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十月革命已经过去一百年，但是布尔什维克党解决民族问题的方法仍然是一个成功的例子，展示出如果真正的社会主义政府在全世界上台，那麽在解决民族冲突中可以取得什麽成就。
Rob Jones, Sotsialisticheskaya Alternativa（ISA俄罗斯支部）
在资本主义统治的21世纪，这个问题尤其迫在眉睫，苏丹达富尔地区、刚果、中东的流血冲突时刻都在发生。加泰隆尼亚、苏格兰、爱尔兰、比利时和其他地方，民族问题尚未得到满意的解决。而在巴尔干半岛、高加索地区、中亚和乌克兰，民族问题都导致了残酷的冲突。
车臣的两次残酷战争和对少数民族的待遇表明，现代资本主义国家俄罗斯的统治精英与布尔什维克有着天渊之别。最近，在西伯利亚产油小镇苏尔古特（Surgut）发生了一次袭击，一名年轻的穆斯林持刀血染一个购物中心。这显然是种族主义国家政策和极右翼行动的结果。在那不久之前，防暴警察闯入该镇的一家咖啡馆，强迫那裡的年轻人剃掉鬍鬚，声称他们可能是瓦哈比派（注：逊尼派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派）。相反，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竭尽心力地支持少数民族的权益。列宁可以说是走在了他时代的前面，他甚至批评日常语言当中的民族刻板印象，例如他反对用“霍霍尔人”（Khokhol）一词来称呼乌克兰人。而今天，这个词不仅仍在广泛使用，甚至俄罗斯官方宣传最近也启用了这个词，把乌克兰描述为法西斯国家。
语言问题
布尔什维克对语言问题非常敏感，採取有意识的步骤来支持少数民族语言。列宁反对将特定语言规定为“国语”，特别是这样会歧视重要的少数语言使用者时。与这种作法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前苏联境内的各资本主义的新政府纷纷尝试限制俄语。这导致了1990年代摩尔多瓦的严重种族冲突、以及波罗的海国家的严重紧张局势。在纳扎尔巴耶夫总统（港：拿萨巴耶夫）统治的哈萨克（中：哈萨克斯坦），每次发生社会冲突时，特别是扎瑙津市（Zhenaozen）石油工人罢工期间，都依靠所谓的“民族爱国者”和“民族民主派”（右翼民族主义者）去尝试限制俄语。乌克兰当局只是威胁要限制俄语也足够导致东乌克兰冲突加剧。普丁政府当时伪善地用保护俄语族群权利的藉口来干预东乌克兰，而现在却说要停止拨款给俄罗斯境内少数民族语言的教学工作。这已经在鞑靼斯坦等自治共和国引起不满。
大部份历史上，布尔什维克党都以支持各民族自决权为原则。在十月革命的几天之内，他们就发表了《俄罗斯各族人民权利宣言》。这与现代外交的做法不同，在现代外交惯例裡面，各方会用各种诡计技俩向自己人民掩饰其真实意图。但这项革命宣言以清晰、透明和简洁的文字表明：由于俄罗斯各族人民曾经遭受压迫和虐待，因此，应当果断且不可逆转地立即禁止大屠杀、奴役和种族攻击。它宣称俄罗斯各民族应该享有平等和主权，俄罗斯各民族要有自决的权利，包括建立自己国家的权利。废除一切任何民族和宗教特权与限制，支持俄罗斯境内一切少数民族的自由发展。
临时政府
这个宣言本身就与1917年二月革命后统治俄罗斯的不同政府採取的立场形成了鲜明对比。工人、士兵和农民自发的起义推翻了沙皇专制。起义的群众以为，推翻了沙皇，俄罗斯就会变成一个自由民主的社会——有不少人甚至觉得可以建立社会主义。但是现实是残酷的。革命后上台的资产阶级联盟不仅拒绝让俄罗斯退出第一次世界大战，或是让农民均分土地，甚至拒绝给予前沙皇帝国的各民族自由。例如，早在3月，新政府就向芬兰发出命令，维持前沙皇在18世纪的定义，重新确认芬兰仍然是俄罗斯帝国的一部分。7月，芬兰众议院通过一项决议，宣告只有它自身才有权“决定、确认和颁布法令，执行所有芬兰法律，包括涉及财务、税收和海关的法律”。俄罗斯临时政府立刻就派遣了军队解散芬兰议会。俄罗斯临时政府规定，俄罗斯各族人民的权利问题将由一个制宪议会决定。但是，当临时政府最终发表要向制宪会议提出的民族权利的立场时，他们很坦率地说，“俄罗斯是一个神圣不可分裂的”。
布尔什维克承认各民族自决权
虽然从二月到十月统治俄罗斯的“资产阶级民主政府”曾经暗示说新的“民主”包括各族人民的自由，但它从未兑现诺言。相对的，布尔什维克领导的新苏维埃政府不仅公开宣告，而且也尽可能地履行各民族的自决权。苏维埃政府用了不到一周的时间就承认了芬兰独立。紧随其后的是支持乌克兰、摩尔多瓦、立陶宛、爱沙尼亚、外高加索、白罗斯、波兰和拉脱维亚独立。儘管存在各种複杂和困难，而且这些新的独立国家总的来说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而不是苏维埃主义，但布尔什维克政府仍然尊重它们独立的权利。
1917年的中亚，是帝国主义列强“大博弈”的战场，当时仍基本没有从封建社会走出来。儘管中亚算是沙皇帝国的一部分，但一直由封建的可汗们统治，并没有形成巩固的民族。当地也几乎没有工人阶级，充其量只有铁路和基础设施工人，其中大部分是俄罗斯族或是讲俄语。几十年来，当地精英迫于沙皇的武力服从其命令，因此他们将革命视为摆脱俄罗斯人统治的机会。布尔什维克尽其所能鼓励该地区社会主义意识的发展和工人民主，但布尔什维克党也承认当地的现实，并儘其可能向这些民族展示善意。
花剌子模（Khorezm，位于现在土库曼斯坦境内）一直由当地可汗统治，直到1920年被红军支持的民众起义推翻为止。新成立的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承认花剌子模人民苏维埃共和国为独立国家，公开宣布放弃对花剌子模领土的所有主张，并与新国家建立自愿的经济和军事联盟。曾经属于俄罗斯政府的所有财产和土地，以及行政机构都无偿移交给了新政府。俄罗斯政府还对花剌子模政府提供了财政援助，用于修建学校、开展扫盲运动，修建运河、道路和电报系统。
波兰
在辽阔的前沙皇帝国的彼端是波兰。在1917年之前的一百多年裡，它一直被奥地利、普鲁士和俄罗斯帝国瓜分。随着这些帝国在一战结束时崩溃，革命在前沙皇帝国的土地上蔓延，波兰人发现自己处于一种新的局面中——波兰人终于可以争取统一独立了。布尔什维克政府承认了“波兰全国委员会”为波兰的合法代表。
当时新的波兰临时政府是由时为波兰社会党领袖的毕苏斯基所领导，其在群众压力下通过了8小时工作制、妇女投票权和免费教育。然而，毕苏斯基突然宣布：“他乘坐社会主义的车，在叫做独立的车站就下车了”。新政府很快地转向打压苏维埃和工人委员会，逮捕共产党人，并利用俄罗斯深陷内战的机会企图扩大领土。波兰军队入侵立陶宛，并在西方列强的支持下与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彼得留拉结盟，入侵乌克兰併后来佔领了基辅。及后红军对波兰进行了决定性的反击，才迫使他们退回到华沙。儘管如此，列宁在与波兰的和谈中坚持：“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关于波兰的政策不是因为暂时的军事或外交优势，而是因为绝对和不可动摇的民族自决原则。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自从波兰国家成立的时刻起，就无条件地承认波兰共和国的独立和主权”。
列宁的斗争
列宁努力确保将“民族自决权”纳入布尔什维克党的纲领。他与罗莎·卢森堡的分歧是众所周知的。罗莎·卢森堡认为这种要求偏离了阶级斗争。在布尔什维克党内领导层跟她持有类似论点的还有卡尔·拉德克（Karl Radek）、尤里·皮亚托科夫（Yuri Pyatokov）和尼古拉·布哈林（Nikolai Bukharin）等人。
作为辩论的一部分，列宁鼓励斯大林（台：史达林）写本有关民族问题的小册子，不过即使在这个早期阶段列宁也已经发现有必要反对斯大林立场中的一些主张。他不同意斯大林对民族的僵化定义，即“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建基于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因为这个定义排除了许多民族，特别是犹太人的权利。列宁也不同意斯大林和布哈林在1919年提出的主张，要求各国工人阶级享有自决权。他认为，在俄罗斯帝国中生活的许多民族，包括库瓦什人、巴什基尔人、土库曼人、吉尔吉斯人和乌兹别克人等，都生活在社会和经济尚未发展的地区，他们还没有机会发展阶级，更遑论是发展阶级意识了。然而，早在1918年，斯大林就在争辩说“民族自决的口号已经过时，应该从属于社会主义原则之下”。1920年10月，斯大林开始主张对于边疆地区脱离俄罗斯独立的要求“必须拒绝，不仅因为这与在中央和边疆地区之间建立联盟的构想矛盾，而且主要是因为从根本上这与中央和边疆地区人民的利益背道而驰。”
乌克兰
不幸的是，持有这个立场的并非只有斯大林一人。二月革命爆发时，位于乌克兰首都和工业中心基辅的布尔什维克党人只有200人，而且几乎没有组织。到10月，他们的人数达到800人。为响应二月革命，乌克兰资产阶级的菁英成立了“中央议会”（Tsentralnaya rada），作为“所有乌克兰人的政府”，并主张自决权。但是，基辅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人没有意识到民族问题的重要性，说这是比阶级斗争次要的问题。在参加全俄反对临时政府的全面斗争时，他们放任中央议会去建国，包括建立政府机构和武装部队。十月革命之后，他们与孟什维克和崩得分子（注：Bundists，犹太民族的左翼运动）一起成立一个党团，承认中央议会是合法政府，并宣布任何反对中央议会政府的作法必须“完全採用和平方式”。他们拒绝接受其他乌克兰布尔什维克党员的立场，即“有必要与中央议会政府进行不妥协的斗争，绝不与之达成任何协议”。结果，中央议会政府保持了乌克兰政府的强势地位，而向乌克兰苏维埃革命的进程被推迟并大大削弱了，这导致乌克兰的内战情势变得更为複杂与漫长。假如基辅布尔什维克採取了果断的行动，那肯定不会这样。
民族问题与红军
儘管在乌克兰遇到了困难，但列宁的作法在确保苏维埃政府取得内战胜利发挥了关键作用。特别是因为大多数白军保皇派都反对任何民族自决。
在高加索地区，白军军阀邓尼金（Deniken）明确表示，他反对给予少数民族权利，因为“俄罗斯是神圣不可分割的”。即使是那些原本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民族主义团体也普遍认为，既然布尔什维克承诺民族自决，所以他们至少有理由保持中立。而在另外许多情况下，这个承诺足以让整个少数民族支持红军。
其中一个关键的决定是让红军以地区划分，并以“原居地服役”为基础原则。旧时代的沙皇军队是俄罗斯化的。除了哥萨克人以外，少数民族成员服役时都会被外派到家乡以外的常备部队，被要求说俄语。但是托洛茨基领导的红军却採取了截然不同的做法。许多部队以单一民族为基础，使用各自的母语，并出版了许多非俄语的军事刊物。这帮助红军赢得了很多少数民族为主地区人民的支持。许多犹太人团体自发建立武装，抵抗高尔察克（Kolchak）将军等人发起的犹太人屠杀。红军甚至在鞑靼斯坦共和国首都喀山建立了一所穆斯林官兵学校。1919年，整个巴什基尔（Bashkiria，横跨伏尔加河到乌拉尔山脉的穆斯林地区）的民族武装与红军合併，建立了巴什基尔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无论这些民族国家建立在哪裡，在教育和卫生领域都得到了巨大的物质援助，特别是消除文盲运动。儘管是内战期间，新社会主义国家裡的大学数量仍从1917年的63所增加到1923年的248所。在避免与伊斯兰信徒直接冲突的同时，社会主义者积极倡导废除一夫多妻制、买卖新娘、还有丈夫可以拒绝妻子离婚等习俗。不幸的是，斯大林主义得势以后，这些成果都被废止了。斯大林在1930年代重新将俄语定为指挥语言，并停止了其他语言的军事出版物。
一些错误
对不同民族保持敏感和灵活的作法需要很多讨论，并且常常需要列宁或其支持者直接干预以纠正错误。布尔什维克党贊成把土地自愿集体化，但是列宁警告说，在中亚和高加索等地区，强推这一政策为时过早。他甚至反对把阿塞拜疆（台：亚塞拜然）的石油工业国有化。他担心，由于工人阶级尚未得到足够的发展，这将导致内战期间的供应中断。
在某些地区，儘管有列宁的做法，民族问题还是处理得很笨拙。例如，在布尔什维克革命传播到中亚之前，地方知识分子和民族精英就已经抓紧机会发展地方自治甚至建立了新的民族共和国。革命是后来由铁路工人与解散了的军队带来的，这些部队几乎全部是讲俄语的。他们成立了塔什干（Tashkent，乌兹别克首都）工兵代表苏维埃，并自称“苏维埃政权”。他们认为穆斯林不应该在新政府中拥有地位，并且苏维埃没有必要纳入“落后”的农民群众。结果，这个苏维埃政府孤立于当地95％的人口。当它试图用军事力量推翻新生的浩罕（Kokland）政府，并主张建立“作为俄罗斯联邦一部分的突厥斯坦民主联邦共和国”时，遭到了强烈的反对，许多人认为这仅仅是军事佔领。
列宁的灵活策略
最初，斯大林的民族事务部的态度是这只是地方事务，但是随着白军在该地区被击败，如何建立苏维埃政权的问题变得更加紧迫。领导红军前锋的伏龙芝（Frunze）最初提议将该地区分割以便于统治。这遭到了当地共产主义者的抵制，其中许多人几乎没有掌握布尔什维克政策的基本原则。但是，当斯大林领导的委员会提议建立统一的突厥斯坦自治区作为俄罗斯联邦的一部分时，当地的共产主义者更加不满。最终，列宁不得不介入，重新釐清了应该採取的立场：在大力减少俄罗斯富农的影响的同时，应注意使俄国人与当地人的土地所有权平等。确保只有在当地领导人同意的情况下，才能做出关于突厥斯坦的任何集中决策。要求有序地、“逐步但稳健地”准备将权力移交给当地工人的苏维埃。当地苏维埃政府的基本任务“不是要实现共产主义，而是推翻封建制度”。列宁表示：“将该共和国一分为三的议题不宜过早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