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思考过这个问题,因为翻译总是一种很耗费时间精力的工作,这一道信息墙往往导致几年甚至几十年的信息文化差异,在当今全球化的趋势下最终的人们的交流媒介会收敛到一种语言上(the principle of least resistance),而这个趋势几乎已成定局了,即英语。这里我写写这个问题的本质以及可能的解决方案。
语言是文化的媒介,亦表示这种交流的文化基础是西方系文化。同时,统治语言的形成多是由于文化质量的压制以及一定程度的经济压制,如日本在早起的宫廷语言都是汉语即是为了学习中国的统治制度以及文化以稳定国内局面;而阿拉伯数字的兴起也是因为在阿巴斯王朝时,罗马帝国的文化衰落,阿拉伯、波斯和埃及的基于伊斯兰教的文明质量优于基督文明。如今,希腊系的西方文化在文化质量上远超当今中国社会的文化——这句话并不意味着中国的古代文明在文化质量上的劣势,我们还没有完成如西方文艺复兴时对自己古代文化的梳理,而如今西方文化至少在本质的萌芽上仍然是希腊式的,且有其根本的问题,以至于催生了如今的消费主义以及全球的经济帝国主义等等;这句话仅仅意味着现在的中国的文化的低俗、劣等和物质。
然而我并不认为让汉语成为统治语言是一个合适的解决方案,这是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即使最后中华系文明又找到在新时代的重现。所以我写东西主要也都是英文,也因为现在写的还都是学术论文。
但是如何解决汉语的这种你提到的尴尬局面?一直我也没有什么答案。除去体制化的信息封锁,一个更为根本的原因是中国有质量的知识分子太少,以我现在的观察,我所了解的中国所认为的有水平的学者甚至还达不到西方的中坚知识分子博士毕业前的水平(中坚知识分子指的是在未来有潜力成长为如罗素、Caustells、胡适这样的大家的人,大家亦不是指如先知一般的半神,而是在某一领域有超越前人的建树,即使在未来又被证明是错的),然而却站在了中国思想的领导地位,带偏了整个社会的方向。但是即使存在这么一批知识分子,还是避免不了语言的冲突,这种冲突在上个世纪中导致整个英国哲学界和欧洲大陆哲学界的在完全不同的方向发展,剑桥派系陷入逻辑主义的死胡同里不可自拔,而大陆则开始诞生了现象学。
所以最终的矛盾还是地方语言和统治语言的冲突。
直到最近,我初步解决了人工智能领域大概60年,自建立之初就没有解决的一些根本问题,让我意识到至少勉强反映原意的自动翻译是有可能的——谷歌现在的还有很大问题,再给我十年的时间多半就可以搞出来。
不提涉及到的科技,这个问题的解决思路其实引出了建立一个多文化共存的全球文化——新的文化必然是多种文化共存的,城市文化不算是一种文化,其只是一种异化——人类需要解决一些基础设施的问题:国际性的公正的金融系统——区块链,交流媒介——通用翻译,统一的知识整理系统——新式的图书馆(这个技术还没有萌芽,在解决了语言的问题之后就有可能了),易用的基础生存设施(反文化时期《全球目录》即提供一套know-how让读者自行在野外建立社区,Open Source Ecology,Open Source Chips --- RISV-V)等等,以及不受窃取的通信手段(cipherpunk),分布式的存储手段(IPFS)等等。
但这种解决方案的基础是一套自恰的哲学,这种新的文化是什么样子,在这种文化下人们的生活方式又是什么样子,我们要有什么样的政治制度,什么样的法学,什么样的社会愿景。这些我都还没有想清楚。所以这个问题在本质上是我们的时代需要什么样的哲学、什么样的文化。
最后以西方知识分子里一个极度需要我们学习的态度结尾:如果你发现一件事有问题,去解决他,不要抱怨(If you see something is wrong, go fix it; do not whi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