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赞美民主优势的人往往会引用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的名言：“人类历史上，没有哪一场饥荒是发生在正常运转的民主国家的。”森认为，这是因为民主政府必须面对选民。他们有防止灾难发生的强烈意愿。
然而，他的论点与这样一个事实背道而驰：当今许多专制政权的领导人——如奥班·维克多(Viktor Orban)、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和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来说——都是通过民主程序上台的，而且似乎得到了广泛的公众支持。然而，他们的行动准则更像是“每一次饥荒都要好好利用起来”。
匈牙利总理奥班已经不断积累了越来越大的权力，他很快看到，在整个欧洲实施的严厉措施是实现真正独裁政权的完美掩护。匈牙利议会通过了由他的青民盟(Fidesz)控制的立法，实际上等于让他可以开始进行法令统治，取消选举，并惩罚散布“虚假”信息的人。直到永远。
没有哪个领导人有如此放肆的夺权之举，但有的也已在疫情中找到了政治优势。以色列总理本杰明·内塔尼亚胡(Benjamin Netanyahu)执政多年后似乎不可避免要面临着耻辱的终结，但危机让他得到了喘息。他命令大多数法院关闭，推迟自己的腐败审判，并设法操纵在三次无说服力的竞选中挑战他的本尼·甘茨(Benny Gantz)加入紧急“团结”政府，该政府迅速摧毁了甘茨的联合执政。但是以色列不是独裁国家：内塔尼亚胡的举动在媒体和社会中产生了激烈的辩论，尽管此刻国家正在为了应对冠状病毒武装自己。
其他政府也已利用这次危机采取了一些本应遭到强烈抵制的行动。印度封锁后，总理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的印度民族主义政府颁布法律，方便印度人成为穆斯林占多数的查谟和克什米尔地区的永久居民。
环顾世界各地，可以看到许多国家的政府在防疫过程中存在权力过度扩张。在菲律宾，平时冷酷无情的铁腕领导人罗德里戈·杜特地(Rodrigo Duterte)攫取了更大的力量来对抗这种病毒，包括威胁监禁传播冠状病毒假新闻的人——这一措施可以用来对政府的批评者实施刑事惩罚。土库曼斯坦可以说是中亚最专制的国家，对信息控制采取可能最为严厉的措施，甚至逮捕了在公开场合讨论疫情的人。在泰国，2014年靠军事政变上台的总理巴育·占奥差(Prayuth Chan-ocha)宣布，他正在行驶紧急权力，包括“如有必要，可审查或关闭媒体”。
无论专制制度制定的疫情应对措施能够提供的优势有多大，当铁腕领导人选择拒绝威胁存在或提供不一样的叙事时，专制的真正危险就显现出来了。掌握巨大权力的白俄罗斯总统亚历山大·卢卡申科(Aleksandr Lukashenko)已允许该国的足球超级联赛如期进行，并且辩称“恐慌比病毒本身对我们的伤害更大”——这与特朗普总统的“对策不应该比问题更糟”相呼应。几乎每个政府都在敦促人们待在家里，卢卡申科却不这样做，反而建议白俄罗斯人每天喝伏特加，定期去桑拿房，以及下地辛苦劳作一番。
在邻国俄罗斯，普京总统加强了对疫情的防御，我们可以看到专制政权带来的另一个问题：可疑的统计数据。截至周四，俄罗斯感染人数超过3500人，但数周以来，官方报告的数字低得出奇。实际数字可能要高得多。俄罗斯也一如既往地加入了中国和伊朗的行列，在社交媒体上散布关于这种冠状病毒起源的虚假消息——包括来自北京的一种论点：这是一种美国疾病，可能是由访华的美国军人带来的。
最后，关于专制国家和民主国家抗疫能力的比较，很难得出一个确定结论：大流行还远远没有结束，除了治理风格之外，还有许多其他因素。 一个国家的财富和资源显然在应对突发危机的能力中发挥重要作用，以往有疾病流行历史的国家，在应对新出现的流行病方面具有明显优势。
然而，民主国家似乎仍拥有明显的优势。当中国在不到两周的时间里就能建起一座新医院，而纽约市的医院床位正迅速耗尽时，这一点似乎并不明显。但在美国，信息的流动和公众的互让，可能有助于不断调整对抗这种疾病的策略；错误的信息，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都可以很快被揭露。台湾一位官员指出，透明度是其政府应对成功的最重要因素之一。
https://cn.nytimes.com/opinion/20200403/coronavirus-democrac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