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说，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为反动派而死就比鸿毛还轻；为革命而死就比泰山还重。”黑豹党(Black Panther Party)创始人休伊·P·纽顿(Huey P. Newton)在他1973年的回忆录《革命自裁》(Revolutionary Suicide)开篇写道。纽顿希望自己能像巍巍泰山一般不朽，他还说，“我并不指望自己能活到我们的革命成功那一天。”
毛是纽顿的偶像，他在50年前的1966年10月15日与他人一起创立了黑豹党，那一年毛在中国发起了文化大革命。这个充满争议的激进组织在鼎盛时期有成千上万的追随者，为革命和反革命而死者，皆不乏其人。有的在与警方的枪战中阵亡。有的死于派系斗争和内部的杀戮。有的死在狱中。1969年一次著名的警方突击行动中，14名芝加哥警察打死了两名年轻的黑豹党员，一个大陪审团后来发现，警方射出了76发子弹，对方的还击只有一枪。
和毛不同的是，纽顿没能推翻他的政府。但是黑豹党也并非一事无成：他们在警察暴力面前保护了人民；呼吁改善黑人的教育、住房和工作机会；通过“儿童免费早餐项目”(Free Breakfast for Children Program)促使政府为全国儿童提供学校早餐。但也有一些不太光彩的事迹，他们强迫店铺老板“进贡”，滥用暴力，还有报道称他们和卖淫团伙有牵连。贯穿着这一切的，是作为黑豹哲学指路明灯的毛泽东思想，以及马尔科姆·X(Malcolm X)和切·格瓦拉(Che Guevara)等其他楷模。
纽顿初次接触到毛的著作是在上世纪60年代初，那会儿他还在梅里特学院(Merritt College)读书（当时叫奥克兰城市学院）。“我[向社会主义]的转变是很彻底的，”他在阅读了四卷本《毛泽东选集》后写道。“毛和[革命哲学家弗朗茨·]法农(Frantz Fanon)、切·格瓦拉都清楚地看到，人民被剥夺了天赋的权利和尊严，而且这是在枪口的胁迫之下，并非在某种哲学或单纯的言语作用下发生的，”纽顿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他们被匪徒拦路抢劫和强暴了，对他们来说，赢得自由唯有以暴制暴。”
纽顿和他的同班同学巴比·希尔(Bobby Seale)对他们在大学期间涉足的许多团体都心存不满：从马列社团进步劳工党(Progressive Labor Party)，再到黑人团结组织非裔美国人协会(Afro-American Association)、注重民权的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NAACP)，以及社会主义黑人民族主义团体“革命行动运动”(Revolutionary Action Movement)。他们觉得有必要去争取“街头的弟兄们”，也就是纽顿所说的没上过大学的穷人。他们拿起了枪；他们当起了“警察纠察”：只要看到警察在盘问某人，他们就会手持散弹枪在附近徘徊，时常大声朗读法律教科书，鼓动人们持枪反抗压迫。
要扩大队伍就需要更多的枪。要枪就需要钱。他们的筹款手段就包括售卖恶名昭彰的《毛主席语录》，英语世界通常称之为“小红书”(Little Red Book)。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中国，这是一种随处可见的护身符。据希尔在1990年的纪录片《六〇年代的伯克利》(Berkeley in the Sixties)中所说，创立黑豹党几个月后，纽顿和希尔去了旧金山的中国书店，以每本20美分的价格买下约一百本《语录》，在伯克利校园以每本一美元的价格出售。他们用销售所得去进了更多的书，最终赚来的钱用来添置霰弹枪。
枪是黑豹党的营销工具，但他们同时还致力于宣传教育，他们发行了一份报纸，分发纽顿写的《急救律师手册》(Pocket Lawyer of Legal First Aid)，同时传播毛的教诲。西雅图分队长阿伦·迪克逊(Aaron Dixon)记得自己1968年在19岁的时候，甫一加入黑豹党就开始学习毛语录。在2012年出版的回忆录《我们站起来了：一名黑豹党队长的回忆录》(My People Are Rising: Memoir of a Black Panther Party Captain)中，他说自己飞到奥克兰，去希尔的住处找他，对方问道：“你有红书么？……给你一本。我们来学习毛的红书。我们的思想和革命原则就是从这里面来的。我们每天都学习。”还有一位名叫马蒂拉巴(Matilabah)的同志也来了，于是就开始了迪克逊入党后的第一次学习，“我们坐下来，马蒂拉巴开始朗读[红书]：‘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
60年代末，为响应毛泽东“为人民服务”的号召，黑豹党人开始在贫困社区运作社会项目，包括免费诊所、救护车服务、法律咨询和探监接送班车。到1969年底，黑豹党人在全国19个城市每天向两万名儿童提供免费早餐。1972年，他们在奥克兰一座音乐厅里分发了一万袋免费食品，“每个袋子里都有一只鸡”。连FBI局长J·埃德加·胡佛(J. Edgar Hoover)都在1969年取缔该组织的命令中称之为“服务于人民的项目”，并指责这些活动给了黑豹党人一种“正面形象”，“在天真的民众中”唤起了“心照不宣的支持”。
这些项目的确让黑豹党——以及毛泽东——更加受欢迎，尤其是在黑人社区。“在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的纽约哈莱姆，‘小红书’……似乎是人手一本的，”史学家罗宾·D·G·凯利(Robin D. G. Kelley)和贝西·埃舍(Betsy Esche)在1999年发表于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灵魂》(Souls)杂志的文章《黑色若毛：红色中国与黑人革命》(Black Like Mao: Red China and Black Revolution)里写道。有时候，“黑豹党的支持者会在街角买小红书，为党筹款。打扮成中国农民模样的年轻黑人激进分子走在街上也不奇怪——当然，卷曲的头发和太阳镜除外，”他们写道。
两位作者认为，毛主义之所以能赢得黑人激进派的青睐，是因为它把马克思主义变得适用于有色人种了，否则马克思主义似乎更对白人新左派的胃口。很多黑人左派人士认为自己身处白人美国的一片第三世界殖民地中，许多黑人士兵在越南战争期间经历的种族隔离和歧视，加剧了他们的这种感受。“中国给黑人激进派带来了一个‘有色的’，或者说第三世界的马克思主义模式，让他们可以对白人和西方版本的阶级斗争构想发起挑战——这是一个他们根据自己的文化和政治现实进行塑造和重塑的模式，”凯利和埃舍写道。
黑豹党信息部长艾尔德里奇·克利弗(Eldridge Cleaver)在1968年的一本小册子中就是这么说的。“随着1948年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马克思列宁主义被注入了某种新的东西，不再是一个狭隘的、仅限于欧洲的现象，”克利弗写道。“金日成同志和毛泽东同志将马列主义的经典原则运用到本国的境况中，从而将这一思想体系变成了对人民有用的东西。”黑豹党也从共产党那里取得了有益的东西，将其应用到黑人的斗争中，并抛弃了其他的内容。
毛本人对非裔美国人的影响力也起到了作用。1959年，著名民权活动家、NAACP创始人之一W·E·B·杜波依斯(W. E. B. Du Bois)在北京度过了自己的91岁生日。“到中国、非洲来，四处看看，”杜波依斯在北京的一次广播演讲中说。“中国是有色的，我们知道，在这个现代世界里，有色的皮肤会带来什么。”在1963年8月的“向华盛顿进军”到来三周前，毛发表了一份声明说，“万恶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制度是随着奴役和贩卖黑人而兴盛起来的，它也必将随着黑色人种的彻底解放而告终。”1968年4月，针对小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的遇刺，毛再次强调了非裔美国人和全世界反“美帝国主义”和“垄断资产阶级”人民之间的联系。他宣告：“我代表中国人民，对美国黑人的正义斗争，表示坚决的支持。”
1971年9月，纽顿与党员依莲·布朗(Elaine Brown)和罗伯特·贝(Robert Bay)前往中国大陆（途经加拿大、东京和香港）。他们和周恩来总理、毛的妻子江青见了面，在宏伟庄严的人民大会堂参加招待会，到全国各地的工厂、学校和公社参观。
当然，黑豹党人看到的是一个经过精心安排的中国。这个国家正深处灾难性的文化大革命之中。在过去五年里，数百万人遭到人称“红卫兵”的准军事学生组织的批斗、虐待和残杀。中国陷入了瘫痪——正如毛引以为豪的那样，是“天下大乱”。这些是黑豹党人看不到的。“能亲眼看到一场革命这样全速突进，真是不可思议的经历。看到一个没有阶级的社会在运转令我此生难忘，”纽顿在回忆录中写道。 1971年之行并非布朗唯一一次访问中国。在1992年出版的回忆录《领略权力》(A Taste of Power)中，她描绘了1970年与克利弗去北京时所感受到的“中国人民的热情”： “老少随时都会发表充满感情的证言，赞美社会主义，就像浸礼会的信徒。似乎，有个句式总能听到： 要不是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我这辈子也不可能住在一座砖房里…… 要不是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我这辈子也吃不上肉和菜，我自己和我的孩子也不可能读上书，没有自来水、医院…… 他们断言，如果不是革命，他们不可能过上像样的生活。”
曾经流亡阿尔及利亚的克利弗计划将黑豹党国际化，并变得越来越好战。在布朗和克利弗的中国行五个月后，纽顿和克利弗在一次录制电视节目的时候，因为政治上的分歧而发生争吵，纽顿将克利弗开除出黑豹党。他认为黑豹党应该“淡化枪，强调社会项目，扩大人民的视野”，布朗在回忆录中引用纽顿的话说道。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受毛的启发。 “我们必须让同志们明白……本质上讲，有了枪并不一定就是革命。法西斯也有枪。枪的使用合理与否，要看背后的动机，”布朗引述纽顿说。“当然，毛说过，‘不要枪杆子必须拿起枪杆子。’我们相信这一点。但是我们必须强调，我们的想法是放弃枪杆子。”
黑豹党在1973年再次出现意外转变，开始进入正统政治领域。希尔参加了奥克兰市长竞选，布朗则竞选市议会。（两人都落选了）布朗在回忆录中说，他们是受到了中国加入联合国的启发，这个消息让当时美国的强硬左派很是失望。对此布朗在回忆录中做出了回应，“中国前不久加入联合国，这既没有背离中国推翻美帝国主义的目标，也没有否定革命的原则。这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一种策略。”同样，黑豹党人称他们进入主流政治也是革命之举。
和毛的革命一样，黑豹党人也深受派系斗争、分裂和许多错误决策的拖累。他们留下了毁誉参半的名声：克利弗在1971年被开除导致几乎整个纽约分队及其他许多人退党，并且在纽顿和克利弗的支持者之间引发冲突，最终导致四人死亡。纽顿染上了可卡因毒瘾，性情越来越反复无常，甚至在1974年一次用药后把希尔也开除出党。同年，纽顿被控谋杀，逃往古巴待了三年。1969年，胡佛宣布黑豹党是对美国“国内安全的最大威胁”。此后几年里，FBI臭名昭著的“反情报行动”(COINTELPRO)对左翼团体展开抹黑，通过炮制不实报道，伪造党员间的通信，诱使他们卷入漫长的官司，成功地丑化了黑豹党的形象。
到70年代末，大多数黑豹党人已经退党或被开除，80年代中期，这个党已经彻底消失。然而，许多前黑豹党员仍然致力于政治行动主义。布朗在2008年参加了绿党总统候选人的竞逐，迪克逊在2006年以华盛顿州绿党身份参加联邦参议员竞选。克利弗摒弃了自己的革命历史，成为一名共和党人：他多次参加加州地方政治竞选，直到1998年去世。（三次竞选皆以失败告终。）
在毛时代的许多骇人事实大白于天下后，很难想像今天的改革派年轻人会以中国共产党为榜样。试想一下，“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运动的活动人士引用起习近平主席的话，该是怎样的情景。
毛于1976年去世，到了70年代末，外界开始了解到文革的可怕。一心想要死得“重如泰山”的纽顿最终没能如愿：他在1989年8月一次因毒品而起的冲突中被枪杀。
然而，故事完全可能有不一样的结局。纽顿在回忆录中提到，在1971年访华期间，北京方面说可以向他提供政治庇护。他因为1967年一桩弑警案入狱，缴纳保释金后出狱，回国后还要第三次出庭受审。“但是，”他写道，“我对他们说我必须回去，我的斗争在美利坚合众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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