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雪光 | 文
斯坦福大学社会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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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家黄仁宇在其一系列作品中描述了一个看来颇为矛盾费解的现象：在中华帝国历史上，一方面，社会内部缺乏强有力的组织力量，“中国传统社会晚期的结构，有如今日美国的‘潜水艇三明治’，上面是一块长面包，大而无当，此乃文官集团；下面也是一块长面包，也没有有效的组织，此乃成千上万的农民……”(黄仁宇,2006:227)。另一方面，帝国表现出超乎寻常的稳定性，皇权世代沿袭，数百年一脉相承。黄仁宇笔下的万历皇帝多年不理朝政，但首辅大臣各守其责，官僚机器运转如常。类似的现象在中国历史上长期存在：一方面，秦汉以来郡县制上的中央集权，政令自中央出，一统威严；另一方面，国家规模和行政架构有限，向下渗透有限，表现出简约国家的特点(Skinner,1977;黄宗智,2007)。这一组织形态随不同朝代的统治力度而起伏波动，但历经两千年而大致不变。这种组织形态松散关联而国家秩序坚韧稳定的国家治理特色，笔者称之为“黄仁宇悖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