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凱君主立憲制的失敗嘗試 稱帝之舉堪稱袁氏政治生涯中所犯之最大錯誤。據袁世凱的秘書張一麐回憶,一九一六年三月二十二日,袁世凱在稱帝八十三天後發現此舉不得人心,將其召到總統府起草撤銷帝制的文告。
袁世凱對張一麐說:「我糊塗,沒能聽你的話,以至於此。」
張回答說:「這件事你是被小人蒙蔽了。」
袁不愧為敢作敢當、敢於承擔責任的領袖,失敗就是失敗,錯誤就是錯誤,他總結說:「這件事是我自己不好,不能怪罪別人。……有國士在前,而不能聽從其諫勸,吾甚恥之。……總之,我歷事時多,讀書時少,咎由自取,不必怨人。」對比崇禎皇帝諉過他人的「君非亡國之君,臣是亡國之臣」的名言,袁世凱顯得光明磊落、謙卑自省。
袁世凱並非獨裁者,其人品也遠高於孫文、蔣介石和毛澤東這些真正的獨裁者。袁稱帝,是看到民國初年政局混亂,認為實行兩千年帝制的中國,驟然引入共和體制未必妥當,或許像英國和日本那樣的君主立憲更適合中國國情。他要當的只是憲政之下的君王,而不是一人獨裁的君主。人們不能一看到「皇帝」這個名詞就產生厭惡之情,沒有皇帝的政權未必就能實行民主——蔣介石和毛澤東無皇帝之名而有皇帝之實,國民黨政權和共產黨政權對民眾自由與人權保障,比得上袁世凱時代嗎?
袁世凱君主立憲的想法來自於美國顧問古德諾(Frank Johnson Goodnow)。古德諾因提倡君主立憲更適合中國,遭到國共兩黨和左派知識分子的百般辱罵。其實,古氏為美國公共行政與市政學的奠基人和權威,著有《政治與行政》等專書,對十九、二十世紀之交美國市政管理體制改革運動有重要影響。
古德諾來華擔任民國政府憲法顧問,經過調研之後指出,中國的當務之急是建立一個強固政府,維持政局穩定,以改良財政、修明法制、釐訂政府與人民的法律關係。他認為,中國的國情類似法國而迥異於美國,中國不宜學習美國而應當學習法國,若干年後,「民國如採用法制(法國式內閣制)或較為有益。」但當下百廢待興,西方現代政治制度及其抽象原則對於中國人來說毫無意義,在中國建立共和制只不過是一場夢,中國實行總統集權和負責制會有「更令人滿意的結果」。古德諾給袁世凱上了一篇意見書,建議說:在中國這樣一個毫無代議制經驗的國家裡實踐代議制,短時期內難望有成效,因此民國國會目前只應作為諮詢機構。
在洪憲帝制的高潮期,古德諾發表長文《共和與君主論》,認為君主制最大好處即在於權力交接時不致引起動亂,從而保證政治穩定。文中稱:
中國數千年以來受制於君主獨裁之政治,學校闕如,大多數之人民智識不甚高尚,而政府之動作彼輩絕不與聞,故無研究政治之能力。四年以前由專制一變而為共和,此誠太驟之舉動,難望有良好之結果者也。
古氏的結論是:「中國如用君主制,較共和制為宜,此殆無可疑者也。」古德諾晚年的封筆之作為一九二六年出版的《解析中國》一書。他並未因袁世凱君主立憲嘗試的失敗而放棄自己的觀點。他將近代中國政治變革的挫折歸罪於戊戌變法及辛亥革命的「激進」,而對晚清「立憲」因辛亥革命而中斷深覺惋惜,稱若非革命,中國到一九一七年就可能建成具有一定的有限君主制性質的代議政體。最後,他寄希望於中國社會各方面的整體性進步,包括經濟發展、科學普及、家族觀念的淡化等,由此將可逐步走向憲政,逐步實現真正的共和制度。
古德諾來華服務時間只有一年多時間,但他對袁世凱影響頗大。袁世凱未必具備美國國父華盛頓、富蘭克林、麥迪遜們的崇高品質和清晰理念,但他至少不是草菅人命的暴君,而是宅心仁厚的君子。對於反對者,他從未痛下殺手。孫文、章太炎等人,他可以殺之而不殺;蔡鍔一起兵,他就約束部下,停止內戰,不願傷及無辜。對照蔣毛之殺人如麻,何止天淵之別?
日本學者岡本隆司指出,讓袁世凱擔任大總統時百般苦惱、並促成失敗的原因,是南北對立。自武昌起義起形成的對立趨勢,在首都為總統府與參議院的對立、在全國則是北京與各省的對立,辛亥革命後雖然改變了型態,卻依舊持續。表面上是主義、主張的對立,是政府、政局上的紛爭以及軍事上壓迫與抵抗,然而本質上卻有更深的歷史脈絡:不論是辛亥革命、「二次革命」還是「三次革命」(護國戰爭),反抗北京並脫離中央形成各省分立的局面,都是如出一轍的,這是十九世紀末的戊戌變法、「東南互保」就開始的趨勢。
弔詭的是,如此情勢的開端,袁世凱本人是始作俑者之一。袁世凱培育、掌控了中國最精銳的軍隊,並將其納入自身的資本,這也是依循李鴻章時代以來「督撫權重」的體制才能做到的。然而,當袁世凱取代清廷成為中華民國大總統、執掌中樞之後,由於身份的變化,他不得不以「今日之袁世凱」(總統、皇帝)反對「昨日之袁世凱」(很多像擔任直隸總督時代的袁世凱那樣的地方強人)。他以北京、中央的立場來強化體制權力,也因此演變為與地方對峙、北京孤立的情勢。
袁世凱擊敗「二次革命」的孫文一黨,是因為得到外國借款而軍費充沛,以及革命黨力量分散、準備不足,這場虎頭蛇尾的戰爭依然延續了清末以來「洋人的朝廷」之結構——藉外國之力來壓迫地方。但袁世凱被「三次革命」(護國戰爭)擊敗,使得他死後北京淪為不受地方遵從的中央政府,也就是「失去地方的中央」。此後數十年的中央政府(無論是北京政府還是南京政府)都處在國內很多省份不受其管轄,僅有外國予以認可的奇妙局面。有若干地方省份通過與外國直接的交流而深化了經濟成長,降低了對中央和其他地區對依賴,更足以建立其自給自足的財政、軍事運作。岡本隆司指出,這就是袁世凱的悲劇所在:
袁世凱對於這樣的中央、地方關係之來歷、趨勢、實際情況,究竟瞭解多少呢?從他的言行來看,似乎是被侷限在西式的立憲制及近代國家概念裡,而無法洞察全貌之結構、動態。不過說穿了,並非只有袁世凱有這樣的問題,當時幾乎所有檯面上的人物,都沒有例外。從這一角度來看,他的施政無法讓中央與地方有效地結合,而是引發了反目與抗爭,也是必然的結果了。
在此意義上,袁世凱的失敗的遺產仍然有參考價值。國民黨和共產黨雖然致力於國家整合(國民黨未能完成而共產黨完成了),但使用的工具卻是共產極權主義意識形態。與之相比,袁世凱的失敗反倒是另一種成功,他至少沒有將中國變成「動物農莊」或「一九八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