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所言 #25 欲成大业，必先远离或者消灭洪宪余孽，洪宪余孽嫖客袁世凯的徒子徒孙就是中共的同路人，民主路上的搅屎棍。

@何所言 #25 　和洪宪余孽认真你就输了，洪宪余孽就是中国的同路人。洪宪余孽的核心思想除了称帝外，中共都做到了。党禁，报禁，诛杀反对派民主士，复辟帝王思想家天下…

洪宪余孽反对中共不是因为他们站在中共的对立面，而是因为这样他们才有机会走上嫖客袁世凯伺机窃国的老路。

@笑翻江山 #64 党禁，报禁，三权合作，剥夺多普选机制，取消内阁恢复帝制等等这样，中共都是学你们主子嫖客袁世凯当年的复辟，帝制家天下治国手法。如果1912中国不是出了窃国大盗嫖客袁世凯，中国都民主化一百多年了。洪宪余孽就是中华民主路上的绊脚石，搅屎棍。

@笑翻江山 #52 嫖客袁世凯大罪五：独裁专制，破坏约法

袁世凯急于想当正式总统。他认为国会的动作缓慢，虽然有进步党人效劳，但毕竟不能直接指挥。于是，他指使梁士诒出面，用金钱收买了议员李庆劳、康甲臣等近百人，于９月１８日拼凑成了一个公民党。公民党以梁士诒为党魁，叶恭绰为副，北洋政客、官僚纷纷加入，一时气势之盛，几乎与进步党、国民党有三足鼎立之势。

有公民党作打手，国会果然加快了步伐。１０月４日公布总统选举法，１０月６日就投票选举。这一天，多疑的袁世凯仍放心不下，派出大批军警临会监视。同时，拱卫军司令李进才和后路统领刘金标改穿便服，率领便衣军警一千多人，自称“公民团”，将国会团团围住，除外国人外，所有入场的人只准进，不准出。袁世凯搞的这套把戏，不仅使国民党议员满腹怨气，就是一些进步党议员也感到极为难堪。因此，会场气氛十分沉闷、紧张。

当天到会议员共七百五十九名，根据总统选举法，得满投票人四分之三者才能当选。第一次投票，袁世凯得四百七十一票，黎元洪得一百五十四票，没有人达到规定购当选票数，只得进行第二次投票。第二次投票结果，袁世凯得四百九十七票，仍然没有当选。时已至下午，有的议员要求回家吃饭，“公民团”把住前后门，不准离开，并大声叫喊：“今天不选出我们中意的大总统，就休想出院！”一些议员看到公民团虽外穿便衣，但军裤、皮靴和短枪赫然可见，知形势严重，便放弃了消极抵制的意图，在第三次投票就袁世凯和黎元洪二人决选时，袁世凯才以五百零七票勉强当选。“公民团”完成任务后，“始高呼大总统万岁，振旅而返”。这时已是晚上九点，议员饥肠辘辘，仓皇而去。

在国会战战兢兢地为袁世凯披上了一件合法的外衣以后，袁世凯便觉得没有必要再来掩饰他对国会的憎恶了，他立刻以“增修约法”为借口向国会发起了进攻。[

作为一个独裁者，袁世凯喜欢随心所欲的“人治”，厌恶法治，根本不允许有任何民意机关或法律对他的权力进行丝毫的限制。就任临时大总统以来，他屡次抱怨《临时约法》对他限制过严，并千方百计地企图修改。他的法律顾问古德诺等也对《临时约法》横加指责，而极力鼓吹“制定采用总统制的新宪法”，以扩大袁氏的权力。 袁世凯于１９１４年１月１０日公然下令停止全体国会议员职务，每人发旅费四百元，饬令回原籍。并煞有介事地成立了一个“筹备国会事务局”，派顾为局长，接收参议院和众议院。上一年４月当国会开幕时，袁世凯曾派梁士治为代表致词，声嘶力竭地高呼“国会万岁！”可是如今不满一年，袁氏就把国会解散了。接着，他于２月３日又下令停办各地方自治会，２８日命令解散各省议会，把地方的一切权力都交给“万能的官吏”。十年前，袁氏是清末筹办“地方自治”的带头人和“召开国会”的吹鼓手，而今在他的眼里，一切“民意机构”都变成了罪恶的渊薮，他的这种出尔反尔、反复无常的言行，正是一切独裁者、阴谋家的惯伎。

@笑翻江山 #52 嫖客袁世凯大罪七：窃国称帝

我们首先要搞清楚一个概念，什么叫“窃国”。

以前在君主专制时代，中国是皇帝一人的天下，所谓“家”“国”不分，像王莽，曹操，他们取代的，是刘氏一家的天下。而袁世凯想盗取的，是新成立的共和国，是天下人的天下！

常有人拿袁世凯同王莽、曹操相提并论，简直是污蔑了王莽，曹操。王莽不失为有自己抱负的改革家，曹操是统一中国北方的政治家。袁世凯是什么？一个当清朝大臣就背叛清朝，当民国总统就背叛民国的反复小人。连董卓，朱温都不如！

袁世凯成了正式大总统后仍然不满足，加快了称帝的步伐。他所采用的手段大致是四年前攘夺总统故伎的重演：即暗中指示心腹爪牙以“国家危机必须建立强固政权”为借口，上窜下跳，四出煽动；而公开他却不露声色，装出超然事外的样子，并用“毫无称帝之意”这句空话，作为搪塞一切“劝告”的手段。还指示手下精心炮制出来各种无稽之谈，诸如“上天垂象，帝星朗照”，“真龙显形”等等，哄传一时。转告杨度说：袁世凯打算让他出面组织一个推动帝制的机关。杨度与袁克定的关系十分密切，曾吹捧袁克定是当代的唐太宗李世民，而自比于谋臣房玄龄、杜如晦。本来他早已参与帝制密谋，得悉袁世凯的旨意，即串联了孙毓筠、李燮和、胡瑛、刘师培及严复，于８月１４日联名发起成立“筹安会”。孙、李、胡、刘四人都曾参加过同盟会，袁特地选定由这些人和立宪派发起筹安会不是偶然的，其目的无非是要表明恢复帝制并不是北洋一派的私意，而是全国各界共同的主张。杨度把辛亥革命以来袁世凯专制独裁所造成的民族危机，硬说成是实行民主共和的结果。他杜撰了两个完全不可信的论据，妄图证明只有实行君主制才能救中国：其一，大意是说中国人程度低，共和决不能立宪，只有君主才能立宪，与其共和而专制，不如立宪而行君主。按照杨度的论据，仿佛袁氏之所以专制是因为共和的缘故，只有奉献给袁氏以皇冠，才能换得宪法。这种逻辑自然不能使人信服。当时就有人气愤地指出，这种谬论“是犹盗劫主人，尽取其财产负之而趋，而曰吾若还为主人，必与汝分享之，宁有幸欤！”其第二个论据和古德诺的一样，也是共和国选举总统时容易发出变乱。他说：“非先除此竞争元首之弊，国家永无安宁之日，计唯有易大总统为君主，使一国元首立于绝对不可竞争之地位，庶几足以止乱。”这种言论也立刻遭到人们有力的批驳，指出：“竞争与否，乃道德之关系，非法制之关系，苟无道德，法制何足以防闲？窃恐家族之竞争，为祸尤甚于选举。”“若谓总统易位之时往往始于党争，终于战祸……则争皇帝之历史，如晋室八王之乱、明代靖难之师，昭昭在人耳目，又何以自解？而况乎君主政治残虐易逞，民不堪命，不得不铤而走险，十年一小乱，三十年一大乱，鼎革之际，杀戮尤惨 军政执法处和警察厅的警探，遍布北京城厢内外，滥施淫威。凡有出语反对帝制者，即被扣上“乱党”的帽子，逮捕治罪，搜查家宅，连坐亲属。茶馆、饭店、旅社等公共场所大都粘贴“勿谈政事，致干严究”纸条，一时竟使“共和国体之下人民，罔敢拥护共和国体”。人人“心实非之，而口又不敢不是，心口相背，率天下人以假”。

有一名叫崔启勋的警官，心怀愤懑。某日提笔信手在纸条上写道：“匹夫创共和，孙中山不愧中华先觉；总统做皇帝，袁项城真乃民国罪人。”纸条为另一警官捡得，乃投书告密。军政执法处立即将崔某捕去。不几天，经袁世凯批准处决。当囚车抵刑场时，观者如堵，崔某大声疾呼：“奉劝诸位同胞，当今之世有子弟者，千万莫教他读书，千万莫教他写字。我这是读书写字的结果！”其言词悲惨，观者多为落泪。

1915年12月13日，袁世凯在居仁堂接受百官朝贺。他身穿金光耀眼的大元帅服，面南立于龙案左上方。中下等身材，团肩巨腹，眼里闪露出不平常的诡怪的凶光。百官面北而立，战战兢兢地向他行三鞠躬礼，高呼“万岁”。礼毕，他颁发了一道禁止反对皇帝的严令，文中模仿帝王的口气说：“近以国民趋向君宪，厌弃共和”，“举国一心，势不可遏……予又何敢执己见而拂民心。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往藉所垂，于顺天逆天之故，致戒甚严。天不可见，见于民心，断非藐藐之躬所能强抑。”袁世凯把自己说成是无可逃避的天运民心所选定的人物，然而他内心却十分空虚，对革命派于１２月５日在上海所发动的武装起义犹有余悸，所以在这个申令里，又凶相毕露地威胁人民说：“因思宵小佥壬，何以蔑有？好乱之徒，谋少数党派之私权，背全体国民之公意，或造言煽惑，或勾结为奸，甘为同国之公敌，同种之莠民，在国为逆贼，在家为败子，蠹国祸家，众所共弃。国纪具在，势难姑容，予唯有执法以绳，免害良善”，最后还严令“各省文武官吏剀切晓谕，严密访查，毋稍疏忽”。这就是说，谁要反对他当皇帝，谁就是“公敌”、“莠民”、“逆贼”、“败子”，他就要把谁无情地推进血泊里。

为了取得满族王公亲贵的支持，袁世凯申令原清帝退位优待条件永不变更，将来写入宪法；又派皇室溥伦为参政院院长，代替久已不到院的黎元洪；甚至试图和清皇室联姻，把自己的小女儿嫁给废帝溥仪。洪宪帝制是袁世凯倒行逆施的顶点之日，也正是反帝制的战火燃遍全国之时。

早在筹安会出笼后仅一星期，梁启超就撰写了《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批驳杨度的《君宪救国论》，蹈瑕抵隙，不遗余力，并提了自己的答案。他列举国内外的具体事实，说明袁世凯称帝一定会垮台，落得身败名裂。袁世凯探得消息，曾派人贿赂他二十万元，说是送给他父亲的寿礼，并示意其文不可发表。他婉言谢绝，并把文章录寄袁氏。不久，袁又派人来威胁说：“君亡命已十余年，此种况味亦既饱尝，何必更自苦？”他断然回答道：“余诚老于亡命之经验家也，余宁乐此，不愿苟活于此浊恶空气中也。”[ 转自

1916年元旦，蔡锷的护国军在昆明校场誓师，发布讨袁檄文，历数袁氏“背食誓言”，“叛国称帝”等十九大罪状。这一天昆明各界人民结队游行高呼“打倒卖国贼袁世凯”！“拥护民主共和”！

1916年3月22日，袁世凯被迫撤销帝制。他做不成皇帝，回过头来想再做总统，继续实行专制独裁统治。妄想重演辛亥革命时“南北议和”的旧戏法，来结束独立各省的反抗。然而，这时的政治形势与四年前大不相同。那时袁氏戴着“赞成共和”的假面具，有极大的欺诈性，而今人们已看清这个满口仁义道德的“共和国英雄”，原来却是一个嗜血成性的专制暴君，寡廉鲜耻的卖国贼。血的教训使人们认识到要实行民主共和，必须铲除他。

独立各省断然拒绝了袁世凯提出的议和条件，一致表示非袁退位，无协商善后之余地。稍后又提出将袁世凯“驱逐至国外”和“抄没袁世凯及附逆十三人家产”等作为南北议和的条件。 全国人民反抗怒潮继续汹涌澎湃。山东、湖南、四川、江苏、陕西、安徽、江西等省接连爆发了反袁起义，迫使袁世凯安插在各地方的爪牙或赶忙改变了对袁的顺从态度，或宣布“独立”以保住自己的权位。袁世凯完全失去了对各省的控制能力。

末日的恐慌，激起袁世凯作最后的挣扎。湖南宣布独立的当天，他公布了所谓“帝制始末案”，把“撤消承认帝制申令”中的谎言又重复了一遍，并说：“即今日之反对帝制者，当日亦多在赞成之列，尤非本大总统之所能料及，此则不明不智无可讳饰者也。”袁世凯说这话的目的，一是给那些看风使舵的爪牙一点颜色看看，然而这恰恰暴露出他在众叛亲离之下一付黔驴技穷的蠢相；另外则是在人民面前把自己装扮成一个“不明不智”的受骗者，似乎他称帝是由于受人蒙蔽，以为这样足以博得舆论同情，然而人民没有再上当受骗，回答他的是更为猛烈的进攻：讨袁的电报、斥令其退位的函札，从四面八方纷至沓来。这种巨大的社会力量如“天神雷电，轰击妖怪”。袁世凯再也支撑不住了。在全国人民的唾骂声中死去。

袁世凯的一生告诉我们，倘若一个政治家只把谋求无限的权力最为唯一追求的话，会给国家和民族造成多么巨大的破坏。袁世凯虽然在朝鲜和清末新政中为中国做了一些贡献，但远远抵消不了他对中国和中国人犯下的罪过。“反复小人，窃国大盗”八个字，可作为袁世凯一生定评。

袁世凯当时错误的估计了形势，不知道共和观念早已深入人心。自从戊戌变法失败后国人对君主立宪早已绝望。他本人也没有华盛顿那样崇高的威望得到人民的拥戴。走了一步臭棋。不仅他本人身败名裂，也使中国来之不易的稳定统一遭到破坏，失去了一次绝好的发展机遇。

@笑翻江山 #52 嫖客袁世凯大罪六：特务政治

袁世凯为保护自己独裁者的权力，建立了庞大的特务网。

“京畿军政执法处”是由清末“北洋驻京营务处”于１９１２年５月改组成立的。总办先是性情残忍的陆建章，１９１４年４月由政治恶棍雷震春接任。“步军统领衙门”本来是清朝旗人控制的一个警察性质的军事机构，所辖兵士皆旗籍。步军统领主管巡捕东西南北中五营，又管京师九门门政，故又称九门提督。民国元年本拟裁撤，袁世凯认为其“足补警政所不逮”，乃托言事关旗制，遂付缓议。其后又以自己的心腹江朝宗担任统领，机构反而扩大，权力日增。“京师每有意外事，警力不敷弹压，则步军出而维持秩序。”京师一带稽查处，处长为曾参加过同盟会的王天纵。内、外城警察厅于１９１３年１月底合并，称京师警察厅，以王治馨为总监，后由吴炳湘接任。此外，还有段芝贵建立的拱卫军司令部执法处，处长为陆启荣。以上这些机关，除警察厅隶属内务部，由内务总长赵秉均管辖外，其余都听命于袁，由袁直接控制。所有这些机关都豢养秘密侦探，都有监视人和缉捕人的特权，不受法律的约束。其中“尤以京畿军政执法处为最着”。该处谚语：“错拿了不能错放”。它还有特设的监狱，任意使用各种酷刑。判罪、行刑概不公布，报袁世凯批准即可执行。滥捕滥杀，草菅人命，故有“屠人场”之称。

１９１３年镇压“二次革命”前，袁世凯对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民主派的迫害还不敢大规模地公开进行。“二次革命”失败后，民主派变为“乱党”、“暴民”，袁便毫无顾忌地发泄对他们的仇恨。按照他的旨意，特务机关一方面不断派遣刺客前往国外，企图暗杀民主派领袖孙中山等人；另一方面，各种特务警察机构对国内民主派的政治迫害发展到了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的程度。惨杀民主派人士的事件在北京和各省时有发生，而且北京比外省更为厉害。许多被捕者不经任何审讯就被处决。仅被军政执法处杀害的人即“数以千计”；其中较为著名者有：四川会党领袖张百祥，密谋刺杀袁的程泽湘，辛亥南京革命军正参谋曹锡圭，山东同盟会支部长徐镜心，四川民政长张培爵，北京《民主报》总编辑仇亮，江苏第三师旅长张秀全，南京临时政府交通部司长林逸民，湖北军政府北伐学生军队长方亚凡，辛亥山东烟台民军营长左宪章，河南革命军参谋余国桢等。

北京各监狱“收禁犯人极多，大有人满之患”，不得不分批送至保定监狱“寄禁”。长期被关押的人，身心都受到严重摧残。袁世凯对一度为他效过力的章太炎也不肯放过。１９１４年１月他下令把章幽禁于龙泉寺，以后又移至钱粮胡同。一直到袁死后，章始获自由。

在袁世凯三令五申地催促下，各省都先后成立了“军法课”、“探访局”、“绥靖处”、“军警联合会”之类的特务机关，对革命人民横加摧残。１９１３年９月黎元洪捕杀革命党人宁调元、熊樾山。次年段芝贵在湖北全省进行“清乡”，从６月至１１月破获“乱党之案百数十起”。１９１４年６月汤芗铭破坏“长沙革命党机关”，逮捕四十多人，其中二十九人被惨杀。倪嗣冲于安庆设探访局，任命王之纲为局长，人称王为“活阎王”，在两年之中竟杀害革命党人五百七十余人。１９１４年３月，龙济光派兵“清乡”，所到之处烧杀淫掳，人民逃避一空。广东人民团体代表由香港发电报给梁启超，要求他转请袁世凯制止龙军暴行。龙竟反诬人民团体“受乱党利用，破坏济军名誉”。袁不仅不肯制止，反而于３月３０日发电鼓励龙说：“该督忠勇诚朴，夙所倚重。务望拄艰危，悉心规画，以纾中央南顾之忧。”

袁世凯及其党徒指挥的庞大的特务警察网笼罩全国。一些特务为了邀功请赏或借案行诈，还捕风捉影，栽赃诬陷，制造了许多假案，使不少人遭受迫害，甚至含冤致死。湖南省邵阳中学国文教员给学生出了一个提倡民权的作文题，便被指为“乱党”，而遭枪毙。那些恭维袁世凯重视知识分子的人，对这种文字狱，又该怎样为袁世凯辩解？

@笑翻江山 #52 嫖客袁世凯大罪四：血腥镇压异己

面对宋教仁被袁世凯杀害的现实，孙中山先生毅然决定发动二次革命，武力讨袁。现在居然有些书读到狗肚子里的人居然责怪孙中山此举轻率鲁莽。他们不想想，作为总理的热门人选，曾经的同盟会三号人物宋教仁都被袁世凯暗杀了。袁世凯今日敢杀宋教仁，明日就敢杀孙中山、黄兴。而且从道义上来说，那有自己的同袍惨遭杀害，自己不起兵为他报仇呢？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奋起一博！

但是，由于力量悬殊，二次革命失败。蒋翊武等一干革命党人惨遭杀害。蒋翊武是辛亥革命功臣，1913年二次革命爆发，任鄂豫招抚使，回湖南岳州策动反袁，失败后在广西全州被捕。10月就义于桂林丽泽门外。在辛亥武昌首义时，有三位年轻人都是策动武昌起义的重要角色，对于创建民国厥功极伟。那就是名闻全国的“三武”——孙武、蒋翊武、张振武。由于他们三人的名字中有一字相同，地位也大致相当，而且又都是武昌起义的风云人物，故人们称他们为“首义三武”。

1912年8月，黎元洪假手袁世凯在北京处死了张振武。蒋翊武参与“二次革命”讨袁失败后在桂林被捕遭杀害。“首义三武”中，竟有两人死在袁世凯手中，这些推翻满清，建立共和的功臣，他们没有死在清军的枪下，反而死在袁贼的刀下，令人扼腕长叹。

袁世凯在镇压二次革命途中，唆使北洋军进行野蛮屠杀。他下令对起义者斩尽杀绝，“使无噍类”，还大肆株连，杀害无辜。仅在江西一地，就有数万无辜百姓被北洋军杀害，这是袁贼对中国人民欠下的血债！！！

镇压“二次革命”之后，袁世凯便以为“兵威既振，则国会政党不复足为轻重”。但是，他并没有立刻解散国会，这并不是由于国会在战争期间俯首听命于他，引起了他的好感，而是因为他还需要利用国会选举他为正式大总统，以便名正言顺地进行统治。

“二次革命”前，国民党议员之所以敢于对袁世凯实行“监督”，主要是由于有南方数省的地盘和军队作后盾。“二次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变得七零八落，刘揆一、孙毓筠等公开分裂出去，另组“相友会”、“政友会”之类的小组织，成为袁世凯破坏国民党的别动队。一些号称“稳健派”的国民党议员，也不敢再倡言“监督”或“法律倒袁”了。这就是某些人鼓吹的开明进步，礼贤下士的袁世凯。

@笑翻江山 #52 嫖客袁世凯大罪三：暗杀宋教仁

袁世凯效忠共和国的誓言及虚伪的姿态，增加了人们在中国实现议会民主政治的幻想。推翻清政府后，不少同盟会员认为他们多年来孜孜追究求的政治理想已经完满地实现，因此，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同盟会便开始分化。１９１２年５月，统一党，民社和国民协进会合并，组成共和党。共和党以清末立宪派为中坚，以湖北都督黎元洪为后援，成为同盟会的劲敌。

同盟会为了与共和党对抗，同年８月与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国民公党和实进会合并，改组为国民党。一切党务都由代理理事长宋教仁主持。国民党是当时的最大党派，其主要势力在广东、江西、安徽、湖南及江苏等省。为对抗国民党，袁世凯还极力笼络仍在日本的梁启超，企图利用他与同盟会往日的敌对情绪，组织政党，以便牵制国民党的力量。袁每月馈赠梁三千元，将来民主、共和两党合并后，“许助二十万”。梁则表示“非五十万不办”。尽管袁世凯千方百计地削弱国民党的力量，国民党在１９１２年底至１９１３年初的国会大选中仍然取得了胜利。在参议院和众议院两院议员中，国民党共占了三百九十二席，共和党、民主党以及由共和党分裂出来的统一党三党合起来仅占二百二十三席。这使袁世凯大为失望。国民党人却因此踌躇满志，准备利用在国会的优势，组织真正的“政党内阁”，在中国实现民主宪政，预定由宋教仁担任内阁总理。袁世凯视权力如性命。现在国民党要把它夺回去，变为束缚他独裁的工具。这使他十分气恼。更何况宋教仁是对民主宪政具有深刻研究的政治家，这种人做上内阁总理，要比唐绍仪更可怕。在权力发生危机的时刻，袁氏从来主动出击，不择手段。他立即通过特工头目洪述祖，传令应夔丞制造了一桩震动全国的大血案。

１９１３年春，宋教仁在湖南、湖北、安徽、江苏等省旅行后抵达上海。３月２０日夜，由上海启程打算返回北京，当他刚刚走进火车站，就被应夔丞所收买的兵痞武士英用枪击伤，伤势十分严重，延至２２日即逝世，终年仅三十一岁。宋教仁对袁世凯的本质始终缺乏认识，临终前，他还给袁世凯发了一个电报，既悲愤又沉痛地说：“伏冀大总统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会得确定不拔之宪法，则虽死之日犹生之年。” 袁世凯得到宋教仁被刺的消息，满心高兴，表面上却装出十分惊讶的样子说：“竟有这种事吗？快拿电报来！”看过电报，又故作痛惜地说道：“国民党失去钝初，少了一个大主脑，以后越难办事了。”他接边给程德全发了两个电报：一、命令“迅缉真凶，穷追主名，务得确情，按法严办”，并假惺惺地谴责暗杀之风；二、派兵对革命党人黄兴等“妥为保护，以昭慎重”。同时，他凭空捏造了国民党内部倾轧的谣言，授意御用报纸广为传播，妄图以假乱真，转移视线。暗杀宋教仁的地点，特地选在“十里洋场”的上海，这里又是国民党的大本营，袁世凯满以为经过如此一番布置，宋案查不出结果，国民党领导人之间将互相猜疑，陷于分裂。不仅政党内阁将化为乌有，从此国民党也会一蹶不振，不能再和自己为敌了。

然而，事出袁世凯的意料，２３日有一个古董商向上海租界捕房报告说：一星期前，他到应夔丞家里兜售古董字画，应拿出一张照片来，叫他把照片上的那个人杀掉，许给一千元。他拒绝承担这件事。今天，他在报上看到宋教仁的照片，正是应叫他暗杀的对象。捕房根据这个线索，当天逮捕了应夔丞，次日正凶武士英也落网，而且从应家中搜出五响手枪一支，应与洪述祖、赵秉钧往来密电本和函电多件。

在孙中山和黄兴的强烈要求下，程德全被迫于４月２６日将查获的证据向全国公布，其中最重要的函电有以下各件：３月１３日，应致洪述祖函：“民立记初在宁之演说词，读之即知其近来之势力及趋向所在矣。事关大局，欲为釜底抽薪法，若不去宋，非特生出无穷是非，恐大局必为扰乱。”

同一天洪述祖致应电：“毁宋酬勋，相度机宜，妥筹办理。”

３月１４日，应回洪寒电：“梁山匪魁（指宋）四出扰乱，危险实甚，已发紧急命令，设法剿捕之，转呈候示。”

３月１８日，洪述祖致应电：“寒电立即照办”。次日又电催：“事速照行”。

３月２１日凌晨两点，即武士英刺宋后四小时，应致洪述祖号电：“二十四分钟所发急令已达，请先呈报。”同日又发个电：“号电谅悉，匪魁已灭，我军无一伤亡，堪慰。望转呈。”

３月２３日，洪述祖致应函：“号、个两电悉，不再另复，鄙人于４月７日到沪。”

这些证据一公布，宋案真相大白。

@笑翻江山 #52 嫖客袁世凯大罪二：投机革命

因为袁世凯的告密，光绪深恨袁世凯。宣统继位后，摄政王载沣将袁世凯罢官。但是，武昌起义爆发后。因为清廷没有其它合适的人才，载沣被迫重新起用袁世凯，任命袁世凯为湖广总督，“并督办剿抚事宜”。２７日，清廷发下四道上谕：一、调昌“回京供职”；二、授袁世凯为钦差大臣，“所有赴援之海陆军并长江水师，暨此次派出各项军队，均归该大臣节制调遣”，并保证“此次湖北军务，军谘府、陆军部不为遥制，以一事权”；三、拨出内帑银一百万两为湖北军费；四、第一军交冯国璋统率，第二军由段祺瑞接任总统。这样湖北前线的军权便完全转到袁党手里。袁世凯自己则于10月30日自彰德南下，进驻湖北孝感，亲自督促北洋军猛攻汉口，11月1日北洋军攻入汉口，焚烧三昼夜，肆行抢劫、屠杀。“自桥口至蔡家巷，统计不下数万家。该处为汉口最繁盛之区，其间财产都系二十一省客民居多，乃均一焚无遗。且伤者伤，死者死，凡老幼妇女被枪毙焚烧者，殆不可数计”。

后来袁世凯看到各省纷纷起义，便决心以革命党的力量压清廷退位，同时亦以让清廷覆没的条件诱惑革命党，用两面派的手法来为自己谋求中国的最高权力。古人云：“食君之禄，忠君之事。”袁世凯这一行为无疑不符合中国传统文化要求。袁世凯一手向南方革命党人大摇其“和平”的橄榄枝，**取总统职位；另一只手却紧握屠刀，肆意杀戮北方各省革命党人，以巩固自己的地盘。他想万一和议不成，亦可据北方数省，与革命军对抗。关于这一点，阮忠枢奉命转告各地爪牙的密信说得最清楚。他说：“蒿目四顾，棘手尚多……目前要义，当在保持地方秩序，固结军人团体，联合各界感情，增长北方实力，最为当务之急。”纾紟矠袁世凯利用双方“全面停战”的时机，“将北方诸省爱国志士，悉加以土匪之名”，纾纺矠进行血腥镇压。１２月中下旬，曹锟、卢永祥率第三镇进攻山西，占娘子关，陷太原，又分兵掠晋南雁北，张锡銮出任山西巡抚。同时，齐耀琳接替宝为河南巡抚，下令搜捕革命党，于开封捕杀同盟会员张锺瑞等十一人。

有人因为是袁世凯逼清廷退位的，居然恬不知耻的说袁世凯对辛亥革命有功。简直是狗屁不通，照这样的逻辑，慈禧把清朝搞得奄奄一息，是不是对革命更有功了？历史上有很多相似的例子，例如赵高曾把秦朝元气大为损伤，难道赵高也是大汉开国功臣？

@笑翻江山 #52 洪宪余孽别狡辩了，铁证如山--窃国大盗袁世凯的七大罪。 袁世凯（1859年—1916年），字慰亭（又作慰廷），号容庵、洗心亭主人。北洋军阀统领，天生反骨，三姓家奴，屡次卖主求荣，出卖国土主权，曾因卖主叛国给削职为民，靠妓女相好卖肉钱过日子。生于河南周口项城，葬于河南安阳。

@笑翻江山 #52 嫖客袁世凯大罪一：出卖维新派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闰五月，袁世凯把康有为的“万言书”递交到督办军务处，并参加强学会。二十四年（1898年）七月，变法运动达到高潮，袁世凯派徐世昌到北京与维新派联系。光绪帝接受了维新派“抚袁以备不测”的主张，召见握有重兵的袁世凯，特赏候补侍郎，专办练兵事务。八月初三日晨，康有为、谭嗣同等接到光绪帝求救和催促康有为离京的密诏，当晚，谭嗣同密访袁世凯余法华寺，要求他杀荣禄，除旧党，助行新政。袁当面一口答应，并慷慨激昂地说“诛荣禄如杀一狗耳”。事后，经过反复权衡，认为维新派实力有限，难成大事，遂立即返回天津，向荣禄告密。慈禧囚禁光绪帝，捕杀谭嗣同等“六君子”，戊戌变法失败。袁世凯因此取得荣禄等的信任，从此进一步飞黄腾达。

有人现在想为袁世凯翻案，却不知袁世凯自己在《戊戌日记》已经坦白是自己告的密，梁启超在《谭嗣同传》里面，亦明确指出谭嗣同之死是袁世凯这个卑鄙小人一手造成的。戊戌变法的失败，使中国从体制内改革的希望彻底断送，中国只能走上暴力革命这条道路。做为顽固派代表的慈禧固然要负主要责任，但做为帮凶的袁世凯亦难辞其咎！

嫖客袁世凯：朕来了，洪宪余孽众爱卿呢？

@笑翻江山 #46 宋教仁，是湖南常德人。他是近代民主革命家，为中国民主宪政而献身，被称为“中国宪政之父”。

1902年，只有20岁的宋教仁就有着推翻帝制的思想。两年后，他与与黄兴，陈天华等人在长沙建立了华兴会，黄兴为会长，宋教仁副会长。他们提出著名“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后来发动长沙反清起义流产，宋教仁跑去了日本。

在日本期间，宋教仁就读于东京法政大学。他一面潜心研究西方议会政治制度，一方面进行革命宣传。次年（1905），他参加了同盟会。后来，宋教仁回国后以上海为中心，积极宣传革命思想，为武昌起义打下一定的思想基础。 1912年，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宋教仁根据当时国内外形势，协助孙中山一系列法令。

袁世凯窃取了辛亥革命的果实后，实行独裁专制，新成立的共和制政权面临危机。宋教仁四处演讲，传播民主宪政思想。他要建立责任内阁制，以议会政治的方式限制袁世凯的权力，破坏其独断专制，从而建立一个共和国。

1913年初国会议员选举中，国民党获得压倒性的多数。这与宋教仁的宣传功绩分不开，但是他也因此深为袁世凯忌恨。袁世凯以重金美色贿赂他，劝他放弃自己的主张。宋教仁义正言辞的拒绝袁世凯。宋教仁的影响严重超出了袁世凯控制，袁世凯害怕了，于是他派出杀手暗杀。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遭到暗杀，救治无效，3月22日离开了人世。

@笑翻江山 #46 中国人的眼睛是雪亮的

@笑翻江山 #46 洪宪余孽们的无中生有洗地手法果然屌，朕给你一百分。不过大清溥仪帝，也好像有话要对你们这些洪宪余孽专业洗地党渣渣说：

@笑翻江山 #46 @笑翻江山 #42 现在的中共统治方式完全效法嫖客袁世凯，就差习称帝这一点了。你们洪宪余孽应该高兴才对，袁世凯没能做到的事，中共有可能在习任上替嫖客袁世凯完成了你们洪宪余孽复辟皇权帝制家天下的心愿。

@笑翻江山 #42 为什么说袁世凯是窃国大盗？洪宪余孽别翻案了，一点都不冤枉！ 袁世凯这个人，在历史上是褒贬不一的。有人说他窃取了辛亥革命的果实，复辟帝制，是一个十足的窃国大盗。又有人说，袁世凯其实是有功的，他至少让清末的政权交替和平进行了。 小知识：1912年2月14日，仅仅做了45天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向参议院递交了辞呈，成为中华民国历史上任期最短的总统。孙中山此次主动下野，是为了兑现一个承诺：如果袁世凯能劝清帝退位，他就让出总统之位。

有人以袁世凯的功劳，为其翻案。认为对袁世凯的“窃国大盗”的帽子，有失公允。事实上，专家说，说袁世凯是窃国大盗一点也不冤枉。翻案实在是一种不可理喻的行为。

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很简单，且不说袁世凯拥兵自重迫使孙中山先生放弃大总统的职位。最重要的是，袁世凯之所以会被称为窃国大盗。不仅仅是因为他迫使孙先生放弃大总统一职，自己当上了大总统。

还在于，袁世凯直接阻断了中国的宪政进程。要知道，中国原本可以避免北洋政府那种军阀混战的政治局面，像美国立国那样进行民主宪政的。

当袁世凯当上总统后，北洋政府就要开始着手举行内阁的选举了。当时，由于国民党获得的席位最多。所以，袁世凯很担心国民党赢得选举，威胁到自己的统治。便下黑手暗杀了宋教仁。

其实，如果当时袁世凯能够合理利用自己的声望、政治资本来与国民党一同开展宪政的竞选，袁世凯也不至于会被国民党给挤下来。只可惜，火车站的一声枪响，终结了中国的民主宪政进程。

@笑翻江山 #35

本书堪称梁启超辞世83年来最为详尽、客观的传记。本报特精选部分章节，以飨读者。

实际上，自戊申（1908年）以来，倒袁就成为康梁的主要目标。康有为在写给梁启超和麦孟华的信中说：“今先其大者，自以倒劭（指袁世凯）为先。”他们所担心的是，如果袁世凯在朝中掌权，那么，开放党禁将遥遥无期，他们也就不可能结束海外流亡生活，回国参加正在蓬勃兴起的立宪运动，从而丧失与其他政治力量竞争的机会。事实证明，他们的担心是有道理的。

时隔不久，问题就发生了。梁启超推动创建的政闻社于年初迁回上海，并在国内发起了声势浩大的要求速开国会的请愿运动。慈禧虽然迫于形势压力宣布预备立宪，但实际上并无改革的诚意，一旦威胁到自己和满洲贵族的权利，她就要出手打压，绝不手软。所以，六七月间，清政府借口政闻社社员、法部主事陈景仁发电攻击考察宪政大臣于式枚，下令查禁了政闻社。在这件事上，袁世凯又做得不够光明磊落。庚子（1900年）事变之后，他一直想为自己争得一点维新、进步的名声，对立宪、改革也表现得很积极。但他有他的打算，他的出发点只是保住自己的权势，限制满洲权贵的权势。他并不希望真的实行国会制度，更不希望康梁回国，成为他的竞争对手。于是，他告诉慈禧，政闻社背后是梁启超在主持，他才是政闻社的发起人。慈禧闻其言而大怒，才有了将陈景仁革职、查禁政闻社两道上谕。这件事更加深了梁启超对袁世凯的仇恨。

庚戌年（1910年）夏秋间，国内立宪派发起一场开放党禁运动。所谓开放党禁，主要是指赦免康有为、梁启超等戊戌党人，但也兼及孙中山等革命党。当时，康、梁采取了多管齐下的策略，潘之博、麦孟华、长寿卿负责运动载涛、载洵、善耆等几个王公权贵，徐佛苏、黄与之、侯延爽负责运动国会请愿代表，罗杰、方还二人在资政院提出议案，御史赵熙、温世霖等人也相继上奏。（《梁启超年谱长编》，515页）但经过各方面几个月的努力，他们并未得到预想的结果。

何擎一宣统三年（1911年）一月十九日给梁启超的一封信总结了原因：“顷宪子（伍庄，字宪子）自都来，言反对吾党者甚多，单刀直入，以金钱运动宫闱及老吉者，土头也……日前周公（指载沣）向龙寓（指隆裕太后）提议此事，答曰：非此二人（指康梁），先帝何至十年受苦？此言必有所受之也。”（同上，528页）这里特别提到了袁世凯“以金钱运动宫闱及老吉”，虽说他早已被清廷罢斥，免去了一切职务，息影于彰德洹水（安阳河），做出一种“洹上垂钓”的假象，其实，他一直通过徐世昌等人，暗中窥测朝廷的动向，干涉朝政。所以，开放党禁运动一发生，就遭到了他的阻挠。何擎一信中提到的“土头”，就是袁世凯，而他以金钱运动的人，第一个就是庆亲王奕劻，所谓老吉者是也。

@笑翻江山 #39 **洪宪余孽，人人得而诛之。**不管粉红改良派还是革命党人，欲成大业，必先远离洪宪余孽。中国民主化路上要想取得成功，一定要先消灭皇权遗毒洪宪帝制野心家。

@笑翻江山 #35 中国政治野心家的独裁教父：不听话就收拾，嫖客袁世凯教你如何整“媒体”1911年武昌起义开始，全国报纸由一百多家猛增至五百多家。不看其他，就看这个数字，便足以看出当时报刊的发展是何等的兴旺，而这段时间在新闻史上也称其为“报界的黄金时代”。

全国上下，参差不齐的大小报刊间，互相竞争是免不了的。而新闻的命根就在“新”，谁占领了消息的最前沿，谁的报纸自然就会买的好，谁就能赢。所以，由于此时的报纸彼此间的竞争，先后出现了“早刊”、“晚刊”等形式，可谓花样叠出；更有甚者，每每接到电报之后便立即刊印，称之为“号外”。这种新闻传播的效率，在那样的社会环境下，着实快的让人汗颜。在当时各报馆的竞争中，由于观点、立场的不同，经常出现彼此殴打，砸毁报馆之事，实在有些不可思议。“新闻自由”在当时可谓如日中天。

就在这一切都生机勃勃之时，袁世凯上台了。要知道袁世凯为何要苦心积虑的逼退皇帝来帮助“革命”，目的很明显，就是为了自己当皇帝。而此时的报人多是向往民主，号召共和之人，这与袁世凯的初衷产生了很大的出入。

有了出入，就得治；你不听话，我就打。

袁世凯的路线是很“清晰”的，只要不听话，就收拾。在北京捣了《中央新闻》，在天津，直接收拾了报馆《民意报》。之前被逼参加辛亥革命，后来身居副总统的黎元洪收拾报馆更是“自成一家”。《大江报》的主编凌大同让黎元洪扣上“专取无政府主义”的名头被斩，《大江报》随即被封。继而《民新报》、《民听报》、《群报》、《帝民报》、《民哭报》、《民言报》等也都被相继查封，手段很是厉害。福州当时有份《民心日报》的刊物，因揭露了当地官员的不法行为，也被查封，发行人被下令“通缉”。在湖南，《大汉民报》因对军人批评了两句，立马就被捣毁。在四川，风头同样丝毫不弱。《蜀报》的记者朱山因一个“企图炮轰都督府”的罪名被砍头。如此“莫须有”的罪名也是其草菅人命的手段，足见之狰狞面貌。当然《蜀报》跟着被封是必然的。其后《四川公报》、《中华民国报》、《蜀醒报》也相继被捣毁，查封。《中国日报》的记者黄世仲因对政府不满，陈炯明就将其杀害。《公言报》、《佗城报》为黄世仲说了两句话，发行人陈听香就付出了生命代价。凡此种种，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不知一时有多少此类事件发生，人未死，报未封者，实在是极少数中的幸运者。举国上下的报人，无不个个提心吊胆，如履薄冰。可这并不是袁世凯的最强手段，狠的还再后面。

1912年末到1913年初，在国会参众两议院的选举中，宋教仁皆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这也就是在向袁世凯初到手中的大权发起挑战，袁世凯怎能罢休。

在这里，不得不说，革命党人动手的速度也实在太快了。袁世凯手握重兵，你让他只干不足一年的总统，实在有些不切实际。再说，此人也不是什么君子，而是十足的小人，惹他根本就是自找苦吃。袁世凯怎么能忍受一伙“秀才”来势汹汹的夺自己的大权。

1913年，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被暗杀，这就是有名的“宋教仁案”。此之后，袁世凯打了一套组合拳，将好几位国民党员都督撤职，并派兵南下，镇压“二次革命”，将举国实权握在手中。

如此的参天大案，成为舆论焦点是很正常的。但是，面对之前袁世凯的淫威，对所有的报人来说都有些心无余悸。但很快，宋教仁案还是被报刊揭露出来。因为此时还有很多的革命报人，任你怎样淫威，他就是不吃你那一套。在案发次日，国民党元老于右任所办的《民立报》就大篇幅的报道了此案，而且在接下来的几日里连篇累牍的报道，将宋教仁一案给大众可谓是交代的一清二楚。继《民立报》之后，《中华日报》刊出了《强盗政府》的社论，同时频发讨袁大军的号外，倒袁的呼声在民国的舆论界，一时风云迭起。甚至在广州出现了专门针对袁世凯的《讨袁报》，很多的报纸都发出了讨袁专刊。使得正在镇压“二次革命”的袁世凯，后院起了大火。但最后“二次革命”还是败了，袁世凯靠着强大的北洋军阀取得了胜利。

取得胜利的袁世凯，立刻就把矛头指向报界。

一场面对全国的报界的大扫荡拉开了帷幕。一时间，北京、天津、武汉、广州、成都、福州、南昌、开封凡是国民党的报刊全部被查封。很多在租界内出版的报刊例如《民权报》、《民立报》、《民强报》等虽不能直接查封，但是禁止其在租界之外发行。连一些平时给他颂功德的报刊例如《民治报》、《公论报》等也被查封。报人丁宝臣在一篇评论中写到“军人为国家卖命，非为个人卖命”的话，就被冠以“迹近通匪，煽惑军心”之罪被枪杀。报人敖瘦蝉因为宋教仁写了一幅挽联（目中竟无拿破仑，宜公先死；地下如逢张振武，说我就来），也被杀害。一时间全国冤狱不知兴起多少。

后来统计，经过此番“整顿”之后，全国只剩下139家报刊。与之前比，三分之二的报馆被封，大量的报人被杀。笔杆子再硬，只能奔走呼叫，枪杆子则可直接要尔性命。野蛮总会在遭遇中战胜文明。

这场空前绝后的报界灾难发生在农历癸丑年，史称“癸丑报灾”。袁世凯的枪确实厉害，这此的运动已经不是杀鸡给猴看了，而是鸡、猴都要杀。全国的报馆被袁世凯的网大撒了一遍，独留下些许漏网之鱼。表面上看来，袁世凯确实获胜，但却是他覆灭的祸根。一场运动，就将举国之人心尽失，何谈他“逆天而行”的大计。

着实是他狠狠的整了媒体，到头来却也着实的整了他自己。

@笑翻江山 #35 @笑翻江山 #35 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宣布接受帝位， 推翻共和，复辟帝制，并下令废除民国纪元，改民国5年（1916年）为“洪宪元年”，史称“洪宪帝制”。

@笑翻江山 #33 洪宪余孽， 悄悄的告诉你：你主子老婆母仪天下的皇后是个鸡。O(∩_∩)O~

@刘慈欣 #18 洪宪余孽只想窃取政权自己称皇称帝，洪宪余孽嫖客袁世凯的主义理想，除了称帝外，中共都做到了。洪宪余孽就是中共的同路人

@摇茅 #44

李佳芬贵妇炒房团炒房动用的资本都是亿来亿去的，李日贵家族分家的时候，李日贵的弟弟怀疑李佳芬老爸截取了近10亿现金流没拿出来分，李日贵选云林议员的时候，他弟弟每次都故意找人出来对选恶心他。国瑜草包选高雄市长时净赚进帐2000万，说做市长后全捐了，到现在还没动静。台湾媒体天天爆光他家是墅民总统，一瓶矿泉水1000万。选总统两大草包战法：一毛不拔，回家睡觉。民调都烂成这样了，还有穷韩粉拿保命钱来捐给土豪他。

@摇茅 #45 事实和雄辨根本是伪对立，重要是受众的知识，认知水平选择相信什么。普世价值有人信，帝制野心家大搞家天下也一样有信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