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小棠
18歲高中畢業那年，我去探望在另一個城市生活的父親，那時我第一次感受到和家人之間巨大的價值觀差異。父親當時關愛地囑咐了我許多事情，其中一項是：「千萬別找個黑人（結婚）。」
震驚之餘，我試著提醒他這句話的不妥，但沒想到他完全沒有意識到問題，反而繼續跟我強調黑人是多麼惡劣——儘管在他的生活裡，從未真正見過一個黑人。
在那之後，我逐漸意識到自己和家人在各種人權議題上——種族、宗教、女權、民主、社運等等——原來有著許多分歧，身邊不少朋友也和我一樣有相似的感受，我們都為此經歷無數爭吵、失望、憤怒。儘管我仍未找到解決這一問題的最佳方案，但也摸索出一些經驗。
1、「如果這件事發生在我們身上……」
在一些性侵案件的討論中，如果當事人雙方地位懸殊，常常有人會把事件說成是「仙人跳」——說受害者利用女色騙財。有時我的母親也認同這樣的觀點。然而她是一位強勢的職場女性，也因為女性身份在職場上遭受過許多偏見與騷擾。
我試著和她聊，如果這樣的事情發生在你的身上，你會怎麼做？你是不是也有過在飯局上被迫飲酒的經歷，對方是大老闆，你敢拒絕他嗎？不勝酒力之後，老闆要送你回家，你會怎麼做？如果他強迫你發生關係，事後大家還說你仙人跳，你會怎麼想？
在回憶了很多自己過往的經歷之後，母親逐漸對受害者產生理解。
很多時候，有人在高牆和雞蛋之間選擇高牆，是因為他們儘管有可能是雞蛋，卻將自己想像成高牆，忘了自己在遭受不公時無力反抗的絕望。
在和他們對話的時候，透過一些具體場景的描繪，聯繫他們的人生經歷，讓他們帶入雞蛋的角色，也許會幫助他們更明白，雞蛋的尊嚴也是不可被踐踏的。
2、從他們最關心的角度切入話題
我曾經和家人聊過香港的示威運動，他們的第一反應都是不能理解為什麼年輕人不好好工作，這樣亂搞香港，讓經濟陷入崩潰。
如果直接否定他們只會帶來更多爭吵，所以我從他們最關心的經濟議題開始，討論什麼樣的制度可以帶來更多投資，更好的經濟發展前景，以及為什麼香港的原有的法治、對人權的保障對經濟發展是不可或缺的。
在那次討論之後，儘管他們對這場運動仍然有很多誤解，但卻開始理解香港人的抗爭。
「人權」這個詞對許多人來說陌生而遙遠，但從他們最關心的角度切入往往事半功倍。如果他們最關心的是經濟，那就和他們討論什麼樣的環境可以促進經濟發展；如果他們關心的是穩定，那可以聊聊怎樣才能創造穩定的環境；如果他們說「美國也沒有好到哪裡去」，那就和他們討論美國到底存在怎樣的問題，可以如何解決，再來看自己國家是否也有類似問題。
3、關注他們平時的消息來源，推薦更好的管道
哥哥在知道我是女權主義者後，難以置信地問我：「就是那種只要權利不要義務的女權自助餐？」
我知道他肯定是看了許多社群媒體上對女權的污名描述，於是一邊跟他解釋女權主義是什麼，一邊推薦一些好的介紹性別觀點的平台，還特別找到一些男性女權主義者的頻道，跟他說男性也可以是女權主義者。
哥哥大概至今也沒有成為女權主義者，但他不再把女權當作一個侮辱人的詞彙，也開始時不時和我討論一些社會性別事件。
我們得到的訊息，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我們的觀點。舉例來說，在中國，這幾年輿論管制收緊，許多人感受到家人對於社會議題越發保守。
所以要從源頭解決問題。在中國，如果可以的話要教他們翻牆，幫他們取消關注充斥著謠言賺取流量的媒體，推薦更好的管道給他們；翻牆的成本太高，也可以不時發一些我們接觸到的不同消息，讓他們看到事件的另一面，這未必可以改變他們，但至少可以提供不同的視角。
4、不必屈服於家長的權威，也不要用親情強迫他們改變
在與家人、尤其是長輩溝通的過程中，他們總有意無意擺出大家長的權威，用簡單粗暴卻毫無邏輯的語言來要求服從，指責他人「被洗腦、被利用」。
在我年紀更小的時候，經常被這種粗暴的回應搞得挫敗又委屈，只能默默在心裡幫自己加油。 然而隨著長大，這樣的權力關係也逐漸反轉，他們越來越衰老、虛弱，需要陪伴與照料，這時候我需要提醒自己的是，不要變成他們曾經扮演的角色。
我越來越知道自己的話語在他們心中的份量，以及身為子女對他們擁有的權力。那麼創造一種平等、開放的對話便成了我的責任。很多時候和家人談論人權議題時，溝通的結果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溝通的過程與方式，是否符合我們所認同的那些標準。畢竟人權更多是用來實踐而非談論的。
探尋、理解觀念的源頭
和家人談論人權，不存在一勞永逸的方法。相反，它是一個持續的、漫長的過程，我們彼此都在這個過程中不斷更新著對人權的理解。
所以不要妄想透過一次或兩次長談改變他們，成功「改造」他們也不應該成為交流的目的。
作為親人，更深入地去了解他們產生相關想法的背景，了解他們與之相關的人生經歷，那個隱藏在背後的土壤與結構，才是我們要致力去撼動的對象。
這篇文章寫得不錯。講的是一個反賊如何説服他的親人，讓他的親人接受普世價值觀。不過我覺得有一些問題需要問：
- “我們得到的訊息，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我們的觀點。舉例來說，在中國，這幾年輿論管制收緊，許多人感受到家人對於社會議題越發保守。
所以要從源頭解決問題。在中國，如果可以的話要教他們翻牆，幫他們取消關注充斥著謠言賺取流量的媒體，推薦更好的管道給他們；翻牆的成本太高，也可以不時發一些我們接觸到的不同消息，讓他們看到事件的另一面，這未必可以改變他們，但至少可以提供不同的視角。”
https://www.amnesty.tw/news/3585
這個的卻沒説錯，國内的假消息和陰謀論自媒體官媒斷章取義和僞造發言煽動民族主義的的確很多，但是不容樂觀的是，很多人翻墻後還是相信假消息陰謀論流量自媒體，至於優質更好的管道，比如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華爾街日報，bbc，voa（不一定很優質）還有經濟學人等西方主流媒體，墻外都有反賊和川粉覺得這些媒體罵川普親中，是共匪的大外宣，太左了，要進入共產主義，不少反賊就是這樣認爲的。
所以就算翻墻了，不相信主流媒體，還是去香港墻外反共自媒體和説書先生等等製造假消息陰謀論斷章取義除了立場和墻内簡中媒體不一樣以外就沒區別，其實事實上最容易傳播的不是長篇大論、邏輯嚴密、句句有理的文章，而是斷章取義，情緒化，震驚體，信息很少或者片面的信息，假消息和陰謀論。由於現在習近平加速獨裁專制集權導致很多反賊對他不滿，就轉向支持川普，因爲他最後的卻反共（雖然也是爲了選票，以及中國掩蓋的病毒傳到美國，川普當然對此不滿，之前比較綏靖的他就開始强硬起來），所以有的反賊爲了反共就比較走極端（當然可以理解），情緒化，甚至走向逆向民族主義和支黑的道路（説的就是品蔥和chonglang），然後很多中國要馬上崩潰的視頻傳出來（雖然我也覺得現在社會矛盾大，經濟數據失真誇大，中國加速主義會加速他的滅亡，但是不會那麽快的），還有就是川普偉大，威武，白左親中、舔共，白左綏靖，主流媒體和拜登都是中共的代理人/大外宣，反賊在絕望中也會去病急亂投醫，而且本來這些人也有缺乏獨立思考能力的人和批判能力，非白即黑的人，公民素質低的人，所以就會更加相信這些充斥謠言只爲賺取流量的媒體，哪怕是翻墻了都很難解決。品聰假消息海外自媒體也從斥著，也不相信主流媒體，對於特赦組織支持的blm也是極端反對。
而且很多反賊也是男權，反對女權主義，法輪功還認爲它是文革共產主義啊、至於歧視黑人，很多粉紅是這樣，他們不吃白左這一套；很多緩則照樣說黑鬼尼哥，很反對blm呢。至於越保守的問題，的確媒體和洗腦教育占了一大部分責任，不過無論是粉紅還是部分反賊，在很多社會問題上都很保守，所以無論是粉紅還是反賊（包括中港臺）都願意支持川普，反白左。所以我也很悲觀啊。
所以，支持陰謀論和吸睛，缺乏深度的自媒體就是人的本性（無論是中國大陸人還是香港人，台灣人，還是歐美人都是如此），尤其是在這接近冷戰之時，很多人立場極化，立場大於事實，屁股大於一切的時候，不信愛國/川粉自媒體其實很困難。要麽政治冷感。
可以藉鑒一下這個媒體：風傳媒。
它的標題是：不信任美國主流媒體、轉身擁抱陰謀論......美國假新聞在中文世界為何特別火熱？（原文作者是美國之音）
下面摘取内容：1.不過鈄江明坦言：「闢謠信息和謠言的傳播量不成正比。」
他舉例說，「紐約時間」閱讀量最高的一篇事實查核文章有超過四萬的閱讀量，但包含不實信息的文章閱讀量「十萬加是常態」。
謠言不僅閱讀量高，傳播範圍也廣。
「找虛假信息不難，」 鈄江明半開玩笑地說道。「不需要找它，它來找你。」
2.大選期間中文圈的不實信息絕大多數並非原創，而是來自英文圈。詹涓說，她觀察到，許多在臉書等網站上出現的英文不實信息，幾乎在一天之內就會在中文平台上散播開來。
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博士林垚對美國之音解釋了這當中的傳播鏈。
他發現，當英文不實信息出現後，有英文閱讀能力的一些中文用戶會對其進行翻譯。這些人一般生活在中國境外，或有能力輕易翻越中國監管互聯網的「網路防火牆」。當這些信息被翻譯後，一些在影片網站YouTube上擁有大量觀眾的中文自媒體會運用自己的影響力來推廣這些不實信息。很快，這些信息就出現在包括微信和微博在內的「牆」內平台上。而「牆」內的中文用戶在消化這些信息並進一步做出添油加醋式的改動後，再被「牆」外的中文用戶吸收，形成二次傳播。
「內銷轉出口了，」 林垚說，「所有這些謠言最後都越滾越大，像滾雪球一樣，混合在一起。」
不過，英文圈與中文圈在對不實信息進行篩選時，側重點並不同。中文圈最受歡迎的不實信息多利用了海外華人關注或為之焦慮的社會議題。
詹涓舉例說，她在事實查核時，印象深刻的一個案例就是當時的副總統候選人賀錦麗在公開場合吸食大麻的照片。
她說，通過谷歌的圖片搜索很輕易就能發現那張照片是經過後期處理的偽作，但這樣的圖片非常能引起華人的情緒反應。
「華人既是反毒品，或是反軟性毒品，然後對女性會有一個比較高的道德標準。雖然說我們的常識會覺得一個政客是不可能在一個公開場合吸大麻的，但是不知道為什麼，在這個情況下面，常識對他們就是失效的，」 她說。
包括第一代移民在內的海外華人不少是為了脫離中國政府的威權統治而移居海外，大多對中國的人權等問題上持非常尖銳的批評態度。他們對共產主義理念大致所處的左翼政治光譜保持強烈警覺，認為拜登和賀錦麗所代表的民主黨溫和派是「極左」的「社會主義者」，而不實信息也利用了他們對來自中國的威脅以及美國所謂「左傾」的擔憂。
https://www.storm.mg/article/3448848?mode=whol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