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医疗监管部门似乎喜欢在细枝末节上大做文章，例如武汉市第四医院的“挂床住院”现象由来已久，其中一些患者都是“慕名”挂床而来。“挂床住院”主要表现为，患者部分时间（主要为上午）在医院进行治疗，其他时间（主要为下午或晚上）回家或务工，或者医疗机构与个人勾结，套用医保凭证伪造住院病历。尽管这种行为浪费了有限的医疗资源和医保基金，但是对患者而言换取较高和较多的医保报销内容，对医院而言将门诊患者收治住院，则可以增加业务收入，对医疗监管部门而言，重复大量的无用功还容易滋生滥权和腐败。又如武汉市第四医院某些人员不核对患者个人信息，大量滥用精神类药物。中国的医疗监管部门为避免患者自行囤积药品造成不良后果，规定急诊患者可以在处方药量使用完毕前24小时内续方，门诊患者可以在处方药量使用完毕前48小时内续方。但是对于长期服用精神类药物的患者而言，成瘾性和依赖性导致患者从多种渠道获得药品；对于医院而言，减少了门诊量和效益（像武汉市第四医院这样的三甲医院，蚊子肉也是肉啊！）。总之，中国的医疗监管部门一面沉溺于自己的谎言，一面为彼此佩戴奖章；中国的医院对上面的命令，都是用“口号式、表态式、包装式”的做法，喊得很响，恰如习近平在讲话中所言，“不怕群众不满意、就怕领导不注意”；中国的某些患者表面上唯唯诺诺，暗地里腹诽频频，贪心不灭。中国的医疗监管集中在细枝末节也许是为了掩盖真正的滥权问题。

尽管中国的医疗监管部门的活动会引起一些医务人员和患者的抗议，但是真正能够威胁到当权者的，基本上都不是这些细枝末节上大做文章，而是保护伞，上级机构以及武汉市第四医院消化内科丁祥武等人的滥权腐败在社会上的泛滥。从历史上看，独裁者的最大威胁不是来自大规模抗议，而是来自政治盟友和他们自己军队中的下属。与反对派活动人士不同的是，这样的内部人士拥有强制性的武力和对关键政府机构的控制权，这是夺取政权所必不可少的。考虑到绝大多数政权和抗议者之间的实力不匹配，假如政权内部没有发生高层政治事件，挑战者就几乎不可能成功。

2017年，武汉市编制办确定医院名称为“武汉市第四医院”，保留武汉市普爱医院、武汉市骨科医院为医院第二、第三名称。包括武胜路院区，古田院区，常青院区以及东西湖区常青花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党委书记：彭鹏 院长：夏平 王岚（目前升任武汉市第一医院院长）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四部门联合组织开展2023年医保基金飞行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