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1936年到1937年的莫斯科审判,经过斯大林发动的大清洗,再经过1939年8月23日《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和紧接而来苏联与德国按照密约瓜分波兰,陈独秀不能不对苏联进一步思考。因此,他秀的见解又有重大改变。这一改变显示了陈晚年思想的深刻之处:对斯大林极权体制的深刻反思。
1940年春天,陈独秀给西流等人写了三封信。在3月2日的信中,陈独秀指出第三国际和苏联的行径:“等到英法布尔政府和法西斯的希特勒政权开了火,他们却一面实际站到希特勒方面,一面宣布反对帝国主义大战,促使英法工人反对战争,法国共产党四十余人,因赞成对希特勒战争而被开除,这实际也是援助希特勒让他对英法得到胜利。”
在4月24日的信中,陈独秀说:“现在德、俄两国社主义及格柏乌政治,意大利和日本是附从地位,是现代宗教法庭,此时人类若要前进,必须首先打倒这个比中世纪的宗教法庭还要黑暗的国社主义与格柏乌政治。因此,一切斗争(反帝斗争也包含在内)比起这个斗争都属于次要次要的地位,若是有害于这个斗争的斗争,更是反动的。”
在另一封信中,陈独秀透露:在几年之前,他和朋友就把斯大林看作“全世界罪恶之魁首”,陈独秀甚至表示:无论是谁,只要打倒斯大林和希特勒,都要“向他叩头”,“情愿做他的奴隶”。
在1940年9月给西流的信中,陈独秀说:“把独裁制抬到天上,把民主骂得比狗屎不如,这种荒谬的观点,随着十月革命的权威,征服了全世界,第一个采用这个观点的便是墨索里尼,第二个便是希特勒,首倡独裁制本土——苏联,更是变本加厉,无恶不为,从此崇拜独裁的徒子徒孙普遍了全世界,特别是欧洲,五大强国就有三个是独裁。第一个是莫斯科,第二个是柏林,第三个是罗马,这三个反动堡垒,把现代变成了新的中世纪,他们企图把有思想的人类变成无思想的机器牛马,随着独裁者的鞭子转动,人类若无力推翻这三大反动堡垒,只有变成机器牛马的命运。所以目前全世界的一切斗争,必须与推翻这三大反动堡垒联系起来,才有意义;否则任何好听的名词,如无产阶级革命,民族革命,都会无意的在客观上帮助这三大反动堡垒巩固及扩大势力。”
更为重要的是,陈独秀不再像一些人那样把斯大林罪行孤立起来。他认为,斯大林的一切罪恶都有其制度的基础,破坏民主并不只是斯大林个人的事,而是在于“十月革命以来苏联制度就违反了民主制之基本内容”。指出:“如果说史大林的罪恶与无产阶级独裁制无关,即是说史大林的罪恶非由于十月以来苏联制度之违反了民主制之基本内容(这些违反民主的制度,都非创自史大林),而是由于史大林的个人心术特别坏,这完全是唯心派的见解。史大林的一切罪恶,乃是无级独裁制逻辑的发达,试问史大林一切罪恶,哪一样不是凭借着苏联自十月以来秘密的政治警察大权,党外无党,党内无派,不容许思想、出版、罢工、选举之自由,这一大串反民主的独裁制而发生的呢?若不恢复这些民主制,继史大林而起的,谁也不免是一个‘专制魔王’,所以把苏联的一切坏事,都归罪于史大林,而不推源于苏联独裁制之不良,仿佛只要去掉史大林,苏联样样都是好的,这种迷信个人轻视制度的偏见,公平的政治家是不应该有的。苏联二十年的经验,尤其是后十年的苦经验,应该使我们反省。我们若不从制度上寻出缺点,得出教训,只是闭起眼睛反对史大林,将永远没有觉悟,一个史大林倒了,会有无数史大林从俄国及别国产生出来。”
20世纪发生在世界各国的一系列灾难都被陈独秀不幸言中。是什么给了陈独秀如此的目光?其实,很简单,只要在心中深植了新文化价值尺度的人,都会做到。可惜,这样的人太少。进入50年代之后,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使那么多人为之吃惊。其实,那一切,还需要赫鲁晓夫说明吗?
因为认识到制度设计方面的问题,陈独秀在《我的根本意见》中写下了这样一条:
应该毫无成见的领悟苏俄廿余年来的教训,科学的而非宗教的重新估计布尔雪维克的理论及其领导袖之价值,不能一切归罪于史大林,例如无产阶级政权之下民主制的问题。
《我的根本意见》以油印稿进入传播之后,引起了一些人的关注。胡秋原、孙洪伊给何之瑜写信,提出了他们的意见,希望陈独秀“跳出马克思主义的圈子”。他们的信没有直接写给陈独秀,陈独秀却于1941年1月19日给他们写了回信,声明“近作根本意见,并未涉及何种主义,第七条主张重新估计布尔什维克的理论及其领袖(列宁托洛茨基都包含在此内)之价值,乃根据苏俄二十余年的教训,非拟以马克思主义为尺度也。”
1941年12月23日,陈独秀给郑学稼写了这样一封信:
学稼兄左右: 十四日手书敬悉。惠书所论尚多与鄙见微有不同,或者因为兄对于《我的根本意见》尚未详阅也。此提纲式短文,乃为托派国内以至国外先生们的荒谬见解而发,因为弟精神仍不佳,无力为长文,未能详细发挥,或不免为人所误解也。列托之见解在中国不合,在俄国及西欧又何尝正确。弟主张重新估定布尔什维克的理论及其人物(老托也在内)之价值,乃为一班“俄迷”尤其是吃过莫斯科面包的朋友而发,而我自己已估定他们的价值,我认为纳粹是普鲁士与布尔什维克之混合物,弟评论他们仍用科学的态度,并非依任何教派的观点,更不屑以布尔什维克正统自居也,鄙见很难得人赞同,读来书“布尔什维克与法西斯为孪生儿”之说,不禁拍掌大悦!弟拟写一册《俄国革命的教训》,将我辈以前的见解彻底推翻,惜精神不佳,一时尚不能动笔耳!希望大作早成,得一读为快。此间日前有传言兄在某校演说谓:“只有希特勒胜利,中国民族解放才有希望”,今读来书,尊兄似不如此,恐为传言之误也。此祝 教安!
弟独秀手启 十二月二十三日
对斯大林主义的批判显示了陈独秀作为一个杰出思想家的洞察力。在这一点上,陈独秀大概属于前驱人物。因为在世界范围内,胡适对它有深刻的认识,但比陈独秀略晚一些,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和波普尔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y),是轰动世界的名著,却比陈独秀的思考晚了几年。陈独秀关于斯大林主义与希特勒主义关系的见解,也是战后反思和思想史研究的重要课题。 民主与社会主义,是20世纪共产主义运动中一直没有解决的理论问题。按照马克思的设想,社会主义革命将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实行巴黎公社式的“人民管理制”,也就是社会主义民主。以巴黎公社为典范的社会主义民主是一种大众自治型的直接民主。它的突出特点在于公共权力的社会化,无国家、无官僚和人民自治。它与被称为资产阶级民主的自由主义民主亦即启蒙时代的民主理想的确不同。自由主义民主以防止专制、保护自由为宗旨,制度上以限制行政权的法治国家和有限政府为特征;而公社型社会主义民主则以废除统治和权力平等为目标,制度上追求权力社会化和人民自治。它在理论上是超前的,就是人民直接参与,直接当家作主,但马克思的这一政治设计在实践上的可行性却一直没有得到证明。
十月革命不是在马克思的设计之下进行的,也没有出现东方的巴黎公社。列宁晚年已经看到,革命后迅速出现的是苏维埃国家的官僚化,而接着出现的,是斯大林的独裁和极权体制的形成。革命后的演变轨迹是清楚的:由“一切权力属于苏维埃”到“一切权力属于布尔什维克”,最后是“一切权力属于斯大林”。在社会平等和工人阶级当家作主的旗帜下,出现的是社会的极度不平等和个人独裁下的等级授权制度;在“社会公仆”的名义之下,出现的是“特权阶层”和“新贵族阶层”。到了30年代,苏联的工资差别已由建国初的1:3上升到1:30。更为重要的是,法律是一种虚设,成为独裁者统治人民的工具,无产阶级专政成为独裁者支配之下的格柏乌专政,所谓社会主义国家成为让一切专制君主都自愧不如的红色帝国。
这一切,与马克思的理想背道而驰,也与陈独秀的理想背道而驰。
这个悲剧的可悲之处在于,本来是要追求更好的,实现的却是更坏的;本来是要向前推进一步,实现的却是历史的倒退。这一残酷的事实,对于一切真正的理想主义者来说,不能不是一个最为沉重的打击。
而陈独秀,恰恰是这种理想主义者。
因此,陈独秀不能不对这个可悲的结果进行深入的思考。通过陈独秀的思考,我看到了一个启蒙思想家对民主的坚定和执著。陈独秀通过对斯大林极权体制的反思而形成了新的民主观。陈独秀回到了五四,而思考又远比五四时期更为深刻。陈独秀回到了创办《新青年》时期对民主共和的态度,不再对立宪民主轻率否定,不再试图寻求另一套替代方案,而认定民主是普适性的,所谓社会主义民主优于资本主义民主,应该是由大众民主代替某一个阶级的民主,而民主本身并没有什么不同,都是要落实“自由、平等、博爱”和“民治、民有、民享”的民主理想。
东方历史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