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而已 #7 狗的确是这样的，到处找主子，示范得不错。

@白衣长风 #28 你啊，粗口，玩粪，一革命痞子而已。

袁世凯清兵始，有战功，受重用，当过“朝鲜王”，官至常委级，总理大臣。给大清开的药方是——“明年即開國會、組織責任內閣、寬容參與此次事件的諸人、解除黨禁（可惜，一百多年後，中國仍未實現解除黨禁）”。请了个美国宪政专家作政体设计。“在法律建設上，袁世凱大力提拔、舉薦和重用新式法律人才，改革和完善近代司法制度，對引進西律、修訂舊律，加強中國法制現代化起到重要作用。”

你想想看，如果再出现个李世凯，张世凯…，仿效下，逼个这包那包退位，是不是比痞子革命要好。顺便再告诉下你搞武昌首义的，实则是清兵，武装军队反叛。

就这见识，姿势水平也就只能爱爱国，把黨国当母亲了。

去爱国吧，又不稀罕，四，五岁幼儿园的小朋友都会。

呵呵。

@edwinjjjj #36 无论如何，对人性都要充满光明，充满爱。不然，生命会没了意义，活着会成了苦难，性欲都没了。：)

文：余杰 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17428

國共兩黨的官方史家都不約而同地認為，袁世凱「竊取」了首任中華民國總統的職位和辛亥革命的果實。但事實是：南北雙方有約在先，若清帝和平退位，則由袁出任總統，袁是唯一南北方、各階層都接受的國家元首，並非袁逼孫文讓位。而且，南方違背南北和談的約定，單方面成立南京臨時政府，這個政府本身就是非法的。其次，孫文當時審時度勢，承認南方的軍事力量不如北方，而且在英國的運作之下，孫文失去了從日本借款作為軍費繼續「北伐」的可能性，所以只好辭職認輸。表面上，孫文對袁的功績和才能大加稱讚，視袁為當然的總統人選，在致袁的賀電中，孫文承認「民國大定，選舉得人」之事實。

一九一二年二月十五日，臨時大總統選舉會召開，南京參議院十七省代表投票，每省一票，袁世凱以全票當選。參議院在致袁世凱的電報中說：「查世界歷史，選舉大總統，滿場一致者，只華盛頓一人。公為再見。同人深幸公為世界之第二華盛頓，我中華民國之第一之偉業，共和之幸福，實基此日。」在前一年年末，同一個機構推舉孫文為臨時大總統時，孫文只得到十六票，另有一票投給黃興。袁世凱繼任為大總統，在程序上完全合法，「世界之第二華盛頓」的讚譽不是空穴來風。

退一步講，縱然根據中國古老的政治法則，袁世凱同樣獲得延續清政權的合法性。在宣統帝的退位詔書中，有「即由袁世凱以全權組織臨時共和政府」字樣，某種意義上就是清帝將權力「禪讓」給袁世凱。

當時，報導中國問題最具國際影響力的澳大利亞記者莫理循（George Ernest Morrison）對袁世凱的評價相當正面：「這個領導人具備絕對權威，在世界有影響，以英國式的資本主義政治、經濟、文化、外交為其指導方針，能夠把中國引領向強大、光明的未來。」美國歷史學家史景遷（Jonathan Dermot Spence）在《追尋現代中國》一書中指出，辛亥革命後「社會秩序的恢復，有賴袁世凱將北洋軍與同盟會和南京的革命力量結合在一起，也仰賴袁世凱以立憲程序，將新軍和各省的議會結合成全國性的政體。」套用曹操的名言，「設使國家無有孤，不知當幾人稱帝，幾人稱王」，袁世凱也有資格可以說——若沒有我袁某，此刻不知會有多少家「家破」，多少人「人亡」。

袁世凱就任中華民國總統後，開放黨禁、保障人權、學術獨立、言論自由，中國政治和思想上出現自春秋以來第二個「百家爭鳴」時期。北京政府確立私有產權制，在經濟上推行自由經濟，使中國經濟出現了一個蓬勃發展的「黃金時代」。

袁世凱不是親日派，從未簽署《二十一條》 早在梁啓超為學生蔡鍔的「護國軍」起草討袁檄文時，就指出袁世凱簽署《二十一條》是賣國行徑。這是康梁對袁世凱的栽贓——早在戊戌變法失敗的時候，康梁就編造了譚嗣同遊說袁世凱發兵包圍頤和園並軟禁慈禧太后、袁世凱向慈禧太后告密的謠言，史家已經考證，此事根本不可能發生。而袁世凱乃至整個北洋系，都是反日的，北洋之建立，主要就是對抗日本。

關於《二十一條》的歷史事實是：從一九一五年二月二日開始、歷時一百零五天，袁世凱政府與日本艱難談判，往返二十五個回合，採取拖延戰術，利用英美各國向日本施壓，也以中國反日民意為支撐，部分遏制了日本的蠶食鯨吞之企圖，是弱國外交取得的最大成果。

袁世凱早年出使朝鮮，宛如朝鮮的太上皇，一手主導朝鮮推動近代化改革，但因作風過於強勢，遭致朝鮮朝野的怨恨。在日清甲午戰爭爆發前夕，袁世凱被迫離開朝鮮，眼睜睜地看著朝鮮落入日本手中，以及此後北洋艦隊灰飛煙滅。袁世凱對日本非常痛恨，他絕非親日分子。日本與袁商談「二十一條」，從未拿出支持袁稱帝為條件。恰恰相反，袁稱帝失敗很大的一個原因，乃是日本的反對。

當時，日本駐華公使日置益拿來威脅袁世凱的，居然是流亡日本的革命黨：「中國革命黨與日本在野人士過從甚密，勢力甚大，倘袁總統不表示友好，則日本政府實難控制革命黨不在中國行事。」確實，孫文等流亡者為在反袁上得到日方大力支持，早已向日本提出割讓滿洲和山東的建議。

五月七日，日本發出最後通牒、調兵遣將，在五月九日期限的最後一刻，袁世凱及北洋政府接受了《二十一條》中的十二條，其他關鍵部分被刪除。即便是接受的部分，如有關山東和滿洲的條款，簽訂的條件與原先提出的大為不同，不是「留待日後磋商」，就是加進限制條件。五月二十五日，在簽訂《中日民四條約》後，袁世凱召集政府要員開會，通告此事並告知原因：我國雖弱，苟侵及我主權，束縛我內政，如第五條所列者，我必誓死力拒。外交部恪守我的指示，堅拒到底，盡了最大之力……如今日人最後通牒已將第五條撤回，凡侵主權及自居優越各條亦盡力修改，並正式聲明將來膠州灣歸還中國。在南滿雖有居住權但須服從警察法令及課稅各條亦與中國人一律。因此，與初案相比已挽回許多……我國國力未充，目前尚難以兵戎相見。故權衡利害而不得不接受日本之最後通牒，是何等痛心，何等恥辱！……經此大難之後，大家務必認此次接受日本要求為奇恥大辱，本臥薪嚐膽之精神，做奮發有為之事業。舉凡軍事、政治、外交、財政，力求刷新，預定計劃，定年限，下決心，群策群力，期達目的……希望埋頭十年，與日本抬頭相見。

對比孫文主動向日本提出條件超過《二十一條》的賣國協議，毛澤東六次感謝日本發動侵華戰爭才使其奪取政權，袁世凱難道不是真正的愛國者嗎？

據自始至終參與對日交涉的外交部次長曹汝霖晚年回憶：「日本此次提出《二十一條》，包羅萬象，集眾大成，勢力由東北、內蒙以至閔、浙，權利由建鐵路、開礦產以至於開商埠、內地雜居，甚至第五項要求政府機關設立日本顧問，兩國用同一軍械，警察由日本訓練，小學用日本教師，日本僧人到內地傳教，凡此苛刻條件，思以雷霆之壓力，一鼓而使我屈服。若使隨其所欲，直可亡國。幸我府院一心，內外協力，得此結果，亦是國家之福。世人不察，混稱《二十一條》辱國條件，一若會議時已全部承認者，不知《二十一條》中之第五項各條不但辱國，且有亡國可能，已堅決撤回不議，而所議定者不滿十條。世人對此交涉不究內容，以訛傳訛，盡失真相。」

如果說袁世凱、曹汝霖是當事人，有可能是為自己辯白，那麽後人可以參考在野知識分子的對袁世凱外交成敗的評價。新文化運動領袖胡適評價說：「吾國此次對日交涉，可謂知己知彼，既知持重，又能有所不撓，能柔也能剛，此乃歷來外交史所未見。」寫過《袁世凱傳》並對袁基本持負面看法的左傾新聞界人士焦隱菊對此事也公允地評論說：「有一事可為袁世凱呼冤，就是外界傳說他與日本人訂立二十一條另有密約的事情，實在是沒有這回事情啊！」

在對日外交中，袁世凱和北京政府確實作出很多妥協，但妥協不等於賣國，妥協往往是救國的唯一辦法。中國的歷史書寫，往往將主戰派稱之為「民族英雄」，而把主和派稱之為「民族敗類」。在傳統的史學模式下，歷史研究淪為一種宣傳，忠奸的判斷模式約束著人們的視野和思維。其實，主戰派閉眼不去看中國的現實，被一種狂熱的愛國激情矇蔽，將中國帶往危險的境地。而主和派從中國的實際出發，積極為和平奔走，才換來避免戰爭、生靈塗炭的結局。

文：余杰 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17428

袁世凱君主立憲制的失敗嘗試 稱帝之舉堪稱袁氏政治生涯中所犯之最大錯誤。據袁世凱的秘書張一麐回憶，一九一六年三月二十二日，袁世凱在稱帝八十三天後發現此舉不得人心，將其召到總統府起草撤銷帝制的文告。

袁世凱對張一麐說：「我糊塗，沒能聽你的話，以至於此。」

張回答說：「這件事你是被小人蒙蔽了。」

袁不愧為敢作敢當、敢於承擔責任的領袖，失敗就是失敗，錯誤就是錯誤，他總結說：「這件事是我自己不好，不能怪罪別人。……有國士在前，而不能聽從其諫勸，吾甚恥之。……總之，我歷事時多，讀書時少，咎由自取，不必怨人。」對比崇禎皇帝諉過他人的「君非亡國之君，臣是亡國之臣」的名言，袁世凱顯得光明磊落、謙卑自省。

袁世凱並非獨裁者，其人品也遠高於孫文、蔣介石和毛澤東這些真正的獨裁者。袁稱帝，是看到民國初年政局混亂，認為實行兩千年帝制的中國，驟然引入共和體制未必妥當，或許像英國和日本那樣的君主立憲更適合中國國情。他要當的只是憲政之下的君王，而不是一人獨裁的君主。人們不能一看到「皇帝」這個名詞就產生厭惡之情，沒有皇帝的政權未必就能實行民主——蔣介石和毛澤東無皇帝之名而有皇帝之實，國民黨政權和共產黨政權對民眾自由與人權保障，比得上袁世凱時代嗎？

袁世凱君主立憲的想法來自於美國顧問古德諾（Frank Johnson Goodnow）。古德諾因提倡君主立憲更適合中國，遭到國共兩黨和左派知識分子的百般辱罵。其實，古氏為美國公共行政與市政學的奠基人和權威，著有《政治與行政》等專書，對十九、二十世紀之交美國市政管理體制改革運動有重要影響。

古德諾來華擔任民國政府憲法顧問，經過調研之後指出，中國的當務之急是建立一個強固政府，維持政局穩定，以改良財政、修明法制、釐訂政府與人民的法律關係。他認為，中國的國情類似法國而迥異於美國，中國不宜學習美國而應當學習法國，若干年後，「民國如採用法制（法國式內閣制）或較為有益。」但當下百廢待興，西方現代政治制度及其抽象原則對於中國人來說毫無意義，在中國建立共和制只不過是一場夢，中國實行總統集權和負責制會有「更令人滿意的結果」。古德諾給袁世凱上了一篇意見書，建議說：在中國這樣一個毫無代議制經驗的國家裡實踐代議制，短時期內難望有成效，因此民國國會目前只應作為諮詢機構。

在洪憲帝制的高潮期，古德諾發表長文《共和與君主論》，認為君主制最大好處即在於權力交接時不致引起動亂，從而保證政治穩定。文中稱：

中國數千年以來受制於君主獨裁之政治，學校闕如，大多數之人民智識不甚高尚，而政府之動作彼輩絕不與聞，故無研究政治之能力。四年以前由專制一變而為共和，此誠太驟之舉動，難望有良好之結果者也。

古氏的結論是：「中國如用君主制，較共和制為宜，此殆無可疑者也。」古德諾晚年的封筆之作為一九二六年出版的《解析中國》一書。他並未因袁世凱君主立憲嘗試的失敗而放棄自己的觀點。他將近代中國政治變革的挫折歸罪於戊戌變法及辛亥革命的「激進」，而對晚清「立憲」因辛亥革命而中斷深覺惋惜，稱若非革命，中國到一九一七年就可能建成具有一定的有限君主制性質的代議政體。最後，他寄希望於中國社會各方面的整體性進步，包括經濟發展、科學普及、家族觀念的淡化等，由此將可逐步走向憲政，逐步實現真正的共和制度。

古德諾來華服務時間只有一年多時間，但他對袁世凱影響頗大。袁世凱未必具備美國國父華盛頓、富蘭克林、麥迪遜們的崇高品質和清晰理念，但他至少不是草菅人命的暴君，而是宅心仁厚的君子。對於反對者，他從未痛下殺手。孫文、章太炎等人，他可以殺之而不殺；蔡鍔一起兵，他就約束部下，停止內戰，不願傷及無辜。對照蔣毛之殺人如麻，何止天淵之別？

日本學者岡本隆司指出，讓袁世凱擔任大總統時百般苦惱、並促成失敗的原因，是南北對立。自武昌起義起形成的對立趨勢，在首都為總統府與參議院的對立、在全國則是北京與各省的對立，辛亥革命後雖然改變了型態，卻依舊持續。表面上是主義、主張的對立，是政府、政局上的紛爭以及軍事上壓迫與抵抗，然而本質上卻有更深的歷史脈絡：不論是辛亥革命、「二次革命」還是「三次革命」（護國戰爭），反抗北京並脫離中央形成各省分立的局面，都是如出一轍的，這是十九世紀末的戊戌變法、「東南互保」就開始的趨勢。

弔詭的是，如此情勢的開端，袁世凱本人是始作俑者之一。袁世凱培育、掌控了中國最精銳的軍隊，並將其納入自身的資本，這也是依循李鴻章時代以來「督撫權重」的體制才能做到的。然而，當袁世凱取代清廷成為中華民國大總統、執掌中樞之後，由於身份的變化，他不得不以「今日之袁世凱」（總統、皇帝）反對「昨日之袁世凱」（很多像擔任直隸總督時代的袁世凱那樣的地方強人）。他以北京、中央的立場來強化體制權力，也因此演變為與地方對峙、北京孤立的情勢。

袁世凱擊敗「二次革命」的孫文一黨，是因為得到外國借款而軍費充沛，以及革命黨力量分散、準備不足，這場虎頭蛇尾的戰爭依然延續了清末以來「洋人的朝廷」之結構——藉外國之力來壓迫地方。但袁世凱被「三次革命」（護國戰爭）擊敗，使得他死後北京淪為不受地方遵從的中央政府，也就是「失去地方的中央」。此後數十年的中央政府（無論是北京政府還是南京政府）都處在國內很多省份不受其管轄，僅有外國予以認可的奇妙局面。有若干地方省份通過與外國直接的交流而深化了經濟成長，降低了對中央和其他地區對依賴，更足以建立其自給自足的財政、軍事運作。岡本隆司指出，這就是袁世凱的悲劇所在：

袁世凱對於這樣的中央、地方關係之來歷、趨勢、實際情況，究竟瞭解多少呢？從他的言行來看，似乎是被侷限在西式的立憲制及近代國家概念裡，而無法洞察全貌之結構、動態。不過說穿了，並非只有袁世凱有這樣的問題，當時幾乎所有檯面上的人物，都沒有例外。從這一角度來看，他的施政無法讓中央與地方有效地結合，而是引發了反目與抗爭，也是必然的結果了。

在此意義上，袁世凱的失敗的遺產仍然有參考價值。國民黨和共產黨雖然致力於國家整合（國民黨未能完成而共產黨完成了），但使用的工具卻是共產極權主義意識形態。與之相比，袁世凱的失敗反倒是另一種成功，他至少沒有將中國變成「動物農莊」或「一九八四」。

袁世凱正名，乃是歸正中國未來之路的第一步，張永東在《百年之冤》一書的結尾提出一個意味深長的問題：「中國未來之路是繼續走中國歷史上的農民革命、農民王朝的道路；還是和平變革，建立一個類似於西方的民主與憲制社會？未來中國需要袁世凱，還是需要孫文？需要理智、冷靜、和平、民主的制度變革，還是需要革命、激情、暴力、專制的權力轉變？」其實，早在一百多年前，佐藤鐵治郎就指出：

支那之立憲，能達其目的與否，姑不具論，惟二十世紀中，專制國斷難生存於世界。由是言之，支那立憲之成與不成，即前途興亡之關鍵也。支那苟亡，袁世凱亦湮沒無聞矣；使支那立憲果成，將來雄長東方，為地球強國，則最近世界進化史中，袁世凱三字亦必能佔一特別地位矣。

而今日中國之情形，居然脫離佐藤所設想的兩種可能：中國實現了沒有民主憲政的、法西斯式的「大國崛起」，但這種畸形的「大國崛起」無法長久持續，在不久的將來，中國很可能將跌入比清末還要悲慘的全面崩解之中。而袁世凱這個名字，在中國的民主憲政未實現之時，注定了仍然是被唾罵和羞辱的標本。

@毛茸茸 #45 廖仲恺与越飞在日本开展细节会谈，敲定苏联援助创办广州军校、每年给孙逸仙博士200墨西哥元的资助、并且派遣政治、军事顾问小组。并且许诺当年会分多次提供200万金卢布款项，资助8000条日本步枪、15挺机枪、4门野战炮、两辆装甲车。

创办黄埔，联俄联共容共，马列共党思想影响入侵孙党，恩来，泽东…出仼高官…。至国共内战，将领降共成风…，兵败大陆，孙文难逃其责。中共称赞孙中山是有原因的，宋庆龄加入过共产国际，帮转资金，官至付主席…

@毛茸茸 #48 徐向前：黄埔一期学员 叶剑英：曾任黄埔教官 聂荣臻：黄埔政治教官 林彪：黄埔四期学员 陈赓：黄埔三杰之一 刘志丹：黄埔四期学员 周士第：黄埔一期学员 左权：黄埔军校第1期 王尔琢：黄埔军校第1期 周思来：政治部主任 ……

你个死不开窍的，怎么不代表黨感谢下孙中山呢。

拿著會費到香港去買槍炮，又在各處勾結土匪。土匪本是廣東出産的什麽三點三合哥老等會，都在廣東。孫文一一結識，又拉了幾個本地有名的痞棍叫做陸皓東，楊衢雲幫他做事。這陸楊兩人就獻計道：“咱們會中，文謅謅的都不濟事，須得另招一班有氣力的苦人方才使得。”就在本地貼起招工開礦的條子，頓時間有了一二百人，暗暗的帶往省城，每人給一根紅布帶子，上寫太平兩字，打算第二天放火燒城，滿滿的搶他一飽。不料這事做得不密，頭天先被巡防營查著了。巡防統領李家綽連夜派兵圍捕，登時把一百多人都拿住了。殺的殺，剮的剮，不消說辦了個盡法懲治。

可憐這一百多人送死在孫文手裏，死得還莫名其妙呢！陸皓東也在死數，楊衢雲連著軍器沒有到省。後來楊衢雲在香港落魄，孫文竟置不理。後話休提，單說這時各人都已死傷，單單的把孫文跑了。按察使張人駿還出了一千元的賞格拿他，他卻帶上會裏頭的款子登時逃向海外去了。出了國境，先到日本，就在橫濱去了發辮，穿上西裝。聽說美國華僑有錢的不少，就搭著海輪向美國開去。到了新金山，就使出他從前伎倆到處吹牛，逢人求說。這華僑都是些廣東人，很重鄉情，又是久在外國，不懂得世故的。自然受他欺騙。一千八百的受他敲詐。

卻說庚子以後，各省紛派學生上日本留學，候補的官員、辦學的紳士，也都往日本遊歷考察，人數就有好幾千。這裏頭良莠不齊，就有主張革命的——湖南的黃興、劉揆一， 直隸的張繼，廣東的汪兆銘、胡漢民，浙江的章炳麟，都是異道同歸。黃興、劉揆一張繼倡設同盟會，汪兆銘、胡漢民、章炳麟創設《民報》，都是講革命的機關。動因孫文講革命在先，便都奉他做前輩，同盟會中也推他做會長。孫文愈加得意，天天拿革命二字做口頭禅，見了人不講究衣食，裝出那憂國憂民的樣子。背了人就亂嫖起來。在東京娶了一個日本女名叫中山，後來在檀香山又娶一妾。妻妾容不下，就把妾冒做已女，嫁給人了。

過了兩年，內地真革命黨漸漸發現，吳越在前門車站放了炸彈，打算炸五大臣。沒有炸到，徐錫麟在安徽省城刺死撫台恩銘，溫生才在廣東省城刺死將軍孚琦，熊承基在安徽起事，倪映典在廣州起事，這些人都算實行革命，可是跟孫文一點沒有關係，孫文都說是他的指使。人死了沒有對證，也只好由他去說。他卻拿著這個做題目，說各人死得慘烈，該當撫恤他們的後人才是。搜刮了一大注錢，又裝入腰袋去了。

到了宣統三年，黨裏財政很緊，從前靠的華僑接濟，後來華僑說他們拿錢不做事，簡直是欺騙行徑，把饷源斷了。大家就著急起來，約齊了幾個打頭的開一個會，商量辦法。第一個孫文是用嘴不用力的揚揚灑灑說了一大篇，都是央著人家去做。說黨裏信用一天不如一天，須得振作一番，方才支持得住。第二個黃興最是好事，卻有始無終從來沒有成過事的。就起來擔任這件事，約了趙聲等弟兄們到廣州舉事，第三個胡漢民跟孫文最親密，就派他到香港籌饷，暗地裏監察他們。商量定了，各人就分頭做事。到了三月二十九日廣州地方就鬧起來。清軍早有預備，黃興見勢不佳，先就跑了。趙聲勉強支撐，卻因胡漢民硬不發饷，清軍又一陣猛打，打死了七十二人葬在黃花崗。餘衆就四散逃走。趙聲回到香港，一氣成 病。胡漢民怕他傳揚出去，暗暗地用藥害了。這時黨裏正在山窮水盡的時候，內地各處卻真行起革命來。

因爲盛宣懷硬行鐵路政策，地方官又一味的威逼，把四川人逼反了。政府放了岑春萱去安撫，岑春萱剛到湖北，湖北軍隊就嘩變起來。瑞徵先跑，岑春萱剃了胡子逃回上海。接著山西、兩廣、雲貴、江浙各省紛紛獨立，都是各地自己舉義，並沒有他們黨人在內。孫文躲在外國，聞得內地成事，又歸功到自己說是他的指使。又到各地捐募募饷。華僑們有點信不過他，沒有理會。孫文只得單身回國。南軍在漢陽開戰，黃興又告奮勇，卻打了個大敗。搶了紅十字旗逃生。這時南軍是漢陽潰逃，北軍是江甯失陷。漢口英國領事出頭調停，這才兩下議和。

孫文在外國連夜趕回，已到了香港。十七省派了代表在上海會集。打算先舉總統。可是黎元洪、黃興都不能相下的議了半天，不決。孫文的心腹胡漢民、馬君武先到上海替孫文運動，說孫文這回從海外帶到華僑捐款三千多萬，又有飛艇、軍器無數。這時南軍缺少糧饷正在不了，胡漢民這席話自然叫人心動。就開會選舉孫文，得了十七票，算是當選。就做了臨時總統。過兩天孫文到了，人家見他行李蕭條，問他款在哪裏？孫文回答的最妙，說我們國裏缺少的就是這副「革命精神」，我把這革命真精神帶來了，還用甚麼款呢？大家知道上了胡漢民的當，可是事已做成，也就無法想了。

@毛茸茸 #39 “只会躲在阴暗角落里捡便宜，革命成功就出来窃取革命成果，革命低迷就做绊脚石保皇党。中国才会出现明明在亚洲开创了第一共和，议会制治国方式，瞬间倒退回到封建帝制那一套跌破世人眼界的奇葩。”

抄高中政治教材，这一点上，你同粉红好相似的。

@毛茸茸 #39 1915年8月，担任北京政府宪法顾问的美国人古诺德发表了一篇《共和与君主论》，“中国如用君主制，较共和制为宜”。杨度、严复、刘师培、孙毓筠、李燮和、胡瑛等六人组织了一个“筹安会”，组织各省代表入京讨论“国体问题”，“主张君主立宪”。那时，总理涉案都要上庭被审的，还可私人办报，有一定的言论、出版自由，可结社组党…。

黑帮孙的共和是幌子，搞的是一黨一领袖…，胡适评介孙是个宪政盲。

@毛茸茸 #35 中共奉孙中山为革命先行者，在那些方面先行你知道么？

。少瞎吹，认贼为父。

@毛茸茸 #29 手握重兵的袁世凯才是逼清退位的大功臣。不然孙中山不会让出总统一职。

武汉一役，北洋系打得孙党抱头鼠窜。不是袁世凯，孙出不了头，估计只是个大口炮，萝莉控。

@毛茸茸 #29

能够引起共鸣的只有长期反清的帮派会党。

在兴中会的成立仪式上，也有不同于其他革命党派的部分，比如「歃血为盟」。入会者需要在神像面前起誓永远忠于组织，如有违背天打雷劈，然后一起喝下鸡血酒。孙中山组建的不像是政治团体，更像是给关二爷上香磕头的黑社会。 孙中山——洪门。 黄兴——哥老会。 蒋介石早年混过帮派黑社会，给大佬黄金荣当小弟，这不是什么秘密。

帮会始终抱着「打天下，坐天下」的思想，根本不管新政权如何进行重建。比如江西的洪江会，他们不服从革命军政府的法令，私自对来往船舶收以重税，弄得客商怨声载道。在陕西，不同派系的帮会各自为敌，各自在地盘上征收赋税、掌管司法，完全取代了政府机构。

「忙了半天竟然是给黑社会打天下！」

@毛茸茸 #29 1907年3月，日本政府，支出一笔钱，礼遣孙文。

孙文被迫离开日本前，曾留两千元于《民报》，其余八千拟作发动惠州之役的经费，此款来自神户股票商铃木久五郎的捐助。

章太炎却认为这一万元应全部交给《民报》，后又得知日本政府曾支孙文，章氏更加不满，认为这是孙文得日本人的贿赂，“以为一去不返之保证”，张继、刘师培等人出言附和，庶务刘揆一为孙文辩护，与张继扭打成团，同盟会内部风潮于焉而来。同盟会内部分裂。

日本电影商梅屋庄吉倾其所有资助孙中山，据称共计捐款一百余万日元。

日本同盟会员宫崎滔天，自由民主论者，多次奔走筹款支持中国革命，毛泽东曾写信称他“高谊贯于日月，精神动乎鬼神”，黄兴称他为“儒侠”，孙中山称其为“推心置腹”之友。

1907年5月至1908年5月间，革命党人在南方三省（两广和云南）一连发动六次起事。以孙文本人的计算，大约共筹用了港币二十万元。其中一半以上筹自东南亚：安南（即越南）和暹罗（即泰国）约六万，加上一笔一万元来自河内的借款，荷属东印度（即印尼）约三万元，马来亚一万元，日人铃木等助一万四千元；另一笔钱来自一位“同志”，独捐五万元，孙文自垫一万五千元（其中一千元为孙文平日积蓄及孙家变卖珠宝所得）。

德国援助：1917年段祺瑞听从日本操纵，对德宣战（英法六国密谈达成协议，日本使中国参与一战，五国承认日本在山东特权，段祺瑞因此受其日本主子指挥操纵中国参战），德国通过其上海总领事克尼平向国民党捐助200万美金。孙中山得到援助后召开广州非常国会，最终迫使段祺瑞下台，

俄国援助：国民党人在看清列强只会支持反动军阀乱政的事实后，投向俄国革命政府，此后廖仲恺与越飞在日本开展细节会谈，敲定苏联援助创办广州军校、每年给孙逸仙博士200墨西哥元的资助、并且派遣政治、军事顾问小组。并且许诺当年会分多次提供200万金卢布款项，资助8000条日本步枪、15挺机枪、4门野战炮、两辆装甲车。

出卖蒙满　 在和日本谈判代表森恪的交涉中，孙中山提出，“汉冶萍断然实行日华合办，以筹五百万元，以招商局为担保借款一千万元。“并且承诺租借南满之事。 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流亡日本，致长函于大隈。函中承诺，“日本能助革命党，则有大利，可开放中国全国之市场，以惠日本之工商，日本不啻独占贸易上之利益……日本制造品销入中国者免税，中国原料输入日本者亦免税。”　　 1915年2月5日，孙中山、陈其美与日本订立了《中日盟约》。条约规定，“中华经营矿山、铁路及沿岸航路，若要外国资本，或合办之必要时，可先商日本，若日本不能应办，可商他国”。 孙中山秘密会见了上原勇作，要求日本支援中国革命，承诺“中国新政府可以东北三省满洲的特殊权益全部让予日本，日本人口年年增多，东北三省的辽阔原野适于开拓。日本本来资源贫乏，而满洲，则毋庸讳言，富于重要的资源，日本瞩目斯土，乃当然之国策。对此，我等中华革命党员能予充分谅解，故可以满洲作为日本的特殊地区，承认日本移民和开拓的优先权。”“不仅满洲，中国本土的开发亦唯日本的工业、技术、金融力量是赖。” 孙中山在和日本社会活动家河上清的谈话中，表示“希望日本方面给予武器、军火和大量贷款”。

孙中山他们并不认为东三省是汉人的地盘（驱除鞑虏），于是与日本政府达成秘密协定，日本出钱出军火支持孙革命，革命成功后把满蒙的地盘给日本。日本不好公开干这事，于是就找了中间人梅屋庄吉。一个纯粹的商人，如果背后没有日本政府，会倾尽家产支持一个外国人革命，能方便地筹集到军火并运出国？关于援助的数额，各大媒体倒是有不少含糊的讨论，无非是说捐的天文数字但是保密，却又以大于日本皇家支出的荒唐理由驳斥了“1兆日元”和“2兆日元”的说法，欲盖弥彰。

@edwinjjjj #33 “打成一片废墟，陷于内战中…”。这只是你的想像。而我的观点与你相反，认为不会，逐步开放，拆墙，开放报禁，黨禁…，民主化后并不会出现分裂与战乱。如台湾，，，台湾反而有可能会回归。

我相信绝大多数国人都是爱好自由，和平，友爱的好人，很坏的坏人，嗜血狂只是极少数。

我相信你也是个好人，不会因你我观点有些不同，你就把我囚禁起来，让我不见天日。：)

搜狐网转发一篇讲述中共元老、原解放军上将王震早年在新疆镇压的文章，引起了不少关注。文章透露，王震在新疆北部和南部大规模肃清叛乱分子，一直持续到1953年才逐步结束。王震表示，他“杀得新疆50年出不了一个反革命”。

由于杀人太多，传说新疆人阻止小孩子哭泣的方法之一，就是吓唬他“王胡子来了”。流亡德国的维吾尔人士迪里夏提说，确实有这种情况。他表示，当时新疆维吾尔人死亡人数非常之多。

“中国进入当地采取了武装镇压，遭到反抗，他们就采取军事镇压，开枪开炮打死了很多的人。”

“其实是中共极端的政策，刺激了当地少数民族的极端化。如果中共继续用他们现在的意识形态极端化和政治极端化去治理边疆地区，只会带来更为极端化的问题。””

@毛茸茸 #7 同盟会那时，有日本政府资金支持，后又有苏俄资金，枪支…。

历史已经翻过了一页，现在是海、陆、空立体战，东风快递了…，对此，要有清理认知，要有常识。常识都缺乏，以为时光会倒流，那会是稀里糊涂，稀里哗啦，愚不可及。

@深圳湾 #3 你蛮聪明的吗，会思考了，大人了，怎么，怎么会一个劲地往黨的怀里钻呢？

匪夷所思。

@白衣长风 #23 玩不起就不要玩，懂么？

@白衣长风 #15 去设置下，来个忽略，眼不见为净就是啊。

如新闻联播，黨媒…，你会看么？不看，不屑一看。

@白衣长风 #18 别忘了，当年新华社吹美国独立日，美式民主…，也是吹得花团锦簇，水平很高的。：)

@白衣长风 #21 明镜就有个曾在党校做过事的，何频还悬赏大几百，欢迎抓五毛。你去抓个领赏么：)

@白衣长风 #18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

你不如去办个什么什么自媒体，出钱到黨校请个专业级，高高级五毛写稿，当枪手，保证会写得让你心满意足，心花怒放，天天反反反反反，反得贼亮贼亮的。

：)

左宗棠杀过去…。反杀红四方面军…。王震又杀…。杀怨重…。

@白衣长风 #5 把五毛言论消除灭声有理，那黨国打压言论自由也会理直气壮啊。

你会同黨有一腿，长得差不多。：)

@毛茸茸 #4 “台湾的蓝绿恶斗…“，正是民主社会特征。各种主张，不同思想，价值观，政见…既相互竞争，辩论，又并存，既理中客。

只允许一种主张，一个思想，某个人观点，既独断专行，，土包子。

@edwinjjjj #30 “为了应付美国人的全面渗透，中国在政治上提前倒退做了防御”。

中共红朝前期，亲苏反美，防西方，美，资本主义渗透，防到一根毛都见不到。怎么样呢？“国民经济到了崩溃地步”，饭都吃不饱了(中共说的)。小平见势不妙，会亡。叛苏，投美，打越共，交投名状，改开…，黨国才翻了翻身。

包包又以防美渗透为由，搞得国民经济又到了个“崩”，那是害你我他，会害得我们又一穷你个二白了。

@Runner #4 “大洪水”末日论，李洪志N年前就宣扬过。

@edwinjjjj #30 “政治上的倒退有关系“，是，这点你说对了。包包利令智昏，啥，要为世界提供中国式方案，瞎搞一带一路，南海扩岛…，太狂妄了。

破坏了小平，里根，泽民，克林顿…以来，共容，互利，开放原则，共识与默契。包倒走毛路，引火烧身，全球呛共。

@why _when #28 是，直指，直逼一黨极权，胜于“六四”。

“从过往内容看，新闻实验室完全回避了今年的香港、贸易战等敏感话题。”

那算了，我喜欢敏感话题，一点都不敏感，那还有什么自由乐趣吗。

@edwinjjjj #26 既然说，黨国就应懂事点，不应同美帝老板对着干，第一次加税，就应跪了，降了，这才有打工仔的样子的吗。你也应对黨国这个美帝打工仔大声呵斥，呵责，叫黨国老实点，安分守己点。莫天天忘乎所以，傻里傻气瞎吹，瞎扯如萨达姆，卡扎菲…

@edwinjjjj #3 “香港就正式成为大陆和美国的预备炮灰”。你这样一说，香港会成了独立于中美之间的地区，你在宣传港独，是个港独分子。

退一步讲，香港是黨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黨国把香港当“炮灰”，时刻准备挨炸，送死，毁灭，黨有这么坏吗？你居心叵测，在陷黨不义啊。：)

十年太长了。应狂吹大灾难，大洪水，死人无数，血肉横飞…，趁火打劫，趁乱上台，五年之内可当国家级领导。

那些有官瘾的，官迷心窍的会加怦然心动，神魂颠倒，做梦都会梦见上帝的。

@深圳湾 #8 你的意思是要同你一样见黨就跪，跪求。你怎么不去当郭沫若，称老毛为父呢。

@roes8025 #1 不矛盾啊。逼中共尊重基本法，落实普选，成立独立调查，林郑下台…一些。

只要中共尊重港人意见，诉求，诚心诚意对港人好，将港人治港，高度自治落到实处，不乱来，表现好，“转口贸易和国际融资功能…“就不会受影响，官员就不会被制裁。

@深圳湾 #6 “在我看来，这就是香港这个夏天以来一切事件当中最奇特的一点。那就是所有最理想，最能缓和局势，最可以解决问题的办法，全都变得异常困难。与此相反，最糟糕，最能恶化局势，最容易导致灾难爆发的事情，反而变得特别容易。换句话说，最不符合香港多数人利益，最能伤害中央政府和整个国家，但却又只有少数人才真正渴盼的局面，反而是如今最有可能实现的。我们到底是怎么走到今天这个地步的呢？

很明确啊。中共，林郑(狗官)无能，失策，才导致走到今天这个地步。“香港搞坏了，中共是民族罪人“，林郑(狗官)就是有这么蠢啊，你没看出来么，那见识也有蛮低了。

@深圳湾 #3 你是专门美化中共的。港人几十万，一百万，二百万和平游行，表达诉求，中共，林郑(狗官)置之不理，你就眼瞎了，盲童了。

由一小渔村发展为东方明珠，殖民总督们都犯了罪？

如今东方明珠蒙灰，暗淡无光，记住朱榕基所言——“香港搞坏了，中共是民族罪人“。

总督是独裁委派的么？

不英國人才能擔任能叫殖民地么？

搞清点。

@白衣长风 #10 一个政府要存在，自然不能不制裁一切推翻政府或反抗政府的行为。西方民主社会一样，出现打砸抢烧，伤其无辜…治安失控，弹压是合理的，是保护大多数民众利益的。

看下法国黄背心运动。

@白衣长风 #7 你再去查查看。我查到这些：创立于1922年的日本共产党，有近百年发展史。

2016年在全日本拥有四十多万党员，是非社会主义国家中最有影响力的共产党之一。

1966年毛泽东要求日共方面指名道姓批判苏联为修正主义，这一提议遭到了日共拒绝，毛泽东对此极为不满。随后，中共开始全面批判日共修正主义路线。日共成为中共“四大敌人”之一。同“苏修，美帝和佐藤荣作内阁并驾齐驱，相当了得。

中日两党的关系彻底破裂并断绝了一切联系。双方关系的恶劣程度甚至超过日本右翼与中共的关系。

1979年的中越战争中，日共曾派出《赤旗报》的记者深入前线“揭露中共的野蛮行为”。

@白衣长风 #9 “打土豪，分田地“，到人民公社地又归公，把民众当傻子。

人民公社最恶，有田有地的中华自耕农们沦为了西式庄园中的农奴，啥自由都没了。

台湾以共产党为名号的合法政党组织有四个。

如果行暴力恐怖武装…，那是想死，找死，死心眼儿，早被取缔，铲灭了，

日本共产党是日本第三大政党，倡导用经济，税收抑富济贫，提高贫困民众福利待遇…。早放弃了暴力恐怖革命，当土匪，反贼，杀人犯…犯罪死路。洗心革面，走和平，理性，光明之道，蛮受民众欢迎的。

如果允许武力起义，那会抢银行，杀警杀官杀人，放火劫掠…都无罪了，都他歪歪的成正义的了，只要喊喊“均平富”，“解放受压迫，受剥削的人民”…啥革命口号就行了。

流氓地痞凶神恶鬼会全出笼。楼主应是个文明社会的人。

@白衣长风 #7 “共产国际于1919年3月由列宁亲自领导成立。1920年3月，共产国际派往中国的第一位正式代表是维金斯基，和他一起到达中国的还有几位苏俄代表，特工。维金斯基来中国之初意在联络有共产主义倾向的代表人物，但不知找谁是好，经柏伟烈介绍认识了李大钊、张国焘等人，随后李大钊向其推荐了上海的陈独秀，维金斯基拿着李大钊的信到上海找陈独秀。

维金斯基向陈独秀介绍了共产国际、俄共以及十月革命后的苏俄，与陈独秀一起起草了党纲草案。在他的指导下，成立了华俄通讯社，翻译出版介绍马克思和俄国革命的文章。维金斯基还与孙中山进行会见，这也是共产国际与孙中山的第一次会见，向孙中山介绍了俄国和布尔什维克革命活动的情况。…”

接替维金斯基的共产国际特工是马林，马林于1921年6月到达上海，带了金卢布，黄金…大笔资金。老毛收到费用后，上了南湖那条船，当会议记录员。

这条船上的十来个人在商量什么呢？商量组织成立个归共产国际领导的政党，图谋把中华变成拱卫苏联，苏联的卫星国、藩国。

这十来人中，有的后成了大汉奸，有的当了叛徒，还有的是为着不菲的会费来赚钱的。这样来的。

而当时中华同西方工业革命，资本社会完全两样，完全不同，还是个农业国。连像模像样的资本家都没有，最有觉悟，最革命的工人阶级都不知在哪，同马克思共产理论完全套不上，共产不共产的只是个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