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匪靠農民的支持推翻國民黨政權，建立了中共國。當然了，這個馬列的意識形態就是階級鬥爭，地主剝削農民什麼的，在1920年代，在湖南進行的土改中，很多地主就被遊街，被批鬥，有些就直接被打死了。這就直接造成了南京國民政府的清共，還有就是武漢國民政府的分共，寧漢合流了。後來就抗戰了，國軍跟日本大規模作戰，老共主要在華北搞擴張，勢力也滲透到南方。抗戰勝利後，共軍已經從2萬部隊成長爲400萬部隊，老共在蘇聯的支持下接受了日本關東軍大批的武器裝備，並且在東北農村實施了土改。不過東北農民並不瞭解共產黨，都視國民政府爲合法政府，只有少數流氓和無賴對共產黨感到好奇，這些人都成了黨的積極分子。在全縣十一萬八千名居民中，有兩萬一千人成了鬥爭對象。爲了確保舊政權的支持者不會捲土重來，許多年輕的男子加入了共產黨的軍隊，他們的家庭也因此分到了更多的土地，得到特別的保護。不久之後包圍長春城的就是這些士兵。
山西是土改最暴力的地區之一。主導山西土改的是康生。這個人身世不明，內心陰暗，面向陰險。在興縣，有兩千多人被殺，其中包括兩百五十名老人和二十五名兒童——這些兒童被稱爲小地主。有一名受害的男子叫做牛友蘭，曾經幫過游擊隊，送給他們許多糧食、布匹和銀元。但是這些貢獻並未挽救他的命運。一九四七年九月，六十一歲的牛友蘭被拉到大會的主席臺上接受五千名村民的批鬥。他的鼻子上穿着一根鐵絲，他的兒子被迫拉着他，就像拉牛一樣，鮮血順着他的臉頰往下滴。他還被燒紅的烙鐵在身上打印記，隨後被關在籠子裏，八天後被折磨而死。一九四八年一月十九日，習仲勳向毛澤東報告說：有人用鹽水把人淹死在甕裏的，還有從滾油頭上燒死人。

毛則希望由農民自己來做這件事。爲了打破鄉村中長期奉行的道德規範和互相幫助的社會關係，就要煽動多數人起來反對少數人，只有讓人人都牽扯到暴力當中，大家才會永遠跟着黨走。南方到處有老百姓在反抗。在湖南的許多地方，村民們走上街頭抗議新政權。在貴州，有些抗議事件參加的人數超過了十萬，大家下決心要跟共產黨鬥到底。有時候，全村起來反抗共產黨。1950年4月，河南省蘭封縣平均每三天就有一名村民被幹部殺害，有一名婦女甚至在小孩和村民面前，當場被子彈擊中腹部而死。憤怒的羣衆一擁而上，奪下武器，制伏了行兇者。周瑛是1949年加入解放軍的，她親眼目睹了參加村民大會的人們是如何依需要隨時轉換情緒：我注意到一個女人衝着地主又喊又叫，可是任務一旦完成。她就回到人羣當中，把自己的小孩從別人的懷裏抱過來，一邊繼續餵奶，一邊平靜地看着下一個人上臺表演。那些喊的最響的人，有時候反而是最同情批鬥者的，有時他們甚至偷偷把分得的財務還給原來的主人。在長江以南地區，土改工作隊不得不面對強大的宗族勢力。在湖北，有些遭到批鬥的地方領袖竟然成功羣衆將矛頭對準共產幹部。在浙江，有些地方領袖對農民們發表慷慨激昂的反對土改演說，警告他們土改之後“農稅一年重於一年”，有些人甚至預言，“將來免不了餓死”。

僅1952年這一整年，廣東就有約六千名幹部被降職或被指控爲追隨了“錯誤的路線”，對土地所有者以及富裕農民的殘酷毆打和任意殺害普遍發生，當時的口號是村村流血，戶戶鬥爭。到1950年夏，共產黨已經沒有什麼朋友了。用毛的說發，黨正在全面出擊，結果是四面樹敵。資本家不喜歡共產黨，失業者內心焦慮，大多數工人對經濟下滑不滿，農民苦於賦稅沉重，知識分子害怕失業，藝術家反對政府干預創作，宗教人士對這個新政權更是反感。毛說“全國緊張”，而且我們相當孤立。爲了改變這種狀況，黨必須要交朋友，把敵人一個個孤立起來。跟習時代的戰狼外交很像啊，四面出擊，歐洲、美國、澳大利亞這些國家全部得罪了，後來被孤立了，被歐洲和美國的貿易戰打的不行，有服軟了，對歐洲進行分化，先去結交這些以前有共產主義背景的國家，法國、匈牙利、塞爾維亞。在中國南部，倒也確實存在一些威脅新政權安全的因素。例如：湖北、四川和貴州等地就爆發了幾十起武裝反抗政府的羣衆運動。至1950年夏，廣西已有1400多名幹部和700多名士兵遭到圍攻和殺害。在解放後的一個月內，共產黨在廣西曾殲滅了十七萬國民黨軍隊，但很快各地就出現了武裝反抗力量，並不斷有農民加入了反政府的游擊隊。

在四川，一名婦女因爲被懷疑私藏槍支而被捕，經歷了殘酷的折磨後，她最終屌死在一棵樹上。她的屍體被扔到樹林裏，成了野豬的食物。

在中華民國，還有數千名傳教士活躍在宗教、醫療和教育領域。基督教吸引了近四百萬信衆，成了這個國家的第三大宗教。教會創立了數百所中學以及十三所學院和大學，如杭州基督教大學、嶺南大學、金陵大學、聖約翰大學、上海大學、山東基督教大學、蘇州大學和燕京大學等。1910年和1920年代出生的中國年輕一代中，許多人都是接受教會學校的教育長大的。他們當中出現了城市規劃師、一流的記者和社會學家等。1919年，全中國的一千七百零四個縣中，傳教士未曾涉及的只有一百個。此外還有超過十萬歐洲難民也輾轉來到了中國。最早到達的是1917年逃亡到中國的八萬多白俄難民，之後是1930年代從德國、奧地利、捷克斯洛伐克、波蘭、立陶宛、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等地逃亡來的兩萬多名猶太人。他們帶來了各門知識、經驗和技術。這一波移民潮帶來的結果是，從北方的北京直到南方的廣州，中國沿海的各座城市正變得和歐洲及美國的城市一樣國際化，上海的外國人口至多，在全世界範圍內僅次於紐約。

一個星期後，在另一所孤兒院裏，兩名法國修女和一名神父被控殺害兒童，士兵用棍棒毆打他們，並逼他們挖出肢解後的兒童屍體。

身在紐約的胡適回應道：我們早知道，在共產主義國家裏，沒有言論自由：現在我們更知道，連沉默的自由，那裏也沒有。伴隨着文學審查的是焚燒書籍。在上海，1951年1月至12月間，共有237噸書被燒燬或當廢紙處理。在湖北，農民們早在1950年就進行反抗了。有些村民攔住運糧船，堅持認爲只有生產糧食的人才能喫這些糧食。在漢源和西昌，路邊出現了打到毛澤東、堅決消滅解放軍的標語，有些地方還出現了諷刺共產黨的歌曲。戶口制度對人口的流動也管得很緊，即使是只在農村內部流動也不自由，任何人想要更改住址，都必須得到政府的批准。在中國的歷史上，沒有哪一個政府曾經如此嚴格地限制居住的自由和人口的流動。1955年，中國的農民失去了居住和遷徙的自由，那些到城市裏想改善生活條件的人如今被稱作盲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