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 中國政府的改革開放的基本特征
作者 中國網友
“中共百年謊言與罪行”之十四 中國農村改革真相
中學時，筆者曾經讀過周立波寫的《暴風驟雨》。書中描寫了在國民黨統治下中國農民的貧窮。主角趙玉林窮得全家三口都沒有褲子穿。他的外號叫趙光腚。
1959年至1961年，在災星毛澤東的獨裁統治下，中國農村曾經餓死了幾千萬人，那些沒有餓死的農民活得怎麽樣呢？
十七八歲姑娘沒褲子穿
1977年6月21日，萬裏抵達省城合肥。萬裏發現：安徽省的經濟問題遠比政治問題還要嚴重。於是，他親自下去做了一次認真的農村調查。
萬裏把全省大部分地區都跑到了，結果是，越看越聽越問心情越沈重。
在定遠縣盧橋，萬裏看到一個上身沒有內衣只穿了件空心棉襖、腰間系著條舊布帶的青年農民，挑著一副擔子，走累了，正在路邊休息，就走上去同他拉起呱來。萬裏問他有什麽要求，他拍拍肚皮說：“沒有別的要求，能填飽肚子就行” 。萬裏說，這個要求太低了，問他還有什麽要求？這位農民又打開襖襟拍拍肚皮說：“裏面少裝點兒山芋(紅薯)幹子！”
萬裏聽罷，良久無語。
在農民住的茅草棚裏，萬裏看到床上鋪的是破蘆葦，蓋的是爛棉絮，一根繩子就把全家人的衣服掛齊了；他聞到鍋中用胡蘿蔔、纓子和著地瓜煮成的黑糊糊的飯，已經發出了難聞的氣味。
在鳳陽縣的鐵路沿線，他親眼看到蓬頭垢面拖兒帶女的農民，成群結隊在同攔截他們的幹部“玩”著“老鼠和貓的遊戲”，爭先恐後地扒車外流，他忍不住對當地領導發了火：“不要再念緊箍咒，再割‘資本主義尾巴’了！禁止人家出去要飯，你們總也要想想辦法讓大家吃飽飯呀！”
最讓萬裏心驚的還是金寨之行。這年11月上旬，萬裏前往革命老區大別山調查。大山裏的金寨縣燕子河公社車子進不去，萬裏只得下車請當地的幹部帶路，徒步上山。途中，他來到一戶低矮殘破的茅屋，因為屋內過於黑暗，進去了好一會兒才發現，在鍋竈旁的一堆柴草裏坐著一位老人和兩個姑娘。他熱情地上前問道：“老人家，八點多鐘了，你怎麽還坐在柴草裏，不上工？”老人卻依然坐著，一動沒動。當地幹部掛不住臉，斥責老人：“你這個老東西，省委萬書記來了，問你呢，怎麽不說話？”老人這才擡起頭，傻傻地望著萬裏，突然往起一站。
萬裏一下驚呆了：原來老人一絲不掛，光著屁股，沒穿褲子。
萬裏忙招呼老人蹲回到柴草裏去，同時尷尬地責問旁邊的兩個姑娘：
“你兩個小姑娘怎麽也蹲在那裏呢？”
兩個十七八歲的大姑娘，只是用羞澀好奇的眼光望著萬裏，身子卻一動不動。
這時，當地的幹部意識到了，忙小聲地插話：“萬書記，兩個娃也沒褲子穿啊。山裏風寒，躲在柴草裏，是為取暖。”
萬裏再也看不下去，慌忙轉身出門。他站在陰冷的山風裏，好一會才讓自己平靜下來。
來到又一戶時，看上去也是家徒四壁，門窗都是土坯的，見不到一件木器家具。屋中央，坐著一位衣著破爛的中年婦女，萬裏便詢問她家的情況：“你家幾口人呀？”
中年婦女回話說：“五口，夫妻倆，帶三個孩子。”
“愛人呢？”萬裏問。婦女說：“幹活去了。”“那三個孩子呢？”“都出去玩了。”
萬裏說：“請你把他們喊回來，讓我看看。”
對方面有難色，不肯出門去找。
萬裏有些奇怪。在他再三催促下，中年婦女這才徑直向鍋竈走過去，然後無可奈何地揭起鍋蓋。
萬裏發現：三個赤身裸體的孩子，都縮在竈膛裏！原來燒過飯的鍋竈，這時尚有余熱，三個沒有衣服穿的孩子正好擠在裏面禦寒。
萬裏走出這家茅屋後，已是淚流滿面。
萬裏召開了省委常委會議，他沈痛地說：“原來農民的生活水平這麽低啊，吃不飽，穿不暖，住的又是房子不像個房子啊！我真沒料到，解放二十多年了，不少農村還這麽窮！我不能不問自己，這是什麽原因？這能算社會主義嗎？……”（2009年12月7日中新網《1977年讓萬裏心驚的金寨之行：十七八歲姑娘沒褲子穿 》原文摘自《小崗村的故事》，陳桂棣、春桃著）
這就是災星毛澤東領導的文化大革命之後，中國農村的慘狀。在中國人民的“大救星”毛澤東領導下，在恬不知恥的自吹“光榮、偉大、正確” 的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一些農村的老人、孩子，甚至十七八歲的姑娘都沒有褲子穿。
1949年前，中國國民黨政府的國家權力，只能直接達到縣一級為止。擁有一點土地的中國農民有一定的自治權利，即農民有經營自己的土地及產品的權利。比如，種什麽？自己消費多少？賣出多少？賣價多高？這一切都由農民自己決定的。更為重要的是農民具有擇業自由和流動自由。農民可以經營其他行業，例如，狩獵、捕魚、賣柴、木工、石工、長短途販運等。此外，經營其他行業不易的話，農民可以到城市中尋找工作，災荒之年可以逃荒到其他地區。中國共產黨執政中國大陸後，沒收農民的土地，使得中國農民完全喪失了經營權利、擇業自由和流動自由。中國共產黨利用暴力強迫農民搞農業集體化，農民喪失了土地，經營權被剝奪，生產什麽、生產多少都由公社幹部決定。人民公社、戶籍製度把農民困在村子裏，農民失去了遷徙自由，只要離開村子，進城訪友，甚至出去要飯，都要由村幹部批準。糧票製度、口糧製度限製農民的吃飯，吃多少斤糧食，包括粗糧、細糧各占多少，一概由公社幹部說了算。再加上政治思想控製，農民被奪去了思想自由。喪失了一切中國農民，成為中國共產黨的農奴。
為了活下去，中國農民不得不冒上殺頭的風險，自發地開始了大包幹。
“十八個血印”
第一個勇敢行動的村莊是安徽省鳳陽縣小崗村。三年大饑荒期間，一共才120多人的小崗村，餓死了67人，死絕了6戶。當時的農村，可以說家破人亡。村民們長期過著“吃糧靠返銷、用錢靠救濟、生產靠貸款”的“三靠”生活。無論老幼，大多出遠門討過飯。為了活下去，1978年11月24日晚，鳳陽縣小崗村18戶農民在“大包幹”協議上按下鮮紅的手印：“我們分田到戶，每戶戶主簽字蓋章。如此後能幹，每戶保證完成每戶全年上交的公糧，不再向國家伸手要錢要糧。如不成，我們幹部作牢殺頭也幹心，大家社員也保證把我們的孩子養活到18歲” 。
記得第一次閱讀有關小崗村的報道後，筆者眼淚盈眶，憤怒在心！
這就是被中國共產黨“打土豪、分田地”所欺騙的中國農民！這就是當年推小車幫助共產黨打內戰的農民！這就是工人和農民兩個階級的聯盟是中國共產黨政權基礎之一的農民！這就是剛剛分到手的土地，很快又被共產黨以合作化的名義收回的失地農民！過去他們是地主的佃戶，現在成了中國共產黨的農奴。他們目睹過中國共產黨是如何殘殺地主階級的，他們不敢提出重分土地的要求，他們只是要求“大包幹”，給中國共產黨當佃戶，即便是這樣一個重當佃戶的要求，他們也擔心坐牢殺頭，因為他們知道中國共產黨的殘暴！
中國共產黨是如何對待農民的這個卑微的要求的呢？
頑固冷酷的中國共產黨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國共產黨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被定為是中國改革開放的起點。嚴酷的事實是，1978年12月22日通過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公報上還在堅持“人民公社要堅決實行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製度，穩定不變”的政策。中國共產黨還堅持讓中國農民黨農奴！
十一屆三中全會將《中共中央關於加快農業發展若幹問題的決定（草案）》發到各省、市、自治區討論和試行。一九七九年九月二十八日，中國共產黨的十一屆四中正式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加快農業發展若幹問題的決定》。筆者在前文中指出，這個”決定”依然在掩蓋毛澤東對1959年至1962年大災荒所承擔的責任。中國共產黨輕描淡寫地說什麽，“我們對領導全國的社會主義集體農業既缺乏經驗，又缺乏清醒的頭腦，犯了‘瞎指揮’、‘浮誇風’、‘共產風’的錯誤”。犯罪集團中國共產黨竟然認為餓死了幾千萬中國人是錯誤！這是犯罪！中國共產黨像一個無賴一樣，將災害歸罪於自然災害，並嫁禍於“蘇聯政府廢止合同、撤退專家。這個決定仍然在強調階級鬥爭，並且撒謊說“長期的鬥爭實踐證明，我國廣大農民是堅決擁護黨的領導，願意走社會主義道路的“。餓死的幾千萬中國人中絕大多數是農民。小崗村的十八位農民如果相信共產黨的話，怎麽會以“托孤”的方式，立下生死狀，在土地承包責任書上按下了紅手印！這個決定仍然堅持人民公社、生產大隊和生產隊的所有權和接受國家計劃指導，不允許包產到戶，農民仍然沒有生產經營自主權。餓死了幾千萬農民，中國共產黨還要加強黨和政府對農業的領導。
1978年，安徽鳳陽縣小崗村的“分田密約”，包產到戶、包幹到戶，已經在席卷了中國農村。中國共產黨1979發布的《中共中央關於加快農業發展若幹問題的決定》依然不允許包產到戶。直到1982年1月1日，中共頒布了第一個《全國農村工作會議紀要》的中央“一號文件”， 方才正式承認了“包產到戶”、“包幹到戶”的合法性。該文件仍然強調，中國農業必須堅持社會主義集體化的道路，土地等基本生產資料公有製是長期不變的。“包產到戶”、“包幹到戶”是建立在土地公有基礎上的，農戶和集體保持承包關系。
包產到戶使得中國農民擺脫了的人民公社製度，農民們獲得了自主生產的權力，解決了吃飽肚子、不再挨餓的問題。
歷史事實告訴我們，其一，活不下去的中國農民拋棄了合作化，啟動了中國農村“大包幹”的方式自救，這才啟動了被中國共產黨稱之為他們發動的中國農村改革。其二，只要不強迫農民搞農業集體化，獲得了人身自由、生產自由，獲得了土地承包經營權的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和生產率大大提高，就不會餓肚子。
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大地主
中國共產黨為什麽承認了“大包幹”了呢？
“1980年4月2日，鄧小平同胡耀邦、萬裏、姚依林、鄧力群談長期規劃問題。姚依林說：工業、農業都要甩掉一些包袱。農委同誌建議如甘肅、內蒙古、貴州、雲南等省，中央調給他們糧食很多，是國家很大的負擔。可不可以考慮，對這些地區，在政策上放得寬一點。地廣人稀、經濟落後、生活窮困的地區，索性實行包產到戶之類的辦法。讓他們自己多想辦法，減少國家的負擔。鄧小平說：我贊成依林同誌剛才講的意見“（張學兵《鄧小平“關於農村政策問題”談話的幾點研究》）。
前文講過，作為中國共產黨農奴的中國農民，貧窮到老人、大姑娘和小孩子都沒有褲子穿的地步了。為了維持中國共產黨專製統治，中國共產黨只好放松農業政策。鄧小平之流其目的是農業要甩掉一些包袱，減輕國家負擔。
1980年5月31日，鄧小平就包產到戶等農村改革問題發表談話，肯定了包產到戶。
鄧小平說：“農村政策放寬以後，一些適宜搞包產到戶的地方搞了包產到戶，效果很好，變化很快。安徽肥西縣絕大多數生產隊搞了包產到戶，增產幅度很大。‘鳳陽花鼓’中唱的那個鳳陽縣，絕大多數生產隊搞了大包幹，也是一年翻身，改變面貌”（鄧小平《關於農村政策問題》）。
鄧小平為首的中國共產黨為什麽接受了包產到戶呢？
前文講過，1982年1月1日，中共頒布了第一個《全國農村工作會議紀要》的中央“一號文件”， 雖然承認了“包產到戶”的合法性。該文件仍然強調，中國農業必須堅持社會主義集體化的道路，土地等基本生產資料公有製是長期不變的。“包產到戶”是建立在土地公有基礎上的，農戶和集體保持承包關系。也就是說，土地還是在中國共產黨的手中，農民和以中國共產黨為代表的“集體”是承包關系。將中國農民從農奴變成佃戶，這是中國共產黨還是能夠接受的。
1954年頒布的五四憲法第八條 國家依照法律保護農民的土地所有權和其他生產資料所有權。
中國共產黨暴力土地改革以前，中國部分農民是擁有土地所有權的。中國共產黨利用所謂的“打土豪、分田地”，欺騙中國無地農民支持共產黨，把地主富農的土地分給農民後，無地農民有了土地所有權。而後，中國共產黨又通過合作化、公社化以集體所有的名義，實際上是中國共產黨所有，使得農民實喪失了土地所有權。
從推行“包產到戶”到今天，農民獲得的是土地經營權，沒有擁有土地所有權，土地所有權依舊屬於中國共產黨政府。
霸占了農村的土地還不夠，中國共產黨又打起了城市土地的主意。
1982年12月4日，第五屆全國人大第五次會議通過了新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中國共產黨自稱這是一個“改革”的憲法。這個改革的憲法的第10條規定，“城市的土地屬於國家所有”。中國共產黨 “憲法修改委員會”對這條涉及全國城市居民私人房地產權的重大法律條文修改，未做任何解釋，沒有向民眾說明，也沒有將城市土地國有化告知業主，更沒有辦理任何征購、征用手續，只是在憲法中加了一句話，就這樣在成千上萬的土地所有者毫不知情的情況下，中國共產黨憑借著手中的槍桿子不費一分一毫地占有了全部的城市私有土地，中國城市居民的私人土地所有權，就像當年毛澤東領導下的中國共產黨沒收戰犯、官僚、買辦資產階級的土地一樣，被收歸國有。
從此以後，中國共產黨政府便可以將國有化了的城市土地所有權當中的使用權高價出讓給國企或民企房產商，從而獲得巨額利潤。同時，中國共產黨政府為了城市開發和房地產開發，大量征用農民的土地，由於城市居民住房的建築所有權與土地所有權分離，所以城市居民沒有擁有房屋所在地的土地，農民集體所有的土地也就這樣變成國有土地了。
當然，表面城市的土地屬於國家所有，實際上為中國共產黨所控製。中國人喪失了私人土地所有權。
這就是中國共產黨在所謂的改革開放年代，再一次肆無忌憚掠奪中國人的財產得罪行！
2016年4月25日 習近平在安徽鳳陽縣小崗村主持召開農村改革座談會，指出新形勢下深化農村改革，主線仍然是處理好農民和土地的關系。最大的政策，就是必須堅持和完善農村基本經營製度，堅持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堅持家庭經營基礎性地位，堅持穩定土地承包關系。
農民至今沒有土地所有權，城市居民也沒有土地所有權，中國的土地所有權屬於中國共產黨。卑鄙無恥，以欺騙中國農民“打土豪，分田地“起家的中國共產黨，今天是中國最大的土豪！
農民真苦
包產到戶使得中國農民解決了吃飽肚子、不再挨餓的問題，但是沒有解決富裕問題，中國農民依然日子過得真苦！
小崗村村民嚴宏俊深有感觸地說：“分那一畝二分地，現在只能管溫飽，年輕人都出去打工，家裏地靠留下的老弱病殘人也照料不好，不是荒廢著，就是廉價賣給私企老板。村民想幹什麽都不成，邁不開步子啊”！
2000年8月24日的《南方周末》發表了湖北省監利縣一個鄉黨委書記寫給國務院領導的信。這位鄉黨委書記在信中說：“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由於種田虧本，田無人種，負擔只有往人頭上加，有的村的人頭負擔高過500多元/人。我經常碰到老人拉著我的手痛哭流淚盼早死，小孩跪在我面前要上學的悲傷場面。我除了失聲痛哭外，無法表達我的心情。痛苦與無奈一切盡在哭泣中。今年的負擔還要加，您說這是怎麽回事啊！少壯去打工，剩下童與孤，又見負擔長，唯望天地哭！“
在家庭承包製下，農戶以承包方式獲得的僅僅是土地使用權，農村土地所有權依然歸農民集體所有，這就沒有從根本上觸動土地的集體所有權。“集體”究竟是誰？由於土地產權主體模糊，造成這個“集體“就是各級中國共產黨的黨政府。在集體所有製的名義下，政府就可以借土地所有者的名義來侵蝕農民的土地產權。
民主國家的土地私有製已經證明可以使得土地資源獲得合理有效地使用。美國西部地區大開發是在私有製基礎上進行的。中國共產黨統治的專製國家也已經證明，土地國有製不能夠使得土地資源獲得合理有效地使用。中國的土地國有製是在中國共產黨用槍桿子強迫下進行的。
今天中國“三農”問題，即農業、農村、農民，主要原因在於中國共產黨當年通過農業集體化，消滅了土地私有，也就取締了土地市場。至今，中國的土地屬於中國共產黨政府所有，不能私有化，導致無法土地資本化，還談什麽土地規模經營！土地規模經營高效的美國，土地以私有製為主，國有土地只占一小部分。
三農問題是阻礙中國經濟未來保持持續快速健康發展的一個重要原因。如何要解決這一問題，已故的杜潤生先生曾經指出，土地製度的再改革是“第一位重要的“。
土地製度的再改革受製於政治體製改革。中國共產黨是不會放棄黨國專製製度的，也就不會放棄已經霸占的中國土地，三農問題無解！
中國農民只有一條路，推翻中國共產黨專製派的罪惡統治！
中國的土地屬於全體中國人所有，不是某一個政黨的！把被中國共產黨強行剝奪的原屬於某些農民的土地還給農民，把被中國共產黨強行剝奪的原屬於城市居民的土地還給城市居民。土地民有化，即土地的個人所有、集體所有和全民所有。今後，凡用於生產私人產品的土地，個人出資的，屬於個人所有，集體出資的屬於集體所有；凡用於生產公共產品的土地，可以由政府出資購買，屬於全民所有。
2021年6月27日
“中共百年謊言與罪行”之十五 中國城市經濟體製改革真相
毛澤東統治時期，中國共產黨參照前蘇聯共產黨的經濟模式建立了以公有製為基礎計劃經濟體製。在城市大搞公私合營運動，變私有製為公有製，強行將民營企業改為國有企業。被剝奪資產的工商階層沒有了經營權力，企業家被中國共產黨消滅了。中國百姓喪失了自謀生路，自由創業的權利。工業文盲中國共產黨人將整個中國變更成一家巨大的工廠。一群無知暴徒統治了中國，所以，才有了大躍進的災難，才有了憑票供應的生活必需品緊缺。1976年，毛澤東死去的時候，中國共產黨不得不承認中國國民經濟一片雕敝，瀕臨崩潰邊緣。為了維持中國共產黨專製統治，中國共產黨只好放松對中國農村和城市經濟的控製。一向謊話連篇的中國共產黨將放松經濟控製美化為經濟體製改革。
李維漢談到，毛澤東十大片面性錯誤之一，是不研究經濟規律，主要是從政治看經濟問題。毛澤東依靠政治運動和行政命令發展經濟，結果餓死了幾千萬人。鄧小平說過：我不懂經濟，朱镕基就懂經濟。鄧小平自己承認不懂經濟。他也是從政治看經濟問題，這一點與毛澤東相同。
鄧小平被中國共產黨譽為: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
鄧小平根本不懂經濟，哪來的總設計師？鄧小平是從政治層面考慮經濟，也就是說，他從“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層面推行經濟體製改革。本文，筆者揭露這個不懂經濟的總設計師主導經濟體製改革的真相。
中國共產黨聲稱，中國經濟體製改革的理論基礎是鄧小平創立的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我們來看看這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是什麽貨色。
鄧小平的“經濟理論”
1982年9月1日，鄧小平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開幕詞》中正式提出“把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結合起來，走自己道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是我們總結長期歷史經驗得出的基本結論 “。
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征
鄧小平提出的“四項基本原則”的核心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征就是“中國共產黨領導“。
“中國共產黨領導“現已寫進2018年第五次修訂的中國憲法。
中國憲法第一章總綱第一條中指出：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這就是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征是中共“黨天下”，這與毛澤東社會主義的政治特征是相同的。
在政治領域，鄧小平改革開放前提是四項基本原則。在經濟領域，鄧小平改革開放的前提也是四項基本原則。
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
1987年7月，鄧小平講過：“搞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是基本路線。要搞現代化建設使中國興旺發達起來，第一，必須實行改革、開放政策；第二，必須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根據鄧小平的思想，1987年10月25日至11月1日，中國共產黨的十三大確定：“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我們黨的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基本路線是：領導和團結全國各族人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自力更生，艱苦創業，為把我國建設成為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奮鬥” 。
“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即：“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是中國共產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的核心。
這就告訴中國人，鄧小平經濟建設的原則是四項基本原則，一手抓住專製政權，一手抓經濟。中國共產黨的經濟建設是為了保持中國共產黨對中國國民的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思想控製，是為了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
南巡講話
1989年6月4日，為了維護中國共產黨專製統治，鄧小平悍然下令對追求民主的中國學生開槍。野蠻的屠殺，遭到西方各國政府對中國的經濟製裁，外商停止對中國進一步投資，有的抽逃資金，導致外貿出口下降，市場疲軟、生產萎縮，經濟下滑。
為了挽救下滑的經濟，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期間，鄧小平在中國南方的深圳、珠海、廣州、上海等地巡視，並發表了講話。中國共產黨對於鄧小平的“九二南巡”評價甚高，“因六四事件而放緩甚至停滯的中國改革開放自此重新提速，而九二南巡還拯救了當時中國新興的資本市場“，”他在中國面臨向何處去的重大歷史關頭，高舉改革開放旗幟，堅持解放思想，抓住歷史機遇，大大加快了中國的發展“。鄧小平在南巡期間發表了一些言論，例如“發展才是硬道理”、“不搞改革開放，只有死路一條”、“在整個改革開放過程中都要反對腐敗”等等。這些言論，不與鄧小平的堅持四項基本原則聯系起來，還是頗能糊弄中國百姓的。筆者來一一解析被中國共產黨稱頌的鄧小平的這些話語。
鄧小平說，“發展才是硬道理”。怎樣的發展才是硬道理？四項基本原則下的發展不是中國人的硬道理，是中國共產黨加強專製統治的硬道理。廢除中國共產黨黨國專製製度，建立憲政民主製度才是中國人的硬道理！
鄧小平說，“要堅持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政策，關鍵是堅持‘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不堅持社會主義，不改革開放，不發展經濟，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條。基本路線要管一百年，動搖不得。只有堅持這條路線，人民才會相信你，擁護你，誰要改變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政策，老百姓不答應，誰就會被打倒。所以，軍隊、國家政權，都要維護這條道路、這個製度、這些政策“。
鄧小平的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是以“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為基本點的，改革開放是以“堅持社會主義”為前提的，要維持中國共產黨的黨國專製製度，並且要管一百年。這就是說，鄧小平還希望中國共產黨能夠統治一百年。四十多年的中國共產黨專製製度下的改革開放，導致中國共產黨官僚集團成為世界上最大的貪汙集團，中國至今還有6億每月工資1000元的貧窮人口。鄧小平的改革開放保住了中國共產黨的統治，養肥了中國共產黨的子孫，壯大了中國共產黨的武裝力量，以至於當今的政治小醜習近平自認為可以平視西方民主世界了！時至今日，中國人不能再被中國共產黨欺騙了！
鄧小平說，“在整個改革開放過程中都要反對腐敗”。鄧小平南巡並未啟動政治體製改革，
中國共產黨的黨國專製製度沒有被廢除。因此，中國也就不可能消除中國共產黨體製性腐敗。中國共產黨的黨國專製製度是政治腐敗的製度。中國共產黨是一個政治腐敗的政黨。中國共產黨黨的政治腐敗是中國共產黨經濟腐敗的製度根基。只要中國共產黨存在，中國就永遠存在腐敗！
政權在我們手裏
鄧小平說，“多搞點‘三資’企業，不要怕。只要我們頭腦清醒，就不怕。我們有優勢，有國營大中型企業，有鄉鎮企業，更重要的是政權在我們手裏” 。
鄧小平的這句話，讀者朋友們明白吧!
政權在中國共產黨手裏，他們有槍桿子，恢復高考不用怕，只要學生不聽話，就用坦克鎮壓，殺！殺！殺！中國共產黨手裏有槍桿子，三資企業多一點不要怕，只要政權在共黨手裏！民營企業就更不用怕了，必要時，可以對他們關、進、殺（關門、進監獄和槍斃）。
鄧小平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保住中國共產黨的江山。鄧小平敢於肆無忌憚地做一切，是因為手中有槍。這句話暴露了鄧小平中國共產黨屠夫的嘴臉！
鄧小平說，“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計劃經濟不等於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於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
這句話暴露了鄧小平的無知。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又兩點本質區別。經濟方面，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是建立在交易私有製基礎上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是建立在共黨公有製基礎之上的。政治方面，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是與資本主義憲政民主製度互為依存的，社會主義的計劃經濟是與暴力社會主義黨國專製製度合為一體的。資本主義經濟是民有經濟，不受政府管控，中國共產黨的暴力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中國共產黨“黨管經濟”。
至於鄧小平所說的，“社會主義經歷一個長過程發展後，必然代替資本主義，這是社會歷史發展不可逆轉的總趨勢“；“我讀的書並不多，我的入門老師是《共產黨宣言》、《共產主義ABC》，還有《聯共（布）黨史》，我就是運用馬列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去研究中國的問題“。鄧小平的胡言亂語，筆者實在不屑於駁斥。請讀者閱讀筆者寫的《馬克思是人類的恥辱》一文，再看一看世界現狀，蘇俄已經滅亡，社會主義陣營只剩下幾家了，即可明白馬克思主義被大多數原來的社會主義國家所拋棄，暴力社會主義已經趨於滅亡。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實質
1992年10月12日至18日，中國共產黨第十四次全國代表大會提出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的改革目標。
中國共產黨聲稱，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時提出要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是同社會主義基本社會製度結合在一起的市場經濟，體現社會主義的根本性質，是使市場在社會主義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決定性作用的經濟體製。
毛澤東統治時期，中國共產黨利用暴力建立的基於公有製基礎的計劃經濟體製使得中國人活不下去了。為了其統治的合法性，中國共產黨不得不進行的經濟體製改革，並將經濟體製取名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臭名昭著的計劃經濟區別開來。
筆者在前文講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實質就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市場經濟，是“黨管經濟” 體製。中國共產黨在市場經濟前面又加了一個“社會主義”的帽子，說明中國共產黨的市場經濟，與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不同，是社會主義性質的。就是說，中國的社會主義經濟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被中國共產黨所管控的。這就為習近平上臺後，大肆喧叫民營企業退場以及迫害民營企業家留下了”合法“的空間。
鄧小平之流的目的及策略
通過閱讀以上內容，我們就可以知道，以鄧小平為首的中國共產黨統治集團的改革開放的目的及策略如下：
目的：保住中國共產黨對中國大陸的統治。
政治領域和思想領域：
對中國民眾寸步不讓，表現在鄧小平四項基本原則所堅持的：社會主義道路、無產階級專政（鄧小平通過人大將《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中的“無產階級專政”改為“人民民主專政”）、共產黨的領導和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 四十幾年來，對於中國民主運動，中國共產黨專製派別發動了一系列的鎮壓行動：取締西單民主墻、六四大屠殺、709維權律師大抓捕，以及香港民主派人士大抓捕。
經濟領域：
由於鄧小平上臺時，中國國民經濟一片雕敝，瀕臨崩潰邊緣。為了維持中國共產黨專製統治，中國共產黨不得不放松對中國農村和城市經濟的控製，並將放松經濟控製美化為經濟體製改革。
在中國農村，中國共產黨統治集團只允許農民承包經營土地，絕不放棄中國共產黨對中國土地的占有。
在中國城市，為了緩解經濟壓力，中國共產黨統治集團不得不允許個體戶和民營企業的出現。中國共產黨統治集團不需要出資，個體戶是用從自己的口糧中省出來錢來從事一些小生意謀生，民營企業家則是用自己所有和東挪西借的錢出資辦企業。
中國共產黨統治集團底線是，絕不允許私有企業做大做強。私有企業做大做強，就證明了私有製優於公有製，就會證實，中國共產黨的社會主義道路是錯誤的，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非法的，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是荒謬的，人民民主專政是反動的，鄧小平的四項基本原則就必須廢除。
為此，中國共產黨統治集團的在允許民企存在的同時，一定要全力保住國有企業，做大做強國企。在民營企業做大做強時，中國共產黨采取“國進民退“策略抑製民營企業的發展，采取混合所有製企圖二次公私合營，在民企中設立黨組織來控製民企，一直到恐嚇民企退場，甚至殺人取財。
中國改革四十幾年，政治體製未改，經濟體製改革是一部中國民營經濟的崛起、發展和被中國共產黨打壓史，是一部中國共產黨頑固堅持國有經濟史。民營企業創造了中國的經濟繁榮，中國共產黨無恥地宣稱，是他們的領導促進了中國經濟的繁榮。
涉及中國城市經濟體製改革的內容很多，筆者將在“後續文章”中，具體地揭露中國共產黨經濟改革開放的真相。
後續文章
後續五篇文章具體地揭露中國共產黨中國城市經濟改革的真相：
（一）中國百姓推動了中國經濟體製改革
在中國農村，是活不下去的農民推動了中國農村改革。同樣，在中國城市，是活不下去的城市居民沖破中國共產黨公有製的管控，推動著中國共產黨不得不進行城市經濟體製改革，不是中國共產黨自我吹噓得那樣，是他們推動了中國城市經濟體製改革。
（二）頑固堅持國有經濟的中國共產黨
從1979到至今，中國共產黨進行的長達40幾年的經濟體製改革是竭盡全力保住國有企業史。實際上，國有企業是中國共產黨的私企，是中國共產黨統治的基礎，保住了國有企業也就保住了中國共產黨私有製，保住了中國共產黨貪汙腐敗的大金庫。
（三）民營企業創造了中國的經濟繁榮
中國共產黨聲稱，新中國成立70多年來，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創造了世所罕見的經濟快速增長奇跡。中國憲法總綱第七條宣言，國有經濟，即社會主義全民所有製經濟，是國民經濟中的主導力量。
數據事實證實，民營企業效率顯著高於國有企業，民營企業凈資產受益率顯著高於國有企業，民營企業出口創匯遠遠高於國有企業。而享受著中國共產黨的全面的資源扶持中國國有企業大都是虧損嚴重的“僵屍企業”。國有經濟不是國民經濟中的主導力量。民營企業創造了中國經濟快速發展奇跡，是中國經濟發展的主導力量。
（四）江山易改匪性難移
中國國民黨斥責中國共產黨是“共匪”。的確如此，中國共產黨是地地道道的土匪、強盜。毛澤東通過殺地主，搶工商業者，使得中國共產黨成為中國最大的地主和財主集團。毛澤東餓死了幾千萬中國農民，城市居民憑票供應最基本的生活用品，中國經濟到了崩潰的邊緣。為了維護中國共產黨的專製統治，中國共產黨不得不允許個體戶和民營企業的存在。對於中國共產黨來說，這是權宜之計。中國民營經濟發展起來之後，中國共產黨又露出土匪的本性，高叫民營企業退場，妄圖通過混合所有製改革兼並民營企業。
（五）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註定要失敗
毛澤東統治時期，中國共產黨利用暴力建立的基於公有製基礎的計劃經濟體製使得中國人活不下去了。為了其統治的合法性，中國共產黨不得不進行的經濟體製改革，並將經濟體製取名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臭名昭著的計劃經濟區別開來。
中國共產黨在市場經濟前面又加了一個“社會主義”的帽子，試圖表明中國共產黨的市場經濟，與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不同，是社會主義性質的。回顧中國共產黨經濟體製改過的過程，我們就可以發現，中國共產黨在四項基本原則的政治前提下，竭盡全力保住社會主義公有製。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實質就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以公有製為基礎的市場經濟。中國共產黨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目的，是為了控製中國經濟，維護專製統治。
中國共產黨的四項基本原則與市場經濟是不相容的，一方面中國共產黨要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另一方面又要建立市場經濟體製，這是不可能的。由於中國共產黨的腐敗，以及以公有製為主體的基本經濟製度的錯誤，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註定要失敗。
2021年6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