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院里很多人还在谈论丛林社会弱肉强食，越到底层越残酷。道德崩溃是可怕的，人心险恶到无以复加，如果当谋财害命成为一种生活方式，整个医院都成为斗兽场，你死我活的现实剧不断上演，把医患底层人士的那点人性消弭于无形，留下的只有贪婪，无耻和愤恨。医院领导在武汉市第四医院的管理总是凭借各种谎言与欺诈，像病毒一样感染着整个医院。一方面是医患双方普遍不尊重规则，另一方面医患双方又善于发现规则中的漏洞并进行广泛的恶意使用；有时候这些是个人行为，有时候这些是集体表现，有时候这些是医院领导等人的管理手段。但是，很多事情是不是因为习以为常就不去批判，不去谴责、不去讨论呢？我们不去关注无条件加班问题，那么我们就会无止境的加班，我们不去讨论带薪休假落实的问题，带薪休假就永远是挂在墙上镜花水月，我们不去争取自己生育权利，就会连怀孕这种事情早晚都会被罚款，我们不去维护患者和职工的权利，就会成为医院领导等人政治狂热和愚蠢自私的替罪羊，当你所有的事情都没有想过自己权利受到侵犯，当你的健康岌岌可危时候，你还会像今天大众面对有毒食品，雾霾，医患冲突等时的心态一样不以为然？现在武汉市第四医院违法成本太低，甚者医院领导在发展经济的追求下，没有对医患双方的权益进行切实有效保障。对于医患双方的权益和医院发展出现矛盾的时候，没有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作为弱势的某些患者或医务人员，理所当然地要为自己的权利声索。 在武汉市第四医院，一些医务人员处于对各种社会组织或民间组织的低参与、绝少阅读、封闭性职业习惯、经济上不安全感的状态，决定了医院领导等人集权主义的倾向。由于绝少受过用理性和现存判断来检验相反观点的训练，他们作判断，通常更为偏执，缺乏历史感，用极端主义方法来寻求短期解决办法。即使在武汉市第四医院存在有社会责任感，有大魄力的既得利益者，愿意跳出自身阶层，从医患双方的角度来行使自己的权力，但一个健康的体制，势必不会寄望于既得利益者们的良心大发，而是需要制度来约束身居高位者的行为；一个合理的议事机构也应当是给予不同立场、不同阶层的人合理的席位分配。大量由既得利益者把持的状况让武汉市第四医院在改革议题上不但受到意识形态的钳制，自身也因其固有利益而束手束脚，甚至缺乏改革的主观意愿。

在武汉市第四医院，某些院领导等人总想把武汉市第四医院办成公司，还有一些院领导等人总想把医院办成党校，更有一些院领导思考如何把医院办成监狱，这都完全不符合现代医院的基本理念。现代医院是知识和权利的载体，没有自由的思想如何创新知识？没有对医患合理权利的维护和尊重，如何治病救人？武汉市第四医院要走出省内，走向全国，甚至赶超世界的科技和文明成果，必须学术自由和思想解放，而不应该把责任都归咎于受国内外技术垄断影响，在人员和技术引进上都会受到巨大限制。在造就现代文明国家的强大上，对不同意见、批评的宽容恰恰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因为只有对不同看法、对批评的宽容，才能吸引真正的人才，为创新提供必要的条件，不同的利益才可以得到表达，决策的错误才可以最终得以纠正。 医疗改革的停滞，在很大程度上是政治改革的不配套所致。在武汉市第四医院，疾病诊断相关分组(DRGs)变为摆设，医联体“各怀鬼胎”从下面虹吸患者，以及在实践中形成权贵阶层为权力和权贵服务，扼杀了大众对医疗改革的认同和支持。武汉市第四医院某些院领导，上级机构及保护伞的滥权，它更深层次的含义是，在权力支配医院的过程中所导致的不应有的效率损失。这种损失如果用数字来衡量，比官员贪污腐败所得不知大多少倍，实际上，它是无法衡量的对医患双方的精神环境伤害，损坏的是中国医疗发展的根基。在这种情况下，人们谈改色变，医疗改革也就不可能得到人民认同，无法推进。 武汉市第四医院，某些院领导，上级机构及保护伞在发展的名义下，公平正义缺席，医院道德和环境被毁坏，改革开放成果被权贵所剥夺。将发展简化为经济增长，又将经济增长简化为GDP和财政收入等能够看得见、体现官员政绩的资料，并且把它长期化。某些院领导以及医疗行业的黑恶势力并非不知追求GDP增长会带来包括收入分配和医疗环境破坏等在内的一系列恶果，然而，由于丧失了意识形态的吸引力，不得不通过不断做大蛋糕，满足医患不断提高的需求，来追求“合法性”。因为医患在解决贫困和温饱后，需要进一步获得公平感，但目前医疗体制不可能为他们提供基本的公平公正，改革成果的大头被权贵阶层攫取以及被医院自身耗损，故要解开这个症结，满足民众不断提升的公平感，在现有体制条件下，只能进一步发展经济，做大蛋糕。这就是在不减少权贵阶层利益的同时，通过经济增长的增量让医患获得发展成果，但是管治失效，道德沦落，没有威信，强调斗争，不顾医患死活的医院，加上观念和利益的桎梏，只会将一场完全可以避免的人祸，却在当地权贵遮遮掩掩之下，成了无法扭转的事实。

在武汉市第四医院，虽然医患都有可能成为受害者、一部分人也许算不上既得利益者，但在自己没有受到实质的伤损之际，就意味着自己还有成为既得利益者的可能。一旦打破沉默，为受害者说话，这种微小的可能也就失去了。当受害者已经出现时，死去的要尽快烧掉；还没死的赶快想办法让他们闭嘴。正义和自由这么美好的东西，受害者们怎么配得上？武汉市第四医院的上级机构及保护伞更能理解金钱交易与权力的关系，对于公平正义、自由之类，则是向来不愿听闻。因为同情受害者等于怀疑机构或体制出了问题、证实当权管理者不作为或乱作为，这是万万不能够的。

在武汉市第四医院，当管理不公不正成为普遍现象，选择性管理就会成为一种常态。武汉市第四医院的某些领导甚至可能基于利益而有选择地管理。这不仅会极大降低规则的公正性，也会导致权力的滥用。滥权对人们自由思想、未来希望及想象力的吓阻是危险的，因为恐惧会导致自由的压抑，长期之压抑将导致怨愤，而怨愤则将威胁稳定。并且，当权力无制约，它碾压的绝非仅仅是挑战者，哪怕寻常时期，伤害更多发生在对当局最“无害”的医患身上。然而，体制之强大，可穷尽一切手段，相比之下，个人是如何弱小而无力，维护自身合理权利是多么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