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 中共政權的意識形態的本質 關於反對官僚資本主義與新民主主義
作者 應克復 寫於 二零一五年
四 關於「反對官僚資本主義」
官僚資本：壹個含混的概念
「官僚資本主義」這壹概念最早在中共的文件中出現是毛澤東的《論聯合政 府》（1945）。他說：「官僚資本主義」「亦即大地主、大銀行家、大買辦的資 本，壟斷中國的主要經濟命脈，而殘酷地壓迫農民、壓迫工人，壓迫小資產階級 和自由資產階級。」
1946年陳伯達在《中國四大家族》壹書中提出了「四大家族官僚資本」的概 念。他認為，蔣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陳果夫和陳立夫這中國的四大家族利用 政治的強制方法，通過掠奪農民及其他小生產者、壓迫民族工業，逐漸形成了對 金融、商業、工業、農業、文化業的獨占資本，這些資本，據陳初步估算，至少 在200億美元左右。陳還認為四大家族官僚資本是封建的、買辦的資本，他們對於 中中交農（中央銀行、中國銀行、交通銀行、農業銀行）四大銀行在資本上的獨 占，是官僚資本最高、最集中的發展。四大家族的經濟獨占是反人民反革命的軍 事活動中形成和發展起來的，它摧殘了生產力的發展，是完全腐朽寄生的獨占。
1947年12月，毛澤東在《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中有了更明確的闡述。他 說：「蔣宋孔陳四大家族，在他們當權的二十年中，已經集中了價值達壹百萬萬 至二百萬萬美元的巨大財產，壟斷了全國的經濟命脈。這個壟斷資本，和國家政 權結合在壹起，成為國家壟斷資本主義。」這個壟斷資本主義，是「買辦的封建 的國家壟斷資本主義」。「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任務，除了取消帝國主義在中國的 特權外，在國內，就是要消滅地主階級和官僚資產階級（大資產階級）的剝削和 壓迫，改變買辦的封建的生產關系，解放被束縛的生產力。」這就是官僚資產階 級成為「三座大山」之壹的由來。
以四大家族為代表的官僚資產階級也是國民黨政權的核心人物，共產黨革命 的目的就是要推翻國民黨政權；隨著革命的勝利，他們在大陸所擁有的財產也勢 必隨之沒收，因此將他們作為另壹個新的革命對象，似乎沒有多少的實際意義， 只是為我們沒收官僚資本提供了政策上的依據。
但是，這個「依據」是有缺陷的。
最明顯的缺陷是：四大家族所擁有的巨大資本是否都是他們家族的私人資本？ 還是其中壹部分是國家資本，壹部分是他們的私人資本？也就是說，是否應當將 四大家族資本區分為國家資本和私人資本兩個部分？
毛澤東和陳伯達都回避了這個問題，相反，在他們的闡述中有意無意的都將 之歸結為私人所有的資本。毛澤東說，官僚資本「亦即大地主、大銀行家、大買 辦的資本」。陳伯達說，四大家族的資本是對金融、商業、工業、農業、文化業 的「獨占資本」。筆者認為，「官僚資本」應當是官僚私人所有的資本，而四大 家族作為政權機構的核心人物，他們所經營、所控制的資本不能認為全部是他們 的私人資本。遺憾的是，從官僚資本這壹概念的提出直到1980年代的四十多年中， 壹直因循舊說，將聚集於官僚們手下的資本都誤認為是他們的私人資本。
官僚資本與國家資本
早在1942年，王亞南在《中國經濟原論》壹書的附論四「中國官僚資本之理 論的分析」中指出了中國官僚資本的三種形態：第壹種，是官僚本身所有的資本； 第二種，是官僚使用的國家資本；第三種，是官僚可以控制、制約的民間私人資 本。三種資本所有權性質不同。但是，後兩種資本，由於官僚權力的滲入，能使 官僚所有的資本「迅速擴大起來」，如果沒有後兩個資本形態，「第壹個資本形 態，也許根本不易產生，即使產生，也恐怕難得形成為官僚資本」。因此，「這 三者相互的依存性和融通性，是官僚資本所以形成為官僚資本的具體內容和條件」。 王亞南對當時中國官僚資本的分析十分精辟和到位，可惜他的卓見並未為毛澤東 和陳伯達所吸取，在以後的數十年中，社會上流傳的無不是秉持毛陳之說，王亞 南的精辟分析壹直被埋沒。
直到上世紀九十年代，壹些學者對官僚資本的研究才突破舊說。最主要的是 將「國家資本」從「官僚資本」中剝離出來，這樣，有三種形態的資本：國家資 本，官僚資本，壹般的私人資本。官僚資本與國家資本所有者主體不同，但官僚 資本是官僚們借嫁權力將國家資本融化為官僚私人所有而獲得畸形發展的資本。 因此，認識官僚資本的消極作用恐怕首先應當認識產生官僚資本這壹體制上的原 因。這壹思路，對於認識國民黨時代的官僚資本至關重要，對於認識今天中國社 會的權貴資本也很有現實意義。官僚資本可以沒收，但是產生官僚資本的權力體 制如果依然存在，那麽，這種資本形態仍有生長的土壤。所以，有的論者提出了 官僚資本對於民國政府的失敗到底應該承擔多大責任的問題。認為應將研究重心 放在分析民國政治體制的缺陷上，深入探討舊體制與官僚資本形成的關系，分析 私人資本是怎樣利用政治體制的漏洞來謀取私利的。
「四大家族」的資本有幾多？
在將官僚資本與國家資本作了區分之後，人們關心的是，四大家族的私有資 產到底有多少呢？到目前為止，雖尚不能提出準確的數字，但已作了盡可能客觀 的評估。陳伯達的200億美元說和毛澤東的100萬萬至200萬萬美元說顯然缺乏科學 的和事實的依據。
學者們認為四大家族中應將宋、孔與蔣、陳加以區別。宋、孔兩大家族是當 時中國最顯赫的豪門資本，依仗官方關系，利用時局大發其洋財，這在抗戰期間 乃至戰後都是國人皆知的「秘密」。2005年以來，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逐 步公開了四大家族的「絕密檔案」。經核實，1940年左右宋子文的財產為200萬 美元。到1971年宋去世時，加上房產等變賣總資產為800萬美元，扣除200多萬美 元稅款後，宋遺留給夫人張樂怡的遺產為500多萬美元。另外，到目前為止，無論 是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臺灣的檔案機構以及胡佛研究所的宋子文檔案中，均無 發現大家所公認的足以證明宋子文「貪汙」的證據。
另壹個豪門孔祥熙有多少私有資產呢？李茂盛對孔祥熙的自有資產進行了考 察，對孔氏家族在工業、商業、金融業、文化業的資本作了估算，認為原來盛傳 的孔家約有40億美元資產的說法是大大誇大了，孔氏家族實際所擁有的資產約為 50-100萬美元。 這是李茂盛在1990年初期提供的數據，確切的數字尚待檔案公 開後核定。
至於將蔣介石、陳果夫與陳立夫列為「四大家族」是壹種硬湊。資料顯示， 蔣介石本人名下沒有什麽企業。宋美齡與美國陳納德合辦的中美實業公司是壹家 宋美齡入股的中美合資企業。2003年宋美齡去世遺產只有12萬美元，在臺灣、紐 約均無房產。1927年在上海與蔣介石結婚時的壹處住房是結婚陪嫁。陳果夫、陳 立夫兄弟倆為蔣介石操持國民黨黨務，壹生清廉。陳果夫1949年去臺灣後不久患 肺結核，因無錢治療，導致病情難以控制，後雖得蔣介石特批5000銀元接濟，但 對病魔已無濟於事，於1951年8月去世，終年只有60歲。陳立夫1950年初去了美國， 辦了壹個小型養雞場，與妻子過著清苦恬淡的田園生活。1967年返臺定居，讀書 自娛，不問政治。晚年積極提倡「中國文化統壹中國」，至2001年去世，享年10 1歲。這都說明，二陳從政時是政治官僚，而不是亦官亦商的官僚資本，出政後過 著平民化生活。將他們列入「四大家族」是出於政治宣傳需要的拼湊。歷史學家 唐德剛亦說，陳立夫作為「四大家族」「不夠資格」。
國家壟斷資本：市場經濟的天敵
除了官僚的和民間的私有資本和私有資產外，就是國家資本和國家資產了（ 資本和資產的區別在於，資本是經營過程中增值的資產，即能帶來利潤的資產）。 民國政府所擁有的資本，如同毛澤東和陳伯達所說的，具有壟斷性、買辦性、腐 朽性，以及對社會民眾的掠奪性的特點，因此成為革命的對象。其實，現代國家 都占有壹定的資本，問題在於所占有資本的多少以及資本的功能而已，或者說， 國家資本在社會總資本中所占的比例以及這壹資本所產生的效益（包括利潤）在 社會各種需要之間的分配問題。如果革命否定了民國政府的國有資本，卻以社會 主義的名義建立了壟斷程度更高的國有資本，並將所產生的利潤等效益優先滿足 少數權貴的需要，對此應作何評價？能否認為，國民黨政府的國有資本具有壟斷 性、腐朽性和掠奪性的特點，而共產黨政府的國有資本不再具有這些特性？相反， 它能促進生產力的發展、實現民富國強的目標？如果放眼世界，考察資本主義三 百年的發展史（其中包括七、八十年的民主社會主義發展史），以及列寧——斯 大林式的社會主義發展史，我們發現，任何國家壟斷，不論是何種名義何種性質 的國家壟斷，都會有損於國家經濟的繁榮和人民的幸福。所以，國有資本不可無， 但決不能壟斷社會資源、社會財富和社會的經濟生活。經過公有化實踐的中國人 不能不承認這壹真理，以此可以預見到至今仍是龐大的國有企業體系的歸宿。
壟斷性是國有資本各種弊病的總根源，其弊病也遠不止毛和陳所說的那壹些。 國家資本對國民經濟的壟斷勢必擠壓民間資本，使民間資本失去自由發展的空間。 民國政府時期中國的民族資本受到國家資本和外來資本的雙重擠壓，生存維艱。 這種經濟結構又使中國的商品經濟和市場經濟趨向萎縮。1949年後沒收了官僚資 本（國家資本）之後不久，索性也消滅了壹切民間的私人資本，形成了國家資本 即公有制經濟的壹統天下，其壟斷性和官僚性達到了極端，也就是說，消滅了壹 種壟斷性和官僚性經濟，卻出現了徹底的壟斷性和全面的官僚性經濟，雖然其性 質稱之為「社會主義」的，但結出的果子卻是酸酸的。
這種壟斷性的國家資本（國有企業）其內部機理帶有天然的病竈，那就是低 效益、高消耗，產出少，投入卻多多。其深層的原因是資本的所有者、收益者與 經營者不是同壹個主體。我們可以不說這是國家資本的腐朽性，但可以說，這是 壹切國有資本與生俱來的弊端。沒收了官僚資本（國家資本），推翻了這座大山， 使資本為勞動人民的國家所有，這壹弊端是否就此消失？至少在壹個不短的時期 內人們對這壹問題的認識比較天真。無情的現實才使人們有了比較清醒的認識。 但至今仍有壹些人膚淺地認為，只要通過改革可以克服這壹弊病。改革可能會收 到壹些效果，但它不可能根除這壹弊病。因此，出路只能是國家資本（國有企業） 這個龐大的身軀不斷瘦身從而減輕這個弊病對社會的不利影響。既然當年把民國 政府的國家資本當作壓在中國人民頭上的壹座大山，那麽，按照上面的分析，從 邏輯上講今天這座大山不但依然存在，而且更為巨大了。如果說，當年的官僚資 本僅只「四大家族」（其中蔣、陳兩家還是不夠格的）而已，那麽中國自上世紀 九十年代以來所出現的權貴資本已遍地開花，孽生於大江南北，其資本數額之巨 大是當年宋、孔資本的千倍、萬倍，乃至幾萬倍。此說有何根據呢？根據之壹是， 2007年5月，波斯頓咨詢公司發布的《2006全球財富報告》指出，在中國，0.4% （約150萬）的家庭占有70%的國民財富（只含存款、股票等資產，不含灰色收入）。 根據之二是，據國務院研究室、中央黨校研究室、中宣部研究室、中國社科院等 部門聯合完成的調查報告的數據，截止2006年3月底，中國內地私人擁有財產（不 含在境外的資產）超過5000萬元以上的有27310人。超過壹億元的有3220人。在 超過壹億元以上的富豪中，有2932人是高幹子女，他們占據了億元富豪人數的91 %，擁有20450余億元。其資產來源，主要是依靠家庭背景的權力資本。如果說， 改革之前是權力的集中，那麽，經過三十年的改革在權力集中的基礎上又增加了 壹個財富的集中。現行體制就是沈重地背負著這「兩個集中」在十分艱難地高代 價地運行著。「兩個集中」的現實說明，中共已成了權貴性質的政黨。指望它進 行政治改革和經濟改革是越來越困難了！如果說，國民黨的官僚資本是壓在中國 人民頭上的壹座大山，那麽，如今共產黨的權貴資本壓在中國人頭上的該是壹座 何等巨大的大山啊！
五 對「新民主主義革命」的質疑
1949年10月1日的慶國大典上，當毛澤東和中共領導人登上天安門城樓時，萬 眾歡呼，禮炮轟鳴，「毛主席萬歲」的口號聲響徹雲霄，人民沈浸在無比自豪的 激情之中。這個時刻標誌著中國從此告別了專制與貧窮，走向民主與富強。如同 胡風的頌詩：「時間開始了！」然而，人們的這壹感受和期盼與以後的現實迅速 拉開了距離。革命所帶給社會的遠非人們的想象，真可說是悲出望外。壹個個政 治運動縱橫疊加，壹場場災難橫空出世，壹次次迫害從天而降……往事不堪回首。 1949-2009，壹個甲子年了，中國雖有大變，執政者的治國理念也有所調整，然 傷痛未曾癒合，專制政體依舊。人民要追問的是：這是壹場什麽樣的革命？
何謂「革命」？
革命有狹義與廣義之分。廣義的革命是指整個社會的重建，它要經過多種形 式的革命，如思想文化革命，政治革命，經濟革命（產業革命、產權革命），社 會革命，科技革命等。狹義革命僅指政治革命。我們要討論的限於政治革命。
毛澤東說：「革命的中心任務和最高形式是武裝奪取政權，是戰爭解決問題。」 列寧也說過相似的話：「政權問題是壹切革命的根本問題。」這裏，對革命提出 的定義，僅包括兩個要點：壹是暴力，二是政權。前者是手段，後者是目的。但 是，這樣的革命我們無法將它與各種政變相區別，也無法與中國歷史上歷次農民 起義相區別。或者說，按照這個革命的定義，「政變」和「造反」都可將之納入 「革命」的範疇了。
革命是人類進入近代以來所發生的事。在中國古代，各國征戰，大小帝國興 衰，奴隸、農民造反，王朝更叠，社會發生劇烈的動蕩，但史學家們從未稱它們 為革命。中國公元前221年建立了秦帝國，是中華文明史上的劃時代事件，但史家 也不稱它為革命。革命之所以在近代發生，因為社會的生產方式和政治制度 發生 了深刻的變革。
隨著自由資本主義的興起，人類社會由農業文明邁向工業文明。這是社會的 重建。適應這壹客觀需要，社會各領域發生了壹系列的深刻變革，其中十分重要 的環節是政治革命。從荷蘭 、英國、美國、法國，近代政治革命相繼發生，其任 務是以立憲民主取代君主專制，即政治制度的更新換代。這樣的革命，在中國也 曾發生過，那就是1911年的辛亥革命。所以，是否是革命，應當看其是否以確立 新的政治制度和新的價值觀作為革命的目標；這個新制度和新價值觀就是自由民 主主義。這樣說來，暴力與政權的易主，不壹定是革命。它可能是革命，也可能 是政變或復辟。暴力和政權的獲得都只是革命的手段，不應當是革命的目的。壹 個新制度取代舊制度，即使沒有采用暴力或很少采用暴力，它也是革命。法國17 89年推翻波旁王朝是革命，英國1688年國王易人也是革命，而且史稱「光榮革命」。 中國1911年推翻滿清皇朝，結束兩千余年的帝皇專制，建立亞洲第壹個共和國， 是中國近代史上壹次真正的革命。
20世紀初梁啟超與孫中山在日本就革命路徑進行了長達兩年的爭論。回顧這 場爭論頗有意義。梁啟超認為：「政治革命者，革專制而成立憲之謂也」。革命 不等於奪權，而在於立憲。孫中山及其追隨者在立憲的目標上是壹致的，但首先 要革命，要奪權，才能革專制而成立憲。梁任公則擔心，「革命之後，暴民政治 最易發生」。革命後的共和，恐怕不是立憲，而是專制，即「共和專制」。因此， 梁啟超闡釋他的政治革命觀：「無論為君主立憲，為共和立憲，皆謂之政治革命。 若不能得立憲，無論其朝廷及政府之基礎發生若何變動，而或因仍君主專制，或 變為共和專制，皆不得謂之政治革命。」整個20世紀可以說是革命的世紀，卻未 給中國帶來立憲的成功。梁啟超對革命的見解，至今仍具現實意義。
余英時在論述「民主革命」時提出了「積極的反革命」這個概念，很可體味。 他說，反革命勢力可分成兩部分：「壹部分是積極的新興的反革命勢力；另壹部 分則是消極的落後的反革命勢力。前者是極權主義，後者分散在所有落後國家中 的腐舊的專制統治階層。」他說，積極的反革命勢力壹方面固然是反對民主的革 命力量的，但另壹方面又是腐舊的反革命統治階層的死敵。所以如果就極權主義 與腐舊的統治階層而言前者確實是「革命的」，盡管這兩者在整個歷史大趨勢中 都只是反動逆流。正因為如此，「我們細察極權主義運動的成長，便可發覺它正 是靠反腐舊的專制統治階層起家的。」積極的反革命勢力「是最善於運用社會上 的革命心理的。譬如東方的廣大人民都痛恨腐舊的專制統治階層，於是極權主義 者便以反腐舊統治者的『革命』號召群眾。因此，不僅大多數不滿現狀的人民群 眾擁護它，許多缺乏真知灼見的民主自由分子也跟著它走。」但是我們必須明白， 「極權主義的反專制與民主主義的反專制本質上卻是背道而馳的。」顯然，余英 時的這些論述是以豐富的歷史事實作為背景的。
余英時所提出的「積極的反革命」這個概念為我們考察20世紀中國所發生的 革命提供了壹種方法。
所以，革命是要檢驗的。檢驗革命的標準就看其是否建立了以自由民主價值 觀為底蘊的民主立憲制度。雖然革命的最終目的是為了推進社會物質文明和精神 文明的進步，增進人民的福祉，從這壹意義上說，制度還不是革命的終極目的； 但幾個世紀以來的世界史證明，只有民主立憲制度才能有效地促進社會進步與人 民的幸福。
要檢驗革命，還要排除那些不屬於革命的東西。比如，暴力與政權的易主。 雖然在革命的進程中往往出現暴力與政權易主的此類現象，但政變和歷史上的奴 隸、農民起義也伴隨這類現象，因此，它不能作為革命的本質特征。再比如，以 推翻腐朽政權為目的的行動，是否壹定就是革命呢？或者說，將腐朽政權作為革 命對象的社會運動（有的是暴亂）是否就能認為壹定是革命呢？而且，由於這種 社會運動容易得到民眾的廣泛支持因此往往壹時間成為響當當的革命。再比如， 革命是否可憑革命者的宣言和承諾呢？歷史上的農民起義和近代所發生的革命， 為了取得民眾支持，都會提出壹些迎合民眾需要的口號，宣稱自己是如何地為了 人民的翻身解放，人民因此蜂擁似地擁護這個革命。
由此看來，檢驗革命是壹件復雜的事。我們可以提出壹些原則性的東西。第 壹，檢驗革命的標準是獲得政權之後所建立的政治制度——是民主立憲還是變種 的專制制度。第二，檢驗革命的主體是人民，而不是掌握國家政權的統治者。第 三，檢驗革命的壹個必要條件是時間，甚至要有壹個歷史過程，才能對其真假革 命作出客觀的判斷。這是筆者提出的檢驗革命的三原則。
檢驗革命需要時間，因為革命之真假，革命會給社會帶來什麽，——是民主 還是專制，是福音還是災難，是推進社會文明還是導致社會失倫，在革命過程中 盡不可預知，壹切要待革命成功之後才可以有答案；這個答案是通過新權貴的所 作所為和種種歷史事件才得以逐漸彰顯。檢驗革命需要時間還因為，革命黨人總 是向人民宣傳革命所要推翻的政權是如何的腐朽，革命所要實行的主義是如何地 符合人民的利益，革命之後的社會是如何之美好等等。這樣，人們不但同情與擁 護革命，而且信仰了革命的主義，願為實現這個主義去獻身，（所謂「砍頭不要 緊，只要主義真」），成了革命黨人的忠實信徒，把壹切交給了黨（包括生命與 靈魂），許多人因此失去了獨立思考和判斷是非的能力。即使黨早已放棄了原先 的宗旨，背叛了革命時期的承諾，他們仍與黨保持著「統壹」，維護黨的威信， 成了黨的工具。他們之中即使有所醒悟，也差不多已步入了人生的晚年。可見， 人們要對真假革命有壹個客觀清醒的認識是很需要壹個過程的。
毛式革命——去民主主義與專制皇朝的復辟
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以及他所領導的革命，前者是理論，後者是實踐， 這兩方面的功過是非，最終要集中到革命之後以建立起什麽樣的制度這個結果加 以評判。既然這壹革命是民主主義的，而且還是「新」的，那麽革命的結果合乎 邏輯地應當建立民主立憲制度。遺憾的是，革命後的歷史事實證實，這個稱為新 民主主義革命所結出的卻是去民主主義的專制主義果實。
雖然毛在《新民主主義論》以及其他的著述和談話中也表示贊賞民主、唾棄 專制。如1945年7月黃炎培等人訪問延安時毛與黃在窯洞中的壹席對話，表示中共 執政後將實行民主，讓人民來監督政府（註意這個「讓」字，它意味著人民能否 監督，如何監督，主動權操在「讓人民來監督者」之手。中國大陸的監督體制至 今如此），就不會人亡政息，就可以跳出「其興也悖」，「其亡也忽」的周期率。 同年8月毛赴重慶與蔣介石談判和平建國，期間接受路透社記者甘貝爾時又說： 「自由民主的中國將是這樣壹個國家，它的各級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是由普遍、 平等、無記名的選舉所產生，並向選舉他們的人民負責。它將實現孫中山先生的 三民主義，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則與羅斯福的四大自由。它將保證國家 的獨立、團結、統壹以及與各民主強國的合作。」
需要註意的是，毛贊賞民主的言論只是在特殊場合的偶爾拋擲，可不是他的 常用語，更不是他的核心詞匯。毛在特殊場合表示對民主的喜好，乃出於政治鬥 爭的需要。當時中共尚未奪取政權，要取悅於民與取得國際輿論的好評，需打扮 自己的形象，說壹些言不由衷的話。有壹個例子，極能說明這壹點。1999年書壇 上冒出了壹本書：《歷史的先聲——半個世紀前的莊嚴承諾》（笑蜀編，汕頭大 學出版社）。可此書剛問世，中共就下了禁令，在書市上消匿了。當局為什麽要 封殺它呢？原來，讀者從這本書中可以知道，1940至1944年中共的領導人及宣傳 家是如何地提倡在中國實行民主、結束國民黨的「壹黨專政」的。如1944年毛澤 東與美國謝偉思（謝時任中印緬戰區司令官兼蔣介石參謀長史迪威將軍的政治顧 問）等人的談話時說：「每壹個在中國的美國士兵都應當成為民主的活廣告。」 中美兩國「從根本上來說都是主張民主、尊重個人的。」說「中國人民是了解民 主和需要民主的，並不需要什麽長期體驗、教育或『訓政』。」劉少奇早在1940 年就說，壹黨專政「這是國民黨最大的錯誤，這是最違背民意與違反法律的。」 並駁斥那種認為「共產黨要奪取政權，要建立共產黨的『壹黨專政』。這是壹種 惡毒的造謠與汙蔑。」「共產黨除了人民的利益與目的外，沒有其他的利益與目 的。」如此言論，等等等等。可中共得了天下，是怎樣收拾人心的呢？今天的中 國人如果讀了這本書是否會有這樣的感慨：共產黨豈非是謊言黨。
是如何之美好等等。這樣，人們不但同情與擁護革命，而且信仰了革命的主 義，願為實現這個主義去獻身，（所謂「砍頭不要緊，只要主義真」），成了革 命黨人的忠實信徒，把壹切交給了黨（包括生命與靈魂），許多人因此失去了獨 立思考和判斷是非的能力。即使黨早已放棄了原先的宗旨，背叛了革命時期的承 諾，他們仍與黨保持著「統壹」，維護黨的威信，成了黨的工具。他們之中即使 有所醒悟，也差不多已步入了人生的晚年。可見，人們要對真假革命有壹個客觀 清醒的認識是很需要壹個過程的。
毛澤東的革命——去民主主義與專制皇朝的復辟
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以及他所領導的革命，前者是理論，後者是實踐， 這兩方面的功過是非，最終要集中到革命之後以建立起什麽樣的制度這個結果加 以評判。既然這壹革命是民主主義的，而且還是「新」的，那麽革命的結果合乎 邏輯地應當建立民主立憲制度。遺憾的是，革命後的歷史事實證實，這個稱為新 民主主義革命所結出的卻是去民主主義的專制主義果實。
雖然毛在《新民主主義論》以及其他的著述和談話中也表示贊賞民主、唾棄 專制。如1945年7月黃炎培等人訪問延安時毛與黃在窯洞中的壹席對話，表示中共 執政後將實行民主，讓人民來監督政府（註意這個「讓」字，它意味著人民能否 監督，如何監督，主動權操在「讓人民來監督者」之手。中國大陸的監督體制至 今如此），就不會人亡政息，就可以跳出「其興也悖」，「其亡也忽」的周期率。 同年8月毛赴重慶與蔣介石談判和平建國，期間接受路透社記者甘貝爾時又說： 「自由民主的中國將是這樣壹個國家，它的各級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是由普遍、 平等、無記名的選舉所產生，並向選舉他們的人民負責。它將實現孫中山先生的 三民主義，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則與羅斯福的四大自由。它將保證國家 的獨立、團結、統壹以及與各民主強國的合作。」
需要註意的是，毛贊賞民主的言論只是在特殊場合的偶爾拋擲，可不是他的 常用語，更不是他的核心詞匯。毛在特殊場合表示對民主的喜好，乃出於政治鬥 爭的需要。當時中共尚未奪取政權，要取悅於民與取得國際輿論的好評，需打扮 自己的形象，說壹些言不由衷的話。有壹個例子，極能說明這壹點。1999年書壇 上冒出了壹本書：《歷史的先聲——半個世紀前的莊嚴承諾》（笑蜀編，汕頭大 學出版社）。可此書剛問世，中共就下了禁令，在書市上消匿了。當局為什麽要 封殺它呢？原來，讀者從這本書中可以知道，1940至1944年中共的領導人及宣傳 家是如何地提倡在中國實行民主、結束國民黨的「壹黨專政」的。如1944年毛澤 東與美國謝偉思（謝時任中印緬戰區司令官兼蔣介石參謀長史迪威將軍的政治顧 問）等人的談話時說：「每壹個在中國的美國士兵都應當成為民主的活廣告。」 中美兩國「從根本上來說都是主張民主、尊重個人的。」說「中國人民是了解民 主和需要民主的，並不需要什麽長期體驗、教育或『訓政』。」劉少奇早在1940 年就說，壹黨專政「這是國民黨最大的錯誤，這是最違背民意與違反法律的。」 並駁斥那種認為「共產黨要奪取政權，要建立共產黨的『壹黨專政』。這是壹種 惡毒的造謠與汙蔑。」「共產黨除了人民的利益與目的外，沒有其他的利益與目 的。」如此言論，等等等等。可中共得了天下，是怎樣收拾人心的呢？今天的中 國人如果讀了這本書是否會有這樣的感慨：共產黨豈非是謊言黨。
從毛的思想與人生歷程來看，他壹直未曾接受自由、民主這些普世價值觀。 年輕時他信過無政府主義與空想社會主義。五四運動之後他信了馬列，找到了幾 件法寶：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專政，民主集中制，社會主義。他活動的舞臺局限 於中國，不像孫中山那樣，到日本、西歐、美國以及東南亞等地進行考察、研究， 汲取先進文化與現代性營養，因而思想前衛，眼光開闊。毛在奪得政權前夕，即 對西方民主反口。他說：「就是這樣，西方資產階級文明，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 資產階級共和國的方案，在中國人民的心目中（應當是說「在毛的心目中」—— 筆者）壹齊破了產。」 毛依傍蘇聯，走俄國人的路。當斯大林的暴行在蘇共二十 大被揭露之後，他很不高興。他挺身而出，與蘇共唱反調，捍衛斯大林，指控蘇 共第壹個改革者赫魯曉夫是現代修正主義，大張旗鼓地加以聲討。他竟以身試法， 仿效斯大林提倡個人崇拜，說「不崇拜不得了」；從此，個人專制、極權主義之 邪氣日益猖獗，終使黨國陷入絕境！當臺灣當局於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放棄壹黨 專政體制二十多年之後，現今大陸卻仍堅守壹黨專政固若金湯，嚴厲封殺言論自 由，大力打壓異議人士。筆者寫此段文字時，正發生了壹件令世界驚愕的事件， 即2009年聖誕之日中共當局竟判處《零八憲章》的起草人劉曉波博士十壹年重刑。 此事激起全世界輿論的同聲譴責！劉曉波在法庭上說：「希望我是最後壹個因言 獲罪的人。」
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結出了去民主主義與反民主主義之果，反證了這場 革命不是什麽民主主義的革命，只能算是假民主主義革命。已經有愈來愈多的人 提出了這樣的問題：假使沒有這場革命或這場革命沒有取得勝利，中國會上演那 麽多的鬧劇、悲劇嗎？專制主義會升級換代嗎？人民會遭受那麽多的苦難嗎？
20世紀三、四十年代，中共壹直批評蔣介石實行「壹個領袖、壹個政黨、壹 個主義」的獨裁統治。現在，我們要問，難道中共在奪取大陸政權後不是也實行 「壹個領袖、壹個政黨、壹個主義」的獨裁統治嗎？所以，中共的政權取代國民 黨政權，不過是用共產黨的極權專制取代了國民黨的極權專制而已。問題更在於， 共產黨的極權專制比國民黨的極權專制更為無道與野蠻，其歷史後果更為慘烈。 如果我們將蔣介石與毛澤東、國民黨與共產黨、三民主義與社會主義（毛式空想、 專制社會主義）進行壹番實事求是的比較，壹定能有力證明上述的結論。就蔣介 石與毛澤東而言，筆者認為，無數的客觀事實可以證明，蔣介石是壹個正面的歷 史人物，而毛澤東只能是壹個反面的歷史人物（應屬希特勒、斯大林、波爾布特、 薩達姆之流）。這是壹個值得研究的大課題，相信不久就會有這方面的專論問世。
毛的革命何以有功？功在哪裏？難道革了國民黨政權的命，建立了比國民黨 更專制、更獨裁的極權統治，是有功嗎？直至今日，中國人要獲得言論自由，結 社自由與人權保障，由極權體制轉向民主憲政障礙重重，其根源難道不是因為毛 種下了極權體制的禍根嗎？極權體制下深得蔭庇的權貴階層怎容人們對極權體制 進行傷筋動骨的改革呢？
這裏涉及到壹個重要問題，即對上世紀三、四十年代大批懷抱理想的知識分 子作出投奔中共的人生選擇應作何評價？如果根據中共在建國之後的所作所為， 作出當時的這種選擇是錯誤的評價，這不是歷史主義的科學態度。在當時的歷史 背景下，唾棄專制腐敗的國民黨，寄希望於中共將中國引向民主憲政，乃人心所 望，情理所歸。中共在奪取國家政權後，反口轉臉，背棄初衷，復歸專制，使國 人大所失望，這帳只能記在中共主宰者的頭上。現在，這批國之良士已步入耄耋 之年，其中不少老者成了「兩頭真」（青年時代真誠地信仰主義，擁護中共，投 身革命；中共立國後，在持續的政治運動中，在國家的挫折和自身的不幸中感到 迷茫和困惑；到了晚年，通過反思，走出困惑，皈依普世價值，又重歸真誠）人 物。八十年代以來，在批判毛澤東的專制主義同時，亦反省自身，引來人們的尊 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