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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媒发表具有批判或认错意味的文章仍只是为习政权减压，民众哪怕质疑中共专制都仍然不被容许

马加烈　中国劳工论坛

2020年开年以来，中国群众就持续饱受新冠肺炎疫情之苦。不仅出行受限，日常生活所需物资在多个省市也陷入短缺，群众不满因此与日俱增。在疫情最初的关键周，中共试图对此隐瞒，为此处罚眼科医生李文亮等疫情吹哨人，给他们扣上“造谣者”的帽子。而随着疫情扩大到掩盖不住，为了平息民怨、转移群众视线，除了撤换几名地方官员外，中共政权也试图在社交媒体将舆论导向对自身有利的方向。

中共国信办颁布“网路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在三月生效，封锁大量公众号，企图镇压网路的言论“革命”。强大的网警系统也无法审查所有讯息。《东营网》“网警郭琪琪：睡4小时，刷微信20小时”的报导不但没有收到宣传效用，反而引起网路一片反感的声音。抗疫至今已有17名警员死亡，其中包括时任泰安市公安局的网警李弦。据媒体报道，李弦倒在办公桌旁，双手仍在键盘上，而电脑屏幕上显示着未完成的最后一份工作日志。

1月22日，《环球时报》发表社论，批评武汉政府反应迟钝，提及一些地方政府优先考量“避免形成社会恐慌”，因而防疫措施不充分。疫情发酵到武汉封城后，最高人民法院在官方微博发表文章称，听信李文亮等人发布的“谣言”对防控可能是好事。李文亮去世后，官媒也纷纷表示哀悼、致以敬意并诉求全面调查事件。防疫中的简单粗暴做法导致多起冲突后，多家官媒转载公安部消息，发表社论反对地方防疫人员的暴力行为。

亦有报导或社论呼吁拒吃野味、谴责囤积口罩、责成地方官员不得瞒报疫情，但这些文章无一例外将问题推给地方政府或个体民众，而从不质疑中央政府。即使在中共不得不作出微小让步的情况下，于新浪微博的“我要言论自由”标签与效法香港反威权运动的“五大诉求”仍旧被删。官媒发表具有批判或认错意味的文章仍只是为习政权减压，民众哪怕质疑中共专制都仍然不被容许。

胡萝卜加大棒

2月7日至16日，公民记者陈秋实与方斌因披露武汉疫情而分别被“强制医学隔离”与“被消失”，法学家许章润批评习政权而被软禁，社会活动人士许志永和李翘楚亦因发表直指中共专制的言论被捕。结合自己的宣传机器以及对异议的打压，我们可以说中共再度向世人展现了“胡萝卜加大棒”的手法，重演了2008年四川地震和毒奶粉事件后发生的情况。在这两个事件中，中共惩处数名下级官员，并囚禁试图揭露真相的异议者。

传递“正能量”同样不可少。2月初习近平发表“加强舆论引导工作”讲话后，正面报导逐渐占多数。火神山医院兴建后，《新华网》声称其诠释了“中国速度”。18日，中共中央政法委下达文件，要求各地充分利用微博、微信、抖音等新媒体平台，加大“激发社会正能量”的宣传工作。自此，歌颂中央政府、强化爱国主义的宣传源源不断。习政权为了保证经济成长而欺骗群众，争取各地尽快复工，也可能说明中共高层内部斗争因疫情变得更为剧烈。

有关新冠病毒的各种阴谋论与假新闻一个接一个冒起。中共政权一直利用社交媒体带风向，声称病毒源于野生动物、人类感染新冠病毒始于有人食用野生动物，但是病毒从武汉P4病毒研究所流出的说法一直在网路流传，并且无法确定真实性。《南华早报》报导，中国科学院的一个研究小组指出该病毒并非起源于武汉华南海鲜市场，而是“从其他地方传入”。新冠病毒为人工合成等传闻也在中文社群造成一定影响。阴谋论与假新闻几乎无助于群众了解真相、抗击疫情，反而使政权更有理由升级对媒体报导与网路言论的管制，但它们的存在也反映出对资讯不透明的中国政府的极度不信任。

如果没有群众自下而上的压力，中共控制的媒体报导的真相、发布的批判文章会比现在很有限的数量还要少得多。社会主义者认为唯有工人群众亲自终结中共独裁统治，并将大众媒体收归公有、透过民主机制管理，媒体才能真正帮助公众发声、了解真相，社会舆论也不再轻易被操纵。这一诉求需要连结到终结亿万富翁和资本家对经济的统治，因为他们对利润的追逐与人民的需求严重相抵触——中国政府如此，对疫情应对不善、掩盖并低估疫情威胁的全球各地“民主”资本主义政府亦如是。

对工人阶级而言，令官僚、资本家和小市民惊惧的疫情正是他们一直在经历的日常生活

Razin　中国劳工论坛

自第一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以来，在各个省市之间交通封锁、基础设施停摆、地方和中央政府一片混乱之下，中国的工人阶级们艰难维持着城市最基本的运转，在最前线同包括病毒在内的一切丑恶作斗争，也承受着最为沉重的伤害。

无私的抗疫支援

和中共独裁政权想尽办法封锁消息抓捕所谓“造谣者”、地方政府排斥外地人并向民众鼓动地域歧视、而在防治工作上束手无策相比，中国工人阶级则是无私地全力支持疫区人民。在上海美迪康医用材料公司的口罩厂，来自各行各业的志愿者自发地组织起来生产口罩支援湖北疫区，工人们平均每日工作12个小时，一晚生产的口罩超过三万，无偿向疫区输送。在“快手”上来自全国各地的劳动者们发布的视频里，从农民到流水线工人和卡车司机，无私的劳动者们用最朴素的情感向武汉和各个疫情严重的地区表示支持，无偿捐赠和运送水果、蔬菜等食物和防护服等医疗物资。

在火神山和雷神山的医院工地，弱电，焊工，暖通，装饰工等不同工种的来自全国各地的工人，每天工作12小时两班倒，却有很多被欠薪，“不知道给多少工钱，不给钱就当是志愿者了。”中国的工人阶级是朴素而无私的自发而无私地团结起来。而中共独裁政权的宣传则企图将工人阶级的血汗成果骑劫为民族主义宣传，在火神山和雷神山医院建造直播上塑造拜物教式的偶像宣传，鼓动人给叉车、吊车、挖掘机等机器打榜，展示忽视其背后日夜辛劳的千万工人们。中共独裁政权永远不要妄想可以借此转移视线，避免工人阶级和他们的劳动付出匹配的待遇。

恶劣的卫生条件

中国的工人阶级为同疫情作斗争作出了巨大的牺牲，而他们无私奉献之时自己的生活环境和卫生条件则是恶劣至极，这恰恰是病毒迅速传播的重要原因之一。按中国志愿者的调查报告，作为中国最发达城市之一的广州，仅有1/3的环卫工人口罩完全由单位派发，不但数量严重不足，而且规格也不符合防疫要求，近70%的环卫工人每天只能用不到一个口罩，近10%的环卫工没有佩戴口罩上班，同时防护手套、消毒液等其它防疫设备也严重短缺，许多工友表示对此闻所未闻，这毫无疑问使得长期户外作业的环卫工人曝露于一个极易感染的环境之中。

由于各类商店在疫情下纷纷关门，奔波于一线的快递员、外卖员们运送医疗物资、餐饭和商品的负担变得更重，也提高了他们染病的风险。但绝大多数快递员上岗前没有经过任何防疫培训，公司发放的口罩防疫不达标，没有手套、护目镜，甚至只给快递员每天一个一次性的防尘口罩。中国最主要的快递公司“四通一达”（申通、圆通、中通、百世汇通、韵达）多为承包制。一些承包站点的老板不但拒绝为快递员提供防护，甚至任意克扣工资，韵达快递的深圳龙华某站点还出现了开出“负工资条”的情况。

2月8日，有网友在微博上反映全家被村干部拖往湖北天门锐风服装厂隔离的信息，除了中共官僚的粗暴和草菅人命外，服装厂的状况则另一面反映了中国工人究竟工作、生活在一种怎样的卫生状态：“……脏乱差，床板发霉，空气中弥漫着一股臭味，没有消毒和打扫过…”

对中国工人阶级而言，目前的肺炎只是他们所要面对的死亡威胁的其中一环。中国每年非正常死亡人数超过320万：其中自杀死亡者高达28.7万，约二十万人死于药物不良反应，约5,000人死于尘肺病，13万人死于结核病，每年因装修污染引起的死亡人数已达11.1万人，每年工伤事故死亡约13万多人……这场瘟疫放大了这些统计数据下工人阶级一直在面对的极度恶劣和卫生环境和生存状态。对工人阶级而言，令官僚、资本家和小市民惊惧的疫情正是他们一直在经历的日常生活。

持续的阶级斗争

即使面对如此大敌，中共官僚和资产阶级仍然“恪守”著剥削者的本色，盘剥劳动者。中共官僚恐于经济停滞对自身统治秩序的冲击，默许部分资本家违反早已如废纸一般的劳动法，提前复工、强迫加班，甚至变本加厉地从工人身上搾取油水。

农历新年尹始，华为就要求各员工按时2月3日返岗，甚至要求湖北疫区员工提前返回工作地自我隔离，在家办公，根本不考虑病毒扩散风险。1月28日，由于疫情期间没有顾客而出租车司机仍然要向公司上交承包费，出租车司机们集体罢工，在客运站门口聚集示威，据一名司机向媒体反映，太原市已有出租车充电站都暂停营业、停止充电（太原市出租车全部都是新能源电动汽车），希望能够同时为包车司机减免包车费用、停运车辆，不希望为挣回包车的租赁费出车上路，增添得病隐患。

阶级斗争从来不会因为出现了某种“劳资一致的敌人”而停止，在有限的条件下工人阶级仍然能够联合起来，并没有因为中共渲染的“特殊时期”而放弃为自身权利的斗争。只要工人阶级组织起来斗争，中共独裁政权妄图借机进一步扩大资产阶级专政的阴谋一定不会得逞。

工人阶级是抗击疫情的主体，也将是推翻中共独裁政权最主要的力量。武汉有着辉煌的工人阶级革命史，早在满清王朝统治时期的1895年3月，汉阳铁政局工人就为反对翻译曾海鞭打工人而爆发罢工，是中国最早的工人运动之一。1923年2月7日，京汉铁路工人为反抗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二七大罢工，使京汉铁路瘫痪，如今武汉市中心的二七广场上仍然矗立著纪念这场大罢工的27米高的纪念碑，俯视著这座英雄的工人阶级上百年来持续斗争过的城市。

中国的工人阶级绝不甘心为中共独裁政权做牛做马，在这场瘟疫中工人阶级的无私、联合与斗争完全令中共无颜，中共独裁政权除了镇压和封锁之外似乎一切政权职能都丧失得一干二净，曾经吹捧著引以为傲的群众动员和基层治理也只不过是个笑话而已。

社会主义革命

社会主义者向抗疫中的工人阶级致敬！我们要求工人组织独立民主工会权利，反对强迫复工，要求政府提供充足抗疫。我们反对无薪假和裁员，要求在家工作的和弹性上班时间的权利。我们要求给予工人（尤其是医护人员）充足的防护装备，需要建立全面公共的防疫用品生产线，由工人民主监督，大量增产口罩、手套和消毒液等防疫用品，同时禁止任何抗疫用品的囤积和炒卖。由于中共禁止工人组织独立工会，工人阶级的斗争在最初阶段已经要挑战独裁政权。

只有建立真正由工人阶级民主控制和管理的公有制计划经济，才能克服这类事件中的层层瞒报和官僚主义。只有社会主义革命才能保卫工人阶级的生命健康权，才能防止此类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扩大成人为的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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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团结中国大陆的工人阶级共同抗争，打倒中共专政与财团统治

彼得红 国际社会主义前进

一月十九日，国际社会主义前进举办“支持香港抗争者庇护权”的游行，有近百人参加。前几日陆委会被媒体问到此次游行时依然避重就轻、不敢触怒中共独裁，丝毫没有看到民进党政府有意愿“捍卫民主权利”与“庇护香港抗争者”的决心。号称“捍卫民主”的蔡总统尽管以高票连任，但在其连任感言中丝毫不提及香港抗争。

游行队伍打出“立刻修法！给予香港抗争政治庇护权”、“捍卫民主权利，不靠亲资民进党”、“中港台两国三地群众团结斗争”、“支持香港工人组工会、总罢工”等口号。近百人参与此游行，有许多在台香港人与流亡者参与，在出发前，一位带有右翼种族歧视立场的男子捣乱：“香港人滚回去！”但随即被现场“中港台群众团结斗争！”“支持香港抗争者庇护权！”此起彼落的口号声响反击赶走。

不是庇护，就是送死

在游行中，国际社会主义前进访问游行中的一位T先生，他的女友是香港反威权运动中的抗争者。T先生的女友一个月前来台湾，并告诉T先生在游行中被警察拍摄到，回去极有可能会被捕。刚回港入境时，他与女友还有最后一次联系，但至今已失联“被消失”一个月。国际社会主义前进郭家玮上台说到：“蔡政府没有给予流亡到台的两百多名香港抗争者政治庇护权。这两百多名香港抗争者将可能会被迫回港，并且面临通缉与入狱的代价。我们支持香港工人成立工会，准备下一场真正的罢工，来挑战魁儡港府与中共财团专政，因为工人阶级是运作这个社会的主人。”

国际社会主义前进的女性工人成员怡君上台发言：“我们看到中共独裁与香港黑警对香港抗争者的各种残害、镇压、谋杀、性侵、秘密关押、滥权拘捕与控罪，我们可以见死不救吗？绝对不行！因为这样将等于是纵容中共独裁迫害香港抗争者。”

香港社民连的前立法会议员梁国雄也为通过录音为游行打气，他表示：“我们都是在中共一党专政威胁下的。在香港的年青人过去几个月奋勇的反抗。现在香港的警察每天都在用酷刑对付示威者，台湾人民四十年前也是受国民党的军警镇压。四十年过去，当年在台湾过去发生的事今天就在香港发生。希望大家都会支持香港来到台湾寻求庇护的政治犯，全世界受压迫的人民团结起来！”

而ISF在香港的姊妹组织社会主义行动亦通过电话发言：“香港的革命不能孤立在一个城市，因为中共害怕如果向示威者让步，会造成链锁效应，令革命之火烧遍整个中国。所以我们更要团结中国大陆的工人阶级共同抗争，打倒中共专政与财团统治！”国际社会主义前进的成员仲方和梓豪都批判资本主义的反民主本质。仲方说：“『没钱、没房、没民主』，就是一国两制对香港的最佳写照。然而，中国共产党的一党专政与国家资本主义模式，透过高压的手段持剥削底层民众。我们看到工人阶级集体创造的财富遭到香港24个亲共家族的剽窃与占有，香港境内不断拉大的贫富差距，中共为维持政治经济上的垄断权，持续用蛮横的手段修理任何异议者。”

团结斗争！

黄梓豪则说：“许多说给与香港抗争者政治庇护权会带来中共的间谍，根本是推拖搪塞的借口！中共最佳代理人，就是台湾的财团，政府为了赚钱而打开大门，欢迎中共操控台湾的经济和政治。我们坚决反对中共代理人，但这绝不能依靠民进党，要靠群众团结斗争！

最后，游行队伍停在立法院门口，我们进行贴连侬墙的仪式，有人写上“别让香港抗争者孤单”、“支持香港抗争者庇护权”，然而号称“捍卫民主权利”的蔡英文政府，却架了拒马与派出无数警察将近百名群众拒之门外！

可见，所谓“保卫民主”的虚伪，这只不过是民进党的选举口号！

现在不能等待蔡英文的“德政”，任何真正支持民主权利的团体和人民都要立即向蓝绿白三党及中共独裁政权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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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建基于富人税、财团税的全民退保才能真正确保所有人可以有体面、有尊严的退休生活，可以不用穷苦终老

黄梓豪 国际社会主义前进

依照最新劳保精算报告显示，劳保年金即将在2026年破产，这也将成为蔡英文政府未来反劳工政策的重点之一。

依据精算报告，2017年劳保年金正式出现收支逆差，并且连续两年短绌 200 多亿，同时报告也指出劳保年金财务在 2026 年预估破产期将会背负 1300 多亿的负债。依照蔡英文政府过去于 2018 年推出的劳工保险条例修正草案，该草案研拟的正是多缴少领延后退的做法—— 此举毫无疑问将会使台湾劳工退休保障更为捉襟见着，而政府现行每年拨补 200 亿予劳保基金的做法，也不能改变劳保走向破产的事实。而现有的劳保改恶方案中，其成效也仅能使劳保年金破产年限延后两年。

保险制没保障

劳保年金为保险制及随收随付制所构成，依照劳工薪资高低来确定保费，意味着薪资较高者退休后可领取较高退休金，而更加需要充裕退休保障的低薪基层劳工，在此制度中，却更加缺乏老年生活保障。“保险制”只会让工人阶级在缺乏退休保障下及被迫依赖金融公司贩售的私人保险，使金融产业能借此大赚基层人民的血汗钱，并用这些钱投入房市股市炒作。而无力负担私人保险的穷苦人呢 —— 在此体制下只能自求多福。

而随收随付制依赖的是稳定的薪资与人口成长才可能有收支平衡，但如今台湾的高龄人口占比已达 14%，在亚洲国家中仅次于日本、与南韩相当。同时台湾的实质薪资所得倒退整整 16 年，以上种种，都是随收随付制难以维持的因素。根据最新投保数据，台湾仍有高达四分之一的劳工仅以最低薪资投保劳保，揭露了劳保年金入不敷出的重要原因之一。可以清楚洞见——长期的低薪过劳、生活水平恶化与之衍生的少子化——愈加露骨的资本剥削正是劳保年金破产的元凶。

在既定的劳保年金改恶方案中，政府计划将费率逐年调高至 12%（可预期，12% 仅是阶段性目标，未来也将逐步调升），并且将年金给付公式中的平均投保薪资计算从“平均最高 60 个月”扩大成“平均最高 180 个月”，这意味着劳工得负担更多保费但却变相的少获得 18.54% 的劳保年金（据工运人士估计）。目前台湾劳工平均领取到的劳保年金仅有 16179 元，改制后更降低至 13179 元，让劳工的退休保障陷入在更加恶化的处境。而台湾资方也不断想借机趁火打劫，将未来劳保保费的负担，更多的转嫁在工人阶级身上——早在去年中旬，多个资方团体又再次开砲表示，劳保保费负担比应从现行七：二：一（资方：劳工：政府）调整为六：二：二。

根据劳动部于 2019 年的执法调查显示 ——单是在 2018 年就有高达 3.7 万家企业资方（12.1 万名雇员）对员工劳保迳行高薪低报，借此节省资方保费开支。而真实的状况必定更为严重不堪，在绝大多数的台湾中小企业中、少有资方能够遵循法例、依法投保。

不论民进党政府是否将在未来大力推行劳保年金改恶，又或是双手一摊留待下任政府解决，不愿凄惨终老的工人阶级与青年，都必须采取行动、组织起来—— 为由富人税作为财源的全民退休保障而战。

全民退休保障才是出路

我们支持将差别待遇且分化各类劳动者的职业年金制度统合为单一的全民退休保障，并课征富人税、财团税来为全民退休保障提供经费。2019 年仅是台湾的上市柜公司（不含金控公司）前三季税前净利就高达 1 兆 6398 亿元。而金融业上市柜公司 2019 年全年获利则高达 3499 亿元台币。不证自明，如果将这些企业全部公有化并置于工人民主监督，这些财富用于退休保障及至各项公共服务，基层人民与工人阶级的生活将能有巨大的改善。

只有建基于富人税、财团税的全民退保才能真正确保所有人可以有体面、有尊严的退休生活，可以不用穷苦终老。然而，只要财富仍掌握在资本家手上，大幅增税必然会受到他们的逃避甚至公开抵制，或者受到撤资的威胁。

因此工人阶级需要组织起来，建立战斗性的工人运动与劳工政党，将所有大企业和银行民主公有化，交给工人阶级民主管理，挑战资本家们对工人阶级所创造的社会财富的控制垄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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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让富豪们的代表把持立法权，还是让工人阶级的政治代表改变社会？

许伟育　国际社会主义前进

图表备注：

1. 此统计结果建基于候选人财产申报之资料。由于我们无法确知是否全数如实申报，是否有无藏富海外或人头户名下，是否另有其他资产未能统计在内，加上有部分立委持有多笔未能估价之保单。此图表为立委财富的保守估计。
2. 部分立委之财产申报资料，若对照其过往事例或相关新闻报导、司法案件，我们怀疑其中必定有不实申报之行径。
3. 该统计结果中，包含有立委持有之房地产总价，该总价为概略估计，因受候选人财产申报资料中并无明确门牌号码之侷限。估计总价方法为：以内政部不动产交易实价查询服务网，统计该地段方圆一公里内之近半年实际交易平均价格，以此得出每坪均价后推估该笔房地产总价。
4. 财富区间划分依照瑞士信贷 The Global Wealth Databook 2018 资料内，Top1%、Top5%、Top10%、人口十等分，各层所持财富加权平均计画。总成年人口为1913.9万人，全台资产总和为123.98兆新台币。 这幅图像给我们清晰展示了一个长期存在的事实——中华民国立法院是由这社会上最富有的1%～5%人所把持的，甚至多位「形象清新」的立委，也是作为富豪菁英的代表投身立院。而我们合理怀疑，其中必定有许多立委掩盖了无数资产在檯面之下。这群政客及其代表的资产阶级派别才是2020年选举的最大赢家，而不是台湾工人阶级与基层人民。

真相的冰山一角

但在这个统计结果中，仍是因着资料侷限而低估了部分立委的身家财富，例如：民进党立委何志伟——其养父为阳信银行董事长陈胜宏、其生母薛凌曾任民进党不分区立委并曾因内线交易案获利8100万，被判刑5个月；又例如被称为「花莲王」的傅崐萁，犯有多起炒股案并被控藉由权势施压收购土地并转手获利2亿新台币……以上种种案例族繁不及备载，但也仅是无数现任、前任立法委员们真面目的冰山一角。

这些事实就让人们看到了，为何总是有论道台湾民主制实质上就是「金权政治、富豪专政」，由于参选立委需要大量金钱和媒体宣传，工人阶级根本不能享有平等的民主权利。因此立法院通过的法案总是对政商权贵有利的——举例而言：劳基法修恶、长达数十年的亲资减税政策等等，而不利于政商权贵的政策则是窒碍难行——《矿业法》、实价登录2.0、国定假日法等。图表中虽有少数几位立委其资产微薄（如果数据为真），但因着其所属之蓝绿两党，也会使其迎合或无法违逆该党所支持的亲资政策。就像是2017年末反劳基法修恶抗争之时，少数立委的口头或投票反对仍不足以阻挡全体资方对全体工人的攻势。

这也就是为什麽ISF强调，工人阶级必须动手打造一个左翼群众政党——作为反压迫、反剥削抗争的广泛组织平台。对工人政党来说，组织工人阶级和发动群众斗争比参选腐败的立法院来得更重要。如果工人政治代表参选资产阶级的公职的话，必须领取基层工人的薪金，并将其馀薪水运用在建立运动上，不能享有任何经济特权。工人政党也必须以推翻富豪政客所拥护的资本主义制度为己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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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推翻香港以及中国的专制资本主义体制才能实现这些诉求

社会主义行动 左仁

去年以来香港抗暴运动中，香港政府的彻底瘫痪、中共独裁政权的权力受到撼动和制衡，以及群众感受到自己能改变历史的觉悟，都意味着香港一度陷入具有革命特征的危机。反威权运动的激进程度以及规模，远远超越了过往泛民党派及NGO社运所能承载的，释放了群众前所未有的斗争能量。

但同时，由于欠缺工人阶级的群众政党和革命领导，运动的主要思想并没有明确挑战财团的既得利益，更遑论提出反对资本主义体制。此外，运动里夹杂着互相矛盾的政治思想倾向，局限实现运动诉求的可能性。虽然运动看起来只是要求基本的民主权利，但即使如此，也只有推翻香港以及中国的专制资本主义体制才能实现这些诉求。因为只要中共政权一息尚存，永远不会容忍香港实现真正的民主变革。

示威运动中涌现了新的口号，在政治上口号没有超越泛民的双普选框架，但群众落实为了使运动胜利而采取的战意，为了尝试为行动赋予一些基本原则和方向。虽然这些口号不是由任何组织制订出来，但它不完全是自发的，很大程度上是从雨伞运动及其后的经验和教训中的群众集体总结出来。

这些口号反映着这场运动的战略发展，有很多表现出比2014年雨伞运动时要进步得多。同时，不少口号仍反映着示威运动在思想上的弱点，欠缺一个完备的政治替代方案，部分甚至存在一些反动、破坏性的思想。中共、港府和资本家的镇压固然是运动的最大敌人，但记得雨伞运动是先从内部分裂、然后被政权摧枯拉朽般瓦解的。基层工人阶级是唯一一个可以对抗资本菁英及其不民主制度的阶级，故此只有以工人阶级组织为基础，才能确保运动经得起政治的压力和考验，并透过充分的内部民主的讨论及决策，在复杂的局面中走正确的方向，保持坚实的力量。

自1800年代欧洲的普选权斗争及工会权斗争以来，社会主义者一直在民主斗争站在第一线。借鉴于我们的历史经验，社会主义行动在斗争中不会盲目吹捧运动中所有的现象，也不会像一些所谓“左翼”那样为了不被运动的反动元素（右翼保守和种族主义）沾污而冷眼旁观。我们介入运动之中，就是为了厘清运动中各种现象里面的进步和反动元素。进步的元素会推动运动向前，使其更加高度组织化，并走向建立取代专制资本主义的工人阶级替代方案。我们为强化进步的元素而斗争，并警告群众反动的元素会使斗争后退。

“五大诉求　缺一不可”

由反送中到五大诉求，可见群众感受到改变体制的需要，并且希望争取伞运中落空的真普选。现在运动的需要已经超越了五大诉求，必须要加入改变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诉求才能继续强化起来，也一定要将运动蔓延至中国，在中国工人阶级获得回响。

香港的运动已经进入了新阶段。现在中共及其香港傀儡政权企图利用经济衰退甚至是新冠肺炎，造成社会恐慌和疲惫，企图使示威运动零散化，并磨灭群众的斗争意志。运动必须与时并进，以基层劳动人民的需要为依归，采纳应对经济危机和医疗危机的纲领，使广大的工人阶级知道运动的利益是与自己一致的。

运动中有一个极为麻烦的问题，并对运动发展造成额外的大障碍——就是有一种抗拒提出经济诉求的氛围，认为这是“自利”、不是为了“公义”的。这反映出工人阶级尚未有组织地投入运动之中，以至反资本剥削的意识薄弱。而部分泛民甚至工会干事都对此加以鼓励，因为他们只是某种资本主义的支持者。在普遍的工人阶级意识低落下，“香港人，加油／反抗／报仇”这句口号用身分认同代替了阶级意识，作为促进团结的“灵丹妙药”。社会主义者了解这种想法得到大众支持的原因，但这不会改变一个事实——这种想法不会厘清使斗争迈向胜利所需要的是什么。强调本土身分认同（我们明白这是对中共的反弹）限制了群众的视野，而斗争却必须成为全中国以至国际运动才能胜利。

更甚者，中共独裁政权的民族主义及帝国主义政策引起港人意识的反弹，但基于各种原因仍未至于大多数港人支持独立。而且不是所有香港人都会团结的，香港的中上阶层和富豪都会站在中共一方，以保护他们的财产。此外，香港人的身分也局限了中国大陆人和少数族裔的参与度（例如38万的家务移民工），也成为了建立国际工运连结的障碍。如果运动能说服国际有组织工运的支持，可以成为抗衡虚伪的外国政府的真诚坚定的盟友。将重点放在香港民族主义，甚至有可能被本土派扭曲为大陆人的排外情绪。

工人阶级为经济利益而挑战资本家才是公义的彰显。而且财团的白色恐怖阻碍了工人发动政治罢工，可见财团和中共是紧密勾结在一起。要挑战财团的话，当然是夺走它们的财富，并归公众享有。

香港革命并不可能只在一个城市成功，除非中共面临全国的革命反抗，否则不会向香港让步。为了团结中国大陆广大工人斗争，争取工会权和罢工权、解封网管和报禁，反对裁员、低薪和欠交社保，都是必要的诉求。香港革命需要一个完备的革命社会主义纲领，将财富及经济掌控权交给劳动者。

“光复香港　时代革命”

这句口号源于右翼本土派梁天埼的竞选口号。在2015-16年也多次出现在攻击大陆人的排外游行中。梁天埼因为旺角骚乱成为运动中标志性的政治犯，也使这句口号成为了最响亮的口号。但是，绝大部分呼喊此一口号的示威者并不是本土派支持者。

这句口号在9月开始兴起，因为政权强硬和警察暴力的确令群众对温和改革的幻想破灭了，并且寻求更激进的革命路线。但同时，运动对于如何创造新社会并未有明确的构想，所以只求光复，不求革新。至于哪时的香港曾经有光明呢？似乎无人能解答。而将出路放在香港一个城市，“香港的革命”，只会使运动孤立，让中共等待时机，在之后扼杀运动。唯有打破这种局限，将香港革命转向内地以至全球的斗争，这场战斗才会成功。

对中老年为主的泛民支持者来说，光复香港意味着回复到正常的“一国两制、高度自治”，因此并不祈求会推倒独裁政权。在中共强硬统治下这种幻想逐渐破灭。而年轻人为主的示威者更倾向驱逐中共甚至是香港独立，但却未有一个实现这计划的纲领。总体来说，大部分示威者还是认为中共政府太过强大，所以目前无法打倒，唯有先把目标朝向港府。但现实是，如果没有中共背后撑腰，林郑政府一早在六月已经倒台了。林郑并不是真正的政府，而只是扯线公仔。香港的实权在中共与资本家同盟的手中，打倒一个扯线公仔并不会改变香港真正的权力关系。中共不是我们之后的敌人，而是当下战斗的对象。近两年形势有巨大变化，中共现在面临历史性的内部危机，包括经济、政治、外交以至公共医疗危机，实际上是几十年来最弱的时候，是可以打得倒的！

“和勇不分”

由于泛民政客多次与示威者的激烈行动割蓆，使示威者的士气消沈、运动内部分化。社会主义行动一直强调无组织的斗争方式可以在起初扮演进步的角色——阻止专门妥协的温和泛民解散运动，但不能够推翻专制政权。但很清楚最大的暴力来源是政府和警察，因此不应谴责示威者。但是，认同自卫权利的同时，不代表这本身可以成为打倒强大国家机器的可行策略。固然警察才是暴徒，示威者只是受害者。但是，以冲击警察为基础的战略可以被遏制，而警察一面倒的武力优势也会让独裁政权取得更多时间，使示威者自我消耗、削弱运动，让政权及警察可以驾驭它。社会主义行动一直警告，紧急需要改变运动的方向，建立有组织的工人运动，发动真正有组织的罢工。

“和勇不分”反映了群众对内部分裂戒慎恐惧，亟欲保持团结。的确运动发展至今仍有大部分市民理解勇武派的破坏行动，甚至受塞铁堵路阻上班也在所不惜，并且横眉冷对“与暴力割蓆”的政府广告。最初“和勇不分”好像是一道有效的降妖符咒，封印着分裂运动的恶魔。

但不同派别的政治角力是客观存在的，其互相冲突和斗争始终会反映在运动的分歧上。乌托邦的口号不能阻止客观事态的发展。所以为什么运动需要民主架构来促进对致胜的策略、战略和纲领进行有秩序的讨论。

泛民企图站在“和理非”的群众基础上重夺主导权，在收割11月区选的选票利益后解散运动。本土派则企图在“勇武派”中扎紥根，将运动带向右翼排外和亲美国特朗普（一个攻击工人、女性、移民、性小众和民主权利的政府）的方向，并且攻击泛民和左翼、制造内部分化。由于群众对任何政治组织的不信任，泛民和本土派必须步步为营，以免露出政客难看的吃相，但两派所代表的路线、势力还是会上下其手、明争暗斗地干预运动，使斗争变成满足他们狭隘政治目的的工具。

在八月五日的罢工中，泛民企图借这场准备不足的罢工消耗民气，借机重建官僚操控的大台，但勇武派与警察爆发冲突，致使计划告吹。本土派方面，也因为分裂伞运的恶行而恶名昭彰，在运动爆发之初不敢在运动中高举旗帜，也不敢公然散播反大陆人的排外仇恨，甚至连举港独旗也被“和理非”因为害怕“挑衅解放军出兵”而出手阻止。

另外，警察的监控和检控使勇武派风声鹤唳，而其秘密的行动方式也使其自我孤立。搞事分子渗透在游行中制造混乱，也使“和理非”和“勇武派”之间出现戒心，“捉鬼”行动就正好反映了这一现实。经济衰退也使中产和小商户为主的“和理非”感受到疲惫，而对运动的热情减退。当运动走下陂的时候，“和勇不分”的内部矛盾就会更为突显出来。

真正的团结是工人阶级的团结，因为工人阶级的经济力量和集体经验使其具有组织新社会的力量。工人阶级是唯一一个不会剥削他人的阶级，其集体力量不代表自己的利益，而代表所有市民的集体利益，一起从经济不公义、房屋短缺、低工资和奴隶般的工作条件中解放出来。运动必须改变方向，采取工人阶级的斗争方法，包括组织真正广大的工会和发动集体的罢工，并且采取应付资本主义危机的经济纲领，包括反对裁员、要求冻结租金以至将物业公有化。唯有如此才能将革命贯彻到底。

“兄弟爬山　各自努力”

示威者为了保持“团结”，强调各有各做，“条条大路通罗马”，而避免就分歧作出争论。这口号同样反映出示威者希望互相包容，不要因为策略分歧而分裂运动。可是，在运动中存在一种个人主义，且忌讳讨论分歧的氛围，对辩明政治问题造成障碍。

当运动内部的分歧没有平台讨论时，争论往往就发生在连登或TG上。可是，中共五毛已经大量渗透在网路平台上，企图带风向制造混乱和扭曲运动方向。此外，由于没有具架构的民主辩论，很多时意见分歧会两极化，甚至往往小众意见被打为“分化”和“鬼”，掩盖了有意义的政治辩论。

例如，在10月时连登广传了一份“临时政府”的宣言，引起当时在商场抗议的示威者朗诵。其后倾向泛民的示威者认为这份宣言是由“鬼”传播的，目的是给中共有借口镇压。社会主义行动认为，现阶段运动连群众的民主组织都未有的时候，提出临时政府当然是不成熟的，但我们不认为运动应因为中共镇压而否定革命的可能。 这些政治辩论可以提高抗争的政治水平，但要发挥到总结教训的作用，就要先建立民主的运动架构，使抗争者有讨论运动政治理念和策略的平台，就此作出集体的民主决策。有组织的工运才可以提供这些民主架构。最近建立工会的新趋势，可以成为工人运动的开始，有可能成为走向正确方向的转捩点。

“Fight for freedom. Stand with Hong Kong”

香港示威者的国际意识正大大提高，开始明白到需要争取外国人的支持，不能让运动孤立在香港一个城市。“Fight for freedom. Stand with Hong Kong”成为了主要的口号，大量文宣被翻译成多国语言，国外的声援行动也举世瞩目。

可是，国际战线很大程度上是寻求外国政府的支持，误以为外国政府和外国人民一样会站在抗争的一方。特别由于黄之锋这类亲美政客企图利用国际战线，使群众寄托于美国人权民主法这个假希望上。我们认为美国建制派不是真诚支持香港民主权利，而只是为了收割民意及捍卫自己经济利益耍手段。

去年六月以来，在印尼、苏丹、智利、伊朗、伊拉克、厄瓜多尔、海地都爆发具革命性的运动，全球也有大规模的气候运动，700万人示威和罢课，但运动里却几乎没有提到，有时甚至仍然说讨论外国运动会“转移视线”。反而主要寄望于欧美各国政府会支持，而各地群众都正在反抗这些政府。可见运动的国际主义意识还是有巨大的局限性。

国际战线也引起了运动内部分歧。去年11月，有香港示威者举行声援加泰隆尼亚抗争的集会。两地情况近似，都是受到中央政府的高压统治，并且剥夺参选人权利，将反对派政治人物投入监牢，而且加泰的示威者明显是受到香港鼓舞，仿效了香港占领机场的示威方式，因此港加理应不分你我、互相声援。但亲泛民的示威者反对这场集会，认为支持加独会开罪美国和欧盟，因而使香港运动失去外国政府支持。最终，这场集会有三千多人参加，数字仍算可观，但比起其他集会人数要少。而反动亲资的政治团体为了避免国际团结的意识在香港发展，也不想香港运动寻求工人组织、被压迫少数民族、学生和气候运动分子的连结。香港运动的国际主义意识可说是进一步、退两步。

社会主义行动坚持，真正的国际团结的对象，应该是世界各地受压迫的群众，而且香港示威者也要主动支持其他国家的运动。我们将继续寻求世界各地的工会、社运组织和左翼议会支持香港的斗争。香港及中国的反专制斗争，就像欧洲的气候危机和大罢工一样，展示著资本主义无法给予哪怕是最少的民主权利以及安稳的经济和生态未来。如果我们单打独斗是不能胜利的，但作为全球工人和受压迫者斗争的一部分，我们将牢不可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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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中国展望

本文件在2019年12月国际社会主义道路(ISA)中港台支部第四次大会上一致通过

中国正进入革命冲击和动荡时期。香港史无前例的群众运动表明了这一点，其中具有革命性特征、不成熟的特征以及在群众意识在某些关键方面落后的特征。群众意识的落后在此问题上尤其清晰可见——哪怕只是实现该运动的部分民主诉求，唯一方法也是推翻中共独裁统治，群众仍然感到中共过于强大而难以推翻，因此寄望于一种幻想，即可以在香港一地实现民主，并且能与中共在中国其他地方实施的残酷专制统治共存。

中共政权已执政70周年，是所有当代“共产主义”政权中时间最长的。中国晋身经济和军事超级大国，但对于未来还是感到诚惶诚恐。习近平在2018年底的讲话总结了这一点，当时他警告未来几年“难以想像的惊涛骇浪”。实际上，该政权发现自己已经处于一股“完美的风暴”之中，来自多方的威胁正结合在一起：不断加剧的中美冲突将影响未来几年的全球性事件、中国边陲的香港、台湾和（中共试图监控当地所有人口的）新疆的群众抗争、全球最大的债务使经济下滑加速恶化。这些都不是短期的，而是长期危机，将影响中国和中共政权未来发展的大方向。

因此，习近平政权处于严重危机。我们不赞成那些仅仅重复中共宣传部“自毛泽东以来最强大的领导人”的论调，因为这是夸大了习近平的地位。由于习近平个人权力的高度集中，现在越来越多的评论员意识到中国政权越来越脆弱。

习近平在国家机器、安全机构、军队和控制国有企业的领导小组中发起了一系列小型“内战”，旨在重新集结国家权力。从这个意义上讲，习近平是“反邓小平”的——他打算扭转邓小平将权力去中央化到地方政府和在北京权力结构内下放权力的做法。这被视为对于恢复国家权力以干预与克服慢性瘫痪和决而不行的至关重要计画，而这状况正是习近平的前任统治的特征。然而，今天习近平的统治也再次陷于这种瘫痪。习近平现在正被与前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这个停滞不前的代名词相提并论。习近平实施的变革在很大程度上仅流于表面，被其疯狂的个人崇拜和震耳欲聋般的宣传所放大。

“习主义”的三个主要特征是：强化专制统治和中央集权（完全拒绝“西方”政治改革），加强民族主义、并通过“一带一路”等全球项目提升中国的大国地位，强化国家资本主义（结合中共高度管制和更多的自由化，以“修复”该制度的低效、巨额浪费和创纪录的债务）。在威权统治、民族主义和（有限的）经济改革这三方面，中共政权都正面临越来越大的阻力。全球资本主义正在击退中国的国际野心。资本主义危机使中共的经济改革计划行不通，迫使其更依赖国家资本主义的措施。在整个中国社会，民主权利的缺乏已经到了令人窒息的地步，社会的不平等也在加深，所引起的不满情绪已威胁着要爆炸，这将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考验习近平的巨型“维稳”机器。香港只是一道“前菜”。

因此，香港群众斗争的顽强和韧性使中共政权动摇的程度超过了1989年后的任何事件。中共政权通常只需很短时间处理短暂的抗议行动、一个地区或区域的动乱和仅持续几天的罢工。它的镇压机器足以做到这些。而半年多来香港前所未有的抵抗，其真正群众性的本质、创造力和毅力令中共政权感到恐惧。如果在一个或多个主要内地城市爆发类似的群众起义，中共政权该如何应对？习近平政权的恐怖哲学，对异议人士的零容忍，比起对抗群众运动的策略，更多是作为一种阻吓多于实际能够对付群众运动。一个受人唾弃的政权手上的那颗催泪弹，能制造的问题比起能解决的问题多得很。

正如我们2019年在香港、智利和伊拉克等地群众起义中所看到的，血腥镇压将激怒广大群众，从而推进这些运动。香港评论人林和立指出：“我预计中共政权的维稳机器不会维持很久。”这对中共来说是相当高风险。驻北京的政治异议人士章立凡持有类似的观点：“政府运用高科技手段来控制社会的麻烦在于它一旦被反控制或是高科技控制失灵的话，国家就会面临全面崩盘的局面。”

然而，特别是在短期内，中共政权并不会转向采用更温和的做法或在民主问题上作出让步。世界和中国国内的资本家，包括作为中国统治阶级核心、与中共挂钩的寡头，可能会在之后发觉，习近平强硬的威权主义路线（据称他向新疆地方官员演说时强调“绝不怜悯”）只会起反作用。但是鉴于中共（政治层面上的）自由派的极端弱势，倘若不再推行强硬政策的话，将导致中共的严重分裂、“宫廷政变”或政府危机，而且最有可能令习近平下台。从统治阶级的角度来看，正如历史所表明的，危险在于高层尝试改革时，有时会触发自下而上的革命运动。

在遭受挫折和屈辱的一年之末尾，令习近平政权迄今最为尴尬的可谓香港区议会选举结果。北京完全错估了群众情绪，似乎已经痲痹于自己的宣传，令人难以置信地期待着建制派的胜利。相反，为期六个月、来自中共的警察部队的催泪弹和橡胶子弹的攻击催生了创纪录的71%投票率，驱使了泛民和其他反对派力量赢得87%的席次。中共庞大的宣传机器瘫痪、震惊和失声了近三天，无法解释它认为不可能出现的选举结果。这说明的不仅是中共政权与香港实际情况之间有多么脱节。因此，谁会相信中共对于中国在地的情况有更充分的掌握呢？再严密的审查制度也无法完全阻止中国大陆的人民知晓亲中共势力在香港的惨败。中共高层当然已经知道惨败的全部状况，但这只会激起内部权力斗争，并引起人们对习近平统治集团的政治战略和整体能力的怀疑。

1月11日的台湾大选有着更重要的意义，可能会让习近平受到更严重、更耻辱的挫败。北京不太可能会在台湾选举再次像香港如此迷失方向。但由于蔡英文很可能连任，而其胜选基本上基于反对中共独裁政权的立场，再加上香港群众运动的不屈反抗，习近平政权将会面临新的重大问题。对于与美帝国主义的战略冲突（台湾是其中一块关键的“骨牌”），中共现在意识到这场冲突将是长期的。但是在不能够“示弱”的压力下，习近平采取的流氓一般的胁迫立场限制了中共的选项范围。不仅如此，在中国，对于香港局势采取现实主义的呼吁也在高涨——这无疑隐含着对习近平作法的批判。

中共惧怕香港的运动，因为它惧怕所有群众运动和“不稳定因素”，但这主要是因为这种趋势可能蔓延到中国大陆。虽然内地直接复制香港运动的机会不大，但当内地群众抵抗国家镇压而起来斗争时，香港示威运动将会成为他们的重要参与点。这将从根本上改变局势，并对中共统治构成生死存亡的威胁，而单靠香港一地还不足以造成这样威胁。最重要的是，1989年学生发起的群众抗议促成独立工人运动的冒起，而中共害怕再度发生如此的工人阶级运动。温和泛民及其同盟工会领导层淡化并拒绝承认工人阶级在香港斗争中的潜在作用，这无意中帮了中共和港府大忙，侷限运动进一步升级的能力，并使运动变得更加复杂。香港的工人运动如果能将革命的反威权主义诉求与反资本主义以及工人权利的诉求相结合，那么将对中国大陆产生更大的影响。

香港的爆炸性反抗是习近平政权野蛮的威权主义政策所付出的代价。中共地方官员奉命实施习近平的政策，加剧了极端新自由主义带来的社会灾难。尽管面对群众的不屈，中共政权不断遭受羞辱并被迫撤退，但对于香港、台湾、中国均没有打算重新评估局势或改变方向。

相反，统治集团加倍采取强硬态度，将更多资源投入镇压，打造“科技威权主义”国家，并将新的控制和监视方法也应用在中共政体精英阶层。10月的四中全会确定了这一点，是次会议没有宣布任何新政策，而是重复了许多既有政策。实际上，这种表面上的力量展示反映了高层越来越多的虚弱和不安全感，并带有一点偏执。由于缺乏想法和选择，习近平政权不厌其烦地重复过去的老腔陈调。传达的信息是以习为“核心”并实施更多“控制”，但实际上这种控制力正在减弱，而非在增强。面对香港群众的反抗，北京的评论员吴强指出中共“由于目前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解决这场危机，习近平政府实际上采取了拖延策略”。

在2018年中国出现了一轮罢工浪潮，以及标志性的佳士斗争，及后政权的镇压引起了工人斗争的低潮。但与香港一样，镇压只会积累更多愤怒，导致日后更大浪潮的斗争。2018年代表着重要的转捩点，因为中国的一批先进青年取得了斗争经验，更明白到政权的性质（减少了对改良的幻想），这跟香港2014年雨伞运动所带来的影响一样。

习近平与美帝国主义在国际权斗上的多个挫败，正在严重破坏他的强人形象。围绕在一带一路和中国科技企业钜头的民族主义宣传遭受到反弹，中共正进一步失去威信。华为太子女孟晚舟被拘留一周年时，内地网民的反应表现了群众意识的转换。华为虐待员工所引发的愤怒，掩盖了孟晚舟被美加当局拘留所挑起的民族愤恨。

即使在2018年7月中美冲突升级之前，一带一路计划已经面对挫折。债务陷阱对斯里兰卡、巴基斯坦、菲律宾等南亚及东南亚国家的小国造成了问题，引起取消项目的浪潮。西方帝国主义反对一带一路的措施意味着新殖民国家的政府将会在列强之间尝试平衡，并且分裂为亲美和亲中派。中国在一带一路成员国的新合约和直接投资在2017年首次出现下跌，由2016年的1432亿美元下跌至2017年的1164亿美元。2018年首半年的新合约总值只是2017年同期的42%。

由于习近平需要用大汉中华民族主义来巩固自己在党内的权力，使其对新疆的强硬路线不能逆转。前所未有的镇压、种族隔离式的法律，以及大规模拘禁，展示了中国通过自己的极强硬政策自制了一场危机。那些比较直接面对群众压力的地方官员，也表现得不太愿意执行部分镇压措施，所以使国家机器内部出现分歧。最近有400页的中共内部文件泄漏，揭露总共有12,000名中共地方官员因为推动镇压不够猛烈而被调查。这份文件泄漏至西方媒体的事件本身已是国家机器内部对这些政策不满的讯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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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放缓

中国的经济表现是确立对下一阶段展望的关键因素。根据官方数据，GDP成长已降至近30年来新低，季度增长率放缓从未间断，从2011年的平均约9%降到2016年以来的6.5%。李克强于近期承认，要将GDP增长率保持在6%“非常困难”。这意味着2019年第四季度增长率可能会低于6%。大多数国际机构都预测明年及以后中国的GDP增长率将低于6%。

当我们考虑到实际增长率可能大大低于官方数据，已经说明中国经济高速成长阶段在习近平时期已经结束。香港中文大学和芝加哥大学的学者于2019年进行的一项研究得出结论，从2008年至2016年，中国的GDP数据平均每年被夸大1.7%。如果属实，这意味着中国的真实经济规模比官方数值少12%。这项研究将中国32个地区的GDP数据与国家统计数据进行了比较，发现的数字上出入表明存在对数据的严重操弄。至少有三个省政府因伪造其GDP数据而被公开点名批评：辽宁、内蒙古和天津，但这一状况在市级远远更多。

即使将自2007年以来官方GDP增长率减半，也不足够说明全部情况。中国的经济困境已更加严重。2007年，时任总理温家宝著名地谈到了四个“弊端”：中国经济“不稳定，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之后真正改善了多少？可以说，温家宝指出的问题在今天变得更加严重。

特别在温家宝亲自推动的2008-2009年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之后，中国将自己推向了无法控制的债务积累轨道。随后是数轮规模较小、但按世界标准衡量仍然巨大的经济刺激，注入了数万亿元人民币信贷。特别在2015年，当时经济可能已接近金融“心脏病发作”，而这一点在当时从未被揭示出来。在此期间，中国已经对以大量信贷注入的“续命”方式成瘾。这以不同的形式反映了世界其他地区资本主义的发展进程，在这些进程中，量化宽松、零利率或负利率以及其他前所未有的政府干预支持着世界主要经济体。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如果没有刺激性支出，中国经济在过去十年将陷于零成长。

“ 2008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拯救了资本主义”，著名的民族主义学者胡鞍钢的这一观点是指北京的第一个大规模刺激方案及其在缓解全球资本主义“大萧条”的作用。当中共政权已经不再有可能在保证不会引发新金融危机的情况下继续维持大规模的信贷扩张时，这些政策在中国的全面影响现在已越来越明确。就像英国《金融时报》的一篇报导指出：“自2008年以来，中国实施的经济刺激计划占到全球一半，仿佛在吃注入了类固醇的次贷。”

中国债务巨山在短暂地停止增长后，很快再次成长。习近平政权已放弃了2016年的去杠杆政策来抑制影子银行的增长。由于经济的急剧放缓，而贸易战更令情况恶化，造成这一经济上的大转弯。2019年第一季度，中国债务总额占GDP的比例从去年的297%上升至303%。以当前名义GDP增长率（扣除通货膨胀因素前）为8%，而总信贷增长率为11%，债务与GDP之比只会恶化。

《南华早报》称：“中国的银行系统规模是美国的两倍”，报导称中国银行系统中的总资产为40万亿美元，而中国2018年经济总量也不过14万亿美元。美国银行系统的总资产达17万亿美元，GDP则是20.5万亿美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前中国区负责人普拉萨德（Eswar Prasad）表示：“中国银行体系规模庞大与其说是一件值得欢呼的事情，不如说是一个迹象，表明经济过度依赖银行融资的投资，资源配置效率低下，而且面临巨大的信用风险。”全球资本主义的新自由主义派（及其在中共的拥趸）希望加快中国金融业的“改革开放”，而事实上，这种“疗法”甚至比“疾病”还危险——这可能引发他们想避免的金融危机。但是中共目前加强管制的作法，加上部分地对外资松绑及开放（它也希望籍此在贸易战中换取让步），不能保证可以避免银行危机。

地方银行业日益严重的危机可能预示著更大的震荡。这些“小型”银行资产约6万亿美元，占中国银行体系的六分之一，因此，它们总体的影响是巨大的。政府于2019年在内蒙古、辽宁和山东省至少救助了三家银行。根据彭博新闻社的报导，内蒙古包商银行被彻底国有化，这是自1998年以来的第一次国有化，并且是“开创先例的大突破”。在另外两个案例中，国家带头进行了救援行动，部分其他公司和银行注资，或者为其注资。在河南以及最近几年经历了经济衰退的辽宁，当地银行出现挤兑，迫使当局进行干预。政府正竭力支持地方银行部门，以防止地方银行倒闭影响到更大的银行。央行于2019年11月最新发布的《中国金融稳定报告》将586家金融机构列为“高风险”，占中国4379家银行业金融机构中的1/7。这些机构中有超过10%未能通过中国人民银行在2018年进行的压力测试。

地方银行危机与中国地方政府不断恶化的金融危机密切相关，而中国地方政府的金融危机又与脆弱的住房市场有关：土地销售是地方政府收入的主要来源，而大多数银行贷款与房地产挂钩。2019年地方政府实体违约的数量激增。

中国地方政府债务占GDP比例（官方数据）从2013年的16%成长到2017年底的36.9%。但是，IMF通过将地方政府融资工具的预算外借款包括在内，算出了更高的数字。在此基础上，政府债务占GDP的比例将从2013年的48.1%成长到2023年的91.6%。北京的“解决方案”是大规模增加地方政府债券的发行，这相当于变相对地方政府部门进行纾困，将债务从一套帐本转移到另一套帐本。如今的地方政府特别债券大多由持有现有债务的同一家银行购买。由于已经达到今年的配额，中央政府最近允许地方政府出售一部分2020年债券配额。这不是解决方案，而是换取更多时间的一种金融手段罢了。

中国经济中最大的“灰犀牛”是房地产市场，其市场价值已膨胀至65万亿美元，是七大工业国经济总量的两倍（美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义大利和加拿大）。这几乎是中国GDP的五倍，代表着投机泡沫甚至超过了1980年代日本房地产泡沫的水平。中国的经济及政治分析师用“灰犀牛”来比喻“大概率且影响巨大的潜在威胁”，而“黑天鹅”则比喻“随机发生而不可预计”的危机。然而，香港当下的运动被喻为“黑天鹅”事件，其实它是不可避免的，或是一只政治的“灰犀牛”。

中国的一线城市的房价收入比可列入世界最高之一。在北京购买平均价格的公寓要花费45年中位数水平的工资，而这一数字在纽约是11、在伦敦是22。尽管建屋数量超过其他所有国家，但由于房价上涨抵销了工资上涨，中国的住屋负担危机将成为引发社会动荡和工人斗争的主要诱因。同时，可怕的房地产泡沫及其与银行系统的紧密联系日益限制了中共政策的选择余地。

政权在宽松与紧缩的货币政策之间走钢丝，这将造成风险——要么触发房价再度上涨，要么可能导致市场崩溃。这只是在现在还是日后泡沫破裂之间作出选择。驻上海的经济学家谢国忠说：“只有债务继续比GDP更快速成长，（房地产泡沫）才能维持下去。中国几年前尝试过的任何去杠杆化措施都会使泡沫破裂。”

这解释了过去一年的刺激政策未能产生动力和刺激经济成长的原因。制造业和大多数其他经济活动指标在2019年的每个月都持续下降，但3月至4月例外——这时恰逢全国人大会议宣布主要刺激措施。消费支出情况仍不乐观，无法弥补出口下降（贸易战和全球成长放缓）和投资下降（由于企业倾向使用新信贷来偿还债务）带来的损失。

中国的消费支出仅占GDP的39.4%，远低于大多数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甚至低于印度（59.3%）和巴西（62.4%）。居高不下的住房成本，以及教育和医疗保健的高成本，是抑制中国居民消费能力的主要因素。

这也反映在家庭债务的急剧增加上，中国以前以其高家庭储蓄而闻名世界。总部位于华盛顿的国际金融协会（IIF）计算得出，到2018年底，中国的家庭债务收入比从2008年的30%上升至92%。这意味着中国的家庭债务水平已经超过德国（86%），并且已经达到接近美国（97%）和日本（100%）的水平。 《南华早报》警告说：“杠杆率和家庭债务的迅速上升引发了人们的担忧，即中国可能沿着与日本在1990年代初和美国在2008年经历过的同一条毁灭之路疾驰而过。”

这使得政府的经济刺激措施好比经济学家凯恩斯所形容的“推一根绳子”一样难以实施。和大企业不愿增加投资一样，每个家庭对刺激措施的反应不是增加消费，而是还清债务。随着今年通货紧缩（价格下跌）再次出现——尽管这尚未体现在由于猪肉危机而达到八年来的最高水平的消费者价格指数（CPI），中国的消费支出可能会像1990年代以来日本那样变得更疲弱。

经济压力的如此结合，引起了对于为何中共政权规模不小的刺激措施未能产生预期的经济增长率恢复的许多争论。许多经济学家预计，2020年中国将颁布更激进的刺激政策。但这将进一步加剧债务危机，并且可能只会证实经济处于“刺激疲劳症”之中。

中共政权与世界其他国家的资本主义一样，发现由于工具所余无几，其选择余地非常有限。尽管中国国家资本主义的特征与西方资本主义的特征不能完全相提并论，但在过去十年中，两者都依靠大量的信贷投入来维持较弱的增长率。一场新的全球衰退将提出他们无法解答的问题。正如《金融时报》所言，中国可以继续用尽国家对银行的控制和资本控制凭空赚钱，但是在某种程度上，这种机制总有极限。随着地方银行危机的爆发，这一过程的初步迹象在2019年变得显而易见。

对于革命者而言，很明显，下一时期将带来前所未有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动荡。中共政权目前的政策不断朝着大规模危机和社会冲突前进。正如我们在香港群众斗争中所经历的那样，关键任务是在政治上和组织上准备好马克思主义的力量，从而作为新工运的先锋介入其中。这是当前形势迫切所需的。

如果救护装备足够，医护人员是很乐意与市民一起对抗疫症的

大坑东　社会主义行动

社会主义行动于2月3日（一）早上派员到了玛嘉烈医院的医护人员罢工街站，声援并访问了罢工者。

何小姐是玛嘉烈医院妇产科护士。她表示需要封关，因为医院仅有的一座有负气压房并用作隔离用途的大楼并不足够。“曾经有普通病房接收了一个怀疑个案，最终该病人确诊，因为担心受感染，该病房要整个关闭了。”而因为内科病房需要接收怀疑个案，因此要腾空妇产科病房，准备接收原为内科病房的病人。妇产科的人员也有部分需要到内科病房工作，填补内科病房人员处理疫症个案的空缺。另外助产士的实习已停止，可见空间和人手明显不足。

另一位受访者黄小姐是九龙一间医院的外科护士，为免被秋后算帐而拒绝透露哪一间医院。其医院需要接收不少怀疑个案，麻醉科和深切治疗部的同事也需要处理肺炎病症，故现时癌症以外的非紧急手术，全部都暂时停止了。医院内仅有的两个隔离病房亦差不多满了，故医院打算用其他部门的病房改装成隔离病房，但那些病房的规格并不是标准的隔离病房，所以她对其安全性很有怀疑。

另外防护装备尤其口罩亦短缺，最高规格的Level 3口罩，只能给深切治疗部和隔离病房的人员配戴。然而急症室和其他病房也可能有隐形的病人，同样属高危地方。但医管局却漠视这情况，反指Level 1口罩比Level 2口罩安全。所以她参加了罢工，希望政府和医管局正视疫症。如果救护装备足够，医护人员是很乐意与市民一起对抗疫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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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为危机买单的应该是资本家，而不是工人

国际社会主义前进

新型冠状病毒不仅成为了中共政权自1989年以来的最大危机，也为全球资本主义危机带来更多的冲击。台湾资本家将会把因着疫情而来的经济损失转嫁在工人阶级身上，对工人阶级进行更多攻击，台湾工人阶级需要为此准备，组织斗争。

疫情打击经济，真正受害为基层工人

因着疫情危机及恐慌，进一步冲击台湾各层面的经济活动。已有跨国金融机构对台湾今年的经济成长预估下修到2.37%， 而台湾主计总处则估计，若疫情长达三个月，经济成长率将减少0.35%~0.5%。 由于在中国内高达80多个城市封城，造成大量台商在大陆的工厂停工。而在台的工厂也高度依赖对中进出口，例如化工及科技业也将面临供应链断裂的问题。占整体GDP比重超过六成的商业服务业，包括餐饮、零售，还有观光、交通，也因为群众恐慌、消费减少而大受影响。

面对资本家的利润损失，政府 延续著自2018年初以来的劳基法修恶政策 在2月3号公告11个产业放宽七休一，这将会影响160多万劳工的权益，使其更加血汗过劳。

就在近几日，便有一名在“华新”口罩厂中任职长达14年的熟练女工因着压力过大、过劳，而不慎遭到机器截断手指。而网上亦有众多药局员工、药师纷纷怒批口罩售卖的庞大业务使他们不堪负荷，并讽刺是在替政府“做功德”，而这只是在疫情冲击下“过劳之岛”的冰山一角。

同时政府也并不反对资本家借此时机让工人放无薪假， （仅用政府资金给予无薪假劳工以有限津贴、或给予企业补助来补贴营运损失使其不施行无薪假。） 甚至允许企业不用向请疫情照顾假的工人给薪 （仅用政府公帑补贴“符合资格者”的部分工资损失；或给予照常给薪之资方租税奖励。） ，同时也未给予工人阶级在家工作或弹性上班的权利。

可以看到政府正一方面尝试着用公帑来替资方吸收营运亏损，另一方面将坐视资本家将疫情的经济损失转嫁在工人阶级的身上，却不强硬要求企业在职场上提供充足的防疫医疗资源，来保障工人阶级的生命安全。

工人阶级需要组织和加入工会，反对资方及政府趁火打劫，争取所有因应疫情的劳动权益。应该为危机买单的应该是资本家，而不是工人！

在2月底，行政院将会提出了为期1年多的600亿特别“纾困”预算来援助资本家与中小企业主的需要， 目前的预算投放计画已经博得众多资方的喝采，可见的确将能有利于台湾资本家。

部分台商及资产阶级台派期望，一部分产业的订单会从中国回到台湾的工厂，并加速台资回流，振兴本土增长，而这也是民进党政府当局对未来的期望。但在中国经济受到打击，甚至全球经济有陷入衰退的危机下，台湾整体经济受到打击远远大于受惠。再者，回流的资本为了最大化利润，趁危机发灾难财，必然会进一步攻击工人阶级，因此其所带来的新工作职位将会更为低薪、长工时、不稳定。

彻底防疫需要医疗部门民主公有化

台湾相较其他中国周边地区的疫情控制较为稳当，目前仅出现26个确诊案例。蔡英文政府暂时似乎收割了疫症所带来的社会恐慌以及反中情绪，为她一定程度稳定了民意。但长远经济恶化的问题会使台湾工人阶级愤怒起来。

目前，全台湾只有1100床的负压隔离病房， 一旦不幸发生大规模社区传播 ，肯定会不胜负荷。 因此，民主公有化医疗部门及医护用品生产（并在充分保障劳权的前提下，致力加大产能确保医护防疫用品能充足供应社会总体需要），交由工人阶级民主监督并立即兴建更充裕的负压隔离病房，是解决潜在危机的迫切关键。

反对种族主义，国际工人阶级团结打击病毒危害

世界各国为了防疫纷纷封关，台湾政府也在2月7号之后陆续全面禁止居住与旅经中港澳的人士入台。在国民党人徐正文包机案中，可以见到台湾资本权贵享有特权，在封关后仍可以回到台湾。而且，在该事件中也有好几位是具有中国籍的台商权贵，借由徐正文（或者是国台办）的协助，违法登上该次包机来台。可见有钱人总是有他们的办法找到特别通道，不会受国籍限制的。

社会主义者并不反对所有的封关和检疫措施，但反对根据种族或国籍的不平等政策。病毒的感染是不分种族，如果要做到彻底的入境防疫，应当是不分国族 、国籍的一致防疫措施，只要是在疫区旅游或居住者，皆须以同样隔离方式处置。现时台湾的封关政策还是包含种族或国籍的不平等，例如台湾居民的中配子女只有选择了中华民国国籍才可回台，但如果选择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就不能。此外，在现行边境防疫政策下，在台陆生一旦离境就会被禁止回台，学业进度将会被打断；但有台湾居留证的外籍人士则只需要“居家检疫”14天。

由于资本主义制度无法有效对抗疫情，在欠缺工人阶级的左翼方案下，全球出现反对中国人以至反亚洲人的种族主义情绪，在台湾针对中国大陆人的排外情绪也在升温。可以预计在中美冲突升温下，西方帝国主义的统治阶级将会更有意识地煽动种族主义情绪，作为攻击中国的一个武器，同时破坏工人阶级的团结。社会主义者反对一切的种族歧视，反对破坏工人阶级的团结。在疫症下更需要工人阶级的跨国团结，在医疗、公众安全和经济问题上互相协调和合作，这是资本主义政府不能给予的。

加入腐败无能的WHO？

世界卫生组织（WHO）在疫情中尽显其腐败无能与官僚主义，一直为中共淡化疫情的严重性，还称赞“中国的体制”和习近平“卓越的领导力”。美日政府和欧盟近日表示支持台湾作为观察员身分加入WHO，只是想在中美冲突中利用台湾反对“一中原则”作为攻击中共的棋子，与台湾自主权和对抗疫症毫无关系。社会主义者固然理解台湾群众渴望有平等参与国际事务的权利，但加入世卫并不会有助对抗台湾以至任何一个国家的疫情。工人阶级不能信任各国的政商联合体，而是需要靠跨国工人阶级的团结，对抗专制主义和资本主义制度。

我们主张：

国际社会主义前进对民进党政府的防疫政策表示不信任。工人阶级需要自己组织起来，在职场上成立防疫委员会，要求企业提供口罩等防疫措施，争取有薪防疫假、在家工作权以及弹性上班时间（以避开人潮），保障劳工的生命安全。

防疫委员会将是紥根职场的工人组织，在面对裁员和减薪等打压时，可以团结各职场的工人共同斗争。事实上空服员职业工会争取戴口罩及护目镜等相应防疫期间的劳动权益，正是工会力量的表现，这更证明工人阶级组织的重要性。

医疗部门应该民主公有化，大量增加对医疗的投资，确保疫情恶化时有充足的医护人员和设施（包括负压隔离病房）。医疗部门应该由医护人员民主控制，防止官僚主义造成的灾难。口罩和消毒液等防疫用品生产应该全面民主公有化，防止物资短缺及奸商图利，并确保充足的产量并使得以人人廉价使用。

同时两岸工人阶级也应当团结斗争，声援中国大陆的民众和医护工人，反对一切的国族歧视，并且支持中国群众争取言论自由，反对一切言论封锁，打倒中共专政。

疫症危机起初是由中共独裁及资本主义体制造成，但台湾以至全球也不会能独善其身，台湾以至全球工人阶级必须不分国族的团结斗争，对抗无力终结对抗各式疫情的资本主义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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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工人行动起来——在所有职场建立工会及抗疫委员会

源於武汉的“新型冠状病毒”现正以惊人的速度蔓延。中港两地的民众都近几陷入恐慌。随著疫症加速蔓延，加上医疗专家警告病毒的传染性正在增加，使其他地区更为担忧。由於政府封锁资讯，使中国大陆的疫情更加恶化。由於过去在沙士、毒奶粉、假疫苗处理危机的手法恶劣，政府普遍不受民众信任。

就连习近平政权都承认疫情“严峻”。在中国之外，约20个国家出现确诊个案。而国内的确诊及死亡个案不断攀升 。直至现时为止有80人死亡，2,700确诊个案，两天内增加一倍。与过去一样，政府最初对疫症的反应是封锁新闻、屏蔽网路资讯，根本是彻头彻尾的罪行。当局严重低估了疫情的严重性，因为政府关心的只是“维稳大过天”。许多网民在社交媒体要求撤换并惩处武汉的领导官员，因为自12月第一宗案例确诊以来，他们呆等消息、按兵不动，为的就是不打扰1月初举行的湖北省人大政协会议！控制疫情的宝贵时机被白白错过了。根据香港大学病毒学研究专家管轶所言，控制疫情的黄金机会已过，现在连封城防疫的手段的作用也很有限。

事态发展的速度惊人。1月20日首次确认人传人的感染个案，而叁日後当局决定将武汉封城，禁止出城的交通。再叁日後，当局进一步封锁超过20个城市，受影响的民众超过6,000万人。火车、飞机、渡轮、巴士全部停驶，车站由武警驻守。

习近平及党政高层被迫要亲自坐镇指挥抗疫工作。由於专制政府的下层瘫痪，完全未能作出即时回应（这个状况比起2003年沙士危机更严重），这是因为地方官员皆抱著“不做不错”的心态，生怕会让独裁政权丢脸。“习皇帝”集大权於他一人手上，使地方政府没有北京的命令皆不敢轻举妄动。

香港政府也依循了同一个规律做事，完全作为一只被摆佈的扯线公仔，没有任何独立决策的能力。林郑政府的反应比其他中国城市更为迟钝，在更迟的时间才落实禁止中国高危地区的旅客入境等紧急措施。在中国大陆、日本、南韩政府皆呼籲国民穿戴口罩的时候，香港政府却拒绝呼籲市民穿戴口罩。衞生署署长陈汉仪更说，市民参与普通社交活动时并不需要戴口罩。港府去年10月订立的《禁蒙面法》，但被高等法院判决违宪，现在为保面子，在疫症蔓延的状况下仍坚决进行上诉。

医疗系统长期资源不足，现在急需大量额外资源来应对危机。现在有工会号召2月3日进行罢工。社会主义行动全力支持这场罢工，并呼籲各行业的工人、工会以及正式成立工会的筹委动员工人。我们反对警队加薪，并将公帑投入到抗疫的紧急措施，包括为医疗人员提供充足的保护装备（据报卫生署有超过1,000万口罩库存，但公立医院的前线员工却没有足够的N95口罩）以及有足够的隔离病房。我们要求政府采取措施禁止任何囤积炒卖，包括口罩或食物，并要求政府撤回对於《禁蒙面法》的上诉。

现在应该全面封关，禁止任何人经中国入境香港（不论是中国内地居民还是旅经中国的旅客），立即停驶高铁，防止疫症蔓延。同时，社会主义拒绝本土派利用今次症疫，製造针对大陆人的族群主义排外情。任何种族的人都可以感染新冠肺炎，成为受害者。

香港工人及工会需要互相支援，在每一个职场成立抗疫委员会，选举员工代表与管理层谈判，确保企业采取具体措施，将员工及公众健康放在第一位。

员工亦应有权拒绝在疫症期间到中国公幹，并有在家工作的权利，或是弹性工作时数来避免繁忙时段的人群聚集。我们不能够相信政府或老闆会顾及我们的利益。我们需要抗争来争取这些权利，透过组织和发展工会及职场委员会。企业应该要为所有员工提供口罩、消毒设备、改善清洁、以及在受薪时段进行资讯会议。

香港工人和工会也应该支持中国大陆工人相应的行动，去改善他们的权益，并组织工会去争取充足的保障及资源来渡过危机。在武汉等疫症城市里，医护员工在缺乏资源下的艰难状况下付出的努力与牺牲，都让我们悲愤。香港表达的工人声援，并且示範在职场建立委员会，都能够启发中国大陆工人为自己的权利去抗争。当政府明显已经不可依靠时，由下而上组织的集体行动就是对抗这场疫症危机的最强力量。

香港的工会应该立即动员并就以下诉求抗争：

• 在所有公司成立抗疫委员会
• 员工有权在上班时间内参与抗疫委员会工作
• 员工有权拒绝到中国公幹
• 员工有权弹性上班或在家工作
• 要求政府撤回《禁蒙面法》上诉
• 停止警队加薪，为医疗人员增加大量紧急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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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当然要认识法律，但不应寄望法律可以保障我们的权利，而是应当通过切实和坚决的斗争建立实质的工会力量，夺取主动权

裘青　社会主义行动

2019年的抗暴运动除了极大地动摇了林郑月娥与中共专制政权在香港的统治威信外，更进一步催生了多年以来最热烈的工会成立浪潮，各行各业的新成立工会如雨后春笋冒起。这显示了群众仍然坚定的抗争意志，开始意识到过去劳工权力的不足和薄弱。劳工处资料显示，去年有25个新工会成立，而2018年只有13个。

但同时，目前新成立的工会仍在试验性阶段，很多实际仍未能真的进入职场。本地工作多年来趋于零散化的困局不会立即就能被克服过来。因此，当务之急的工作方向首要在于新工会真正在职场扎根。要达到这一点，必需以职场中的基层工人作为会员基础，并保证工会的组织民主和定期会议，会员参与民主讨论和决策。这一点在斗争的过程中尤其重要，斗争中的策略和决策应当经过全体会员的民主讨论和同意。

工会角色

而这次突如其来的瘟疫突显了在职场建立工会的迫切性。工会应当更积极和深入地强调保障员工健康和职场卫生的诉求，必要时准备发动罢工斗争。工会要吸引更多工人，从而成为一个实体工会。医管局员工阵线在这次疫情斗争中作出了不俗的示范。虽然罢工没有争取到全部诉求，但经过医护人员声势浩大的罢工斗争后，医管局员工阵线工会今后将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有力工会。

在新成立的工会中出现了重要的辩论——工会应依赖法律还是抗争捍卫劳权？社会主义行动不认同新工会的重点在于“法律”工作。令人忧心的是部份新工会似乎受过往职工盟的在新成立的工会中出现了重要的辩论——工会应依赖法律还是抗争捍卫劳权？社会主义行动不认同新工会的重点在于“法律”工作。令人忧心的是部份新工会似乎受过往职工盟的组织形式所影响，成立之初就倾向于NGO模式，强调所谓“会员福利”而远离斗争。香港劳工法规本身就残缺不堪，且明显有利于雇主资方。工人当然要认识法律，但不应寄望法律可以保障我们的权利，而是应当通过切实和坚决的斗争建立实质的工会力量，夺取主动权。

新工会必需在斗争中建立起实质的力量，令工会真正成为捍卫劳权、反对独裁政府、反对资本家经济专政的有力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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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对中港的影响

显然，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彻头彻尾的证明了，中共独裁政权根本完全没有汲取十七年前非典型肺炎疫病的经验教训，再一次在众目睽睽之下重蹈覆辙。而这次所造成的危机和影响，更远比沙士严重得多。

首先在疫情本身，新冠肺炎的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染能力远远强于沙士，整场沙士疫情全球共约八千宗感染病例，而现时（二月九日）中国国内确诊病例已达37251宗，过去数天确诊病例每天新增三千宗新症，意味着仅三天所出现的新感染病患就多于沙士半年的全球感染数字。加上这种新型病毒有着极强的隐匿能力，如有感染者无任何病征，以及在十四天的潜伏期间已有着传染能力，而造成大面积的社区传染。

对香港而言，林郑倔强而偏执地拒绝全面封关，虽现时未开始大规模社区传染，但已见端倪。已有近期无出入境纪录的港人染病个案出现，基于病毒极强的隐匿传染力考虑，袁国勇表示一旦香港大规模社区爆发可能高达140万人感染，以现时中国官方公布的2.1%死亡率计算将有近三万人死亡，这表示将会是香港史上死亡人数最高的灾难！

另一方面，可以预期新冠肺炎疫情将造成比沙士更严重的经济损失。中国早在去年已面对经济下行压力，加上下半年贸易战所造成的打击，2020年的经济环境早已不被看好。在沙士期间，中国GDP年增长速度达12%，当时仍然强劲的增长势头迅速吸收及克服了疫情所造成的1-2%GDP跌幅。 但现时情况早已今非昔比，多家国际评级机构将对中国2020年的增长预测下调至4-5%，甚至有人警告可能降至2%。而新年伊始，中共政权就再一次搬起石头狠狠地砸自己的脚。03年的沙士疫情尚且未有全面封城的举动，而现时已有数十座城市被全面封锁或半封锁，工厂停工、店舖停业。而且疫情横跨整个农历新年假期这个传统重要消费旺季，但现时全国重要城市人心惶惶，街头行人疏落萧条。

工业生产亦受损严重，各大型工业园区及工业企业叫苦连天。鸿海富士康设于深圳及郑州工厂原计划于2月10日复工，后来遭当地政府否决，复工无期。这表示不仅影响富士康工业园区数十万工人生计，更波及上下游产业数以百万计的从业员。而这并不仅限于富士康一家，亦不仅限于中国国内，韩国现代汽车生产线宣告暂停，原因是中国生产的零件供应中断。全球旅游业也受到影响，40家航空公司已停飞往中国的所有航班，包括美国三大航空公司，英国航空公司和汉莎航空，香港航空已宣布裁员400人及要求地勤放2星期无薪假；国泰亦要求所有员工放3星期无薪假。可以预见，香港经济衰退的情况最迟不过八九月将会见到市面受严重影响。

而令人忧虑的是，中共会否为保经济而挺而走险第二次隐瞒疫情，以求尽快恢复全国经济活动，避免经济衰退？尤其是众所周知中共的所谓“执政合法性”过去二三十年大体建基于其“经济迅速增长”之上，经济衰退意味着“执政合法性”的动摇。因此，中共现时可谓进退惟谷：继续停工，疫情未知何时得以控制，但必然得全面承受经济停摆损失；强行复工，尚未得到控制的疫情将更猛烈地扩散，势必招至全面民怨，同样危及自身政权。习帝除了望天打卦期望疫情尽快受控让自己得以脱身以外，无计可施。

与此同时，率先披露疫情消息的李文亮医生之死亦触发了中国网民要求落实言论自由的诉求运动，甚至提出了仿傚香港反威权运动的“五大诉求”，网上舆情一时失控。疫情的黑暗将会是中共专制垮台的历史性转折点。这场危机所造成的损害永远无法恢复，因此我们必须竭尽全力建立一个新的工人阶级运动，以一个民主工人阶级纲领——一个社会主义替代方案——来挑战中共的独裁资本主义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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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前路风雨飘摇

Rob Jones，社会主义抵抗 (ISA俄罗斯)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一年一度的“国情咨文”演讲接近尾声时，宣布了一系列旨在削减总统权力、加强议会和总理的权力的宪法修正案，并将所谓的“国务院”从一个咨询机构转变为政府机构的一部分。 似乎连政府的部长们都对此感到震惊。

仅仅一个小时后，梅德韦杰夫总理在与内阁的一次会议上宣布，他和整个政府将总辞职，以便实施必要的改革。 他随后被普京任命为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直接对总统负责。 到了晚上，相对没那么知名的税务局局长米哈伊尔·米舒斯京（Mikhail Mishustin）被任命为总理，米舒斯京被视为“技术官僚”。

普京正在准备多种备选方案，以在2024年总统任期结束后继续执掌大权。 根据俄罗斯宪法，一人只能连任两届总统。 但是普京自2000年以来一直执政。 在他的前两个四年任期中，他利用宪法漏洞采取了交换职位的方法──普京成为总理，梅德韦杰夫成为总统──然后两人再交换回来。 为了进一步延长他的统治，宪法修改将每届总统任期延长到六年。

俄罗斯不是资产阶级民主国家。 真正的反对党和候选人不被允许参加选举。 过去，普京得到了民众的大力支援。 在叶利钦领导下的多年经济混乱和灾难之后，他的政权被认为是恢复秩序的功臣。这与2008年之前石油驱动的经济增长时期不谋而合，人们的生活水准在这一时期的到了提高。 在石油储备被用来度过全球危机的头几个月，尽管经济的增长速度要低得多，但是占领克里米亚的让克里姆林宫掀起了一场激烈的，即使是短暂的爱国浪潮。

前途困阻

现在，克里姆林宫在各个方面都面临着不断恶化的危机。 生活水准已经连续下降了5年。 但这并非是谷底，新的全球衰退呼之欲出，这将使俄罗斯面临更大的困难。 社会内部的不满情绪明显增加，尤其是年轻人，他们未经历过苏联时代一出生就处在资本主义统治下，大多数时间都是在普京统治下，许多人对此感到不满。 政府的支援率直线下降，普京本人的支援率也处于他上台以来的最低水准。 在过去的几年中，针对养老金改革，腐败、操纵选举以及生态问题爆发了大规模抗议活动。 除了普京所珍视的“国家计画”之外，他在上次选举后做出的一系列诸如提高预期寿命等等的宏伟承诺也都没有兑现。 甚至连气候也在破坏以前的稳定感，俄罗斯的气温上升速度是全球的两倍多。

目前，企业全心全意地支持当局，反对政权的商人被边缘化或被迫逃往国外，剩下的商人则受益于低工资和低税率。 但是随着全球经济衰退的迫近和明国会选举的临近，克里姆林宫变得越来越紧张。 尽管他们不可能在阶段性的议会选举中失利，但如果投票率暴跌，或者像去年夏天在莫斯科发生的那样，出现反对禁止反对派候选人参选的大规模抗议活动，他们将受到严重打击。 如果群众运动发展起来，这可能会引起统治阶级的分裂。

先发制人

因此，克里姆林宫似乎已经决定提早采取行动，寻求延长普京统治的方法。 他们的首选方案现在似乎已经被排除。 过去有几年，俄罗斯和白罗斯一度打算从现有的联盟关系强化成某种形式的联邦，并由普京担任联邦总统。但后来白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对此表示抵制，特别是自从乌克兰事件以来，他已经离俄罗斯越来越远，并靠拢欧盟。 现在，哈萨克斯坦提供了新的选项。 在那里，独裁总统纳扎尔巴耶夫退休，提拔其女儿担任议会议长，组织选举了一位安全的傀儡总统，并接管了国家安全委员会，实际上仍然掌权。 并顺便以自己的名字重命名了首都。

现在我们得看看俄罗斯未来几个月的局势如何。 默默无闻的米舒斯京总理可能只是一个权宜之计，他的工作被认为只是在宪法改革推进的同时固守堡垒，尽管他暗示将进一步降低营业税。 他的候选人资格毫无异议地在议会获得通过。 一直忠于克里姆林宫的所谓共产党人投了弃权票。

但是，为了防止米舒斯京有什么非分之想，克里姆林宫似乎已经做好了准备。 过去几个月，一些高级区域税务官员被捕，这通常被视为对他们上面的人不要越轨的警告。 与此同时，反腐运动人士阿列克谢·纳瓦利内声称，米舒斯京和他的妻子的收入和财产比官方允许的收入要多许多倍。

宪法改革

与此同时，克里姆林宫正在推进宪法改革。 已经成立了一个由75名宪法律师、学者、文化和体育界人士组成的工作组，以审查克里姆林宫的提议。 目前有11个要点，包括加强国务院的权力以及禁止双重国籍或在外国居住的人担任公职。 讽刺的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它还包括将养老金自动指数化引入宪法。

一个可能的结果是，“国务院”的地位将发生关键改变，该机构目前是一个咨询机构，由克里姆林宫任命的7个联邦地区的州长、克里姆林宫批准的地区政府首脑和4名国会分部领导人组成。 至少看起来，还要增派一个强力安全部门首长，让普京作为国务院首脑掌握实权。

不能排除的是，这个工作组只会“修改”克里姆林宫关于取消两届总统任期限制的提议，让普京接受“人民的意愿”，成为终身总统。 另一种可能性是，将设立一个新的职位──“国家领导人”。

“人民投票”

不管怎么修改，这些提案都将在5月初“作为一揽子”进行“人民投票”。 克里姆林宫坚称这不是公投，但也没有解释这是什么意思。 实际上，这将是一次关于对总统信任的无党派公民投票。

在过去一段时间中，俄罗斯人可能与其他国家的政治议程相距甚远。 但是，这些变化是多年来最重大的变化，激起了一波政治讨论。 在去年政府推动提高养老金年龄后，许多人对养老金指数化的承诺发表了评论，以此表明为什么不可能相信这些建议。 现实情况是，这种试图改变国家结构形态的做法是承认该政权正在感受到迫在眉睫的危机。 谈论这些变化是否会转化为抗议还为时过早，但不可避免的是，在未来一段时期内，民众进行反击的信心可能会增长。

为经济和民主权利而战

自由派反对派将试图利用这种情况，主张以某种形式的“诚实的资本主义”结束威权主义，而不理解目前的政权正在实现大多数俄罗斯企业的愿望。 他们将争取真正民主权利的需要与经济和社会问题分开了，在许多情况下，他们支援降低工资和养老金改革。 通过这样做，他们正在为工人阶级的参与制造障碍，这是唯一可以在俄罗斯带来真正变革的力量。

但作为社会主义者，我们将站在争取民主权利斗争的最前线。 我们支援召开一个由俄罗斯劳动人民、青年和少数民族的民主选举代表组成的制宪会议，以建立一个真正民主的政府，而不是由来自俄罗斯统治精英的75人组成的工作组来修改克里姆林宫的提议。 同时，我们努力争取人人有适当的工资，扭转养老金改革，为免费和高品质的医疗和教育体系提供适当的资金，并将自然资源、银行和大公司纳入社会公有。 这样，这些资源才能得以不再被用来支援独裁政权，而是被用于普通民众的利益。 结束这一独裁资本主义政权的唯一途径，是争取建立一个民主的社会主义俄罗斯，使之成为更广泛社会主义世界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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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尔兰社会主义党（国际社会主义出路 [ISA爱尔兰支部]）声明

爱尔兰的2020大选别具历史性的意义。共和党（Fianna Fáil）和统一党（Fine Gael）两个主流资产阶级政党加起来的总得票暴跌到43%的历史低位。

这次选举反映了底层社会对於“真正改变”的渴求。

新芬党（激进民族主义者）是这场选举的大赢家，该党获得最高的得票率 24.53%，但是共和党还是得到最多议会席次，因为新芬党没有足够候选人参选来最大化支持度骤增的效果。

新芬党会以选举作为平台来发动真正变革吗？不只是针对爱尔兰资产阶级党派的挑战，而且是对於体制本身的挑战。

如果新芬党（和绿党）拒绝与共和党和／或统一党形成联合政府，那他们或许可以给带来巨大的推动力并创造一个活跃的“人民力量”运动，结合工会运动者、一般工人阶级，尤其特别是可改变爱尔兰社会的青年。我们认为这才是新芬党和绿党应该采取的做法。。

然而，新芬党和绿党却已透露出他们有準备要与共和党或是统一党形成联合政府。如果是这样发展，这等於把上周六为了真正改变而投票的人民的希望与抱负引进失望的死胡同里，他们并将为此付出代价，只因为共和党和统一党的首要任务就是确保财团企业与超级富豪的利益不受损害。我们也应该留意到新芬党表示过他们对自己没有设立底线，所有在选举中推出的政策方案都能被协商，而在北爱尔兰（由英国统治）的联合政府中，新芬党早已在施行残害工人阶级利益的政策。

艰困的条件

社会主义党参与其中的“团结”（Solidarity）运动，在９个选区中参选。然而，我们的主要重点摆在让现任的两位国会议员Mick Barry（科克市中北选区）和Ruth Coppinger（都柏林西区）。我们隶属更广泛的联盟，也就是“团结”和“人民先於利润”（People Before Profit）所组成的连线。

因为新芬党是非建制政党中的最大政治势力，於是争取真正改变的情绪，反映为支持新芬党的风潮。而选举的整体情况是很困难的，在2016年我们的胜选，可以说是反对水务税的群众运动的结果，我们协助发起并领导了这场运动，并强化了人民的信心。但自此之後，除了2018年又有一次废除宪法禁令争取堕胎权的活跃鬥争，人们普遍来说淡出活跃的政治参与。

选举结果

我们很高兴Mick Barry可以在科克市北中选区实至名归地连任。儘管新芬党拿到26.7%的第一选择票得票率（超过2016年的两倍），他仍顶住了新芬党强烈的分票效应，赢得最後一个席次。他一直是聪明能幹的社会主义之声，同时也是工人阶级的代表。

我们很遗憾Ruth Coppinger只差几百张票而未能於都柏林西选区连任，该区是全国竞争最激烈的选区之一，而且新芬党获得了大幅进帐，他们在这区拿到了28%的投票率（也超过2016年的两倍）。此外，绿党的支持度也有更长远的增长，在这一选区他们从2016年4%增加到这次的11%以上。在这样极其困难的条件下，Ruth取得10%的成绩是非常了不起的，她将在议会之外继续捍卫工人、女性和地球环境的事业。

对於Ruth落败，我们和许多都柏林甚至全国的人民不约而同地感到失望，尤其是（但也不只是）在女性族群中，因为Ruth在许多事关女性的议题中扮演了关键角色。选前Ruth失去席次的可能性越佳明朗之时，一位女性在推特上表示：

“如果Ruth Coppinger没有连任，那将会是非常可惜。这位女士是过去那麽多重大改变的面孔，她也是青年女性参与政治的绝对标誌。我衷心地尊敬这位女士，如果她不能连任的话我会个人骚动。”

我们也认为必须特别提起Sandra Fay在都柏林西南选区参选的问题，因为有人不公正地批评我们，说我们决定在该选区参选，而损害了Paul Murphy连任的机会。

“团结”和社会主义党都完全有权在都柏林西南选区参选，我们在这区有将近连续25年的选举历史。我们现在面对的状况是前成员Paul Murphy退党，而他却受益於我们政党几十年来所努力建立的基础，过去许多党员勤奋工作让他不只一次而且是两次当选。因此我们完全有权参选，而且“比例代表单一可转移票制”（PR-STV，以多个选区订定最低当选票數，由选民不受政党限制就候选名单圈选顺序，当选之外的剩馀票得票顺序分配给其他候选人，强调政党比例代表性）的优点之一，就是让我们的参选根本不会实质影响Paul Murphy的选举形势。

当Sandra以赢得3,696票之姿败选时，她那里就有超过2,400票的大量转让票（占她总得票的叁分之二）给予Paul Murphy，让他最终得以当选。

“团结”和社会主义党将继续努力协助工人群众和青年在各种议题组织起来战鬥，同时为真诚的社会主义变革而战。由於气候变迁危机，民主公有制以及将重要的财富和经济资源交由工人和群众来计画运用，才是解决资本主义社会棘手问题唯一解方。

勿与共和党或统一党结成新联合政府

特别是新芬党（但绿党也是）应该明确排除与两个主流资产阶级党结盟的路线。这两大政党的唯一目的就是维护有利於超级富豪和大财团的龌龊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及其国家体制。

我们不应忘记1992年和2011年，工党虽然承诺作出改变而赢得巨量选票，却让共和党以及後来的统一党重新掌权，而使人民深感失望。

有一种建议是说，是否有可能建立一个不但不包括共和党和统一党，甚至也不包括其他几乎所有党派的政府。我们了解为什麽这样的想法有吸引力，但显然很难实现。

社会主义党认为正确的做法应该是试著与所有渴望真正改变并认真思考一般工人群众利益的政党展开讨论。

我们认为，政府必须立即采取行动，建造10万间可负担的住房以供出租或购买、实行15欧元最低工资、赋予工人在自己所的工会中成为代表的权利、大量投资公共服务并终止所有破坏公共服务的私有化形式（尤其医疗部门）、政教分离，并基於工人阶级共同利益使南北爱尔兰群众真正团结，反对那些激起教派分裂、潜在暴力或任何胁迫特定族群的政策。

至关重要的是，要实现真正的变革，必须通过民主公有控制关键财富资源，并於腐败的资本主义割裂。

如果促成新政府的组成方案，我们会认为左派和社会主义的议会代表应采取上述方法作为底线。如果不同意这些变革，那麽这样再新颖的政府组成，仍将受到当前控制经济的既有资产阶级经济利益的摆佈。

然而，我们要明确指出，如果下届政府要在一个不与共和党和统一党组成的政府，以及由该两党主导的政府之间作出选择，那麽我们会主张左翼和社会主义的议会代表一方面投票支持前者上台，但同时不参与其中。这样一来，一般民众将在实践中看到新政府会实施怎样的方针和政策，而我们的工作将是监督他们，要求他们履行真正改变的诺言，并组织工人、女性与青年继续为之奋鬥。

不管未来几周和几个月事情会怎样发展，拒绝共和党和统一党、以及渴望真正改变，都是这次选举最重要的讯号。大量人民投票支持新芬党，但现在的问题是，新芬党会代表著对根本变革的热切期盼而采取行动，还是像工党在1992年和2011年那样拯救共和党和统一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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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阶级必须组织起来

丽芬　社会主义行动(香港)

在资本主义的阶级不平等下，新冠状病毒肆虐下，首当其冲影响最深的就是劳动阶级。根据环境卫生大联盟显示，全港私人公司的清洁工每日约需要35万口罩维持，但现时供应商已经中断订购，存货很快会被完全消耗。而政府食环署的外判清洁工也身受其害。清洁工人职工会组织的调查显示，有三成食环署外判清洁服务承办商并没有为员工提供口罩。虽然政府在二月初表示惩教署将增产70万个口罩分配给外判清洁工，但这也代表每名清洁工一天只能使用一个，在高度污染的工作环境里根本不够。更甚者，据媒体报道很多清洁工根本拿不到口罩。很多清洁员四处奔波寻觅口罩，用私伙装备上班。政府及雇主缺乏支援之余，食环署更举报没有戴口罩上班的清洁员。更可耻的是大部分清洁员都是食环署的外判员工，外判商时有拖欠薪金的事件发生。

基本防疫用品成经济负担

在疫情下劳工处呼吁家务外佣休息日应留在家中。外佣每星期只有一天的休假，在雇佣同住条例下，星期天是她们唯一社交、宗教和处理个人事务一日，要她们留在雇主家中即等同删去仅有一日例假。家务外佣最低工资只有4,630元，基本的防疫口罩在疯狂炒卖下变成外佣的奢侈品。社会主义行动要求废除雇佣同住条例，提供外佣充足而安全的住屋，并且确保雇主为外佣提供足够抗疫用品。

有港龙空服员工会有意发起抗争，反对公司拒绝全面停飞中国令疫情蔓延。因为在武汉抵港的航班上工作，6名同事需要入住隔离营。国泰航空及香港航空亦分别下令员工放“无薪假”，后者更计划裁减400名员工。

面对病毒侵袭，香港的经济开始步入萧条，资本家企图将经济损失转嫁工人，将有更多以“开源节流”之名，要求员工放无薪假、打折扣出粮，或者直接裁减员工的事件发生。劳动阶级必须组织起来，在职场建立强大工会运动，要求企业提供充足的抗疫装备，安全的工作环境，反对强迫放无薪假、减薪、裁员，在疫症中捍卫劳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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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真正解决问题，我们需要接管这些大企业，而非将焦点放在个人消费行为之上

裘青　社会主义行动

反送中运动发展至今，面对政府死硬不作为、冷处理应对五大诉求，群众自行发起更多的抗争手段。当中受到很多关注的，是“黄色经济圈”消费者运动。此一号召甚至令香港政府官僚乃至中共喉舌媒体《人民日报》都疯狂笔墨口诛笔伐。一时间市面上响应抗争的“黄店”门庭若市，而被标籤为“蓝店”者则门可罗雀，有力地鼓舞了群众的抗争士气，以致於不少商户纷纷在店面张贴反送中海报和标语等，大壮群众声势。

政府和中共对“黄色经济圈”的挞伐和抹黑故然可笑，同时亦反面地展示了这消费者运动的影响力。同时我们亦要理解这一抗争方式的局限性，即消费者运动毕竟无法从根本上对香港的经济结构造成影响——众所周知，香港资本大财团立场一直亲中共。这些财团与政府关係紧密，并控制社会上全部主要部门：交通、土地房屋、能源、电讯、大型连锁零售。一项2019年进行的调查发现，24个富豪家族拥有了香港一半的财富。

“黄店”的困难

相对地，支持运动的主要以小店为主，而小店并不掌握本地的经济命脉，而仅仅居於经济链的下游，因此这种杯葛亲中“蓝店／蓝企”的运动，对其实际打击有限。大财团近半年的盈利下跌与亏损更主要的原因毕竟还是由於整体经济因素下行所造成，包括旅遊业、贸易、主要企业新增投资的衰落。

《立场新闻》年初时曾报道过“黄圈”网店“光时”在营运中所面对的困难，包括租用营业场地、物流运输、进货渠道与货源等都面临各样困难。这显示了大财团以其垄断位置与雄厚财力去扼杀小店生存空间的能力。在货源问题上，为了维持基础利润以求收支平衡，有时亦不得不选择一些中国货源。

这些都揭示了现时“黄店”与“黄色经济圈”在实际运作的过程中所面临的客观困境。因此，我们当理解这种消费者运动的限制。

打破既有经济权力结构

“消费者运动”并非香港独有的新运动。过去几十年，气候环保份子一直呼籲民众购买环保产品，并由於为地球带来严重破坏而号召杯葛使用私家车或飞机。但这个策略未能扭转由100家最大企业所製造出来的气候危机。要真正解决问题，我们需要接管这些大企业，而非将焦点放在个人消费行为之上。而要做到这样，我们需要团结鬥争打破既有的经济权力结构（资本主义），并将其以民主公有制来取代。这个问题同样适用於世上垄断资本主义最集中的香港。

现在，反送中抗暴运动极需要连结到建立新的工人阶级运动。由於经济下滑，再加上新冠肺炎恶化，航空界、零售界、中小企正出现倒闭潮和解僱潮。工人阶级更需要组织起来反抗，準备发动罢工行动来保护工作岗位及工资等。而反威权的鬥争则需要以更有组织的方法来延续及强化，例如现在新工会的成立就是正确的重要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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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为政权的言论审查和处理不当付出代价

周毅 中国劳工论坛

新型冠状病毒爆发以来，中国的医疗系统也遭遇超负荷的挑战，以疫情发源地的湖北武汉最为突出。多所医院出现人手、资源不足及医护人员工作量过大的情况：一些医护人员没有时间去厕所而必须使用尿布；一些医院医疗物资短缺；有影片显示，一名武汉人在当地医院能够见到医生之前需要排队10小时。实际上，早在1月下旬，一名医生接受《叁联生活週刊》采访时已经指出，各个医院的承载能力到了极限。有些医院没有足够的检测新型冠状病毒的试剂盒，有些医院则没有检验的条件。随著疫情恶化，口罩、防护服、消毒液等物资的短缺造成的医护人员防护不足，导致全中国逾1700名医护遭感染（其中湖北武汉就有1102名），更有6人死亡。

为了应付疫情造成的床位短缺，中国於武汉迅速兴建了“火神山医院”和“雷神山医院”，於2月初启用，声称均可提供上千张床位，用来救治确诊患者。另外武汉市也借用武汉体育中心等13处公共场所设立“方舱医院”收容轻症患者。然而被官媒极力吹捧的“火神山医院”，却没有氧气插口、心肺监测插口等必要设施，内部构造也被形容犹如集中营；“雷神山医院”则存在天花板漏水等施工品质问题；“方舱医院”更只是将被收留者集中隔离，且允许被收留人员集中跳“广场舞”，妄想以此令轻症患者迅速康复，却不知很可能加剧病毒人传人、造成疫症进一步恶化。

在疫情爆发的最初几週，当局坚持认为人传人的可能很低，很大程度上令医护人员得不到充分防护，而在初期揭发疫情的医护被警方以“造谣”处罚、医护人员不得公布病例数字等舆论管控也使社会大众没有足够的警惕。一线医护人员付出了相当高的代价，而医护人员遭感染也增加了医院内交叉感染的风险。

短短几天内，成千上万的建築工人签订建设新医院的合同，然而这些工人严重缺乏防护，经常不得不简单清洗後就重複使用口罩，且工地卫生条件恶劣。环卫工人的工作压力也急遽增加，且承受不起不上岗的惩罚——一天没有上岗将被罚款150元，而这比两天工资还要多。此外，公共交通停摆意味著包括医护人员在内的许多工人上下班会遇到麻烦，也大幅增加了本就分配不到足够防护物资的出租车司机、送餐员和社区工作人员的压力与风险。

保證政权稳定

面对群众问责怒火，中共政权设法将责任向下推给武汉地方政府，免除湖北省委书记蒋超良、武汉市委书记马国强等人的职务。2月8日，中央政法委秘书长陈一新抵达武汉，亲自坐镇防疫指挥部。2月12日湖北单日激增14840宗新冠肺炎案例的同时，上海市委书记应勇调任湖北省委书记，济南市委书记王忠林就任武汉市委书记。然而陈一新乃政法系统出身，被部分分析人士认为将采取有力措施严控媒体和网民言论；应勇与王忠林也均非先前传言的医学或技术背景官员，而是具有公安背景。这叁人均被视为习近平的子弟兵。习近平在政权内忧外患、自身面对党内权力鬥争压力之时平息民怨、保證政权稳定而已。

如同2003年SARS，中共政权对症情爆发的反应充分说明了中共只有在问题瞒不住的情况下才承认问题存在，并在群众愤怒威胁中央政府时装模作样地撤换几个地方官员，并在媒体宣传“成绩”以安抚群众。然而面对疫情的持续恶化，越来越多的群众不会再受矇骗，而是意识到必须推翻中共一党独裁政权。在职场组织独立工会捍卫劳权的诉求将会得到群众支持，对曝露於病毒之中的医护工人和垃圾收集工人来说更是生死问题。在世界各地的工人运动，包括香港和台湾的，应该支持这一想法，并支持中国工人赢得此一重要的民主权利。资本主义无法提供重要的公共服务和抗疫物资，所以将药剂及医疗设备行业民主公有化也在这场危机中变得更迫切。抗击疫症也要抗击极权统治和资本主义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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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各地资本主义政府都在破坏公共医疗系统，并使危机加剧

Vincent Kolo 中国劳工论坛

新冠肺炎疫症（COVID-19）仍在全球间迅速蔓延，目前已有90,000宗确诊病例，死亡人数超过3,000人。如果中国官方公布数据可信的话，疫情在中国以外的蔓延速度要比在中国境内更快。南韩每天新增感染人数已经超过了中国。而美军最大的海外军事基地——南韩首尔郊外的汉弗莱斯（Humphreys）营——也由于爆发而被封锁。

日本政府已下令所有学校关闭，直至至少下个月，受影响学生超过1300万。意大利目前有逾1700病例，北部的11个城镇处于“中国式”隔离状态。

全球都出现关闭和取消潮，并成为了新的常态，关闭的项目包括伊斯兰教在沙特阿拉伯的两个圣地，以及原定于本周开幕的中国一年一度的人大会议。习近平一方面要确保世界上最富有的“议会”不会受病毒感染，但另一方面却正竭尽全力重启经济，并使工人重返“世界工厂”恢复生产。

另一个独裁国家伊朗正爆发最令人担忧的危机，官方证实了近千确诊病例。然这个数字被普遍认为是虚构的。德黑兰市议会卫生委员会主席说，该国感染病例可能有10,000至15,000人。戏剧性地，该国卫生部副部长在举行记者招待会后，也明显感到不适，而他的新冠病毒检测结果也呈阳性。

阅读更多➵新冠肺炎：对抗疫症大流行是阶级问题

疫情仍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疫症（epidemic），而非疫症大流行（pandemic）。世卫组织对这个紧急情况的沉默以及处理手法引起了很多争论。 新冠肺炎已达到美国疾病管制与预防中心（CDC）对于大流行定义的三个标准中的两个：它在人与人之间传播，并且可能导致死亡。第三个标准是疫症已经在全球间扩散。奇怪的是，也许反映了政治压力和避免引发“恐慌”，尽管事实上已有超过60个国家出现确诊个案，但世卫组织对疫症是否已成为大流行的问题上依然犹豫不决。

疫情重创股市

尽管有明显的证据表明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早已完全陷入停顿，但似乎市场过去一直自欺欺人地无视消息，不过华尔街和全球的股票市场最终仍然暴跌。实际上，过去一周已有约7万亿美元蒸发掉，相当于纽约证券交易所市值的一半。包括纽约在内的全球主要股票市场在一周之内下跌了10-12％，这是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最差的表现，也是有史以来最快的“修正”。

这是历史性的恐慌，然而特朗普等目光短浅的资产阶级政客仍不肯相信市场和全球经济极有可能发生崩溃及衰退。

“有关2020年的全球经济将出现温和反弹的乐观估计已化为泡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中国分部前负责人埃斯瓦尔·普拉萨德（Eswar Prasad）指出：“欧洲陷入停滞，日本的经济在2019年最后一个季度萎缩，甚至中国和印度也在失去动力。因此，今年已经是一个艰难的开端。现在，新冠病毒使世界经济沦落至求生模式。疫症正损害全球的旅游业、贸易和供应链。”

尤其是盼著持续的牛市令自己在11月连任的特朗普，他寄希望于习近平和中共独裁政权所采取的空前严厉措施（包括人类史上最大规模的隔离措施）能够制止疫情传播，然而疫情尚未得以制止。

两周前，特朗普在一次州长聚会上说：“两天前，我与习近平主席就房间里的人进行了长时间的会谈，而他感到非常有信心。他感到非常有信心。而且正如我提到的，他感到这样，在四月中或四月底前，气温回暖可以杀死这些病毒。这将是一件好事。但我们国家的状况非常好。”

正是这种盲目和一厢情愿的想法，导致中国当局在12月和1月犯下了一系列错误，使疫症在中国得以爆发。

最大的泡沫

华尔街对疫症可能造成的潜在破坏的延迟认识只是事件的一部分。即使没有新冠肺炎的爆发，人们长期以来也预计著目前的财务混乱状况。这是因为股市（尤其在美国）处于史上最大的金融泡沫。它甚至比2006年美国的房地产泡沫还要大。随着疫情的蔓延，加上中国经济活动的崩溃将波及全球，投机者现在担心末日将至。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对各国央行（特别是美联储）的关注将会非常多——确定它们是否可以向股市提供更多支持，像金融体系注入更多的信贷，来支撑股市泡沫。但是，基于过去十年各央行前所未有的宽松货币政策，人们感到严重担忧，因为他们可能已经黔驴技穷。

特朗普政府正在讨论新的减税措施，甚至降低其在中国的部分关税，以平息资本家的不安。特朗普已经重新对美联储施加进一步降息的压力，要求美国的利率要降到比日本和欧洲更低：“美国本应拥有最低的利率”。美联储主席鲍威尔（Jerome Powell）已表示准备进行干预，以平息股市。

许多经济学家对此成效表示质疑。在过去十年中，似乎无休止的“量化宽松”（QE）印钞的确成功地阻止了全面的衰退（以扩大当前股市泡沫为代价），但这次可能有所不同。疫情仍在蔓延，并导致了多地经济封锁。降息不会刺激人们在疫症中冒险购物，也不会重新连接切断的全球供应链。

重蹈覆辙

特朗普的顾问甚至将疫症指控为民主党捏造的“骗局”，以破坏他的连任机会。特朗普指责部分媒体“竭力挑起公众恐慌”。贸易部长威尔伯·罗斯（Wilbur Ross）预测中国的疫情“将有助于加速工作机会回流北美”，体现出美国政府的自大情绪。

这样，美国政府对危机的反应就是以某种不同方式重复中国专制统治者的所有错误。中共独裁政权无视事实，浪费宝贵的时间，误导社会，对公众说谎，并试图妖魔化任何试图发声的人。

与特朗普和其他资产阶级政客纷纷竭力拯救华尔街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同一堆政客对公共卫生紧急事件所作出的反应。他们削减公共支出并实行新自由主义休克疗法，破坏了世界各地的公立医院系统。由于费用高昂，将近3000万成年美国人没有医疗保险，而芝加哥大学于2018年进行的调查显示，有44％的生病或受伤的人没有去看医生。

减薪浪潮

随着冠状病毒爆发的蔓延，公司裁员、减薪和放无薪假的浪潮也随之蔓延。在中国，过去6周史无前例的封城使大部分工人领不到工资。在建筑、制造业和许多服务业中，占中国绝大多数工人的农民工（来自中国较贫困地区）在大多没有工作合同、社保、失业或医疗保障。这些工人首当其冲受中国的疫情影响。由于成本高昂或户籍限制，他们在许多情况下无法在医院得到治疗。

但是，许多美国工人也面临着隔离期间领不到工资的状况。根据美国进步中心（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的数据，美国73％的兼职工人甚至没有有薪病假的权利。《卫报》在2月28日报导指，在2009年H1N1猪流感暴发期间，尽管生病了，但仍有约1/3的美国工人没有请假，这反过来又导致多达700万人感染。同一家报纸报导了一名迈阿密居民的案例，该人士从中国回国后于1月进行冠状病毒检查，而院方向他征收3270美元的检查费！

显然，若果新冠肺炎疫症在美国爆发（包括CDC在内的许多专家都认为这是时间而不是可能性的问题），美国工人阶级只有很脆弱的保护。特朗普的政策进一步削弱了这些防护措施，他在最新预算提案中削减了16％的CDC资金，并削减近10％的卫生及公共服务部的预算，他还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取消了监督疫症大流行应对措施的职位。特朗普还提议削减用于全球卫生计划的30亿美元，包括减少53％提供给的世卫组织的资金。

中国陷入困境

源于中国的疫症亦导致了历史性的经济和政治危机。过去6周的生产暴跌比中共政权所设想的要严重得多，而且似乎不太可能出现V型反弹。最近发布的官方和非官方数据证实，不仅在制造业，而且在服务和建筑业，衰退都非常严重。而服务业占中国GDP的一半以上。

现在看来，根据疫情状况，本季度甚至下一个季度的GDP都将无可避免地陷入衰退。澳新银行（ANZ）预计中国第一季度GDP将萎缩2％，而对冲基金PIMCO则预计将下降6％。这比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的衰退更为严重。季度衰退是自1960年代文化大革命以来的第一次。

阅读更多➵新冠病毒燃起对中共独裁的群情反弹

在全中国，工人被禁止出行并受检疫限制，而许多人害怕受到感染而留在家中，因在这个国家有许多人因为患病而陷入贫困和负债。习近平已将重点从抗疫转到在全国范围（除疫情爆发中心湖北和武汉）呼吁各地恢复“全面生产和正常生活”。但是，这个呼吁成效不一，中共政权和中国不同层级的党国机器对其自身法而造成了更大的损害。

欧盟商会一名发言人说：“各地相互冲突的疫情防控措施，变相成了数以百计各自为政的封建领地，现在几乎不可能在中国国内运输货物与人员。”

虽然国家控制的媒体报导说，“超过90％”的国有企业已经恢复生产，但许多人认为实际数字要低得多，大多数公司仅实现部分恢复。根据澳新银行的数据，截至上周，中国经济正在以20％的动能运转，约有50％的工人重返岗位。

奥威尔式国家

北京的评论员吴强解释说：“这场危机对习近平的形象造成了致命打击。”他告诉《纽约时报》：“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公众会对他产生持续的怀疑，这种怀疑是不可挽回的。”

尽管在中国与新冠肺炎的战斗还远没有结束，但中共政权感已经受到对其统治的真正威胁，因此当局正在进一步强化其镇压机器和奥威尔式监控国家的能力。监控措施不仅无法向社会预告新冠病毒威胁，而且实际上压制这些警号。如今，以抗击新冠病毒的名义，监控进一步得以强化。包括新的智能手机应用程序、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在内的技术已被用作社会和政治控制的工具，而外国“民主”政府也在密切关注并尝试学习当中至少部分的方法。

阿里巴巴子公司开发的一款自我评估的手机应用程式正在200个城市中使用。每个公民都必须进行自我检疫，用户需要输入任何可疑症状、最近的旅行史和其他信息，应用程式会显示红色、黄色或绿色的二维码。只有带有绿色二维码的人才能在户外开车或四处走动；警方可以要求每个人出示其二维码。

习近平政权用这种方式开始将其统治（有100万维吾尔族穆斯林被关在集中营的）新疆的一些“科技威权主义”特征推广到中国其他地方。这是社会主义者早就警告过的。

同样，世界各国政府很可能会试图利用新冠肺炎疫症来及加强警察权力和其他威权手段，以期平息群众的愤怒。法国、意大利和瑞士已开始实行新的针对抗议和游行的禁令和限制措施。

社会主义者在为什么而战

社会主义者和国际社会主义道路（ISA）主张大量投资公共医疗系统，并立即采取紧急措施，以使社会为应对大流行的威胁做好准备。这些必须在完全民主的控制和公众监督之下——我们不能相信（无论是“民主”国家还是独裁国家的）资产阶级政客。

在许多国家，基本医疗用品短缺，例如保护长袍、手套和适合的口罩。需要在民主控制下建立新的公有经济，以快速生产此各种救生设备。工会和工人政治组织领导的群众斗争需要扭转在市场主导下公共医疗支出的灾难性削减。工人运动和国际左翼必须应对这一挑战——新冠病毒告诉我们，在资本主义及其政治代表之下，世界并不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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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冠状病毒已几乎成为全球的疫症大流行，虽然世界卫生组织至今仍拒绝承认这点，但许多专家却认为情况早已达到如此严重程度

中国劳工论坛

全球资本主义正眼看着股市崩盘（唯一庆幸的是特朗普（川普）会感到非常不满），数以兆计的美元在过去5天蒸发，许多交易眼睁睁看着2020年来所有收益付之一炬。实体经济的情况可能更加严重，旅游业在全球GDP扮演重要因素──世界各地航空公司今年估计将损失300亿美元，但这只是冰山一角，这是全球化时代的第一场重大的疫症大流行，将加强当前的去全球化趋势。

习近平说，这是自1949年以来中国最严重的公共卫生危机。他的政权对这整件事处理得一团糟，却还被资本主义世界拥护独裁制的评论员称赞为“强而有力”的领导。中共将无法从这次打击恢复威信，但中国革命危机的进程却可能由此展开迂回复杂的道路。

目前，中国有3,000名医院员工感染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而且基础设备依然短缺。数以千计的平民被困在自己的家里至今已有一个多月，如果他们未经许可外出将遭到逮捕。但是截至本周，如果暂且相信可疑的中国官方数据，那新冠病毒已经在中国以外传播得比中国里面还快。韩国和义大利这两个名列前茅的世界经济体，再加上伊朗，现在已沦陷成最新被列为高风险的国家。

中国是全球GDP增长的最大贡献者、石油和商品的主要价格设定者，以及全球供应链的经济枢纽，中国的这些经济角色意味着经历长达一个月几乎完全工业停摆之后，这场危机对世界资本主义的经济破坏将比官方公开承认或意识到的还要严重得多。有些中国经济学家甚至敢站出来承认， 2020第一季甚至上半年的经济将会呈现零增长或甚至负增长。

工人组织必须赶紧采取积极姿态，要求国家紧急防疫政策（如果还真有这种东西）完全透明公开并受到民主控制。与疫症大流行的斗争到底是个阶级问题！现在急需在受到民主控制公有制下制定出紧急计划，才能有效生产医疗设备、防护衣、病毒测试工具、人道检疫设施，并加速研究与量产疫苗。世界上多数国家都正遭受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对于公共医疗体系的屠宰掠夺，找不到有任何地方能满足大规模流行病层级所需的资源。我们应该扭转这般局面，建设工会落实工人职场防疫措施、保障在家工作的权利、对抗裁员和无薪休假。这次的疫症危机就像所有资本主义危机一样，我们都拒绝将成本转嫁到工人和穷人身上，来保护资本家和股市寄生虫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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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处理不当令习政权陷入历史性危机

Vincent Kolo　中国劳工论坛

“他们在说谎，我们知道他们在说谎，他们也知道我们知道他们在说谎，但是他们依然在说谎。”

温州是在前所未有的封城中被封锁的数个大城市之一。在网上发表该评论的温州居民强调，随着新型冠状病毒以惊人的速度蔓延，整个中国都感受到了爆炸性的愤怒。

截止2月11日，已确诊的感染病例超过43,000，死亡人数达到1,018，每天增加逾100。中国政府声称，疫情将在2月的第一个星期达到高峰，而现在看来这说法完全脱离现实。海外和香港专家警告说，高峰期可能要到4月或5月才能来临。许多科学家对中国官方报导存疑，表示被感染的人数可能比官方数据高出10倍。

该病毒攻击呼吸系统，5周内的死亡人数比2003年沙士（SARS）疫情中6个月的死亡人数还要多。现时的危机表明，中共独裁政权完全没有从17年前的疫情中吸取教训。更糟糕的是，习近平8年执政的两大特征是专制统治的强化和“一人独裁”为表现的极端权力集中，导致中国政府对疫情的反应更加迟钝。

在习近平的领导下，北京自己制造了一场新的历史性危机，并且深陷其中。即使这不是去年情况的重演——在香港造成百年不遇的危机，之后在台湾造成类似影响——都已经够糟糕了。

这场疫情注定成为中美冲突的又一个战场。在情况急遽恶化、进一步加剧了与美帝国主义的史无前例的大国斗争之时，危机已经开始削弱中国执政精英们的信心，也打击了其先前对中共的专制资本主义制度的坚定信任。负责挽救中共统治的“强人”习近平，现在似乎更像是触发其衰落的人。美国评论员利明璋（Bill Bishop）说，该政权对疫情拙劣的处理手法使“习近平和中共已接近1989年以来我们所见到的生存危机。”

新型冠状病毒爆发的短暂进程是暴露地方官员的官僚主义瘫痪和处理不当的表现之一，而掩盖疫情的根源在于裴敏欣所言的中共的“病态的保密工作”。随后，北京下令进行严厉镇压，以展示权威，但发觉为时已晚——如果其巨大的安全机关没有围捕并恐吓那些试图警告社会危险即将来临的人，中共本来可以很快作出反应。

人道危机、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

结果是人道危机、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化为一体。自1月23日春节前夕，中共政权实施世界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封关，有6000多万人——相当于整个意大利的人口——居住在被封锁的城市中。全国各地居于城市的数千万居民被关在家中，受到严格限制，每天只允许一名家庭成员外出购买必需品。

被隔离的城市，如武汉（疫情发源地），已经犹如战时状态，居民遭受严重的苦难，医疗用品严重短缺，在资金不足且不堪重负的医院外大排长队。北京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胡星斗将这种情况描述为“世界末日”，并将检疫条件与60年前的大饥荒作比较。

随着工厂和办公室陷入停摆，数以千万计的工人被迫放无薪假。新年假期在全国大部分地区延长了10天，在某些地区甚至更长。由于学校被迫停课直至另行通知，因此教师也将领不到薪水。

全新检疫规则和旅行限制遍及全国，来自内陆省份的数百万移工的行情受到阻挠。一段在网上疯传的影片显示，一对分别是贵州人及重庆人的夫妇，在车中被困在连接贵州省和重庆市的一座桥上，因为两地政府中断两地交通，使他们不能去对方的城市。

有千万人在其他省份生活和工作的湖北工人，面临歧视甚至迫害。正如《纽约时报》袁莉报导指出：“在努力控制疫情蔓延的时候，地方政府显示出他们更善于装得忙忙碌碌，而不是去寻找解决方案。许多政府想方设法追踪甚至驱逐湖北省的居民，以阻止冠状病毒的传播。”惩罚或迫害他们可能会迫使这些工人躲藏起来，使抗击疫情变得更加困难。

人权观察称，习近平和政治局常委采取的强硬措施“过于激烈”。中国大部分地区已停止运转。这给中国的国家体制带来了新的压力，不同地区实施自己的隔离措施并相互争吵，而没有协调紧急资源。

云南省大理市截获了一批运往重庆的口罩，引发了两地政府之间的争端。官方媒体还报导说，青岛海关人员扣押了从韩国前往沈阳市途中的医疗用品。青岛当局声称这是对沈阳官员的报复，因为他们没收了一批运往青岛的物资。这些事件在社交媒体上引起了厌恨和愤怒。

“人祸”

“这就是一场人祸”，社交媒体上的一篇帖子很好地总结了疫情。尽管网路审查员在全力删除这些内容，但这种对政府的批判如一份泄漏的内部政府报告所述，如今已是“洪水般袭来”。

2月6日，“散播谣言者”、武汉市中心医院的医生李文亮去世，令反政府情绪再上达到新高度。1月3日，李文亮被警方强迫签署训诫书，说他警告同事有类似SARS的新型病毒，发布“不实言论”，使其他武汉医务人员噤声。

遭训诫的武汉“散播谣言者”都是试图发出警告的医疗专业人员。消息传出后，事件在社交媒体上激起怒火。李文亮此时已感染了冠状病毒的，中共不得不以温和的态度对待他，并允许他接受媒体采访。最高人民法院甚至声称李文亮不应受处罚。他去世后，北京从国家监察委员会派出了一个小组，对负责处罚李文亮和其他医生的武汉官员进行调查。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对他的离世表示“深切哀悼”。

中央政府的这些举动是试图遏制和平息群众不满，将责任向下推向武汉官员，为将来进一步审查和迫害“散播谣言者”做准备。去年习近平政权在香港的任何战术上的让步，并不表明路线改变，而只是试图争取时间以继续强硬的威权统治。

在接受《财新网》的最后一次采访中，李文亮作出非常温和的批评：“我觉得一个健康的社会不该只有一种声音，不同意利用公权力过份干预。”这句话现在从坟墓中回响，缠扰著习近平政权。

至于由国家控制的媒体首先在2月6日宣布李文亮去世，然后再否认，再在2月7日再次宣布他去世的做法，也是另一个不太聪明的掩盖真相的手法。想必，中共庞大的宣传和审查机器需要更多的时间来准备编造不实消息。

这则新闻在网上引发了前所未有的反政府愤怒情绪。数以百万计的人分享了有关李文亮的帖子，还有数以千万计“我要言论自由”的标签，在遭审查之前就获得数千万阅读量。对于中共而言的不祥之兆还有，有网民影射香港示威，就大陆的“五大诉求”在微博上广为传播。

这些事件对中国乃至全球经济的打击可能远远超过SARS疫情的影响。2003年，中国GDP仅占世界GDP的4%，而如今已占16%。去年中国GDP成长便占全球GDP成长逾30%，对全球增长起决定性作用。在特别考虑到全球经济的脆弱之时，并不难设想疫情成为全球陷入衰退的转捩点。

至于本来已陷入衰退的汽车业更遭遇重创。由于缺乏中国供应商的零部件，现代汽车在韩国的所有汽车厂都关闭了。如果中国的问题持续下去，欧洲汽车制造商将面临类似的压力。中国的汽车厂和其他主要行业目前长期停工，尚不清楚何时恢复正常生产。

但是问题更加严重。疫情如果持续的话，恐将刺破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巨大泡沫，并可能引发银行业崩溃。作为中国第五大城市武汉，在过去的两年中，这座城市的房价翻了两番，是不可持续的泡沫的典型案例。

“有钱人被吓得要死，不敢在外面乱跑。”一位驻北京的房地产经纪人对英国《金融时报》说：“没人上班。建筑工地都封闭了⋯⋯影响肯定不小。”

武汉：灾难时间线

在危机的最初几个关键周，武汉政府的所作所为完全错误。他们逮捕举报人并令他们噤声，包括试图警告潜在疫情的医护人员李文亮，甚至向前线医护人员隐瞒风险。现在大量医务人员已被感染，单单武汉其中一家医院就有40名受感染员工，也成为公众愤怒的另一个原因。

据估计，在1月1日至20日期间，有500万人离开武汉前往中国其他地区，却不知道自己可能带菌者，也没有被提醒要采基本预防措施，包括戴口罩、定期洗手和避免公众聚会等。

1月18日，就在该市被完全封锁并禁止所有外出旅游的前几天，武汉官员在百步亭社区举办了40,000户家庭的宴会。如今，百步亭拥有13万居民的数十栋楼上贴有“发热门栋”的红色官方告示。《财新网》引述当地居民的抱怨，即使他们的房屋被认定为“发热门栋”，政府官员仍未告知他们应采取什么预防措施。

联合国机构世界卫生组织（WHO）于12月31日从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的官员获悉，武汉爆发了“不明原因肺炎”。一周后，该病毒被命名为2019-nCov。这个时间线暗示，在武汉政府错误背后是中央政府行动的迟缓。面对大量对中共独裁政权犯错的証据，世卫还是赞扬其处理疫情的表现，甚至称赞“中国的体制”和习近平“卓越的领导力”。在中共在国内遭遇巨大反对声音之时，日内瓦的少数官僚的讨好式支持是一个小小的安慰。

革命性的震荡

北京现在正处于严峻的止损阶段，试图保护“习帝”的形象，并将所有责任归咎于武汉政府和警方。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承认当前形势是“对中国制度和执政能力的重大考验”。

中共利用铺天盖地的宣传和公关措施，采取了所有的“维稳”措施，以创纪录的速度建造医院，并宣布了与新冠病毒展开“人民战争”。尽管武汉市新建了两家医院，政府表示相当于增加13,000张床位，但这仍然不够。据独立机构估计，武汉市拥有多达190,000感染者。

北京最近安排了718.5亿元人民币的紧急资金抗击疫情。但在同一周，它为银行业和股票市场注入了1.2万亿元人民币，避免市场崩溃。两者之差反映出中国统治者真正效忠于哪个阶级。

情况会如何演变？安德利尼（Jamil Anderlini）在《金融时报》认为：“如果新冠病毒无法在未来数周内迅速获得控制，整个事件可能成为中国的切尔诺贝利（香港：切尔诺贝尔，台湾：车诺比）时刻：独裁者的谎言和荒谬暴露无遗。”

许多中国网民也提出了相同的观点，将其与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灾难进行比较。这场核事故是破坏了苏联斯大林主义政权的基础的一个重要事件。安德利尼也将李文亮与自焚的水果贩子布阿齐兹（Mohamed Bouazizi）进行了比较，认为现今中国与2010年突尼斯有相似之处，而后者是突尼斯革命以至阿拉伯革命的触发因素。

显然，中共政权已进入1980年代后期以来最严重的危机。 3月两会现在可能因疫情而取消，其真正原因更像是避免异见者在自编自导的会议上发声。

由于对习近平的领导的分歧不断加剧，几乎肯定会重新燃起中共和执政精英的内部权斗。这最终来说也是社会基层中的愤怒情绪的反映。如果疫情在短期内未得到遏制，并造成了巨大经济损失，则可能引发新的危机，并可以带来新一场更大的危机，甚至有可能造成革命的后果。

马克思主义者与国际社会主义道路（ISA）在中国支持者的任务，是帮助工人阶级和青年中最先进的阶层做好政治准备。中国的人道危机、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唤起建设一种替代中共独裁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真正民主的工人阶级出路的迫切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