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社會矛盾的本質
作者 何清漣 程曉農 寫於 二零一八年
19 世紀中葉以降，中國曾經非常不幸，以往的文明與自負成為現代化的包袱； 進入到20 世紀90 年代以來，中國卻成為壹個非常幸運的國家。1989年代末到19 90年代初期的東歐、蘇聯共產極權主義國家土崩瓦解之後，全球化浪潮興起，中 國積十餘 年「改革開放」之經驗，比其他共產極權主義國家有著更充分的迎接全 球化的準備；加上中國具有稅收優惠、土地價格與勞動力成本低廉等「比較成本 優勢」，因而成為長達20多年的全球化浪潮中唯壹的淨得利者。
壹、中國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
過去20 多年，在西方世界，全球化所承載的壹切，如普世價值、人權高於主 權、縮小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差距，幾乎成了《聖經》般的存在。直到2015 年歐洲大陸淹沒在難民潮裡，歐洲國家被迫面對不斷增加的恐怖襲 擊，對全球化 的懷疑聲音才開始冒頭。
1 、全球化讓西方失去了什麼
2016年5 月紐約市立大學客座教授、前世界銀行高級經濟學家布蘭科．米拉 諾維奇（Branko Milanovic）在《哈佛經濟學評論》（ HarvardBusiness Revie W ）上撰文指出，20 世紀80 年代至今，是自工業革命以來個人收入重新洗牌的 新時期，也是過去200年間全球不平等程度首次下降的時期。其中，贏家是亞洲發 展中國家的中產和中產以上家庭，以及全球最富 的1 ％人群；相對的「輸家」則 是發達國家的中產及以下家庭。從1985-2000年，中國因其快速發展，幾乎是阻 止全球不平等繼續擴大的唯壹力量。2000年之後，印度同樣因為經濟的高速發展 和在削減貧困方面的努力，降低了全球收入不平等的嚴重程 度。其他亞洲國家， 例如印度尼西亞、越南和泰國，也為縮小和發達國家的差距發揮了積極的作用。 [1] 美國媒體也報導了壹份兩年前撰寫的研究報告，該報告由美國聯邦儲備系統 （Federal Reserve System，簡稱Fed）的經濟學家賈斯汀．皮爾斯（Justin Pi erce）和耶魯大學管理學院教授彼得．斯科特（Peter Schott）聯名發表，其重 要結論之壹是：美國自2000年給予中國永久性正常貿易關係（PNTR）地位以來， 美國 製造業中就業機會流失的壹半可以歸咎於從中國進口商品的增加；在美國那 些受此影響較大的地區（該研究以縣為單位），自殺及其相關原因造成的死亡案 例明顯增多，失業率每增加壹個百分點，將導致自殺率提高11 ％；相對來說，白 人男性從事製造業的比例比其他群體更高，這個群體是受影響的「重災區」。 [ 2]
2 、中國是全球化中的唯壹淨受益國
在全球化浪潮中，中國是純粹的受益者。其受益體現在四個方面：
壹是G D P 總量劇增，中國的G D P 從「改革開放元年」即1978年的2168億 美元，增至2016年的逾11 萬億美元，擴大了近49 倍； [3] 二是中國從資本淨輸 入國變成了資本輸出大國。改革開放前中國只對兄弟國家提供外援，從無對外投 資，2015年 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首次超過壹萬億美元，成為世界第二大對外投資 國； [4] 三是在中國造就出大量億萬富豪，其人數領先全球。改革開放前中國沒 有富人，而到2015年中國的億萬富豪已多達568名，首超美國（535名），成為世 界之最，占全球億萬富 豪（2188人）的四分之壹強。2015年中國平均每五天誕生 壹位億萬富翁，高科技產業、消費品與零售業、房地產業都是產生中國富翁的 「溫床」； [5] 四是養成了占總人口20 ％多的中產階級。據瑞信研究院（TheC redit Suisse Research Institute）《2015全球財富報告》，中國擁有全球最 龐大的中產階級人口，達1.09億，比美國的9200萬中產階級還多。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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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在全球化中的「淨收益」，確實驗證了米拉諾維 奇的研究結論。但是， 中國在全球化道路上的表現也令許多西方的政治學家失望，比如，中國政府對普 世價值、以選舉權為核心的政治權利等，壹直拒絕接受。從胡錦濤2003年接任中 共總書記之後，中共中央不斷宣布「防止顏色革命」、「五不搞」、「七不講」， 堅決抗拒西方價值觀的滲透與影響。這壹點，中共與殖民化時代清朝廷拒斥西化 壹樣：那時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如今是「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為體、 西方科技為用」。在中國政 府看來，中國既得全球化經濟之利，又避免了西方價 值觀之害，這是壹本萬利、只賺不賠的生意。也因此，就算美國、歐盟等國民粹 主義高漲，都反全球化，中國也決不會加 入反全球化大軍。
儘管中國是全球化的唯壹淨收益國，但由於權力市場化導致的「家國壹體利 益輸送機制」，這個國家壹方面創造了令世界瞠目的新富豪，另壹方面也創造了 世界上數量最大的貧困階層。不少外國研究者為中國新生中產階層的龐大數量而 驚訝 ，卻忽視了中國新生的中產階層在總人口中所占比重很低。這種情況，我稱 之為「社會階層結構轉型失敗」，這壹失敗決定了中國社會未來的政治走向。
二、中國社會階層結構轉型失敗
社會變遷理論指出，壹個國家的轉型包括政治轉型、經濟轉型與社會轉型。 社會轉型又分為兩個層面，壹是階層結構轉型；二是價值觀轉型。中國的近鄰日 本經歷過明治維新與二戰後民主化兩次轉型，才算完成了上述三個方面的轉型。
階層結構轉型是社會變遷當中最關鍵的部分。當壹個社會的階層結構發生變 化之後，消費結構將帶動生產結構的重大變化；如果沒有政治結構的阻礙，則文 化形態、價值觀念等都將隨之發生深刻變化。當代中國社會變遷之所以不成功， 就在於階層結構轉型失敗。
1 、中國中產階級的數量到底有多少？
全球化讓發展中國家產生了富裕階層與中產階層，例如在中國，社會本應從 以底層 為主體，轉化為以中產為主體的橄欖型社會。中國作為在全球化進程中最 大的純受益國，卻未能完成這種轉型，源於政治失敗。
1980年代改革開放之初，鄧小平曾承諾全民奔小康。從那時直到2010年，中 國政府為社會階層結構轉型設定的目標是：形 成以中產為主的橄欖型社會，為此 資助了不少國家級研究課題。其中由中國社會科學院「當代中國社會結構變遷研 究」課題組發布的結論最為權威：中國中產階層的規模約為總人口的23 ％左右， 其規模以每年壹個百分點的速度不斷擴大。 [7] 英國《經濟學人》雜誌根據這壹 結論，並參考其他資料推算：中國的中產階級（家庭年收入在1.15萬和4.3萬美 元之間）人數從1990年代的接近於零，增長到2010年的2.25億。 [8]
但這壹情況在2011年之後發生了很大變化，隨著外 資不斷撤出中國，中產階 級人數在迅速減少。從2012年年底開始，直到2017年初，美資雅芳（Avon）、摩 托羅拉（Motorola）、國際商用機器公司（IBM）、匯豐人壽（HSBC Life Inter national Ltd。）、惠普（HewlettPackard Company，HP）、西門子（Siemens） 等行業巨頭都以成百上千的規模削減員工數量。 [9] 惠普為節省成本裁掉了萬餘 名員工；億貝（EBay ）、美滿電子科技（Marvell）、松下（Panasonic）、日 本大金（Daikin）、夏普（Sharp）、TDK等大型外資公司均計劃推進製造基地回 遷本土；國際包裝、造紙行業巨頭芬蘭斯道拉．恩索集團 （StoraEnso）旗下的 企業蘇州紫興紙業倒閉； [10] 2017年1 月美國硬盤巨頭希捷（Seagate）突然 宣布解散中國蘇州工廠； [11] 美資軟件公司甲骨文（Oracle）所屬的「中國北 京研發」大範圍裁員。 [12] 撤資的外企給中國留下了廢墟般的工廠與大量失業 人員，失去的外企工作機會被稱為「敲碎的金飯碗」，而失去工作的人都是中國 曾經的外企白領精英。
2015年9 月美國高盛公司（Goldman Sachs）曾發表壹份報告，援引中國國家 統計局、 高盛全球投資研究部、美國勞工統計局、美國國防部等機構的調查數據 指出：中國的消費市場以壹小批中產階級為主導，僅有2 ％的就業人口收入達到 繳納個人所得稅的水平，目前有大約11 ％的中國人口可以被定義為「中產階級」 （約為1.53億人）；除他們 之外，中國大多數人的收入只能滿足生活必需。報告 指出，最頂端的「高端消費者」僅有140萬人，人均年收入為50 萬美元，這些人 構成了在巴黎、紐約、東京、倫敦的商場裡「火拼」購物的中國人主體；處於 「金字塔」最底端的是中國3.87億農村就業人 口即農民，幾乎占了中國勞動人口 的近壹半，他們的人均年收入為2000美元；在「金字塔」中間的是「都市白領」 和「都市藍領」，他們的總數接近農村就業人口，「都市白領」的人均年收入接 近12000美元，「都市藍 領」的收入為大約5900美元。報告進壹步分析：從消費 模式來看，「食」與「衣」占中國消費者個人消費支出的壹半左右；中國主流消 費群體的購買力不高，他們的日均消費額為7 美元。與此相對照的是，美國人的 日均消費額為97 美元。中國消費者把近半的收入用於「衣」、「食」方面，而美 國的這壹比例僅為15 ％左右。中國3.87億農民的消費主要是衣食住行等基本消費。 [13]
隨著外資撤離中國，破產企業增多，中國的中產階級在減少，窮人在增多。 2016年中國 共有7000萬人年純收入比2300元的貧困標準還低。
按照世界銀行2015年界定的日消費1.9美元的貧困線，該機構估計，中國的貧 困人口人數在世界上仍排名第三。在中國，屬於社會下層的人口約占80 ％（清華 大學李強教授的最新調查數據是：中國 下層占人口比例為75.25％；再加上下層 群體中與中產階層聯接的過渡群體占中國總人口比例的4.4％ [14] ）。在產生數 量龐大的貧困階層的同時，中國也成為世界上億萬富豪最多的國度。2015年中國 的億萬富豪多達568人，首超美國（535人 ），成為世界之最，占全球億萬富豪2 188人的四分之壹強；[15] 2016年全球68 個國家的2257名億萬富翁當中，中國的 超級富豪是609人，美國超級富豪只有552人，中美之間的這壹差距進壹步拉大。 [16]
貧富懸殊、中產階層過少、社會底層龐大，說明中國社會階層結構轉型失敗。 政治高壓、貪腐與裙帶關係盛行、生態環境嚴重汙染，讓越來越多的中國人深感 「生活在中國是壹場冒險」，對中國的未來失去信心；富人與有條件的中產都想 方設法移民，富商通過 投資拿到精英類型的商業移民簽證，中產階層則通過技術 移民、雇主擔保與親屬簽證湧往國外。 [17]
壹個國家的興衰在於人才，中上層紛紛移民，對於中國來說是巨大的損失。
2 、上升通道梗阻，改善社會階層結構的因素消失伴隨著全球化形勢逆轉， 中國已經錯過了改善社會結構的時間窗口。
如前所述，經濟學家米拉諾維奇是最早看出這壹趨勢逆轉的專家。
在指出全球化的發展帶動世界整體收入上升的同時，他還指出，由於發達國 家收入不平等狀況的加劇，全球化也許會被 認為是在製造壹個更加不平等的世界。 [18] 米拉諾維奇的研究已被美歐的現實所證實。美歐人民因為收入持續下降、 生活質量變差而對本國精英不滿，因此2016年成了「黑天鵝」頻現之年：英國退 歐與美國大選川普當選總統，幾乎成了全球化趨勢逆轉的兩 大標誌性大事件。2 017年1 月在瑞士達沃斯舉辦的世界經濟論壇上，彌漫著壹種失敗情緒，《紐約時 報》的漫畫師帕特裏克．恰帕特（Patrick Chappatte）將此次會議主題諷刺為 「如何在壹個反精英的世界中繁榮」。
在發達國家收入不平等擴大的同時，發展中國家的貧富差距也在擴大，收入 不平等狀況更加嚴重，這種狀況在中國尤其明顯。更糟糕的是，由於中國經濟衰 退，就業機會減少，職場之路變得越來越艱難，社會成員向上流動的管道已經嚴 重梗阻；要想得到壹份好 點的工作，必須要「拼爹」，即依靠父母家族的人脈資 源。這種情況下，中國的中產階層人數不僅不可能繼續擴大，反而會漸漸萎縮。
社會上升通道嚴重梗阻的後果是社會結構固化：壹方面，精英選拔中，壹旦 「血統原則」起首要作用，「成就原則」便退居 次要位置，社會精英的素質將會 日益退化，遑論社會進步；另壹方面，社會不公將會加劇。這種「血統原則」造 就的機會不均等，體現在社會成員的身分傳承上，這是最根本的社會不公，其後 果較之財富分配不公更為惡劣與嚴重 。在本書的第六章中，筆者已經分析過，被 中國現代化列車拋棄的人群當中，有占中國壹半人口以上的農民。被拋下的人不 是物品，鄉村社會的墮落、農村人口的絕望與無出路，最後會像慢性毒藥壹樣吞 噬中國社會。
三、中國陷入的是何種「陷阱」
全球化鼎盛時期，中國成為全球化的最大淨得利者，如此難得的機遇，尚且 未能成功地將中國轉變成壹個中產階級為主的橄欖型社會，如今全球化形勢逆轉， 中國倒T字型的社會結構將僵硬、固態化，這種社會結構註定 了中國未來只會是 拉美國家的同類，如果幸運，至多比非洲、中東地區略好。
1 、中共政權與歐美政權的區別
認為中國獨裁政權應該瓦解，是期盼中國早日民主化人士的共同願望，也因 此，「中國崩潰論」每隔壹段時期就會出現。僅在近五年內，中 共高層因權力繼 承發生的內部鬥爭曝光以來，就有過多起這樣的論調。除了2015年沈大偉（Davi d Shambaugh）說過的「崩潰論」（他後來修正為「衰敗論」）之外，《華盛頓郵 報》社論版副主任編輯傑克遜．蒂爾（Jackson Diehl）發表過更悲觀的預言。他 在美國《全球事務》
2012年9 ／10 月刊發表的文章認為，中共與俄羅斯這兩個獨裁政權都面臨瓦 解命運，但是2012年美國大選兩位總統候選人卻都沒有對此作好準備。 [19]
從章家敦（Gordon G。 Chang）、傑克遜．蒂爾直到沈大偉，這些外部觀察者 都是用民主國家的經驗來判定中國是否會發生危機，錯以為中國政治是責任政治。 必須承認，中國現在面臨的諸種危機當中，只要其中的壹部分發生在美國、日本、 歐 盟，這些國家的經濟危機早就轉化為政治危機，導致政府垮臺（內閣集體辭職 或執政黨敗選），如同2012年以來歐債危機導致希臘、荷蘭、義大利等多個政府 倒臺。 [20] 美國2016年大選，代表華府建制派政治精英、華爾街及媒體精英聯 盟披征袍的希拉 裏．克林頓（Hillary Clinton），雖然得到精英與媒體壹邊倒 的支持，既有雄厚資金可支配，又占據了壓倒性的輿論優勢，並被外國盟友壹致 看好，最後還是敗北。原因就在於，同為民主黨的奧巴馬總統甚少關 心國內社會 狀況，拒絕傾聽本國民眾的呼聲，罔顧本國中產階級收入下降、中產階級人數不 斷減少、貧困人口增加的困境；與此同時，他卻通過不斷打造新的利益群體來爭 取政治支持，如大赦非法移民、大規模接納中東與非洲的 穆斯林難民，並給予這 些移民比本國窮人高40 ％—80 ％的福利，營造性別話題、不斷造出男女之外的 各種性別群體（民主黨大本營紐約市竟然規定出32 種之多的新性別），並且在所 有公立學校推行荒唐之極的男女同廁的總統法令。 [21] 奧巴馬的整整八年任期， 壹方面大量裁軍、節省費用，另壹方面卻舉借將近十萬億美元國債，不是救濟移 民，就是拿去滿世界揮灑。 [22] 美國人民對此嚴重不滿，終於用選票拋棄了要 繼承奧巴馬政治遺產、主張要向中產階級增稅、開放邊境歡迎各國移民的希拉 裏 ．克林頓。
現代政治是代理人委託政治，民眾只能在大選年行使權利，這數年壹次的大 選賦予民眾另選政府的機會。而中國不同，中共建政是武裝奪取政權，現在也是 憑槍桿子說話，民眾幾乎被剝奪了壹切權利。西方各國的人權早就進入了第四代， 即保障 同性戀、變性人、依本人心理狀態自由選擇性別者及其婚姻權利的時代， 而中國人還沒能享有第壹代人權，即公民的基本政治權利（選舉權、言論自由、 出版自由、集會自由）。中共特色的政治是非民選的無責任政治，政府與黨 的首 腦從來不需要為自己的政策失誤承擔責任，五年壹次的政府換屆也無須經過全民 大選。外部觀察者們分析中國時往往會忽視這壹點。儘管中國的經濟已經病入膏 肓，實體經濟壹片蕭條，失業人口不斷增長，政府債臺高築，金 融系統危機重重， 外匯儲備下降到臨界線，但只要政府能繼續保持財政汲取能力，保證資源汲取管 道暢通，能夠繼續供養政府及暴力機器（警察及軍隊），中共就不會主動下臺。 中國政府超強的資源汲取能力與鐵腕統治，幾乎成 了中國現在唯壹的穩定因素。
2 、艱難維持的「潰而不崩」狀態
世界人口增長最快的三大地區，即亞洲（中印兩國是世界第壹、二人口大國）、 非洲與中東地區的穆斯林國家，從本世紀初開始就因青年失業率過高而引起聯合 國擔憂，因此聯合國鼓勵 這些地區的人口在世界範圍內遷徙。然而，自2015年 開始，由敘利亞難民潮引發的中東、非洲人口向歐洲高福利國家的大遷徙，讓歐 洲陷入了動盪不安，西方國家開始意識到，自身根本沒有能力接收中東與非洲想 要移民西方 的近六億貧困人口。 [23] 自2015年開始，曾是拉美左派政治圈內翹 楚的委內瑞拉陷入動盪與饑餓，更是說明，單壹資源的國家無法支撐人口增長而 帶來的就業與福利要求。全球化引起了西方各國的反思，就是以這次人口大遷徙 為觸發點。2017年1 月26 日英國首相特裏莎．梅（Theresa May）還非常勇敢地 在美國費城演講中提到，由於英美對世界主權國家的政治幹預失敗，「英美幹預 主權國家並試圖按照自己的形象改造世界的日子已經過去了。」 [24] 這話其實 是正式宣告：英美將終止向外推廣民主化的政治努力；這壹重要姿態本應引起世 界關註，卻被大多數英美媒體與中國政府完全忽視了，而世界各國與眾多N G O 更在意川普政府宣布減少對外援助。
在中東、非洲、拉美與壹些亞洲國家紛紛進入動盪時 期之際，相比之下，中 國社會矛盾尖銳的狀態並不那麼引人註目。中國當局通過高壓維穩所營造的表面 平靜，反而被西方世界看作穩定的象徵。其實，中國的青年失業率與總體失業率 都非常高，底層社會的嚴重不滿、反對者的被 迫消聲，以及統治集團內部因權力 分配而引起的矛盾交織在壹起，早就使中共政權有如坐在火山口上。「維穩」成 了第壹要務，「維穩」經費在有的年度甚至超過軍費，所謂「革命」早就成了中 國政治話語的壹個主題。
從本書作者之壹何清漣動筆撰寫《中國的陷阱》至今，時光流逝已二十餘年。 這段時期內中國發生了什麼變化？有人曾開玩笑地對作者說過：妳所預言的壹切， 在中國都成了現實，只是比妳書中分析的要嚴重得多；不少書中的例證只要將時 間改換壹下，腐敗的數額從 千萬元擴大為億元或者數億元，農村的惡勢力更惡更 黑壹些，完全符合現狀。中國確實掉在妳說的「陷阱」裡爬不出來了。當然，也 有讀書不求甚解之輩，常常會氣勢洶洶在網上質問：她不是早預言中國要崩潰， 中國現在崩潰了 沒有？
筆者所有的研究，從來沒預測過中國（包括中共政權）何時會崩潰。我預測 的只是中國將長期（20-30 年）陷入「潰而不崩」的狀態。我想告訴讀者的是： 人類社會形態不只有「繁榮」與「崩潰」兩種形態，大多數時候，人類社會處在 繁榮與崩潰 之間的狀態；區別在於，是接近繁榮，還是更接近崩潰，如是後者， 則當下潛伏著什麼樣的危機。預言中國崩潰的人士多半陷入了認識論的誤區，以 為中國的現狀，不是繁榮，就是崩潰；與之相似的壹種極端的認識則以為，凡指 出中國弊端的人，就是預言中國崩潰。作者的《中國的陷阱》，其實不是預言中 國（政權）何時崩潰，而是指出：中國那不觸動政治體制的經濟改革，最後必將 使中國陷入權貴資本主義陷阱，根本不可能將中國引領上壹條健康平 穩發展的道 路，最後會使中國陷入壹種「潰而不崩」的社會狀態。所謂「潰」即「潰敗」， 指中國社會將在政治、生態、社會道德系統方面陷入全面潰敗的狀態；「不崩」 則指這個掌握了政治、經濟與組織資源的政權將不會在10-20 年內崩潰。中共政 權的崩潰，只可能在壹種危機共振的狀態下出現，即同時發生內部超大規模的社 會反抗、高層統治集團發生嚴重的矛盾、財政危機出現，同時還面臨外部壓力。 接下來，作者將分析這些狀況近期內是否可能在中國同時出現。
四、中國近期是否會出現危機共振？
需要討論的是：中國的經濟危機是否會導致政治危機並出現危機共振？筆者 的判斷是，在最近若幹年內（至少十年內）不會發生導致共產黨垮臺的危機共振。 這壹判斷基於以下事實：中國歷代王朝衰亡，往往是幾大 危機疊加所導致：統治 集團的內部危機、經濟危機（最後集中表現為財政危機）、社會底層的大規模反 抗、外敵入侵。如果這幾大危機先後出現並同時共存，這個王朝必亡無疑。以下 逐項分析中國現存的危機因素。
1 、統治集團高層已經形成壹元化領導格局
2012年習近平接班前後，中共統治集團內部確實發生過政治局委員、重慶市 委書記、太子黨重要成員薄熙來試圖進入政治局常委的權力挑戰，支持薄的人有 前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書記周永康與部分軍中紅二代 。習近平通過反腐，有 效地收拾了所有政敵並重整權力結構，將胡錦濤時期「九龍治水」的寡頭獨裁變 成黨政軍權集於其壹身的個人專斷。
從集權與穩固權力這個角度看，習近平做得相當穩妥與成功。他用步步為營、 各個擊破的方式，在五年時間內，先後將 其政敵薄熙來、周永康、兩位軍委副主 席上將郭伯雄及徐才厚（受審期間病死）、前中央辦公廳主任令計劃等都送進監 獄。根據中紀委的數據，從2013-2016年6 月底，中國受到黨紀、政紀處分的官 員人數達91.3萬人。受到司法懲處的112名省部級 以上黨政官員中，包括本屆中 央委員會成員十名、13 名中央候補委員。 [25] 從2015年開始的軍隊改革，幾乎 摧毀了江澤民、胡錦濤時期形成的軍隊權力格局。目前所有的跡象表明，在下壹 個五年任期內，幾乎不可能出現對習近平權力形成挑戰的高層成員 。可以預測， 如果沒發生人力不可控制之事，習近平並未打算遵循江澤民交班給胡錦濤這壹黨 內規則，而是準備繼續擔任中國最高領導人。
中共已經從輿論方面為習近平連任做準備。2016年6 月《人民日報》發表署 名鄭秉文的文章，其中提到，只要政治 上不出現民主化這種顛覆性錯誤、經濟上 不出現毀滅性打擊、制度上不出現斷層式波動三種情況，就能達到「中國即將進 入高收入社會的美好前景」。 [26] 所謂不犯「顛覆性錯誤」，原話出自習近平 之口。2013年10 月習以中國國家主席身分參加亞太經合組織工商領導人峰會時說 過這話。《人民日報》
評論員文章隨後專門就此做過解釋，即無論是以「顏色革命」標榜的第三波 民主化道路，還是以「阿拉伯之春」形式出現的民主化道路，中國決不步其後塵。 「制度上不出現斷層式 波動」這句話所指的「制度」，不是指「社會主義制度」， 而是指中共最高領導人掌權的方式，以及保證其有效行使權力的各種制度。習近 平執政以來，在權力結構與權力行使方式上早就改寫了政治規矩，由江澤民時期 的集體領 導變成了個人專斷。鄭秉文強調，「不出現制度斷層式波動」，意指不 要再改變習近平重新釐定的政治規矩，以免發生十八大權力交接前後因「制度斷 層」而引起軍界、政界人事大變動，導致恐慌情緒蔓延、人心不穩。
要想不出 現「制度斷層」，只能有壹個選擇，就是NO.1不換人。這壹想法在 2016年10 月中共十八屆六中全會上得到確認，並通過會議公報宣告：「全黨同誌 緊密團結在以習近平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目前離習近平任職兩屆還有5 年整， 如果他想改變自江澤民以後定下的總書記只做兩屆十年的規矩，時間上很從容。 只是如何改，是增加總書記的任期，從兩屆延長為三屆、四屆，還是乾脆無限制， 或是變總書記制為黨主席制，這些都是技術細節問題，遇到的黨內抵抗絕對沒有 外界估計的那 麼強烈。事實上，中共利益集團不希望共產黨倒臺的願望，顯然遠 遠強於轉向民主化的意願，那些沒有足夠財力移民海外的中下級官吏與中產階層， 甚至希望習近平能夠撐住這潰敗江山，以免發生滅頂之災。
2 、經濟危機（核心是財政危機）是否可能出現？
對於習近平來說，他最擔心的其實不是所謂統治集團內部的反對潛流，也不 是「政治上出現顛覆性錯誤」，而是經濟上出現「毀滅性打擊」，無論是習近平 還是李克強，對這壹點幾乎都沒有把握。儘管中共已經勉 強接受「中國經濟進入 L 型」這壹說法，但卻很難忍受經濟蕭條。如今中國經濟各領域都缺少利好消息， 企業大量破產、工人失業增加、外商投資減少，最後的防線已經只剩下金融系統 這道防波堤。金融系統是壹國經濟的神經中樞和血液循環系統，無論如何不能失 守，這就是從2016年8 月開始中國政府將精力集中於「貨幣維穩」，即人民幣貶 值不能過快，而「貨幣維穩」的關鍵戰場則是外匯儲備保衛戰，即要守住三萬億 美元這壹所謂「心理關口」。
所有這些危機初兆，離政府的財政危機還有壹段距離。中國政府與其他政府 最大的不同在於，這個專制政權調集資源的能力遠比民主政府強。只要執政者意 識到危機在何處，防範意識和防範能力遠遠超出民主政府，尤其是那些軟弱無力 的民主政府。2016年在中國G D P 增速下降幅度不大的情況下，全國稅收高達11 .59 萬億元人民幣，比上年增長4.8％。 [27] 今後相當長的壹段時間內，經濟不 景氣很可能會持續下去，工商稅收難以大幅度增加，中央政府已經為地方政府未 雨綢繆，基本上完成了開徵房產稅的準備工作；而房產稅壹旦開徵，地方財政便 可從依賴經濟增長變為 依靠對有產者徵財產稅來維持，中國城鄉住戶的自有住房 擁有率高達87 ％， [28] 這個新稅源的基底十分寬廣。
房（地）產稅這壹稅種，世界大多數國家都徵收，而中國卻遲遲未能開徵。 其主要原因是，城市精英，即商人、黨政機關幹部、中層以上白領 ，基本上都擁 有兩套以上住房，其中少數人甚至擁有十餘套，幾乎所有的城市精英對徵收房產 稅都抱抵制態度。本書第四章介紹過，中國城市的平均房價大約相當於人均年收 入的25 倍。從購房角度去看，這個比例表明，供房不易。而從房產主的角度去看， 就又是 壹副景象了。房產稅以房價計稅，高房價意味著房主的稅負很重；收入相 對於房價偏低，則意味著，房主用不高的收入，既要供房、又要納房產稅、還要 養家，對於大多數房主來說，實在是不堪承受之重。2016年北京市居民 人均可支 配收入為52530， [29] 如果在自住房產之外還擁有壹套壹百平米的住宅，時價按 每平米五萬人民幣估計，房產計稅價值是五百萬人民幣，哪怕房產稅率只有0.5 ％，每年也需繳納25000元人民幣，相當於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五成；這樣，許 多房產主要想維持大城市高昂的生活費用，實際上只能挖銀行存款來繳納房產稅， 其荷包將年復壹年地快速縮水。
顯然，如此對有錢人和中產階層竭澤而漁的稅收政策，不到計窮無策之時， 中國政府其實也不想大範圍地激發民怨，這就是中國的房產稅遲遲不 開徵的原因。 然而，2017年2 月國務院《關於創新政府配置資源方式的指導意見》出臺實施， 其中明確提到「支持各地區在房地產稅、養老和醫療保障等方面探索創新」，意 即各地在財政困難情況下，允許地方政府開徵房產稅。 [30] 表面上看，這是中 央政府將徵稅權和社會福利開支管理權下放，其實質含義則是，中央政府在下放 收稅權的同時，也將財政困難的壓力下放給地方政府，讓地方政府去面對地方財 政壓力和開徵房產稅引發不滿這個兩難課題。2017年7 月27 日，陝西省因財政入 不敷出，率先在全省範圍內開徵房產稅。 [31] 其他省份在開徵房產稅上，只是 時間遲早問題。
以上分析說明，對政府來說，經濟不景氣，企業稅收難以增加，但用房產稅 還可以補救，因此，財政雖有困難，卻未必走投無路， 財政危機還不至於立刻爆 發。只要中國政府在財政上可以支撐住國家的暴力機器，中共政權就不至於崩潰。
危機來臨之時，必是中共財政崩盤之日。
3 、國內反對力量弱小且分散
中國政府是個高度組織化且武裝到牙齒的獨裁政權，其鎮壓力量遠遠超過中 國歷史上任何王朝，面對這個世界上第三軍事強國，民眾連購買刀具都要受限制， 這種情況決定了官府的鎮壓力量與民間的反抗力量彼此之懸殊前所未有。本書第 五章已經概述了各種社會反抗的起因及其組織方式。事 實上，當中共在2015年 「709抓捕行動」中將維權人士壹網打盡之後，國內已經沒有任何哪怕是鬆散型組 織的反對力量了。除了軍事政變，幾乎不可能結束中共統治。
國內政治反對者多年來引為奧援的所謂「海外民運圈」，其實只是對近30 年來因各種原因流亡海外的中國異議人士的泛指，這個虛化的「圈」並非壹支有 組織的力量。由於中國政府長期在異議圈「摻沙子」（即派遣「第五縱隊」）， 再加上民運人士本身的缺陷，海內外各個圈子的異議人士互相排斥鬥爭的興致， 遠遠高於他們反對中 共政權的熱情，幾乎沒有集結的可能。觀諸歷史，任何國家 （包括中國歷代王朝）就算出現政治危機，也必須具有組織能力與感召力的反對 力量乘時而起、加以利用，才會導致原有政權垮臺。中國現階段顯然缺乏壹支這 樣的有組 織力量。
反抗力量這種壹盤散沙的狀態，既是政治反對者們的悲哀，更是中國的悲哀。 當中共政權基於自身的奪權經驗而努力消滅社會的反對力量，並破壞民間的自組 織能力之時，也就消滅了這個社會的重生機能。
由此來看，今後10-15 年之內中國不會出現導致中共政權垮臺的危機共振； 但也不要指望中共政府像壹個正常政府那樣治理中國，並將這個危機四伏的社會 導入正途。中共政權除了高壓維穩與開動宣傳機器堵塞言路，其他的正常管治能 力已經喪失。這種潰 而不崩之局延續得越長，中華民族喪失的社會重建資源將越 多。
五、中國面臨的外部壓力有多大？
中國歷史上，西周、唐、宋、明等幾個王朝都是在衰落之際遇到異族入侵而 滅亡的，中共本身也是在蘇聯全力扶持下戰勝國民黨而奪取政權的。因為汲 取了 這些歷史經驗，尤其是自身奪取政權的經驗，中共政府壹直都將外部力量對中國 施加的影響稱之為「和平演變」，自2005年起改稱「顏色革命」，加以嚴厲防範。
所謂的「和平演變」是否存在？從事實觀之，「和平演變」的舉措當然有， 但從其實際效果來看，中共實屬體制性過度防範。從2015年開始，西方知識界已 經有人意識到，西方文明已經進入由盛而衰的轉折關頭。2017年7 月，英國《金 融時報》副主編馬丁．沃爾夫（MartinWolf）撰文指出，從各國G D P 總量、儲 蓄、人口變遷、技術發展、生產率、全球化（機會停滯）和收入停滯引起的民粹 主義擡頭等七方面，都揭示出發達國家在全球經濟中的權重下降。 [32]
進入衰落期的西方文明，日漸失去了對外幹預的能力與願望。
1 、美國對華「顏色革命」的八字方針
中國所處的國際環境，重中之重其實是中美關係。從1972年尼克森對華訪問 的「破冰之旅」直到1979年中美建交，前國務卿基辛格（Henry Alfred Kissing er）是關鍵人物，他的外交理念幾乎成為美國外交界處理美中關係的經典教科書。 經過幾十年磨礪，這壹理念被濃縮為務實的「接觸、合作、影響、改變」八字方 針，收縮性極大。比 爾．克林頓總統當政以來，將這壹原則定為兩條主線：經濟 往來為主，人權為輔。此後，這壹原則從未改變，只是克林頓時期重在「接觸、 合作」，試圖「影響」，將「改變」作為努力方向；喬治．W ．布什（布希）任 總統時，需要與中國在反恐方面合作，因此重 在「合作」並假裝「影響」。例如， 正式開啟了克林頓時期確定的美國對華法律援助項目（於2004年興起的中國維權 律師群體就是這壹項目的果實）；巴拉克．奧巴馬總統第壹任期內是謀求合作， 第二任期內因中國黑客、斯 諾登事件、南海問題等與中國摩擦不斷，但仍然未曾 偏離這壹主軸，只是基本放棄了「改變」。直到今天，在美國的外交戰略思維中， 俄羅斯是敵，中國仍是夥伴關係；只是隨著雙方關係的變化，在「夥伴」前冠上 的修飾語有所 不同，關係好的時候名之為「戰略性夥伴」，差的時候則叫「重要 的貿易夥伴」，有時則寬泛地定義為「合作夥伴」。
而中國當局只想要「接觸、合作」，不希望受到「影響」，同時堅決拒絕 「改變」。以2005年中國宣布「和平崛起」為界，在中國未曾 崛起之前，江澤民 定下了「與國際接軌」的方針，所謂「影響」只能暗地拒絕；胡錦濤任總書記之 後，於2005年明確制訂反對「顏色革命」的方略，美國對華政策中的「影響、改 變」，自然就被看作是以美國為首的外部勢力 要對中國實施「顏色革命」；到習 近平接任前後，中國事實上已經放棄在政治上與國際接軌的方略，國際社會對此 也已默認。
2 、非政府組織：影響、改變中國的主力軍
在中國政府眼中，美國試圖「影響、改變」，即在中國推行「顏色革 命」的 實施工具，主要是派往中國的各種N G O 。
美國在克林頓時期，與江澤民治下的中國，出現過壹段短暫的「蜜月」。自 克林頓時期開始，美國確定人權外交方略，「合作、影響」主要是通過N G O 進 行，以美國為主的各種各樣的N G O 先後進入中國。
在中國躍升為第二大經濟體（2010年）之前，世界不少發達國家，包括聯合 國，都向中國提供過許多援助，國際N G O 隨著這些資金大量湧入中國。
聯合國報告顯示，過去20 多年中，以日、歐為首的西方發達國家以及世界銀 行等國際組織向中國提供了總計1161億美元的經濟援助，包括低息、無息貸款和 無償贈與，其中無息和低息貸款占總援助額的絕大多數，資金主要投向教育、交 通、供水、環境、衛生 保健設施和能源與採礦以及農村等領域，為中國經濟的快 速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與此相對應的則是，各國的N G O 紛紛在中國設立辦公 室，與國內的官方和民間機構合作，活躍在各個領域。由於相關統計不健全，中 國到底有多少國際N G O ，壹直是個謎。清華大學N G O 研究所的報告曾估計總 數在壹萬家左右，其中最多的是美國N G O ，約占總數的40 ％。 [33]
2010年中國的G D P 總量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許多西方國家 政府紛紛意識到，本國經濟在規模上遠不 如受援的中國那麼龐大，還得指望中國 擔任「拯救世界經濟的諾亞方舟」，於是對中國重新定位，對華援助慢慢減少或 終止。此情此境之下，中國政府認為，沒必要再繼續容忍那些外國資助的草根N G O ，加上國內政治經濟形勢日益惡化，終於開始對在華的境外N G O 下手。20 14年4 月15 日習近平主持召開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第壹次會議，發表為國家安全 重新定位的講話之後，國安委部署摸底調查在華境外N G O ，制訂新的《境外非 政府組織境內活動管理法》，軟硬兼施，最終讓七千多個由外國資助的N G O 在 中國無法生存。 [34]
由於美國希望通過大量N G O 進入中國，開展「接觸、合作」，從而達到 「影響、改變」之目的，因此它選擇的中方合作機構主要是官方控制的各種機構。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助理教授安子傑（Anthony J。
Spires）的研究報告揭示了這壹事實。安子傑根據美國基金會中心資料庫（ www.foundationcenter.org）的統計歸類分析，得出如下結論：2002-2009年間 美國各基金會對華援助約有4。 3億美元（不含港澳臺），其中捐助給學術機構（ 中國的學術機構基本上均為官辦）、政府部門、官方N G O 的資金分別占44.01 ％、25.38％、16.62％，這三部分援助占到了總額的86.1％，而國內的草根N G O 所獲捐助只占5.61％（即資助維權律師與倡導公民權利的小型民間組織）。 [ 35] 估計歐盟及西方其他國家對草根組織的援助比例與之相似，國內草根N G O 所得比例不會比美國的援助高多少。
3 、美英兩國放棄對外推廣民主化
這種通過境外N G O 實施的援助，數額巨大，廣泛涉及人權、環保、健康衛 生、扶貧等各種項目。美國的保守派智 庫傳統基金會（Heritage Foundation） 的詹姆斯．羅伯茨（James Roberts）對以往這類項目的看法是：「美國、經合組 織國家等西方國家提供的援助，太多的援助最後只是幫助腐敗政府繼續掌權。」 奧巴馬政府時期，美國對外援助當中有不少這類項目。2017年川普成為總統之後， 這種狀況才被打破。鑑於奧巴馬總統留下20 萬億美元巨額債務，川普的新政府將 削減開支，國務院的預算據說將縮減三分之壹，所有 援外項目都受到新總統和國 務卿的仔細審查，很可能優先考慮把援助提供給那些努力加強法治與知識產權保 護以及打擊腐敗的國家。 [36] 中國正好屬於「知識產權侵權嚴重、法治不倡、 高度腐敗」的專制國家，對中國的各種援助極可能被停止。
在前現代的等級社會，通常情況下，雖然底層成員數量龐大，卻並不會影響 社會安定，因為等級制觀念給每個等級安排了相應的權利與義務。
進入近現代以來，平權觀念深入人心，壹個底層社會成員過多、缺乏社會上 升管道的社會，註定成為政治高 風險社會。這種「政治高風險」既來自於社會底 層渴求變化的翻身願望，也來自於統治集團害怕被顛覆的恐懼，隨著二者的對立 衝突日甚，中間勢力被兩頭擠壓，主張非暴力抗爭以求變革的話語空間漸趨逼窄， 暴力革命的呼聲日 見高漲。
推根溯源，今天主張暴力革命推翻共產黨的革命黨，完全是中共積數十年意 識形態教育而結出的「碩果」。
壹、為何說「郭氏推特革命」是未來中國革命的預演？
2017年4-7 月先後發生的兩件大事：「郭氏推特革命」、2010年諾 貝爾和 平獎得主劉曉波被囚禁至死，正好成為觀測中國未來可能發生何種革命的窗口。
1 、劉曉波與「非暴力抗爭」的中國困境
2017年7 月13 日，61 歲的劉曉波先生去世。對中國來說，不僅是壹位諾貝 爾和平獎得主的生命終結，還意味著非 暴力抗爭這壹政治理念在中國將進入塵封 狀態。
劉曉波的異議生涯始於1989年「六四」運動，他生命中最重要的壹件事，就 是作為2008年《零八憲章》的起草者之壹及主要發起者，在推動《憲章》聯署時 發揮了重要作用。《零八憲章》繼承了捷克斯 洛伐克《七七憲章》的精神，提倡 在中共暴政壓迫之下通過非暴力抗爭促進中國和平轉型，與諾貝爾和平獎評選委 員會的遴選標準契合，因此，劉曉波作為《零八憲章》的代表人物，獲得2010年 度諾貝爾和平獎。挪威諾貝爾 委員會在授獎辭中闡明授獎原因：「委員會的意圖 是通過頒獎來凸顯人權、民主與和平之間的關係，……早在那時（1989年）非暴 力就成為他民主理念中的壹個核心因素。」 [1] 2017年7 月劉曉波在被囚禁中病 逝，該委員會再次強調：「通過向劉曉波授 予諾貝爾和平獎，挪威諾貝爾委員會 希望強調，發展民主與創造和確保和平之間存在著根本聯繫。此外，委員會發現， 劉曉波通過非暴力的方式抵抗中國共產黨政權的壓迫行為，為增進不同民族間的 友愛作出了貢獻。」 [2]
非暴力抗爭的理念在中國人中引發的爭論，幾乎從20 世紀90 年代就開始了。 劉曉波個人的命運與中國社會狀態相映照，卻顯得非常奇詭：作為主張非暴力抗 爭的代表人物，他在1989年之後曾幾次入獄，這壹經歷將他從激進的文學青年熬 煉成主張非暴力 抗爭的溫和反對者，這壹角色得到諾貝爾和平獎的加持；與此同 時，他代表的非暴力抗爭主張，卻在政府的政治暴力與網絡革命黨日趨嚴重的暴 力傾向這雙重煎熬下，進入奄奄壹息之境。劉曉波及其愛妻劉霞的悲劇人生，更 成了 主張暴力革命者用來反證非暴力抗爭路線失敗的例證。
但是，正如《零八憲章》的共同發起人之壹、學者徐友漁2017年7月15 日在 紐約各界舉辦的劉曉波追思會上所言：《零八憲章》倡導通過非暴力抗爭，促進 中國走上憲政民主之路的思想，並非劉曉 波個人獨創，而是壹代中國知識分子對 現實做了深刻反思後形成的共識。1989年流亡海外的作家蘇曉康在〈劉曉波把激 進煎熬成溫和〉壹文中，細述了劉曉波獲獎之後，他本人及《零八憲章》代表的 非暴力抗爭路線遭遇的尷 尬：海內外有不小的反對聲音，「以劉曉波的巨大爭議 性，對他沒
有疑義反而不正常了」，質疑聲中，當然「包含了劉曉波獲獎對中國現實政 治能有多少觸動的疑問」。非暴力抗爭路線在當下中國的處境，意味著劉曉波戴 上這頂 桂冠的同時，就背負了道義的十字架。也正因如此，劉曉波在知悉自己獲 獎後稱，這個獎是頒給「六四」亡靈的。蘇曉康對此做了總結：「在壹定意義上， 2010年的諾貝爾和平獎，早在1989年春北京的沸騰廣場、血沃長 街就應驗了。天 安門學子滿腔報國之心，被機槍坦克輾碎之際，啟動了共產主義陣營大坍塌的骨 牌效應，八九壹代卻抱憾飲恨至今，終於劉曉波代表著他們的理想和叛逆，登上 諾貝爾的殿堂；再深壹層說，推選劉曉波的也不是現 世的人們，而是倒在長安街 上的亡靈們，他們要讓這位前『黑馬』代表他們，來告訴這個世界，殺人不是政 治，只是獸行；反殺回去，又在重複獸行。中國要爭取講道理的那壹天。」 [3]
只有經歷過「六四」的人，才能理解「中國要爭取講道理的那壹天」 這句話 蘊含的沈重。1989年之後流亡海外的前輩學人李澤厚與劉再復深刻反思後曾出版 壹本對話集《告別革命》，對海內外中國知識分子影響甚巨。在主張非暴力抗爭 的知識分子當中，以胡平的看法最為系統。胡平長期從事 民主運動理論研究，他 認為：暴力反抗暴政有其正當性，但面對高度現代化熱兵器的專制政權，斬木不 能為兵，壹般民眾不具有暴力反抗的工具；我們沒有槍，如果不甘屈服，唯有從 事非暴力抗爭。1989年的民主運動就是壹 場偉大的非暴力抗爭，但「六四」屠殺 使很多民眾失去了非暴力抗爭的信心。胡平進而闡述：「有人以為，壹旦民眾認 識到非暴力鬥爭此路不通，他們就會轉而投入暴力抗爭，這個推斷不符合實際； 若人們失去了對非暴力鬥爭的 信念，從而放棄非暴力抗爭，實際上就是放棄了現 實可行的鬥爭手段，到頭來也就是放棄了抗爭本身。又由於他們不參加實際的非 暴力抗爭，因此使得實際發生的非暴力抗爭總是形不成聲勢和規模，形不成足夠 的力量，既不足以 對壹黨專制構成有力的挑戰，同時又比較容易被當局所壓制。 這反過來又使得民眾進壹步失去對非暴力抗爭的信心，由此陷入惡性循環。要打 破這種惡性循環，首先就要讓人們重新恢復對非暴力抗爭的信心。捨此之外，別 無捷徑 。」 [4] 胡平的看法既包含了不能選擇以暴易暴這個終極目標，還包含 現實的策略考慮。
在中國這塊土地上，古往今來數千年，不斷出現張角、黃巢、朱元璋、張獻 忠、洪秀全、義和團這種暴力革命，就連中共政權也篤信「槍桿子裡面出政權」， 並將這壹 理論發展成今天的「維穩論」。由於政府通過它高度操控的教育系統， 長期對國人實行意識形態洗腦，統治者與反對者共享壹套以「剝奪剝奪者」為核 心理念的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以及鄧小平的「摸論」（摸著石頭過河） 、 「貓論」（不管白貓黑貓，捉住老鼠就是好貓）為代表的機會主義價值觀，因此， 在神州大地，暴力革命從來就不缺信奉者。
在這樣壹個崇拜權力與暴力的國度，究竟會發生何種類型的革命？
這是筆者多年來都在觀察、思考的問題。在劉曉波去世之前，推 特（Twitt er）中文圈提供了壹個難得的觀察窗口。
2 、「郭氏推特革命」是壹次未來中國革命的演練自2017年3 月開始，以美 國為基地的Twitter中文圈發生了壹場極為奇特的「郭氏推特革命」──其實參與 者的行為更像毛澤東文革中的「造反派」與「紅衛兵」，但文革並沒有明確的財 產訴求，而此次郭氏推特革命，卻是文革與土改（打土豪分田地）二者的混合， 因此稱之為「郭氏推特革命」更合適──從參加者對發動者郭文貴的有意誤解， 以及各 種不斷被加進來的訴求，極其生動地展示了未來中國的革命形態，我在 〈「郭氏推特革命」對中國革命的隱喻〉已經說過，這是中國未來底層革命的預 演。 [5]
事情的簡單經過如下：在中共圍繞十八大高層接班問題的權力鬥爭中，薄熙 來、周永康等為首的 中共派系失敗，2015年1 月中國國安部常務副部長馬建入獄， 他「選中的商人」（即為國安部效力）郭文貴因受牽連而逃亡海外。馬建被調查 壹案與《財新》那篇揭底報導〈權力獵手郭文貴〉，成了郭海外爆料的導火線。 2017年伊始，郭相繼接受明鏡網和 美國之音的採訪，並從4 月開始在視頻網站Y ouTube開始他的直播，其推特帳號的粉絲按每天10000的速度暴漲，很快就突破了 30 萬（據推友揭露，其中有不少是購買來的殭屍粉）。他的爆料內容多涉及中國 在任官員，主要目標是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 常委、中紀委書記王岐山貪腐、「盜 國」及其親屬與企業家的內幕交易。郭提供了王岐山夫人姚明珊及其親屬的美國 身分及十餘套住房信息，並表示，這些信息均可通過美國相關公開信息網站查證。 上述信息經過美國中文網媒阿 波羅網調查，發現所有房產資料顯示的登記人，均 與王岐山夫人姚明珊家族沒有關係。 [6] 到8 月中旬，推號為「福瑞德牧@furu idemu101」，真名為耿紹寬的人站出來，用親身經歷披露他幫助郭文貴造假的全 過程， [7] 以及王岐山的房產如何編制， [8] 王岐山與其「私生子」貫軍及劉 呈傑的關係如何炮製， [9] 等等。在此之前，也有類似的真相披露。但特別弔詭 的現象是：真相影響不了鐵桿郭粉，在真相浮出水面的過程中，少數郭粉醒悟後 成了郭黑，更多的表示沈默，但還 有不少郭粉仍然堅持相信，即使不相信，也要 堅持肯定郭炮製的謊言對中共起到沈重的打擊作用。正如我在推特上所言：於郭 粉而言，對郭的態度，無關事實，成為壹種「信仰」。
其中最有意思的是國內異議人士及海外民運人士對郭文貴的堅定支持，國內 除 了沈良慶、章立凡，海外除了李偉東、何清漣等堅決反對，以及胡平等少數幾 人不表示支持之外，絕大多數民運大佬，例如楊建利等人無視郭文貴聲稱自己的 爆料是「以黑反腐」，「為上百萬貪官報仇」，堅持認為郭文貴的爆料 活動是打 垮中共、促使中國走向民主憲政的良機，紛紛公開表態支持。德高望重的趙紫陽 前秘書鮑彤先生還稱郭文貴為「老師」，為郭背書。 [10] 支持者們對郭文貴的 信仰是如此堅定，以至於完全忽視郭文貴在其視頻中對他們毫不留情的多次譏諷。
例如，郭文 貴在6 月7 日的視頻中說：「我現在看到網外這派，那幫的，那 教的，壹說，壹張嘴，改變全中國，壹張嘴，改變全人類，壹張嘴就是把這個共 產黨推翻。妳能做啥啊？連飯都吃不上，是不是。妳飯都吃不著，有些人，天天， 幾十年如壹日，在咱們這個紐約東邊壹 個中國區混著。妳那不害人嘛，妳讓那些 孩子們跟著妳所謂搞革命，妳那不害人呢嘛。」壹位叫做李方的人實在看不下去 了，寫了壹篇〈民運人，圍獵郭文貴該歇歇了〉，希望眾多民運人士放棄對郭文 貴不切實際的幻想。 [11] 但表態支持的民運人士前仆後繼，散居美國、歐洲、 加拿大、澳大利亞的民運人士悉數加入郭的支持者行列。有些支持者確實是出於 錢的因素，但我認為，更多的支持者是因為郭的爆料讓他們充滿了權力幻覺。
從社會心理學的角度來看，郭氏爆料事件發酵過 程的研究價值，幾乎與清中 期乾隆時期（1768年）江南地區的「叫魂事件」 相侔。通過這壹事件可以發現， 中國「那些促發群體性瘋狂的三種結構性要素：似是而非的觀念信仰，恐懼與暴 戾的社會心態，以及超越法治的非 常政治機制。這些要素壹直潛伏在歷史的暗流 之中，至今仍然驅之不散。壹旦它們在特定的時機中匯合起來，大規模的歇斯底 裏還會以各種不同的形態重新上演。」 [12]
郭文貴作為個例，有許多獨特因素，比如出身底層、善於攀附、毫無底線的 追求金錢 與權勢、倚仗中國權力中最黑的國安勢力橫行商界並經常以錄音、錄相 資料敲詐他人，等等。從研究者的角度看，前幾大要素許多中國人都有，但只要 與國安勢力結緣這點不可複製，就不具有社會學意義上的研究價值。從整個過 程 看，郭氏推特革命有如壹臺巨大的攪拌機，將中國這口泥塘中積淤多年的爛泥全 部攪到水面，讓人從中看到了與中國未來革命相關的種種因素，因而極具研究價 值。
這場「郭氏推特革命」的參與者具有明顯的特徵：
⑴ 不同目標的群體暫時合流
在反對習近平、王岐山聯盟這壹點上，官員、反專制的知識分子與社會底層 這三種利益與目標完全不同的群體暫時合流：官員因2013年以來習、王聯盟的強 力反腐，落入郭文貴說的「家破人亡」之境（其實判死刑者極少），迫切希望王 岐山被整肅，從而斬斷習的得力臂膀；部分反專制的知識分子期待郭的爆料會引 發中共內部權力鬥爭，動搖中共的統治。更為戲劇性的是，江澤民、曾慶紅等 「老領導」竟然成了「郭氏推特革命」不 少支持者希望所寄，他們冀盼「老領導」 幕後發力，郭文貴前臺領導他們公開活動，讓十九大成為習近平的噩夢。壹些民 運人士盼望在中共倒臺之後自己取而代之；國內的底層失業青年則希望藉郭之力 「翻身」。這些人在郭的爆 料中看到了「希望」。
壹位借國安勢力發家、在反腐中逃往他國、本身也劣跡斑斑的商人，竟然成 為幾大利益訴求完全不同甚至衝突的群體共奉的「領袖」，這壹詭異現象表明： 由於習近平對江澤民時期開始形成的利益格局改變過於峻急，用政治高壓手 段對 付所有「不穩定因素」，包括對言論空間的嚴重打壓，所有階層都對習近平的 「苛政」（包括反腐敗）嚴重不滿。在極端壓抑之下，任何壹點空間，都可能成 為各種反對者的集結之地。
⑵ 選擇性解讀爆料
「郭氏推特革命」的支持者求變心切，不少參與者各懷目的，甚至不計較郭 文貴的動機其實與他們的動機完全不合。郭文貴多次聲明，他爆料的初始動機是 「保錢、保命、報仇」，這壹點被支持者刻意忽略；郭講話中經常會出現讚美中 共及現任領導人的說 法，比如「中共養活了14 億人」、「習近平是千年壹遇的 明君」等等，「郭七條」也明確了反貪官不反皇帝、不反體制，所有這些，都被 支持者有意當成「策略」曲解；代表中共失勢壹方的郭文貴及其「老領導」，包 括放縱子弟掠奪公共財產的江澤民、曾慶紅， 壹概被看作是「正義的力量」，反 貪甚力的王岐山則被子虛烏有的「爆料」抹黑成「盜國賊」；自2017年6 月1日 以後，這種態度更明顯。6 月4 日那天郭文貴（推特號@KwokMiles）的推文是： 「過去的3週，讓我覺得最興奮最幸福的就是讓我認識 了中國政府新的年輕領導。 他們有國際化的思維，他們也有著非常冷靜的政治智慧。而且他們的思考問題的 角度不僅僅是抓抓抓，而是嘗試溝通和把問題變成更加的積極有希望。這也是郭 七條的未來和文貴內心所要追求的。中國 政府官員中有壹股年輕的巨大的正能量！」 ──這種現象被網友諷刺為：「中國的革命群眾壹直在尋找革命領袖，現在郭文 貴出現了，大有成為革命領袖的架勢；而郭文貴卻反覆說，希望習近平做這次革 命的領袖。」 郭文貴爆料目標的高度波動性，更是被選擇性地解讀，比如他7 月29 日發出推文，號召「全民直播支持郭文貴，人民必勝正義必勝，打倒共產黨」， 引來壹些民運人士歡呼支持，結果兩天之後，他又發推聲稱：「我還沒有說過打 倒共產黨，目前這壹條還不在郭七條範圍之內！我不希望誤導尊敬的推友們！」 即使是這種明顯的出爾反爾，也會得到癡迷的「郭粉」壹致點讚叫好。
⑶ 三大群體各懷心機、分合無常
上述三大群體在這次「推特革命」過程中形成的合流，註定是暫時的，不僅 僅因為郭本 人的真實目標、所爆之料難以證實 [13] 以及策略失當──郭及其支 持者四處樹敵，凡反對郭的人都被他們說成是特務，曾經的支持者壹言不合也是 特務，還因為這三類支持者求亂的程度以及對亂後秩序恢復的目標完全不同，甚 至彼此對立。
中共官員當然希望王岐山失勢，讓習陷入反腐無力的狀態，從而得以恢復江 澤民、胡錦濤時期那種「貓鼠壹家親」的「美好時光」；知識階層希望輿論環境 寬鬆壹點，由於對習近平近五年來的嚴厲言論管制嚴重不滿，便開始懷念胡耀邦、 趙紫陽時代的相對「自 由」 和江澤民、胡錦濤時期的「寬鬆」，但他們未必真 希望「腐敗再度橫行」，也不見得期盼新「造反派」坐進龍庭；社會底層人士對 中共政權、官僚階層、富人充滿了仇恨，少數人甚至將仇恨對象擴展至所有體制 內人士，指向低階公務員、教師及研究人員、醫護人員等壹切相對成功的人士， 這類「郭氏推特革命」的支持者們與海外民運人士的目標接近，即希望中共垮臺， 由他們取而代之，但這樣的目標與官員群體反習近平、王岐山的目標顯然是完 全 背道而馳的。
「郭氏推特革命」的這三大支持者群體本沒有真正的共同利益訴求，更沒有 群體之間的互動協商，只是通過各自的情緒宣洩，在互聯網虛擬空間裡合流成為 壹股「網上革命熱潮」；又由於大家都穿著「馬甲」，並非以真面目示人，也不 在意彼 此在現實中是否能夠合流，於是各自目標和利益的對立也就模糊化了。但 壹言不合，以社會底層為代表的郭粉就以辱罵對之，分分合合成為常事。
⑷ 財富分配的訴求動機
這次「推特革命」的另壹個特徵是平權訴求為表，財產訴求為裡。
不少「郭粉」的主訴求是沒收貪官財產。比如，郭文貴指控的貪官傅正華的 財產已經被幾位「推友」預先分配了壹番。這壹點與世界第三波民主化的主流訴 求不同。第三波民主化的主訴求是政治權利，而「郭氏推特革命」的許多 支持者 的訴求則包含底層知識青年所要求的「經濟權利」，但他們所要求的並非中東、 北非四國失業青年提出的就業權利，而是共產革命的財產訴求，即「剝奪剝奪者」。 在通過共產革命建立政權的中國，長期的洗腦教育把覬覦 他人財富這種底層社會 的傳統文化蓋上了「打土豪、分田地」的紅色革命圖章。
但必須指出，並非所有的「郭粉」都認為應該以分配財富為革命主訴求。小 悲@Zodiac4698就明確表示：「共產主義運動通過第壹次財富分配實現謊言，激發 人性邪惡 面；然後再通過二次財富分配，實現共產極權統治，完成極權，即對多 數人的奴役。『財富分配』是幌子是招牌，奪取權力才是目的；而民主革命的誠 實就在於，它壹開始爭的就是民權。」「如果有人告訴妳，我們革命的目的是重 新分 配財富，就是把別人的錢搶過來，再把這人殺死，這就叫『革命』，那妳千 萬別信！那壹定是跟民主無關的革命，民主革命最大的歷史經驗就是，把權力分 配作為革命的目標，是民權的革命！激發的是私產者的公理心！」但在「郭粉」 群中，小悲這樣相對清醒的人為數不多。有網友認為，在中國不超過壹萬人。鑑 於「推特革命黨」的主流傾向是「重新分配社會財富」，因此，分析這些以底層 知識青年為主的「網絡革命黨」的思想和行為，對了解中國未 來的變動內容及方 向很有必要。
⑸ 推特革命與文革相仿的暴力
這次「推特革命」的暴力化傾向相當嚴重，與文革的語言暴力幾乎相等。這 種暴力化傾向從兩方面體現：
第壹、相當多的支持者抱持簡單化的敵我觀念，即毛澤東所說的，「凡是敵 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順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態度是主導。「郭粉」 當中壹些推號表現出十足的痞子化傾向，對於壹切自己不喜歡的觀點缺乏寬容， 與毛澤東極權體制不容忍異見壹樣，動輒圍攻，痞話髒 話鋪天蓋地，而且毫無是 非感，表現出為達目的不擇手段的強烈傾向。他們對知識分子群體的仇恨、蔑視 更是溢於言表，其推文與當年的「文革」大字報相近。除了各種將郭吹捧成空前 絕後的帶領中國走向民主化的領袖，比如「 中國民主第壹人」、「耶穌再世」等 諛詞頌語之外，甚至有人提出，「凡不支持郭文貴的，必須予以打擊；凡反對郭 文貴的，必是中共特務五毛。」
瘋狂是種巨大的破壞性力量。法國學者勒龐在其名著《烏合之眾》
中，對這種現象曾做過深刻評析：「群眾從 未渴求過真理，他們對不合口味 的證據視而不見。假如謬誤對他們有誘惑力，他們更願意崇拜謬誤。誰向他們提 供幻覺，誰就可以輕易地成為他們的主人；誰摧毀他們的幻覺，誰就會成為他們 的犧牲品。」瘋狂的粉絲把壹個劣跡 斑斑、依靠國安系統敲詐、勒索發家的失意 奸商郭文貴，捧成為中國網絡革命黨的主人，這種簡化的敵我觀念也是壹種暴力。
第二、公開鼓吹血淋淋的暴力。壹位自我介紹畢業於中國政法大學研究生院 的國際法碩士、在北京從事律師職業近20 年，現居加拿大的L於8 月9 日發的壹 條推文，更是將這種暴力推到了極致：「我有權各（個）別地或與他人聯合起來 集體地反抗專制官員，我擁有的反抗手段及其正當性並不因為這種聯合而失去或 減損，當很多人壹起行動時，就叫民主革命。革命過程中同樣 可以咒罵、欺騙、 造謠、傷害、殺死他們。我有權以這些手段對付任何壹個或多個或全體壓迫者， 怎麼有效、怎麼管用就怎麼來，就這麼簡單。」 [14] 意思是說，他認為自己的 目標是正確的，為達目標不擇手段，可以視他人生命為草芥隨意剝奪。另壹位現 居加 拿大的維權律師G 在8 月21 日發表的推文中說：「如何制約流氓暴君下屠 殺令撲滅憲政民主大革命？凡是今後下令開槍及下令執行暴力鎮壓令的任何人， 壹律連同他們的家屬子女（未成年兒童可除外）處死刑，且得由任何人隨時就地 正法，凡是執行其死刑者皆予 重獎。」[15]
這兩位前中國律師的言論充滿了血腥，毫無文明底線，與中共革命初期言論 及恐怖組織ISIS沒有任何區別。
針對「郭粉」們的思維和言說特點，蕭山@mozhess做了很到位的總結：「逢 共必反，為反對而反對，其邏輯必 然是，土共反對殺人放火，我們就應該支持殺 人放火；土共要清理垃圾人，我們就要支持垃圾人；土共反腐敗，我們就要支持 腐敗；土共救災，我們就要破壞它救災。此邏輯導致壹個荒謬：若壹個強盜把妳 搶了，土共去抓他，而 妳應該要反對土共抓他，支持他逃跑。」這種推特話語很 快便顯示出這場政治「波普」的荒謬：中國公眾說起官員腐敗、官商勾結來，往 往恨得咬牙切齒，這也是部分反對者主張要推翻中共政權的主要理由之壹；但在 這次「推特 革命」中，幾百萬被反腐所打擊的貪官就成了壹部分政治反對者眼中 的「受害者」。
「郭氏推特革命」的上述特點充分說明，這場「革命」與建立民主憲政制度 沒有什麼關係；相反，它的身上帶著毛式共產革命的深深胎記。儘管「郭氏推特 革命」並非壹次真 正意義上的社會運動，只是三大群體對現行體制和社會現狀的 壹次不滿情緒的集體宣洩，但中共當局卻能從中體驗到古羅馬歷史學家塔西佗曾 描述過的壹種困境，即「塔西佗困境」（Tacitus Trap，又稱「塔西佗陷阱」）： 當政府失去公信力的時候，好的政策與壞的政策都會同樣得罪人民；不論說真話 還是說假話，做好事還是做壞事，都會被認為是說假話、做壞事。從胡錦濤時代 後期開始，中國政府就逐漸失去了公信力，這次「推特革命 」 集中展現了中國 社會各階層對當局的真實態度。習近平、王岐山反腐無疑是中共改革開放以來力 度最大、打擊面最廣、懲辦官員級別最高的壹輪政治行動，但如此強硬的反腐行 動，不但無法挽回中共政府的公信力，反而導致 官員、知識分子、社會底層成員 這三個群體共恨王岐山的局面。在「塔西佗陷阱」中，王岐山成了當局的代罪者。
在中共的政治高壓下，反抗當局的「革命」多半只能存在於海外的網絡虛擬 空間裡。但「郭氏推特革命」對未來中國確實具有隱喻意義：
壹旦政 治高壓瓦解，這類「革命」就將成為現實，其主導力量必定是底層社 會成員，並且極可能會重複中國歷史上歷次農民革命或中共紅色革命的模式。
「郭氏推特革命」於2017年出現，是中國社會矛盾長期鬱結激化的必然結果。 郭文貴「爆料」只是提供了壹 個契機。對中國社會來說，這場荒誕的網絡革命是 場及時的警示。郭文貴本人在8 月26 日公開發布《全面徹底解決盤古及郭文貴事 件申請報告》，以極謙卑的姿態向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提出：只要能夠讓他保命 保財，「壹定以身相報，以國家利益為重，維護習主 席的核心理念，為習主席奉 獻自己的壹切！」「站在國家利益習主席國際大策略的基礎上給文貴壹個明確的 目標任務。戴錯立功，用結果表達擁習愛國。」 [16] 比較有趣的是，這封求饒 的降書，硬被郭的鐵桿追隨者說成是「戰書」。這壹奇詭無比的現象表明， 郭文 貴本人無論是什麼態度與結局都不重要，重要的是這些網絡革命黨的存在與毫不 掩飾的暴力傾向，他們需要壹位革命領袖，郭文貴的出現被他們看作最好的「革 命時機」。了解他們緣何形成，在中國未來的局勢變化中將起何 種作用，對判斷 中國未來革命的範式很有幫助。
二、底層青年為何成為「網絡革命黨」主體
「郭氏推特革命」的主體，其實就是近十年來出沒在中國境內外社交媒體上 的「網絡革命黨」，如水無定形。其中大多數成員都以「馬甲」（分身I D ）出 現。最初形成於《零八憲章》簽署時期，歷經艾未未「行為藝術維權」，在2011 年「中國茉莉花革命」後備受打擊，陷入雕零狀態。
這裡得說明壹下，「中國茉莉花革命」並不是實際發生的革命，而是網絡上 的壹場虛擬革命，因中國當局防衛過 度而產生。「中國茉莉花革命」發端的201 1年，正是中共歷經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三代領導人營造的千古未逢之「盛世」 （《人民日報》與新華社都如此概括），G D P 總量已達世界第二。這年春天由 突尼斯發端的「茉莉花革命」將中東、北非的好幾位獨 裁者的王座掀翻，苦於專 制獨裁已久的中國人難免人心思動。從海外的推特中文圈裡，壹位叫做「秘密樹 洞」的推友於2 月17 日發出壹條關於茉莉花革命的消息，最終被北京當局發展成 了從東到西、從南到北在30 多個大城市裡清剿「茉莉花集會」的準軍事行動 ， 政治局高層緊張不安、各地政府剿之唯恐不力，擔心壹朵「茉莉花」現身，就導 致烏紗墜地。政府傳達指令時，因傳達層級不同而口徑大小不壹，導致小道消息 滿天飛，全國各地不少城市紛紛抓人，凡被官府列入「安保」對象 的人無壹漏網， 知識界談茉莉花色變，傳唱不知多少年的江南小調「好壹朵茉莉花」竟成了敏感 詞──千古未有之盛世，竟然被壹朵網上開放的「茉莉花」折騰得流言四起，民 不安生。這次事件的發生，反映了中國當局已失去了 政治安全感。
2010年以來，隨著每年壹半以上的應屆大學生畢業即失業，網絡革命黨的人 數越來越龐大。既然大都是失業、半失業青年（於建嶸稱之為「底層知識青年」）， 他們的政治訴求重心當然包含著「經濟權利」；但並非突尼斯、埃及龐大失業青 年群體那樣的就業要求，而是沒收貪官財產、重新分配社會財富。讓他們產生強 烈社會仇恨的溫床，當然是中國現階段嚴重的社會不公。2015年6 月，筆者曾在 〈革命的壹只鞋已經落地〉 [17] 壹文裡指出，這些網絡革命黨從未消失，正處 在尋找領袖的階段 。
中國底層知識青年在「郭氏推特革命」中的表現，本書作者壹點都不意外， 因為過去數年中，作者曾經在多篇文章中分析過，這壹切緣於中國現階段嚴重的 社會不公，以及對未來喪失希望。
1 、第壹重社會不公：源自教育資源不均的機會不平等中國現階段嚴重的社 會不公，不僅體現在資源的占有、財富的分配方面，還體現在機會極不平等。對 於出身於農村的中國青年來說，首先面臨的就是教育的不平等，即城鄉之間教育 資源的不平等，如在農村地區實行了十多年的「撤點併校」，導致農村孩子上學 極為困難，農村青年上大學的人、尤其是能夠上重點大學的人明顯少於城市。
據廈門大學高等教育研究所郭書君在〈我國農村高等教育發展狀況的實證分 析〉壹文中指出：1999-2003年農村適齡人口高等教育入學率從1.4％增長到2.7 ％，城市 適齡人口高等教育入學率從7.7％增長到26.5％。雖然都在增長，但城 鄉比值由1999年的5.5倍上升到2003年的9.8倍，差距逐步拉大。南開大學自2001 年以來的統計數據顯示，2006年農村新生的比 例為30 ％，2007年這壹數據為25 ％，2008年為24 ％，下降趨勢明顯。清華大學、北京師範大學、華北電力大學、 北京理工大學等近幾年的統計則顯示，農村新生比例最高時也不超過三分之壹。 [18]
這種不平等源於相關制度設計的不公平。中國各大中城市約有700所左右的重 點中學，相比於普通高中，這些學校擁有更多的教育資源，比如較多的教育投資， 因而能擁有更好的教師、更加豪華的教育設施。
這些學校宣稱其目標是培養最聰明優秀的學生，但壹些學生 借助家長的權勢 與金錢力量，利用高中可以推薦優秀生而免考直接進入名校。中國的精英大學常 常與中學名校達成協議，大量錄取它們的優秀畢業生。
2010年，具備這壹協議資格的近90 所大學機構通過這壹途徑錄取的學生占招 生名額的30 ％以上；上海復旦大學這壹比例則近60 ％。不能否認，這些學校錄 取的不少學生確實優秀，但其中不乏有學生家長通過賄賂學校的方式，從而使孩 子獲得錄取資格。 [19] 2015年中國人民大學原招生就業處處長蔡榮生承認，在 2005-2013年間 ，自己通過兜售大學錄取名額，共受賄2330萬元人民幣（按匯價 折合，約為327萬美元）。 [20]
與其他國家在自由競爭之下自然形成的名校不同，中國的重點學校基本是在 計劃經濟時代裡，為了國家發展經濟或者特定階層的利益，通過行政權力人 為地 集中教育資源而形成的「貴族學校」。這種優勢壹直延續到現在，被輿論譏諷為 「用全體人民的錢辦少數人的學校」。
[21] 這種教育資源向少數人傾斜的制度設計，註定了農村青年（包括城市普 通平民子弟）輸在人生起跑線上。2015年中國政府減少了 重點高中以優秀生名義 推薦直接上大學的比例，規定通過非高考途徑獲得大學錄取資格的比例不得高於 5 ％，其餘的學生只能依高考成績錄取。但在中國社會階層固化、財富占有格局 早成定局的狀態下，這種矯正無異於杯水車薪。
2 、第二重社會不公：社會上升通道嚴重梗阻
自上世紀末開始，中國經濟進入了壹種奇特的狀態，即G D P 增速每年保持 9 ％甚至兩位數的增長，但是，從2000-2009年每萬元固定資產投資對應的就業 人數從0.88人下降到0.16人， [22] 十年內下降了82 ％，其主要原因是國家的投 資轉向無法長期拉動就業的土木工程項目。在大學生畢業即失業的困窘中，大學 畢業生求職的競爭變成了家世與背景的競爭，而不是能力的競爭。底層出身、尤 其是來自農村的大學生往往陷入壹職難求的困境。
早在2005年，北京大學教師文東茅就寫過壹篇調查報告，名為〈家庭背景對 我國高等教育機會及畢業生就業的影響〉。該文以在全國範圍招生的高校畢業生 為調查對象，以父親的職業地位和受教育程度作為衡量家庭背景的指標，其中專 列壹節分析「家庭背 景對畢業生就業的影響」，指出父親的職業狀況決定子女的 就業機會，其他如薪酬水平、提拔速度等也都與父母社會地位直接相關。該調查 表明，僅就薪資而言，父親的社會階層越高，畢業生的平均起薪也越高，父親為 農民者比 父親為行政管理人員、經理人員的畢業生平均月收入分別少四百元和三 百元。 [23] 這壹調查揭示了中國階層正在趨於固化這壹殘酷現實。
幾年之後，清華大學中國經濟社會數據中心的李宏彬等人做了壹項同樣的調 查，接受調查的學生來自19 所高校的6059名應屆畢業生（重點高校十所，非重點 高校九所）。調查採用問卷方式 ，內容涵蓋了學生的個人基本信息、家庭背景， 以及高考成績、大學生活、畢業去向等。
在接受調查的這6000多名畢業生中，有14 ％符合「父母中至少壹人為政府官 員（包括黨政機關、事業單位和國有企業）」這壹劃分標準，即所謂的「官二代」。 研究成果 表明，父母的政治資本對高校畢業生第壹份工作的工資存在顯著的積極 影響，「官二代」大學畢業生的起薪高於「非官二代」。此外，從高考成績這壹 智力衡量指標來看，「官二代」與非「官二代」並沒有顯著差別，因此「官二 代」 的工資溢價不是其自身能力或智力因素的結果；「官二代」大學畢業生的起薪比 「非官二代」高出13 ％（約280元／月），這個工資溢價相當於兩年教育投資的 回報。 [24]
這種「資源的世代轉移」現象，由於制度不公而加深，在21 世紀以來短短十 餘年間就造成中國社會上升管道嚴重梗阻、階層固化的現象。
3 、第三重社會不公：社會懲罰機制的等級化
社會不公早就在司法過程中體現出來了，「我爸是李剛」這句話成了「官二 代」耍特權的網絡流行語。典出2010年河 北保定壹位市公安分局副局長的兒子在 交通肇事之後，情急之下冒出的壹句話，意在要求警察看在他父親的面子上，不 予懲罰。這位「衙內」說這句話並非無因，他從自身經歷中得出的經驗是：壹般 情況下，特權階層的子女在違 法犯罪之後可以從輕處罰，甚至逃避法律制裁。
特別讓中國人不平的是，這種身分區別還反映在反腐敗方面。自從習近平執 政以來，反腐敗力度超過以往歷屆總書記，王岐山也是歷屆中紀委書記當中最得 力之人，反腐成果超過中共前60 年總和：省部級幹部以上逾120人，軍隊中少將 以上軍銜者近60 人被拿下。但奇怪的是，中國人雖然痛恨腐敗，但對這張搶眼的 反腐成績單卻鮮有叫好聲，原因是，這輪反腐的兩條規則讓人覺得不公平：壹是 反腐敗為權力鬥爭服務，有選擇性地反腐敗，即 以腐敗為理由清除政治對手；二 是反腐不觸及紅色家族，不少紅二代與政治局常委家屬積累了巨額財富，但這場 反腐對他們基本不觸動，落馬高官基本上是平民子弟。不少貪官的故事披露後， 前半截都是「苦孩子」奮鬥向上的勵 誌故事。
2015年6 月24 日中國社會科學院的研究機構發布《中國新媒體發展報告No。 6 （2015）》（簡稱《新媒體藍皮書》），與2013年度《新媒體藍皮書》的結論 壹致，即「三低人群」依然是微博用戶主力軍。所謂「三低人群」即低學歷 、低 年齡、低收入人群。從年齡來看，青少年（10-29 歲、30-39 歲）占比高達78 .69％，其中20-29 歲微博用戶最多，為8869.7萬人；從學歷來看，高中及以下 學歷微博用戶占七成；從收入來看，微博用戶平均收入水平依然較低，月收入 五 千元以上的微博用戶僅占9.93％，而無收入群體達到8898.7萬人，構成了網絡革 命黨的主體。
人們對這種服務於權力鬥爭的反腐敗的不滿，終於在2017年的電視劇《人民 的名義》放映之時，以荒誕形式爆發：社會同情度最高的劇中人物竟然 是反角祁 同偉。這位祁同偉是劇中漢東省公安廳廳長，為往上爬不擇手段：出身底層的祁 同偉娶了壹位比自己大十歲的省政法委書記的千金為妻；嶽父死後為尋找新的靠 山，為省委書記的父親送葬時不顧體面、聲淚俱下地哭墳； 官商勾結牟利；利用 職權為親屬撈人賺錢開綠燈、為保安全不惜雇傭殺手殺人……，各種惡行昭彰， 但因為祁同偉的標籤是「家裡窮得吃不飽飯」的「苦孩子」，屬於中國那80 ％的 下層（清華大學李強教授的最新調查數據：中國下層占人口比例為75.25％； 再 加上下層群體中與中產聯接的過渡群體占中國總人口比例的4.4％ [25] ），便 得到了大批網民的同情，從世紀之交開始，出身下層與準下層家庭的中國青年要 晉身中產階級，已經很困難，遑論向上爬升。祁同偉那要「勝天半子」、不擇手 段向上攀爬的精神 ，以及自殺時那句詛咒命運的「去妳媽的老天爺」，就是引發 中國中低階層共鳴的主要原因。大多數中國人清晰地看到這壹點：「中國80 ％的 人都是早年的祁同偉」。
壹個上升管道嚴重梗阻的社會不僅讓人絕望，還會孕育強烈的社會仇恨與社 會對立。這種 社會對立源於社會結構性緊張，簡稱為社會緊張。該詞源於緊張理 論（Strain Theory），又稱文化失範理論（AnomieTheory），由美國社會學家、 犯罪學家羅伯特．金．莫頓（Robert K。
Merton）於1938年提出，與差別接觸理論（中文又稱異質接觸理論，Differ ential Association Theory）、社會控制理論（Social Control Theory）並列 為20 世紀美國犯罪學三大理論。這壹理論的大意是指，壹個人的成功可以用金錢 數量和擁有的物質財富來衡量，當絕大多數社會成員以此為目標激勵自己時，這 種觀念就成為壹種強有力的價值觀。但由於社會條件和經濟現 實，並非每個人、 每個群體都可以擁有獲得成功所需要的手段。特別是下層社會的成員，由於缺乏 在社會中獲得經濟報償的能力和機會，因而會把自己的努力方向轉為犯罪活動， 即把犯罪活動作為獲得經濟報償的壹種手段，因此 就會產生失範和犯罪。簡言之， 莫頓認為，美國價值觀的主題就是強調金錢成功，但是這種主題卻使在社會結構 當中處於不同位置的個人產生了緊張。
以上這些，就是中國「網絡革命黨」產生的社會背景。推本溯源，這些革命 黨的產生，是中共通過持之以恆 的意識形態教育與宣傳，為自身培養了掘墓人。
三、中共的意識形態教育為自己培養了掘墓人
從胡錦濤、溫家寶執政的第二個任期（2008年）開始，中國政治出現壹個很 值得研究的現象，即精英政治與底層政治的裂溝正在加劇擴大。習近平執政 以後， 其主要精力被迫放在整頓吏治與應付十八大權力之爭的後遺癥之上，對中產的民 主憲政政治訴求採取嚴厲打壓，動輒以「尋釁滋事」罪名抓捕。但地方政府因反 腐壓力當頭，以不出事為最高目標，對農村地區的壓制反而有 所鬆動，因此，底 層政治中的民粹主義便興旺起來。陝西靖邊地區出現的所謂「打土豪、分田地」 就是在這種情況下出現的。
1 、當代版的「打土豪、分田地」
陝西靖邊的故事雖然沒有在中國引起大的轟動，但卻很能說明中國底層政治 的發展趨勢。 2014年6 月1 日，陝西靖邊縣84 戶400多名農民私自成立「分地工 作隊」，測量並分配了與其他村組存在土地權屬爭議的70 畝土地，參與的村民將 此次行動稱之為「打土豪、分田地」。村民要分地的理由有兩點，壹是這塊於19 79年承包出去的地歸屬 權有爭議，目前歸屬西峁組，但實際應該由東邦組、前溝 組等四個小組共有；二是包括這70 畝地在內的1314畝林地由西峁組村民王治忠承 包，王治忠家有權有勢，因此大家要「打土豪」。
記者調查到的事實脈絡是：自20 世紀50 年代開始。該地土地歸屬經過兩分 兩合，早在1963年即劃歸西峁；王治忠之父王建國於1979年通過口頭協議從西溝 村組承包了1000畝荒地；1984年王建國、郝耀軍等7個人分別與西峁組簽訂了《承 包治理小流域合同》，承包了這塊荒地，經過投入大量資金和人力，這塊地如今 已經成為林地。2008年以前，當地村民對此並無異議；直到2008年靖邊縣工業園 區向楊虎臺村徵地，過去不值錢的荒地可獲大筆補償款，村民們才開始爭奪這些 荒地的所有權， 以期分到土地補償款。 [26]
王治忠父親承包該塊土地時，只是個普通農民，他家變成「有權有勢」的 「土豪」，應該是承包土地後的事情。當地政府將此案判定為土地糾紛，是基於 契約關係構成的事實。這類事情其實在中國農村地區非常普遍：荒地承包 出去之 時並不值錢，承包者經過多年的資金與人力投入，經營見效，進入收穫期，於是 當地村民便開始要求變更承包合同，重新分配。正因為這類糾紛太多，中國政府 於2009年出臺《農村土地承包經營糾紛調解仲裁法》，希 望為這類糾紛提供法律 依據。
土地糾紛如此紛繁，其根源都在於中國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造成的所有權虛 置狀態。對政府而言，所有權虛置狀態為政府侵奪農民土地留下了制度通道，讓 政府擁有農村土地事實上的支配權；對農民而言，「集體所有」這壹名義 也同樣 為他們覬覦他人財產、藐視契約權利留下了方便的入口。解決因徵地而引起的官 民衝突以及農村頻發的土地糾紛，壹勞永逸的方法其實就是土地私有化。第六章 提到的所謂「農村社區重建」等事項，只有在土地私有化問題 解決之後，才會有 制度依託。
2 、中共培養出大批「窮馬克思主義者」
中國政府近年推出的「新城鎮化」政策，是只顧土地財政需要的短視之舉。 在就業本已非常艱困的條件下，農民失去土地，就會成為實質上的流民。流民社 會是毛澤東「打土豪、 分田地」的社會基礎，但不是憲政法治國家的社會基礎。 現在的流民與毛領導中國共產革命時期的流民不壹樣，毛革命時期的流民主要是 文盲；但現在的流民、失業者至少受過中小學教育，基本接受過中共的意識形態 教育，對於 「剝奪剝奪者」那套理論非常熟悉。上述陝西靖邊縣84 戶400多名 農民私自成立的「分地工作隊」，幾乎就是土改時期的翻版。
中共當權者對馬列主義的尊奉，至今仍然是官方意識形態主流。以「剝奪剝 奪者」的方式消滅有產者，實現社 會公平，是馬克思全部政治理念的核心；但是 列寧發展出來的馬克思主義的暴力革命與專政理論必然通向三個壟斷，即壟斷權 力、壟斷資源、壟斷真理，其結果必然養成新特權階級。這壹結果，蘇聯共產黨 無法避免，所有其他的共產黨國家也無法避免 。中共曾借經濟改革暫時擺脫了危 機，但權貴官僚集團利用權力搶錢，又造成了新的危機。目前中國社會最深層的 矛盾，其實是富「馬克思主義者」（統治集團）與窮馬克思主義者（社會底層） 之間的矛盾。 [27] 富「馬克思主義者」對共產黨意識形態的堅持， 只是為了維 持政治合法性，因為捨此無以抵禦西方的自由民主價值觀，因此他們並不在乎自 己的真實行為與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理論及毛澤東思想等官方意識形態實際上背 道而馳。
20 世紀上半葉，中共革命為了動員文盲居多的「泥腿子」，把馬克思的共產 主義理論本土化，變成瑯瑯上口、易記易誦的口號。其中「打土豪、分田地」這 句口號壹目了然，通俗易懂，最容易深入人心，因此成為動員社會底層參加革命 時的第壹口號。中共奪取政權之後，其意識形態仍然沿襲當年革命黨 時期的特點， 繼續灌輸這類思想。如果說，當年中共的土地革命與土地改革，需要對群眾充分 動員與教育，才能讓他們認識到剝削有罪，「剝奪剝奪者」是神聖的革命，那麼， 今天中國的底層社會根本不需要再重新灌輸這類理念 。紅色中國的底層民眾，自 小通過學校教育、電影電視文學作品等無處不在的浸染，早已將「底層神聖」、 「打土豪分田地」、「剝奪剝奪者有理」等馬克思、毛澤東的革命口號內化為社 會價值觀的壹部分；加上中國的市場經濟 具有「權貴資本主義」特色，他們理所 當然地認為，自己的貧窮就是他人的富裕所造成，尤其是貪官汙吏們的剝奪所造 成，既然妳們當官的能用權力搶錢，我們窮人就要用暴力將錢搶回來。
習近平接任總書記以來，在公開講話中不斷強調馬克思主義、毛澤東 思想的 指導作用。與此同時，不少社會底層成員也熱愛馬克思與毛澤東。數年前，原 「中央文革小組」成員、曾任毛澤東秘書的戚本禹在上海書城買書，遇到壹位湖 南青年在找《共產黨宣言》。這位青年對戚解釋自己為什麼要尋 找這本書：「我 是湖南來的，念過初中，在上海給搞建築的私人老板打工，快十年了。其實，將 近100年前，毛澤東第壹次去北京尋找革命道路，不也是被城裡人當作『鄉下人』 嗎？我今天也是在尋找革命道路。現在所有底層 人都認為，這個社會不行了。我 們壹個建築公司六百多個農民工壹年的工資不吃不喝全部加起來，還不到老板壹 個人賺的利潤的三分之壹，富人越富，窮人越窮，而且兩邊看不到頭，富人富得 沒有了盡頭，窮人窮得沒有了盼頭， 窮人永無出頭之日。這個社會必須要修理了， 修理不了，就要推倒重來，就要革命。
我聽老家的老支書講，要革命，就壹定要讀《共產黨宣言》……」 [28]
在中共的意識形態教育洗腦體制下，中國青年所具有的政治常識，主要來自 中學與大學的政治教科 書，而這些教科書所介紹的全是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 的觀點，再加上鄧小平理論及現任領導人講話。因此，窮馬克思主義者這種中共 掘墓人，其實是中共自己長期培養出來的。中共執政集團在執政大半個世紀之後， 仍然不脫 「革命黨」本色，不僅堅決拒絕還權於民，而且強調自己「槍桿子裡面 出政權」的合法性，不斷強化它那套奪取政權與鞏固政權時的革命話語體系，並 通過教育系統與宣傳系統全面灌輸以「剝奪剝奪者」為核心的暴力革命理念， 壹 代又壹代的掘墓人就是這樣造就出來的。中國現階段已經形成壹條巨大的政治裂 溝：裂溝的壹邊站立著「富馬克思主義者」（執政集團），另壹邊站立著窮馬克 思主義者（流民、社會邊緣人），兩者利益上嚴重對立，價值觀方 面卻共享相同 的紅色意識形態。執政集團堅持的是自身「槍桿子裡面出政權」的政治合法性， 要維護既得利益；而底層社會所追求的則是奪取前者的權力和財產，要「將自己 失去的奪回來」。前者堅稱，自己是全體人民包括社會 底層在內的當然代表，在 為人民「看守民財」；後者則認為，我們民眾的資產早被妳們奪去了，我們如今 要革命，要分妳們的資產，就像當年毛澤東領導的紅色革命壹樣，重新再來壹次 階級鬥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