储安平《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

  解放以后，知识分子都热烈地拥护党，接受党的领导。但这几年来党群关系不好，成为目前我国政治生活中急需调整的一个问题。这问题的关键究竟何在？据我看来，关键在于“党天下”的这个思想问题上。我认为党领导国家並不等于这个国家即为党所有；大家拥护党，但並没有忘了自己也还是国家的主人。政党取得政权的主要目的是实现它的理想，推行它的政策。为了保证政策的贯彻，巩固已得政权，党需要使自己经常保持强大，需要掌握国家机关中的某些枢纽，这一切都是很自然的。但是在全国范围内，不论单位大小，甚至一个科一个组，都要安排一个党员做头，事无巨细，都要看党员的颜色行事，都要党点了头才算数。这样的做法，是不是太过分了一点？

  这几年来，很多党员的才能和他们所担当的职务很不相称。既没有做好工作，使国家受到损失，又不能使人心服，加剧了党群关系的紧张。但其过不在那些党员，而在党为什么要把不相称的党员安置在各种岗位上。党这样做，是不是有“莫非王土”那样的想法。从而形成了今天这样一个家天下的清一色局面。我认为，这个“党天下”的思想问题是一切宗派主义现象的最终根源，是党和非党之间矛盾的基本所在。

  今天宗派主义突出，党群关系不好，是一个全国性的现象。共产党是一个有高度组织纪律的党，对于这样一些全国性的缺点，和党中央的领导有没有关系？最近大家对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见，但对老和尚没有人提意见。我现在想举一个例子，向毛主席周总理提些意见：解放以前，我们听到毛主席倡导和党外人士组织联合政府。1949 年开国以后，那时中央人民政府六个副主席中有三个党外人士，四个副总理中有两个党外人士，也还象个联合政府的样子。可是后来政府改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副主席只有一个，原来中央人民政府的几个非党副主席，他们的椅子都被搬到了人大常委会去了。这且不说，现在国务院的副总理有12位之多，其中没有一位党外人士。是不是党外人士没有一个人可以被培植担任这样的职务？从团结党外人士，团结全国的愿望出发，考虑到国内和国际上的观感，这样的安排是不是还可以研究？

  只要有党和非党的存在，就有党和非党的矛盾。这种矛盾不可能完全消灭，但是处理得当，可以缓和到最大限度。党外人士热烈欢迎这次党的整风。我们都愿意在党的领导下尽其一得之愚对国事有所贡献。但在实际政治生活中，党的力量是这样强大，民主党派所能发挥的作用，毕竟有限度，因而这种矛盾怎样缓和，党群关系怎样协调，以及党今后怎样更尊重党外人士的主人翁地位，在政治措施上怎样更宽容，更以德治人，使全国无论是才智之士抑或孑孑小民都能各得其所。这些问题，主要还是要由党来考虑解决。

储安平的观点即便是放到60多年后的今天来看，仍是一针见血，字字珠玑。一些人天天叫嚷着以史为镜，可对着哈哈镜正衣冠又有什么意义呢？

同意楼上（#112990）看法，官方文件一定是最好的研究对象。有一些东西是他们无法掩饰的。我举两个例子，抛砖引玉。

第一是新闻联播以及人日等媒体报道习近平时，三个头衔的顺序永远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会是这样？

第二是毛泽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篇文章有两个版本，一个是1957年2月27日的讲话稿，另一个是6月19日人民日报头版文章。后者相较于前者增加了一些东西，也删减了一些东西。删减的部分主要是有关“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相关论述，而增加了一段对现今情况的论述以及对民主的论述。人日的文章不仅仅是对2月的演讲稿进行整理，其增删的部分均带有一定的目的性。1957年5-6月是“大鸣大放”的一个高潮，不仅仅是民主党派，校园里的学生，普通民众，甚至部分干部都提出了许多直指“党天下”的意见。6月8日人民日社论《这是为什么？》说，中共将继续“倾听党外人士的一切善意批评”，可是“言者无罪”消失了。随后19日的社论（即《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增加了“中国仍存在阶级矛盾，还需要阶级斗争”的一段论述。而后7月初毛泽东在上海表示“对右派，要挖，现在还要挖，不能松劲。这个时候的右派，哪里有一根草，他就想抓了，因为他要沉下去了”，7月7日，人民日报转载江苏新华日报社论《反击右派不能温情主义》，“反右”彻底成为了一场残酷的政治运动。毛泽东为什么要到6月才发表自己2月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又为什么要增加一段与先前态度相悖的，有关阶级斗争的论述呢？继续延伸下去，反右是官方定义的所谓“反击”还是一场有预谋的运动呢？

每次去图书馆我都讨厌在那里自习，更喜欢随便转转看看。有些书上有前人留下的痕迹，阅读的时候就像在和他们跨时空交流，这种感觉确实很奇妙。 但现在我很难如此了，我又开始活的不像个我了。不知道这一次又要持续多久，几个月，还是几年，或是一辈子。

“有些人二十岁就死了,等到八十岁才被埋葬”

@政治素人 #9282571 摸着石头过河这个看法很难成立。1956年冒进已经造成了部分地区物资紧张和一些群众事件（例如罢工罢课），云南甚至在56年就有人饿死。并且在57年整风运动中，许多党外人士也提到了56年的冒进问题并给出建议。如果政府处于正常状态，就应该接受批评，并更加谨慎的制定国民经济计划才对。但后面一方面反右，另一方面批保守，似乎56年的问题是计划过于保守导致经济衰退。有了57年的铺垫，进而才有了58年的大跃进。而59年上半年本来是在纠左，结果庐山会议因为彭德怀的私人发言，又开始继续反右，进而有了60年的大跃进。这绝非什么“摸着石头过河”，也不可能是“艰难探索”。面对错误死不承认只有一种可能：政治斗争需要。

开学了，资料不在身边，看来要弃坑一段时间了... 绿斜体算是个提纲或是摘要？这一部分以后有时间再扩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