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文摘自《赫鲁晓夫回忆录(全译本)》，（俄）尼基塔·谢·赫鲁晓夫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塔列朗曾经说过，外交家长着一根舌头是为了藏起自己的思想。这句话对政治家也适用。毛泽东简直就是隐藏自己思想和意图的大师。我记得苏共二十大以后，毛泽东曾经说过：「赫鲁晓夫同志打开了我们的眼界，擦亮了我们的眼睛，增强了我们的视力。他终于把事实真相告诉了我们。我们也要进行改革。」但我对他始终保持着警惕，我知道他什么时候在哄骗我们。
我退休几年以后，听到一种说法，说中苏争吵是我挑起的。我用不着来驳斥这种诽谤，历史已经证明这些谣言是胡说八道。
自我第一次认识毛泽东起，我就认定并告诉我们的同志，他绝不会听从于国际共运内部超过他自己的党之上的任何别的共产党，他绝不会容忍这样的事。要是斯大林多活几年，我们和中国的争吵还会早些时候出现，而且会采取关系完全破裂的形式。
斯大林对毛泽东始终是很不满的。他给毛泽东加了一个头衔，根据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恰如其分地形容了他。斯大林常称毛泽东是「麦淇淋式的马克思主义者」（1）。
当毛的革命军队打了胜仗逼近上海的时候，他命令部队停止前进，不要拿下这个城市，斯大林问：「为什么不打下上海呢？」
毛泽东回答说：「那里有六百万人口，要是占领上海，我们就得给这些人吃的，我们到那里去弄这么多粮食？」
好，我问你，这像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说的话吗？
毛泽东总是依靠农民而不依靠工人阶级，所以他不打下上海。他不愿意为工人利益负责。斯大林曾为此正确地批评毛偏离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但毛泽东依靠农民而无视工人阶级的作用却赢得了胜利，这也是事实。不过，他的胜利根本不是什么奇迹，而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种新的歪曲，因为他的胜利是在没有无产阶级参加的情况下赢得的。总之，毛泽东是个小资产阶级，他的利益同工人阶级的利益是背道而驰的，而且始终是背道而驰的。
毛泽东掌握政权后不久，他和斯大林的关系就在贸易、工业合作和意识形态等领域变得紧张起来了。斯大林曾同中国签定了一个在新疆联合开矿的协定，斯大林这样做是错误的。我甚至可以说这对中国人来说则是个耻辱，好多世纪以来，法国人、英国人和美国人都剥削过中国，现在苏联人也步其后尘了。斯大林的这个做法是不好的，但也不是没有先例：他在波兰、德国、保加利亚、捷克和罗马尼亚就建立过类似的「联合」公司，后来，我们把这些公司全都取消了。
还有一个类似的例子。有一天，斯大林把我们召集起来，问谁知道中国在什么地方有金矿和钻石矿。当然，我们谁也不知道。我们没有这方面的知识。后来我们常常拿这件事悄悄地开玩笑。贝利亚说：「你们知道谁知道吗？科兹洛夫斯基！（2）因为他经常唱这首歌『你无法数清这些宝石……』（歌剧《珍珠渔人》中的唱词）。」贝利亚喜欢煽动斯大林，说中国的宝藏多得很，只是毛泽东瞒着我们不讲，他说如果我们给他一笔贷款，他就得给我们一些东西作为偿还。
又有一天，我们在斯大林的房间里围坐着，就解决我们橡胶工业上的需要研究如何才能不向资本家购买生胶的问题。我建议向毛泽东提出要求，让我们在中国建立一个橡胶园，交换办法是由我们向他们提供贷款和技术援助。我们把这个想法打电报告诉了毛泽东。中国人回电说，如果我们肯给他们贷款，他们就让我们在海南岛建立橡胶园。我们草拟了一个协议，但后来发现，他们给我们在海南岛的地方很小，不可能建立起一个象样的橡胶园，这件事就算告吹了。
后来，斯大林又突然喜欢起菠萝罐头来了。他立刻指示马林科夫这位始终跟在身边的秘书说：「给中国人发个电报，说我希望他们拿出一块地方来让我们建立一个菠萝罐头厂。」
我在一旁斗胆地对斯大林说：「斯大林同志，共产党刚在中国取得政权，那里已经有好多外国工厂了。如果现在苏联，一个社会主义夥伴国家，也要到中国去建立自己的工厂，那肯定会伤害毛泽东的。」
斯大林很不高兴地瞪了我一眼，我就不再作声了。电报照样拍了出去，一两天后，我们收到中国人的回电。毛泽东说：「我们接受你们的提议。假如你们对罐头菠萝有兴趣，可以给我们一笔贷款，由我们自己来建一个罐头厂。我们用这个厂生产的罐头来偿还你们的贷款。」我默不作声，斯大林则在那里咒骂和发火。恰如我所预料的那样，斯大林伤害了毛泽东。
我在担任领导期间则从未签发过（政府也没有签发过）这类电报给毛泽东，从未向他提出过剥削中国的建议。在中国人事实上起来整我们之前，我们一直十分注意绝不伤害中国人。当然，当他们真的开始整我们的时候，我也决不做耶稣基督，不需要给人打过左脸以后再把右脸转过去让他打。
后来，竟有人恶意造谣说，我要对苏中争吵负责！使我特别感到惊异、恼怒和痛苦的是，尤金也在散布这类无稽之谈，他说是我把毛泽东刺激成了现在这个样子。好吧，假如尤金在这里当面对我讲这番话的话，我一定会拿出文件来向他证明，第一个使我们跟毛泽东发生冲突的人实际上就是他自己！开始争吵的时候，他就是我们的驻华大使。假如尤金强使我参与这场不愉快的相互指责，我可以完全有根据地指出，尤金在哪个国家当大使，我们就肯定会跟哪个国家闹翻。尤金在南斯拉夫当大使，我们跟铁托翻了脸；把尤金派到中国，我们又同毛泽东翻了脸。这并不是巧合。
但是有一点我尊敬尤金。为什么要把尤金派到中国去？事情是这样的：毛泽东给斯大林写了封信，要他推荐一位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到中国去帮助编《毛选》。毛泽东在他的着作出版以前要一位有教养的人帮他整理一下，以避免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方面出现错误。尤金就被选上了，去了北京。
在一段时间里，尤金和毛泽东相处得很亲密。毛泽东去拜访尤金的次数比尤金拜访毛泽东的次数还多。斯大林甚至有点担心尤金对毛泽东不够尊重，因为他让毛泽东来看他，而不是他去看毛泽东。总之，一切都很顺利。
后来，出乎意外，我们收到尤金一封长长的用密码拍来的电报，讲述了他从毛泽东那里听到的有关苏联、我们党以及尤金本人的许多令人难以置信的说法。现在，再也不必担心毛泽东奉承尤金了。很明显，毛泽东根本就不尊敬尤金。我们决定把尤金调离中国。作为一个大使，尤金本来就是个很差的行政人员、很不称职的外交官，但是由于他和毛泽东维持着个人友好关系，他一直还是有用的。至于他那个按照严格意义来说的大使工作，就让它见鬼去吧，我们反正能够让驻北京大使馆的其他工作人员来照管这件事的。但是，当他和毛泽东在哲学见地上发生冲突的时候，他无论作为大使，还是作为我们和毛泽东的联系人，对我们都无好处了。所以我们召回了他。可是现在，这位哲学家却想把责任推到别人身上！
从我自己同毛泽东的关系来说，我总是力求公正和友好。不像斯大林，我从不试图占他的便宜。事实正好相反，中国人想占我们的便宜。例如，一九五四年（当时我国由于战争的缘故仍然处于饥荒挨饿和贫困不堪的境地），我们到了北京，周恩来向我们提出要求：「你们或许能送我们一所大学？」
我说：「你知道我们自己也很穷，我们或许比你们稍为富一点，但战争才结束，我们还没有喘过气来。」即使当时我们有自己的难处，我们还是把旅顺港和大连免费交给了中国，而且我们还在中国投入了巨额资金。
我们建筑了从乌兰巴托到北京的铁路。1957年毛泽东提起这件事时说：「乌兰巴托到北京的这条铁路对我们用处不大，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从北京穿过群山通到哈萨克的铁路。」
我说：「你比我清楚你们自己的国土。我们原先考虑乌兰巴托这条路对你们来讲比较近，但我们也愿意通过哈萨克再开一条路到中国。这条铁路在你们境内的由你们建，在我们境内的由我们建，然后在边界接轨，这样不好吗？」
后来，周恩来又提起这条路：「是不是在我国境内的这一段也由你们来修？」我们看了一下地图，发现修这条路要削山跨河。
我们回答说：「不，我们各修各的，照从前达成的协议办。」
我们开始建筑我们那一段铁路。在工程进行过程中，中国人又提出他们那一段路也由我们来修建。后来我们把铁路修到了边境，可是中国人的路却连影子也没有。
我记得一九五四年我从中国回来以后曾告诉过我的同志：「同中国人的冲突恐怕难以避免了。」我是根据毛泽东的各种言论得出这个结论的。在我访问北京时，气氛是典型的东方式的。每个人都殷勤、巴结到了令人难以相信的程度，但我还是看穿了他们的虚伪。我到北京以后，毛泽东和我互相热烈拥抱，互相亲颊。我们经常在一个游泳池旁躺着，像最要好的朋友那样谈论着各种各样的事情。但这实在甜得有点令人恶心。当时的气氛是令人作呕的。另外，毛泽东讲的某些事情引起了我的戒备。我始终也没有搞清楚他讲的到底是什么意思。我当时想，这大概是因为中国人的性格和思想方法有点特别吧！总之，我觉得毛泽东的有些话讲得过于简单化，有些又讲得太复杂了。
例如，我记得毛泽东有一次问我：「赫鲁晓夫同志，你对我们的『百花齐放』这个口号有什么想法？」
我回答说：「毛泽东同志，我们简直弄不清楚你们提的这个口号是什么意思。花有各种各样──美丽的花，讨厌的花，甚至有毒的花。」毛泽东承认这对俄国人来说可能不是一个好的口号。关于『百花齐放』的口号，我们决定不在报刊上发表。毛泽东并不傻；他知道我们的沉默是表示对他这个口号不赞成。当然，实际上我很了解『百花齐放』是什么意思。那是说在文化艺术中要允许不同的倾向发展。但是现在大家都明白了，这个口号不过是个激将法。它意在鼓励人们更加公开地表现自己，以便将那些开放出来的颜色或气味不正的花统统摘掉丢到垃圾堆里去。
他还有另一个有名的口号『帝国主义是纸老虎』。我认为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他竟把美帝国主义当成纸老虎，而实际上它是一只危险的猛兽。他第一次提出『纸老虎』口号的时候，我们和中国的关系还是好的，但是这个口号使我们有点为难，因为它是中国人民的领袖、我们的朋友毛泽东提出来的。现在，中国人似乎暂时平静下来了，不再热中于『纸老虎』的提法了，他们不再像过去那样一天到晚为它唱赞歌了。
我记得，有一次在北京，我和毛泽东穿着游泳裤躺在游泳池边上，讨论战争与和平问题。毛泽东问我：「赫鲁晓夫同志，你怎么想？如果我们比较一下资本主义世界和社会主义世界的军事实力，你就能看到我们显然比我们的敌人强。你想，中国、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加在一起能动员多少个师啊！」
我说：「毛泽东同志，这种想法现在可过时了。你再也不能根据哪一方的人多来计算力量大小了。以前，用拳头和刺刀解决纷争的时候，谁的人多刺刀多，结果的确不一样。可是出现机关枪以后，兵力多的那一方就不一定能占上风了。现在有了原子弹，双方部队的数目对真正力量的对比和战争的结果就更没有意义了。哪一方的部队愈多，它的炮灰也就愈多。」
他试图要我相信原子弹本身也是纸老虎。他说：「听我说，赫鲁晓夫同志。你们只要挑动美国人动武就行了，你们需要用多少个师来打垮他们，我们就会给你们多少个师，一百个，二百个，一千个，都行。」我竭力向他说明，只要一两枚导弹就能把中国全部的师都炸成粉末的。但是对我的争辩他连听都不听，而且显然认为我是个胆小鬼。
一九五七年，他显然改变了他的调子。他来参加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在一次亲切、坦率的交谈中，他说：「赫鲁晓夫同志，我在报纸上看见你们国防部长朱可夫说，要是哪个社会主义国家遭到帝国主义国家进攻，你们将迅速回击。我认为这个做法是错误的。」
我说：「毛泽东同志，朱可夫不兄代表他个人说这番话的，他代表中央委员会表达了集体的决定。我自己也这样说过。」我们没有争吵，我们只是在友好地进行讨论。
毛泽东回答说，「我想，假如帝国主义进攻中国，你们不必干预。我们自己会打他们。你们的任务是保存自己。让我们自己照顾自己。再则，假使你们自己遭到进攻，我认为你们也不应该还击。」
「那我们应该怎么办？」
「撤退。」
「撤到那里去？」
「你们曾经撤退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你们一直撤到了斯大林格勒，假如你们再次被人进攻，你们可以一直撤退到乌拉尔，坚持两叄年就行了。你们有中国作后盾。」
“毛泽东同志，假如战争现在就爆发，你认为会打多久？这回可不同于上次大战！那次战争用的是飞。
我记得很清楚，一九五八年毛泽东是如何断然拒绝了我们要求在军事方面进行合作的努力的。根据一项协定，我们的飞机可以在中国的机场停留和加油。我们的远程潜艇服役以后，需要在中国建立一个无线电台，以便与我们的舰队保持联络。顺便说一句，在此以前，中国人已经提出要我们把潜艇的设计图纸交给他们，并教会他们建造潜艇的技术。所以我们认为，提出让我们在中国建立个无线电台是件合情合理的事。但是他们说不行。不久我们就收到了尤金的密码电报，报告了中国领导人的反苏态度。
我对我的同志们说：「照礼节，现在该轮到毛到这里来作国事访问了，然后我们才能再到他们那儿去。但是根据目前情况，我们最好还是到他们那儿去谈。这次最好是作为私人会晤，以便能找出我们同中国同志的分歧究竟有多大。」
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访问中国（3）。那是在一九五九年。我们的讨论是友好的，但没有具体成果。在讨论的事情中，我们又提起无线电台的问题。我说：「毛泽东同志，我们出钱给你们建立这个电台。这个电台属于谁对我们无关紧要，我们不过是用它同我们的潜水艇保持无线电联络。我们甚至愿意把这个电台送给你们，但是希望这个电台能尽快地建立起来。我们的舰队现在正在太平洋活动，我们的主要基地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威）。毛泽东同志，我们能不能达成某种协议，让我们的潜水艇在你的国家有个基地，以便加油、修理、短期停泊，等等？」
「最后再说一遍：不行！而且我不可想听到有人提起这件事。」
「毛泽东同志，大西洋公约组织国家在互相合作和供应方面并没有什么麻烦，可是我们这里──竟连这样简单的一件事情都不能达成协议！」
「不能！」
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这样动怒。为了合乎情理，我作了最后一次尝试，我说：「假如你愿意，你们的潜艇可以使用摩尔曼斯克件基地。」
「不要！我们不想在摩尔曼斯克干什么，也不希望你们在我们这儿干什么。英国人和别的外国人已经在我们国土上呆了很多年，我们再也不想让任何人利用我们的国土来达到他们自己的目的。」他始终也没有允许我们在中国建立潜水艇基地。（4）
当毛泽东提出了一个想法，说中国能在五年内赶上英国时，他对我们采取了攻势，并且公开这么做。差不多与此同时，他开始组织公社，并建立茶炊般的鼓风炉。在毛泽东的煽动下，中国人开始攻击苏联按劳分配的思想是资产阶级观念。中国有些文章指责苏联是资产阶级尾巴。于是，有关我们运动将来方向的一些基本原则问题就提出来了，我们到了与中国分手的地步。
毛泽东还宣布和平共处是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的观念。从此中国就肆无忌惮地诽谤起苏联共产党的和平共处政策了。但是，我说，要弄清楚中国人真正是什么想的始终很难，很难指出中国人究竟是赞成还是反对和平共处。我记得我退休以后，曾从广播里听到毛泽东接见了某个美国作家，该作家直截了当地问他：「你真的想发动一场世界大战吗？」毛泽东回答说：“不，中国人不想打仗。除非有人直接进攻我们，否则我们是不会打仗的。”迫于资产阶级新闻记者的提问，毛泽东多次重覆说中国赞成和平共处。我自己有这样的感觉，即所谓的『毛泽东声明』实际上是周恩来搞的。我从来也不能确定毛泽东自己的立场。要确定这些中国人的想法简直是不可能的。
可是，关于他，有一点我是能够肯定的。他是一个民族主义者，至少在我认识他的时候，他爆发出了一种急不可待地要统治世界的愿望。他的计划首先是统治中国，然后统治亚洲，然后……又是哪里呢？中国有七亿人口，别的有些国家如马来西亚，有一半是中国人。有一次我和他一边喝茶一边随便聊天，所谈的内容是很有趣味的，因为它使人们多少可以看到中国人的民族主义在他身上的表现。
他问我：「有多少征服者打进过中国？」接着他又自己回答说：“中国曾经多次被征服，但中国人却把所有的征服者都同化了。”
他说这话的时候眼睛注视着未来。他说：「想想看，你们有二亿人，我们有七亿人。」
然后，他又开始议论起中国与众不同的地方。他举例说，中国语言中没有外国字，他吹嘘：「全世界别的国家都用‘ELECTRICITY’（电）这个字，那是从英语借用过来的。但是我们中国人却有自己的表达这个意思的字。」他的这种沙文主义和骄傲自大不禁使我打了个寒颤。
后来，中国报纸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开始叫嚷符拉迪沃斯托克是中国的。他们写的文章说，这个地方是俄国人从中国手里偷走的。不错，历史上中国人在沙皇扩张到西伯利亚的这块地方以前曾经统治过那里，我们同意就边界问题同中国进行谈判。他们送来了他们画的地图。我们看了一下，那简直荒唐透顶，我们把它丢开了。（5）
毛泽东也许是个民族主义者，但他决不是蠢人。当中国开始进行所谓平均主义的改革时，这方面的宣传品就越过边界开始在苏联的西伯利亚地区广泛流传。我发现这个情况后，告诉我们的同志：「必须立刻加以制止。中国人这些改革的口号是非常诱惑人的，如果认为这些想法的种子不会在我国找到肥沃的土壤，那就错了。」
我们必须对毛泽东的这些想法和主张作出实质性的回答。委婉地说，我们不同意他的立场。实际上我们对他已经忍耐不住了。如果你读一读我在苏共二十二大上作的报告，你就会发现我有许多话都是针对中国讲的，只是没有点中国的名罢了。就在二十二大上，我们否定了毛泽东的立场中的主要教义。（6）
不过，话又说回来，我倒赞成他的『平均主义』改革中的一件事。他从中国军队的军服上取消了肩章，这是对的，我认为这件事做得好。由于同样原因，我认为我们的军服上恢复肩章和勋纹的做法是错误的。鬼才需要这些东西！我们打赢了内战，但我那时并没有肩章和勋纹，虽然我当时的职务是政治委员。士兵们并不需要凭耀眼夺目的勋纹来识别他们的政治委员和指挥员。在那些日子里，我们没有肩章照样打垮了敌人。现在，我们的军人全都穿得像金丝雀。
一九六○年，在克里姆林宫举行了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会上，由刘少奇率领的中国代表团彻头彻尾地反对我们，阿尔巴尼亚人也起来支持中国反对我们。毛泽东的那个代理人，思维尔．霍查，表现得特别无耻。他对待我们的态度甚至比中国人自己还要穷凶极恶。他讲完话以后，共运的一位老革命家和忠诚战士伊巴露丽同志愤怒地站起来说，霍查像一条咬自己主人的狗。这话说得非常中肯。
我们想尽一切可能来防止我们和阿尔巴尼亚人的分裂，但一切努力都归于无效。我们同阿尔巴尼亚人的冲突一步步发展，我们逐渐了解到阿尔巴尼亚人正在同中国人密谋反对我们。有一个访问中国后取道莫斯科回国的阿尔巴尼亚代表团，向我们透露了阿尔巴尼亚人和中国人的这种背叛行径。代表团成员之一，一位诚实的妇女（7），来找我们，告诉了我们内幕情况。我想，在那以后不久她就被绞死了，可怜的女人！绞死她的并不是盖世太保，不是的，而是她自己的『兄弟』。我这样说是因为她是共产党员，而那些人也是共产党员。他们绞死她，无非是因为她，一个共产党员，到苏联共产党的中央蛋员会来找我们，把阿尔巴尼亚人同中国人秘密会谈的情况告诉了我们。
那时我们是多么天真啊！当时谢胡正在苏联的医院里治病。当我们向他摆出事实，说明我们知道阿中两国正在进行会谈以后，他从病床上跳了起来，径直逃回阿尔巴尼亚去了。
霍查、谢胡和巴卢库是在发动一场暴动，推翻了阿党原来的第一书记以后掌权的。那个第一书记是个很好的同志，铁托对他很是称道，南斯拉夫人都很支持他。他出身于真正的工人家庭，是阿尔巴尼亚共产党的创始人。铁托告诉过我，是谢胡亲自把他绞死的。这三个人──霍查、谢胡和巴卢库──总是把人抓来亲自审讯、亲自判刑，从来也不作任何书面记录，过后就找个机会把他们的受害者秘密干掉。这同斯大林和贝利亚的做法如出一辙。
苏联与阿尔巴尼亚之间不和的根源，主要在于阿尔巴尼亚害怕民主化。虽然我曾想过并非一切都完了、不可挽回了，但我现在相信分裂是不可避免的。同阿尔巴危亚人的最后分裂是在一九六○年七月在布加勒斯特举行的罗马尼亚共产党代表大会上。我们在那里交换有关国际问题，特别是有关以各兄弟共产党为一方、以中国共产党为另一方的关系的意见。现在，我们和阿尔巴尼亚人的关系已经完全破裂，这使我更加坚信阿尔巴尼亚人所决不肯接受的那些民主领导的原则是正确的。
民主当然是个好东西，但是在民主的环境中，一个领导人如果不坚持同自己的部下商量问题，他就很难掌得住权。一个民主的领导人必须能虚心接受人家的意见。他必须懂得他的领导地位取决于人民是否愿意让他当他们的领导人，而不是取决于他自己要领导人民的愿望。一个领导人只有用行动表明自己和党是血肉相连的，他才能得到人民的拥护。他必须为人民利益着想，不怀贪欲，不追求虚荣。一个领导人必须有知识，必须谦卑，而且能够生活在集体之中，我再说一遍：他是根据党的意志来保持领导地位的。换言之，他不是凌驾于党之上，而是党的勤务员，只有在党对他表示满意和支持的情况下，他才能保持自己的地位。
霍查、谢胡和巴卢库在党内生活中并没有遵循这些原则。毛泽东亦然。
但是，尽管毛泽东可能滥用职权，把他的党引入了歧途，他却不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是个疯子。现在有人说毛泽东是个精神病患者，说他已经发疯了。这不是事实。他非常聪明，非常诡诈。我记得只是在几年以前，人们还在预言他决不会在正在中国进行的权力斗争中取胜。当时我说：「胡说，他当然会取胜的。」我对了。他现在无疑是在中国占着上风。但是他是用什么办法占上风的呢？中国人只认权力和武力，不认别的。你要是不服从，他们就要你的脑袋。而且做得非常巧妙：在一个广场中间，在成千上万人的面前把你绞死。这是哪种『政治』？你甚至不能把这种做法称作野蛮。这比野蛮还厉害。要知道，毕竟我们是生活在二十世纪！
尽管毛泽东可能正在中国取胜，刘少奇却没有认输。他反对毛的政策，并且为此进行了斗争。刘少奇非常聪明，拥护他的人很多，但他们没有实权。刘少奇之所以还活着。是由于他本人的声望。毛泽东要把刘绞死并不费事，但杀害刘必然会激怒群众。毛泽东知道这一点，所以他没有把刘少奇当作个人米斗，而是把他当作一种特定的政治体系的代表人物来斗。换言之，他想用政治上孤立刘的办法来击败刘。
当然，我们谈毛泽东，是一回事；把中国作为一个整体来谈，又是一回事，如果我们谩骂起中国人民来，那我们就越过了客观分析与民族主义偏见的界线。如果我们相信某个民族有特殊的权利并且比其他民族优越，那我们就成了民族主义者。纳粹主义就是这样搞起来的。
因此，我们必须明白，中国人是我们的兄弟。他们和我们一样是人，假如中国青年砸我们的驻华使馆，这并不说明我们应该仇恨全体中国人民。一个国家的青年并不能代表整个民族。再说，青年也有各种各样。并不是每个中国青年都到那个广场上去砸我们的大使馆的，广场上的青年也并不是每个人都在叫喊支持毛泽东的政策的口号的。想想看，会有多少中国人在悲叹他们自己的国家所发生的事情！中国正在进行一场大斗争，人民在互相残杀。
我认为我们应该尽一切努力来解决以苏联共产党和其他共产党为一方。以中国共产党为另一方所存在的分歧。我们应该想尽一切办法使共产主义运动再次团结起来成为一块磐石。这个目的一定要达到！这是苏联人民的利益所在。这也是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的利益所在。争取和平的斗争万岁！和平共处万岁！
（注释）
（1）「麦淇淋」是代黄油，不是真正的黄油。──译者注
（2）苏联着名男高音歌手。──译者注
（3）这次会晤是紧接着赫鲁晓找首次访美以后安排的，当时赫鲁晓夫充满了所谓「戴维营精神」，他由于热情赞扬艾森豪威尔总统的政治家品质而激怒了毛泽东。这次不幸的会晤所引起的恶感，造成了苏联方面突然撤走正在中国指挥许多工厂建设的技术专家，这些专家回莫斯科时带回了图纸，留下了一大堆没有竣工的工厂。
（4）中国人自己则要求得到制造原子弹的技术知识，但遭到俄国人的拒绝。
（5）这指的是中苏边界冲突，这场冲突延至今日，时而紧张，时而缓和。19世纪，软弱的中国被迫把包括海参威和苏联现在的海滨省在内的大片领土割让给帝俄。在中苏争吵激烈的时候，毛泽东坚持说，那些给割让规定了法律条文的『不平等条约』不能再认为是有效的，于是整个边界问题就出现了。
（6）在1961年10月召开的苏共二十二大上，赫鲁晓夫没有点中国的名，但是尖锐地抨击了阿尔巴尼亚，从而首次把中苏争吵公诸于众。
（7）贝利绍娃。──译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