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s://cn.nytimes.com/opinion/20191211/keynes-economic-consequences-peace/

正如历史学家埃里克·韦茨(Eric Weitz)所描述的那样，德国代表们对摆在他们面前的条款“感到难以置信”；当这些细节在德国国内公之于众时，人们的反应是震惊和愤怒。双方在战争中互相残杀，陷入僵持局面，直到遥远的美国后来的介入才决定性地打破了力量的平衡。并没有被外国军队占领的德国，本以为在达成的和约中争取到输家的份额，未曾料想接受的是相当于无条件投降的条件：殖民地被剥夺，领土丧失，海军沉没，军队解散，被强制缴纳赔款。

正如凯恩斯在《经济后果》一书中所写，并在该书出版后多次强调的，他关心的“不是条约的公正性”，而是条约“是否明智及其后果”。他曾在暗地里为争取一个更有远见的方案而努力。 他曾在1919年4月一个一闪而过的时刻，看到了自己“宏伟计划”可能被采纳的希望：不太多的赔款（英国的份额转让给受德国侵略的其他受害者），取消所有协约国之间的战争债务（美国将首当其冲地承担这个负担），建立一个欧洲自由贸易区（以避免东欧新国家五花八门的拼合可能导致的国际贸易混乱），以及新的国际贷款，让处于经济失衡困难时期的欧洲大陆恢复健康。

这个计划在政治上近乎天真：美国人不会轻易放弃他们的钱，法国人也不会轻易放弃他们的复仇。在1918年的选举中，英国政客们曾出名地（虽然也愚蠢地）承诺，要让德国为战争的全部代价负责，一名政客打保票说，要把德国像挤柠檬那样“直到榨干为止”。

但对凯恩斯来说，所涉及的利益如此之重大，必须为之努力。历史学家们关注的是他较轻的赔款提议，但当时更让他烦恼的是协约国之间的债务问题。他在财政部的一份内部简报中写道，这些债务“威胁到所有国家的金融稳定”，把“摧毁性的负担”强加于它们，并将成为“国际摩擦的持续来源”。一个比债务和赔款的乱摊子好不了多少的国际金融秩序很难“维持一天”。

凯恩斯在写书的同时发起了一场智识运动，尽管书取得了巨大成功，但对有关大国的外交政策影响甚微。他在《大众月刊》(Everybody’s Monthly)上写给美国读者的文章中，重复了他书中第一页的观点：“德国对这场战争的普遍性和毁灭性特点负有特殊且不寻常的责任。”但是，《凡尔赛和约》“让欧洲变得比条约出来之前更不稳定”，指导政策的必须是利益，而不是复仇。“如果美国把自己孤立起来的话，那将是世界的灾难，”他补充道。 在该书的法文版前言中，他反问道，“法国会因为她的哨兵站在莱茵河畔而安全吗？”然而，“流血、痛苦和狂热却从莱茵河向东穿过两大洲普遍存在。”

没有几个人听到了这些话。美国人对威尔逊的国际主义的一时之兴，很快让位于民族主义和本土主义的复苏。美国将国内的要求置于全球忧虑之上，在战争债务问题上顽固而短视的强硬立场加剧了欧洲的经济困境。 法国寻求严格按照条约的文字强制执行，甚至在1923年1月占领了鲁尔谷地区，作为对德国未能履行其赔偿义务的回应。持续了两年半的占领遭遇了消极抵抗和恶性通货胀涨，似乎证明了凯恩斯的观点。

20世纪20年代的均衡状态艰难地维持着，偶尔的进步和合作的曙光对克服凯恩斯从一开始就认识到的大问题——脆弱的财政以及隐藏在表面之下的政治焦虑——作用甚微。一个强大的推力将会使均衡瓦解，而1931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恰好起了这个作用，这场危机由于法国在奥地利和德国的银行摇摇欲坠时寻求政治优势而恶化。

正如凯恩斯当时指出的那样，“令人痛苦不堪的1931年德国危机，本质上是一场银行业危机，但无疑是由政治事件和政治担忧引发的，这场危机给世界带来的惊诧出乎应有的程度。”

这些政治方面的问题意味着危机没有得到控制。危机失控，把世界经济送进了大萧条的深渊，并直接导致了法西斯主义在德国和日本的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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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我也想，中美贸易战在什么情况会加剧中国走向民族主义国家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