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 中國政府的精神領袖的基本特征
作者 中國網友
中共百年罪惡系列文章之十 毛澤東第一次發瘋
八十年代，筆者在河南偶遇一位五十年代的縣委幹部。他曾經對筆者說，毛澤東三次發瘋，第一次是反右，第二次是大躍進，第三次是文革。這個毛災星害苦了中國人。
中共發動土改運動剝奪了地主的土地和人身自由，發動鎮反運動鎮壓了一切可能通過武力反抗共產黨的人，發動資本主義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運動剝奪了工商業者的財產。而後，毛澤東把註意力轉向了知識分子，尤其是民主黨派知識分子，因為他們是組織起來的力量。
作為一個階層，現代知識分子階層與專製製度是對立的，是建立中國共產黨文化專製的障礙。毛澤東掌握政權後，最為擔心的是知識分子。因為，毛澤東知道知識分子大都有獨立的人格，具有專業知識，不會輕易相信共產黨的謊言。為保住自己的獨裁統治，毛澤東開展了一系列壓服和迫害知識分子的運動。1957年，毛澤東搞“陽謀”，發動了中國歷史上最大的一次迫害知識分子的運動。
反右運動
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決定在全黨進行一次以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為主題，以反對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為內容的整風運動。五月二日，《人民日報》發表題為《為什麽要整風？》的社論。毛澤東作了指示：“不要搞那麽多條條框框來束縛，要改。怕放，無非怕引火燒身”。
1957年4月30日，在天安門城樓上，毛澤東召開了第十二次最高國務會議，到會的有民主黨派負責人和知名的無黨派人士及劉少奇、朱德等人。會上毛澤東向黨外人士說明了共產黨“開門整風”的目的和意義，希望黨外人士對共產黨提出批評意見，幫助共產黨“整風”。
從5月2日至5月12日，僅僅十天之內，全國各地召開二萬八千多次各類會議，向中共各級黨組織、黨員幹部，提出了三十七萬二千多條意見、建議。他們提出了體製性問題，反對中共壟斷權力，反對特權，反對個人崇拜，反對外行領導內行，主張擴大社會民主，加強法製等等。在大鳴大放後期，一些對共產黨和中共政府批評的言辭十分激烈、尖銳。
章伯鈞應邀參加由中共統戰部組織的各民主黨派領導人和民主人士座談會。他在一次發言中說：現在工業方面有許多設計院，可是，政治上的許多設施，就沒有一個設計院。我看政協、人大、民主黨派、人民團體，應該是政治上的四個設計院。應該多發揮這些設計院的作用。一些政治上的基本建設，要事先交給他們討論，三個臭皮匠，合成一個諸葛亮。章伯鈞的這番言論，被中共認為是主張“輪流坐莊”的政治企圖。於是，毛澤東本人將章伯鈞打成第一大右派。
羅隆基在一次座談會上發言，建議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中國人民政治協會成立一個委員會，檢查過去的‘三反’、‘五反’、‘肅反’的失誤，鼓勵大家把冤枉委屈都申述出來。
儲安平指出，中國共產黨領導國家並不等於這個國家即為共產黨所有。當前中國是“黨天下”，黨在國上，人在黨上。
筆者曾經借閱過《北大民主運動紀事》。
青年學生，最具典型意義的是北京大學的學生，他們是最為主動最為活躍的投身於右派民主運動的年輕力量。
1957年5月19日,第一張紅色大字報出現在北大大飯廳的墻壁上，質問團委會出席”三大”的北大代表是如何產生的。學生們首先關註的是民主選舉問題。第二張大字報是倡議開辟”民主墻”。由於一切報紙刊物都被共黨把持,人民沒有發表言論的地方，所以這張大字報關註的是言論自由的問題。5月20日下午5點鐘後，已經有大字報160多張。
筆者難以忘懷的是沈澤宜、張元勛寫的詩歌《是時候了》。
是時候了，年輕人放開嗓子唱！---我的詩是一支火炬燒毀一切人世的藩籬，它的光芒無法遮攔，因為它的火種來自——五四！！！是時候了。向著我們的今天我發言！昨天，我還不敢彈響沈重的琴弦---。今天，我要鳴起心裏的歌，作為一支巨鞭，鞭笞死陽光中一切的黑暗！
譚天榮寫的《一株毒草》，建議北大學生自己創辦一個綜合性學術刊物。學生們很快辦起了一份自己的刊物《廣場》。
廣場發刊詞寫道：”這個運動遠遠超出了黨內整風運動的範疇，而且有了偉大的社會思想意識大變革的巨大意義。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要重新調整，一些過去習以為常的正面和反面的東西要進行肯定和否定，對於現代的一些論點與觀點要重新進行估計、評價和探索----總之，這裏—整風運動為主流的大變革是一次偉大的社會主義思想意識的改造運動，或思想意識的大革命，對一切要勇敢地再認識。----北大民主廣場曾經是五四舉火的地方，五四的先輩們曾在民主廣場上集會點火與誓師高歌！----先輩的廣場已經荒蕪，我們很艱難地把它打掃幹凈，----來吧，朋友們！到廣場上來！這裏有自由而新鮮的空氣，它可以震動你的聲帶，唱出你願意唱的個性的歌”。
21日號，劉奇弟貼出了《胡風決不是反革命》大字報，要求釋放胡風。他批評”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的資料完全是一本斷章取義，牽強附會，毫無法律根據的材料。
22日大字報大量增加，到處是辯論會、演講臺。23日，召開了一場大型辯論會，著名的民主人士人民大學法律系四年級學生林希翎在北大作了第一次發言。她說，“胡風向中央遞交意見書，怎能說這個意見書就是反革命的綱領呢？為什麽向黨中央提意見就是反革命呢？這是斯大林主義的方法”，“毛主席的話又不是金科玉律，為什麽不能反對的呢？”
林希翎說，她經過研究，認為歷史上所有的統治階級都有一個共同的缺點，他們的民主都有局限性，共產黨的民主也有局限性。在革命大風暴中和人民在一起，當革命勝利了就要鎮壓人民，采取愚民政策，這是最笨的辦法。現在他們封鎖新聞，例如，北大如此轟轟烈烈，為什麽報紙不報道！人民群眾不是阿鬥，真正要解決問題只有靠歷史創造者人民群眾行動起來！她大義凜然地說，我既然到了這裏，就是冒著風險，坐牢也沒有關系。
5月27日，林希翎在北大作了第二次發言。她首先堅持認為個人崇拜與社會製度有關。她指出人民內部矛盾在我國表現為領導與被領導的矛盾，發展下去可能會轉化為對抗性的。她說，現在有人在說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時，總說是最好的社會，這個“最“字，本身就是形而上學。她認為一個政黨也好、一個人也好，進步的標準是能不能正確地反映社會發展的要求，能不能推動社會進步。不能的話就是反動。斯大林在後期阻礙社會發展，因此是反動的。
6月20日林希翎被《人民日報》點名，成為五七反右運動中第一個大學生中的大右派。
嚴仲強在《“瘋子”的話》裏說：我並不想認為這次整風對我是一次恩賜，相反，我認為這是一個稍有見識的政黨都應當采取的一種手段，要統治就得給人民以民主、自由。老爺們、公子們盡管你們道貌岸然，但是掩蓋不了你們的罪行，歷史是不容抹殺的，讓你們發抖吧！讓你們從寶座上滾下來吧！我建議學校中開放唯心主義課程，應當和唯物主義課程處於某種均勢，這樣才可能批判唯心主義。
1957年7月已經開始反右了，嚴仲強又寫下《壓製不了的呼聲》：事實上即使社會主義的基礎，也是可以批評的，例如南斯拉夫公有製形式和蘇聯公有製形式並不相同，人們自然有理由懷疑現在的公有製形式是否是在一定的條件下最好的形式，對於這種要求不應該誣蔑為修正主義，事實即使有人要回到資本主義，只要他們不以行動來推翻社會主義，並且講出自己的論點，那麽也還是屬於百家爭鳴範圍的。為了真理、人道、民主、自由，我可以犧牲一切。
蔣興仁在《論現行選舉方式的不民主和民主方式的實行》一文中，要求民主選舉學生會。指出由領導個人決定，沒有競選的選舉，實質上不是人民當家作主，就是不民主，選舉成為人民出賣主權的手續，把主權讓給獨裁者。
王國鄉說：有頭腦的人，不要那樣想，以為整掉某個共產黨員的三個主義，就會萬事如意，不會的。如果缺點只是個別人造成的，為什麽全國普遍各地都是如此。關鍵是社會主義製度本身缺陷問題。社會主義的靈魂是平等民主自由。沒有這些社會主義就會枯萎，要保衛社會主義就必須給人民以權力，讓我們在精神上，正如在經濟上一樣自由。如果人民的義務只是服從領導，體會領導意圖，那麽‘三個主義’在運動中被整掉，還會再起。要民主，不能只是文字的空頭支票，必須有法律的保障，而如今，我國尚沒有頒布民法、刑法等必要的法律。人民民主只是領導者的意圖、恩賜，這怎麽會沒有三大主義。我們要求健全社會主義法製，爭取民主，保障人權和精神人格的獨立，這就是我們鬥爭的目的。我們要做國家和自己的主人。
錢如平表明他的態度是：頭可斷，血可流，真理決不能丟。他評論說，中國的生產資料主要掌握在軍政要人手中，並不掌握在群眾手中。
馬雲風認為共黨的組織手段存在以黨代政和公民選舉權不平等問題。工人階級及其政黨的各種手段都具有一種共同的特性，就是，不管對錯，只要是黨的決定就能夠加載在人民的身上。所以黨和人民之間就有發生一種強製性的可能。他提倡讓青年獨立去思考，大膽懷疑，勇於幻想，甚至對黨的政策、方針也可以懷疑。他嘲諷地說，反黨就是反革命嗎？這是很可笑的。
王書遙在 《高度集權是危險的》一文中說：斯大林錯誤的原因是由於共產黨對國家政權的絕對控製，國家權力的高度集中。蘇聯共產黨和中國共產黨在總結這一教訓時，沒有歸於製度本身有毛病，而卻歸之於“人的思想情況“，我認為是很不妥當的。----為了使人民群眾認識水平提高，必須使他們認識到自己才是歷史的創造者，自己是自己的主人，自己來決定一切。任何在理論上或在實際上，不論以何種隱蔽的形式對人民作用的降低，都會妨礙這點。如果使群眾覺得有了一個可靠的領導者，有了一個可靠的黨，它100%的正確只要跟著他走就完事大吉了，這就使群眾必然日益產生依賴思想，日益麻痹。也必然得出了貶低自己作用的論調，諸如什麽”共產黨是自己的解放者“，什麽”毛主席是自己的大救星“，什”‘永遠跟著共產黨走“。於是一切功績都是共產黨賜給的，解放是、民主自由是、大鳴大放也是，但是不，決不是這樣，人民群眾才是自己的解放者。---六億人民的生活決不應該掌握在少數人手中，任何時代權力的高度集中，都是極大的危險，而當人民群眾被麻痹被愚昧，就更加危險” 。
岑超南說， 沒有人民的絕對權力，沒有人民的民主監督，不論如何整風，整來整去，都不過是一陣風。要真正整風，首先要把一切不民主的製度一掃空。我堅決要求以下民主措施:嚴格保證憲法的公民權利。人民對領導有絕對的實際的監督批評罷免權力。反對人事製度的神秘化，專橫化，人事製度要受人民監督。除政府、軍事及特殊部門外，一般不濫行保密，以免借保密幹壞事。反對新聞封鎖，壓製言論，擴大參考消息發行，民主墻經常化。幹部政策要德才兼備，反對黨團特權化，反對“盲從便是德“。
岑超南說，社會主義民主遭到壓製的原因：一、法製問題，憲法的人民權力尚沒有得到絕對的保證。二、領導與群眾的關系問題：由於尖銳的階級鬥爭而形成的權力高度集中使領導與群眾決不是真正的被監督與監督的關系，而是絕對服從的關系。---三、言論自由問題。在人民內部事實上並不存在言論自由，在反動帽子滿天飛的時候，在政治壓力之下，更可怕的是“對領導不滿，便是反黨“的輿論下，任何反面意見都遭到毀滅性的圍攻，任何片言只語都可以列入肅反材料，將來有無窮後患，在這種情況下，真正的民主是不存在的。岑超南在文章中最後說，特殊階層，安息吧！
劉績生在《我要問、問、問？？？》中寫道：除去右派分子以外，一般人很少給黨中央提意見。黨中央似乎也沒有交待過自己的缺點。我想知道的是“三害“的蔓延全國是否與黨中央的領導有關？是否一切錯誤只在下面存在？而黨中央能自我獨清”一塵不染“？如果有那麽多錯誤。為什麽不能讓人民了解？---最後，不管人們是否樂意，我仍要振臂高呼：思想大解放萬歲！民主、自由和人道主義萬歲！
燕遁符說，在英國、法國----工人認為民主自由式人的基本權利，是本份，而在我們這裏，很多人卻認為民主自由是領導者給我們的恩賜，---故在我們國家如果不特別強調切實保證人民當家作主，就特別容易產生“三害“。我們這裏民主太少了，----這使廣大人民的智慧發揮不出來，大大妨礙了社會的發展。
5月19日後，北大的大字報越來越多，舉辦了多次辯論會，有人惡意攻擊學生們的言論是反革命煽動。5月22日，林昭在辯論中，公開反對那些上綱上線的批評。1957年秋，林昭、沈澤宜、張元勛等人被打成右派分子，林昭吞服大量安眠藥自殺。林昭被搶救過來後，當局認定她態度惡劣，加重判處她勞動教養三年。林昭自然不服，她跑到團中央質問：當年蔡元培先生在北大任校長時，曾慨然向北洋軍閥政府保釋‘五四’被捕的學生，現在他們北大領導卻把學生送進去，良知何在？
中共極權集團殘酷處死那些敢於站起來說真話、維護生命的尊嚴和獨立的人格的真正的中國人，林昭是最具有代表性的一個人。1968年4月29日下午，兩個武裝人員押著林昭，，她的口中被塞著東西。他們從她腰後一腳，她跪下，另外兩個武裝人員一人舉手槍開槍，她先中一彈，倒地爬起，又中兩彈，撲於荒原！然後四兇手將她拖入另一輛吉普車，飛駛疾馳而去！4月30日下午2時左右，在中國上海的茂名南路159弄11號二樓上的林昭家中，出現了一樁“史無前例”的“天下奇聞”！ 一個家夥在樓下呼叫“許憲民”這個名字，林昭的妹妹彭令範聞之急忙開門，面對著她的驚懼神態，他表現出一副不屑詳言的惡棍驍勇與殺人娛樂後的快感快意之神色，使彭令範終身難忘！他一共說了三句話：“我是上海市公安局的。林昭已在4月29日槍決。家屬要交五分錢子彈費” 。開始似未聽懂，繼而意識到噩耗成真之後，林昭的母親許憲民先生暈厥於室內地上，彭令範拿了五分錢的硬幣打發了那個劊子手，他對“屍體現在何處”的詢問一言不答，猶如未聞，揚長而去。林昭母親幾番到上海提籃橋監獄、上海公安局、上海高級法院詢問林昭的遺體究竟被如何處理？如果掩埋，埋於何處？如果火化，骨灰何在？但，全遭拒絕皆不奉告，而且聲厲色獰，拒於門外！林昭母親終於迷失了記憶，她挎著一只竹籃、提著昔日的竹杖，在大上海的人群中夢遊與囈語。終於有一天，她倒在繁華的馬路旁的人行道上，遍體鱗傷，面頰青腫，口鼻流血，一只鞋失落遠處，竹籃與竹杖已被踩扁和踩斷。她是被紅衛兵小將打死的！他們說她是大反革命分子林昭的母親，林昭已被槍斃了，也不能叫這個反革命老太婆活著！一聲吆喝，簇擁圍打，拳腳交加，頃刻命絕。
毛澤東並沒有意識到中共執政八年所產生的嚴重問題，而是感到了恐懼。毛澤東在《情況匯總》上倒打一耙：“一放，各階級就會表現出來，原形也畢露。共產黨執政還不到八年，就有三十多萬條意見、錯誤、罪狀，那共產黨是不是該下臺？那我姓毛的不是要重返井岡山！”
5月15日，毛澤東寫了《事情正在起變化》一文：“我黨有大批的知識分子新黨員（青年團員就更多），其中有一部分確實具有相當嚴重的修正主義思想。……他們跟社會上的右翼知識分子互相呼應，聯成一起，親如弟兄”，“在民主黨派中和高等學校中，右派表現得最堅決最猖狂。……我們還要讓他們猖狂一個時期，讓他們走到頂點。他們越猖狂，對於我們越有利益。人們說：怕釣魚，或者說：誘敵深入，聚而殲之。現在大批的魚自己浮到水面上來了，並不要釣” 。毛澤東指示中共要繼續釣魚。6月6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組織力量準備反擊右派分子進攻的指示》，該指示稱：“這是建國以來一場大戰，戰鬥是無煙、無光的，在黨的心臟展開他們大多已在不同領導崗位，有一定追隨力量”。
6月8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這是為什麽？》，誣蔑“少數的右派分子在‘幫助共產黨整風’的名義之下，企圖乘機把共產黨和工人階級打翻，把社會主義的偉大事業打翻，但是社論在最後還是說“共產黨仍然要整風，仍然要傾聽黨外人士的一切善意批評”，有意引蛇出洞。同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組織力量準備反擊右派分子進攻的指示》。
6月14日，《人民日報》又發表另一篇社論（據說是毛澤東親筆寫的）《文匯報一個時期的資產階級方向》，點名批評《文匯報》和《光明日報》，提出“讓大家鳴放，有人說是陰謀，我們說，這是陽謀。因為事先告訴了敵人：牛鬼蛇神只有讓它們出籠，才好殲滅他們，毒草只有讓它們出土，才便於鋤掉。”
7月17日至21日，毛澤東在青島召開一次省市委書記會議，部署反右鬥爭。8月3日，毛澤東寫了《一九五七夏季形勢》一文，將提意見的人定性為右派，與中共的矛盾是不可調和的你死我活的敵我矛盾。 鎮壓開始了！
反右派運動總共打出多少右派？
官方認定的五十五萬二千多人，某些學者認為三百多萬。羅冰在《1957年發生的那件事解密了》一文中堅持說： “一九五七年反右運動劃的右派分子，不是五十萬，而是三百十七萬八千四百七十人，還有一百四十三萬七千五百六十二人被劃為‘中右’”。按照官方認定的五十五萬二千多人，依照周恩來於一九五六年在關於知識分子問題報告中提到當年全國小教以上知識分子共計五百五十萬人，右派占知識分子總數已達十分之一以上。按照羅冰提供的數字，右派占知識分子總數高達百分之五十七之一以上。
毛澤東對此得意洋洋，說什麽“秦始皇算什麽？他只坑了四百六十個儒，我們坑了四萬六千個儒。我們鎮反，還沒有殺掉一些反革命的知識分子嗎？我與民主人士辯論過，你罵我們秦始皇，不對，我們超過秦始皇一百倍。罵我們是秦始皇，是獨裁者，我們一貫承認；可惜的是，你們說得不夠，往往要我們加以補充（大笑）。” （一九五八年五月八日在八大二次會議上的講話）[17-18]）
毛澤東真乃喪心病狂之暴徒！
右派們被下放進行勞動改造，身心受到嚴重傷害。大多數右派分子遭受長達20多年的歧視和迫害，尤其是在文革期間再次遭到猛烈沖擊。述說右派們悲慘命運的文章很多，建議讀者可以閱讀《慘死在甘肅省夾皮溝的右派烈士們》一文。
知識分子的仇敵
自秦朝始,中國成為一個專製主義國家。為了維護家族專製統治，歷代專製君主首先要維護思想統治。自漢武帝始，儒家學說被歷代專製君主奉為正統思想。知識分子要想在社會中安身立命，必須信奉儒家學說。儒家學說成為歷代專製王朝的思想統治工具。
中國共產黨是一個推行馬列主義極權意識形態的政黨。借助蘇俄的支持奪取大陸後，中共就開始建立馬列主義極權意識形態。馬列主義被中共奉為正統思想，成為中共的思想統治工具。知識分子要想在社會中生存，必須信奉馬列主義。1949年前的知識分子大都有接受西方民主自由思想的教育背景，中共要建立思想統治，就必然用權力對知識分子進行思想改造，迫使知識分子皈依馬列主義，對中共俯首聽命。
中國共產黨黨內，毛澤東的“皮毛”謬論表現出他對知識分子的蔑視態度。他從馬列主義視角出發，認為工農階級是社會的主體，無視知識分子社會主體的作用；又從階級鬥爭立場出發，認為知識分子大都出身於地主、資產階級家庭，是中共進行思想統治的障礙。為此，毛澤東發動的批判電影《武訓傳》，批判陶行知的教育思想，批判胡適的唯心主義，批判"紅學家"俞平伯，對知識分子進行了政治圍攻。對胡風文藝思想的公開批判最後演變成政治上的肅反運動，大搞文字獄。知識分子第一次感受到中共的屠刀加載脖子上。毛澤東公開叫嚷“輿論一律”：“我們的製度就是不許一切反革命分子有言論自由，而只許人民內部有這種自由。我們在人民內部，是允許輿論不一律的，這就是批評的自由，發表各種不同意見的自由，宣傳有神論和宣傳無神論（即唯物論）的自由。----在人民與反革命之間的矛盾，則是人民在工人階級和共產黨領導之下對於反革命的專政。在這裏，不是用的民主的方法，而是用的專政即獨裁的方法，即只許他們規規矩矩，不許他們亂說亂動。這裏不但輿論一律，而且法律也一律。”（《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第157-159頁）
毛澤東把一切不信仰馬列主義，不跟隨共產黨的人定義為“反革命”。毛澤東要用專政的方法，剝奪一切“反革命”的言論自由和法律保障。言論自由、學術自由是知識分子的立命之本。毛澤東通過一系列思想改造運動，剝奪了知識分子對社會的發言權。知識分子只有兩種選擇，要麽被關進監獄，要麽不說話。中國共產黨把知識分子打到了社會底層：地富反壞右。文革時，知識分子淪為臭老九。
人的利益是不同的，人的理性是有限的。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政黨，沒有任何一個人有權力告訴他人應該信仰什麽，也沒有能夠剝奪別人言論自由的權力。在中國，沒有任何一個政黨像中國共產黨那樣無恥，沒有一個人像毛澤東那樣卑鄙，竟然用槍桿子改造知識分子，剝奪知識分子自由思考、自由言論和自由寫作的權利。
國賊毛澤東是人類自由精神的死敵。
民主黨派名存實亡
反右派運動，以整肅知識分子開始，以非黨化民主黨派告終。
中國的民主黨派主張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國家實行民主憲政製度。抗戰勝利後，中共假借民主黨派的憲政旗子，反對國民黨。1945年7月，黃炎培、章伯鈞、傅斯年等六位參政員訪問延安時，黃炎培曾問毛澤東：“怎麽能擺脫中國王朝更叠的周期律？”毛澤東回答：“我們已經找到一條新路，這條新路就是民主”。章立凡：“我父親到大陸的時候，我母親還在香港。父親晚年時，我母親曾經問他，現在都落到了這個地步，你把我叫回來究竟為什麽？說這話的時候是在文革時期。我父親說了這麽一段話，‘我以為他們真的要搞民主了’”(章立凡《中國民主黨派的變遷》)。
難以置信的是黃炎培、章乃器等民主人士竟然相信了中共的謊言。要知道，蘇俄是一個黨天下的極權國家，中共要走的是蘇俄黨天下之路，怎麽可能搞民主呢！在奪取大陸政權之前，中共只是把民主黨派當作牽製國民黨的暫時的同路人而已。對於民主黨派，“共產黨是什麽態度呢？在現在看到的資料中，有一封1947年毛澤東寫給蘇共的信，他的觀點就是在中國革命勝利後，中共之外的政黨都應該退出政治舞臺。後來，斯大林在1948年給他寫了回信，不同意毛澤東的觀點。斯大林認為，這些黨派在歷史上曾經發揮作用，將來得成立聯合政府，還要跟他們合作”(章立凡《中國民主黨派的變遷》)。 毛澤東明確地表明中共奪取大陸之後，民主黨派的政黨都應該退出政治舞臺。毛澤東要建立中共黨天下。由於主子斯大林不同意毛澤東的觀點。中共不得不同民主黨派合作，但是中共一定要保證對政協籌備委員會的絕對領導“。1949年7月，劉少奇訪問了蘇聯，他向斯大林請教，中共真的要當家了，應該怎麽當這個家？他在給蘇共中央斯大林的報告中說，政協籌備會已經組成，共有籌備委員134名，其中中共黨員43人，與中共保持絕對一致的進步人士48人，中間人士43人，其中中間偏右的有12人，在進步人士中，有15個秘密黨員，中共可以保證對政協籌備委員會的絕對領導；在籌備會中另外設立常務委員會，有委員21人，同樣可以保證我黨的領導地位，就是說，這是一件很有把握的事情” (章立凡《中國民主黨派的變遷》)。
一旦歸順了中共，民主黨派便處於中共的領導之下。 “在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不久，大概在1950年，李維漢宣布，中共已同各民主黨派達成了協議，即民主黨派不能在軍隊、軍事機關、軍事院校等軍工單位發展成員。後來，中共又將這個範圍作了進一步擴大，擴展到情報機關、駐外使領館、少數民族地區” (章立凡《中國民主黨派的變遷》)。 民主黨派不得隨意發展成員。民主黨派“軍隊國家化”的主張被中共“對軍隊的絕對領導”所廢除。此外，中共安排一些中共黨員在各個民主黨派內抓組織工作，民主黨派的費用由國庫支出。1954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明確提出了“中國共產黨領導”，實行中共控製下的人民代表大會製度，政協變成了一個統一戰線組織，只是一個咨詢機構，不再具有立法和監察的權力。民主黨派在政治上和經濟上完全喪失了獨立性，成為幾個美化中共的花瓶。1957年反右派運動中，中共將一大批民主黨派人士劃為右派分子，民主黨派變為改造的對象，終於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完全停止了活動。
1957年，毛澤東通過發動反右運動，實現了黨天下。而後，1966年，毛澤東通過發動文化大革命，實現了毛天下。
2021年6月16日
“中共百年謊言與罪行”之十一 毛澤東第二次發瘋
毛澤東第一次發瘋，在全國範圍內開展了“反右運動”，對知識分子、民主黨派實施殘酷打擊，毛澤東的愚昧終於戰勝了知識，自此可以肆無忌憚了。於是，毛澤東開始第二次發瘋，上演了人民公社和大躍進的鬧劇，終於導致三年毛澤東大災荒。
1959-1961年，中國共產黨統治下的中國大陸發生了餓死幾千萬人的特大饑荒。筆者以信陽事件為例，讓讀者知道饑荒是如何發生的。
信陽事件
1958年，大躍進運動中，信陽地區浮誇盛行，頻頻出現的糧食“衛星運動”掩蓋了糧食產量嚴重的虛報現象。廬山會議後，在反右傾風潮下，河南各級官員因擔心被打成右傾，強行按虛報產量製定的糧食征購標準向農民征糧。中國共產黨河南省委分配給信陽地區9億的糧食征購任務，下面各級為了超額完成任務，層層加碼，征購數達10億斤。根據“反瞞產私分”的指示，信陽地委動用了民兵，指揮各縣委挨家挨戶搜查“被農民和基層幹部隱瞞私藏的糧食”。在“反瞞產”過程中信陽地區逮捕了一萬余人，劫掠了農民的口糧、牲口飼料糧，征購任務圓滿完成。信陽全地區征收了16億斤糧食，結果農民的全年口糧只剩100多斤，僅夠食用4個月。1958年10月起，大部分公共食堂就停糧斷夥，餓殍越來越多以至於屍體無人掩埋，人吃人的現象也不斷發生，僅固始縣官方記載的人吃人事件就有200例。活著的人為求生計，開始大量外逃。人員外逃勢必導致大批死人的消息傳開。於是信陽地委指示各縣市要求設崗堵截，不準外逃。各村民兵在路口設卡，嚴格控製淮河各渡口，攔截外逃人員，還專門設置收容所、監獄，隨意拘捕外逃者，錢財衣物一律沒收，還會遭到毒打，很多人餓死、病死、被打死在獄中。信陽地區公安部門，“限期消滅人員外流”。1959年初，商城縣越美公社觀廟團、汪橋團78個食堂有74個斷糧兩個多月，發生了餓死百余人的事件。據河南信陽地方1961年呈報中共中央報告顯示，該事件至少造成100萬人非正常死亡。
明明是毛澤東發動大躍進並且錯誤批判彭德懷造成的大饑荒惡果，毛賊卻把惡果推到階級敵人身上，他說：“信陽事件是階級敵人的猖狂報復，是掛著共產黨招牌的國民黨進行階級報復，實行階級復辟，是敵人篡奪了領導權”。
吃人事件
特大災荒期間，大陸中國出現了吃人事件。
《尋找大饑荒幸存者》一書中述說了人吃人案件：“許多通渭人逃荒到靜寧縣，也要不上飯，饑寒交迫，當自己的孩子，或者家人餓死後，就交換相吃，沒有地方煮，架起火來，燒著吃，把骨髓都吃掉了。常常是一堆人圍著吃那家的死人，這堆人圍著吃那家的死人。因為不是自己家人，吃起來就不會那麽不安。一個通渭的女人，逃荒到靜寧，當自己的孩子餓死後，她就把自己的孩子刮肉燒著吃了。過了幾天，饑餓和寒冷，也讓這位母親死了”。三年大饑荒的口述歷史《尋找大饑荒幸存者》記載了四十九起人吃人事件。
據作家沙青的報告文學記載：“有一戶農家，吃得只剩了父親和一男一女兩個孩子。一天，父親將女兒趕出門去，等女孩回家時，弟弟不見了，鍋裏浮著一層白花花油乎乎的東西，竈邊扔著一具骨頭。幾天之後，父親又往鍋裏添水，然後招呼女兒過去。女孩嚇得躲在門外大哭，哀求道：‘爸爸，別吃我，我給你摟草、燒火，吃了我沒人給你做活’” 。
文化大革命時期，廣西壯族自治區除私刑、屠殺事件眾多外，亦傳出多起食人事件，其中人食人最厲害的地方之一是廣西武宣縣，約有130人左右被食。作家鄭義曾在文革後赴廣西調查，據他的統計廣西全省至少有一千人被食。
80年代，作家王立新曾赴鳳陽采訪。他在報告文學中寫道：“梨園鄉小崗生產隊嚴俊冒告訴我：1960年，我們村附近有個死人塘，浮埋著許多餓死的人。為什麽浮埋？餓得沒力氣呀，扔幾鍬土了事。說起來，對不起祖先，也對不起冤魂。人餓極了，什麽事都幹得出來。我的一位親戚見人到死人塘割死人的腿肚子吃，她也去了。開始有點怕，後來慣了，頂黑去頂黑回。我問她：‘怎麽能……？’她嘆息道：‘餓極了’” 。
死亡人數
1984年，作為第一位研究大饑荒死亡人數的學者，美國人口學家、普林斯頓大學人口研究所所長安斯利·科爾（Ansley J. Coale）在其出版的《1952-1982年中國人口的急劇變化》一書中，認為中國大躍進期間的非正常死亡人數約在2700萬人左右。
1986年，中國國家統計局局長李成瑞委托西安交通大學蔣正華教授（曾任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進行研究，對美國人口學家安斯利·科爾（Ansley J. Coale）的結論進行了修正，李成瑞最終估算非正常死亡在2200萬人左右。
1987年，美國人口學家、美國人口普查局國際研究中心主任朱迪絲·班尼斯特（Judith Banister）在其著作《變化中的中國人口》一書中估算非正常死亡人數在3000萬人左右。
1996年，趙紫陽幕僚、中國經濟體製改革研究所所長陳一咨表示，該所根據中共黨內文件所寫成的秘密報告，認為非正常死亡人數是4300萬-4600萬。
另一份提供中共中央領導參閱的資料認為人數達4000、5000萬：河南780萬，安徽800萬，山東750萬，四川900萬，青海90萬，江西640萬，湖南470萬。據《餓鬼：毛時代大饑荒揭秘》英文版第272頁，此數字於1989年六四天安門事件前曾得到包括趙紫陽在內的中共高層確認。
2000年，原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副主任廖蓋隆披露，饑荒導致的非正常死亡人數達4000萬。
2005年，前中央黨校教師、獨立學者余習廣經過約20年的檔案研究，認為大饑荒期間非正常死亡人數達5500萬，該數字獲得歷史學家馮客、陳意新（北卡羅來納大學威明頓分校）等人的引用（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三年困難時期》）。
特供體製
就在中國大災荒時期，中國共產黨犯罪集團依據官員級別，滿足所需其高級幹部的食物、肉類及煙不虞匱乏，建立了特權供應體製。
1960年8月，此時，中國共產黨中央決定對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國務院副總理、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全國政協副主席、最高人民法院院長、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等高級幹部實行食品特殊供應。1961年2月起，陳雲按照其老婆於若木的建議，又對高級幹部以下級別的其他幹部，供應定量的白糖和大豆。在大饑荒時期，按照中共中央製定的政策，在全民計劃配給體製中，城市居民的食物供應比農村好得多，機關幹部又比一般平民好，幹部又按照級別高低獲得不同的飲食待遇，形成體製性腐敗。
高幹韋君宜回憶三年困難時期特供：“補貼辦法是十七級以上的每人每月糖一斤、豆一斤，十三級以上的每人每月肉二斤、蛋二斤，九級以上的每人每月肉四斤、蛋二斤” 。
當時中共甘肅省委書記汪鋒向毛澤東寫了一份調查報告：1961年4月27日至29日，汪鋒同誌帶了五個人在甘肅臨夏州新集公社新1號生產大隊調查農村食堂時對婦女病和婦女生育情況作了深入調研，發現甘肅大饑荒三年裏農村出現了比較少見的婦女病，如子宮脫垂和閉經。子宮脫垂為饑餓造成的營養不良和過重的體力勞動等因素所致，過度饑餓引起閉經，只有幹部妻子經期正常。
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程潛的女兒程丹在接受《國家人文歷史》雜誌專訪時回憶：“北戴河即便是困難時期，供應一直不錯” 。
對於毛澤東本人的特供及生活情況，他的1968年後擔任毛澤東夥食管理員的吳連登說：在最困難時期，毛主席的餐桌上沒有了紅燒肉，雞、魚、肉、蛋都沒有了。他的衛士封耀松則說毛澤東得了浮腫。然而毛澤東當時的保健醫生、護士長。大家一致表示：“根本沒有這種事，如果我們使毛澤東得浮腫病，那我們就犯了大錯誤，是嚴重的失職，中央也不會允許”。實際上，毛澤東“不吃肉”的時間段為1960年9、10月份到1961年4月份。毛澤東宣布不吃肉，只特指不吃豬肉，不包括牛羊肉和豬油，更不包括蝦肉和魚肉和其他海鮮。毛在“不吃肉”期間，依然可以吃到花樣繁多、用豬油烹製的各種素食、蔬菜及麻雀、小蝦、野味等其本人並不反對的肉食品，偶爾還吃了紅燒肉和肉包子。1961年4月26日工作人員會同廚師給他訂製的一份西餐菜譜中，就有牛羊肉菜十多種，西餐湯十六七種（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三年困難時期》）。
無恥謊言隱瞞真相
1960年－1961年期間，毛澤東等中國共產黨極權分子都曾對來訪外賓謊稱中國人有足夠吃的。中國共產黨政府甚至下令臨時出國人員不得在國外購買食物，以免泄露國情。1961年9月，退役的英國陸軍元帥伯納德·勞·蒙哥馬利來訪中國，從9月6日開始，蒙哥馬利對中國各地進行了參觀訪問。在延安訪問期間，蒙哥馬利受到蒙騙，誤以為中國沒有鬧饑荒。其訪問中國期間，和黨主席毛澤東見面談話2次，亦與總理周恩來和外長陳毅等中共高級幹部多次見面。除了蒙哥馬利，後來擔任法國總統的法蘭索瓦·密特朗也被宣傳欺騙（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三年困難時期》）。
1980年後，有關災荒的資料僅僅局部解密。中國共產黨犯罪集團將有關饑荒死亡人口的統計資料列為絕密。在《中國大百科全書》中，並沒有收錄“三年困難時期”。
楊繼繩在《中國為何無法直面大饑荒？》一文中指出：“這是出於政治原因：對大饑荒的徹底曝光可能有損一個依舊抓住毛澤東政治遺產不放的執政黨的合法性。這個遺產就是一個極權主義的共產主義體製，而這個遺產恰恰是引起大災荒的根本原因。正如經濟學家阿馬蒂亞·森(Amartya Sen)觀察到的，民主國家從未發生過大規模的饑荒”，“共產黨的領導們以解放人類為由而建立了一個龐大的奴役體系。這個體系被作為‘通往天堂之路‘而進行宣傳，但事實上它通往地獄”。
中國共產黨犯罪集團至今未能透露真實的死亡人數和人民遭受饑荒的慘狀，並且至今仍然地厚顏無恥地宣稱中國共產黨是“偉大、光榮、正確”的黨。
反抗與鎮壓
特大災荒必然會引發中國國民的反抗，中國共產黨犯罪集團罪犯面目再次大暴露，悍然進行鎮壓。
地下刊物《星火》
一九六○年，毛澤東大饑荒年代，蘭州一批勇敢的大學生聯合蘇州的林昭，出版了地下刊物《星火》，試圖喚醒黨內外起來推翻中國共產黨犯罪政權。中國共產黨定性《星火》為“反革命集團案”，四十三人被捕，其中大學教師一人、研究生一人、大學生十二人（其中蘭大八名）、幹部三人、農民二十五人；判刑二十五人。六八年林昭遇害；七○年，蘭大學生右派張春元、武山縣委書記杜映華同時殉難。
張春元寫文《糧食問題》《論人民公社》：
當今的統治者和歷史上任何統治者一樣，利用農民革命爬上了天安門，登上了寶座，一只手接過農民所賜予的王冠——主席，另只手卻狠狠地一拳，把農民大眾打倒在地，踐踏在腳下，用政治愚弄、超經濟的剝削、強製性的奴役勞動等政策，采取了誘惑脅迫、黨棍恐怖、饑餓等手段，奪去了農民的土地、耕畜、農具、種子等生產資料，給農民帶上了比中世紀封建社會還要沈重的鎖鏈，使廣大農民處於依附農奴的地位。……用自己編造的賬單，來歌頌自己的“豐功偉績”……欺騙、撒謊、吹牛、誇張，沒有一句真話，從上到下，大家都盡力打腫臉充胖子，把臃腫說成是“發福”……當今統治者用庸俗的暴發戶的資產階級的虛榮心理（呸！還有臉自稱為“社會主義者”呢！）不惜讓國內人民犧牲一個人的起碼物質需要，放棄人的生活權利吃飯！……“為人民服務”這個招牌是多麽的虛偽和無恥。
在高壓的氣氛裏，同誌們都不得不附和與服從。這種虛假的統一使領導人日益狂妄和驕傲，不顧一切地推行種種倒行逆施的政策，把先烈們以鮮血換來的政權當作實現個人野心的資本，終於走上專橫獨裁的道路。
難得的是武山縣委書記處書記杜映華的，他說過：
推翻蔣家王朝主要是農民的力量，多少農民家庭送子送夫為革命捐軀。革命勝利了，我們給帶來了什麽？是饑餓！是死亡！歷來封建統治者對反抗它的人都施以無情的鎮壓，蔣介石不知屠殺了多少共產黨人，但社會上還有不同的聲音，例如魯迅的聲音，中國共產黨的聲音。現在一切不同聲音都沒有了，變成一個鬼話、假話世界！明明天天在大量餓死人，還要逼人天天喊形勢大好，多麽奇特古怪的現象呵！古今中外，絕無僅有。我不知道世道為何變成這樣，變得如此快！（裴毅然《大饑荒時代的英勇記錄——記<星火>反革命集團案》）
勇敢的劉桂陽
1960年，湖南女工劉桂陽為反映三年困難時期民眾的困苦，決定“去北京見毛主席”。7月22日，劉桂陽書寫了“毛主席啊、共產黨啊，中央各首長啊，睜開你的雪亮的眼睛，瞧瞧農村廣大勞動人們的痛苦生活”，“消滅人民公社，使城市商店吃的食品隨便能買到，使全國人民過上更幸福更美滿的生活”等12幅標語，內容還包括“打倒毛澤東！彭德懷萬歲！”。
7月24日，乘火車北上。7月26日抵達北京，她將“打倒人民公社”等3條標語貼在國務院北門外的墻上，隨即被抓。
案發後，劉桂陽被關押在北京西城區公安局。6天後，她被押往郴州。當年9月27日，郴縣人民法院認定為“現行反革命”，被判入獄五年。
劉少奇知道後批示：劉桂陽無罪，應回原單位工作，撤銷判決等意見。
文化大革命開始後，劉少奇被打倒。1968年9月8日，劉桂陽被重新收監。1969年3月16日，資興縣公安局、檢察院、法院軍管小組對劉桂陽做出了維持原判五年，重新收監，加判有期徒刑5年，共10年的判決。
文革結束後，劉桂陽獲得自由。
中國勞動黨
1956年秋天，20歲的黃立眾考取北京大學哲學系，離開生他養他的無為縣昆山鄉。四年後，因為如實反映農村和農民問題，批評大躍進之類的政策，北京大學開除了他的學籍，將他押上火車，遣返故鄉。
在毛澤東發瘋的1958年至1961年，農村大批人浮腫，許多人餓死。黃立眾的家鄉無為縣，餓死了20余萬人。
黃立眾撰寫《黨綱黨章》，組建了“中國勞動黨”，製定《懲治官僚主義腐敗分子臨時條例》。他們計劃在1961年春節期間發動暴動，後被兩個連的部隊剿滅。在監獄中，黃立眾死不認錯，還寫下“反動黑詩”，如“餓死千千萬，家家無鼠糧。感時天落淚，悲來風癲狂。大道埋槍炮，羊腸伏虎狼。何當再北上，奏本給太陽”。
天災”還是“人禍”
中國共產黨毛澤東、鄧小平之流拒不承認是中國共產黨的罪惡統治造成了餓死幾千萬人的大災荒。1962年1月召開的“七千人大會”上，劉少奇三年災荒提出了“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的結論。這個三分天災是謊言，1960年的氣象資料顯示當時中國沒有全國範圍的自然災害。劉少奇沒有說出實話，當著罪魁禍首毛澤東的面，他也不敢說實話，實際上是十分人禍！
直到1981年6月，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一致通過《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歷史問題的決議》，將三年困難時期的成因歸結為“主要由於‘大躍進’和‘反右傾’的錯誤，加上當時自然災害和蘇聯政府背信棄義地撕毀合同”。中國共產黨犯罪集團雖然承認“大躍進”和“反右傾”是主要原因，但是撒謊是自然災害的原因，並嫁禍蘇聯政府。
1960年底，蘇聯體諒中國的國情，提出“還債的事可以延緩”。1961年初舉行的中蘇貿易會談中，雙方同意延期還債。時任蘇共中央第一書記赫魯曉夫則在其回憶錄裏敘述其曾向時任中國國務院總理周恩來當面提出支援，周恩來答復說：領導上已經討論過了，決定對蘇聯同誌表示感謝，但對援助表示拒絕，說會自行解決。此外美國也提出願意援助中國糧食，但同樣遭到中方拒絕。在中國官方與民間輿論中，將蘇聯政府“背信棄義、撤走專家、逼債”歸咎為造成三年困難時期的因素之一。沈誌華表示：傳聞的蘇聯在與中國關系惡化後曾追逼還債，沒有看到任何歷史文獻的記載（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三年困難時期》）。
大饑荒的原因自然是人禍，是中國共產黨之禍，國賊毛澤東是罪魁禍首。大饑荒源於中國共產黨建立的三位一體的黨國專製製度和極端愚蠢霸道的國賊毛澤東強行發動的大躍進運動。
大躍進大災難
五十年代的中國共產黨基本上是一個文盲黨，毛澤東只是一個農村小知識分子。他們對現代社會的經濟管理一竅不通。1958年和1959年，毛澤東先後組織中國共產黨高幹學習斯大林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和《馬恩列斯論共產主義》以及蘇共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一群無知無畏的膽大包天的人，學習的又是這樣一套錯誤的東西。毛澤東發動的大躍進運動終於大陸中國帶來一場大災難。
培根說，知識是力量。知識是建立文明的力量。中國共產黨血色帝國的歷史告訴世人，愚昧和貪婪是更大的力量，是破壞文明的力量。1958年，毛澤東主導著中國共產黨發動的大躍進,充分顯示了一個瘋狂文盲的破壞力量。
1957年11月，毛澤東提出用十五年或更多一點時間鋼產量超過英國。1958年6月初，國家計委提出《第二個五年計劃要點》，其中提出五年超過英國，十年趕上美國。這個文件得到了毛主席的首肯。為了趕英超美，這群文盲們瞎指揮，盲目地追求高速度，妄圖工農業主要產品的產量成倍地增長。工業生產中危害最大的是大煉鋼鐵，中國共產黨提出1958年的鋼產量要比1957年的翻一番，由335萬噸達到1070萬噸；1959年的又要比1958年再翻番，由1070萬噸達到3000萬噸。為了實現這一空想的指標，發動全民廣建小土爐大煉鋼鐵。燃料不足，上山伐林，把一座又一座青山砍伐光光；鐵礦不足，全民上山采礦。不懂技術，煉出了大量的廢鐵，造成極大的浪費。這是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對全國山河的大破壞，全國資源的大浪費。
農業更瘋狂，大搞“浮誇風”。中國共產黨愚昧地提出 “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 ，大放放高產“衛星”，畝產萬斤糧，甚至12萬斤糧食。
1958年6月12日，錢學森在《中國青年報》發表了《糧食畝產會有多少？》一文，為“糧食衛星”提供了“科學依據”：“土地所能供給人們的糧食產量碰頂了嗎？科學的計算告訴人們：還遠得很！……因為，農業生產的最終極限決定於每年單位面積上的太陽光能，如果把這個光能換算農產品，要比現在的產量高出很多。現在我們來算一算：把每年射到一畝地上的太陽光能的30%作為植物利用的部分，而植物利用這些太陽光能把空氣裏的二氧化碳和水分製造成自己的養料，供給自己發育、生長結實，再把其中的1/5算是可吃的糧食，那麽稻麥每年的畝產量就不僅僅是現在的2000多斤或3000多斤，而是2000斤的20多倍！”
中國共產黨的喉舌《人民日報》大肆報道糧食衛星。其中最瘋狂的是的是河北徐水縣，號稱一年收獲糧食12億斤。也正是在這個徐水縣，毛澤東對徐水縣委第一書記張國忠說，糧食多了，一天吃五頓也行呀！緊接著毛澤東這個荒唐的笑話之後的1959年，就開始了餓死幾千萬中國人的毛澤東三年大災難。
農奴
中國共產黨建立的三位一體的黨國專製製度，使得中國共產黨利用掌握的政治、經濟和思想三位一體的權力，消滅了私有製，建立了暴力公有製，斷絕了中國人創業和謀生的出路，並通過戶口、公社和單位對社會實行全面控製，將中國農民囚禁在人民公社裏。被剝奪了土地，喪失了土地經營權，農民只能生活在人民公社裏，靠給中國共產黨種地為生。在戶籍製度嚴格管製下，農民的命運任由國家發落，發生災難時，“禁止農民流動求生”，農村人無法離開土地，只能在家等死。
統購統銷與人民公社大食堂
1956年10月6日，中國共產黨國務院出臺《關於農業生產合作社統購統銷的規定》，施行糧食統購和農村統銷。
大躍進中，農民意識的毛澤東又推動全國大搞以生產隊為單位的人民公社大食堂，宣傳公社大食堂“吃飯不要錢，老少盡開顏；勞動更積極，幸福萬萬年”。 農民“放開肚皮吃飯”， 導致糧食被浪費。由於統購統銷，農村除了口糧、種子、飼料以外的糧米全須上繳，農民不能儲糧，糧食交由人民公社的公共大食堂負責。中國共產黨浮誇風中為了取悅上級，地方幹部嚴重誇大的糧食產量。當中國共產黨政府征收糧食時，是以地方幹部上報被嚴重誇大的糧食產量來計算征收量的。征收量遠遠超出實際糧食產量，地方幹部為了填補缺口，逼迫農民將口糧、種子、飼料也全都上繳。如此這般，農民沒有儲量，公社大食堂又找不到填滿農民肚皮的下鍋米和燒飯柴。
於是，就全國出現了筆者在前文中所講述的信陽事件現象。“1958年10月起，大部分公共食堂就停糧斷夥，餓殍越來越多以至於屍體無人掩埋，人吃人的現象也不斷發生，僅固始縣官方記載的人吃人事件就有200例。活著的人為求生計，開始大量外逃”。
荷蘭歷史學家馮克在著作《毛的大饑荒》中提到，毛澤東在1959年3月25日的上海秘密會議上，要大幅度提高征繳糧食。當有人擔心餓死人的時候，毛說了如下魔鬼言論：“大家吃不飽，大家死，不如死一半，讓另一半人能吃飽”。
1959年4月，國務院秘書廳把山東、江蘇、河南、河北、安徽缺糧的情況上報給毛澤東，又把15省多達2500萬人缺糧挨餓的情況上報。面對這樣大面積的災情，瘋子毛澤東沒有采取任何全面措施，反而在1960年初繼續“大躍進”。
對於農民缺糧的問題，毛澤東於1959年7月5日在“廬山會議”期間指示：“告訴農民，恢復糠菜半年糧。”“忙時多吃，閑時少吃，有稀有幹，糧菜混吃。”
1959年7月14日，彭德懷給毛澤東寫了一封私人信件，對“大躍進”中的“浮誇風氣”和“小資產階級的狂熱性”提出批評。毛澤東在8月2日中共中央在廬山開會時表示，彭德懷“要攻擊總路線，想破壞總路線”。彭德懷及其支持者隨後被打成“反黨集團”。
在中國各地在產量劇減的情況下，卻增加糧食征購額。
1960年4月，大饑荒最為嚴重的時候，國家糧食庫存為403.51億斤，相當於1.4億人一年的口糧，假如當時能夠拿出一半庫存糧食來救人，也不會餓死人。
以國賊毛澤東為首的中國共產黨犯罪集團不僅沒有拿出糧食挽救農民的生命，反而為了體現國際主義和加強其他發展中國家和社會主義國家的友好關系，大舉對外援助。南京大學經濟學系教授尚長風分別在中共黨辦刊物《中共黨史資料》 2009年03期發表了《1961年中國糧食進口研究》、《百年潮》 2010年04期發表了 《三年困難時期中國糧食進口實情》，公開了當時的糧食進口和外國援助情況。1959年的糧食產量比1957年度減少了2500萬噸，而1959年的糧食出口卻增加到415.75萬噸，為歷史最高。大饑荒最為嚴重的1960年，繼續出口糧食272.04萬噸，同時還出口大量的油類、鮮蛋、肉類、水果等當時極為珍貴的食品。
就是這樣，在以“中國人民大救星”毛澤東為首的“偉大、光榮、正確”的中國共產黨的罪惡統治下，終於造成了大陸中國最大規模的饑荒，饑民們吃光了野菜，吃樹葉，吃觀音土，吃人，幾千萬人被餓死，很多家庭絕戶，有的整個村莊幾乎死光了。
毛澤東罪惡滔天！
年輕的讀者要想了解這三年中國的人間地獄是一個什麽悲慘的狀態，請閱讀伊娃寫的《尋找大饑荒幸存者》和楊繼繩寫的《墓碑》一書。
《墓碑——中國六十年代大饑荒紀實》
2008年12月，香港天地圖書出版了中國學者、原新華社高級記者楊繼繩所著得《墓碑——中國六十年代大饑荒紀實》
在《墓碑——中國六十年代大饑荒紀實》一書的前言中，楊繼繩激憤地說：餓死3600萬人“這個數字相當於１９４５年８月９日投向長崎的原子彈殺死人數的450倍，即大饑荒相當於向中國農村投下了450枚原子彈。----這個數字相當於１９７６年７月２８日唐山大地震死亡人數的150倍。也可以說大饑荒相當於發生了150次唐山大地震。這個數字超過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死亡數字。第一次世界大戰死亡人數只有一千多萬人，發生在１９１４－１９１８年，平均每年死亡不到２００萬人。中國１９６０年一年就餓死1500萬人以上。大饑荒的慘烈程度遠遠超過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第二次世界大戰死亡四千萬到五千萬之間。這四五千萬人是在歐洲、亞洲、非洲廣袤的土地上、七八年間發生的,中國這3600萬人是在三四年間死亡的，多數地區死人是在半年之內集中發生的。這是中國歷史上所有的災荒都望塵莫及的數字：中國歷史記載最高的災荒死亡數字是1928－1930年全國22個省受災。這次災荒死亡人口超過了歷史記錄，但僅為1000萬人。從１９２０處到１９３６年，17年災荒合計死亡1836萬人。----１９５８－１９６２年餓死人數是中國歷史上最嚴重的災荒死人數的好幾倍。沒有呼天搶地的哭聲，沒有披麻帶孝的禮儀，沒有送葬的鞭炮和紙錢，沒有同情，沒有悲哀，沒有眼淚，也沒有震驚和恐懼。幾千萬人就這樣無聲無息地，神精麻木地消失。-----這是一場人類歷史上空前的悲劇。在氣候正常的年景，沒有戰爭，沒有瘟疫，卻有幾千萬人死於饑餓，卻有大範圍的‘人相食’，這是人類歷史上絕無僅有的異數” 。
楊繼繩為什麽要寫《墓碑——中國六十年代大饑荒紀實》？
他在該書的前言中寫道：“一是為在1959年餓死的父親立墓碑；二是為3600萬餓死的中國人立墓碑；第三，為造成大饑荒的製度立下一個墓碑”，“極權製度下的當權者隱惡揚善，文過飾非，強製地抹去人們對人禍、對黑暗、對罪惡的記憶。因此，中國人常犯歷史健忘癥，這是權力強製造成的健忘癥。我立的這塊墓碑恰恰是讓人們記住人禍、黑暗和罪惡，是為了今後遠離人禍、黑暗和罪惡” 。
楊繼繩建議：在一切餓死人密集的縣份，在餓死人最多的省的省會城市，以及在天安門廣場，建立大饑荒紀念碑。這些紀念碑不僅紀念亡靈，也是讓人們永遠記住這場災難，從中吸取教訓，讓悲劇不再重演” 。
筆者建議在紀念碑前，放置一個國賊毛澤東的石頭跪像，讓中國人世世代代唾棄這個餓死幾千萬人的魔鬼。
2021年 6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