传播毛的教诲。西雅图分队长阿伦·迪克逊(Aaron Dixon)记得自己1968年在19岁的时候,甫一加入黑豹党就开始学习毛语录。在2012年出版的回忆录《我们站起来了:一名黑豹党队长的回忆录》(My People Are Rising: Memoir of a Black Panther Party Captain)中,他说自己飞到奥克兰,去希尔的住处找他,对方问道:“你有红书么?……给你一本。我们来学习毛的红书。我们的思想和革命原则就是从这里面来的。我们每天都学习。”还有一位名叫马蒂拉巴(Matilabah)的同志也来了,于是就开始了迪克逊入党后的第一次学习,“我们坐下来,马蒂拉巴开始朗读[红书]:‘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

    60年代末,为响应毛泽东“为人民服务”的号召,黑豹党人开始在贫困社区运作社会项目,包括免费诊所、救护车服务、法律咨询和探监接送班车。到1969年底,黑豹党人在全国19个城市每天向两万名儿童提供免费早餐。1972年,他们在奥克兰一座音乐厅里分发了一万袋免费食品,“每个袋子里都有一只鸡”。连FBI局长J·埃德加·胡佛(J. Edgar Hoover)都在1969年取缔该组织的命令中称之为“服务于人民的项目”,并指责这些活动给了黑豹党人一种“正面形象”,“在天真的民众中”唤起了“心照不宣的支持”。

    这些项目的确让黑豹党——以及毛泽东——更加受欢迎,尤其是在黑人社区。“在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的纽约哈莱姆,‘小红书’……似乎是人手一本的,”史学家罗宾·D·G·凯利(Robin D. G. Kelley)和贝西·埃舍(Betsy Esche)在1999年发表于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灵魂》(Souls)杂志的文章《黑色若毛:红色中国与黑人革命》(Black Like Mao: Red China and Black Revolution)里写道。有时候,“黑豹党的支持者会在街角买小红书,为党筹款。打扮成中国农民模样的年轻黑人激进分子走在街上也不奇怪——当然,卷曲的头发和太阳镜除外,”他们写道。

    两位作者认为,毛主义之所以能赢得黑人激进派的青睐,是因为它把马克思主义变得适用于有色人种了,否则马克思主义似乎更对白人新左派的胃口。很多黑人左派人士认为自己身处白人美国的一片第三世界殖民地中,许多黑人士兵在越南战争期间经历的种族隔离和歧视,加剧了他们的这种感受。“中国给黑人激进派带来了一个‘有色的’,或者说第三世界的马克思主义模式,让他们可以对白人和西方版本的阶级斗争构想发起挑战——这是一个他们根据自己的文化和政治现实进行塑造和重塑的模式,”凯利和埃舍写道。

    黑豹党信息部长艾尔德里奇·克利弗(Eldridge Cleaver)在1968年的一本小册子中就是这么说的。“随着1948年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马克思列宁主义被注入了某种新的东西,不再是一个狭隘的、仅限于欧洲的现象,”克利弗写道。“金日成同志和毛泽东同志将马列主义的经典原则运用到本国的境况中,从而将这一思想体系变成了对人民有用的东西。”黑豹党也从共产党那里取得了有益的东西,将其应用到黑人的斗争中,并抛弃了其他的内容。

    毛本人对非裔美国人的影响力也起到了作用。1959年,著名民权活动家、NAACP创始人之一W·E·B·杜波依斯(W. E. B. Du Bois)在北京度过了自己的91岁生日。“到中国、非洲来,四处看看,”杜波依斯在北京的一次广播演讲中说。“中国是有色的,我们知道,在这个现代世界里,有色的皮肤会带来什么。”在1963年8月的“向华盛顿进军”到来三周前,毛发表了一份声明说,“万恶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制度是随着奴役和贩卖黑人而兴盛起来的,它也必将随着黑色人种的彻底解放而告终。”1968年4月,针对小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的遇刺,毛再次强调了非裔美国人和全世界反“美帝国主义”和“垄断资产阶级”人民之间的联系。他宣告:“我代表中国人民,对美国黑人的正义斗争,表示坚决的支持。”

    1971年9月,纽顿与党员依莲·布朗(Elaine Brown)和罗伯特·贝(Robert Bay)前往中国大陆(途经加拿大、东京和香港)。他们和周恩来总理、毛的妻子江青见了面,在宏伟庄严的人民大会堂参加招待会,到全国各地的工厂、学校和公社参观。

    当然,黑豹党人看到的是一个经过精心安排的中国。这个国家正深处灾难性的文化大革命之中。在过去五年里,数百万人遭到人称“红卫兵”的准军事学生组织的批斗、虐待和残杀。中国陷入了瘫痪——正如毛引以为豪的那样,是“天下大乱”。这些是黑豹党人看不到的。“能亲眼看到一场革命这样全速突进,真是不可思议的经历。看到一个没有阶级的社会在运转令我此生难忘,”纽顿在回忆录中写道。 1971年之行并非布朗唯一一次访问中国。在1992年出版的回忆录《领略权力》(A Taste of Power)中,她描绘了1970年与克利弗去北京时所感受到的“中国人民的热情”: “老少随时都会发表充满感情的证言,赞美社会主义,就像浸礼会的信徒。似乎,有个句式总能听到: 要不是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我这辈子也不可能住在一座砖房里…… 要不是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我这辈子也吃不上肉和菜,我自己和我的孩子也不可能读上书,没有自来水、医院…… 他们断言,如果不是革命,他们不可能过上像样的生活。”

    曾经流亡阿尔及利亚的克利弗计划将黑豹党国际化,并变得越来越好战。在布朗和克利弗的中国行五个月后,纽顿和克利弗在一次录制电视节目的时候,因为政治上的分歧而发生争吵,纽顿将克利弗开除出黑豹党。他认为黑豹党应该“淡化枪,强调社会项目,扩大人民的视野”,布朗在回忆录中引用纽顿的话说道。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受毛的启发。 “我们必须让同志们明白……本质上讲,有了枪并不一定就是革命。法西斯也有枪。枪的使用合理与否,要看背后的动机,”布朗引述纽顿说。“当然,毛说过,‘不要枪杆子必须拿起枪杆子。’我们相信这一点。但是我们必须强调,我们的想法是放弃枪杆子。”

    黑豹党在1973年再次出现意外转变,开始进入正统政治领域。希尔参加了奥克兰市长竞选,布朗则竞选市议会。(两人都落选了)布朗在回忆录中说,他们是受到了中国加入联合国的启发,这个消息让当时美国的强硬左派很是失望。对此布朗在回忆录中做出了回应,“中国前不久加入联合国,这既没有背离中国推翻美帝国主义的目标,也没有否定革命的原则。这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一种策略。”同样,黑豹党人称他们进入主流政治也是革命之举。

    和毛的革命一样,黑豹党人也深受派系斗争、分裂和许多错误决策的拖累。他们留下了毁誉参半的名声:克利弗在1971年被开除导致几乎整个纽约分队及其他许多人退党,并且在纽顿和克利弗的支持者之间引发冲突,最终导致四人死亡。纽顿染上了可卡因毒瘾,性情越来越反复无常,甚至在1974年一次用药后把希尔也开除出党。同年,纽顿被控谋杀,逃往古巴待了三年。1969年,胡佛宣布黑豹党是对美国“国内安全的最大威胁”。此后几年里,FBI臭名昭著的“反情报行动”(COINTELPRO)对左翼团体展开抹黑,通过炮制不实报道,伪造党员间的通信,诱使他们卷入漫长的官司,成功地丑化了黑豹党的形象。

    到70年代末,大多数黑豹党人已经退党或被开除,80年代中期,这个党已经彻底消失。然而,许多前黑豹党员仍然致力于政治行动主义。布朗在2008年参加了绿党总统候选人的竞逐,迪克逊在2006年以华盛顿州绿党身份参加联邦参议员竞选。克利弗摒弃了自己的革命历史,成为一名共和党人:他多次参加加州地方政治竞选,直到1998年去世。(三次竞选皆以失败告终。)

    在毛时代的许多骇人事实大白于天下后,很难想像今天的改革派年轻人会以中国共产党为榜样。试想一下,“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运动的活动人士引用起习近平主席的话,该是怎样的情景。

    毛于1976年去世,到了70年代末,外界开始了解到文革的可怕。一心想要死得“重如泰山”的纽顿最终没能如愿:他在1989年8月一次因毒品而起的冲突中被枪杀。

    然而,故事完全可能有不一样的结局。纽顿在回忆录中提到,在1971年访华期间,北京方面说可以向他提供政治庇护。他因为1967年一桩弑警案入狱,缴纳保释金后出狱,回国后还要第三次出庭受审。“但是,”他写道,“我对他们说我必须回去,我的斗争在美利坚合众国。”

    https://cn.nytimes.com/china

  6. 未来人   在小组 2049BBS 发表文章

    没有了毛主席,连怎么反抗都不会了?

    美国黑人乔治·弗洛伊德遭遇警察暴力执法,被跪压脖子7分钟后死亡的事件,在明尼苏达州引发了民众的怒火。

    包括大批白人在内的美国民众,举起了“停止杀害黑人!”“起诉警察!”“这是场革命,民权运动之后到现在什么都没有改变。黑人的生命也很重要”等内容的标语牌走上街头,举行大规模抗议活动。

    美国警方动用催泪弹、爆震弹和橡皮子弹,对抗议民众进行了无差别镇压;而本月早些时候,那些在特朗普煽动下冲进州议会大厦,抗议禁令、要求复工的保守派白人却没有“享受”到这个待遇。

    面对警察的无理镇压,少数愤怒的抗议者冲开商店大门,抢劫超市、焚毁大楼。

    这给了特朗普政府进一步镇压的理由,特朗普在推特上表示,如事态不能平息,他将派遣国民警卫队前往。此外,特朗普还称自己已与明尼苏达州州长沟通,并表态“美军会一直待命”、“有人抢劫,(军方)就会开枪”。

    而国内媒体也无一例外使用“骚乱”、“暴徒”来形容美国的抗议者。胡编也幸灾乐祸地表示,“明尼苏达州抗议者终于‘香港化’”。

    尽管此次明尼苏达州民众反抗美国资产阶级B政的正义性是不容否定的,但正如以往40年、包括占领华尔街在内的历次抗议活动一样,明尼苏达州民众的抗议方式并不是没有问题的。

    首先,少数极端抗议者将矛头对向商店及普通民众,愤怒的情绪可以理解,但方向明显是错误的。杀害弗洛伊德的美国警察,要冲击也该首先冲击美国警察局,美国民众可以依法持枪,为何这么多年过去了却没有出现美国人民持枪推F美国B政的局面呢?这就是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的“高明”之处,他们利用舆论机器欺骗、误导美国民众,一面让他们不知道真正的敌人在哪里,一面转移斗争大方向,瓦解民众的反抗。

    当然,少数极端抗议者代替不了抗议民众的主流,但足以供资产阶级媒体污名化抗议活动。这种现象在世界各地反复发生,例如,法国去年的大罢工也出现了打砸抢烧的极端行为,实际上这些极端行为根本不是泛左翼的罢工组织者干的,只是极端右翼分子混入了罢工群体。而此次明尼苏达州抗议活动中的骚乱分子也被爆出有警察卧底参与:

    近40年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抗议活动此起彼伏,但历次抗议活动产生的火种并没有得以保存、延续、成长、壮大,绝大多数的抗议活动连最基本的组织和纲领都没有。资产阶级允许民众抗议,以显示自己的“民主”,但历次抗议却没有真正形成有组织、有效率的反抗,席卷整个世界的新自由主义大潮畅通无阻,削减福利、削减工作岗位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常态。

    对比这些年美国民众反抗无组织、无效率,我们不得不回顾一下真正改善过美国工人阶级和黑人群体社会状况的六、七十年代的民权运动。

    这场运动中,比较有名的就是黑豹党。黑豹党是一个美国黑人社团,1966年由修伊·牛顿和西尔在加利福尼亚的奥克兰创建,是美国有史以来第一个为少数民族和工人阶级解放战斗的组织之一。

    黑豹党的多位重要领导人都非常崇拜毛主席,他们更是人手一本毛主席语录,而且不少人都加入美国共产党。这其中就包括一位女哲学博士——安吉拉·戴维斯。

    戴维斯在大学后期念的是哲学,她研究了马克思列宁和毛主席的著作,并参加了美国共产党。

    戴维斯说:“我参加共产党是因为我相信在目前的社会制度下黑人几个世纪以来的苦难是不能解除的。资本主义建立在巨大的经济机器归一小撮私人所有的制度之上。国家的财富掌握在不到500家的大公司手中,如;通用汽车公司、福特汽车公司、通用电气公司、美国钢铁公司、美孚石油公司、美洲银行、大通曼哈顿银行。但它们的财富是哪里来的呢?他们的财富是由千千万万劳动人民创造的剩余价值构成的。……对黑人而言,此种剥削特别显著,特别厉害。黑人总是做最低下和工资最低的工作。资本家故意在白人工人间煽动种族主义以便他们可以更顺利地剥削黑人。”

    当然,黑豹党的这种革命先进性和自觉性并非先天具备的。1966年中国的革命风暴席卷了全世界,毛主义深刻地影响了一切全世界一切进步人群。

    实际上,早在1959年,毛主席就接见了美黑人民权运动先驱杜波依斯;1963年,毛主席发表《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斗争的声明》,呼吁“全世界白色、黑色、黄色、棕色等各色人种中的工人、农民、革命的知识分子、开明的资产阶级分子和其他开明人士联合起来,反对美国帝国主义的种族歧视,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毛主席指出,“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在美国压迫黑人的,只是白色人种中的反动统治集团。他们绝不能代表白色人种中占绝大多数的工人、农民、革命的知识分子和其他开明人士。……在全世界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的支持下,美国黑人的正义斗争是一定要胜利的。万恶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制度是随着奴役和贩卖黑人而兴盛起来的,它也必将随着黑色人种的彻底解放而告终。”

    毛泽东思想以及毛主席的声明为60年代美国民众的进步运动提供了指路明灯。美国学生将贫民窟、商店、军队和反战运动中的许多人逐渐争取到工人阶级政治一边来,其中就包括黑豹党。

    黑豹党的斗争不仅仅局限于争取黑人权力,他们十分注重发动包括白人在内的美国各个族裔的底层工人阶级。正如黑豹党曾经也是被美国左翼学生和知识分子争取到马列毛主义阵营中来的一样。

    通过学习毛主席的著作,黑豹党认为要彻底改变世界,必须透过对民众的长期组织和动员,他们试着从大众组织和社区节目规划来造就革命性的社会主义,在黑人社区提供穷人小孩免费早餐、给予社区民众政治教育,希望一点一滴地改变人民想法,并赋予他们力量。

    黑豹党的这种斗争方式的确是卓有成效的,它迫使美国政府在70年代不断改善黑人和普通工人阶级的境况,但同时也成为美国资产阶级政府镇压的主要对象。

    加州的一些黑豹党党员,开着汽车从旧金山的中国书店里一捆捆地买二十美分一本的毛主席语录;然后,在伯克莱的加州大学校园里,流水一样卖给激进的学生,每本一美元。用典型的资本主义的方式,迅速赚取利润。然后,用这个利润,他们买枪——遵循毛主席的教导“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引起了美国政府的极大恐慌。

    1969年,安吉拉·戴维斯曾受聘于加州大学,任哲学助理教授,校方并不知道戴维斯的共产党员身份。时任加州加州里根秘密调查了戴维斯,“揭露”了她的身份,然后要求消校方解雇戴维斯。1970年,戴维斯以提供枪支罪被捕,并被关进了监狱。

    黑豹党的骨干分子陆续被清理,手段不止于处理戴维斯的方式,更加卑劣的手段,则是像1965年动用种族主义分子暗杀黑人运动领袖马尔科姆·艾克斯,对骨干分子肉体消灭。

    到80年代初,一方面因为民权运动客观上已经大大改善了黑人和底层工人阶级的状况,美国底层民众的革命动力已大大减低;另一方面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退潮,特别是东方的非毛化大大触动了西方的进步知识分子群体,颠覆了之前的认知,很多人背叛了当初的理想……种种状况导致黑豹党这样的民权运动组织无以为继,有组织、有纲领的反资本主义运动逐渐销声匿迹。

    1986年,早已当上美国总统的里根签署法令,规定每年一月份的第三个星期一为美国的马丁·路德·金全国纪念日。自此,美国统治阶级将主张“非暴力”的马丁·路德·金树立为一尊偶像,将民权运动引入无害化的“笼子”,同时又彰显自己在消除种族歧视方面的“丰功伟绩”。而诸如马尔科姆·艾克斯、安吉拉·戴维斯的事迹却被从公开媒体中抹除。

    与之同时,就像当初西欧的资产阶级培养工人贵族一样,一批黑人贵族被培养出来,典型的如黑人总统奥巴马、非裔NBA巨星。1995年的辛普森杀妻案让美国媒体赚足了眼球,当法庭宣布辛普森无罪时,电视画面非常戏剧性的捕捉了两种极端的反应。黑人世界立刻爆发出一个狂欢的场面,认为正义终于得到伸张,一个黑种弟兄幸运地免除了一场牢狱之灾。相反的,白种人却好像遭受了电击一样,在电视机前呆住了。美国的统治阶级成功地将国内阶级矛盾引向了种族矛盾,让底层黑人和白人相互搏杀。这个变化为今天美国右翼民粹主义的崛起奠定了基础。

    没有正确的理论作指导,没有明确的纲领,没有广泛的群众发动和组织,抗议运动也就成了“没有社会主义的反资本主义运动”,没有了毛主席,美国人民似乎连怎么反抗都不会了。

  7. 未来人   在小组 2049BBS 发表文章

    冠状病毒之后的世界——在极权主义监督和公民赋权之间进行选择

    作者:尤瓦尔·赫拉利

    这次疫情风暴终将过去。但是我们此刻所做的选择可能会改变未来很多年的生活。人类正面临一场全球性危机。

    这可能是我们这一代人面临的最大一次危机。未来几周内政府和人民作出的决定将有可能塑造世界未来很多年的面貌——不仅仅是医疗体系,同样包括经济、政治和文化。我们的行动必须迅速和坚决。我们也必须考虑我们行动带来的长期效果。在不同选项间做出选择时,我们应该不仅应该问一问自己,如何战胜当下的威胁;还要问一问自己,风暴散去以后,我们将会生活在一个怎样的世界里。是的,这次的风暴将会过去,人类将会生存下来,我们中的大多数都会活着——但是我们将会活在一个不同的世界里。

    许多短期的应急措施将会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这就是应急措施的本质。它们将会加速历史的进程。在正常时期作出此种决策可能会花费数年时间,但在紧急状况下作出这种决策只要几个小时。一些不成熟甚至危险的技术会在压力下被采用,因为什么都不做的风险会更大。整个国家都像小白鼠一样成为大规模社会实验的对象。如果所有人都在家工作,并且在交流时保持距离会怎么样?如果所有的中小学校和大学都改为线上教学会怎么样?在正常时期,政府、商业机构以及教育委员会不可能同意进行这样的实验。但是现在不是正常时期。

    在这次的危机中,我们面临着两个尤其重要的选择。第一是在极权主义监督和公民赋权之间进行选择。第二是在国家孤立和全球团结之间进行选择。

    深入骨肉的监控

    为了阻断传染病,全体人民要共同遵守一定的行为准则。有两种方式实现这一目标。一种方式是政府监视人民,并惩罚那些违规者。如今,在科技的加持下,人类历史上头一回实现了对所有人进行不间断地监视。50年前,克格勃还没有办法一天24小时不间断地监视2.4亿苏联公民,也不能有效处理收集的所有信息。克格勃要依靠人类特工和分析师,不可能跟踪每一个公民。但是如今政府依靠的是无处不在的传感器和强大的计算机算法,而不再是血肉之躯的间谍。

    在与新冠肺炎疫情的斗争中,一些政府已经采用了这些新式监控工具。首屈一指的就是中国。通过密切监控人们的智能手机,利用密布街头的人脸识别摄像头,以及强制人们测量并报告体温和健康状况,中国当局不仅可以快速找出疑似冠状病毒携带者,还可以追踪他们的行踪,并找出所有的密切接触者。许多手机应用程序可以提醒市民他们附近哪里有被感染的病人。

    这些技术不仅在东亚被采用。最近,以色列总理本杰明·内塔尼亚胡授权,以色列安全部门可以利用监控技术追踪感染冠状病毒的病人,而在平时,这一技术是用于对付恐怖分子。在国会下属的有关委员会拒绝同意这一举措后,内塔尼亚胡以政府“紧急状态令”强行推行了这一做法。

    你可能认为这些早就不是什么新鲜事了。最近几年政府和企业使用了更复杂的技术来追踪、监控和操纵群众。但是如果我们不小心谨慎地应对,这次疫情可能就会成为人类监控史上的一个重要的分水岭。不仅因为那些到目前为止拒绝采用大量监控设施的国家,从此将监控常态化,更严重的是,它还将预示着一个巨大的转变:监控将“从皮肤之外”,而“深入皮肤之下”。

    到目前为止,当你的手指接触智能手机屏幕并点击一个链接网站时,政府想要知道的是你的手指到底在点击什么。但是随着冠状病毒的来袭,关注点发生了改变。如今政府想要知道的是你的手指的温度是多少,以及你的血压是多少。

    http://m.chinaelections.org/wap/article.aspx?id=254205

  8. 未来人   在小组 2049BBS 发表文章

    评论:明尼亚波利斯不是香港

    中国官媒利用美国国内的抗议浪潮,抨击美国虚伪。德国之声记者Rodion Ebbighausen指出,美中两国之间的重要区别不能因此遭抹煞。

    (德国之声中文网)不用说,来自美国和香港的画面类似:成千上万人上街、催泪瓦斯四溅、橡皮子弹横飞、燃烧的街垒照彻深夜、警察用膝盖将示威者压在地上。

    美国总统特朗普使用了北京针对香港使用的说法:示威者是"暴徒"。他称,若有人抢劫,可以开枪。他甚至威胁州长们不惜动用军队,而动用军队于内政可能是非法行为。--北京亦曾多次威胁对香港示威者动武。

    正中北京下怀

    此情此景让中国宣传机器候个正着,恰可指责美国虚伪、以两种标准行事。毕竟,美国政府曾赞同在香港发生的抗议运动,现在则谴责本国发生的"同样的"抗议浪潮。

    5月30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将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生前所说的最后一句话放在了推特上"I can't breathe!"(我不能呼吸了!)她引用的是对香港当局颇有微词的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奥塔格斯(Morgan Ortegus)。

    非裔美国人弗洛伊德之死是美国国内目前抗议浪潮的导火索。

    作为中共喉舌的英文版《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在推特上将美国的抗议运动同香港的抗议运动相提并论。他表示,骚乱的理由各有不同,但有强烈的共同点:它们都蔑视法律,破坏秩序、非建设性。他称,在香港的暴力合法,在美国的暴力不合法,这种思维方式不能让人接受。

    中国宣传机器不仅指责美国搞双重道德,而且还自我表扬道,北京和华盛顿不同,毕竟没有干涉美国内政,也没有为抗议运动火上浇油。

    分权制和新闻自由

    不论北京如何试图抹煞区别,但看到这种区别却是决定性的:与弗洛伊德之死事件有染的4名警官均遭开除,其中一人已被起诉,对另外3人也已启动司法调查。也就说,在美国,行政当局的行为必须接受原则上独立的司法的检验。香港的情况则全然不同。那里的警方在长达数月时间里对示威者过度施暴。示威运动不依不挠,要求展开独立调查,但北京坚不允许。

    与香港不同,在美国,对抗议运动的各种报道铺天盖地,视示威者们为左翼煽动者的观点和确信示威者们是在抗议种族主义、争取平等的看法同样存在。这都是因为媒体自由的结果。在中国大陆媒体也报道了香港的抗议运动,但只从一种整齐划一的视角出发:香港的示威者们是受国外操控的恐怖分子。

    画面一样,但区别在于:在美国,存在着一个独立的媒体和一个活跃的公民社会。在中国,社会裂隙呈平面状:占统治地位的阶层是共产党延长的手臂,而这个党压制了民众中的大多数;在美国,是一种分化,垂直贯穿整个社会。在美国,人们致力于捍卫受到损害的民主制;与之相对,中国(当局)则只认专制下的强制和平。

    https://www.dw.com/zh/%E8%AF%84%E8%AE%BA%E6%98%8E%E5%B0%BC%E4%BA%9A%E6%B3%A2%E5%88%A9%E6%96%AF%E4%B8%8D%E6%98%AF%E9%A6%99%E6%B8%AF/

  9. 未来人   在小组 2049BBS 发表文章

    德国之声记者在美遭袭

    (德国之声中文网)德国联邦外长马斯周二在柏林表示:"就德国之声记者的遭遇我们将联系美国驻德使馆,了解事件发生的更详细情况。"他强调说,新闻工作者必须能在自身安全不会受到威胁的情况下,独立报道、追踪报道。他说,民主法治国家必须对保护新闻自由拿出"最高标准",让新闻工作者们在工作的时候获得有效的保护。

    在美国明尼阿波利斯市进行报道的德国之声记者 Stefan Simons在工作时已经两次遭到警方阻碍。上周日,全副武装的美国警察靠近Stefan Simons,迫使他立刻终止报道。双方在短暂沟通之后, Stefan Simons决定带领报道团队离开报道现场。

    周六夜间, Stefan Simons的团队在街头准备做现场报道:"就在现场报道前5分钟,我们听到有什么东西从耳边飞过的声响。这是一声枪响。"在德国之声记者团队拍摄的画面中隐约可以看到,不远处一个警察在一声枪响后,把手中的一个长条形物品垂了下去,看起来像是刚刚射击完的布袋枪。

  10. 未来人   在小组 2049BBS 发表文章

    我从未想过,亚裔在2020年会面对这样的种族主义

    2月初,我看到一个无凭无据的猜测,说一种病毒正在肆虐一个叫做武汉的遥远城市,这是由于中国人爱吃一种叫穿山甲的动物,它是一种奇特的长着鳞甲的哺乳动物,样子像食蚁兽,但比起有笨拙的管状鼻子的食蚁兽,它更可爱。大约那个时候,在一次晚宴上,当一个朋友打趣说“穿山甲能怎么吃呢?难道鳞片蘸黄油,像吃洋蓟那样?”我笑了起来。第二天当我把同一个笑话发在Twitter上时,我认识的一位作家回答说:“是医疗用途。”他只是在陈述事实,但我突然意识到,我的行为可能是在传播关于中国人的刻板印象。我删除了那条推,并提醒自己:只有在亚裔人群中间才能开亚裔的玩笑。 当病毒传播到韩国时,我变得担忧起来。我在首尔有家人,其中许多是年长的阿姨和叔叔,他们面临的风险最大。 “他们很好,”我母亲说。“反正他们也从来不出门。” 订阅“简报”和“每日精选”新闻电邮 请输入电子邮件地址 同意接收纽约时报中文网的产品和服务推广邮件 查看往期电邮 隐私权声明 我责骂她,告诉她不能这么不当回事。但是如果我这么担忧,为什么不打电话问候他们一下呢?我确实在Instagram上关注了一个住在首尔的表亲。每隔几天,她会发布自制插花的照片。从首尔疫情顶峰到最终的下降,她一直顽固地坚持发Instagram,除了精心布置的芬芳白玫瑰、粉红牡丹和穗边郁金香花束外,看不到别的。 当我最终给她打电话时,她告诉我,她是从一家仍然营业的批发商那里买的花。她步行10分钟到这个商店,每一两周买一次花,戴着空气过滤口罩,而后喷洒消毒剂并在阳光下晒干。每天早晨,她收到有关检测阳性人员去过的地点的短信,并避免去那些地方。她说,她担心我。她听说了在欧洲和美国有戴着口罩的亚洲人被骚扰。“在韩国,”她告诉我,“如果你在公共场合不戴口罩,我们会用异样的眼光看你。我们会认为你很自私。” 3月13日,那是一个周五,晚上7点的曼哈顿华埠宰也街异常空旷,弯曲的街道上没有游客,霓虹闪烁的餐厅空空荡荡,里面只有望眼欲穿的服务员的影子。我和我女儿,还有我丈夫和朋友都在这一带,因为我们想帮衬华人的生意。走入茶馆的店面,我看到一个年轻的女服务员反复在每张桌子上喷洒消毒剂。她擦拭着桌子,好像在向路人证明这个店已经消过毒,可以随时接待客人。 那天我过得恍恍惚惚。那周,我的巡回售书和课程都取消了。一下多出这么多时间,我一直泡在网上,吸收着让人恐慌的资讯,周遭变得陌生起来。从我关注的新闻源中,我开始注意到针对亚洲人的事件出现了令人不安的增加,一开始大多发生在国外:在伦敦,一名来自新加坡的年轻人遭到一群青少年的袭击,他们对他拳打脚踢,还大喊着跟新冠病毒有关的话;在意大利,一家银行拒绝向一名中国女子提供服务。然后是在得克萨斯州,一名男子持刀对一家缅甸裔美国人行凶,伤者包括两个年幼的孩子,联邦调查局称这是仇恨犯罪。 3月13日,疾控中心尚未建议民众佩戴口罩。不光是在华埠,整座城市的马路上,戴口罩的基本上都是来自亚洲的移民,他们可能知道戴口罩更安全,因为你可能并没有症状。但从仇外者的角度看,口罩意味着外国人是传播疾病的祸患。口罩让他们的脸失去了个性,加深了亚洲人面貌“模糊”的刻板印象,甚至模糊了他们的年龄和性别,同时也暗示戴口罩的亚洲人不能言语,所以在受到侵犯的时候,就无法反驳。我很替那些马路上遇到的华人移民担心。我很想把他们拉到一边,告诉他们不戴口罩更安全,因为这个保护他们——以及他人——的护具,只会让他们变得更容易受到攻击。 我开始为有关种族主义事件的推文和新闻报道添加书签。比如: 一名亚裔女子用胳膊肘按电梯按钮。电梯里的一名男子问:“呃,冠状病毒?”她说,“没有,但要做好准备。”在他下电梯时,他说,“不要把那个眯眼病毒带到这里来。” 一名亚裔女子走进公园,一群妈妈大声告诉自己的孩子要离她远远的。 一名戴着口罩的亚裔中年女子在散步,一名女子大声要她离远点。 一名男子冲着一名等地铁的亚裔男子吐口水。 一名男子向一名去健身房的亚裔女子吐口水。 咖啡馆里,一名女子拒绝咖啡师递上的咖啡,因为她认为对方是中国人。当她身后的亚裔男子告诉她这个要求有多荒唐时,她咆哮道:“你是中国人吗?”他回击道,“我不是,你那个丑不啦叽的山寨手袋是。” 我从未想过“Chink”这个词会在2020年卷土重来。照理说,它应该像我在旧货店里看到的那些阴险的中国小人盐瓶一样被淘汰了。它仍然在互联网底食者群体中盛行,但我从20多岁起就再也没有听过有人用这个词针对我。然而,现在每当我读到有关反亚裔事件的报道时,总会见到这个词,也会从朋友们那里听说它被使用。我无法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即美国人如此公开地、以如此不加掩饰的仇恨向我们抛出这样的诽谤。在过去,我习惯将反亚裔的种族主义大事化小,因为我很早就被灌输,针对亚裔的种族主义并不存在。每当我对种族问题提出质疑,他们都会告诉我这不是种族问题。每当我提到一个反亚裔事件时,总会有一个白人插话说,这是在转移人们对更重要问题的注意力(而且总是有更重要的问题)。我一直习惯性地认为,我作为二等公民的受压迫程度很低,因此不值一提,尽管我认识的每一个亚裔美国人都曾有过因种族身份而遭弱化、物化、羞辱、被付低薪、被解雇或降职的经历。 今年3月,在特朗普总统称新冠病毒是“中国病毒”之后,亚太政策与规划委员会(Asian Pacific Policy and Planning Council)表示,它参与维护的一个网站一周内就报告了650多起针对亚裔美国人的歧视事件。即使在看到这个数字之后,我仍然怀疑亚裔歧视是否会被认真对待。在Twitter上,小说家R·O·权(R.O. Kwon)在谈论歧视事件激增时,一位姻亲满腹狐疑地问道,“真有这种事吗?”歧视报告数必须增加到每周1000宗才够吗?2000?到底有多少,才足以让憎恨被人们看见? 冠状病毒疫情以来出现的亚裔歧视并不是我所熟悉的那种。不是那种将我们视为隐形人或高效赛博人的类型。种族主义从未消失,而是在适应新形势,而古老的毒株又从美国历史的黑暗地窖中重新崛起。最近的种族主义抬头带着19世纪晚期排外主义的恶臭。1882年,政府通过了一项联邦法律,禁止华工进入美国,因为他们担心华工会抢走白人的工作。他们被描绘成一个“堕落的”种族,一种会玷污美国白人道德的传染病。如果黑人和美洲原住民是被系统地奴役、杀害和剥夺财产,那么中国人则是被完全排除在美国之外,这一移民禁令实质上是一种全球种族隔离。留在城市里的中国移民被隔离在肮脏的宿舍里。学者琼·B·特劳纳(Joan B. Trauner)写道,旧金山的华埠发出“令人作呕的臭气”,令白人退避三舍,卫生官员指责这块聚集地传播各种流行病。一位医生当时说:“中国人是白种人仇恨的焦点,他们要为所有的不幸负责。一场灾难性的地震,可能也要算在他们头上。” 反华运动的范围很广,也波及到人口密度较低的地区。在那些地方,中国移民不敢离开自己的家,因为他们会遭到攻击甚至是枪击。1885年,在如今华盛顿州的塔科马市,白人放火烧掉华人的商铺,恐吓华人社区。仇外情绪在一场骚乱中达到顶峰,一群白人暴徒将300名中国移民赶出自己的家园。“用棍棒和手枪,”历史学家贝斯·洛-威廉姆斯(Beth Lew-Williams)写道。 “我不敢出门不是因为感染了冠状病毒,而是不想成为仇恨犯罪的受害者,”我的亚裔朋友们半开玩笑地说。不管我们的祖籍是泰国、缅甸还是菲律宾。种族主义不分青红皂白、地毯式轰炸的各个团体之间只有一点相似之处。我们不是携带冠状病毒。我们就是冠状病毒本身。

  11. 未来人   在小组 2049BBS 发表文章

    读者来函:端点星的自我放逐之旅

    作者丨萝卜丝

    按:通过这篇读者来稿,纪念2020年的五四青年节,还有刚刚过去的世界新闻自由日。今年新闻自由日主题为“无私无畏的新闻”,愿我们能珍视每个时代里面,那些无私无畏的年轻人。

    “在审判中,谢顿说出他的预言,语惊四座。他计划领导众多学者编辑一本包含全人类知识的《银河百科全书》,以此减缓帝国殒落的后遗症。委员会得知他的计划并非颠覆帝国的阴谋诡计后,将哈里·谢顿的团队连同他的计划放逐到银河系的边缘端点星。”

    这段描述来自于阿西莫夫的著名科幻小说《基地》。端点即是终点,端点星位在银河系的最边缘。因此缘故,从这颗星球上仰望宇宙,你几乎看不见单一颗恒星,只有巨大银河的透镜。

    而在互联网的宇宙中,也有一个名为端点星的网站,它也位于互联网的某种边陲位置。至少,你在中国境内无法直接访问。尽管这颗端点星上没有编纂《银河百科全书》的学术团队,但它也进行着一项类似的工作——为那些被删除的网络文章做备份。前者抢救知识,后者抢救思考。

    从2018年4月到2020年4月,两年的时间,端点星网站上备份了614篇文章。这些文章涵盖了“北大岳昕事件”、“高岩之死”、“高校性骚扰案”、“景云里7号”、“华为251”等一度热议,后被压制消音的议题。当然,新冠肺炎疫情中的诸多报道与讨论也不可少。谁隐瞒了疫情?谁的哨音被掐灭?谁的眼泪与怒火无处安放?在这里,你几乎看不见大国抗疫的正能量感动,而是一个充满着异议、究责、反省的思辨宇宙。

    4月19日,北京有三位年轻人失踪了,陈玫、蔡伟与小唐。从那时起,半个月来端点星网站没有发布新的文章。但我相信,这只是暂时的。端点星的自我放逐之旅还将继续下去。 ……

    去中心,一场自我放逐之旅 对于谢顿的端点星来说,放逐是种惩罚,远离银河帝国的中心,失去优渥的资源与安全的保障。而对于端点星网站来说,这更像是一种自我放逐,主动游离于主流互联网社交平台之外,在源代码平台GitHub上自我复制、繁殖。

    2000年左右,关于互联网的想象是更加扁平的、均匀的。那时候,我们以为互联网由无数的网站所组成,每个人、社群、公司、机构拥有自己的网站,储存自己的资料,发布自己的内容。彼此间平等地、点对点地互相传送内容,然后再生产新的内容。恰如夏日夜空中的繁星,闪烁地散布着,引人陶醉却并不耀眼。

    然而,互联网很快就变了。社交媒体、论坛、影片分享网站开始涌现,无力架设私有网站的个人开始汇聚到这些大平台上发布内容,并且更直接地互相交流。少数星球开始膨胀,扩增,吞并了周围的行星,变成一颗颗巨大耀眼的恒星。这就是现在的状况,我们将资料集中于少数几个中心平台,也在这里与朋友沟通、分享。百度、微信、微博、知乎、QQ、豆瓣,这几个大平台代表了差不多全部的中文互联网空间。

    https://chinadigitaltimes.net/

  12. 未来人   在小组 2049BBS 发表文章

    你有人类历史上最高的道德吗?

    1920年列宁在《青年团的任务》中首次提出”共产主义道德”一词,并对它的特征和社会作用作了论述,指出:"为巩固和完成共产主义事业而斗争,这就是共产主义道德的基础”,它“是为人类社会上升到更高的水平,为人类社会摆脱对劳动的剥削服务的”(《列宁全集》第39卷第301、306页。

    在阶级社会中,剥削阶级道德无不具有虚伪性和欺骗性,大多是理论与实践相割裂,言论与行动相脱离。以唯物史观为基础的共产主义道德的原则和规范,是一种自觉的、内在的要求,是人类历史上一种最高尚的道德。它最基本的特征是理论与实践相统一,言论与行动相一致。因此,共产主义道德是与任何虚伪和欺骗都是不相容的。

    共产主义道德是人类历史上最高的道德类型。与一切剥削阶级道德和其他阶级道德有本质区别。

    没有人类历史上最高的道德——共产主义道德,你是进不了共产主义天堂的。

    做一个高尚有人类历史上最高道德的人。

  13. 未来人   在小组 2049BBS 发表文章

    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与汤恩比的“二十一世纪将是中国人的世纪”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前,人們普遍相信西方的物質文明將會繼續發展、欣欣向榮,樂觀向上與線性進步的觀念已經深入到每個人的頭腦中。這個時候,卻有一個人出來唱反調,寫了一本名為《西方的沒落》(The Decline of the West)的書,向人們美好的夢想提出了冷峻的質疑。雖然這本書的名字並不討好,但書中的內容,被一戰後在西方國家普遍出現的物質匱乏和精神衰落的現象所證實。因此,這本書及其作者很快進入了公眾的視線範圍,這亦使得此書的作者由一位寂寂無聞的中學數學教師,變成蜚聲社會學界的巨人。

    《西方的沒落》為作者帶來了無數讚譽,但同時亦惹來了不少批評。著名的德國哲學家恩斯特・卡西勒(Ernst Cassirer)便認為此書為「世所未見」,斥此書為「歷史的占卜術」和「惡的預言書」,甚至是後來納粹德國興起的「哲學先聲」。《西方的沒落》的作者,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尾聲德意志帝國和奧匈帝國行將崩潰之時,為西方文化吟唱輓歌的人,名為奧斯瓦爾德・斯賓格勒(Oswald Spengler)。

    https://www.hk01.com/%E5%93%B2%E5%AD%B8/94349/%E6%96%AF%E8%B3%93%E6%A0%BC%E5%8B%92-%E8%A5%BF%E6%96%B9%E7%9A%84%E6%B2%92%E8%90%BD-05-29

  14. 未来人   在小组 2049BBS 发表文章

    你赞同吗?“我们已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我们叫自己中华民国台湾”

    “我们不需要宣告自己是一个独立国家,”今年63岁的蔡英文在BBC专访中表示。这也是她连任后首次接受媒体专访。

    “我们已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我们叫自己中华民国台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