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蔥姨化，反共界反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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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昌平区崔村镇香堂村上千名业主，上周五（18日）围堵镇政府，要求解释他们合法购买的房屋，被政府以“违章建设”论处，并将他们驱离这片土地。据业主委员会披露，此次拆迁由北京市委书记蔡奇负责。

上周五，昌平区崔村镇香堂文化新村的业主，不满镇政府将香堂村村民购买的房屋和四合院确定为所谓的违章建设，责令近期搬迁，并拒绝作出相应的补偿。上千名业主到村民中心广场集会及镇政府抗议，当局出动警察在场戒备。业主拍摄的视频中，崔村镇政府门口，抗议者人山人海，不断传出“保卫香堂”、“抗议强拆”的口号。一名男子面对在场的镇委书记韩军，大声质问：“二十年前的1999年，村、乡、区三级政府，还包括国土局，盖了章的协议。今天你们乡一级政府说推翻就推翻，给大家三天时间，要大家自行拆迁。你们白纸黑字写的，让我们露宿街头。

该名男子称，当局举出很多法规，但都在业主买房之后才推出：“全部都是我们已经买了房，住了房，你们国土局盖章以后的事。今天你们（政府）后法管前事，没这个道理。”

崔村镇政府上周六（19日）发出的通告称，该村10个区建筑面积达三万多平方米，经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认定，未依法取得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进行建设，违反了《北京市城乡规划条例》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属于违章建设。

本台记者周二（22日）致电崔村镇政府办公室，查询为何村民合法购置的房屋，却成了违章建筑。接听电话的一位官员拒绝回应。他说：“你问村委会吧，我解答不了你。因为我不了解情况，这要有专业的业务部门处理这件事，别人无法回答你。”

据业主委员会披露，此次拆迁由北京市市委书记蔡奇亲自挂帅，昌平只是试点，当局要赶在明年1月1日之前完成土地储备，以便重新拍卖土地。

据香堂村一业主对本台说，该村有近3800住户，其中包括三层建筑及四合院，居住着上万人。这些房屋的业主，大部分是城里人。该不愿公开姓名的业主说，如果房屋被强拆，每户的经济损失达500万元人民币，合共损失将高达数十亿元。

村民董女士对本台说，他们均持有购买房屋的证明，并得到政府机构认可：“根本就不是违建，是国家认可的，我们的红本都是昌平区政府发的，不是村和镇政府发的。 ”

记者：“拆了有没有安置、赔偿？ ”

业主：“没有，什么都没有。所以大家都要跟他们拼了，写了遗嘱，立了生死书。家就这么没了，没有任何赔偿，没有任何安置。 ”

有业主提供给本台一份中共昌平区崔村镇委员会扩大会议纪要显示，这份在2003年8月11日上午8点30分召开的买房会议纪要，由当年的镇党委书记金东彪主持。会议议题是关于香堂村旧村改造的有关政策意见。会议强调，为促进崔村镇区域经济发展，进一步加快小康城镇建设步伐，改善整体环境。将该村可利用旧村改造的空地建住房，向荣誉村民出售，香堂村按售房价格5%向镇政府交纳基础建设设施费，管理手续费等。

一位年长的老人手持当年花钱买来的“土地使用”及“荣誉村民证书”，称她有镇政府和村委会盖公章的红本，没有违法购房，现在她要和自己的房子死在一起，死也不离开。

此次群体事件引起当局震惊，为担心事态扩大，公安自本周一起，删除微信及网络上任何不利于政府的相关言论，多位被指带头的业主遭到警告。其中宋建伟对本台说，他的电话受到监听，不能接受采访：“我不能接受采访，因为我的电话受监控，所以我不能随便说话。”

据村民披露，政府打算把这片土地收回后，重新出让给开发商建商品房。不仅仅是崔村镇，周边多个镇都在以相同方式收回业主的所谓小产权房，同样遇到业主反抗。

“拉美化”还是“南非化”？

近年来国内外批评者在关于中国发展模式的“反思”中经常提到的负面比较对象是印度与拉美。大致而言，改革前中国人经常把经济落后的印度当作“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恶果”，那时（1960-1970年代）拉美正处在经济高增长时期（所谓“巴西奇迹”、“墨西哥奇迹”），所以中国人不太提及。改革后，尤其在1990年代以专制“铁腕”掀起以市场化为目标的新一轮改革后，印度仍然常被用作反面“教训”，但却变成了“尼赫鲁社会主义”、“苏联式计划”的恶果，而被中国的“右派”们用以反证“民粹主义”之害。至于中国的“左派”，则越来越多地以“奇迹”已过、社会陷入危机的拉美为“教训”，用以批判“新自由主义”之恶，从而造出“谨防中国出现拉美化”、“中国落入拉美陷阱”等热门话题。

但中国的一些拉美研究专家并不赞成“拉美化”的说法。而更有趣的是：与“新自由主义”意味着资本对劳动的优势相反，很多“中资企业”（尤其是“大型国企”）一到拉美就感到那里的工农把资本“欺负”得够呛。拉美最大中资企业“首钢秘铁”抵制当地的劳工法，开除罢工工会成员，造就了“秘鲁工人英雄”胡安·坎查理，这个首钢眼中的“捣乱者”在工人支持下先当选议员，后成为秘鲁劳工部长，他的女儿则民主当选“首钢秘铁”所在的马尔科纳市市长。而“首钢秘铁”则被劳工运动“折腾”得七荤八素，国内传媒因此一片惊呼：“海外投资须防工会陷阱”！我们的国企老爷可算知道了什么叫“咱们工人有力量”！需要指出的是：近年来拉美左派力量增长，这样的事或许不奇怪。可是“首钢秘铁”事件发生在1990年代藤森政府时期，那可是公认的“右派政府”啊。

拉美之外还有更生动的例子：过去我们的国企在乡村地区建厂开矿，“圈地拆迁”从来不由分说，成千上万的农民说赶走就赶走，哪里有谈判一说！但这些年“中资”在加蓬等国圈地，甚至到自然保护区和国家公园去采采挖挖，却遭到“西方传入的”环保和原住民权益NGO的抗议，中资习惯于通过“搞定”政府来解决问题，而在那里，被搞定了的官员也就袖手旁观而已，靠他们来弹压“刁民”，像在国内的定州、汕尾那样，则嘎嘎乎难哉。当然，在那些法治完备的国家，中资也学会了“循规蹈矩”。如中铝公司在澳大利亚开发奥卢昆铝土矿，虽然早已与澳大利亚政府达成协议并得到了后者的大力促成，但仍不得不花费一年半时间与当地一个只有千余人的土著部落谈判土地租用问题，因为澳洲政府已经把土地所有权归还了土著。中铝的“平等待人”在当地获得好评，可是在国内这个“好榜样”却不能宣传：国外的“工会陷阱”已经够让“中资”头疼了，如果“奥卢昆经验”传入国内，拥有“五千年文明”的中国农民也学会了像澳洲那个小小的“原始部落”那样大模大样地与政府支持的“大鳄”漫天要价，那还了得？！

于是如今人们发现：原来“中国奇迹”的主要奥秘在于铁腕之下谁也不能讨价还价，减少了中国经济学家所谓的“交易成本”，避免了“民主分家麻烦大，福利国家包袱多，工会吓跑投资者，农会赶走征地客”这种“民主困境”！

显然，这种情况下在中国扯什么“拉美化”纯属莫名其妙。而一位20年间多次到过南非的菲律宾籍国际NGO活动家却有个发现：当年的南非大城市很像今天的北京，而今天的南非大城市却很像马尼拉了！这个比较很有意思。

他讲的“当年南非”就是1990年代民主化以前种族隔离制度下的南非。这个南非当然不像拉美，但它与中国很像吗？

今天中国的“左派”喜欢大批“新自由主义”，而“右派”喜欢大批“福利国家”。可是当年的南非，虽然国际上自由主义者与社会主义者都把它骂得厉害，但后者从来没说南非之弊在于“新自由主义”--相反，倒是在种族隔离制度废除后，民主南非执政的非国大被一些极左派抨击为搞“新自由主义”。而前者更没有把南非看成“福利国家之弊”。尽管南非少数白人当时的确享有高福利，但谁都知道，占南非人口大多数的黑人尽管并不享有“自由竞争”，却与“福利”更无缘，他们的福利待遇比任何“新自由主义”国家都低！

刑法不清晰，行政法不清晰，司法不清晰。在這種原始的法律體系下以威望為選票搞民主，是否促成了品蔥的內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