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在过去半个世纪中，美国正在经历一场文化战争。它发生在进步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之间，其分歧涉及政治、经济和社会诸领域，双方的争论主要围绕着政府权力、私有产权、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堕胎以及同性婚姻等问题展开。保守主义者致力于捍卫基督教传统、有限政府和资本主义，并认为这是美国精神乃至西方文明的核心，而进步主义者则倡导世俗化、大政府、干预主义以及福利国家。这是一场观念与信仰之争，西方文明的未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保守主义能否占据上风。
一、 问题的提出
至少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美国社会中就出现了观点极化且难以妥协的现象。譬如，一些人坚决支持堕胎，另一些人则强烈反对；一些人高倡同性婚姻，另一些人则只接受传统婚姻；一些人极力主张严格控枪，另一些人则为持枪权而战；一些人大力倡导福利国家，另一些人则竭力捍卫自由市场；等等。这些分歧反映在政治和公共政策领域，则是不可避免的党派攻伐和政治极化，进而造成整个社会的撕裂。这种极化和撕裂的背后，有着深刻的文化原因，因而，它被称为一场“文化战争”（culture war）。尽管它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但其火药味十足，只要浏览一下各种媒体和舆论平台就可见一斑。
2018年8月24日，乔治城大学一位历史学教授在《纽约时报》撰文，题目是“美国无休止的文化战争”。他本人参加过1968年芝加哥街头抗议越战的活动，发现五十年前推动人们走上街头的那些问题，至今仍然是造成美国党派分裂和政治极化的重要因素，并且，这种深深的分歧植根于难以妥协的文化和信条。一位作者惊呼，在今天的美国，一切都成了文化战争，任何一个议题都成了党同伐异和舆论大战的对象。甚至有人说，“我们（美国人）正生活在一个全面文化战争的时代。”
如果说它是一场全面的文化战争，那么，它究竟体现在哪些方面？为何会发生这场文化战争？该如何理解和看待它？它可能如何影响美国社会乃至西方文明的未来？本文尝试对这些问题进行初步的回答，旨在对美国社会中的文化之争进行解剖和梳理，探究这场文化大战的社会政治影响，并将其置于西方文明发展演变的大背景中去解读。值得一提的是，虽然本文的讨论基本上局限于美国，但西方其他国家面临的社会撕裂和文化挑战大致类似。
二、 文化战争在美国：分歧何在？
仔细观察美国社会不难发现，这场文化战争几乎席卷了社会的方方面面，有的比较突出，或者舆论和媒体关注较多，有的则没有那么明显，或者没有引发讨论。交战双方主要是进步主义者（自由主义者）或者民主党的支持者与保守主义者或者共和党的拥护者，虽然双方的阵营都会因为议题或者时间等因素而发生一些变化，甚至出现内部分裂或者倒戈的现象，但总体而言，交战双方的主体是比较稳定的。
对于这场文化战争的具体表现，我们不妨从政治、经济、社会等层面展开梳理和分析。就政治领域而言，这场文化战争主要集中表现在如何看待政府的权力和职能上。进步主义者（自由主义者）认为，政府的权力和职能应该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不应局限于宪法原意，尤其是在提供社会保障和福利方面。他们迷恋福利国家，认为政府应该提供医疗、教育、养老等服务，甚至不少人主张全部或者部分免费。这一点，只要看看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民主党候选人提出的施政纲领，就一目了然。虽然他们的政策倾向存在细微的差别，但他们对待政府权力的基本态度大体一样。
但在保守主义者看来，必须恪守有限政府的原则，政府的权力在任何时代都应该受到严格限制，政府不应该介入社会保障领域，或者，至少应该审慎介入，并且，不应该介入得太广太深，因为那是民间的事务。尽管今天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都程度不同地提供了社会保障，但在十九世纪末之前，这几乎还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不仅共和党而且民主党都会极力反对。
譬如，1887年，当德克萨斯的几个县因干旱而导致农作物歉收时，一些国会议员动议联邦政府拨款对那里的农场主进行救济，但民主党总统克利夫兰（Grover Cleveland）否决了这一动议。在其否决声名中，他强烈地批评政府提供赈济的做法，重申有限政府的基本主张，意味深长地指出：“我不认为联邦政府的权力和义务应该扩至对遭受苦难之个人的救济，它与公共服务或者公共利益不存在任何适当的关联。我认为，无视联邦权力与义务有限使命的普遍倾向应被坚决抵制，以实现该教训应被时刻牢记的目的——尽管人民供养政府，但政府不应供养人民。我们总是能够依赖民众的友善与爱心为其不幸的同胞提供救济。这一点是反复且最近刚刚证明过的。这种情况下的联邦资助鼓励人们指望政府的家长式关怀，削弱我们刚毅的国民性，抑制我们民众之间那种互助友善的情感与行动——而这有助于加强手足之情的纽带。”
保守主义鼻祖柏克指出：“为我们提供必需品不是政府的权力。政治家们认为他们可以这么做，是徒劳无益的傲慢。人民供养他们，而非他们供养人民。政府的权力是阻止邪恶，而不是在这方面——或者也许任何其他方面——做好事。”保守主义者担心，当政府过多介入社会经济生活之后，它就会蜕变为一个“全能型政府”，人们在一切事务上都指望和依赖它。
另外，进步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大都认为，政治制度越民主越好，而美国的政治制度不够民主，或者，美国民主制度运作不理想，因而应当对其进行改造。譬如，他们主张，总统大选采用的选举人团制度是间接选举，不能很好地体现一人一票式的民主，因而应当修改宪法，废除选举人团，改为选民直接选举总统。皮尤研究中心在2018年3月进行的民意调查发现，75%的民主党支持者主张通过一人一票直选总统，而共和党支持者则只有32%赞成。民主党的支持者对美国民主的运作更不满意，更倾向于改变美国国父们设计的宪法和政体安排，调查数据表明，只有48%的民主党拥趸认为它运作还不错，而共和党的支持者中则有72%的人如此认为；68%的民主党支持者认为美国政治制度需要根本性的变革，而共和党的支持者则只有31%的人认为需要这样的改变。
文化战争在经济领域的反映是，双方对私有产权、自由市场和资本主义的看法存在较大分歧。进步主义者（自由主义者）认为，私有产权、自由市场和资本主义造成了贫富差距、经济不平等、垄断以及剥削等问题，因而应该对其进行干预或者限制。他们主张通过累进税（再分配）、反垄断、最低工资、限制工作时间、提供社会福利等措施对私有产权和自由市场进行干预和控制。从凡勃伦到凯恩斯，再到加尔布雷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以及当代的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克鲁格曼（Paul Krugman）、皮凯蒂（Thomas Piketty）等，都为这样的主张提供了理论资源。因《二十一世纪资本论》一书而迅速走红的经济学家皮凯蒂认为，资本主义必然导致经济不平等，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因为资本回报率总是高于经济增长率。为了解决这种不平等，他提出了一种激进的再分配方案，征收一种全球性的累进财富税（wealth tax），连同累进所得税，最高可以达到80%。
从民主党国会议员提出的“绿色新政”（Green New Deal）中，可以清晰地看出进步主义者的社会经济主张。譬如，它主张联邦政府为所有人提供高质量的医疗服务和教育、便宜且安全宽敞的房子、干净的水和空气、物美价廉的食物等，确保一个人的工资能够养活家庭，确保充分的陪伴家人和生病时的休假、带薪度假以及退休保障，确保一个没有垄断——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范围内——的商业环境，对美国所有的建筑物进行升级改造以确保其节能环保等。
与此相反，保守主义者认为，私有产权、自由市场和资本主义对于一个社会的自由与繁荣是必需的。虽然它们可能会导致贫富差距和经济不平等，但是，贫富差距不可能也不应被消灭，经济平等不值得追求，因为它将削弱人们勤奋的动力，而且是不公正的。经验表明，凡是私有产权和自由市场得不到保护的地方，都是经济发展缓慢且发展水平比较低的地方，而且，最终必然是走向奴役。在保守主义者看来，资本主义在短短几百年的时间里，让所有人的收入和生活水准都大幅提升，这是人类历史上此前所有的经济制度都无法匹敌的。因此，资本主义不是一种零和博弈，而是一种让所有人都受益的制度，尽管一些人可能比另一些人获得更大的利益。
文化战争在社会领域的反映是，双方在堕胎、同性婚姻等问题上存在着严重分歧。如果说政治和经济领域的文化战争聚焦的是老问题的话，那么，社会领域的文化战争针对的则是新问题。但是，这些新问题产生的分歧却令双方剑拔弩张，几乎看不到妥协的可能。进步主义者认为，女性有权利支配自己的身体，胎儿在出生之前不是人，妇女拥有堕胎的自由。保守主义者则主张，胎儿的生命权应该受到保护，堕胎是对生命权的褫夺，在道德上是不正当的，应该受到法律的限制。
就民意而言，堕胎的争论双方不相上下、旗鼓相当。盖洛普2018年的民意调查表明，在美国，支持和反对堕胎的人数都是48%；认为堕胎在道德上是错误的占48%，认为它在道德上是可以接受的占43%。在司法上，1973年的“罗伊诉韦德案”（Roe v. Wade）对堕胎之争划了一个（暂时性）休止符，联邦最高法院裁定，堕胎的自由度取决于妇女处于怀孕的哪一个阶段：在第一阶段（怀孕之后的前三个月），妇女几乎可以自由堕胎，在第二个阶段（怀孕之后的中间三个月），为了保障母亲的健康，可以有条件地允许堕胎，在第三个阶段（怀孕之后的最后三个月），为了保护胎儿的生命，除非是为了挽救母亲的生命或者保障其健康，否则不允许堕胎。但是，该案判决之后，围绕堕胎的争论并没有降温，更别说结束了。
与堕胎一样，同性婚姻也是一个双方争论处于白热化的问题。进步主义者认为，婚姻不应限于异性之间，同性之间也有结婚的自由，否则就是一种歧视。保守主义者则主张，婚姻只应限于男女之间，这不仅是历史和传统，而且也是基督教和《圣经》的教导。就民意而言，支持同性婚姻的人数在过去十几年迅速增加，目前已经大大超过了反对者。皮尤研究中心在2019年5月的调查表明，同性婚姻的支持者达到了61%，而反对者则只有36%。而在2004年的时候，同性婚姻的支持者还只有31%，反对者则为60%。
2015年，联邦最高法院在一个案件中判决，各州必须给同性婚姻进行法律登记，同性婚姻走向了合法化。本案的多数法官主张，结婚的权利是一项基本权利，同性之间与异性之间一样有结婚的权利，虽然传统上婚姻限于男女之间，但人们的观念发生了变化，因而应当与时俱进，承认同性婚姻。但本案的异议法官反驳了这种看法，认为联邦最高法院无权替各州决定是否应当承认同性婚姻，它是各州民众自治的事务；婚姻是一项基本权利，无法推导出它可以扩至同性之间；婚姻只限于异性之间是一个悠久的传统，打破这一传统必然对家庭、社会造成严重的冲击。
除了上述这些领域之外，文化战争还反映在很多其他问题上，比如持枪权、移民、环保等，无法一一在此详述。这些足以表明进步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的分歧究竟有多大，有没有妥协的可能性等。由于争论的很多问题答案都是非此即彼式的，要想让双方妥协的确很难，比如，对于同性婚姻，要么是赞成，要么是反对，不存在第三种选择。而且，很多争论涉及到深层次的观念、道德和信仰问题，让步的空间非常有限。虽然没有硝烟，它真像一场战争，双方在公共舆论中唇枪舌剑，甚至有时会恶言相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