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人 #186151 强龙不压地头蛇。

@Ambulance #185843 文采不如郭，但精神相似。

斯大林是爸爸，毛主席是爷爷。没毛病。

@孙先树 #185474 确实。那时候喝茶的有，但仅仅因为网络言论被判刑的不多。政治罪判刑一般涉及组织串联（例如和民运、法轮功有联系），不像现在寻衅滋事像玩儿似的。

评论摘录

老干部

刊登向六三六五母亲致敬广告的报纸没写。

kobe

新周刊？重名？

没提及南方体育嘛，个人很喜欢的报纸～

王小西

南方体育不是被自杀，而是因为自杀

张书记

补充

《财经》杂志刊登“老鼠和风箱故事”遭查禁

http://1984bbs.com/viewthread.php?tid=6292

《财经时报》因“媒体异地监督”被停三个月

http://1984bbs.com/viewthread.php?tid=401

《炎黄春秋》受压力被整顿

http://1984bbs.com/viewthread.php?tid=848&

吃河蟹的草泥馬

南都的数次被整顿没列出

将进酒

我记得89年的世界经济导报，突然死亡

当时这好像是一份发行量非常大的报纸

飘来荡去

2005年，《战略与管理》停刊

死者家属

世界经济导报突然死亡，江书记功不可没

库存袈裟

补充

1994年北京建国门枪击事件

次日中国青年报因两行报道遭追查收回。

路上拾荒

青年报《冰点》杂志被封

生年不满百

谁知道当年〈文汇〉〈书屋〉是怎么回事

agw

《成都晚报》六 四广告事件最新消息

民生观察志愿者邓永亮刚从成都发来消息，披露了《成都晚报》六四广告事件最新的情况。

据了解，《成都晚报》分类广告代理公司名为钟声广告公司，《成都晚报》六四广告事件发生后，该公司总经理郑成刚被勒令写检讨。同时，由该公司代理的《成都晚报》本星期六、星期天的分类广告已被取消，下周一、周二的分类广告是否刊出未知。

据介绍，当天刊登六四广告的那个人是直接到广告公司总台去刊登的，接待他（她）的是钟声广告公司的梁丽、杨姐、小万，此三人都是二十岁左右，前两人是初审编辑，小万是接待人员。

由于此三人太年轻，不知“六四”是什么，当他（她）们询问时，被告之是一次矿难。于是此三人将此理解为是一个名叫“向坚强”的矿主向遇难的六十四位矿工的母亲表达敬意。

另据邓永亮消息，现在《成都晚报》已处理了七个人，而不是外界报道的三个人。这七个人分别是一名副总编辑，二名编辑，和《成都晚报》广告部四名职工，此七人已被开除。同时，六月六日、六月七日，成都市委、成都市宣传部、成都市报业集团相关人员连续几天通宵达旦开会研究处理这个事。

据了解，《成都晚报》的前身之一叫商务早报，因为刊登过西藏独立50年被整顿，与蜀报合成《成都晚报》。

据悉，《成都晚报》六四广告事件已引起北京高层关注。

民生观察工作室

2007、6、8 博讯来稿

九段

漏了好多。包括当年北京青年报报道娃哈哈中毒事件，导致总编编辑等一系列被免，大换血。

也应该有证券市场周刊因刊登李小鹏的华能，让方泉下课，编辑记者被开等等。

还有中国市场经济报公开讨论姓资姓社问题，被勒令归于中央党校直接管理。

太多了。。。

中国改革报因刊登漫画，一条腿走路，被停刊。。。漫画是一人一脚穿皮革一脚穿破布鞋。在那儿得意洋洋。。。。

DaemonEye

世界经济导报没记错是抵制老江要求 白板抗议政府镇压行为光荣被x 老江下的命令

南方被整的次数输都数不过来了 好像说是后面站着叶剑英广东系的力量所以整不死

一个人被整死我坚信更多的会冒出来 事实是遮不住的 到清算的时候有的他们苦头吃

十、看守所印象

平生第一次被关进看守所。要说我对看守所的印象，可以用三句话来概括：

1、“笼子”里是黑社会

我于2007年12月13日被拘押，到次日凌晨两点多钟才被送进看守所。我被送进看守所时，叫了好一阵子门，才叫开大门。进到看守所，接待我的是看守所的马指导员。

马指导是个面容和蔼、眼神慈祥的人，有50多岁的样子。与看守所不少警察满脸横肉的面孔大异其趣。

他填写收押嫌疑犯人表格的时候，问我“因何被抓？”我说：“我实在不知道因何被抓进来。”他又问我：“现在做什么事情？”我说：“我给这个社会看病开药，写了一些理论分析文章在国际上发表。朋友说我是作家，我只承认自己是坐家，整天坐在家里阅读、思考和写作而已。如果这也算职业的话，就算是作家吧！”他于是在职业一栏里，填上“作家”二字……然后就告诉我，“把你安排在18笼，18笼是文明笼，他们不会欺负你的……”

去18笼时，马指导说，“要拆下身上的夹克外套上的金属纽扣……”我说：“这种衣服，把纽扣拆下，衣服就报废了。”马指导说：“也是，拆了确实可惜。算啦算啦！”

走出办公室，马指导让我脱下皮鞋。我说：“天气这么冷，怎么打赤脚走路呀？”马指导又说，“你就穿进去吧，到门口脱下，我帮你拿回来。”

我进到18笼时，马指导叫醒牢头，对牢头吩咐了很多话，主要是讲我是个文化人，是个作家，要牢头多多照应，不能让人欺负他等等，就提着我那双皮鞋回去了。

进到18笼后，大家已经睡下很久了。老大让我就把被子铺在人与人之间的缝隙上，吩咐旁边的人让一让，而没有按“新到犯人到最末床”的规矩，就回床钻进被窝躺下了。我抖开被子，盖在旁边犯人的被子上，但缝隙太窄，人却无法躺下去，只好和衣半躺着，只把脚伸在缝隙中。

躺了一会儿，感到很难受，就轻声叫醒旁边的人，想让他让一让，好让我侧身躺下去。却立即受到牢头旁边睡着的李春林雷鸣般的呵斥：“再讲话，老子起来擂死你克（去）！”旁边被叫醒的那人，也恨恨地骂娘。反正也睡不着，就眼睁睁地熬到大天亮。

第二天早上，我被“老大”叫到一边，他从水池中舀了满满一塑料碗自来水，叫我喝下后，就宣称我已经“入伙”了。

老大还把李春林叫过一边，叽叽喳喳跟他说了一阵话之后，李春林反过来向我解释说：“换了别人，昨晚你想上床睡觉！还想讲话！老老实实给我跪在厕所边去吧！讲话就打……”并说：“我昨晚的态度不好，你不要计较……”并告诉我说，“让你喝这么一碗水，就放过你了。已经是大大的例外了。”

“老大”姓蒋，全州北门街上人。他是个待人和蔼可亲的人。是因为有人欠他的钱，却久拖不还，故意赖债。他于是打电话叫了几个人（即“讨债队”的人），向那欠债人讨债。不料那几个人却把欠债的人打死了。后来抓住了行凶的人，查出了他的电话记录，就以涉嫌谋杀被关进来了。他自己估计，有可能要判无期徒刑。

全州看守所，建筑于城北一个平缓山坡的山顶上。四周岗哨林立，墙上敷设铁丝网。日夜有值守在巡守过道上走动。

看守所内，共有28间“笼子”。每个笼子一般关押着13至20名嫌疑犯人。每个笼子内一般分成两个区间。一个区间砌着一长溜水泥长炕，供犯人睡觉。一个区间砌着一个大约可以盛两方水的水池，供犯人洗漱和活动。两区间合起来大约有50多平方米的样子。两区间有铁门隔离。睡觉时关上隔离铁门，起床后才打开。每个笼子有两个厕所，两区间各一个。

笼子里关押13人时，睡觉较为宽松。关押17人时，则睡觉相当拥挤。一般是牢头睡觉的地方相对宽敞一些，而不管新来的犯人是如何的拥挤。关20人时，则需要几个人睡在水泥地上。看守所备有供一个人在地上睡觉的木板，以便在犯人多时，在长炕旁边的过道上加床。

我最初进18笼时，关押着17人。晚上睡觉，人挤着人，要侧着身子，才能躺下去。

看守所的“笼规”，一般是老犯人欺负新到的犯人。等级森森，不可僭越。否则，就会老拳相向，而不得进行反抗。如果新来的犯人反抗，牢头的几个帮闲就一拥而上，把反抗者“修理”一番。直到把他“修理”得服服帖帖，才肯歇手。

新犯人被殴打之后，如果干警查笼时看到了他身上的伤痕，就会被问起。这时，被打者却不能说自己被打，反而要向干警撒谎，“他们对我很好，没有人打我。是我自己不小心碰到的”。否则，又要被继续殴打。

新犯人要伺候老犯人，像老犯人的奴隶一样。要主动帮老犯人洗衣服，否则就是“不醒笼”。经提醒仍然不改，轻则被骂，重则挨打。

新犯人带进或送来的钱票（嫌疑犯人带进或送进来的现金，都要被换成看守所的“收款收据”。只能在看守所购买价格昂贵的商品。俗称“钱票”），由牢头掌握着，由牢头做主使用。每星期有小卖车到各笼口询问叫卖。车上有小食品、洗漱用品、香烟、扑克等。然后相应扣减某人的“钱票”金额。

牢头买下来的东西，大家共用。洗衣粉和洗洁精等属于共用，无需发放。香皂牙膏等由牢头分配和发放。只有老资格的犯人，才有权利用自己的钱票买自己的用品。

看守所每两天有一次“加菜”供应，经批准可以买适量啤酒饮用。由看守所的“小劳改”来询问和登记，然后交到干部的手上。每到一个“笼口”，则询问牢头：“要不要加菜和啤酒？要几个？”到了用餐前，就会送来。

小劳改是那些刑期较短的犯人，没有送去劳改队，就在看守所中帮做各种各样的事情。他们在看守所内有行动的相对自由，而不用整天关在笼子内。他们也是看守所的打手，有不听话的犯人，不用干警出面，干部们使使眼色，小劳改就心领神会，一拥而上，将要打的人好好“修理”一番。

牢头加菜，一般就用这些“钱票”扣减。扣减了谁的钱票，告诉钱票“所有者”一声就是。新到的犯人的钱票被用光，也尝不到这种加菜的。一般是由牢头论资排辈来享用。当然牢头的“首席”伙食最好，其余依次类推，还有二席、三席，新到的犯人一般居末席。

所谓“首席”，其实是偷偷藏下来的编织袋铺在地上，当“桌布”用。有几张塑料凳子可以坐着用餐。饭菜由负责打饭菜的人摆好在“桌布”上，首席的人才围坐用餐。其余二席三席末席，就没有这种“豪华设施”，只能蹲在地上用餐。

打饭、打热水和递饭的工作，要区分各人的碗碟用具，弄错了要挨骂。一般由心细的人负责。摆好后，首席开始用餐，大家于是埋头吃饭。用餐后，老犯人则像老爷一样，碗碟就撇在原地。由负责洗碗的人来收去洗濯。

饭后，清扫卫生，洗好碗碟，涮干净“桌布”，扫干净地面，整理好碗碟等事情，一般由牢头分配的几位新犯人包揽。

新犯人吃饭，要快快地吃完。否则在“首席”吃完后，需要收捡碗碟时，新来者还在那里用餐，就会挨骂，或被抢下饭菜倒掉。

所有这一切，用牢头的行话来说，就是“国有国法，牢有牢规”。看守所的警察依靠这些牢头来管理犯人，省去了他们的许多辛劳。因此，会对这些牢头另眼相看，给予比其他犯人多得多的方便或照应。这也是牢头特权得以存在的一项基础性资源。

每有新犯人进到笼子内，就被牢头叫去，对他如此这般地吩咐一些注意事项，讲一通“国有国法、牢有牢规”的大道理。然后话锋一转，提醒他要老实听话，不要跟大家过不去。否则就不客气，就不会好受等等。最后则婉转地提醒他，让他把“钱票”交出来。否则就是“不醒笼”，就有可能受到粗暴对待。身上没有钱票的，就告诉他让家里送钱来，以便改善一下伙食。

新犯人进笼，一般要强迫他“洗澡”一次。以后每隔一定时间，遇上天晴暖和的天气，牢头督促大家也洗洗，注意个人卫生。

给新犯人洗澡，大冬天里，由老犯人舀水池里冰冷的水，往新犯人身上浇。冷得新犯人心脏紧缩，脸色发青，瑟瑟发抖，哇哇大叫。其他犯人看到，则开怀大笑。

我想，犯人的人格不完整，受到严重的凌辱，就以折磨别人来寻找心理补偿，来找到快感。也有可能就像狱中犯人所说的——长期关押，快把人关疯了。这可能是犯罪心理学研究的范畴，因为我在看守所呆的时间不长，也说不好。

新犯人进看守所，一般先要安排到“老虎、豹子笼”去受训。受训过程长则几个月，短则十多天。然后才将其调到“文明笼”去。

记得狱友告诉我，好像是说11、12号两笼（时间久了，记不清晰了），是嫌疑犯人口中的“老虎笼”和“豹子笼”。那里的牢头狱霸特别凶，打人特下手。

狱友还告诉我说，“在那里，首先要背下监规。背不下，就挨打。打到你完全背熟为止。经常有新犯人被打得哭爹喊娘的。那才叫凶哩！你倒好，没有尝到那种味道……”这种训练，是要把不服管教的人，驯服得服服帖帖之后，才有资格调进“文明笼”。

《监规》由公安部制定，书写在笼子里一面显眼的墙上，有1000字左右。记得监规的第一条是“看守所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机关云云”。我在心里说：应该把第一句改成——“看守所是对无产阶级施行专政的机关”，才是名副其实的。

整个《监规》的行文风格，是用阶级斗争的思维方式，用“有罪推定”逻辑惯性，来规范嫌疑犯人的种种行为。把嫌疑犯人当成“专政”的对象，必须老老实实，低头认罪。否则将受到严厉的惩罚……

我想，文革已过去四十多年了，如果长期被关押在看守所里，确实让人不知道“文革”已经结束。有“今夕何年”的迷惑，也有仍身处暴秦时代，而“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感叹。

那些从“老虎、豹子笼”调到“文明笼”的人，一般都被打怕了。特老实听话。叫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而不敢稍有懈怠。当然，也有功夫特别了得的人，反而把那里的牢头和他手下的打手都击败。他就变成新的“老大”。战败者只好俯首称臣，反过来毕恭毕敬地伺候胜利者。但这种情形一般很少，只有少量的例外。

我进去时，因为有桂林警方的再三叮嘱，没有进“老虎、豹子笼”受训。而是直接被安排进了号称“文明笼”的第18笼。狱友们于是问我：“你家里是不是有人当大官？或者跟看守所的干部是亲戚？”我告诉他们说：“我一介布衣，我也不认识看守所的任何人……”他们感到很惊讶。

后来，我跟18笼的二牢头打了一架，我就被调到25笼去了。25笼也是所谓的“文明笼”。

说到在18笼打架，是因为我在公安局工作的朋友，听说我被捕后，他马上弄了两条玉溪香烟，托他在看守所工作的朋友偷偷地转给我（看守所不让送香烟进去，送去则没收。只有在会见家人时，可以塞几包在口袋里）。并让他转告我：“王德佳，某某某让我转告你，你就安心在里面呆着！不要耽心。别人坐牢不光彩，而你坐牢是光荣的。出去以后，给你接风……”

送来的两条香烟被二牢头霸占着。因为“大哥”的权力被“二牢头”架空了。二牢头手上有几个钱，有几个追随者，因而在里面很张狂，对大哥也是颐指气使了。我要抽自己的烟，必须向他讨要。

二牢头是桂林国税局的一个贪污犯，因他认为一审量刑过重，还在上诉阶段，所以仍然被关押在看守所里。这家伙叫朱什么的，名字我忘记了。他为人很庸俗势利，五脏六腑是肮脏的，灵魂是丑陋的。是那种典型的小市民。我都不想提及他，以免污染了我的笔端。但因为涉及到跟他打架的事情，不得不记几句。也不是因为我跟他了打架，才这样说。因为我素来认为，弟兄之间打架，打完架之后，握手言和，仍然是弟兄。

他见我身上带了一千多块钱的钱票进去，估计我“很有钱”。朱乃特意在我进去几天之后，就调我到“首席”吃饭了。并说是很看得起我了。换了别人，做梦都不可能的。并声言：“两个月内，你就不需让家里打钱来了。我说到做到，不够的我包了。”

他老是教训我：要我现实点，灵水点，要“醒笼点”等等。我心里明白，他的潜台词是指责我清高、理想等等，是要我学会他那种“势利眼”的虚伪应酬，学会“见风使舵”的谋生技巧等等。我自然是默然不语，由他讲去。

他经常跟狱友唠叨和盘算——贪污了几十万，把钱藏好，判了几年，每年就可以得到多少万，是否划得来。他也有好几次问我——剥夺了嫌疑犯人与老婆睡觉的权利，有没有法律依据？

做彩灯时，牢友们很喜欢围在我身边，跟我边干活边谈天说笑。说教授就是教授呀，道理讲得透……从而使姓朱的那边显得冷冷清清的。于是朱就骂我：“王德佳，你算老几，你在我心目中，什么卵都不是，只算这个。”说着，就伸出自己的小拇指。

我说，“我从来没说过自己算老几呀。我是一个朴实平凡的人呀。我不是跟大家一样嘛！一块做事呀！”我没有给他挑刺的理由，他默默然就算过去了。

朱把我调到“首席”去吃饭后，又说：“过几天，把你睡觉的地方也挪到我身边来”。这就意味着，我有了役使别人的特权。但我仍然平等对待任何狱友，不愿充当他欺压别人的工具，自己的事情自己做，而不愿像他那样对狱友颐指气使。朱就说我“不醒笼”云云。

后来我口袋里的香烟抽完了，于是向他讨取。他则把眼睛狠狠一瞪，很蔑视地丢过一包劣质香烟给我。我当时也没说什么。

我本来抱着宽容待人的态度，不计较鸡毛蒜皮的小事。但朱这样做，确实是在侮辱我。我感到他这样做太过分了。我要自己的烟来抽，他没给我自己的烟也就罢了，还对我瞪眼作色的，像他赏赐给我一样。于是，就跟李春林说了说这层意思，并希望李春林转告他一下，调解调解，不要弄得大家都不愉快。

我这样做，其实已经很顾及他的面子了。不使他的威信受到影响。

那李春林是朱的左臂右膀，是朱的马仔。我没有想到他是个如此卑鄙的人，当面一套，背后一套。他听了我的话后，当面表示化解化解，背后却不但不去化解矛盾，反而在朱面前添油加醋，煽风点火。

这样一来，朱就把我叫过去。我过去之后，在我毫无防备的情况下，他就在床上一脚踢来，踢中了我的嘴唇右侧。因牙齿顶破内嘴唇，就出血了，然后破口大骂我不识好歹，不“醒笼”云云。

我一看这家伙这么蛮不讲理，我拿起一只塑料鞋就往他腿上猛扫过去，然后顺势想抓住他的脚，想把他从床上拖下来，狠狠地揍他，就跟他扭打了起来。

但就在这时，他身边的几个打手一齐上阵，从后面把我推倒摁住……然后用脚踢我的后背。打了一会，才被“大哥”劝开了。我骂朱，“靠别人帮忙，算什么本事？你那豆腐渣架子骨，敢不敢过来试试！我们单挑！谁让人帮忙就是畜生！”他嘴上很凶，但他的全身却在不停地筛糠（发抖）。

看守所的干部听到了18笼的吵闹声，就马上赶过来了。看到我嘴角上流着血，滴在胸前的毛衣上，就马上把我叫去清创、消炎和上药。

我在医疗室上药过程中，看到朱被叫到另一边办公室了。朱听说要关他的禁闭，乃很不服气地打小报告说：“他骂干部，他罢工不做事……”

唐所长说：“这些事情我知道，与你无关，不要你管。你敢打他！……先关几天再说！”说着，就令人拿来了手拷脚镣给他戴上，然后令送禁闭室。

上药出来后，干部让我马上回18笼拿行李，把我带去25笼。

到了25笼，干部将三个人调走。那三人不想走，李老大狠狠地瞪眼说：“再磨磨蹲蹲的，小心揍你一餐！”

后来25笼的狱友告诉我。那三个人性格比较怪，喜欢折磨新来的人。所以干部就不由分说，把他们调走了。

说起“骂干部”这件事，我不得不交待几句。在看守所里，每天早上起床后，都要列队报数。然后在干部快要离开时，大家齐声高唱“干部好，干部辛苦了！”

遇上这种情形，我不想说这种话，则默然站立着。特别是早上到活动区去整队后，要齐声高唱“遵守纪律，服从管教，认罪服法，真诚改造”这四句话。对于后两句，我早就跟唐所长和马指导员声明了，“前两句我可以说，但对后两句，我是不会说的。我没有罪，怎么个认罪服法？怎么个改造？”

唐所长和马指导说：“不说就不说吧！”看守们大概知道这个情形，也没有要求我跟其他刑事犯人一样鹦鹉学舌。

有一天早起，大家列队报数后，大家齐声叫喊：“干部好，干部辛苦了！”我就开玩笑说：“好个屌，冤里冤枉被关进看守所，还要喊干部好！”

那巡查的文副所长听到后，马上说：“谁敢骂干部，站出来，叫小劳改打死克（去）！”

我则站出来说，“是我说的。要怎么样就怎么样吧！”

那巡查的文副所长一看是我，就默默然地退走了。

过了一会儿，我被马指导叫去，问我是怎么回事？我就把这句玩笑话和其后的过程复述了一遍。

马指导解释说：“看守所只是负责暂时看管犯人的地方，职责是保证犯人的安全。冤枉不冤枉，不由我们管的。你不该责怪我们看守所的……我们的干部态度不好，年轻人嘛！火气大点，可以理解。你不要放心里去……”

我说，“我这样说，也不好。没有考虑影响，就顺口讲出来了……以后注意吧！”

这件事情后，我没有受到干部的处罚，更没有受到小劳改殴打。大家感到很惊讶。我只好把跟马指导的对话过程讲给他们听。他更感到惊讶。而18笼的朱，却对此酸酸的，很不服气的样子。

我在25笼的时候，有一个弱智的年轻人蒋小华，是把化纤旧衣服点着后，顺手搭在楼梯的铁栏杆上好玩。然后就跑开了。不料却引起了火灾，熏死了一对四川籍来全州经商的夫妇。就被关进看守所来了。

他被关进看守所之初，当然先去了“老虎、豹子笼”受训。过了一段时间后，才调到25笼来的。

他进了25笼后不久，有一天半夜，他感到饿了，就顺手从床边的编制袋中拿了狱友的快餐面啃食。后来被失主发现了，查实是蒋小华所为。

大伙就让他跪在铁门的后面，脸朝门外，说等干部查笼时，让他作自我检讨。

他老老实实跪在那里后，却有几个人相继去殴打他。特别有一个姓包的大个头狱友，他不由分说，上去猛踢一脚，使他的头猛然磕在铁门栏杆上，额头磕破，出了不少血。

后来，他的伤被干部发现了，于是问蒋小华。蒋小华一边哭一边反复声明说，“是我自己不小心磕破的，他们没有打我……”

干部心里明白，是被打成那样，就批评了打人者几句，说以后不许这样了。

当问到是谁动手打人的时候，却没有任何人承认。看守就说，我调出录像看了，是那几个人动手打的，我一清二楚，就不点名了。下次再发生这样的事情，关你们的禁闭……

那些人虽对干部的批评唯唯诺诺，但待干部走后，却大发牢骚说：“偷了东西不许惩罚，今后岂不是要乱了套……‘笼规’还要不要执行？”

在看守所一个月，在25笼时，还经历了一次武警“查笼”。其恐怖情形，至今让人心惊肉跳。

武警查笼前，大伙根据以往经验，可以估摸着在哪几天来。但究竟是哪一天来，却不能确定。故预先有所准备，把圆珠笔等违禁物品藏好，免得被查抄去，或挨打。

武警查笼那天，那真是“叫嚣乎东西，奔突乎南北”，一片鸡飞狗跳。比《鬼子进村了》，还要恐怖得多。

查笼的武警，都带着大口罩，只露出一双眼睛。他们的人还没进门，就有一个在门外厉声嚷嚷：“还不快给老子蹲下，等会踢死你们！”然后才打开铁门，放他们鱼贯进来。

他们一进来，就分成两组，一组把床上的被子、厚纸板床垫、个人的行李包、用品用具等全部掀开，检查是否藏着违禁物品。被子、床垫、行李、衣服撒的到处都是，且不许嫌疑犯人回头看望。一组则站在双手捧着后脑勺、排队蹲在地上的嫌疑犯人后面。如果有人想歪头看看，就一脚踢过去，并大声训斥——“放老实点”……

翻查完床上，就检查监舍。检查完监舍之后，就挨个儿搜身。要嫌疑犯人把衣服全部脱下，只穿着一条短裤衩。搜完口袋后，才令犯人穿上。

查笼那天，有一个大概是武警班长的人，一直站在我的身后。他没有对我大声呵斥，只是默默地站在我身后。这样一来，其他那些比较凶狠的人，就没有过来了。

到翻看我的衣服口袋时，他也没有令我将衣服全部脱下，只让我把口袋翻出来给他看看，就算查完了。而不像查其他犯人那样凶巴巴的。这也许是看守所的有意安排，体现了看守所对政治犯的特别关照。

那名判了死刑、长期戴着脚镣的孙玉双感慨说：“我经过这么多次查笼，教授背后的那位态度最好，很和善。教授是有福的人啊，总能遇上好人。”

孙玉双被判了死刑。正在上诉阶段。他不做手工，也不理会很多监规。只要他不自杀，看守所对他倒是网开一面。很多事情都由着他。那些去查笼的武警，好像也有某种默契。也不去管他。

查笼武警离开之后，大伙要费上大约一个多小时，才能把床铺重新铺上，并找回自己的衣服、用具、用品，并整理好监舍等。要过好几天，才能消除心理上的不快。

在那次查笼中，我妻子托在看守所工作的朋友送进去的羽绒衣，因为送进来时没有破坏得那么彻底，还有一些纽扣和拉链留着。在这次查笼时，所有纽扣、拉链、松紧带等，全都被拆掉了。

既然提到了孙玉双，顺便对他的杀人案件交代几句。不知道他现在还活在人世间没有？

原因在于，我在看守所期间，唐所长找我长时间谈话，说我的案子主要是我的态度问题，只要说几句软话，就出去了……并说他也对当前的贪污腐败很痛恨，也很关心国家的前途命运，很愿意跟我交朋友……希望我出去以后，要跟我交朋友，以后多到他那里走走……但我出狱后，打了一次电话，他却装做不认识我的样子。所以就没有实现回去看望狱友的愿望了。

湘桂走廊一带的槐米品质特好，提取的重要药用——黄铜甙含量高。连花梗都是提取黄铜甙的重要原料。每年，全国各地各大药厂都要来全州采购槐米。能抢购到这一带的大量槐米，才能保证这些药厂优质原料和利润。因而这一带的槐米行情一直比较看好。

这些年来，孙玉双也看中了这一行业，于是承包了一片河滩地种槐树。想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来改善自己的经济状况。

他不辞辛劳地开荒种树，省吃俭用，苦熬苦撑，投下了大量金钱和劳力，种成了50多亩槐树园。

在槐树成林后，需要值守和采摘加工时，孙玉双于是向供电所申请装电。他交了钱之后，催了好几次，庙头供电所才去帮他安装。

孙玉双是那种比较斤斤计较的人，也不善于与人沟通和相处。他认为，自己在村子里是小姓，要恶一点，才不至于被人欺负。他还认为，自己省吃俭用地苦熬苦撑，终于把槐树种成林了。舍不得为招待供电所的人而花钱。

他在供电所交钱之后，在他再三催促下，供电所才到他果园场帮他装电。按照行业潜规则，是要由事主好酒好烟地款待着，他们才感到受到了尊重。但孙玉双却因为那天劳动劳累，而没有“醒水”。并认为自己交了钱，供电所就应该帮他装好。

加上孙玉双又打听到附近乡镇的果园装电，其收费标准比庙头少交了100多块钱。就嘀嘀咕咕地表示不满。于是就跟供电所的人争吵了起来，发生了口角。

争吵过程中，双方都动了气，都声称要搞死对方克（去）。

供电所派去的人，于是就不帮他装了。发生不帮他装电的事情之后，他一不做二不休，则去庙头供电所要求退钱。跟供电所的人吵了一架，供电所感到理亏，才把钱退给了他，

既然供电所不帮他安装了，孙玉双只好跟附近村民协商，从村民家里拉线用电。但把供电所遗留下来四个多月的电表、开关、表箱等材料用去了（据孙玉双自承，“那些东西放在那里四个多月了，都没有人来过问过，我以为是供电所不要了”）。

用去电表等材料之后，供电所就找到了孙玉双的果园，要孙玉双赔偿用去的电表、开关、表箱的钱，说他没经过供电所批准，而私自接电，要罚款。并说他是非法用电，要去剪他的电线。

面对供电所的气势汹汹来找岔，孙玉双又跟供电所的人争吵了起来。在争吵过程中，孙玉双虽表示愿意赔付使用材料的钱，但声言：谁剪他的电，就跟谁拼命……

争吵过程中，双方又声称要搞死对方克（去），也推搡了几下。供电所仗着人多势众，有一个干部操起一柄锄头，高高扬起，向孙玉双的头上砸去，却被孙玉双躲开逃掉了。

孙玉双在气愤之中，就转身操起他放在路边准备上果园砍荆刺的长柄柴刀，声称：“现在我们再来搞两下看看”。

供电所的唐有林所长也在气愤之中，就上去跟他“搞两下”。孙玉双于是将柴刀顺手舞过去，结果砍中了唐有林所长的胸部，砍开了胸腹，露出了肺泡，经抢救无效，唐有林就被砍死了。

我想，其实被砍死的唐所长和将被执行死刑的孙玉双，双方都是供电行业的霸王作风的受害者。

因为这桩严重的杀人案件，孙玉双被判了死刑。每天戴着脚镣，用一条绳子提着脚镣的粗铁链，以免铁链子拖在地上弄脏，并弄脏床上的被子。

大冬天里，孙玉双戴着脚镣睡觉。他说要过很久之后，脚才会有点热气。因此看守所每天傍晚，有一桶热水供应他，让他烫烫脚。

孙玉双常常跟我感叹：他过失杀人，却被判处了死刑。而他看到的好几个预谋故意杀人的人，却被判处死缓。他认为法院对他不公。并认为是因为唐有林的父亲是原县长，有钱有势，上下打点。而他作为一个老实农民，对上级来核查的法官讲的普通话，他都听不太懂。所以他的亏吃得大。

在这种情况下，他有好几次万念俱灰，乃撞墙自杀。唐所长于是再三劝慰他：你的案子很有改判的希望。并一再请求他，希望他不要给他的看守所闹出乱子。所长则声言帮助他诉冤，并给他生活上的多方照顾等等。才重新燃起他活下去的希望。

因为孙玉双问及我的家世，我在闲聊时告诉他：“我祖上是乡村绅士，也算是共产党所说的地主吧。但绝不恶霸地主。相反，我祖上为家乡修桥铺路，兴学办赈，扶危济困等，做了不少有益的事情。从百板洞到全州的石板大路，就是我家与百板洞邓培耀两家牵头，挑大份出资修建的。每十里修建一个供客旅歇脚的凉亭。记得我去广坪高中复习时，路过八百岭下一个凉亭。那石柱上有一副对联——‘云绕长亭缠旅客，乌啼古木唤征人。’书法苍劲古朴，对联的意境高雅。虽然该凉亭的石柱石栏等被砸烂烧了石灰，但在我看了一次之后，就将这幅对联镌刻进了自己的心里。我母亲后来告诉我说，那凉亭是我家建造的。估计那副对联是高祖辈所拟……曾祖父母一再告诫父辈，不让后人去催讨所欠钱米。他说：‘人家有了，自然会送来。人家没有，去催讨，不但还不上，反而把人得罪了……’曾祖母临终前交代后人的四句话是：‘积善积德，覆荫后人；积恶积怨，报在眼前’……共产党所说的恶霸地主，绝大部分是为了挑动人与人之间的仇恨而伪造和虚构的……但我家在共产党占领大陆前，败落下去了。没有被划成地主……”

他听了我的介绍后，乃一再对我感叹：“过去的地主，虽然在在文革中被杀得很惨，但现在只要留下一根苗苗，大都很有头脑，也很有本事……”并一再反省他过去不善于与人和睦相处的错误。感叹说：“家里没有有文化、有见识的人，吃了好多亏……本想勤劳致富的，没想到把命也赔上了……”

2、看守所是榨油机

前文说到看守所有售货小推车，向各笼犯人叫卖日常生活用品。其实这些卖给犯人的东西，价格一般都要翻一番。有的要翻几番。

在邓小平“黑猫白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的路线指引下，在“一切向钱看”的社会潮流中，看守所也成了一个获利丰厚的特殊的商场了。

在外面值七八块钱的塑料桶，里面卖给犯人，要20块钱一只。一个薄薄的很容易弄烂的塑料口杯、塑料碗，在外面市场上相当于一块钱左右，在里面卖给犯人，要五块钱一只。牙刷是看守所的专用软牙刷，软软的，很不好用，也五块钱一只。牙膏、香皂、洗衣粉等的价格，一般都是外面市场的一倍以上。

看守所一天两餐，早餐在10点左右，晚餐在16点左右。看守所里面的伙食很差，由于没有油水，进去时间一久，肚子就饿得咕咕叫。需要订购加菜来补充营养，才不感到那么饿。但订购的加菜价格，一般是外面饭店的两到三倍。

看守所里面有电视看。电视机由犯人筹钱，由看守所送来安上。看电视，每半天要扣收10块钱。全天播放，则是每天20块钱。

看守所卖给犯人的普通香烟，是外面市场的两倍以上。如2.5元的甲天下香烟，里面一律卖五块。越是好点的香烟，加价幅度越大。最高是外面价格的四倍。如玉溪香烟，在外面20块钱一包，在里面要卖80块钱一包。在外面两毛钱一盒的火柴，里面要一块钱一盒。

看守所不许家人捎带日常用品或食品进去，只能在里面购买。除非在看守所有亲戚熟人，才可偷偷地捎带进去。家人捎带的日常生活用品，嫌疑犯人一般也收不到，而被扣下了。进去之初，审问我的警官问我有什么要家人捎带的时候，我曾让他们搭信，让老婆送洗漱用品。老婆送了两次洗漱用品，我一次也没有收到。

我想，不让家人捎带东西进去，表面上是为了安全等理由，但客观效果是，让里面昂贵的商品销量大。嫌疑犯人，成了看守所榨取油水的对象。

我被关进去时，口袋里带着1070块钱，准备买什么东西的（忘记了）。进去后，被打成钱票。到25笼的时候，还剩800多块，才过了不到二十天，就被牢头花得精光。后来又再三催促让我家人打钱来，我只好让老婆送进500块。可见看守所的开销昂贵。用狱友的话来说，在里面的100块钱，只相当于外面的40块左右。

听狱友介绍，为了体现人性化管理，看守所内，还辟有夫妻相聚的房间，提供给犯人使用。但狱友笑着说：“在那房间里睡自己的老婆（老公），比在外面嫖妓都贵得多……”

3、看守所是奴隶工场

我在全州看守所的时候，各笼都领着拉彩灯线的任务在做。听狱友介绍说，两个老年笼（18、25）的任务减半。其他笼的任务，得整天赶着做，才能做完。

彩灯线是把49跟15公分左右长的铜线，与50个彩灯头串联起来，算一条彩灯线。每十条扎成一把。老年笼的任务减半，即每天要完成30把。即拉好300条彩灯线。

彩灯头用塑料冲压出来，用编织袋装成一袋袋的送进来。铜线则是另一种编织袋装着送进来。每个彩灯头内有两个触点，需要较用力，才能拉进去卡紧。长期做这种手工活，因而在手指的特定部位拉出厚厚的老茧。有很多人手指的特定部位，被拉烂了。

我在任务减半的18、25两笼看到，有好几个狱友的手，都在用力的地方磨破裂了。但他们只能忍着痛楚，不管不顾地赶忙完成任务。

拉这种彩灯线，也需要在较熟练后，才能保证质量。否则就是制造废品。那个显得弱智的蒋小华，学了四五天，仍然是弄出一堆废品。牢头向干部说明了，以后就免掉了他的任务，不让他做了。

拉好的彩灯线，集中在某个时候，让大家插上各种颜色的小灯泡。这叫“插泡”。“插泡”工作我没有经历过，听狱友介绍说，“插泡要比拉线要难得多，手指头都搞歪了克（去）。插好灯泡后，要进行质检。因为小灯泡是串联起来的，哪一个没有插好，全线都不亮。需要全部检查后，才能发现原因所在。检验合格之后，才能装箱交货，然后由定货单位结走，算钱给看守所。

拉接头时，稍不留意，拉破了小小的塑料灯头，铜线触头的黄铜片就划破手指。大家于是用胶布缠着手指，用来保护手指和皮肤，免得被划伤和磨破。胶布做成可以活动的。做工时套上，休息时取下。被狱友们戏称为戴“金戒指”。

开始几天，由于不太熟练，我手指上被弄出好几道伤口。一用力拉，就流生血。于是我就跟所长声言要休息，不做了。唐所长说你做得了多少就算多少吧。但18笼的朱老二，却因为我没有通过他向所长求情减免任务，而是我自己直接向所长说明情况，所长却爽快地答应了。为此，朱老二却故意说我偷懒，说影响大家的劳动积极性云云。我没有理会他，只顾自己慢慢地做，做得了多少算多少，让朱把我的任务单独交上去。

我有二十多天在审问，因此我参与做手工的时间不长。且在我因审问完不成任务时，我跟唐所长声言了一下，就减去了一半任务。后来手指拉伤时，就允许我做多少算多少了。而其他人去向所长求情，所长却没有理会。

尽管这样，我做了十来天的活，手上的老茧也很厚。释放出来后，过了好几个月，我的食指、中指和拇指上特定地方一直是木木的感觉。大约过了三个多月，手上的老茧才慢慢消失。手指的感觉才恢复正常。

听一些老资格的狱友介绍，看守所曾经有一段时间（说有几年），一直组装塑料打火机。故中国的打火机特廉价。

透过这种奴隶般的劳役，我看到城市中火树银花、莺歌燕舞背后所掩盖的，是劳改或嫌疑犯人的血泪和辛酸。这就是“盛世”中国的一副生动写照。

十一“取保候审”释放

由于警方对我的审问没有捞到多少实质性的东西，而我一直耽心他们设好圈套来套我。所以一直比较强硬，而不愿屈服。会见家人之前，我一直跟警方僵持着。

后来因为一次争执，我很恼火，我说：“这么长时间，我一直心胸坦荡地跟你们交谈。而你们始终不告诉我，你们姓什么？什么名字？是那个部门的？今天审问我可以，请你们先把警官证件摆到我面前，让我把你们的名字记下来。跟你们这样一群无名无姓的人讲话，就像跟鬼说话一样。”

那名主办案件的李（赵）警官，把我拉到一边，然后跟我说，“你不要打听这些好啦！知道了这一切，对你只有坏处，没有好处的。听我的话，没有错。”

……

有一天，那位说我进看守所是休养的警官，再次坐上审问的地方，想对我审问。我因为反感他，就对他说：“如果我的头颅，可以成为你往上爬的阶梯，我愿意奉送出来，成全你们。如果我的一腔热血，可以染红你的红顶子，我愿意奉献出来，成全你们。如果我的赤胆忠心，可以作为你雕刻记功碑的材料，我也愿意贡献出来，成全你们……”

“最近我常常在我主面前默默地为你们祷告，祈求我主赦免你的罪恶。因为你们做了什么，你们还不知道。我相信我主的仁慈博爱，我也相信我主的赏罚分明。如果你们继续在罪恶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就算我天天为你们祷告，也没有用的。你们一个个都会死于非命、不得善终的。我真诚希望你们悬崖勒马，回头是岸。不要为了共产党的一党之私，而继续做这种丧尽天良的勾当！不信的话，你们就等着我的话得到验证的那一天！”

“你怎么不记下来呀？”……

后来，审问我的警官和他们的头头终于告诉我说，“明天让你会见家人。家人劝你时，你可不要像对我们这样哦！”

近一个月没见着家人，我很想念家人，也很耽心母亲的健康状况。我曾想写信给妻子，告诉她不用为我着急。信写好了，却要遇上释放的人，需设法偷偷藏好，才能带出去，然后送到家人的手上。不是要好和机灵的人，一般也不会冒险带这种信。所以一直无法带出去。

那封2007年12月18日就写好的信，我一直藏在身上。它躲过一次野蛮的武警查笼，直到2008年元月9日，才托一个出狱的年轻人送到妻子的手上。给她转信的同事劝我妻子要坚强些，但她自己却禁不住哭了起来……

会见那天，他们只让妻子和家兄去看我。妻子一见到我，就搂着我的右手，泪如雨下。她告诉我，母亲后来知道了我的事情后，就病倒了。正在打针。而家里的一切，孩子的教育，单靠她一个女人家来打理，她说她实在撑持不下去了。这些日子里，她吃不下，睡不好……并反复劝我“退一步海阔天空”嘛。

家兄也劝我不要跟警方硬杠下去了。说：“警方确实是在真心帮你的。我们都在为你办理取保候审手续了……起码要给经办的人一个理由，以便向上级争取释放你出来嘛……”

在这种情况下，我点头答应了妻子和家兄的要求。于是警方感叹说，“看来亲情对于他来说要有用的多！我们二十多天磨破嘴皮，还不如亲人的几个小时！”

他们要我写一个悔过书，我明确表示拒绝。并表示，如果一定要写悔过书，那我只好选择继续坐牢。于是他们就让我写一个保证书。保证今后不再发表抨击时弊的文章，保证不再写作攻击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文字，并要我承认那篇论文触及了刑法105条等字样。但我坚持在“保证书”的后面加上“愿今后多做历史、哲学等研究”的字样。

写下保证书之后，我感到很屈辱。笼子里的狱友看到我闷闷不乐，于是问我，我说写了一份屈辱的保证书，感到很后悔难过。他们说：“嗨！只要能放我出去，我写一万份保证书，满世界贴上，我也乐意！你脑袋里那根筋出了问题……”

第二天，我声言在这种诱惑胁迫下所写的保证书无效，要收回昨天的保证书。愿意继续坐牢。

那名主办李（赵）警官赶紧说：“你就不要为难我们嘛！这让我们怎么做人？我们在这段时间里，一天都没有休息过，上下左右为你跑。一会儿飞机，一会儿火车，马不停蹄，腿都跑断了。我在上面拍了胸脯的。你再这么搞，我就要用你说过的“出尔反尔，言而无信”的话来指责你啦！这太不够弟兄们的意思啦……”

2008年元月12日，我被释放的那一天，坐在看守所办公室里等待当班警官办理“取保候审”手续的时候。我要求警方赔偿我被破坏掉的衣服。我认为这是对我人格的侮辱。

看守所马指导跟我解释说，把那些玩意拆下来，是为了保护嫌疑犯人。是怕犯人用那些玩意自杀或伤害他人……

全州国保的郑警察马上说，“嗨！那是小事情啦！拉链纽扣有地方修复的。明天我带你去。几块钱就搞定了……”

我说，写那份保证书，是我极不情愿的。起码在政治环境宽松时，我仍然要写作抨击时弊的文章的。因为抨击时弊，是我尽一个公民的义务……

全州国保科来接我的郑警官说：“咹～老弟呀！你今天终于聪明起来了！到那时，你爱怎么写就怎么写，我们才懒得管你呢。这段时间，上级领导长驻全州，等着结案。光接待工作，都把我们快累死了……”

在等待办理取保候审手续的过程中，文副所长一边为我办手续一边跟我说：“王德佳，你想把天翻过来的样子呢？”

我说：“嗨！我哪能翻什么天哦！我只是想做一个公民，为我们的国家和民族尽一个公民的义务而已。别人愿意做奴隶，而我不愿做奴隶，而是愿意做一个公民罢了……”

文副所长又说：“你想做公民，却把自己做进了看守所啦！你又没有掌权，想那些问题有什么用？回去就不要想这些问题啦！这不是我们这些老百姓思考的问题嘛……”

我说：“嗨！如果把社会比作航行在茫茫大海之中的一艘巨轮，我虽然不是船长，没有驾驶这艘巨轮的权力，但我愿意时时站在船头，警惕地瞭望前面的航程。一旦看到漩涡和暗礁，我就呐喊示警。以免这艘巨轮陷入灾难之中。我虽然没有掌权，我愿意用我的知识和智慧，来造福我们的国家和民族……”

文副所长又说：“你应该到中央去吧，给胡锦涛当高参！”

我玩笑着跟他说：“嗨！我曾经写了一篇《荆楚给胡温诸君上课来了》的文章，并用几篇讲稿给他们上了好几堂课……但他们的考试成绩太差，就像当年的张铁生一样交了白卷……虽然他搞政治阴谋的本领很强，但他关于政治文明、自由、民主、宪政的学识水平太低。胡锦涛想做我的学生，他还不够格呢……”

这时，“取保候审”的手续办完，南宁、桂林和全州国保的警察就催我走。说：“走啦走啦！出去以后，有的是时间，你再来跟文所长慢慢扯板筋吧！”

我被释放那天，全州国保的郑警官、王警官，很热情地帮着我提拿被服行李，并开车把我送到家门口。

还没有进屋，妻子就准备了洗好的衣服叫我换上，并让弟弟把我拉去理发，说“剪得越短越好”。

我本来想把自己从看守所释放出来时“头发长长，胡子也长长”的照片拍摄下来，留个纪念。但想到妻子这些日子担惊受怕受煎熬，就依了她。

理完发回来，妻子再在家门口烧上一盆大火，要我从火苗上跨过，说是烧去晦气云云。我只好依着她。但弄得我哭笑不得……

十二、取保候审后的一些情况

1、妻子的执著抗争

我被拘押在看守所中，由于音讯隔绝，妻子不知道我在里面的生活情况。于是很着急上火。后来小妹告诉我说，“在那些日子里，二嫂整天以泪洗面，吃不下，睡不好。走起路来，像一片树叶一样轻飘飘的。看到她很可怜，看了都想哭……”

尽管这样，她却硬撑着，上班下班，里里外外，买菜做饭，招待看望和帮忙的亲友。还想方设法找亲友托关系，期待减轻对我的折磨。然后又请家兄上北京，通过我在北京的朋友的介绍，去协商聘请律师。

家兄去北京，去到浦志强律师事物所，聘请了滕彪大律师，并咨询了一些问题。他们让家兄象征性交纳了一笔费用（6000块钱）后，说打算为我启动法律援助基金为我辩护，并号召从业律师为我捐款……妻子也表示，哪怕卖掉原来的那套旧房，也要在法律上讨个说法。在此，我要向浦志强律师事物所表示由衷的感谢。

在聘请律师的手续还没有完成时，我就被“取保候审”释放出来了。

在我被拘押期间，全州的国保警察看到我妻子心急火燎、六神无主的样子，就笑着对她说：“你急什么，他在里面的心态好得很，潇洒得很哩！我们七八张嘴，都不是他的对手……”

2、朋友们的热心帮助

由于在我被拘押期间，妻子上下活动，托熟人找关系，预交律师费，家兄的往来机票车费等，花掉了我手头上的仅有的一点积蓄。

作为一名将电脑当笔用的写作者，我原来使用的电脑，又被桂林警方扣押着，颇感不便。而想购置一台新电脑，却因为当时正陷入经济上的困窘局面，颇感吃力。故在那段时间里，我只好偶尔去网吧上网，看看国内外的时事新闻。朋友们看到我冒泡了，很高兴，纷纷过来询问。我就把当时的困窘情形跟几个要好的朋友说了说。

不料，却在朋友或读者之中传开了。不少朋友很为我没写作工具耽心。有好几位我还不认识的读者，想赶过来，帮我解决电脑问题。当时正遇上湘桂两省的大雪灾，交通梗阻。且在我获知这些朋友并不宽裕后，乃一一婉言谢绝了他们的好意。

毕竟常去网吧上网颇感不便。于是就想将那台购置于1998年的、已经闲置下来好几年了的旧电脑装上，将就着用。我颇费精力和时间弄好后，虽然勉强可以用了。但毕竟配置太陈旧了，无法运行目前的主流软件。经常被卡住或死机，很影响工作效率。因电脑使用不畅，心中很冒火，于是屡次向桂林警方讨要电脑……

过了一个多月，山西侯马的张辉先生从朋友的渠道获知我的情况后，声言他手上有一台闲置着的电脑，配置还行，要给我寄过来。要我告诉他地址后。过了不久，他就寄来了CPU、主板、硬盘、内存这四大件。我买回机箱电源光驱等装上，性能上还过得去。目前使用的这台电脑，就是张辉先生寄来的。

3、屡向警方索要电脑不果

在我承诺“封笔”后几天，就被“取保候审”释放了出来。起初我想，既然当局不许我写作，我就利用这种空闲，多看点书，好好地为自己充充电。以便在国内政治环境较为宽松的时候，用自己的知识和智慧，为推进中国民主、文明、进步奉献一份绵力。

但桂林警方却一再警告和敲打我说：“眼下几年，我劝你不要存在这种想法啦！现在国家的政治形势异常严峻，你再在海外发表文章，随时都有可能被抓进去的！到那时，就算神仙下凡，也救不了你啦！”

我回答他们说：“你们不是早就答应把电脑还给我嘛！至今，已经过去好几个月了，还是不见任何动静。既然你们说话不算数，那我对你们的承诺也不算数了。我打算在必要的时候，写作点东西，拿点稿酬购置一台新电脑。我虽然不愿去坐牢，但我也不怕坐牢的。那台电脑如果被你们扣押几年，就没有使用价值了。我很珍惜保存在里面的文稿和收集下来的大量文献资料。你们千万要保存好了。万一毁损掉，我会向你们提出上百万的索赔的。因为那是我十多年心血的结晶……”

他说：“资料安全你就放心好了。你买电脑不容易，把电脑还给你的手续，我正在办嘛！需要上级的批准的。电脑是作案工具。哪能像你想象的那么简单，想拿回来就拿回来的。”

当我听到“是作案工具”的说法后，就责问他：“作案工具！作你个大头鬼！你说我作了什么案？我是杀了人？还是放了火？是强奸了？还是抢劫了？”……

经过多次索要电脑未果之后，我的心也就渐渐地淡了。反正跟他们交往，他们是能骗则骗，能拖就拖，而没有诚实的时候。自这以后，我就懒得搭理他们了。除非被迫叫去“喝茶”。

4、“喝茶”

我被取保候审释放出来后，警方要我断绝与海外朋友的一切通讯联系。我说：“我从来不管对方的政治立场如何，朋友就是朋友的。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就会有他的社会关系，就会有他的社交圈。要我断绝朋友之间的交往与友谊，等于把人置于真空中，这不是精神谋杀嘛？我不能答应……”

前段时间，我跟朋友们在网上相聚，于是就写作了一些幽默小品，来会会朋友们。不料立即引起了警方的警觉。那位广西公安厅的头头，带着桂林的几名国保警察，特地赶来全州，把我叫去谈心和“喝茶”了两天。一再警告我，不得写作那种文字了……

我辩解说：“那种文字，其实算不上文章的。只是一些几百字的幽默小品，或民间段子。是以此来跟朋友们开开心罢了……一个养着400多万党卫军的政权，却如此害怕一个文弱书生的一支秃笔。你们也搞得太夸张了吧！”

他说：“你有很多读者和粉丝。闹不好，上级要我们抓你，我们只好把你抓起来。你还是收敛一些的好……”

我说：“我只是想说心中的大实话而已，只是言说一些基本常识罢了，读者粉丝有多少，我没有注意。不像你说得那么玄吧……”

“谈心”结束后，桂林警方提出要查看我网上通讯的情况。我当时认为，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公开透明的，我甚至可以把自己鸟鸟捞给他们看。

他们来到我家后，我也没有往深处思考，就打开了两个网络通讯工具。于是他们趁机拷贝走了我的“QQ好友”和“Skype好友”的名单。

抄去好友名单之后，我才醒悟和懊悔不迭。我感到桂林警方这种做法太不地道，像骗子和小偷一样，严重侵犯了我个人隐私，也侮辱了我的人格，使我感到很对不起朋友们。这让我在朋友们面前感到无地自容！

拷去名单之后，有好几天，我一直深深陷入这种痛苦和懊悔的折磨之中。过了一个多月，朋友们表示理解后，我才从这种懊悔的折磨中跳出来。特请朋友们多多原谅！

5、妻子的感悟

妻子原来对于我从事的这种呕心沥血思考和写作，由于忙碌于工作，她不关心，也感到不解，甚至反感。有时，在我沉湎于阅读、思考或写作、而忘了顾及家务事的时候，她很是埋怨或发火。

自我经历了当局拘押事件之后，妻子对我从事的事情的了解，就多得多了。因而就多了一份体贴和关心。不再像过去那样，时不时受到她的指责。这对于我集中精力解决一些学术理论问题，大有帮助。也使家庭生活过得和谐了。这确实对于构建和谐社会大有裨补。因为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所以我要好好感谢当局对我的刑事拘留。

妻子原来自以为，精明强干的女人，会处理好一切。但在我刑事拘留过程中，她遇上很多事情，却没有人帮她拿主张。她感到很无助，精神上也没有个依托。在那段时间里，国内外的电话安慰和鼓励，才使她有信心勇敢面对。

我出狱后，她才深有感触地对我说：看来男人墩在家里，就是家里的顶梁柱。过去没有这种感觉，自你不在家时，又遇上那么多事情，我才认识到这一切……

我则玩笑着说：古话不是说了嘛？女人再强干，屙尿也是上不得墙壁的嘛……

6、原谅朋友的过错

我被释放出来后，对于蒋平荣利用我对他的信任和友谊，打电话给我，而不告诉我实情。我对此心中耿耿，确实很不舒服。感到他为了警方，而出卖自己的朋友。做得太不地道了。只要他告诉我是谁在找我，就算被捕，我也绝不会责怪他。

因为这种心理芥蒂，有一次，他遇见我，很热情地想跟我聊聊天，我说：“我不认识你！”就走开了。

过了两个多月，有一次，他很诚恳地把我叫住跟我说：“当时遇到那种凶煞煞的情形，我没有经验，被吓着了。”并请求我原谅他。还说：“那天听了你说‘不认识’我之后，我当时就伤心得哭了……

我想了想，也是啊！他也是一个受害者哩！他被警方利用，而失去了十多年的朋友的信任和友谊。

我就温言安慰他说：“过去的事情就算过去吧。你能剖开心怀，我们还是过去的一样的朋友。人非圣贤，孰能无过？……

7、去北门派出所“兴师问罪”

我被释放出来不久，感到北门派出所对我抄家的事情，完全是“葫芦官乱判葫芦案”。加上电脑被他们扣押了去，而没有电脑使用，我心里很不舒服。有一天，就去找到其指导员阎展明，跟他说：

“你们这样搞，是执法犯法，是违法乱纪。我可以不看权势看私谊的。你们必须就你们执法犯法、违法乱纪向我赔礼道歉。我给你们一段时间，让你们好好考虑考虑。我等着你们，根据你们的诚意，我再决定采取下一步行动。”

阎展明狡辩说：“我听上级的安排，没有错，道歉是不可能的。”

我说：“好啊！你的上级利用你们，而你却像个傻卵一样。上级在我面前做好人，想方设法把我释放出来。而你们倒好，尽去做恶人。搞得卵火烫了。我会上检察院控告你们。我启动的诉讼案件，一般会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到时候，你的上级只好舍车保帅，而把你抛弃掉。你信不信？你不妥善处理这件事情，我完全可以送你进去关几年。要不要我试试看？对我公开赔礼道歉了，我可以放过你们。”

阎展明听到我这样说后，只是默不作声。

我看他三锤子也砸不出个闷屁来了，我就甩过一句话：“这段时间我可以等着，不要搞得我卵火烫了。到时候你就没有好果子吃！”然后就离开了那里。

隔了大约一个多小时，我就接到桂林国保的李（赵）警官的电话：“看在我的面子上，你不要搞大啦！搞得我为难。当然，被关押了一个月，心里有气，可以理解。我现在以弟兄的名义拜托你，就不要搞大了！好不好？过段时间，我想办法把电脑还给你……”

我告诉他，“我不过要求北门派出所讲句人话而已。只要他们说句人话，我才不想耗费时间和精力去搞大的……”

十三、后记

1、一个月的审问，所涉及的范围很广泛，对话过程也很冗长。在这里，我只能凭事后回忆，摘取一些较为有趣的对话。因而这篇文字，只是审问对话的一小部分。全部记录下来，会记不胜记的。

2、今天的这个记录，因为在时间上已过去了五个多月，难免遗忘一些具体细节。也有可能打乱了对答过程的前后秩序。也因为当时的舌战辩驳，较为口语化。而将这些口语化的东西转化为文字，就需要在表述上略略变化一下，才利于读者的阅读。

3、审问我的警官一直宣称，他们没有把我当罪犯来看待，而是充分尊重了我的人格，且一再声言我在人格上跟他们是平等的。于是，在我取保候审释放之前，就跟他们索要审问过程的音像资料：“以往记者朋友采访我，会把音像文字资料给我一份。也希望你们复制一份，给我留个纪念。”

审问我的警官马上说：“你要搞清楚耶！这是在审问你，不是接受记者采访的。”

我于是揶揄他们说，“你们不是老是说，我们在人格上是平等的嘛。怎么这时候又不平等了。横竖都是你们有理！因为你们手上有权？”

因此，如果以后弄到这些音像资料，我可以把与实际情形有出入的地方修正过来。以对自己的历史负责。

4、这篇记录稿，目前还不能发表。只是传给关心我的朋友们了解一下。因为当局对我取保候审释放出来的条件是，要我在取保候审期间，必须“封笔”。即“不发表抨击时弊的文章”云云。

我虽然知道这种封笔，是非法剥夺一个公民的言论自由，而没有任何法理依据。但我想，既然答应了，就不该违背自己的承诺。既然承诺了，不管对谁，都应该一样。

也因为桂林警方要昧着良心听命于上级，才能保住饭碗，也有他们的难言苦衷。我跟他们前世无仇，今生无怨。我不想因为这篇文字，使他们感到为难，或砸了他们的饭碗，或得罪当地的有关人员。

5、对我构陷迫害的最根本原因，我一直在思考和猜测。我想，郭国汀先生的那篇《我为荆楚抗辩》的文章，与我内心所思所想和所见略同。点出了《透过郭飞雄事件看胡锦涛真面目》一文，是我被构陷迫害的要害之处。

也因为桂林警方对我的审问过程中，提到的“攻击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频率颇高，却不指出那篇文章的名字。我估计，这是北京给他们定下的调调，以免为那篇文章做免费广告。

郭国汀先生心明如镜，真吾知己也。

6、2007年64前夕，中国人权论坛发起的为六四烈士家属及伤残者捐款的活动，以公开表达我们的一点心意，以给这些人送去一点人道安慰……大伙委托我开设账户接受捐款，由朋友们监督稽核。

在六四前夕，警方冻结了该账户。这次对我抄家和刑事拘留时，警方干脆抄走了那些存折。取保候审释放出来后，我多次跟他们索要，以便对这次捐款活动有一个了解，向朋友们作个交待。但他们一直回避，或声言不便归还。

为此，我辜负了大家对我的信任，感到自责和难过。

写于民国97年6月10日～18日

荆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