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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受访者提供
"青年人的期望在社会快速变迁下被极大地释放与提升，又被社会急速变迁带来的不确定性挤压，形成希望迅速占有更多价值、尽快达到成功或成为精英的时间焦虑。这段时间特别火的'内卷'就是一个重要体现"
严飞让学生研究边缘群体，"用自己的双脚丈量城市。这些是你在追求GPA、把3000字的论文堆成5000字时感受不到的。"即将到来的寒假，他计划带着学生们到城市蓝领的公寓里住上一周，和城市务工者一起聊天、生活。"你再怎么'卷'，接触到这些，还是会有影响"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
文 | 本刊记者 张宇欣 发自北京编辑 | 周建平 rwzkjpz@163.com全文约7639字，细读约需17分钟
2018年秋季学期，在清华大学《西方社会学思想史》课上，新闻传播学院的一名学生找到教师严飞说，想用社会学理论研究抖音、快手视频的用户。两年后，严飞把他们的研究对象定义为"悬浮时代下的都市新蓝领"。
都市蓝领的生存状况一直是严飞的研究议题之一。18年前，在复旦大学读大二时，他深入上海郊区一所打工子弟学校，用两年时间扎根在流动人口社区，和务工人员子女一起学习、做游戏、户外探险。这段经历最早赋予他"从情感的角度研究社会现象"的视角:"这不是这些小朋友的问题，而是社会转型时期阶层固化、城乡差异、户籍制度历史遗留等结构性问题。"
2016到2017年，严飞与同校建筑学院的同事一同到拆迁的北京太阳宫菜市场，跟踪调查对当地菜贩的影响。他们发现，市场在2013年被拆迁后，有72%的商户仍在原菜市场周边三公里范围内新增的各类社区菜摊、菜站从事自雇经营，有15%的商户留在北京转行打工。这些菜贩在脱离原有的大型市场后，平均收入下降了约20%。即便如此，真正离开北京的，只有9%的商户。
他从几乎所有受访对象处得到的理由是，在北京，人生总归有些希望。"在北京打工再苦，他们可以让孩子接触更好的教育、医疗资源。他们也希望通过自己在大城市的努力可以改变下一代的命运，让自己的孩子不用再走hard模式，有机会实现阶层的流动、上升。"
顺着菜贩的就业情况，严飞又摸排到他们子女的受教育情况：四五年前起，随着公立学校接受非京户口学生的名额逐年减少，有能力把孩子送进公立学校的菜贩也不得不转而考虑师资力量、教学设备都远逊于公立学校的打工子弟学校，但没过多久，这类学校又受到限制；一部分菜贩的孩子回到老家，成为留守儿童。菜市场被拆迁后，在各方压力下，子女教育又成了在京菜贩忧心的大问题。他将发现写成了论文 A Floating Dream （《漂浮的梦想》）。
2011年，北京，一个外来务工家庭的男孩在邻居家看电视 图/本刊记者 梁辰
这两年，严飞做研究的关注点依旧在城市边缘群体对身份的挣扎和对未来的彷徨上。
前两年在短视频浪潮的影响下，严飞偶尔刷抖音快手。打开快手APP查看附近直播的人，严飞发现这些用户最想要的是"自己的生活被看见"，"让自己至少在网络这样的虚拟空间里融合进城市的生活"：白天，深夜，很多年轻的务工者（后来严飞发现，很多用户是1990年代被称为"农民工"的城市务工人员的二代）在孤单地直播自己砌墙、筛沙子，几乎没有观众。
今年，严飞组建了一个十几人的团队，计划在北京、上海、深圳三地，对菜贩、餐饮从业者等人群进行大范围的样本抽查和深度访谈。他向我描摹"都市新蓝领"的主体画像：30岁以下，70%的人文凭大专以下，在北京上海70%的人月薪在3000到5000元之间，不断换工作，从事餐饮服务、快递等零工，"在悬浮时代下不断地挣扎，寻找社会认同和未来的期待，同时期待可能会落空。"
严飞真正融入底层是在香港。
2005年在牛津拿到第一个硕士文凭后，严飞到香港城市大学做研究助理。内地对港自由行开通后，内地游客的购买力影响了香港的旅游和地产业。他多年后在《城市的张望》（2017）一书中这样形容过自己初到香港的"精英"生活："当时的我，自恃是海外名校毕业的精英，拿着优厚的薪水，住在带有会所的私人屋苑里，每逢周末，都会和内地的朋友们聚会，我们或者晃荡在金钟、中环的高级食肆、酒吧里，或者聚在某一位朋友的家里聊天打牌，甚或是租一艘游艇出海玩乐。"
一年后，在朋友邀请下，他为基于国别政治研究而发刊的电子杂志《纵横周刊》撰写关于香港的文化、时政评论。落笔时，他才意识到，必须"撕破心间的那一道与本土的隔膜"，于是住进深水埗阴潮的狭小单位：隔着共享的铁门，能听到邻居训斥即将中考的孩子；楼下有拎着小篮子卖水果的阿伯、推手推车卖茶饮的阿婆。每隔几个月，他将看过的报章杂志用手推车送到废品回收站，换碗牛肉面钱。
再后来他离开香港，到斯坦福读研、到牛津读博，一次次做田野调查，关注农民和打工二代的生存状况，"听到很多故事，看到很多伤痛，很多时代之下的挣扎、选择、裂痕以及他们的坚守；看到社会不同的形态，看到历史的相似性和重复。"
2012年，写博士论文的中途，严飞仿佛处于"黑暗中的某一时点"，埋首资料，看不到求索的终点；旧时同学们跃入红火的投行和咨询公司。他不断反问自己：为什么要读博？
"刚刚过去的那个痛苦的黑夜，不，是数不清楚的第几个那样痛苦的黑夜，我再一次地战胜了自己......无论是小碎步，还是大步奔跑，都不可以踏空一步，否则就要被这黑夜所吞噬。那种感觉，就好似一个人站在孤岛上焦灼地呐喊，周围只有呼啸的海风和巨大的扑打着礁石的海浪。"（《学问的冒险》，2017）许多次通宵苦学后，他把情绪疏解到键盘上。
他一度以田野调查的名义回国，想着或许应该转换赛道。上学时大家崇拜地收藏"怎样像麦肯锡一样画PPT"的教程，进入咨询行业严飞才知道，这些PPT是自动生成的，在Excel里输入数据，点一下，一张漂亮的图表就出来了。解决客户的需求、填表、生成PPT、展示PPT。有大半年，他每天西装笔挺，在项目的海洋翻腾，发现自己成了韦伯形容的"大机器上的小螺丝钉"，未来图景清晰可见。他确认，自己更想要"身体的自由"------"不用早八晚八，不用钉钉签到，不用告诉我6点下班有晚饭，10点下班报销打车票。"
2016年，严飞进入清华大学任教。他的兴趣点之一是历史社会学，回到历史纵深处，观察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性逻辑。在近期发表于《中国季刊》的论文中，他与学者李双龙合作，通过网民在国内最广泛使用的在线搜索引擎上搜索歌曲的标准化频次来检视革命怀旧情绪的地方性差异。
我采访严飞是在国庆期间，前一天有学生教了他一个新词汇：程式内卷------即标准的清华学生从大一到大四每一阶段该做哪些事，安排得十分妥当。七年前，他在一篇观察文章中写过，很多年轻人毕业后不愿投入科研等冷门行业，年轻一代"愈发偏离理想主义，改变社会的意愿愈发渺小"。
"不同阶段要做不同的内卷。"严飞当老师后，发现学生对GPA（平均学分绩点）十分看重，也会"有技巧地做事"："如果未来想留在本校保研，社会工作、团委这些就都要去做；作业要求3000字，他会写5000字；大二就会参加很多社团活动，增加社会工作经历；在大三会主动要求加入老师的课题组做助研，增加学术经历；到了大四尘埃落定，就飘离出来，到外面实习。"
"我觉得至少同学们展现出了他们积极的一面，对未来和成功充满了强烈的期望。"但严飞也会有意多加打磨，让强目的性的学生去研究边缘群体，"用自己的双脚丈量城市。到乡村里去记录这个时代的暴力、时代的裂痕，这些是你在追求GPA、把3000字的论文堆成5000字时感受不到的。"即将到来的寒假，他计划带着学生们到城市蓝领的公寓里住上一周，和城市务工者一起聊天、生活。"你再怎么'卷'，接触到这些，还是会有影响。"在多个采访中，严飞都对记者引用了2001年《独立者报》上描绘社会学者的专栏文章 The academic who got a kick out of sociology 中的话："我们可能会发现社会学者在街角与年轻的帮派分子厮混，在擅自闯入的空屋中与吸毒者并肩而坐，或是和不良少年一起站在天台上。"
严飞的新著《穿透：像社会学家一样思考》（2020）来源于他在《看理想》的音频专栏。录课程之初，他只是聚焦马克思理论本身，后来他放开手脚，不再以某一社会学大师的经典作为唯一解释理论，而是连带出知识体系------"双十一剁手"与商品拜物教，以克里斯玛权威分析粉丝文化、用新家庭主义说明数字技术为何深化了家庭的亲密度和凝聚度......
社会学家被认为是这个时代讲故事的人，"那故事背后你要呈现出社会学的张力，一个时代产生出这样的裂痕，一个人产生出这样的命运，背后都有什么样的社会学理论？"严飞说。
他经常想起曾经读到的一篇尼采散文，"尽管有无数肯载你渡河的马、桥和半神，但必须以你自己为代价，你将抵押和丧失你自己。世上有一条唯一的路，除你之外无人能走。它通往何方？不要问，走便是了。"
2019年12月20日，浙江宁波，一位小伙子伸出援手扶起倒地的老人 图/张培坚
悬浮时代的焦虑
人物周刊：你本科时关注到的城市边缘弱势群体，和你刚才说的悬浮时代下的人之间，有什么代际性的差别？
**严飞：**2000年之后，房地产市场兴起，福利分房变成商品房，很多人在2000到2010年这一段时间里通过房地产的倒腾变得越来越有钱。但是这一类人（城市边缘弱势群体）还是买不起房，没有办法接受教育、通过教育改变自己的现状。
另外一方面是随着大学扩招，意味着越来越多人拥有大学文凭------无论是一本、二本还是三本，意味着就业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而大学扩招其实对城市务工人员子女的影响相对较小，他们大部分还是上中专、职校、技校，毕业后与更多大学生竞争，薪资待遇也许不会有突飞猛进的增长。
很多孩子是跟着父母在城市里面务工，他们耳濡目染城市生活，同时户籍的归属还是在乡村。他们的父辈从乡土里走出来，他们对乡村的这一套没有办法回去了，长大以后只能在城市里继续从事父辈的职业，或者在类似的行业里打零工、做一些低端的工作，这对他们的身份认同、心灵状态会产生一个冲击，一个极大的落差。
人物周刊：作为社会学者，你会有面对当下的焦虑吗？
**严飞：**我觉得我会有。米尔斯曾说："我不相信社会科学能拯救世界......我所具有的知识使我对人类的机遇有非常悲观的估计。但即使这是我们现在所处的境地，我们还是必须问，如果凭借智识确能发现摆脱我们时代危机的出路，那么不正轮到社会科学家来阐述这个出路吗？我们所代表的------尽管并不总是很明显------是对人和人类处境的自觉。"
我们现在把这样的社会形态定义为"悬浮时代"：大家都是没有根基，飘在空中，不停地想抓住什么东西但是又抓不住的焦虑、焦躁的期待欲望得到满足的状态。我在课上也和学生说，整个社会就好像是一列高速前行的列车，司机不断踩油门，轰鸣着一路往前，生怕落后一点，就会被别人超车。整个列车高速前进，只要中间出一点偏差，就会翻车。我们见到很多类似的财务自由神话，更多的人跃跃欲试，想在短时间内成为成功者。
人物周刊：这可以理解为对社会的不安全感吗？
**严飞：**我倒不觉得可以把它完全上升为对社会的不安全感。情绪失控至少有两个不同的面向，个人的和制度性的。当然，我们可以把它上升到社会的层面进行解释，但也许我会从制度建设的角度去看，比如公交车司机案例（"10-28"重庆公交坠江事故），香港的公交车司机面前都是有护栏的，乘客接触不到司机，这些小的制度建设其实可以很好地、有效地规避这样的事情。
9月中旬一篇微信文章写被困在系统当中的外卖小哥，算法治理下他们的生存困境引起了大众的普遍共鸣。在算法世界或者资本逻辑当中，算法要大于对人性的保护。在这篇文章之后，大家意识到，我们忽略了对人的本质上的关注。其实他们就在我们身边，是让我们城市运作、日常生活维持下去的支撑者。他们和我们一样有家庭，都在奋斗，有悲欢离合，从消费者的角度上来讲，给予他们更多的宽容；从公司的角度来讲，给予他们更多的送餐时间，算法不要这么赤裸裸地优化、计算利润的增长，忽略人性的温度，大家会有这样一个认识上的进步，我觉得社会还是在进步的。
"还需建立起更多价值意义上而非工具意义上的'共同体'"
人物周刊：在《穿透：像社会学家一样思考》中，谈到"扶不扶老人"这一热门社会话题时，你指出，社会问题产生的根源在于一些制度与法律的设计有违"社会的内在道德精神"------在你看来，社会的内在道德精神是什么？
**严飞：**社会的价值观随着经济状况的改变而发生巨大改变。如果把整个社会想象成一辆高速前行的火车，我们不难发现我们长久以来太重视经济的发展而忽视价值观的重构，不断地进行制度、法律的建设,却没有真正考虑制度与法律的设计应当体现怎样的道德精神；我们懂得如何对社会组织运作进行分析，懂得如何对社会结构与社会关系进行量化衡量，却没有意识到这些制度与结构其实都只是社会的内在道德精神的外在体现；我们能将社会像动物肢体一样进行解剖，却忽视了社会的灵魂。
转型期容易涌现社会矛盾，衍生出一系列社会问题，比如贫富差距、人际关系淡薄、以自我为中心、唯利是图等等。那么，这个时候拥有怎样的道德意识，以及如何去培养、实现这种道德秩序就尤为重要。这关系到我们是否可以拥有和谐、信任、沟通、宽容的社会环境。
社会前行的目标首先是道德，其次才是政治、经济和技术。个体的道德诚信依赖于整个社会的社会信任体系。
与此同时，我们还需建立起更多价值意义上而非工具意义上的"共同体"，最终改善社会生活和公共生活。近年来最常被探讨的概念有都市乡民共同体、职业道德共同体、民族国家道德共同体、人类命运道德共同体，都是这一方向上的有益尝试。
全社会层面可以蕴育出制度性信任。当社会没有在其日常生活中为道德实践留下空间时，信任就会变成无本之木。譬如2011年的郭美美事件导致大众不仅对红十字会，而且对整个慈善、公益事业的信任降低，事件后的第一个月，全国的社会捐款数环比下降50%；事件后第一个季度，全国的慈善组织所接受到的捐赠额的降幅则超过八成以上，显示出全社会对慈善捐赠的巨大信任危机。
人物周刊：你说过齐美尔预言了今日社会状态。我们现在正身处齐美尔所说的形态中吗？
**严飞：**齐美尔曾指出，金钱是一种纯粹的交换方式, 获得金钱货币成为人际交往的直接目标，人际互动变得更加工具化、更易于计算，人与人互动之中的个性和关怀被抹除，取而代之的是冷酷无情和就事论事的态度，以及理性、精于计算、毫厘不爽的实际生活。
但齐美尔并没有仅仅把货币的存在视为一种交换媒介、价值手段，悲观地认为货币拜物教完全剥夺了人们欲望的自主性；恰恰相反，齐美尔对货币背后的现代精神进行了深入剖析，在货币经济的分化中，齐美尔依旧看到了人的个性发展的希望。
齐美尔认为，货币经济象征着现代精神的合理性，与理性主义的本质是相通的；金钱虽然可以帮助我们实现很多"想要的"，但并不是我们每个人灵魂的最终归宿。哪怕外部世界在现代化进程中分崩离析，人们依旧可以通过对心灵的分化，在适应社会变化的同时，保有主体灵魂的高雅和独立。
爱、情感，原本是人类社会重要的构成，也是我们人类固有的一部分。随着现代化、高度理性社会的扩张，非理性的事物逐渐消失，黯然失色。非理性是人类的本能，甚至不一定拥有真正的所谓"价值"，但是它可能影响着我们的很多决策，关系着人类的未来发展。
随着经济理性的肆意增长，我们开始失去非理性，这其实会是人类世界的一个悲剧。经济发展到今天，我们不可能再回到没有货币、没有科技、没有科层制度的传统社会。我们常常要面对的问题是，理性和非理性之间的较量、金钱和人性之间的平衡、欲望和能力之间的匹配。
电影《江湖儿女》
"青年人的期望在社会快速变迁下被释放与提升，又被变迁带来的不确定性挤压"
人物周刊：基于在不同国家、城市生活而产生的比较视野，在这些年如何影响你的社会学研究？
**严飞：**过去十几年，我在世界上不同国家和地区求学，因为常常身处不同的文化体系、不同的社会制度，所以学会了在平等的基础上尊重不同的文化、观念，并且往往会站在对方的立场上进行反身性的思考。
李欧梵教授曾将我的这层尝试形象地比喻为"门槛上的视野"，站在门槛上观察，的确可以做到内外兼容。但不可避免的问题也随之而来------如果踏在门槛里边那只脚的幅度，已经大大超过踏在门槛外边那只脚时（或者相反的情况出现），又该如何呢？我们在比较叙述的过程中，是否真的可以做到逾越个人的情感、夹杂不同的身份与立场呢？
对此，我一直努力在"本土论述"和"他者视野"转化的换位思考中，尽量保证跨越门槛时的平衡。比如说自己曾经同时在英国和美国两所大学里历练，因此常常将自己置于错位思考的情境下，去比较两种教育体制下学术研究的异同、学术中心如何进行转移，以及学科设置、教授评级、人才培养等议题。又因为自己本科教育在国内完成，所以也常会把中国的高等教育作为参照系进行比照，去寻找中国高等教育落后于欧美国家的根源。
人物周刊：你任教这几年里，是否发现如今年轻一代的共性？
**严飞：**当下青年人的期望在社会快速的变迁之下被极大地释放与提升，同时又被社会急速变迁带来的不确定性挤压，最终形成一种希望迅速占有更多价值、尽快达到成功或成为精英的时间焦虑。这段时间特别火的"内卷"就是一个重要体现。
年轻人一方面是充满对成功的强烈期望，另一方面是对落后有巨大恐慌，所以他们不仅希望获得更多价值，而且希望这个过程越快越好，达到成功的时间越短越好，将成功的年龄标准不断缩小。一旦以这样的成功标杆为目标，青年人必然就会担心在"规定"时间内无法达到某个目标，或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实现目标的可能性会逐渐减小。本是催人奋进的行为动力，就会变成引人焦虑的精神压力。
人物周刊：日常生活中可以怎样训练社会学思维？
**严飞：**我其实和大家一样，刷微博、看微信，看几个固定的新闻媒体，还有和学者朋友的讨论组。不一样的是，比如我看到最新的关于各地统一招牌的新闻，会马上截屏，放到一个PPT里。我从2018年的新闻片段到现在，积累了大量案例和理论分析，连成了完整的故事链。我觉得这就是社会学非常好的一个视角，会下意识从日常生活、电影片段中搜取现象。
比如我上课给同学们放贾樟柯的电影《江湖儿女》，让他们看到非制度性的文化------惯习传统、乡约俗规对人内在的道德要求，如何在宏大的社会变迁之下被慢慢弱化乃至消失。
电影开场有这样一个画面：廖凡是黑社会老大，两个手下，一位向另外一位借钱不认，产生纠纷。廖凡就说，把二爷请来。看到这个画面，第一反应是请一位叫"二爷"的江湖大佬，结果人家抱来了关二爷往桌上一放。这个人马上低头说，我借了钱，明天就还。在关二爷面前低头、解决纠纷，其实就是非制度性的文化在其中扮演了决定性作用。到了后期，市场经济来了，廖凡地位一落千丈，之前的马甲赚了钱，对瘸着腿回到小镇的廖凡再也不尊重，传统的关系被市场经济打破。
在一门"历史社会学"课上，我布置的期末作业是让同学们阅读中国作家写的各种有关中国题材的偏历史类别的小说，然后用一个历史社会学的理论与之结合，时代的伤痛、城市的转型、乡土的变迁、性别的张力等等。学生们读后感受特别深，因为先有理论的维度再去读，就会特别留心这些章节里对时代的描写。读了一系列相似题材的小说后，小说就不再是小说，而是中国社会历史变迁的映照，在宏观的时代变迁之下个体面临的时代选择------命运如何被时代颠覆，家族生命历程如何被撕裂，暴力记忆的伤痕如何修复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