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齐泽克 卢布尔雅那大学社会学和哲学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共产主义者。原文
无责翻译：维生素E
塔利班的8万战士再次占领了阿富汗，一座座城市像多米诺骨牌一般的迅速陷落。30万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政府军绝大部分已经丧失战意，举手投降。这一切究竟为何发生呢？
西方媒体们告诉我们，有好几个方式可以解释这个现象:
1.第一个解释是一种公然的种族歧视,阿富汗的人民too simple，naive，根本没有实施民主的成熟度。他们只适合宗教原教旨主义的统治——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荒谬主张，因为事实上阿富汗曾经有过民主。半个世纪前，阿富汗是一个（温和的）开明的国家，拥有强大的共产党，被称为阿富汗人民民主党，该党甚至成功掌权好几年。阿富汗后来才成为宗教原教旨主义国家，这是当时苏联为避免共产力量的崩溃而入侵阿富汗所导致的。
2.媒体给我们的另一个解释是恐怖，因为塔利班无情地处决了那些反对派。导致无人敢于反抗。
3.还有一个解释，是信仰，塔利班只是单纯的相信他们的行为是上帝的旨意，也是上帝的安排，所以，他们的胜利是确定的，因此，他们会保持耐心等待，因为时间在他们这边。
4.另一个更复杂也更实际的解释是，战争带来了混乱和腐败已经使人民不堪重负，而这些可能会导致阿富汗人民产生一个信念，即，就算是塔利班会带来压迫以及伊斯兰教法，但是他们起码可以保障最基本的安全和秩序。
然而，所有的这些解释，都在刻意的躲避着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因为这个事实对于整个自由主义西方世界而言，是有着不能承认的创伤性。这个事实就是：塔利班对于个体生存的不看重以及塔利班的战士们是乐于（readiness）去为了战争而“殉教”的。对于这个事实的一个庸俗解释是，塔利班的人是“真的信”如果他们以烈士的身份死去，他们将进入天堂。而这样的解释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它没办法区分两种信仰，一种是作为直观明证性的信仰（belief in the sense of intellectual insight）（即，"我知道我会上天堂的，这是事实"），另一种是作为主体地位选择性参与的信仰（belief as an engaged subjective position）。
换句话说，这种解释没有把意识形态的实体化力量考虑在内，在塔利班这个问题中，信仰的力量并不是简单的信念的力量，而是一种建立在生存论角度的信仰。我们不是选择信仰的那个主体，而是我们本身就是信仰，信仰贯彻了我们生活的始终。
而正是由于这一点，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才对1978年伊斯兰革命如此着迷，他曾两次到访伊朗进行研究。而令他着迷的，不仅仅只是完全接受”殉教“，以及对失去生命漠不关心的姿态。
福柯曾对'真相的历史'进行了非常具体的讲述，强调狂热人士在血腥斗争之中的那种真相讲述的模式，这是一种通过斗争和磨难进行变革的模式，和现代西方权力的那种安抚，调和，正常化的模式完全相反。而理解这种模式的关键在于，历史政治话语中关于真相的观念，本身就应是一种片面的，留给狂热人士的观念。
或者，正如福柯自己所述：
如果是一个为人权发声的主体正在谈论真理，那么这个真理就不再是哲学家普遍意义上的真理，这种话语确实是在描绘普遍的战争，试图将战争处于和平之下，是一种将战争作为一种整体现象进行一个普遍意义上的原因解释的话语。但是，这种话语实际上并没有做到它想做到的那种“整体”和“中立”。它永远会是一种片面的话语。它关心的所谓的“整体”，只是一种扭曲的，从自我（西方）角度出发的视角。而真相是，或者换句话说，真相只能被置于一种斗争的位置，从一个不断去争夺最后的胜利的那个视角才能获得，也就是说，只能从正在说话的主体的生存论视角才能获得。——选自《必须保卫社会》
我们可以说这样的一种介入性话语，是一种前现代、是尚未进入当代个人主义的标志吗？或者说这样的话语在今天的复兴，是一种法西斯主义回归的标志吗？
对于任何稍微了解一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人来说，这个答案都是十分明确的：匈牙利哲学家乔治·卢卡奇（Georg Lukacs）展示了马克思主义是如何"普遍真实"的，这并不是因为它不偏颇，而正是因为它"偏颇"，只能从特定的主观立场获得。我们可能同意或不同意这种观点，但事实是，福柯在遥远的伊朗所寻求的——以血腥斗争的（"战争"）形式的讲出真相——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中已经有力地存在，即阶级斗争，而加入阶级斗争，并不是对获得"客观"历史知识的妨碍，而是它的前提条件。
通常实证主义观念的知识，是作为一种"客观"（非局部）描述现实的知识，而不是被特定的主体参与所扭曲的知识——而福柯所说的"安抚，调和，正常化的模式的西方权力”——正是意识形态中最纯粹的——也就是"终结意识形态"的意识形态。
一方面，我们拥有那种所谓的“客观”的，没有意识形态化的专家知识，而另一方面，我们把个体分离开，使每个人都专注于异质性的“自我技术”（这个词是福柯在后期抛弃了他在伊朗的所得之后创立的）。沉溺于一些小事而为自己的生活带来的快乐。
对于目前西方的最主流的自由个人主义者而言，一种宏大叙事，特别是包含着“牺牲”或者说对于生命的风险的承诺，都是可疑的或者说“非理性”的。
在这里，我们就陷入了一个很有趣的悖论：传统马克思主义对于塔利班的成功的解释确实是是令人怀疑的，但是，它给出了一个完美的例子，使欧洲人可以理解福柯在伊朗到底是在寻找什么，以及到底为什么我们现在对阿富汗发生的事这么感兴趣。这个例子里不包含任何所谓的“宗教原教旨主义”。而只是一种集体介入式的对更好的生存的追求。在全球资本主义的巨大成功后，这种集体介入的精神就一种被压抑着，而现在，对这种被压抑的精神只是以“宗教原教旨主义”的面相回归了而已。
那我们可以想象这种被压抑的精神，以一种更适当的，更具解放性的集体介入而回归吗？当然可以，不但我们可以想象，甚至这股巨大的力量已经在敲我们的门了。
我们来聊聊全球变暖这个大灾难吧——它呼唤着所有人为这一个宏大叙事来开展行动，并在一定程度上要求所有人依照一定的形式“殉教”。即牺牲自己的一部分享乐，如果我们真的想彻底的改变我们的生活，那么那种福柯式的“自我技术”，来获得特质的快乐的方式，就必须要被替代。而那种专家式的人文科学，是无法完成这个任务的，我们需要的一定是一种根基于最深入的集体介入式的人文科学，而这个，才是塔利班问题的解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