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伯特.施佩尔尽可能让自己表现的和纽伦堡其他的囚犯不同。施佩尔在法庭上认罪反省，言之凿凿，但却不承认自己有犯下虐待劳工的具体罪行。在美国人尼尔少校给施佩尔送审判书的时候，施佩尔很有风度的用英语说：“这个审判是很有必要的。”也因此，尼尔少校认为施佩尔更危险，更具欺骗性。
克虏伯的工厂雇员赫马在证词中说明了他所看到的外国劳工被把头折磨的场景，施佩尔对此有些沉不住气。还没等杰克逊法官发问，施佩尔便称这些证词全部都是谎言，否认德国人会做出这样的事情来。
之后，杰克逊法官向施佩尔朗读了另一份医生的证词，该证词指出工厂内的劳工从来没有获得任何医疗和药物供应。同时，医生描述当夜晚人们回到工厂的时候，不少人在路上就都倒下了，工友们只好用小推车之类的东西把他们给抬回来。到1942年，工厂内平均一天有3-4个工人死亡。
对此，施佩尔无法再称其为谎言，辩称这是战时配给制度和盟军轰炸造成的。并宣称德国工人同样生活在非常糟糕的环境下。对于证词中所说的关押工人的大柜子，施佩尔表示只是用来放衣服的。并宣称那些生病的囚犯是装病，而且是盟军空投的传单煽动他们这么做的。最后谈到管理问题的时候，施佩尔的态度十分冷漠。他只是承认自己制定的政策导致劳动营的物资匮乏，但拒绝认为其中的“极端问题”应该由自己负责。
在审判结束后的陈述中，施佩尔再次展现出了自己的欺骗性：
“这是最后一次有机会向我们自己的人讲话，也是我们最后通过认罪、直面过去的罪行，来告诉这个国家我们本想走出困境却误入歧途”
“我想说一些至关重要的事情，这场战争给德国人民带来了难以想象的灾难，实际上也给世界带来了灾难，所以在德国人面前，我义不容辞的承担自己的责任。政府首脑已经逃避责任，在德国人和世界人面前我就更应该承担这一责任和义务。作为一名第三帝国的领导人，我承担全部责任。”
最终，施佩尔成功凭借自己出卖纳粹同党的做法争取到了宽大处理，被判20年监禁。
“20年，好吧，很公平。就我的情况，这已经是轻判了。我没有意见，我说过必须严判。我承认我的罪行，如果我对判决有意见，那就太可笑了。”施佩尔在听到宣判后如此表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