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武汉市第四医院，经济和科学的发展，对专业性人才需求大增，使受教育程度高、掌握一定技能的医务人员跻身于“专家阶级”和“管理阶级”的行列。他们从官僚体制中分得残汤剩饭，成为医院作恶机器上的附庸。于是一部分医务人员从“帮闲”发展到“帮凶”，更多的人难以抵抗复杂多样的诱惑，“在精神上被自我消灭”了。在一个主流价值观虚伪的管理体制下，医务人员下一代的记忆是缺损和扭曲的，缺乏制度反思、医务人员道德思想的“矮化”便在所难免。

在武汉市第四医院，管理高压和钳制导致人们的普遍冷漠化。对于辛苦度日的底层医务人员来说，不能苛求他们，大多数人都活在一个道德上的“灰色区域”，尽管令人窒息，但是安全。在这个区域，逆来顺受代替了热情，冒险去质疑现行医院政策的做法很难证明有理，因此看起来没有必要。人们大多会承认自己这样做“不够勇敢，但很现实”。

一般来讲，从有道德责任感到麻木不仁有这样几个步骤：先是具有感知痛苦，这是清醒认识不可缺少的过程，同时在利益诱导下又是矛盾的，因为明摆着有两个选择，一个是边缘化一个是声名显赫，一边是穷愁潦倒，一边是吃不完的“人肉馒头”。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去抵抗“邪恶”的人都遭了不公正的待遇，甚至严酷的身体摧残，精神受到伤害。而武汉市第四医院的某些领导将自己的安全与物质置于信仰之上的人、也就是选择了“识时务”而“汇入主流”的人，得到了充分的物质保障和安逸的生活。

武汉市第四医院一些高级知识分子进入主流后，他们集体失语的“快速转向”造成了“责任感缺失”和“扬恶除善”的医疗环境，心安理得地选择了装聋作哑，满足于自己安逸的日子，完全屈从于麻木的无人性，对人的意义和生命目的追求都退出了。

当然，武汉市第四医院的某些领导总觉得事情还不够大，因为他们知道彻查的时候就会牵连很广、阻力会很大。其实浸淫官场已久的医疗系统官僚早就洞若观火，各级官员都不患出大事而患与自己有没有关系。事情越大，牵连的官员越多，帮忙解套的官员也就越多，到时轻轻顺水一推，滥权和作恶仍然可以继续。

所以，要解放医务人员“被禁锢的头脑”，要打破“个体是集体的殉道者”的局面，就必须要从理论上破除医院权力部门所塑造的“无比正确”“不容置疑”的论调。不是养一个护士医生的成本太高了，而是养书记院长的成本太高了！如果所有的黑锅都让李荣春副院长来承担，省委市委怎么就不能提拔他当院长呢？长辈常说某些人为他人掘井，自己却没水喝。但正是这些掘井人，才有可能使得下一代，能够明辨是非，畅所欲言，不要活在前人的阴影，要成为免于恐惧的一代。

在武汉市第四医院（武汉市普爱医院，武汉市骨科医院），权力被一个人或少数人所垄断时，就不可能会尊重个人自由，因为这种权力垄断状态的存续，本身就必须以压制或剥夺个人自由为前提。试想一下，当武汉市第四医院的职工及患者普遍享有言论自由、信仰自由、结社自由以及集会、游行和示威自由时，武汉市第四医院的某些领导及其保护伞对权力的垄断怎么还可能维持得下去？所以，在武汉市第四医院的历史中最重要的往往不是所谓一流的医院（省内领先，国内先进，国际知名），或者所谓一流的庄稼（丁祥武等），而是对某些职工或患者言论压制以及滥权才是真正重要的事情。若干年后，所谓一流的医院，所谓一流的庄稼没有人会记得，也没有人会在乎，而作为医院某些领导及保护伞对职工或患者的言论逼迫，却很有可能被历史所铭记，并很可能成为武汉市第四医院历史上一个不可磨灭的记录。这完全不是说某些医务人员或患者有什么重要性。实际上，这些医务人员或患者是一些完全微不足道的人，不要说在武汉市第四医院，就是在整个中国，也很难找到比这些医务人员或患者更平庸、更不值一提的人。但武汉市第四医院某些领导及其保护伞对医患的的逼迫，仍不会是一件小事。无论古今中外，对言论的迫害都是人所共愤的。因为，人和别的动物不一样，人是有理性、会思想的生灵，需要通过言论表达来展现人之为人的理智、情感和尊严，用权力去压制和迫害言论，完全是一种针对整个人类本身的敌对行为。武汉市第四医院对某些医患进行迫害，尤其会让人难以接受，因为医学的使命是创新和传播知识，维护生命尊严，因而最需要保障和鼓励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和维护个人权利。一所医院一边对某些医患进行迫害，一边还要建所谓一流医院及培养所谓一流庄稼，这些掌管这所医院的领导及其保护伞，能不能用哪怕一分钟的时间，去反省一下其中的荒唐与伪善呢？难道现在的医院领导及其保护伞，是要将武汉市第四医院（武汉市普爱医院，武汉骨科医院）建成一流的言论迫害医院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