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改革开放有一个重要的效果就是教育制度的改革，从初中开始分流：学习好的上高中，高中大幅度减少，在高中阶段就大量减少高中生，大学生更是少得凤毛麟角；成绩不好的去当技工，于是事先就宣布技工是贱民了。那么你读了高中以后上大学是干什么呢？答案是做官。为什么广大知识份子热爱邓小平呢？因为邓小平变相地部分恢复了隋文帝、武则天、宋仁宗、明太祖一脉相传的科举制度。哈哈哈，现在我们的好日子又来了。你们无产阶级过去仗着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欺负我们知识份子，现在你们滚回到社会的底层去了，还是我们知识份子牛逼呀。八十年代有一个重大题目叫做“脑体倒挂”：怎么可以容许技术工人拿的钱比知识份子多呢？这是绝对不行的，公教人员拿的钱应该是最多的。如果他们到了美国的话，那要活活气死的。美国开卡车的人和管子工人拿的钱，那保证比大学教授要多得多。按照八十年代的话语体系，这些都是文革余孽，都是极左路线。但是按照他们这种话语体系的话，世界上最大的极左路线国家显然不是苏联，而就是美国。世界上没有比美国的技术工人待遇更高的国家了。他们如果连苏联的体系都受不了的话，到了美国还不得气疯？所以，江泽民时代继承了邓小平时代的成果，官僚阶级的权势和分利能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而工人阶级彻底垮台以后，其实暗中他们的身体语言就像冯胜平同志一样告诉他们，相对于美国来说，好像世界上再也没有像中国共产党这样适合他们的地方了。哪怕他的爷爷或者爸爸是像金庸的爷爷或者爸爸一样是被共产党枪毙的，他本人实在是找不到比共产党更舒服的寄生场所了。
真正的理论家，像达尔文或者孟德尔那种人，根本就是像我上次跟你说苏东坡那样，他们根本不是实验出来的。可能只是实验了一、两条，然后就靠猜，把剩下的大部分猜出来了。剩下的人发现他猜得这么对，然后又给他把实证主义证据补齐了，后来的小学生就以为他真是实证主义考证出来的。这一点我非常清楚，因为我自己就经常这么做。你如果看我在微信发的那些条目以及我现在在推特发的条目，一般来说是这样的：我四面八方撒网，什么地方觉得有了直觉，我就喊两声，但是其实我书还没有开始写。我写书写出来的时间一般要晚两、三年，但是写书的结果一般来说也无非是加了几百个注释，跟我原先想像的东西是相差不算太远的。这种直觉就是建模能力，它像是柏拉图或者诸如此类的人那样，是你大脑里面天生就有的抽象能力。有些人没有抽象能力，得到了很多资讯，但是全都像是搬家时期的一个仓库一样，地上杂乱无章地丢着很多东西。他自己的头脑也是非常杂乱无章的，没有办法从混乱中间提取出来混乱背后的秩序。这个是科学，没有这种能力就没有科学。
大家经验性感觉到的事实在理论上搞不出来，于是就处在宋明知识份子经常面对的那种人格分裂状态。大家都知道唱高调其实是要完的，但是合理的建议好像是很卖国的，很不忠君的，很不政治正确的，好像不对，而政治正确的结果总是要使坏人当权而好人倒楣。但是在绝望之中，大家觉得好像世界本来就是这么样的糟糕，没有办法。他们所见的市面很小，没有见到更广大的世界是什么样的。特别是妇女，一辈子都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她就觉得像缠小脚、守节、印度寡妇殉夫这些事情都是天经地义没有办法，生活就是这个样子的。他们的圈子把自己框住了，他们不知道生活本来可能不是这个样子的。而理论家起的可悲的作用就是，本来只是经验性的东西，本来以为“可能只是我的小县城是这样的”，变成“天理，天经地义，一定全世界都是这样的”。既然知识份子都这么说了，没文化的小老百姓就觉得好像事情也就只能这样，这就是天命。但是他们的身体不服，总会有人去做白宝山的，于是就形成了社会正统和社会暗流之间的致命分裂。
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实际上造成的效果就是，各种工艺的品质都莫名其妙地下降了，连皮鞋都变成报纸做的，穿不成了。然而由于有克林顿总统，由于有广大留学生偷技术，留学生可以带一个U盘回来，带一些新东西回来，比如说在港珠澳大桥之类的东西上用上几年。但我有一个强烈的感觉就是，港珠澳大桥可能是要塌的，可能会在五到十年之间塌。比如说今天早晨我发的那个推特，这是我原来没有料到的。我本来以为，就算是前线士兵统统饿死了，在习近平面前负责表演的空军司令总会拿出精品来吧。当年大清皇帝还在的时候，大家拿给皇上的东西至少也是洋教士送来的正版金鸡纳霜，不见得给皇上吃假药。结果居然会有这种事情，他们居然在皇上面前让飞机的起落架掉下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