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前，红色高棉建立的民主柬埔寨政权被十万越南大军和自己倒戈的军队推翻。此后，有关这个政权血腥历史的材料逐步公诸於世，主要见之於柬埔寨难民的陈述、西方记者的采访、学者的调查以及越南政府和由它扶植起来的柬埔寨新政府整理公布的材料。但是有关红色高棉的历史记载受到很多因素的限制，主要因为红色高棉制订和推行政策时的隐秘性，执政时国家的对外封闭状态，以及其寿命过於短暂，并没有建立起系统的档案。然而，这种材料的缺失和由此造成的研究的困难正从一个特别的角度反映了柬埔寨革命的特点：它如同一场飓风，肆虐过后除了留下一片废墟以外，没有任何清楚的踪迹可寻。

但是过程和细节的有待填补或充实，并不妨碍我们对这场革命的后果作出基本的判断：这是一场以社会重构为目的的民族和种族的大屠杀。所谓民族屠杀，是以 1975-78 年红色高棉统治时期总的死亡人口为依据的，虽然至今为止在这个问题上仍然有不同的估计，从保守的 40 万到有所夸大的 300 万。一般认为， 100 万是一个可以接受的估计。然而对於一个当时人口在 700 万到 800 万之间的小国来说，即使 100 万也是一个难以想像的数字，它远远超出了许多国家在新政权建立后的政治清算和镇压的规模，因此法国学者拉古特（ Jean Lacouture ）把柬埔寨的这段历史称为"自我灭绝的屠杀"（ autogenocide ）。种族屠杀是指在柬埔寨的 2 万越南裔全部死亡， 43 万华裔死了 21.5 万， 1 万老挝裔死了 4,000 ， 2 万泰裔死了 8,000 ， 25 万伊斯兰教徒（ Cham ）死了 9 万，这些数字都超出高棉人死亡的相应比例。

必须强调的是，有关红色高棉大屠杀的调查最初是由西方新闻媒体和西方学者的工作所建立的，而现今有关这个题目的出版物也多来自於西方。不但如此，西方国家还力主由国际法庭来审判红色高棉。如果有人认为这反映了西方意识形态（例如冷战思维、后殖民心态或国际霸权）的偏见的话，那么笔者希望这种观点不至於发展到对大屠杀这个基本事实也表示怀疑的程度。事实上，对红色高棉的评价，在西方从一开始就有不同的声音，例如美国纽约每月评论出版社早在 1976 年就出过一本由康乃尔大学两位学者撰写的《柬埔寨------饥饿与革命》（ Cambodia ： Starvation and Revolution ），认为西方媒体故意把红色高棉的政策宣传得毫无理性可言（主要指合作化、撤空城市和大规模集体劳动，当时大屠杀还没有被披露出来），而在他们看来这些是柬埔寨独特的解决粮食问题的办法。《每月评论》（ Monthly Review ）的编辑、左派理论家斯维奇（ Paul Sweezy ）在书介中说，柬埔寨革命的"全部意义就在於显示了人类能够克服最艰巨的困难，但首先必须忍受烈火般的煎熬，从中锤炼出所需要的人类原材料和领导力量"。此外，在大屠杀的材料逐步披露后，以反体制立场著称的麻省理工学院的乔姆斯基（ Noam Chomsky ）表示他怀疑其真实性，因为这些材料的提供者都是反红色高棉的难民。笔者认为，以上观点随著国际上对红色高棉逐步形成了比较一致的否定看法而事过境迁，值得讨论的倒是美国 1973 年对柬埔寨的大轰炸所造成的后果。美国那年在印度支那和越南签订停火协定以后，转而把轰炸的重点转到柬埔寨，企图用轰炸在金边周围制造一个安全区，在五个月的转炸中造成有些美国学者自己估计为 3 万到 25 万人的伤亡。这场轰炸的后果一是使得大量农村人口（有上百万）为躲避轰炸而逃进城市，加速了柬埔寨农村的崩溃，为红色高棉在农村实行集体化创造了条件；二是给人们留下了一个问题：究竟在现在所说的被红色高棉屠杀的人口中，有多大比例应该算在美国的帐上。但一般而言，即使是柬埔寨人自己也不认为 1973 年死於美国轰炸的人口能和红色高棉四年统治时期的死亡人数相提并论。

一　构成大屠杀的因素

柬埔寨在 1975-79 这四年中之所以会出现如此规模的杀戮，是由以下几个因素形成的：第一，大规模的强制性人口迁移。 1975 年 4 月红色高棉夺取政权进入主要城市后，在三天至一周的时间里将全部城市人口强制遣散出城，武装押送到农村。由於这项工作完全缺乏相应的物质准备，甚至最终目的地都没有确定，大量的年老体弱者和妇孺死於饥饿、疾病和疲劳。此外就是对不服从强迫迁移的人和各类异己份子（包括非高棉人和佛教徒）在迁移过程中的有计划的屠杀。

第二，政治清算和镇压。这是针对前朗诺政权的军政人员，包括一般士兵、警察和公务员，也包括朗诺政变前的王室成员（他们此时名义上还属於民族联合阵线）。处决的模式一般为用卡车将大量此类人员运至某个地点，然后或是用木棍殴打至死或是直接枪决。

第三，高强度的体力劳动。?存的从城市遣散的人员往往和农民一起被迫从事修筑水渠、农田和道路的工作，由於经济状况的恶化，粮食和生活物资缺乏保障，大量的人口在这种强制劳动下死亡。

第四，内部清洗。红色高棉从一建国就以肃清亲越份子、克格勃间谍、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务和新混入党内的异己份子为藉口开始了内部清洗。在 1975 年 10 月宣布的民族阵线的十三个领导人中，有五个在 1977 年的清洗中被处决，包括内政部长、两任商务部长、新闻和宣传部长、国家主席团第一副主席等等。各大区的党政军领导人被处决的更多。最集中的一次是 1978 年对被认为是亲越派的东部大区干部和军人的清洗，由西南大区的领导人塔莫负责，一次屠杀了近十万名红色高棉的自己人。此外在金边南部的一所高中建立了审讯中心，代号 S21 ，主要用来审讯、拷打和处决党内敌人。据估计，这个中心一共处决了两万人。

二　超过列宁和毛泽东：红色高棉的目标

和二十世纪其他大屠杀不同的是，红色高棉的大屠杀不是为了解决种族、部落或者宗教冲突，而是为了彻底重构社会。这种彻底重构又是在它汲取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之后，企图在革命胜利之初就一举解决所有现实的和被其他国家的历史证明将来会产生的问题，建立一个比苏联、中国和越南都更为纯粹的社会主义社会。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它拒绝尝试任何和平改造或者说服教育的方法，取消任何过渡时期，选择了一条最简单直接的道路：从一开始就用暴力大规模地、有组织地消灭一部分人口，以此来达成社会改造。

然而，这条道路并没有经过长期的酝酿和理论准备，而是在短短两年中匆忙形成的。从红色高棉领导人早期留下的文件，如乔森潘（ Khieu Samphan ）和英萨利（ Ieng Sary ）在法国留学时的巴黎文献和波尔布特（ Pol Pot ） 50 年代最早发表的〈民主制还是君主制？〉的文章，直到红色高棉夺取政权前 1970 和 1971 年党内两次整风学习的材料中，我们都看不出有任何为夺权后系统而血腥的社会改造所作的安排或者暗示，基本上是只重复实践由中国和越南共产党所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的纲领。

但是自 1973 年开始，红色高棉的政策出现明显的转变，开始强调柬埔寨革命的"特殊性"，首先是在党内开始作和越南决裂的准备。红色高棉原来是在以越共为核心的印度支那共产党内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其领导人和主要干部都在越南住过或是由越共培养，但 1973 年北越和美国签订了在印支停火的协定后，柬共领导集团有被出卖感，表示不受此协定的约束，加上历史上传统的高棉和越南的民族矛盾，柬共和越共之间开始分裂，越南被称作"越南修正主义"，党内的亲越派受到迫害和清洗。和越共的矛盾促使柬共领导集团决心要走柬埔寨自己的道路。这条道路的特色之一就是要比越南更左，尤其是要抢在越南南部实现社会主义之前在柬埔寨实现社会主义。於是自 1973 年 5 月开始，在柬共控制的一些地区开始了集体化运动，这是明显超越了当时所谓革命的民族民主性质的，其他措施有：在一定规模上实行农村人口迁移，强制把人口集中到由柬共控制的地区去加入合作化，为强制迁移甚至放火烧毁原来的村庄；关闭佛教寺庙，强迫僧人参加农村劳动；实行统一服装制度，一概穿黑色农民装；以及实行农村公共食堂制等等。

从历史的演变来看， 1973 年是柬埔寨革命的转折点。柬共领导层抛弃了渐进的民族民主革命路线，以在它控制下的农村开始实行的直接过渡为起点，制订了一个在最短的时间内用暴力彻底改造社会的纲领。然而和俄、中、越这些国家的共产党相比，柬共在上台以前不但没有一个较长的、相对独立的发展时期，更没有一个较充分的对自己国家和社会的理论分析、讨论甚至争论的过程，在由於美国撤离印度支那而迅速到来的掌权时机面前，整个党的理论素养和政治经验远远没有达到那些大党在夺权时的水平。正如一位研究者所说：柬埔寨的案例体现了一个极其粗糙的理论和一场国家规模的实验之间的鸿沟，红色高棉是一个匆促建立的体制，"匆促到了根本无暇去了解和关心柬埔寨社会的地步，一切先於这个体制而存在的都或是必须被摧毁或是至少必须被彻底改造的"。

然而历史的讽刺是，正是这样一个最缺乏掌权准备的党却提出了一个要一举超过所有其他革命的最革命的纲领，正如柬共第二号人物英萨利 1977 年所说："高棉革命实验没有任何现成的模式。我们正在做的是历史上从来没有先例的。中国模式和越南模式都不适用於我们。"当 1975 年 9 月份一些在国外学习的柬埔寨知识份子回国时，看到的口号是"组织胜过了列宁，超过了毛泽东"。负责接待他们的高级干部对他们介绍说，柬革命的特殊性就是撤空城市和废除货币。他说：毛泽东说文化大革命还要进行多次，但是后来停下来了，而我们每天在搞文革。他特别提到中国还在用钱，私人还可以养家禽，这些在柬埔寨是看不到的。中国在柬埔寨的专家被认为是变"修"了，因为他们不但有工资，而且把钱省下来回国时在海关上买电器或缝纫机带回家。有一次中国专家问柬埔寨人一个新修的水坝花了多少钱，柬埔寨人半不满半骄傲地说："这是人民修的，我国不用钱。"尤其是中国人（越南人也是如此）还各家分别吃饭，而柬埔寨在革命前就实行公共食堂制度了。根据这些对比，柬埔寨干部认为："我们的制度比中国人的优越。"可以认为柬共是汲取了国际共运中所谓"右"的教训，企图把当时最左的中国都没有解决的问题在柬埔寨从一开始掌权就立即全面彻底地解决，不但"跳过过渡阶段立即进入社会主义"，而且是进入共产主义，以此为泰国、印尼和缅甸等国革命建立一个不同於中、越的模式（红色高棉当时认为东南亚革命形势已经成熟，柬埔寨将成为新的中心）。这就是所谓"柬埔寨特色"。这是一个在革命胜利的第一天就彻底重构社会的模式，其开始付诸实行是 1975 年 4 月 17 日（即红色高棉进入金边的当天）在各个城市进行的大迁移。当时，红色高棉对城市居民和难民宣布的理由：一是美国可能的轰炸，二是城市粮食的短缺。这一直是红色高棉官方的解释。直到 1977 年 9 月波尔布特才承认撤空城市是为了"安全原因"，即摧毁那些反革命组织的活动基地。这项决定是在进城两个月以前就作出了，但却对相当高级的干部都严加保密。这种保密使得一项涉及到两百万人的大迁移事先毫无物质准备，几十万人的死亡也就是必然的了。

1975 年 5 月 20 日（红色高棉进城一个月后），金边召开了红色高棉全体高级干部会议，在会上第一次向全体干部公布了中央进城后的各方面政策。这次会议没有留下任何文件（至少至今为止没有发现），现在了解的内容主要是依靠出席者，尤其是那些后来和红色高棉决裂者如韩桑林（ Heng Samrin ，前红色高棉将领，后投奔越南并成为 1979 年建立的新政权领导人）等人的记忆拼凑起来的，其要点是：撤空城市；废除货币；关闭佛教寺院，把僧侣赶下去从事农业劳动；处决所有朗诺政府领导人；在全国建立高级合作社，实行集体食堂制；把所有越南族赶出柬埔寨；派军队去越柬边界准备作战；等等。有的出席者还说废除学校和医院也在其中。韩桑林的回忆部分和这些内容相合，并且补充了废除货币是与废除市场和私人财产同时进行的；另外，他还说把人划分为"充分权利者"和"候选者"（下详）也是在这次会上宣布的。值得重视的是农谢（ Nuon Chea ，红色高棉主要领导人之一）在第一天的讲话中强调了"严密甄别"的原则，根据与会者的解释，这就是说在实行这些政策的过程中可以随时使用暴力，把那些反对者和不满者清除掉，不要把他们留在新社会。

一、一个在中国被忽视的课题：“文革”的世界性影响

二、对“世界革命高潮”的判断和“输出文革”的国际战略

三、 中共与亚非拉暴力斗争的关系

四、“文革”行为方式在亚非拉的影响

五、龙种与跳蚤──毛主义“文革”的余波

结语：毛主义留给世界的未尽思考

【注释】

一、一个在中国被忽视的课题：“文革”的世界性影响

“文革”是一个世界范围内具历史意义的事件。对这一判断，无论时光怎样流逝，无论是对“文革”抱持何种态度，大概都不会有争议。毛泽东和他的追随者发动“文革”的目的之一，是想藉此向全世界输出毛主义意识形态，“发动世界革命”，“打倒帝修反”。在毛主义者那里，这个目的并非一厢情愿的臆想，而是建立在“世界革命的高潮已经到来”这一判断之上。因此，对“文革”的深入理解必须联系中共对当时“世界革命”形势的判断。

“文革”时最常引用的一句马克思的口号是：“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在20世纪60年代这个口号所宣称的革命的普世性其实是想表达如下观念：只有在世界革命的背景下，中国革命才有可能达到最终胜利。因此“文革”向世界输出革命，就象列宁当年利用“第三国际”输出革命一样，不但源于“一国不可能或难以单独建成社会主义”的革命原理，而且也包含对“世界革命高潮”的期待。在毛主义者看来，以苏联为首的东欧共产党国家放弃了世界革命的目标从而“变修”的历史经验更证明了这个马克思主义原理的正确。从这一角度观之，“文革”虽然从表面上看来是如此“离经叛道”(在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意义上)，但其精神血脉上却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一脉相承。

由于“文革的世界性影响”是一个很大的题目，有必要对本文探讨的范围作一界定。首先，本文主要是对“文革”在海外产生的冲击和影响作概括性的叙述，并不试图对这种冲击和影响作深层次的理论剖析。这种冲击和影响的内容既包括毛主义在“文革”时期的理论和实践，如“造反”、“破四旧”、依靠“觉悟”和精神力量实现社会变革等等；也包括中共“民族民主革命”模式的对外输出，如党的领导、依靠农民的武装斗争、划分社会阶级、明确斗争对象等等。

其次，本文将集中介绍“文革”在亚非拉国家的影响，不涉及“文革”期间西方的左派和激进思潮，也不涉及苏联东欧国家对“文革”的反应。这主要是因为“文革”在西方产生的影响在中国已经有些介绍，而“文革”在苏联东欧的影响又非常有限──苏联东欧国家对“文革”意识形态的免疫力要强于西方国家的左派。在苏联东欧国家看来，“文革”是一种疯狂，没有任何浪漫色彩或借鉴意义。更重要的是，“文革”中输出的毛主义意识形态和中共的发展模式是以亚非拉国家为主要对象的，在这些国家里，中共不但对民众、而且对政治领导人和党派也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

第三，本文论及的“文革的冲击和影响”，既包括中国向世界主动输出的“文革”意识形态和行为方式，也包括亚非拉各种左派势力对这种输出的积极反应。分析并讨论中国的“输出革命”与亚非拉左派势力对毛主义的响应之间的区别，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课题。因为70年代“文革”高潮过后，中国出于国际政治的需要，放弃了鼓吹“世界革命”的路线，对以往向世界强行输出毛主义和“文革”意识形态的行动有所节制，甚至开始和很多“反革命”政权打交道。然而，毛泽东思想发源地放弃毛主义之时，却正好是亚非拉一些地区将毛主义发扬光大之日。在毛主义和“文革”熏陶下发展起来的政治势力，此时以“文革”和毛主义的继承和发展者自居，并开始发挥影响，2005年尼泊尔的政变即挟毛主义旗帜而行。此情此景，可称为毛主义当年撒下的“龙种”，今日仍在亚非拉地区收获“跳蚤”。将这一课题纳入讨论范围，或可将“文革”的“世界性影响”看得更加清楚。

二、对“世界革命高潮”的判断和“输出文革”的国际战略

从中共建政开始，向世界各国介绍毛主义和中共革命的模式直至输出革命，一直是中共对外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与此同时，中共也致力于建立和发展国与国之间的外交和经贸关系，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为此特别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但到了60年代中期，中共作出了“世界革命高潮已经到来”的判断，于是用输出毛主义来推动世界革命高潮，就成为中共对外工作的主要任务。1965年8月，以国防部长林彪的名义发表的“人民战争胜利万岁”，就是中共对这一形势判断的公开表述。这篇文章由王力起草──王力后来成为“文革”前期骨干之一。该文从酝酿、起草到定稿，整个过程一直受到毛本人的耳提面命，是中共60年代初连续发表“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之后最重要的世界革命指导性文件，其内容即为后来“输出革命”的主要内容。该文以纪念抗战胜利20周年为名，总结了毛泽东的“武装斗争”、“人民战争”、“农村包围城市”、“统一战线”、“党的领导”等一系列所谓“中国革命的取胜法宝”，加上“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断，为当时推动“世界革命”提出了一套系统的战略。

该文强调，在坚持共产党的革命领导权和革命的社会主义方向的前提下，殖民地、半殖民地和不发达国家的革命具有阶段性，即先实现“民族民主革命”再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文章说：“从全世界范围看问题，如果说北美、西欧是‘世界的城市’，那么，亚洲、非洲、 拉丁美洲就是‘世界的农村’。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北美、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由于种种原因被暂时拖延下去，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人民革命运动却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今天的世界革命，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种农村包围城市的形势。整个革命事业，终究要以占世界人口绝大多数的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人民革命斗争为转移。社会主义国家理应把支持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人民革命斗争当成自己的共产主义责任。”在谈到“输出革命”时，该文指出：“革命的‘条件’不能输出”，“在这个意义上说，革命是不能输入的。但是，这并不排除世界各国革命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中相互同情和支援。我们对各国革命人民的支援，正是有助于他们自力更生地进行斗争。”概言之，这篇文章有三个要点：一，世界革命形势已经成熟；二，亚非拉是发动革命的地区，是包围西方“城市”世界的“农村”；三，中国理所当然地承担“输出革命”之大任。

该文的基本观点很快成为中共“输出革命”的路线方针。1966年8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肯定了此文的观点，并指出当前的国际形势“正处在世界革命的一个新时代”。1967年5月1日，《人民日报》庆祝国际劳动节的社论标题就是“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自己”。该社论声称：毛泽东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如同马克思创造科学社会主义、列宁建立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一样“影响着世界的前途和命运”，“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战争，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革命风暴以及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正在给整个旧世界以摧毁性打击”，美帝苏修和“一切害人虫”被“彻底埋葬的日子已经不远了”。正是在这一形势判断下，中共调整了对外策略。

这一调整体现了毛泽东本人的主张。早在1963年到1965年，毛泽东就对一些访华的外国共产党领导人谈到，中共内部在国际问题方针上存在着“三和一少”路线（对帝、修、反和气一点，对世界革命少援助一点），这“三和一少”与国内政策上的“三自一包”相关联，和“苏联修正主义”的“三和两全”相呼应；而毛泽东则主张“三斗一多” (对帝、修、反要斗争，对世界革命多援助一点)。“文革”开始后，中共中央公开批判了刘少奇、邓小平的所谓“修正主义路线”，指控此前17年刘邓执行的是“三降一灭”路线（向帝、修、反投降，扑灭世界人民革命）。于是，外交部的工作遭到否定，所有驻外使节都必须回国参加“文革”运动，接受批判，国与国之间正常的外交往来被迫中断，连主持党与党关系的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也受到冲击。当时中共为了全力推动“输出革命”，不惜牺牲国与国之间正常的外交关系。

其实，“文革”前为了输出革命和支持外国共产党，中共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尤其在东南亚和非洲，中共的努力效果比较彰显，而刘邓为主导的党内“务实派”始终积极参与这些活动。例如，据马来亚共产党总书记陈平回忆，1961年马共决定放弃武装斗争，换取合法政党身份，加入国内和平进程；于是马共领导人被召进北京，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亲自与他们会谈，要求他们坚持武装斗争的革命路线。邓小平说服他们的主要理由就是，东南亚以越南战场为中心的革命形势将要发生重大变化，“革命高潮”就要到来，马来亚共产党必须配合这个高潮，中共将倾全力支持他们。正是在中共的支持和推动下，马来西亚共产党重新投入武装斗争，而陈平被认为对武装斗争的信心不足，于是留滞北京，由长期在中国受教育的其他马共领导人回国领导武装斗争。此后马共的武装斗争一直艰苦地坚持到1989年才终止，而被迫中止的主要原因是中共不再支持。颇具讽刺意味的是，1980年邓小平再次召见陈平，要求马共配合中共实施国际关系上的“战略转移”，放弃武装斗争[1]。马共的事例说明，“文革”前在中共高层，刘邓为首的“务实派”对“世界革命”不但充分支持，而且同样认为“世界革命”形势“正在高涨”。显然，毛泽东指责刘邓等人的所谓“修正主义路线”，无非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为推动世界革命高潮而全力输出“文革”意识形态这条总路线确定后，中共中央进一步明确了宣传方针，打破了宣传界限，甚至取消了外交业务和宣传工作之间的分工。1966年10月，中共中央批准把宣传毛泽东思想和“文革”作为驻外使领馆的主要任务──和很多“文革”时期的重要文件不同，中共中央这份“批准”的具体内容至今未见公开。为了贯彻这一精神，中宣部随即“批准”向海外出口毛泽东语录。根据新华社统计，从1966年10月下发两个“批准”到1967年11月，共有25种外文版毛着计460万册发行到世界148个国家和地区，新华社说这一宣传攻势“将使毛泽东思想越来越深入人心，从而唤起世界广大劳动群众，组成一支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向旧世界发动声势凌厉的总攻击，争取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彻底胜利”。[2]

从1966年10月开始，中国的外事工作贯彻宣传毛主义和“文革”这一“主要任务”，一直延续到1969年。其形式五花八门，可以说无所不用其极，除了在外事活动中向外宾和驻在国官员作口头宣传外，还由驻外使领馆的工作人员、记者、留学生、专家、国际列车员、海员等，在所在国散发毛泽东著作、语录、像章、“文革”文件、图片，并在使领馆、宿舍区和援建工地等地树立“文革”标语牌和毛泽东画像、展出“文革”资料、放映宣传电影，连外销商品和援外物资的包装上都印制了毛泽东语录和毛画像。中共在很多邻国有华侨组织、友协和侨校，这些组织也从使领馆接受指示，传播毛主义和“文革”资料，甚至建立海外“红卫兵”组织。中共使领馆还负责筛选亲毛派人士和青年学生，送他们到中国“朝圣”或培训，这些人回国后或是肩负为“文革”作宣传的任务，或是被发展成“革命者”。

三、 中共与亚非拉暴力斗争的关系

作为毛主义的精髓和中共革命的主要经验，“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和“人民战争”是“文革”期间输出革命的主要方式。应该指出，在国际政治中，一国政府出于政治、经济、民族、自然资源或宗教等原因，支持他国的反政府武装力量是非常普遍的现象，无论在西方国家和民族主义国家中都不鲜见。而中共在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支持许多国家的共产党及左派激进势力，是在“世界革命”的总战略指导下，为推动“世界革命”高潮，彻底改变世界政治版图，同时为国内不断激化的“继续革命”创造外部环境，因此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特征，并非出于与具体的受援国或政治势力有什么特殊利益或利害关系。这是将中共的“输出革命”和出于国家或政权利益对“他国内政”的干涉加以区别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