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美国和其他西方民主国家应该如何应对习近平的中国呢？出发点是要认识到，我们正在与一个有抱负的极权主义国家（例如20世纪中叶的苏联）打交道，而不是与某种通用的“威权资本主义”政权打交道。中国没有真正的私营部门。尽管那里拥有准产权和雄心勃勃的企业家，但国家可以随时接触并控制其任何所谓的“私营部门”公司，例如腾讯或阿里巴巴。尽管特朗普政府对华为的竞选一直很笨拙，并且在许多方面都是自败之举，但目标实质上是正确的：任何自由民主制都允许该公司建立其基本信息基础架构，这是疯狂的，因为它可以控制由中国国家。
更广泛地讲，美国和其他自由民主国家需要开始逐渐脱离中国的经济联系。这场大流行表明，欧洲和北美都已变得危险地依赖敌对国家的制造能力。如今，世界上还有许多其他地方可以找到供应链。压缩效率的每一滴下降都必须让步，以考虑到弹性，投入的多样性，并考虑更好地将能力保持在拥有民主价值观的国家的控制之下。西方端到端5G基础设施提供商的萎缩是不应该发生的。
在外交政策上，美国有法律上的承诺支持日本和韩国的安全，并将隐含担保扩大到台湾和新加坡等国家。此外，它试图捍卫全球航行自由原则。但是随着中国军事能力的稳定增长，“第一岛链”内的军事平衡一直在迅速变化，美国履行其承诺的能力将逐渐减弱。它需要直截了当地解决这个鸿沟，或者调整这些功能，或者找到一种缩减其目标的方法。
不幸的是，中共渴望实现全面控制的愿望如今已蔓延到世界各地的自由民主国家。成千上万的在国外学习，工作和生活的中国人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们想改善自己的生活，并发现外国提供了比自己更好的机会。但是中共希望通过其统一战线部门保持对中国的忠诚，并在可能的情况下利用它们来促进中国外交政策的利益。在许多西方大学校园里，这种所谓的“尖锐的力量”的行使威胁到学术自由，在这些校园里，来自中国学生团体和其他组织的压力显而易见。这样一来，对华人公民的怀疑就被不公正地引起了，并导致对双重忠诚的偏见和毫无根据的指控。
但是，尽管我们需要了解习近平的中国是一个极权国家，但我们应该认识到这对中国来说不是必然或必然的未来，从而使这种认识得到缓和。该政权是极权主义者，但不一定现实。我们不知道像社会信用制度这样的新控制技术方法最终将如何有效。如今，中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仍然比朝鲜公民更多。早期带有极权主义控制的丑闻被证明是自欺欺人的：秦仅持续了16年，而文化大革命在十年之内就筋疲力尽了。如今，遵守中共的规则通常是自愿的，而不是纯粹的恐怖产品。但是，随着中国经济放缓甚至出现逆转，该政权采用积极激励措施来加入合作社的空间将会减少。而且与毛泽东不同，习近平没有强大的意识形态可以使他具有合法性。 “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或“习近平思想”并不是许多人愿意为之奋斗的思想。
从变化的机制以及我们希望的长期成果来看，中国未来将如何变化？
关于机制，我们似乎不太可能在广泛的基层运动中从下方产生变化，这种变化是我们在不同的色彩革命或阿拉伯之春初期看到的。鉴于中共现有的控制水平以及国家的庞大规模，协调群众动员将是极其困难的。该政权具有压制力量，在必要时它也不愿意利用。
编程随想君：十年面壁，功夫白费。
**如果要发生变化，它就必须起源于党本身的上游。**从某种意义上说，受习近平上台影响最大的人是他的政治局常委。邓小平留下了集体领导的遗产，其中没有一个人可以积累毛泽东行使的那种独裁统治权。该制度在全国已有30多年的历史，对国家服务良好，但习近平已彻底改组了这一制度，将其他高级领导人拒之门外，废除了任期已迫使他在10年后辞职的任期限制，并在自己周围树立了个人崇拜。像推翻前苏联的尼基塔·赫鲁晓夫这样的精英阴谋很难实现，但是在不确定的经济条件下，内部领导层的分裂可能会急剧增加。
如果中国要改变，中国人民应该希望什么？
最佳路径是一个有序的过渡，在该过渡中，该国首先自由化，然后开始民主化，这是19世纪和20世纪许多欧洲国家所遵循的道路。起点将是从法治到法治的过渡。明确的规则不仅需要适用于普通公民和下级政府，还需要适用于党本身。党国行使权力应有真正的宪法约束，真正的司法自治应有所增加。现有宪法可能是一个起点，但必须剥夺赋予中共最终政治权威的“四项原则”。中国共产党将不得不撤回它延伸到中国生活的每个角落的触角，并将权力归还政府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至少在习近平以前的美好时光中，至少需要给公民更多的言论，思考，组织和批评的自由。
在1980年代在台湾或韩国发生的近期向多党制民主的过渡将更具问题。拥有9000万成员的中共不仅仅是像议会民主制那样从上层领导政府的政治集团。它是政府的全部意图和宗旨，并且包含使国家运转所需的很大一部分能力。民主化必须从党内部开始，赋予较低级别的机构更大的自治权，其下层机构的权力将向上流动到高层，而与当前情况相反。
对未来的中国可能进行的各种改革进行详尽的推测，其价值有限。朝着这些方向推动中国不应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一部分，除非是最一般的水平。在全球大流行之后，疲软的美国在许多方面已失去信誉，所带来的压力几乎肯定会适得其反。这些变化必须来自中国人民本身，特别是来自了解当前制度运作方式以及变化的潜在压力点的中国精英阶层。
志强曰：福山指的是我吗？
美国人需要记住的是，他们的敌人和对手现在不是中国，而是已经转变为高专制模式的中国共产党。我们不是在与1990年代甚至2000年代的中国打交道，而是与一个完全不同的动物打交道，这对我们的民主价值观提出了明确的挑战。我们需要将其搁置一旁，直到将来它回归成为一个更加正常的专制国家，或者确实正在成为一个自由国家。那并不一定消除中国所代表的挑战。一个更加自由的中国很容易变得更加民族主义。但是无论如何，它在许多方面将更容易处理。
不幸的是，在过去的三年半中，美国一直在竭尽所能削弱自己。它选出了一位领导者，他在妖魔化国内对手方面比在国外的对手要妖魔得多，后者巧妙地抛弃了曾经是美国全球力量基础的道义上的制高点，并且在战争期间以这种无能统治了该国。过去三代最大的危机，它不再被朋友或敌人所重视。尽管整体上民主国家在控制危机方面做得还不比独裁政府做得好，但中国有能力表现出超越美国的表现，而双边比较是当今世界上人们关注的焦点。在我们考虑改变中国之前，我们需要改变美国，并试图恢复其作为全球自由民主价值观的全球灯塔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