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前，我和父亲风尘仆仆地伫在柏油路旁边的土地上，张望着远方的马路。父亲手里提着一个红色格子的大包裹，里面装着我的棉被和床单。整个巨大的包裹由一根很窄的提绳维持着重量，似乎人一个转身，包裹和地球重力的对抗就要崩溃失败。我背着一个深蓝色的书包，书包边缘和底部都开了线，有一次我放学回家，崩出来的线头被土路旁边的灌木丛勾住，走了很远才听到线被不断抽出的异响。等到家后翻过来一看，书包底部已经剥出一道疤。
我父亲是四十多岁的农民，脸上的皱纹像地里的田垄一样深。皮肤早成了深黄色，干巴巴的，穿着酒红色条纹的短袖衫，尘土和汗水混成颜料，把白色的条纹涂成了灰色，又把酒红色涂成了更深更棕的颜色。他头发很短，短短的硬茬。人很瘦，手臂上的静脉突出来，手背上更是一道道矮山脉纵横交错。下身穿一条军绿迷彩长裤，裤腰内侧有条松紧带。他就穿着这一套，清晨在灶上热碗剩粥，馒头和咸菜，然后叼着旱烟，嘟隆隆地给拖拉机点上火，嘟隆隆地开去田里了。不去田里的时候，父亲就骑着电动车去县里。广有县很大，是市里最大的县城，可我们说 “县里”的时候，指的只有那一条约一公里半的商业区。商业区里有几个三四层的购物中心，外面挂着褪了色、蒙了灰的喷绘布广告，有的已经裂了，可上面明星代言人的巨像还在自信地微笑。其他地方是装修得很草率的店铺，大多是喷绘布招牌，偶尔有塑料板立体字的招牌，洗车中心爱用。这条街跑货车，长期尘土飞扬，洗车中心们天上挂一个横着的店牌，地上立一个竖着的店牌，两个都落满了灰。父亲去县里，回来的时候，车把上往往挂着一袋烧鸡，有时是怒气冲冲的活鸡，头转来转去的，就算头朝下，两只腿又被绳子系在车把上，头还是转来转去，贼头贼脑的。
村里的中午很安静，偶尔有汽车或三轮车驶过。我家养一圈母鸡，中午时母鸡卧在地面的凹陷处和树荫处，间或发出困倦的哼哼咯咯声。父亲躺在炕上睡午觉，我坐在另一屋的炕上看漫画和小说。后来上了高中，高中在县里，离我家很远，于是我就寄宿，中午不能回家。我和父亲站在尘土飞扬的马路边等待的时刻，就是我要去县里高中上学的时刻。我和父亲都苦大仇深，一言不发。父亲不同意我高中辍学的野蛮想法，吵起来后曾几次发生暴力冲突。他固执得荒唐可气，把读书的希望寄托在我身上，就好象指望砖墙缝里的蜈蚣能长成龙。
那一天，我们沉默地等着去县城的客车。远远的，一辆淡绿色的大车出现在视野里，从黄灰色的尘烟里冒出来。客车的绿色越来越鲜亮、越来越深了，紧接着飞速地变大变高，几乎是一瞬间就停到了我和父亲跟前。我们提着行李走进去，扔在最后面的过道。大巴里已经有十几个人了。
汽车在马路上嗡嗡地前行，一路上飞过一块块绿色的麦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