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社會轉型的方法
作者 何清漣 程曉農 寫於 二零一八年
托克維爾熱折射的中國政治困境
世界上，除了中共實行的共產黨資本主義制度之外，可供選擇的制度路徑很 多。就算是鄧小平這種共產革命的重要參與者和領導者，也在70 多歲之時開始了 共產國家全無先例的經濟改革，開啟了中國經濟發展之路。為 何今天的中共面對 困局，反而在政治上越來越保守，甚至故步自封？
這種態度既源於中國現有的利益格局，更源於中共對形勢的認識。
利益格局，我已經在前幾章中分析過，此處只分析中共對形勢的認識。
1 、「阿拉伯之春」對中共的警示
世界歷史上，革命分為兩大類：權力更替的革命，以及訴諸權利的革命。
中國歷史上的革命，如歷朝歷代的農民起義，包括中共領導的共產革命，都 是自下而上的「革命」。古代及近代史上通過農民起義而成功建立政權的 有朱明 王朝，以及清朝道鹹同年間曾建都天京（今南京）、盤據江南數省長達十餘年的 太平天國（1851-1864年）。現代史上，毛澤東領導的農民革命所建立的政權至 今仍然存在，而且早已走到它當初革命初起之時革命 目標的反面。這類革命的共 同特點是，它們的成功只不過是用新的皇權或專制代替舊的政權，即壹輪新的權 力（Power）更替，這樣的革命並沒有賦予民眾政治權利。讓民眾享有政治權利（ Rights，如選舉權及言論、 出版、集會、結社自由等權利），是近代以來資產階 級革命的主訴求。
國際社會對革命的定義比中國要寬泛壹些，其路徑分為自上而下、自下而上 兩種。自上而下的革命包括主動變革、內部軍事政變等，土耳其1920年代的「凱 末爾革命」與卡紮菲（格達 費）1960年代領導的「綠色革命」都屬於這壹類。這 種革命的結果如何，與領導人個人素質及其建立的政權性質有關。「凱末爾革命」 是場世俗主義改革，目標是將新生的土耳其共和國改造成壹個世俗民族國家，改 革帶來了 政治、法律、文化、社會和經濟政策變化。凱末爾對土耳其貢獻巨大， 他故去之後土耳其仍然奉行「凱末爾主義」。卡紮菲曾是利比亞「綠色革命」的 精神領袖，他發動軍事政變、奪取政權之後，曾統治利比亞長達42 年。
這位獨裁者統治期間，利比亞壹度成為阿拉伯世界最富裕的國家之壹，而且 該國的女性境遇與社會主義政策在整個阿拉伯世界中俱為上佳。到卡紮菲統治後 十餘年，他的獨裁及家族統治引發極深民怨，最後政權易主，家毀人亡。自下而 上的革命很多，第三波民主化的東 歐、中歐國家的民主化革命的參與者主要是知 識分子與市民階層，只有波蘭以團結工會為主體，而工人的受教育程度也比較高。 曾被短暫稱為「第四波民主化」的「阿拉伯之春」（2011年），革命初起之時也 是自下而上，主體是失業青年。埃及在2013年「二次革命」之後，離權力最近的 軍方與民意合謀，重新奪回政權，但民眾仍然兩手空空，境況比革命前更差。
從對社會損害程度來說，當然是自上而下的革命（包括改革）帶來的社會震 盪較小。但是，由於第三波民主化進 程中，1990年代初蘇聯及東、中歐原社會主 義國家轉型展現出和平理性的特點，被人譽為「天鵝絨革命」，世界因此產生幻 想，認為從此革命不需要大規模流血。這壹幻想直到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發 生後才破滅。
自下而上的革命不僅社會震盪大，而且重建相當困難。比如，中國近代史上 的太平天國革命，死亡人數高達7500萬（另壹說是超過壹億），江南等膏腴之地 戰後幾乎赤地千裏。至於中共的革命，死人數量極多，至今尚無完整可信的統計， 僅從國共三年內戰 時期長春等地全成餓殍之城，可見戰爭之慘烈。2011年「阿拉 伯之春」發生於中東、北非四國，狀態最好的是突尼斯，其次是埃及，但兩國的 經濟社會狀態至今仍未回復到革命之前；利比亞動盪不安，其狀態令國民沮喪甚 至 絕望；而敘利亞則在革命過程中產生了為禍世界的ISIS。《紐約時報》的記者 與專欄作家中，不少人曾是「Facebook革命」、「Twitter革命」的熱情鼓吹者， 對從「阿拉伯之春」到「占領華爾街」，再到伊 斯坦布爾（伊斯坦堡）、基輔和 香港的廣場上發生的政治運動中社交媒體的推動作用，都大加讚賞。當「阿拉伯 之春」變成漫長的「阿拉伯之冬」後，其中壹些專欄作者發現：壹旦硝煙散盡， 這些革命大多未能建立起任何可持續 的政治新秩序。Google的埃及雇員瓦埃勒． 古尼姆（WaelGhonim）曾用匿名Facebook頁面，幫助發動了2011年初埃及解放廣 場（Tahrir Square）革命，推翻了胡斯尼．穆巴拉克（ Hosni Mubarak），但 他最後發現，社交媒體破壞舊有秩序非常容易，但要用它來建立新的秩序，卻非 常困難，因此他對社交媒體的作用產生了深深的懷疑。 [29]
也因此，中國的上中層對自下而上的革命均很排斥，「不能變成敘利亞第二」 ，既是官方的想法，也是大中型城市大多數中產階層的共同想法。
2 、中國政治高層對「托克維爾困境」的恐懼
從中國現階段的情況來看，自上而下的革命幾乎不可能發生。因為當政者早 就意識到自身陷入了「托克維爾困境」，認為在此時進行改革，相當危險。
阿利西斯．托克維爾（Alexis Charles Henri Clérel Viscount deTocquev ille）的《舊制度與大革命》於1856年出版，其時距1789年法國大革命爆發只有 67 年。托克維爾1805年出生於壹個法國貴族家庭，在其55 年的人生歷程中共經 歷了五個朝代：法蘭西第壹帝國、波旁復辟王朝、七月王朝、法蘭西第二共和國、 法蘭西第二帝國。這段時期正好是法國歷史上最為動盪的年代，托克維爾曾熱衷 於參加各種政治 活動並在政府中任職，直到1851年路易．波拿巴（Louis Napol éon Bonaparte）建立法蘭西第二帝國之後，托克維爾開始對政治日益失望，並逐 漸認識到，自己「擅長思想勝於行動」，開始安心寫 作。在他的幾本著作當中， 《論美國的民主》遠比《舊制度與大革命》聞名。
如果不是中國政治上層與中產階層近幾年普遍陷於對「暴力革命」的恐懼當 中，《舊制度與大革命》這本書可能還不會為人關註。這本書在十八大之前由時 任國務院副總理、且喜好 讀書的王岐山向其友朋及下屬推薦，其中深意引發不少 猜測。
托克維爾在這本書中探討法國大革命的成因及後果時指出，原有的封建制度 由於腐敗和不得人心而崩潰，但社會動盪卻並未帶來革命黨預期的結果，無論是 統治者還是民眾，最後都被相互間的怒火 所吞噬。
在該書中托克維爾最早提出了壹個觀點：在經濟發展和民主推進的過程中， 經濟發展越是快速的社會，出現的社會矛盾反而越多──這個觀點後來被稱為 「托克維爾命題」。通過比較研究，托克維爾獨具慧眼地發現了壹 個弔詭現象： 「有件事看起來使人驚訝：大革命的特殊目的是要到處消滅中世紀殘餘的制度， 但是革命並不是在那些中世紀制度保留得最多、人民受其苛政折磨最深的地方爆 發；恰恰相反，革命是在那些人民對此感受最輕的地方 爆發的。」有人讀過《舊 制度與大革命》後精當地總結出「托克維爾定律」：壹個壞的政權最危險的時刻 並非其最邪惡時，而在其開始改革之際。
數年前王岐山力薦此書，有雙重用意。對知識界那些要求民主化的人士，其 意在提醒：歷史進程未必如他們所願 ，中共垮臺之後未必會帶來民主與秩序，更 可能出現的局面就像當年法國大革命壹樣，陷入民粹主義的泥潭，清算富人、踐 踏精英，將成為常態，大家千呼萬喚才出來的民主化，有可能只是斷頭臺政治重 演；對統治集團則是警告 ：托克維爾定律告訴我們，別以為改革那麼好玩，「壹 個壞的政權最危險的時刻並非其最邪惡時，而在其開始改革之際」，所謂「改革」 就是找死。至於那些什麼特赦貪官、贖買民主的說法，是哄三歲小孩的玩意，咱 們決不上當 。
王岐山是不是危言聳聽，拿法國大革命在嚇唬人呢？那倒也不是。
中國的現狀與法國大革命前夕確有相似性。先說經濟狀況。法國大革命前夕 人口持續增長，財富快速增加，國家呈現出壹派繁榮景象，令人驚訝的是，法國 那時就有「地產熱」。有壹位法國 評論家寫過這麼壹段話：「土地總是以超出其 價值的價格出售，原因在於，所有人都熱衷於成為地產主。在法國，下層百姓的 所有積蓄，不論是放貸給別人，還是投入公積金，都是為了購置土地」──讀者 如果對比中國經濟，就 知道何其相似。
當時的法蘭西存在很多社會問題，但不影響國家的繁榮富裕。托克維爾認為， 有兩種極簡單、極強大的動力推動著社會繁榮：壹個是依舊強大有力但卻不再實 行專制、卻到處維持秩序的政府；壹個是許多人都隨心所欲地發財致富。與此同 時， 人們的精神卻更不穩定，更惶惑不安；公眾不滿在加劇，對壹切舊規章的仇 恨在增長。國王表面上仍然以主子的身分講話，但實際上卻接受公眾輿論的啟發 帶動，不斷地向輿論諮詢──這種現象，現階段中國都存在，互聯網給中 國民間 議論提供了非常方便的工具。與法國不同的是：中國政府花費巨大的人力物力管 制互聯網，試圖駕馭輿論這匹越來越不聽使喚的「烈馬」。
托克維爾發現，在缺乏自由政治制度的國度裡，普通人身受舊制度種種弊端 之苦，但看不到醫治具體社會病的藥 方，因此很容易形成非此即彼的思維：「要 麼全盤忍受，要麼全盤摧毀國家政體。」形成這壹特點的原因是，啟蒙思想滲透 著「抽象的文學政治」。法國缺乏政治自由，研究治國之道的作家與統治國家的 人形成兩個明確分割的群 體：
作家們沒有參加社會實踐，卻擅長高談闊論，熱衷普遍性的理論，對於文人 來說可能是美德，但對於政治人物來說則很危險──這種狀況與中國也很類似。 知識分子論政，無論是右還是左，談到未來的政治藍圖，都很少想到 「路徑依賴」， 即壹國的政治文化傳統會制約未來的選擇。中國當下的民眾更是不同於18 世紀後 期的法國民眾，經過中共幾十年「革命」教育的薰陶，中國底層熟知「剝削有罪、 造反有理」，將結果平等當作人的天然權利。
王岐山推薦此書，可謂用心良苦。但有件事情，以他的地位卻不便說，那就 是，中國現階段其實已經沒有改革資源，甚至無法找到制度出口。他本人在2017 年的「郭氏推特革命」中的遭遇，就很能說明問題：
習近平當政五年來最大的成就是反腐，能夠取得 如此大的反腐成果，則是依 靠王岐山；但是，反腐，在壹些反專制的知識分子和底層民眾眼裡，儼然就是他 迫害官員的「罪行」。
鄧小平當初的經濟改革主要是放權讓利與民，在保持政府對國有資源掌控的 前提下，在維持公有制、國有經濟的主體地位的同時 ，放開部分領域，允許私人 經商、外資進入中國，最後形成了公有、私企與外資三足鼎立的局面。中國的經 濟改革走到了今天，除了礦產、森林、大型國企、農村的土地所有權之外，當局 基本上再沒有什麼可以讓渡給老百姓的了 。看起來最值錢的農村土地所有權雖然 在政府手裡，但使用權歸農民，除了少數貧困地區與中西部省份，在京滬廣深等 地，轉讓所謂使用權時的補償，大致已接近擁有完整所有權的土地價格了。政府 對土地所有權的占有，只不過 是在買地與賣地之間占據著有利地位，從中賺取巨 額土地差價。 [30] 而森林、礦產、山脈、河流、湖泊等，都是無法分配給個人 的公共資源。
每壹次改革，實際上都是利益的重新分配，社會按照新的利益格局重組。早 在1994年，本書作者之壹曾發表 文章，指出了鄧小平時代中國的經濟改革使貧富 差距有擴大的危險； [31] 直到2015年1 月《人民日報》
連續發文分析中國的貧富差距，當局終於承認，「貧富差距已具有壹定的穩 定性，並形成了階層和代際轉移，壹些貧者正從暫時貧困走向長期貧困和跨代 貧 窮」，必須想辦法改變這種狀態，否則很危險， [32] 但這壹承認遲到太久，中 國解決階層固化的時機已錯過，不傷筋動骨，已經無法調整既存的利益格局。當 局既不可能將自己視為命脈的國有資源與國有企業資產拿出來分配給公眾，更不 可能動員紅二代們將 自己利用特權牟利積攢的巨額財富捐獻出來還給人民。「網 絡革命黨」也很現實，知道只有貪官財產是可分配的財富，他們知道只有毛式革 命才能重新洗牌，於是他們為自己的財產訴求、翻身要求包裝上民主外衣。
壹個窮人太多的社會不可能獲得長治久安，中國的境況更是危險。
數年以前，美國政府因財政預算案未獲國會批準而陷入停擺狀態時，中國人 大驚：美國政府停擺，美國社會竟然還能維持安定，這在中國是不可想像的。更 有人指出：中國各大中小城市只要讓警察放假24 小時，可能就會大亂。
劉曉波去世後，悼念者在激憤悲痛之時，用劉曉波說過的壹句話來告慰英靈： 「壹個殉難者的出現，就會徹底改變壹個民族的靈魂。」筆者不善於幻想，只能 據實道來：劉曉波的辭世，甚至更多的民主烈士出現，未必能改變中華民 族的靈 魂。作為諾貝爾和平獎得主，他將在世界人權史上占有壹席歷史地位。但是，他 在中國的歷史地位，卻會因將來中國轉型道路的不同而獲得不同的評價：如果中 國能夠實現和平轉型，劉曉波將與「六四」亡靈壹道，成為壹 座歷史豐碑；如果 中國只能通過暴力革命去實現政權更替，劉曉波就可能成為政治教科書上的壹個 經典案例，稱他證明了和平轉型的道路在中國行不通；如果中共政權在潰而不崩 的狀態下繼續生存很長壹段時間，他代表的和平轉 型訴求，則會時時出現在中國 人的政治話語中，成為非暴力抗爭者的旗幟以及主張暴力革命者批評的目標。其 實，劉曉波辭世不久，批判他及其非暴力抗爭路線的聲音，並不比悼念的聲音分 貝低，曹長青便是批判「非暴力抗爭」 最激烈的人物，在〈別再胡扯「暴力、非 暴力」的假議題〉壹文中，他重申了以前的觀點，再次批評劉曉波與胡平。 [33 ]
地方自治：無出路狀態下的唯壹出路
世界各國都有窮人，數量多寡不壹而已。不同的政治制度用不同的方式安撫 窮人。 西方社會如歐洲大多數國家，在二戰以後採用高福利制度給本國公民提供 了「從搖籃到墳墓」的福利，讓富人與中、高收入階層用高稅收（即永久性的分 期支付）方式，為窮人提供了基本生活保障，以換取窮人的不革命。中國自 改革 開放以來，在創造世界上最多億萬富翁的同時（2015年中國的億萬富豪高達568 名，首超美國成為世界之最，占全球億萬富豪2188名的四分之壹強）， [34] 也 創造了世界上數量最為龐大的窮人（11 億多）；而政府制訂的稅收政策極不合理， 富翁們可以用各種方法逃稅，政府則在社會福利制度方面作為有限，導致因長期 的貧富對立而產生了強烈的社會仇恨。
1 、中國已陷制度性無出路狀態
如果說，內地的社會緊張以貧富矛盾為主，那麼，新疆 、西藏兩大少數民族 聚居區的社會對立，既包含了難以化解的民族矛盾，也包含著不可調和的宗教矛 盾。中國政府早就只能用加大財政轉移支付與加強地區軍警力量這種雙管齊下的 手段，去維持這兩大地區的「穩定」局面。自2 008年至今，中央的轉移支付（即 中央財政撥款）在西藏財政支出中的比重始終高達95 ％左右；青海則在70 ％—— 80 ％之間，新疆較富裕，中央財政轉移支付比例亦高達60 ％左右。 [35]
可以說，中國政府早就陷入壹種制度性無出路的困境：經濟 發展已經進入瓶 頸，作為實體經濟支柱的製造業現在是三分天下──成功轉型、無法挽救、努力 求存的各占三分之壹； [36] 官員太多太貪心，政府既缺少鞭策激勵機制，又無 法約束其腐敗行為，導致中共政府成為耗費最巨、最無治理能力、也最不負責任 的政府 ；維穩支出壹年比壹年膨脹，尤其是在西藏、新疆兩地，這簡直成了財政 無底洞；窮人太多，根本無法建立普惠性的福利制度。在制度性無出路困境這壹 點上，「中國人民的好朋友」委內瑞拉的教訓是最好的例證。委內瑞拉以建 立在 原油基礎上的單壹經濟結構，強行實施過普惠性的福利制度，壹度成為拉美壹眾 左派當道的國家之福利樣板；但從2014年開始，該國因國際石油價格的下跌而陷 入危機，國家動盪不安，斷水、斷電、通訊中斷成為常態， 犯罪高發，人民則由 「過去出國買、買、買」到「如今吃飯難、難、難」。
如果繼續維持目前的中央集權格局，中央政府不得不用權力強行汲取富裕地 區的財富，再通過中央財政轉移支付的方式，去補貼貧窮地區，以此縮小地區差 距。這種方式當然會拖累經 濟發達地區，因此也難以為繼。現在，連從未想過要 獨立的香港，自2014年的「占中運動」之後也出現了「港獨」思潮。面對來自四 面八方的挑戰，中共政府似乎只剩下壹招：壓制、再壓制、最後還是壓制。但是， 高壓強制 只是延緩危機的到來，並不能消除危機產生的淵藪。中國的中產與上層 不希望中國步中東、北非四國的「阿拉伯之春」後塵，不少底層社會成員也希望 平安生活，「網絡革命黨」只占總人口的少數，國際社會當然也不希望中國陷 入 「革命」的動亂。如果要避免動亂，中共執政集團就必須審時度勢，為國家、為 人民，當然最後也是為執政黨自身，尋找出路。
人類現代史上，解決社會危機的方法只有三大類：第壹類是馬克思主義，即 用暴力革命推翻重來，毛澤東領導的中共革命便是徹底顛倒社會秩序與傳統觀念 的範例；第二類是帝國主義，在資本主義經濟危機時期，採用對外擴張的戰爭， 試圖改變局面；第三類是凱恩 斯主義出現後的國家幹預下的資本主義危機解決方 式。在這三種社會危機解決方式當中，第壹種方式為中共的正統意識形態所鼓勵， 而當局現在的壹切「維穩」努力卻試圖千方百計地防止任何針對它的革命；第二 種方式，中國政 府沒有足夠的能力去實施；近年來，中國政府的種種經濟「維穩」 政策，算是第三種方式的實驗，但最後還是無法解決問題。
無論是從官方意識形態不懈薰陶的效果來看，還是從民間價值觀念的角度去 觀察，中國社會都與第壹種方式最為貼近，也近乎天然地 最可能選擇第壹種。
說起來，這也是中國的社會狀態所決定的，中國近20 年來權貴資本掠奪公共 財產與民財，幾乎到了肆無忌憚的程度，所造成的貧富差距極為懸殊，整個社會 的財富集中於少數社會上層。北京大學《中國民生發展報告2014》中的數據 表 明：2012年中國家庭淨財產的基尼係數達0.73，頂端1 ％的家庭占有全國三分之 壹以上的財產，底端25 ％的家庭擁有的財產總量僅在1 ％左右。 [37] 馬克思 主義理論對這種現象的解釋很簡單，壹切危機的根源都是絕大多數人民群眾受到 剝削，所以 收入太低；少數人依賴剝削與特權掠奪，從而占有了大部分社會財富。 窮人太多，就必然導致消費不足，市場疲軟，因而經濟必然陷入困境而崩潰。既 然馬克思主義者認為，這種周期性危機或長期蕭條是極小部分人壓榨絕大部分 人 的必然結果，那麼，解決的方法便是消滅統治階級、推倒社會秩序，讓底層以消 滅上中層的方式翻身。
從現階段社會形勢來看，中國不缺「革命群眾」，據說「網絡革命黨」就高 達二千多萬（以失業大學生為主體）；他們用以動員社會的革命理論也很現成 ， 因為中共的意識形態教育早就讓「剝奪剝奪者」的觀念深入人心了；現在只缺革 命組織與革命領袖。中共當局深知自己的弱點何在，故壹直以自己的發家史為鑑， 對革命領袖的萌芽防範甚嚴，對組織性力量則幾乎是病態式敏感 。習近平執政以 來，凡涉及外國資金支持的非政府組織（N G O ）壹律被關閉，言論和互聯網管 控日益嚴厲，但卻無法消弭民怨，只能極力維持目前這種「潰而不崩」之局。這 種維持不僅是經濟消耗戰，以有限的經濟資源為邊界，而且，它還以消耗社會重 建資本為 代價，維持時日越長，將來社會重建越難。
中國現在的問題，已經不是需不需要革命，而是最後將發生壹場什麼樣的革 命。「郭氏推特革命」的幾大特點表明，以中共革命為藍本，將成為中國未來革 命的壹個隱喻。在危機日漸逼近之時，中國還有沒有出路？ 有，那就是地方自治。
2 、中國實行地方自治的必要性
2015年美國哈佛大學的詹妮弗．潘（Jennifer Pan）和麻省理工學院的徐軼 青作了壹項中文在線調查，主題是中國各地民眾的政治傾向，方法是讓回答問卷 者選擇同意或反對某 些說法，比如「人權高於主權」、「現代中國社會需要儒家 思想」，以及「如果是出於自願，我會認可我的孩子和同性結成伴侶關係」。大 多數回答問卷者是生活在繁華沿海地區（如北京、上海及廣東）的年輕男性大學 生。據詹 妮弗．潘介紹，超過17.1萬人回答了問卷。研究者發現，在意識形態觀 念上，有壹個似乎很明確的分野：「紅色」的保守省份大都在貧窮的農村內地， 而富裕的、城市化的「藍色」省份則在沿海地區。中國的保守主義者支持 建設壹 個強大的國家，同時希望政府在管理經濟上起到強有力的作用；而中國的自由主 義者渴望更多的公民自由，信奉自由市場資本主義，並想擁有更多的性自由。調 查發現，按照這壹結果，上海是中國最持自由主義觀念的地區 ，其次是富裕的沿 海省份廣東和浙江；相對貧窮的內陸省份往往是最保守的。 [38]
《紐約時報》記者傅才德撰文介紹了這篇調查之後，中共黨報《人民日報》 旗下的《環球時報》發表了壹篇英文社論表示：「報告所用的粗糙數據完全沒有 達到哈佛或麻省 理工的學術標準。我們不得不懷疑其發表是為某種政治目的專門 『訂製』的。」《環球時報》的批評是錯誤的。這個調查報告樣本數量（17 萬人） 足夠大，但缺陷是，網上的在線民意調查無法實行隨機抽樣，因此受調查者的分 布地區不均勻。不過，該調查的結論 與中國人的現實感受相當接近：湖南、山東、 河南、山西等省份確實是毛左集中之地，這些省份居民的價值觀念確實與幾大現 代化都市及相對開放的沿海地區居民的價值觀差距很大。
因地制宜施政，是中國自古以來的政治智慧，直到民國時期，廣大鄉村地區 基本是鄉紳自治。美國地大物博，50 個州，州情不同，各州自治，支撐美國自 治的是社區自治及學區自治（有的地方按學區選舉學區委員會，作為監管本地區 公立中、小學校系統的基層機構）。中共執政集團應該考慮以地方自治為切入口， 實行政治改革，讓每個 地區的人民選擇自己的政治制度與經濟組織形式。在毛澤 東時代，中共實行計劃經濟，講究「全國壹盤棋」，發達地區與貧困地區壹刀切， 沒有自行選擇的可能性。經過將近40 年改革，中國有了民營經濟，各地更是形成 了壹些地方商業精英，他們有壹定的領導能 力與組織能力，這是地方自治的重要 基礎。
3 、地方自治是解決中國問題的壹條出路
早在2004年，中國政治學者吳國光先生就提出了「縣政中國」的設想。在 〈縣政中國：從分權到民主化的改革〉壹文中，吳國光構想了未來中國「廢省」 以形成 全國和縣兩級民主政治的構想，以及在制度化分權基礎上運作的政治框架。 他構想的路徑是：中國的民主制實踐可以先選擇在縣級實行，確立縣長作為本縣 最高行政官員的職權，任何黨派（首先是中共）對縣政的幹涉，只能通過 選舉和 其他民主程序（比如通過在縣議會內的黨派運作）進行；相應地開放媒體、開放 黨禁、實行司法獨立。經過壹段試驗階段後，可以放開地域限制，在全國實行。 最後，通過民主化奠定堅實合法性的「縣政」，將具備足夠的 自主性，從而會削 弱、挑戰甚至擺脫目前省、地級政權的領導，即通過「縣政民主」實現「虛省實 縣」，最終達成中央與縣兩級政府架構的全國政權體系。 [39]
吳國光的文章並非只是技術性的建議，他充分考慮了中國朝野及各方的接受 程度與實現的可能 性：中國歷史上有地方自治傳統，有利於國民接受；縣級民主 可避免全局性震盪，可將對中國動盪乃至分裂的擔憂降至最低。在政治過渡期間， 中國共產黨可以主導這壹變革過程；在完成過渡期的政治任務之後，中國共產黨 可以 與其他政黨壹樣，平等參選。
地方自治的經驗，不少國家與地區已積累多年。僅與中國同屬東亞文化圈中 就有臺灣與印尼經驗可以借鑑。從中國現狀出發，筆者認為，各地經濟發展水平 不壹、民智開化程度不同，實行縣級自治後，各地可以因地制宜，根據當 地資源、 技術水平與人力資本素質，改革教育系統，走出壹條自立之路。
發達的沿海地區可以選擇資本主義制度；窮困地區的人民希望回歸毛澤東時 代，也可以按照毛時代的方式來進行社會重組，此路不通之後，可以重新嘗試走 另壹條路，但其他地區則可免 去這壹劫難。這種開放多元的地方自治實施之後， 既可減少民族矛盾與宗教矛盾，還可以讓貧困地區自立，不再長期依靠中央財政 轉移支付。對所有的國民來說，則是壹個通過賦權而培養責任與權利意識的過程。 只有國民成為有權利意識、自我負責、有主體意識的個人，中國的未來才有希望， 才不會再出現毛澤東盛讚的「紅旗捲起農奴戟，黑手高懸霸主鞭」那種讓中國人 付出慘重代價，卻只改變了少數「革命元勳」和草根參與者命運的暴力革命。
中國近年不少研究鄉村社會的學者，因中國鄉村社會淪落，都開始懷念清末 及民國時期的地方鄉紳自治。這不是簡單的懷舊，而是對中國社會的前景深感擔 憂的壹種下意識尋找出路的思考。我認為，鑑於美國社會的自治經驗，這是壹條 可以備選的制度出路。2017年7月開始在中國上演的電視劇《白鹿原》展示了白鹿 原從清末到民國時期的歷史。從辛亥革命前後開始，白鹿原經歷了改朝換代的連 結兵禍、災荒、第壹次國共合作分裂後由中共農民協會主持的土地革命、國民黨 捲土重來的土地還給舊主人，……直到中共 建政之前，白鹿原之所以沒成為壹盤 散沙，就因為還是壹個以親緣、地緣為紐帶的鄉村自治體。中國今後要走的地方 自治道路，當然不可能是簡單地恢復中國舊時的鄉紳自治，因為那種基礎條件被 中共在幾十年前便摧毀了，而是 在現代意義上的還權於民、因地制宜的創新。
正如筆者在本書前面各章中所分析的那樣，由於中國已經陷入壹種制度的結 構性鎖定，中國很可能在今後10－20 年內繼續維持「潰而不崩」的局面。在現階 段，和平轉型的道路已被當局關閉， 而自下而上的暴力革命亦無現實可能；不管 人們多痛恨這種局面，國人將不得不在這種狀態中繼續煎熬。筆者以為，中國政 府與其讓人民被憤怒、絕望煎熬成壹群網絡暴民，不如從基礎做起，在力所能及 的範圍內，盡量普及、涵 育公民的權利意識，為未來的社會轉型做好思想準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