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商人祭区的西北边界、拜火教神庙的东南边界、参合战后的燕魏边界基本重合，大致就是所谓的太行八陉。这是内亚文化区和中国文化区的真正边界，最早的人祭就是在漳河西北山麓出现的。二里头和驻马店的人祭规模扩大了几百倍，人肉蛋白质的营养意义开始超过宗教意义，大概反映了内亚殖民者进入菜人区，面对无法与猎物区别的大量被征服者，或者环境丰饶度急遽下降，需要破戒扩大蛋白质来源，或者自身技术传统迅速流失，产生同样后果，也许其中二者或三者兼而有之。

二里头和驻马店在年代学上对应前商和早商，晚商迁回漳河流域后，人肉业和人骨原料工业已经变成了大多数就业人口和消费者的日常生活，数以千计的大屠杀终年不绝，明显超过了主持宗教仪式的菁英阶级消费能力，所以只能解释为全社会生产和消费流程的起点，相当于今天的沙特石油从油田到化工，再到千家万户的化纤衣料。纣王时代的家庭主妇不用人骨器皿的可能性，不比今天美国人吃纯粹有机食品的可能性大。这个巨大的升级，本身就说明了中国洼地自古以来的特殊性质。

龙舟竞渡的发源地在印尼，当时还没有楚国。 屈原和端午节的关系、李冰和都江堰的关系、皇汉主义和客家人的关系、中华民国和福摩萨的关系，其实都是一样的，反映了被殖民者不得不利用殖民者的政治话语做面具，保护自己容易遭到迫害的传统。 龙舟竞渡文化区证明，扬子江以南都属于东南亚。苏门答腊和洞庭湖之间没有文化边界，南粤、越南、爪哇的考古遗址都有一模一样的羽人武士图案。龙舟上的羽人，大概是喝了苏莫之类神圣饮料而产生飞行感觉的武士-祭司。

八十年代郭文贵就能见曾山家人邓老太太，他的红色基因是不是更纯些……不晓得技术官僚和山东老干部谁的血更红些……

毛泽东的德性属于流氓无产者阶级，俗称光棍。光棍的意思就是滚石不生苔，没有财产和家庭的负担，因此身轻易遁，即使野种众多，却不像太平时代的肉猪，有法定的孝子贤孙养老送终。

他的正常命运就是做梁山头领，然后断子绝孙。外环境的震荡扩大了梁山的范围，但他仍然是一个厌恶任何负担的流氓无产者。因此他不能像真正的列宁党人，留下一个可以跨代的干部党。这样的团体对列宁主义的重要性，不会低于神父对天主教的重要性。他也不能像真正的士大夫阶级，和平演变内亚征服者，把政权转移到吏治国家手中，因为这种策略也需要漫长的时间线。

流氓无产者的特点和优势，就在于时间线特别短。列宁主义者必须相信历史必然性，士大夫必须相信宗族传承主义。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必须相信灵魂不灭，也就是博弈时间线无限长。无产阶级永远失败，因为缺乏为未来牺牲现在的能力。流氓无产者是唯一可能出人头地的无产阶级，因为他们的江湖经验多于普通无产者，但他们不能摆脱阶级弱点，因此总是昙花一现。

毛泽东自称的猴性，就是流氓无产者的阶级性。他对待苏联和国民党，列宁党和士大夫，或任何障碍物，或任何现实力量，都是高度机会主义，只顾眼前不顾身后的。他打烂了儒家社会和列宁党，却没有耐心培养足以替代的干部队伍。比较一下史达林和曾国藩，差别一目了然。他利用日本苏联美国，都是只顾当下。任何宗教或政治理论，他都只顾篝火狐鸣的部分。

德性决定命运，德性源于阶级博弈时间线。所以他的事业虽然大于寻常梁山好汉，命运却是同一个公私双重意义的断子绝孙。他留下的贵国，自动回到他的两个敌人手中。

山东老干部继承黄俄的遗产，相当于贵公司保卫科长接替董事长。苦力接替匪谍，但阶级烙印仍在。匪谍永远不能忘记维也纳咖啡馆，困在俄罗斯就像遭到流放。他们为了避免地主资产阶级复辟，选择了贫下中农苦力占据椅子，但苦力在维也纳咖啡馆浑身不自在，报菜名不足以安抚他们饥渴的灵魂，只有回到土而又土的自家人身边，才能找回在维也纳失去的尊严。

学校新干部继承了科举士大夫的遗产，但没有恢复价值体系。因此他们的个人能力虽然足以欺侮苦力的孙子或山东老干部，他们的阶级本能却不足以胜任耶律楚材和曾国藩的和平演变大业，至于出关迎击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巨大传统，他们的能力和准备根本不能跟李鸿章和左宗棠相提并论。

毛泽东留下的贵国，就在他的两个敌人手中滚动。两者都能对付费拉，但都对付不了费拉以外的任何人。

儿童的身体如果缺钙，就会吃墙皮。他不知道为什么，但他的身体比他聪明。他如果去找医生，也无非就是得到钙片和解释。实际效果，差别不大。

费拉疯狂地寻找儒家社会的替代品，包括全能神教，因为他们的本能知道共同体饥渴，虽然他们自己不知道。

山东老干部疯狂寻找共产国际的替代品，包括八个大大。因为丧家狗的本能就是寻找主人，虽然它们的狗头并不知道，没有共产国际或八个大大的领导，他们多么容易被吏治国家卖了狗肉。

学校新干部讨厌和欺侮山东老干部，本能地寻找一个比较体面的主人，但他们的德性只能镇得住山东老干部和无产阶级，一旦遇见更加体面的主人，例如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立刻就逃回欺骗和污蔑当中。他们分泌了真民主主义、真自由主义、真保守主义和其他知识分子的玩意儿，其共同特点是既不中用又耽误时间，但是可以让山东老干部和无产阶级以为自己还是很牛逼的。

你所看到的贵国，就是以上阶级斗争的产物。王小波《2015》的数盲、我们和保安，就是影射贵国的三大阶级，山东老干部、学校新干部和无产阶级。我老人家作为业界良心，严正指出，如果秘传心法像大白菜一样乱扔，你都还学不会怎样分析，那么即使把饼挂在你脖子上，你也会饿死的。

镇压无产阶级专政是诸夏爱国者的任务，不是美国人的任务。诸夏爱国者继承了印度王公和马来穆斯林教法学家的生态位，负责不让世界统治者接触世界体系边缘性质的业务。

所谓边缘业务，具体到Bashulian Patriots就是这样。你老人家要消灭所有的中国侵略者，除了战争需要以外别无限制，除非敌人投降，绝不封路灯。对于投降的中国侵略者，你要依据旧约和记忆不能溯及的最古老习惯法，像华盛顿将军亲自下令绞死脱去军服，冒充非战斗人员的英国军官安德森一样，将这些自称中国人的非法战斗人员挂在路灯上，让他们享受拒绝投降的恐怖分子所不能享受的权利，得到忏悔的机会和听着圣经断气的待遇，如果你老人家是一个绅士，还要把自己舍不得抽的最好一支雪茄放在他嘴里，告诉他资产阶级绝不会像无产阶级一样，向他的遗孀收取子弹费，保证他有罪的灵魂和肉体，都没有抱怨的正当理由。这样，你老人家就会开创与国父德性相匹配的传统。如果你像克伦斯基一样放虎归山，就会得到克伦斯基一样的命运，像一个追求听众而不一定能得到听众的知识份子一样，回到与自身德性相匹配的地方⋯⋯

诸夏爱国者必须明白，你们迟早必须将中国恐怖分子挂在路灯上，现在不做只是因为时机未成熟，不能幻想一切交给美国和诸亚爱国者。只有在你们的路灯工作完成后，才能利用诸如此类的机制，让海外的匪子匪孙无处藏身，比阿根廷的纳粹军官还不如，否则你们就会落到国民党、香港泛民和民小今天的下场。

凡事取法乎上仅得乎中，取法乎中并下不得，没有宁可进一步死不肯退一步生的权力欲望和决断意志，就没有资格索取本质上属于统治权的符号，沦为实质上的看热闹发评论小知识份子，或实质上的闹情绪闹待遇闹赔偿小官僚小上访群众。权力欲望和决断意志是性欲一样基本的东西，天生的强弱层次差异是极大的。

老实说，强人在黑社会比体制内多。体制内主要是两种人，山东老干部和小资产阶级四化干部⋯⋯前者蠢坏，后者虚弱。你从前者的日常就可以看出，他们原先是有个心狠手辣而眼光敏锐的主人的，因为被sm得深入骨髓，近乎本能地恐惧独立行动⋯⋯后者更一目了然，就是丧失了士大夫文化素养的科举英雄。

@WoodenHarp中国人做事有种发狠的劲头。捞鱼，非得把网眼做得跟纱布似的，恨不得连鱼卵都捞走；拔珊瑚礁，非得全部拔光断子绝孙。 山寨西方也是这样，非得走别人的路，让别人无路可走，弯道超车，整个行业迅速做烂，不留活口。 很多事本来可以适可而止的，差不多行了；但不行，非薅得跟葛优似的，人能不排华么？

这个当然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性，中国性跟无产阶级性是一回事，正如波兰性跟贵族地主性是一回事，并不是孔子时代诸夏的特征或鲜卑人满洲人的特征。无产阶级的特征就是博弈预期时间极短，短到小资产阶级认为天经地义的小家庭共同利益纠结都不足以维持的地步，以致于无法保证婴儿孕妇和老人的肉体安全。

无产阶级统治社会，唯一的可能就是通过commie，否则无产阶级没有组织的正确领导，自然会落入不断自发变异产生的资产阶级品系手中，只有commie才能不断摧毁这些资产阶级萌芽，恢复无产阶级专政的正常状态，例如习近平主义对邓小平四化干部-科举文凭小资产阶级官僚的清算，就是为无产阶级根本利益服务。

这就对了⋯⋯commie 就是 china，china 就是 commie，匪立学校都是恐怖分子养成所，儿童恐怖份子胡耀邦和刘胡兰狭路相逢，只能有一个活着离开⋯⋯

刘胡兰是儿童恐怖分子这个大家都知道，胡耀邦为啥也是

胡耀邦是毛泽东亲自培养的少共师，就是isis儿童团，专做非法战斗，利用国民党对儿童的疏忽心里，混进白区搜集情报和半夜杀全家，就像电影鬼子来了的游击队一样，吓得乡民不敢不服从地下恐怖组织，反而不敢服从只能公开杀人的国民党基层政府，每一个惯犯欠下的血债都比车臣黑寡妇多十倍。

越共后来也是这样，杀政府基层官员的家属和胆敢服从政府的乡民，导致基层政府瓦解，大部分农村落入地下恐怖组织或敌后武工队之手，然后宣传成军民鱼水情，百分之八十的农民支持解放军，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就是为什么中央情报局只能用凤凰行动定点清除地下组织，否则你走司法程序他打超限战，恐怖分子就赢了。乡民如果深信美国人不能杀他全家，敌后武工队却可以，就会服从共产党。要么对恐怖分子行使战争权力，要么用战略村隔离恐怖份子，让村民感到安全，此外别无他法。

英国人和马来穆斯林在隔离华人以后，消灭了恐怖份子，马来共产党是华人，杀穆斯林全家却不管用，可见东亚儒家比西亚穆斯林更畏威不怀德。

好口怕，谢谢阿姨。但还真是很难理解这样的刽子手怎么会提出所谓“两少一宽”来统战

他老人家在敝国杀抗粮的农民，当然顺便诬蔑成土匪富农之类，杀到江水尽赤，鱼腹充满人指甲，两岸居民饿死都不敢吃鱼，一路杀到穆斯林社区，就被反杀了，还得赔钱让人家把解放军拆的经堂学校重建起来，为1950年代罕见，以后他就老实多了。所以敝国欠穆斯林的恩义，仅次于欠帝国主义。所以我老看到贵匪拆晋兰教堂，就条件反射以为是因为教会没有及时活埋几个恐怖份子，留一个深刻印记，从长远看来，这样死人更少⋯⋯

曾竞选台北市长的中国退伍军人赵衍庆的经历可供证明. 据赵自述, 其父是山东的大地主, 被☭强迫入伙后想开溜被抓到而惨遭杀害, 自己还被☭掳去当童兵… 由于国民党政府和军队并不提防小孩, 所以☭利用童兵来侦查… 后来一路辗转逃出来到台湾

恐怖组织的秘诀就是降低底线，收取敌人底线相对较高的红利。

根据1946年《汤普森报告》（马里兰州底特里克基地美国陆军医学情报部），731部队的职能是瘟疫防范。“Q报告”材料源于1943年对长春和农安地区鼠疫感染者进行解剖的报告书。当然，这绝不意味着日本军医尊重平民或战俘传染病人的人权。正如慰安妇不能无中生有，只能将拐卖嫖娼改为强奸屠杀。

细菌战最大问题在于攻击目标和攻击范围无法限定，因此很难真正实施。这才是细菌战难以通过政治决策的根本原因。传染病内部研究和资料是否可以形成军方计划的基础，不是军医能够控制的。这种计划如果存在，军医小组的战犯资格也不大可能超过费米和泰勒的核子战犯资格，这才是美国拒绝追究的真正原因。

8604部队在华南的任务是地方病和流行病研究，鼠疫调查组1939年甚至深入海南非占领区。调查组人员没有武器装备，也不畏惧国军拦截扣押，充分证明他们并不害怕曝光。流行病研究成果的确可能构成细菌战的技术准备，但其间的政治和技术环节众多，绝非一群白衣战士能够胜任。野鸡作品绝不可信。

撒赖诬告是蛮族特色，从教堂解剖尸体挖眼挖心开始，经防疫部队细菌战，到联合国军细菌战，反映的都是自己内心的黑暗。不足为奇，诬赖别人的罪名其实都是自己想做的。最终还是以更低技术水准，在更软弱土著同胞身上做到。。

强奸淫虐，是通州和济南日本平民妇女深受的暴行。性爱反映阶级，榆林城女学生是普遍的无产阶级幻想。日本正规军之所以需要慰安妇，就是为了防止这种事情。不过优势一方有一个特点，没有技术神秘感，只有文化神秘感。731科幻其实证明蛮族对普通防疫技术都有神秘感。

党妹和党男完全不同，你从满洲娘之类幻想中就可以看出。土著男人是野蛮卑鄙的，土著妹子则是柔弱迷人的。反过来也一样。文明男人是冷酷机械的，文明女人是高贵冷艳的。强奸幻想其实是自愧猥琐的弱者心理，弱者一般比强者残酷得多。

慰安妇（以及军饷）其实是最有利于日本人的证据，大大减少了他们抢劫强奸的可能。通州保安队、北伐军杂牌部队和共产党游击队就不是这样。当然有钱有女人有时也会犯事，但平均可能性肯定大大降低。国军和解放军对穆斯林妇女及其面纱的不健康兴趣是安西暴恐问题的重要诱因，幸好还有失足妇女为国分忧。

731部队公开身份是防疫班，这一点没有争议，而且有美国调查证明。 731部队组成人员都是军医，出身、待遇和野口英世没有区别。这种人天性喜欢到处炫耀研究成果，很难适应秘密工作。 石井四郎本人就热衷于发表和吹嘘。 笠原四郎军医大佐研究地方病。 田部井和军医中佐研究伤寒病。 田井一光军医中校研究伤寒病。 吉村寿人陆军技师研究冻伤。 ······ 人员、配置无异于殖民时代的朝鲜、台湾。日本人一向以消灭鸦片和恶性传染病、研究地方病为德政，到处自吹自擂。 伯力审判材料出自苏联逼供，战俘回国不承认。

细菌炮弹在技术上不可能。 所有流行病研究都可能作为细菌战准备，正如染料工厂可以改造炸药。这种实验各国都有，结果都没有变成细菌战。 中国材料是地摊文学，完全违背医学常识。如果石井本人负责伪造，绝不会如此荒谬。 医科生的论文材料肯定包括病人的活体实验，像石井这种敢于公开发表来源的人不会经不住调查。只有外行才觉得活体实验可怕，病人本人的血清实验是抗生素以前最可靠的救命方法。 日本人肯定侵犯了传染病人和战俘的各种权利，包括知情权和同意权；但大多数人似乎不可能获得比日本人提供的更好治疗，中国人同时和以后的侵权更严重。 恶意制造疾病，以便获得研究资料。这种指控没有任何依据，更没有任何必要。731军医人数不多，绝不会缺乏病人或材料。严刑拷打或制造传染病获得的资料不会比原有资料更好。大多数病人只能指望地方卫生学院的满洲医士，731出动等于专家指导。

如果考证731，只需要考证上述军医生平，就会发现没有任何可疑之处。

如果土耳其发表地摊文学，指控支那卡菲勒有食人医生，你老愿意相信麽？然而未必纯属捕风捉影。 设想犯人在地下室醒来，发现身边同伴已经在零下二十度严寒中冻死，自己也谵妄到分不清屋顶和地板。这时有白衣人飘来，一面咒骂犯人为什么不等窝老休假再死，一面拔走死者头发或切下组织带走。随后，头上实验室发出电泳仪、恒温箱、抽风机嗡嗡声和蛋白质加热气味。 最后，此人逃亡土耳其，报告支那卡菲勒用人肉熬汤。。。故事唯一真实部分，大概就是虐待犯人、刑讯逼供之类。。

窝老也有能力揭露支那卡菲勒公安局的罪行（不过不会愿意的），但发明科幻小说是另一回事。

commie本来就是全员恐怖组织，首先是伪造假护照，将军火运到德国和保加利亚之类，然后是做假商务办事处，目的就是为了偷运管制物品。孟家三代都是职业恐怖分子，华为的匪谍身份一开始就罗伦斯的远东进出口公司一样清楚。吃瓜群众如果不明白此人的来头，只需要知道理查德佐尔格就是他的前任就足够了。他老人家的部下打进了蒋介石的武汉行营和参谋部，把党军追击红军的部署通通发给了毛泽东，所以才会有四渡赤水出奇兵，毛主席用兵真如神的故事。此人在毛泽东进城以后，做了北京国际关系学院的院长，所以贵匪的外交人员和新闻人员一样，都是职业匪谍或职业匪谍的白手套。

任正非不一定是孟的亲生父亲，很可能是带着男主人的任务，以结婚名义监视孟母的内保人员，尽管在正常情况下，多半是由组织派女主人做内保，任务包括在关键时刻将监视对象杀人灭口。任正非很怕公司当中作为掩蔽的那一部分吃瓜群众不明真相，傻不唧唧地真想做起研究来，就发明了狼性文化来排除太聪明的人，保证公司内部的吃瓜群众都是无产阶级傻逼，偶尔几个漏网的死大学生真开发起来了，任正非甚至紧张到要送他们进疯人院灭口，真正的企业哪有这种管理学。所有这些都是为了掩饰华为真正的功能和保护骨干特务。

孟留在美国坐牢是最好的，出卖机密以后可以换取终身保护，如果回国就是项英，无论有没有泄密，都得杀人灭口。任正非或他的司机保镖之类，按规矩应该就是执行人。制造一起隧道车祸，意外高坠死亡，或者就在卧室里用枕头沙袋，宣称心脏病突发。武汉行营那个上校匪谍，名叫刘燧元，不知道施展是不是他们的系统，当然后者更有可能是打秋风的门客。

“这个职位（苏美贸易股份公司经理）是很重要的，因为当时苏美之间还没有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苏联在美国既没有全权代表机构，也没有商务处。苏美贸易股份公司是一个仅有的机构。它是一个贸易团体，负责经办贸易事务。实际上，它不仅行使全权代表机构的职能，又起着商务代表处的作用，同时又是共产国际和格伯乌在美国进行一切地下活动的基地。就它在贸易方面的职能而言，也是相当重要的。当内战刚刚结束的时候，被破坏而瘫痪的铁路交通运输之所以得以恢复，完全是由于及时从美国进口了大批蒸汽机车。这一使命当时是通过一个以罗曼诺索夫教授为首的专门贸易使团进行的……斯克良斯基（托洛茨基在红军的左膀右臂）被任命为苏美贸易公司经理后，就在乘坐摩托艇游湖时不幸淹死。我和麦赫里斯坚信不移，肯定是斯大林下令灭口的。”（波利斯·巴让诺夫：《斯大林秘书回忆录》，知识出版社，1982，第92-93页）

假设的查特莱夫人生活在以下的教育环境当中。她以为正常女性没有性欲，性欲是极少数变态婊子的特征。她最初嫁给了下半身瘫痪的查特莱先生，觉得生活已经证明她原有的观念是正确的。后来，她遇见了一位性欲正常的男人。尽管她在理性层面上，并不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尽管男人并不知道她成长和生活的微环境，以为她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然而双方的身体一旦接触，她的身体（而不是她的大脑）就表现得仿佛一直都知道应该做什么似的。这样的事情发生了好几次以后，她的大脑才开始修改原先的观念。一个电脑充气娃娃输入了查特莱夫人的早期微环境信息以后，无论遇见什么样的男人，引起的身体反应，都会始终保持查特莱先生模式。这个思想实验的意义就是：大批无名祖先在后裔身体特征上留下的长期遗传印记，比短期教育训练更强大。

医学上有一个真实的案例，我们可以称之为“饥民区后裔 — 二型糖尿病统计相关性”。饥民区后裔进入丰衣足食的环境以后，二型糖尿病的临床发病率明显高于日耳曼肉食者和内亚牧民肉食者的后裔。他们具有某种“积攒型”代谢模式，在长期饥饿状态下，比其他人饿死的速度更慢，生存的机会更大。他们祖先生活的地区，在秦代以前，甚至在宋代以前，发生饥荒的频率并不明显高于其他地区。如果我们因此假定，不同生存环境促成统计学上有明显差异的不同代谢模式，在其相应的环境当中获得演化优势，所需要的时间只需要一两千年，在出现与此相反的其他证据以前，其可靠性和可用性并不低于实证科学的大多数工作假设。

大多数已知的食人群体要么是人数不多的原始部落，要么是文明社会的少数特殊群体。自称和被称为文明的社会当中，超过数十万人的群体习惯于吃人肉，除了秦始皇以后的东亚核心区和近代前夜的阿兹特克人以外，罕有其匹。阿兹特克人的人口数量级和食人历史长度，又远远低于东亚食人区，从第二节所述的饥民区— 二型糖尿病相关性可以看出，二型糖尿病演化优势和张献忠食人型演化优势所依赖的环境基本重合。东亚核心区经过反复和常规的人口灭绝，大部分现有居民都来自两种祖先。一种是习惯食人肉和耐饥荒的灭绝幸存者，另一种是内亚蛮族征服者和西南亚、南岛系山民移民。两者在原子化社会当中存在大范围的杂交，因此后者的食人适应性也应该明显高于自己的祖先和世界上大多数居民。严实的研究证明，东亚居民的遗传单调性和一致性高于世界上大多数居民，说明他们最近的共同祖先生活在非常晚近的历史时期，也就是说跟历史纪录当中的大洪水重合。世界上许多其他民族最近的共同祖先生活在前文明时期，也就是说他们的祖先在历史时期很少发生大洪水。

第三节的假设结合第一节的思想实验，可以产生以下的假设。现代东亚核心区居民当中，有许多潜在而不自知的张献忠。他们像年轻时期的查特莱夫人自以为厌恶性欲一样，自以为厌恶人肉，然而一旦身体直接接触人肉的刺激，就会发现自己的身体离不开人肉，像历史人物朱桀和张献忠一样，即使在没有饥饿威胁的情况下，都舍不得放弃人肉的美味，而且用各种美食家才了解细节的烹调技术，制作和保存了大量人肉食品，直到自己去世都没有吃完。 现在的主流医学认为：食人习惯对后裔的传染病抵抗力有影响，不同蛋白质摄入模式对精神疾病的发病率有影响。所以，张献忠基因组合比例高的群体行为可能并不完全取决于教育。

以上的假设如果用蛋头学者的黑话，写成科研课题申请，其可靠的程度，明显超过了医生要求在埃博拉疫区研究埃博拉病毒的申请。埃博拉患者和接触者在刚果河流域居民当中所占的比例，是不如食人者后裔在东亚居民当中所占比例的。因此根据以上的推理，我们可以合理地建议：在2017年以后的东亚大陆地区，展开类似的研究。当然，这种研究很可能就是共产主义者存在的目的。科学社会主义已经而且还将继续为科学做出很多他人无法替代的贡献，尽管东亚居民在实验当中扮演的角色跟自己的想像有所不同。

八个大大的军事技术领先于七个大大是没有问题的。七个大大军事技术最强的时期，就是1945–1955年的满洲朝鲜战争，用人肉盾牌换来了苏联二战后期和冷战初期的先进技术，桂枝费拉念念不忘的反蒋战争，技术上只是满洲战争和朝鲜战争之间的次要插曲，相当于马恩河战役和凡尔登战役之间的青岛战役。

越南战争时期，越匪得到的苏联武器已经大大领先于贵匪的装备。贵匪只能提供二战水准的铁路和粮食，苏联却提供了六十年代水准的导弹和工兵。没有苏联，越匪不可能胜利。没有贵匪，越匪也避免不了大饥荒。 1979年战争，证明贵匪军事技术落后越匪一代半。

美国在1980年代提供的武器技术只是巴统封锁的几个小漏洞，跟苏联在冷战初期的配套供应，不在同一水平线上。克林顿的施舍系统地提高了费拉苦力的生活水准，却只给匪谍留了零零星星的盗窃机会。所以贵匪憎恶美国，不是没有理由的。

后冷战时期的叙利亚和印度，得到了俄罗斯的系统供应。台湾和巴基斯坦，得到了美国非北约主要盟国标准的系统供应。贵匪从乌克兰和西方断断续续偷到和骗到的碎片，不仅落伍半代到一代半，而且互不配套，不能跟李鸿章和林彪的装备相比。

乌克兰战争、叙利亚战争和高加索战争流动的武器库，包括了美国留在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武器库，苏联武器库的流散，以及俄罗斯的新一代武器生产。贵匪的装备完全更新到苏联武器库的水准，至少需要二十年。贵匪的军工生产达到同等水平，需要无限时间。两者达到非北约主要盟国标准，同样需要无限时间。

叙利亚的俄罗斯武器落后于以色列的程度，最近四十年波动于一代和半代之间，也就是说较之贵匪落后于叙利亚和巴基斯坦的程度，要小半代至一代半。他们在以色列面前不堪一击，主要是军官团的素质问题。如果俄罗斯军官全面接管叙利亚军队，大概可以打出沙皇对鲁登岛夫的成绩。

八个大大能够长期跟这些敌人作战，对贵匪和费拉的优势，比白俄老兵对北洋军队的优势大得多，不过即使费拉兵也比小粉红强得多，至少耐受挖坑和背沙袋的牛马工作。小粉红参加军训，不放水是不可能过关的。小粉红的作战能力跟下乡知青差不多，足够偷贫下中农的鸡。他们将来的出路，也不比下乡知青多。

贵匪现在这批海军军官，注定是心比天高命如纸薄。他们的舰队配齐活塞以前，就付不起电费和油费了。他们又丧失了江泽民时代前辈的经商习惯，只能像满洲国企工人一样，依靠妻子卖淫为生。只要民族发明家稍微做点工作，就不难在大连或营口成立满洲复国军政府。他们除此之外，很难想像还能有更好的出路⋯⋯

当然只有外行才会瞧不起打败仗的军队，不懂得打败仗的资格多难争取。啦啦队员获得参赛资格的难度，比亚军翻盘打败冠军的难度大得多。俄罗斯和穆斯林习惯打败仗，费拉习惯处在没有参赛资格的地位。所以费拉的感觉总是特别好，直到他们发现亚军的待遇总是比他们强得多。最优秀的费拉也只能走到刚刚跻身于失败者的位置，例如李鸿章。啦啦队费拉自然会聪明地发现这样辛苦不合算，还是零成本的我或最赢好，然后他们分为两派，右派愤怒谴责冠军为什么对亚军那么好，让我这么聪明的人什么都没有，左派愤怒谴责冠军压迫亚军，呼吁亚军接受我的英明领导，推翻冠军的邪恶统治。前者辱骂白左，后者指导赫鲁晓夫和八个大大⋯⋯

公安及其外围黑社会在人事和财政上从属于地方政府，既是张五常强调的地方政府公司化竞争基础，也是公知强调的强拆维稳之类活动基础。八分之七的城市投资公司、房地产企业及其下游附属企业没有上述保障，经营活动就会立刻归零，结果是GDP增长为负值，半数以上劳动力失业。

外围黑社会不可能得到编制，又失去了可以信任的保护人，除了去做张献忠以外，干不了任何其他事情。警察直属北京以后，尽管人数不变，但失去了真正工作的打手和耳目，以及最重要的地方性知识，将不可能对风起青萍之末的事件做出及时反应，更不可能防范于矛盾激化之前，没有任何科技手段，能够弥补行政管辖层级上移造成的损失，任何事务只要必须请示更高级别领导，都会导致四分之三可报可不报的事务瞒报。

人民公社能够维持，是依靠黑市和自留地。国营企业最重要的人，就是那个擅长用自酿伏特加去找其他经理换零件的流氓秘书。地方政府能够运作，当然是依靠那些上级心照不宣而且可以假装不知道的模糊地带。模糊地带一旦阳光灿烂，体系就崩溃了⋯⋯

武警、公安和财政改革，将会导致地方政府瘫痪三年，而且重组以后，假如能够重组的话，原先有利益动机和相应能力控制的社会空间，将会永久性从叙利亚地区转入张献忠地区。

"这不是一地的问题，而是新政垂直管理导致三十多年来地方竞争GDP模式丧失动机的必然结果。链条从最薄弱环节崩断，财政最弱的地方首先瘫痪，但一切只是刚刚开始，毁灭的旋风瞬间就会走遍东亚大陆。"

https://www.letscorp.net/archives/129760

铁公鸡构成各地方发展经济的主要手段，随着利益共同体的解散而停止运作，吸纳大部分无产阶级劳动力的工程随之不复存在，那就是蒙古帝国的穆斯林大臣贾鲁修完黄河，企图打发农民工回家种地的格局，莫道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第二块倒下的多米诺骨牌，大概在青海、甘肃、黑龙江。山东、湖北、河北、河南的骨牌倒下后，烤人排的香味就会传遍千家万户。浙江和广东的最后两块骨牌倒下后，就要回顾古埃及的纸草文书了，大地像陶轮一样转动，尼罗河水向南流去⋯⋯

只有在地方利益共同体、奴隶劳动出口和维稳经济学三位一体的情况下，地方政府控制的警察才有维持秩序的动机。中央系的人马一定会死保有可能引起上级注意的高铁沿线，对上级不可能有时间注意的大部分地方听之任之。死角不是技术造成的，而是政治造成的。明国不是因为没有监控到满洲人才灭亡的。

这是动了邓小平体制的命根。一切枝枝节节，都没有意义了，就像你废除私有财产以后，什么经济学派都作废一样。你这样理解，廉价七成正确。资本主义是无数资本家想方设法给自己弄钱。共产主义是根据工分配给饭票和肥皂的监狱。邓小平体制是几百个诸侯各有几百万奴隶，想方设法为诸侯升官发财。所谓市场列宁主义相对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优势和劣势，都由此而来。各种高楼大厦和建设硬件，都是上述利益驱动机制的成果。机制的底部就是地方政府控制公安局，公安局控制黑社会，强力维持社会秩序和低人权优势。地方政府一旦失去公安局，也就失去了黑社会。垂直管理，又剥夺了他们竞争经济的动机。因此无论如何，所谓中国经济改革已经不复存在了。任何新体制建立或无法建立以前，一切事务都将瘫痪⋯⋯

贵国没有一个地方政府不是依靠借债度日的，零举债就是立刻死人的意思，而且多半是死人以后又不得不自食其言，继续以更加恶劣条件举债，陷入金圆券套路，归宿只能是在几个月内实施军事管制和配给制，否则必然天崩地拆。

贵国的工资和纸币以后就没有什么意义了，配给平价米（可能会改成平价土豆）才是女孩子选择丈夫的主要标准。当年金圆券时代，多少女孩子就是为了这个嫁给国军的。然后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

匪军重组五年，至今仍然处在海龟四脚朝天的狼狈状态。公安比匪军的地方性大得多，三十多年来一直是作为政治任务的GDP发展利益集团核心。没有一个诸侯在没有把自己人安置在公安和政法委以前，能够在经济改革方面做出任何成绩。几个月就要解决，非死人不可。

第一个效果，纸上GDP像雪崩一样垮下来。第二个效果，大多数企业家沦为国共决裂以后的开明绅士，几个月以前是边区主席、委员和党委书记的名义上司，几个月以后是反动地主和贫下中农的斗争对象。第三个效果，公安局占有的大量秘密变成清算三十年派系的武器，毫无疑问，这些材料将证明所有人都罪大恶极。第四个效果，公安局真正的爪牙和耳目，因为真正的公安局跟所有衙门一样，凡是有正式资格的人都以不工作为荣耀和阶级地位高的标志，将会变成断线风筝。他们除了做张献忠以外，做不了别的。他们的人数相当于有正式资格的地方官员的二十倍到五百倍，而且只有他们知道利害关系。五年内，他们面前是真空。

列宁党打土豪的技术手段是，以高成本的契卡为核心，发动低成本的无产者，夹击中间的土豪。两者缺一不可，原因不在政治，而在技术操作层面，斯大林本人称之为乌拉尔-西伯利亚经验。

土豪有地方派系的支持，自己具备一定的政治经验，只有一个目标明确的专业核心，运用军事思维才能打倒。无产者负责提供廉价情报和人肉盾牌，其中大多数是假的。关键是要在军事思维的攻坚时刻，集中足够充分火力，震摄土豪的社会潜在实力，暴露土豪的弱点。这种任务只有无产者才能胜任，因为他们既多又贱。你要发现对方火力的强点弱点和死角，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看哪个方向的肉盾牺牲得最多、较少和没有牺牲。

如果你既没有契卡，又害怕发动群众，事情就要糟糕。中学课本早就告诉你，剥削阶级改革家因为蔑视或害怕人民，注定会失败。这话不是洗脑，而是很负责任的技术操作手册，只是小资产阶级知识份子自作聪明，分不清是非罢了。

如果你只有司法部门或监察部门，哪怕是党性最强的班底，完全不会顾忌任何形式主义，仍然无法摆脱刑侦菁英主义和孤立主义的固有弱点，其中之一就是杀人的数量级达不到斩草除根的境界，只能像明朝、国民党和苏联末年的类似部门一样，满足于打掉几个乌兹别克黑帮之类的派系，实际上是漏掉了大部分的中级干部，只砍掉一批头目和少量中级干部。无产者看到中级干部不动，就发动不起来。

尤其严重的是，你明知克留契柯夫就在身边，却撇开这些神通广大的专业团体，让监察部门损害他们人事和财政的近亲，是异常危险的。世界上有些部门是只能要么信任和依靠，要么打击和消灭的。

监察部门的成员是干部队伍的loser，一般是工作能力差或懒惰成性的人才会去。这些人突然得到权力，颠倒了干部队伍内部的歧视链，让不干活或没贡献的人掌握定义权，把成功者得到的奖励定义为腐败或派系，然后又没有斩草除根，除非他们能够打破迄今为止的历史先例，证明自己比契卡杀人更多，前途一点也不乐观。

现在骑虎难下，判断未来的方法已经非常简单了，看杀人的数量级，少于干部百分之五就输了。

"这些人的子孙恐怕不会留在强国。可能有些儒家的迂腐，但不傻"

别傻了，统战价值是逐代递减的。士大夫的子孙如果科举不力，就是普通菜人。外伊朗人子孙李白的女儿就只能嫁给农夫，子孙多半让黄巢秦宗权吃了。统战，就是买你从祖先继承的造反能力。士大夫和菜人，就不再有统战价值了。统战对象和镇压对象是一个阶级，统战不了就得镇压。只有统战对象和镇压对象及其以上的阶级，才有资格逃出东亚洼地。

丁鹤年是内亚殖民者的士大夫子孙，梁巨川是蒙古殖民者的士大夫子孙，明亡和清亡的时候，阶级地位正好跟窝老人家相同，士大夫就是可上可下的过渡状态，丁鹤年的很多阶级兄弟都投奔北元，梁巨川的阶级兄弟多半像曹汝霖一样投奔日本，但他们决定中国化和儒化，以后他们的子孙就只能跟范进一起混了。范进投奔蒙古，蒙古人要吗？当时的蒙古人像今天的美国人一样，只要失败的亲蒙政治家、能打的武士和有钱有军事物资的商人。

中国化和儒化以后，唯一的生路就是做军阀的师爷，否则九成是菜人或菜人的祖先，没有青史留名的小人物，大多数都是饿死或被吃的。贝家子孙如果没有被吃，那就只能是窝老人家的徒子徒孙已经把诸夏建成了。否则，肯定跟杨家将呼家将的子孙一样不断下降直到肉体消灭⋯⋯

"自打清朝起 洪水学的规律就变了 不能刻舟求剑"

别傻了，那就是帝国主义的秩序输出。帝国主义的规矩是不准吃人肉，把你们养得白白胖胖整天骂帝国主义。然后帝国主义秩序和共产国际秩序打起来了，把你们分到共产国际一边，你们就饿死了几千万，这是列宁斯大林的秩序标准配置，不是朱元璋张献忠秩序的标准配置。现在黄俄像蒙古满洲一样汉化了，所以才会出习近平，秩序标准配置自然恢复到元末明初的正常配置，想肉吃几亿人是不足为奇的。习近平他老人家是带着任务来的，他的使命感跟窝老人家一样强。

马云之流都是无产阶级资本家，市场列宁主义当然只有无产阶级资本家。华为之类本来就是匪谍，属于白区党。改革开放就是运作一个虚拟的远东共和国，党组织幕后操纵。无产阶级资本家是白区党领导下的群众，配合领导完成吸引资金技术的阶段性任务。任务完成后，白区党自然会延安接受红区党和贫下中农的审查。

红区党自然觉得资产阶级的围剿都是因为你们工作不力，深挖思想根源，就是你们受到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腐蚀，亟需回梁家河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贫下中农打不到真正的资产阶级，自然会拿白区党及其群众当资产阶级打。

无产阶级资本家如果没有白区党的政策和组织，是做不了资本家的；如果政策和组织另有安排，也可能做工人农民或工程师公务员知识份子的。所以他们的政治成分是群众，一点都没错。自发秩序史观会根据政治德性，跟贵匪依据组织关系一样，把他们划入无产阶级群众范畴。只有知识份子和小清新才会根据钱把他们划入统治阶级。

贵国技术史堪称瓦房店学和历史发明学的结晶，全人类都找不出如此悲惨的纪录和如此辉煌的成就。古典诸夏时代的楚国铁剑利而倡优拙，代表该国历史上最接近世界先进水平的美好回忆，经过中国殖民者的盐铁国有化以后，就退化到农田杂草都割不断的供销社水准。鲜卑帝国继承了五胡的军事工业，至少能产大量生铁，换取河中商人的精制镔铁。

宋人驱逐沙陀殖民者以后，链出的生铁就跟熟铁没有什么区别，特别适合做家用物品，因为剃须刀连男人胡子下面的皮肤都割不破，剪刀连小孩的手指头都伤不了，缝衣针永远不会扎破女人的皮肤，直到苏莱曼大帝时代，仍然深受伊朗客户的欢迎，勤劳的女孩子最喜欢买来装进贴身小口袋，只是用来做铠甲就未免太软，无怪乎军方宁愿要牛皮和硬纸板。爪哇人的军事工业，在奥斯曼顾问眼中等于废品，但在郑和的部下看来，他们的小刀锐利得不得了，必须大书特书⋯⋯

但这些都没有妨碍贵国历史学家忽悠山东老干部，用自古以来的自主研发取代他们刚刚驱逐的苏联专家，正如苏联专家十年前驱逐帝国主义专家。如果贵国历史学家的记载可靠，大炼钢铁按说是没有问题的，当时炼成的那些坨坨，按说应该证明贵国科技自古以来牛逼的。以色列人拿着圣经关于所罗门王的记载，真的就能在相应地点挖出铜矿。凯撒和希腊罗马的历史著作自古以来就被欧洲人和阿拉伯人当兵书用，辎重、编制非常数目字管理，从来没有诸如宋人按历史记载造马车，然后发现开不动，只能用苦力抬着进太庙这样的怪事。所以贵国历史学家一定有一点点天赋异禀，而且也是自古以来的。

当然，贵国历史学家相对于全世界同行的政治地位都是最高的。窝老人家估计将来的历史会这样记载，贵国2025年本来就要实现伟大复兴的，由于川普卡脖子才不得不吃土豆。

健全常识和考据学的差别，可以用以下的例子说明。如果韩国人或满洲人或任何人杀了三十万，费拉还会骂他们么？显然，这是不可能的。费拉会说，难道罗马人没有杀耶路撒冷人吗？我们亚洲人之间的事情，用不着你们指手划脚。你去看我们刚拍的《英雄》吧，这叫护国护民。这些都没有发生，说明故事是假的。

整个过程只需要十分钟，考据至少要查几星期的资料。论精确度，前者只比后者差百分之十到十五。如果企业家能把成本降低百分之九十以上，售价只需要降低百分之十五，他会拒绝吗？当然不会。健全常识的健全二字，就体现在性价比上，不计成本地提高精确度，对大多数人并不划算。

根据以上的理论，日本人其实有一个办法可以摆脱费拉的纠缠。他们只要当真杀三十万，根据邓小平的代数学，就能耳根清静三十年。然后英国人看到纪录，会认为肯定是笔误，把三百thousands的thousands删掉，最后变成杀了三百人。事实上，大多数历史就是这样层累形成的。

我小时候不懂事，相信实证主义和追求真相，非常努力地给自己过不去，发现所谓南京大屠杀，跟Chinese百分之九十二点八的历史一样，不仅纯属扯淡，而且不是随机错误，而是刑法所谓诬告陷害罪，主观恶意极其露骨的黑白颠倒，渐渐产生了一种斯大林式的想法。

话说斯大林同志有一次亲切接见气象学家，问他一星期能准确预测几天下雨。气象学家回答说，两天。斯大林同志慈祥地回答说，气象学家同志，你为什么不把所有的预测颠倒一下呢？这样不就可以准确预测五天了么？

我最后发现，这种方法性价比很高。如果Chinese说什么，你不动大脑地从反面理解，准确率超过百分之九十，比知识份子的平均水平高出三倍不止。

我最后发现自己走了很大的弯路，因为所有文盲老太婆都知道这一招。知识份子称之为因人废言，其实是降低甄别成本的最廉价方式。每一个细节都要考证，相当于每天都去参加陪审团，烦不烦。

健全常识就是要先看人，是什么人就会做什么事。如果你确定信息来自费拉，剩下的事情就非常好办。费拉的行为模式，有规律可循。首先，费拉是谁都惹不起的。其次，费拉从来不能指望公正的待遇。最后，费拉相信自己的话语价值为零。

如果费拉气势汹汹地骂谁，此人廉价九成是老好人。 因为费拉只要怀疑对方可能还手，就肯定不敢声张。大多数人和动物都是优先接受提现态度的信息，而不是体现内容的信息。气势汹汹地叫别人老爷，比温柔婉约地叫别人坏蛋危险多了。大多数一般程度的好人遭遇气势汹汹地待遇，都会在理解内容以前本能地报复。费拉居然能够事先把握对方不会放任本能反应，此人一定是近乎强迫症性格的礼貌狂人。除了日本人以外，大概只有玻里尼西亚的某些岛国符合这种条件。

费拉公开表示热爱的对象，通常是他相信有可能伤害自己的人。 鉴于费拉是惹不起任何人的，也就是说所有人都有能力伤害他，那么没有可能伤害他的人，显然就是通俗意义上的好人。

结论已经很明显，费拉只爱坏人。 费拉相信自己的话不值钱，因此用不值钱的话，购买很值钱的免受伤害权，是很占便宜的事情。既然赞美的用途在于避免伤害，那么伤害可能性越大的人就能得到越多的赞美。鉴于所有人都能伤害费拉，伤害可能性大就跟伤害能力关系不大，跟伤害欲望关系极大，也就是说越坏的人越容易得到费拉的赞美。以上的定理比任何学派都可靠，既省时又省力。

凭良心说东亚音乐舞蹈凡事稍微见得人的，都是五世纪以后从内亚引进的。贵匪今天强迫维吾尔儿童学习的所谓中国文化，也就是内亚舶来品瓦房店退化残余，滑稽程度相当于毛泽东强迫肖斯塔科维奇和尤金娜学习《白毛女》。

毕苏斯基只会投靠哈布斯堡皇帝，不可能投靠俄罗斯皇帝。马来人只要曾经被大英统治，就不会容忍其他帝国。民族发明有一半的理由，就是将逆转的歧视链重新纠正过来。根据同样的原理，满洲人曾被日本统治，上海人曾被英国统治，就不可能接受中国的统治，让全世界把他们放在驻马店一起。

俄罗斯是欧洲人公认的野蛮人，俄罗斯贵族和资产阶级党派一致鄙视社会主义者，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虽然对任何问题都没有共识，唯独一致认为布尔什维克是无产阶级当中最野蛮的。托洛茨基的左派和布哈林的右派相互攻击，都拿斯大林同志做不学无术的典范，然而即使斯大林同志，也是习惯拿尤金娜的音乐，以及好莱坞黄金时代的电影做业余消遣的。如果他老人家被迫享受毛泽东和康生同志喜欢的白毛女和逼上梁山，那就只有呵呵，呵呵，呵呵呵⋯⋯

更妙的是，江青同志钦定的八个样板戏，在她老人家倒台三十多年后，居然为事实证明真是贵国文化不可逾越的经典，反正乃们也没有搞出更好的来，证明两个三十年确实不能相互否定，呵呵，呵呵，呵呵呵⋯⋯

中国侵略者自古以来对巴蜀利亚民族犯下的种族灭绝罪行，罄竹难书⋯⋯

爱沙尼亚人和乌克兰人觉得跟斯大林同志比，希特勒已经很仁慈。诸夏各民族有更多的理由认为，跟中国侵略者比起来，苏联非常文明。 中国人不仅是全世界最大最古老的食人族，而且是全世界唯一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食人族。阿兹特克人虽然在前一方面跟中国人并驾齐驱，在后一方面却大大落伍。

可以想像，以斯大林的组织能力和控制能力，如果系统地开发人肉食品，红军的粮食问题不难解决。然而即使在列宁时代，布尔什维克至多就是枪毙农民，抢光种子粮而已。共产国际对资产阶级的主要优势，就是擅长打破底线，但他们都想不到利用人肉。毛泽东就能想到死人是件好事，可以科学利用，提供宝贵的肥料。如果他能摆脱苏联的约束，又具有跟苏联效率相同的组织力量，肯定会像刘福通和朱元璋一样系统开发人肉，而且把效率提高到现代工业水准的。

欧洲的地板高于俄罗斯的天花板，俄罗斯的地板高于中国的天花板。这个基本前提不确定，讨论什么都是扯淡。

low方接触高级文明，怎么处理都是单方面占便宜。富人不会为了垃圾箱里的残羹剩饭，跟乞丐大打出手。乞丐跟自己的阶级兄弟打架，才有可能吃亏；跟富人打架，无论如何都是占便宜。 所以共产国际侵略波兰，是波兰人吃亏；入侵中国，却变成苏联人吃亏。

波兰人急于摆脱共产主义，是为了提升自己。中国人不急于摆脱共产主义，是因为共产主义并不比食人族low。

满洲利亚民族和诸夏各民族如果仅仅满足于反对共产主义，继续跟食人族侵略者纠缠不清，显然不可能得到更好的命运。

食人族发展科学和经济，对自己和全人类都没有好处。 朱元璋和张献忠只知道烤人排。毛泽东从苏联学到了化肥的妙用，就增加了一条杀人的理由。林小姐抱怨他的教友失去了器官，其实恰好证明北京在那时还没有挑战西方的勇气。挑战开始以后，捐献器官就会变成全民的义务和参加公务员考试的先决条件。同时，科学无神论还会给北京带来许多外交利益。未来的基辛格很快就会发现，由于基督教保守派的愚昧，美国可供更换的器官为数不多，全世界八成以上的可用器官都掌握在北京手中，仅供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使用。

朱元璋和张献忠的时代，父母会把未成年的女儿嫁给路过的乞丐，因为这样一来她就不是处女了，不会落入皇帝和太监的手中。这种智慧在科学时代的升级版大概就是：父母高价购买黑市爱滋病毒，给未成年的儿女注射，这样一来中国人民的好领导和好朋友就看不上他们的器官了，可以多活十几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