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All history is contemporary history”, by Italian philosopher Benedetto Croce），历史事件的事实，要比历史事件当事人的想法重要得多，当然更比当事人事后的想法重要。很多时候一些历史事件，就是潘多拉盒子打开了，连当事人自己都收不回去。
64事件之后的很多民运人士和港台声援者在当时搞出了巨大的声音，但是后来中共身段柔软向西方示好，改善了与台湾的关系，让那些当初高调谴责中共镇压的人士下不了台，很多人只能装聋作哑地和中国方面继续做生意，这一页就按下不表。但是历史总是存在在那里的，每年六月四日都有人翻旧账，让当事人难堪，比如64当天中枪的台湾记者徐宗懋，现在在台湾发表一堆亲蓝亲中反绿反美日的言论，就会被人拿当初吃的枪子出来说事，“天底下有先做坏事后遭报应的，哪有先遭报应后做坏事的”。
支黑的学术祖宗之一柏杨，在台湾戒严时期写了很多支黑言论，解构两蒋喜欢玩弄的中华民族主义，并因此惨遭牢狱之灾。但是在他晚年及死后，台湾日益本省化，以至于他的支黑言论回旋标式地打在了他的同胞（49难民渡来人以及后人，通称外省人）头上，他的遗孀急得喊不再版“丑陋的中国人”，但是有什么用呢，书已出版，覆水难收。就算柏杨再世，后悔又有什么用呢？事实上就是他们当初外省自由派精英反对外省两蒋的军政府戒严专制的内容，全部被本省民进党吸收用来边缘化他们这帮外省后裔了。因为历史是当代史，旧的戒严专制结束了，新的时代利益被占人口绝对优势的本省人继承了，原来用来嘲弄专制政府的“丑陋的中国人”，被本省人拿来嘲讽49渡来人及其后裔了。
以上这些还算好的，属于嘴炮功夫。而那些历史行动和既成事实，更是会被八杆子打不着的人继承下去。乌克兰，泽连斯基一个犹太人总统，却去继承二战时期亲纳粹的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的旗帜，同时乌克兰也继承了一战以来彼得留拉等人的民族独立运动（同样包含反犹成分）。台湾，深受戒严之害的民进党及其台湾本省势力，却去继承迫害者蒋经国的政治遗产，对中的三不政策。只要这些历史行为有利于本朝，没有人在乎本朝的政治起源和这些历史行为有多不协调。假如哪天巴蜀利亚真的独立建国，统派诸葛亮也会被发明成川蜀民族英雄（别笑，越南已经把河北人赵佗，广西人士燮，福建人李公蕴发明成越南历史上的国家领导人了）。诸葛亮的鞠躬尽瘁成了巴蜀土老帽的民族独立抗拒中原的精神图腾，想想就绷不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