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年在民主派的舆论圈里,总有一种悲观的论调认为即使习近平由于某种原因无法执政,中共的专制体制仍然可以推出一个类似胡温的温和专制领导人继续给中共续命。从战术上讲,反习只是针对其一人的个人独裁,而反共则是要与3百多个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为敌,更不要说这3百多人底下错综复杂的政商利益共同体,因此以反习为目标在关键时刻很有可能让中共高官产生隔岸观火的心态。而从策略上讲,习一旦倒台,接下来任何中共推选出来的领导人都无法维持领导权威,甚至连胡温时期那种类似春秋诸侯对周天子的表面尊崇都不会有。
之所以有这样的预期,源于总结20世纪各国共产党的权力继承情况得出的一条经验性规律:在共产党国家,只有在卫国战争或建立政权战争中担任过高级军事职务的人及其指定的接班人或者直接血亲才具有共产党内的统治权威,否则此领导人会因无法实际统治而导致共产党政权的垮台或者变异。 从这个假说出发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江曾选择习而不是李克强作为胡以后的隔代接班人,因为江作为邓指定的接班人自身虽然能够获得统治权威,但江无法让接班人获得权威,因此需要借习仲勋的血亲传承关系来确保习近平作为接班人具有足够的权威。
视线转移到朝鲜,金正日交接权力给金正恩前修改劳动党党章删除共产主义,将劳动党从法理上由共产党转变为金氏家族政党,也符合这个规律。而习近平与合法妻子彭丽媛并无子嗣,在男权主义占据党内高层主流思想的背景下断然无法由其独生女继承权威,更不要提连真实性都存疑的私生子了。 在苏联,赫鲁晓夫与勃列日涅夫在二战中都是将领,安德罗波夫与契尔年科则作为勃列日涅夫的接班人得到了苏共党内的领导权威。而作为安德罗波夫培养的接班人-根据前面的规律-戈尔巴乔夫无法获得党内权威,这也是为什么戈尔巴乔夫要搞在很多苏共高层眼中激进的政治改革,因为他要跳出苏共用民主来从民众中获得统治权威,这虽然是一般民主国家social mandate的概念,但也造成了苏联最终的解体。我猜想十一年前习近平在广东发出”竟无一人是男儿“的感慨时,大概已经明白如果他推出接班人,必定是一位中国版的戈尔巴乔夫,出于对红色江山的”责任心“,他必须”力挽狂澜“,也就在那时萌发了修宪取消任期的想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