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 從維權到反共 成為維權人士的原因

作者 王慶民 寫於 二零一九年

光陰似箭，距我在2018年8月離開中國大陸、踏上流亡海外的道路，已過去了很久。但每當我想起自己兩年多來在中國經歷的壹切，包括在中國大陸上訪、寄遞信件、聯系各界人士以呼籲關註和解決校園暴力、網絡暴力問題，後來又赴香港維權、呼籲、求助的過程，在中聯辦門前割腕試圖以死抗議後，卻被關進被精神病房“觀察”、後來又被羈押在警署羈留室的痛苦經歷，仍記憶猶新。作為壹個孤獨的維權者、價值觀理想化而性格脆弱的反校園暴力呼籲者，我在大陸四處奔波卻處處碰壁，進行了近兩年堂吉訶德般的個人社會運動；當我抱著近乎幼稚的希望來到香港，又遭遇了千斤壓頂般的打擊，歷經磨難與心酸，親身體會到了被拘禁與羞辱的痛苦，至今心有余悸、創傷猶存。

當我遭受壹系列沈重打擊、失去自由之時，我就在想著：我壹定要把自己這幾年維權、求助等經歷全部寫出來。無論是試圖傾吐自己艱辛而曲折的經歷、簡要述說自己在大陸四處奔波，到政府機構上訪和請願、拜訪和聯系媒體人士、社會知名人士，以維權和呼籲防治校園暴力與網絡暴力問題的歷程；還是想要描述在港維權、拜訪泛民人士過程中遇到的人和事，展示香港政治、社會生活之壹隅；為了訴說香港警方對被拘留人士的作為、揭露香港精神病房的隱秘內情、論述我所了解和搜集到的大陸精神病院惡劣的環境與廣泛的人權侵犯問題，分析陸港精神衛生體制的弊病；講述我返陸後壹系列波折與屈辱，以及作為弱者在中國面臨的種種苦難……我也知道，在中國，在世界無數的角落，有千千萬萬的人，他/她們比我承受了更多屈辱、走在更艱難的道路上、付出了更大犧牲。因此，我有動力，更有責任，把這段經歷寫出來，為這個社會中的弱者發出吶喊。哪怕在寫許多段落時，都需要再度回憶起那些苦痛、屈辱與悲傷。

受難與抗爭--壹個校園暴力受害者與維權者的曲折人生

（壹）校園暴力的摧殘與個人理想的破滅

我叫王慶民，1994年出生於中國的中部省份--河南省。因為家庭變故、家庭暴力等諸多外部原因（涉及內容太多，我以後會專門撰文講自己的童年經歷，在此就不展開講述了），未接受正式的小學教育，靠自學和父親輔導完成小學階段學習，當然也沒有大多數孩子都有過的幼兒園及小學集體生活經驗。直到2007年才直接就讀初中壹年級。由於此前從未有過校園生活的經歷，導致我與其他學生格格不入，如言談舉止不合群，時常不註意個人衛生等，很難適應學校生活和建立良好人際關系。而較柔弱、女性化的特質和瘦弱的體格，讓我成了易被欺淩的目標；執拗、太過講理（也可以說認死理）、敏感、不善於忍耐、看不慣不平事的性格特點，更容易與他人發生沖突。

於是，2007-2014年，也就是自我上初中到高考復讀的近七年時間，我遭遇了多次持續性的校園暴力，其中2008年初中二年級（在河南省滑縣道口鎮抗大初中北校區，校園暴力施暴者李治、王若斌、付康及其外班不知姓名的惡霸團夥黨羽等）時與2011-2012年高中壹二年級（在位於河南省新鄉市的河南師大附中，校園暴力、網絡暴力施暴者淩霄漢（高壹11班）及其外班黨羽；杜邦、孫啟宇（高二13班）等；學校包庇縱容者時任副校長閆新全；對我侮辱、諷刺、威脅的時任高二13班班主任方世蘇）時，遭遇了兩次極為嚴重的校園暴力和因校園暴力引發的網絡暴力。這些校園暴力形式包括直接暴力毆打、辱罵、使用粉筆瓶蓋碎磚礫書籍等物品對我長時間襲擊、群體性的威脅恐嚇、在互聯網上散布關於我的謠言、詆毀性言論和傳播我的照片等，並受到了嚴重的歧視和孤立。而我不斷反抗、告狀，對打和使用物品還擊、從學校告到教育局，但作用有限。幾年間多次因校園暴力休學和轉學。此外，我還因為這些校園暴力的打擊，造成與同學間人際關系的惡劣，還在痛苦與反擊中嚴重誤傷了壹位老師、過度反應嚴重傷害了壹位叫王乾坤的同學。這更令我愧疚和痛苦。而這些校園暴力事件給了我巨大創傷，當時整日生活在沖突、屈辱、焦慮、憤怒、恐懼之中。久而久之，我患上了抑郁癥（2017年在鄭州市診斷為中度抑郁，但抑郁癥的相關癥狀，如過度焦慮、情緒波動、壓力過大，早在2008年遭遇校園暴力後就發生了，並且在此後每次遭遇校園暴力時就會出現這些抑郁狀況），對我的學業造成了毀滅性影響，原本應純凈而有活力的青春布滿了傷痕、淚痕，我的前途命運也因之被斷送。（關於校園暴力詳情，因篇幅關系，在此不詳述。我寫有《壹個“特殊”學生的自述》壹文，共12萬多字，細述了我2007-2014年遭遇的校園暴力的具體情況）

不過，我的學習成績壹直較好。雖然校園暴力給我學習帶來嚴重負面影響，但我學習非常刻苦。尤其在內陸中學那種高強度學業壓力和高密度授課進度下，我需要起早貪黑的誦讀、聽課、寫作業，最刻苦時從早上5:30學習至晚上22:30，期間僅有不到4小時的休息時間，寬松時也是從7:00-21:30，中間同樣只有4小時休息。而我就在這樣的學習強度下度過了近5個學年（除去斷斷續續休學的兩年）。

另外，幼時沒上小學，卻還有很多空余時間看了壹些父親讀中學的時期（1970-1980年代）的老的初中乃至高中課本，雖然當時大多數不完全懂，但是對後來中學學習還是很有幫助。尤其語文、歷史、地理看了很多。而且文科的東西影響往往是潛移默化的，不管是固定性知識，還有價值觀影響，都慢慢滲透進我的記憶，我的內心。同時，我還看了壹些父親年代的小人書（連環畫）、畫冊、雜誌，對我積累知識也多有助益。此外，小時候聽廣播（那時全家遭遇不幸，輾轉流離，沒錢也不方便買電視，偶爾湊到別人家看。2005年之後我家回滑縣定居，才買了電視。我開始聽廣播時還不到10歲，那時央廣壹套還沒改為“中國之聲”）、稍大後看電視，收聽收看了大量社會新聞，對我豐富知識、認知社會，同樣產生重大積極作用。

最關鍵的是，自10歲至今我在書店和圖書館十多年的閱讀經歷（也包括我後來在網上閱讀）對我後來的學習以及生活包括自己的思想影響巨大。我集中於看政治、歷史、社會問題和文學類的書籍，其中的知識、價值觀對我影響頗深。而報刊雜誌對我了解和看待現實社會的影響更為巨大。魯迅和契訶夫的小說對現實的深刻批判、托爾斯泰的巨著蘊含的人道救贖精神與奧威爾的佳作對極權危害的揭露、費正清與秦暉剖析中國歷史與當下的金玉之言……他們作品傳遞的知識和價值觀深深紮根於我的心中；而《南方周末》、《南風窗》、《讀者》（以及2014年起在互聯網上閱讀的《紐約時報》、《聯合早報》等）等報刊雜誌更是我思想啟蒙的基礎讀物，成為我了解當代中國與世界的窗口……我在閱讀中有了巨大的收獲，也有利於提高我的學習成績。在這樣的閱讀與課外學習下，我在社會科學領域有了相對豐厚的知識儲備，尤其在國際關系/國際政治方面有很高水平的認知和很強的分析能力（在這壹點上我沒必要謙虛）。而經年累月閱讀中的知識積累與價值觀建構，是我後來做長期維權和呼籲防治校園暴力、網絡暴力及推動教育改革的思想基礎。

因此，我在學校壹方面遭遇校園暴力，但成績依舊名列前茅，同時又不斷休學、轉學，且不止壹次換到不同城市的學校學習。2013-2014年，我飽經創傷終於能夠較好的適應學校生活，在2013-2014學年高考復讀時穩定在壹本線上40-60分，偶爾成績還會更好。如果成績這樣保持或者繼續提高，我至少能考上211、985院校，甚至更進壹步考入中國人民大學等院校。但就在2014年年初，發生了因我曾經在前面學校上學時的事情被歪曲傳播到新校的情況，以及壹些其他原因，導致我驟然被孤立和歧視。而這時又是高考關鍵點，我精神壓力巨大，此前又多次受到校園暴力的傷害，舊的創傷並未愈合，新傷如同向舊傷口撒鹽。因此原本就脆弱的心理迅速崩潰，於高考百日前休學，高考失敗（雖仍考到距壹本線差14分，為河南省高考的前20%-30%，但對我是慘敗）。（關於決定人生命運的這200多天中，我心理上的折磨，另文有詳細描述）

我此前為了恢復學習，轉到了離老學校幾百公裏外的新校，我父親為我付出了巨額擇校費和生活費（我家庭條件很差，祖父母又長年患病，醫療和相關照看的開支巨大。尤其2015年之後，幾乎陷入絕境）。為了在其他城市考學，還多次遷移戶籍，也很麻煩。我極為刻苦的起早貪黑、冒著酷暑嚴寒學習（內地小城市假期很少很短，平日平均壹周只放壹天假，暑假壹個月寒假半個多月，高三更是緊張），努力沖刺，卻得到如此慘痛的結果。我心理受到極大刺激，精神在焦慮與麻木中徘徊，不斷做噩夢和回憶遭遇校園欺淩的場景，沈浸在高考失敗的痛苦中難以自拔，意誌消沈，精神恍惚，就再沒去學校上學（雖還在掛名參加每年的高考，但根本沒有正式學習（嚴格說“非正式學習”也基本沒有，焦慮抑郁下如何正常學習），在應試教育主導、題海戰術為主要提分手段的高考模式中能考成什麽樣可想而知）。

對我來說，沒有考上如中國人民大學（或至少211、985）等院校，就等於我徹底失去了實現理想與追求的機會，沒有了改變充滿不公與黑暗的社會的條件和地位、喪失了以名校學生身份參與中國自由民主事業的可能，我的政治抱負化為了泡影。而我的性格和身心狀況，做壹般白領和基層工作人員又不甘心（更重要的是我因壹系列創傷導致無法適應社會，不能適應復雜的人際關系，擔心工作中再次像在學校裏那樣被孤立與歧視，害怕受欺淩和傷害），自然也不適合於打工，家庭又很貧困，不能考上名校在個人前途上也沒有出路。而這些憂慮與痛苦反過來又惡化了我的精神狀況，形成惡性循環。

此後，我長期在河南新鄉市（有短暫幾個月在河南焦作市）自己租的出租房看實體與電子版的書籍、雜誌、報紙，玩遊戲，以及在網上和壹些知識交流圈子評論時事，以密集的閱讀和評論轉移註意力，把辯論時事、在群組內做壹些思想啟蒙，當成壹種心靈寄托。如果沒有這些轉移壓力的手段，校園欺淩中的屈辱、折磨，就足以摧毀我的意誌，讓我自殺、或精神徹底崩潰。但即便想方設法減輕痛苦，我的抑郁癥仍舊在加重，如沒有力氣收拾床鋪和正常洗漱，情緒波動很大，時而情緒樂觀，但有時想到受欺淩的事情和晦暗的前途，又會壹天時間都不想出門，即便出門走路也跌跌撞撞，如同靈魂出竅壹樣。

2015-2016年，我父親因突發腦中風，臥床壹年，我又不得不與幼時對我實施家庭暴力的姑姑見面。此前我長年不回家，從2007年上初中就租房住在外面或住校，假期也不回家，找我父親都是在他工作單位滑縣中醫院。後來我到外市上高中，連和我父親都不常見面了。2015年我父親中風後，我才又和我姑姑斷斷續續待在壹起幾個月（此後我父親好轉，我就又回新鄉市出租房住了）。她在1995年左右的家庭變故中因受刺激，精神上出了問題。我幼時她常對我毆打虐待，甚至把洗腳水潑到我頭上、把我的頭摁倒水盆裏，長期對我施加家庭暴力（這些在我的《自述》中有清晰描述），我與她水火不容。我在10歲之後尤其13歲左右，也進行了激烈反抗。雖然這次見面時我長大了，她對我沒像以前那樣糟糕，但依舊沖突不斷，在醫院陪護期間見面後時常吵架、對打，甚至動了刀子（我身體瘦弱打不過她個潑婦，刀只是防身威嚇用，打是用手，沒出血）。因我不適應社會和不能工作，我還要從她那裏拿生活費，這讓我感到非常屈辱。除了我父親，我爺爺奶奶也常年被慢性病傷害，我爺爺已於2017年去世。我奶奶已經幾乎完全喪失意識、生活100%不能自理躺床上等死，皮膚上到處都是爛瘡、身體周圍全是惡臭尿騷味。而我父親和我姑姑為了照看爺爺奶奶，也耗盡了時間和精力，沒有任何休閑的條件。此外還有許多事情，打擊和磨難（而不是磨礪）不斷，都讓我感到社會的殘酷與生活的艱難。而我後來幾年根本未在學校上學，高考成績（仍然每年參加考試）自然越發糟糕，遑論重新得到巔峰時期的分數了。

我也大致了解到，2013-2014學年與我同壹班級的學生（即濟源壹中文科七班復讀班），大多都在名校學習，生活快樂、前途遠大，未來也能有體面、收入優厚的工作；而在2010-2012學年河南師範大學附中的同學也普遍過得不錯，包括那些校園暴力加害者和旁觀者，都毫無愧疚的好好生活著，有些東西過得還挺滋潤。而我卻被校園暴力毀掉，身心受創，尤其精神和心理上受到不可逆的傷害，生活日益拮據。在這種強烈的、刺激性的對比下，我越來越感到不平。在2014年高考失敗時，我主要是感覺痛苦和屈辱，焦慮抑郁，而由於刻意逃避現實，所以盡量不去觸碰心中對於前途毀滅的怒火，選擇退避和遺忘。但兩年後我飽嘗世事艱辛時，就對我七年間遭遇的各種校園暴力非常憤怒，復仇和討要公道的想法充塞於心中，發誓要做些事。

在這幾年間，我也通過各種途徑，如報刊雜誌、電視、互聯網，了解到大量校園暴力、網絡暴力的案例和相關討論，越來越感到校園暴力與網絡暴力問題的普遍性、嚴重性，以及解決的急迫性。因此我希望通過我的個案，促進中國防治校園暴力與網絡暴力的制度性建設，讓社會各界都關註和參與解決校園暴力與網絡暴力問題。（此外，我在中學階段也親身感受到了中國教育的種種弊病，包括教育體制的僵化腐朽、教育的內容與形式的各種缺陷。這與校園暴力、網絡暴力的泛濫密不可分。因此我也希望為教育改革盡自己壹份力）（關於這些，我的另壹篇文章《關於校園暴力成因、危害及如何治理的思考》有詳細記述和分析，《自述》中也有大量提及）

於是我決定要獨自維權和發起關於校園暴力與網絡暴力問題的社會運動，哪怕沒有名校身份和他人支持，哪怕家庭貧困，自己壹個月幾千（波動很大，不是確定的）的生活費，我也要做。引用我自述中的話就是“……人之窮途，其言（行）也善。幽暗的人生還要照亮社會最後壹秒。而且也正是幽暗，才更想照亮社會，讓自己不壹無是處，不致湮沒於蕓蕓眾生和歷史長河，更不想卑瑣苦楚的終結。”也就是說，我不想白活這壹生，壹定要在防治校園暴力和網絡暴力方面做出開創性、建設性的成就。

（關於以上這些內容，在我的《自述》中有非常具體的講述，所以在此就簡短節說，本文重點書寫的是《自述》及我其他文章中未提及的內容。在其他文章中已具體講述的，在本文中就不展開詳細講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