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社會生態的本質
作者 何清漣 程曉農 寫於 二零一八年
中國信用體系的全面腐蝕
壹個國家的基本秩序必須從兩個層面建構，壹是基本制度（包含政治制度與 法律制度），二是倫理道德體系，其中包含社會成員的道德觀念、政府官員的政 治 倫理、各職業群體的職業倫理。法律約束是強制性的他律，在日常生活中，對 人們行為起自我約束作用的主要是倫理道德規範，其中最基礎的就是信用。關於 中國道德倫理的崩壞，我在《中國的陷阱》壹書的第六章〈中國當代經 濟倫理的 劇變〉中分析過90 年代的狀況，現在的情況當然更惡化，幾乎是國家信用體系的 全面崩壞。
壹個國家的信用體系由四個層次構成：個人與個人之間的信用、廠商與消費 者之間的信用、社會成員與政府之間的制度信用、國與國之間的國家信用。
1 、廠商與消費者之間的信任鏈條斷裂
我在第三章〈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神話破滅〉中，簡略分析過中國這個「世 界工廠『興於成本優勢，毀於質量低劣』」的原因。但中國廠家並未因為世界工 廠衰落導致自身生存艱難而反思質量問題，產品質量問題 依然如故。個體生產者 銷售的各種農產品與加工食品的質量與安全成問題，在中國幾乎人盡皆知，本處 只談資質較高的企業產品。2016年4 月25 日歐盟委員會消費者保護機構公布了2 015年度歐盟「危險商品快速預警系統」（Rapex）的統計報告。報 告顯示，201 5年歐盟市場上共有2000多件商品被拉響了警報，其中占比最多的是玩具（27 ％）、 服裝、紡織品和裝飾用品（17 ％）。從危險的類型來看，有害化學成分（25 ％） 和可能導致受傷的危險（22 ％）排在最前列。最常見的包括含有鎳、鉛等有害重 金屬成分的時尚飾品，以及含有磷苯二甲酸酯類（Phthalate）塑化劑的玩具等。 這種塑化劑能對男性的生殖系統造成影響，尤其對幼兒危害更大。中國是危險商 品的最大來源國。2015年歐盟產品安全預警 系統記錄在案的危險商品中，62 ％ 來自中國。歐盟進口的商品中，中國產品的比例也是最大的。在產品安全方面， 歐盟委員會面臨的另壹個挑戰是跨境電子商務（簡稱「電商」）。據統計，從20 06-2015年在網上購物的歐盟消費者數量上升了27 ％；2015年有65 ％歐盟居民 在網上購物。隨著跨境電商的增加，越來越多的歐洲人在網上購買的商品直接來 自歐盟以外，在出產地可能未經安全檢測，或檢測標準偏低。迄今為止，中國方 面已對11540件產品進行了立案追蹤，並對其中3748件產 品採取了善後處理。不 過在許多情況下已無法找到出口或生產廠家。 [39]
壹般情況下，中國出口商品的安全性能高於供國內消費的商品，廠商對內銷 商品基本上不考慮質量問題。20 世紀90 年代，製假造劣的廠商以地下工廠、個 體工商戶、鄉鎮企業為 主；到了21 世紀，製假造劣的廠商囊括了各種所有制形 式的大型企業，甚至壹些以中國為生產基地的外資企業、以出口為主的食品加工 企業也加入進來。導致食品劣質化的原因很複雜：壹是企業本身的責任，如河北 三鹿公司在生產奶粉的過程中加入三聚氰胺等； 二是食品原料受到汙染。食品原 料汙染又分為三類情況，第壹類是因土地受到嚴重汙染，導致該地出產的農產品 含有各種致癌物質。目前中國受鎘、砷、鉻、鉛等重金屬汙染的耕地面積近三億 畝，約占耕地總面積的五分之壹， [40] 被重金屬汙染的糧食每年也多達1200萬 噸； [41] 第二類汙染源於農產品生長過程中過度噴灑農藥；[42] 第三類是食品 加工過程中的人為汙染，比如蔬菜種植、木耳加工成乾貨時使用硫酸銅，養殖業 大量使用各種抗生素和激素等。 [43]
隨著各種所有制的大企業成為製假造劣的生產主體，以及食品汙染源多樣化， 中國當局對食品管理的態度發生了微妙變化，對不同企業的製劣造假採取分而治 之的態度。對於外資企業的質量醜聞，當局態度比較認真，比如，美國惠氏公司 的學兒樂奶粉亞硝酸鹽 超標準，雀巢公司的轉基因（基因改造）奶粉與碘超標奶 粉，均被禁售。但對本國「民族工業」態度則比較「仁慈」，比如，三鹿公司20 04年曾與阜陽假奶粉事件有關，但仍被國家質檢局列為向國民推薦的八種免檢優 質奶產 品之壹，中央各部委還將各種榮譽不斷加之於三鹿公司之身， [44] 直 至釀成2008年的三鹿毒奶粉事件。
2 、政府與國民之間的制度信任已經破產
政府取信於國民，主要依靠制度即法律保證，稱之為制度信任。從現實來看， 中國政府與國民之 間的制度信任已經完全破產。
中國《憲法》賦予國民的政治權利，在現實中壹條都未落實。中國憲法第35 條明確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的 自由」， [45] 但事實上，中國人從未享受過憲法所保障的政治權利 。中國在世 界新聞自由指數排名方面墊底多年，至今仍然是全世界關押記者、博客作者人數 最多的國家，持續滯留於世界新聞自由的黑暗區；無國界記者（總部設於巴黎的 N G O ）在2016年最新的報告中指出，中國在新聞自由度上居世界倒數第五名。 [46] 網絡自由與新聞自由及言論自由密切相關，從無國界記者在2007年發布 「互聯網之敵」名單以來，中國政府年年榜上有名。 [47] 政府對新聞自由的理 解越來越趨近毛澤東時代的水平，即「要麼與黨保持壹致，要麼就去監獄」。
經濟方面制度信任正在崩塌的例證，莫過於影子銀行系統經營的理財產品大 量破產。中國自2008年之後，資金開始「避實就虛」，天量的貨幣發行使得社會 上形成了大量融資機會，而非銀行金融中介趁機大舉介入，在「金融自由化」、 「金融創新」口號的 導向下，出現了琳瑯滿目的以P 2 P 為代表的互聯網金融的 財富管理平臺，「影子銀行」氾濫成災。據「券商中國」記者的不完全統計，目 前全國至少成立了25 家金控平臺。 [48] 這類金控平臺依託銀行「逐鹿天下」， 其運作手法是，國有銀行通過賦權給「影 子銀行」系統各種金融公司，不斷吸納 各種中小儲戶投資。所謂的P 2 P 是指個人通過第三方平臺在收取壹定費用的前 提下向其他個人提供小額借貸的金融模式，「個人」、「第三方平臺」、「小額 借貸」是其中幾個關鍵詞。2015年10 月中國的P 2 P 網貸平臺已達到2520家， 比上年同期增長71 ％。 [49]
關於「影子銀行」的這些金融活動，作者在第四章中已有分析，本章只談壹 點，因為「影子銀行」是混業經營，行業監管空隙便成為金融欺詐活動蓬勃生發 的領域，許多P 2 P 業務模式變成了金字塔騙局，金融業界有行家指出，經營P 2 P 業務的網貸平臺絕大多數會陷入破產，只有約二十分之壹可能倖存下來。 [ 20] 2016年民生銀行爆出30 億元假理財產品案以及國海證券的「蘿蔔章」事件， 動輒涉及逾百億資金， [51] 便是近年來較大的理財產品詐騙案。
在理財產品不斷破產的過程中可以發現，「影子銀行」系統往往是銀行系統 培養出來並授信的。中國金融系統的主幹是國有銀行，由政府信用背書，這些銀 行為了集資，利用「影子銀行」推出理財產品，騙取中小投資者的 資金；壹旦 「影子銀行」倒閉，國有銀行卻無須負任何責任。據「傳播大數據」發布的《20 15年度我國群體性事件研究報告》
與「非新聞」所做的2015年群體性事件統計，2015年經濟問題高發的領域， 就是群體性事 件的高發領域，比如民間金融方面的群體性事件暴增，緣於大量 「影子銀行」經營的理財產品破產。 [52]
以上事實證明，這個政權早已不能取信於民，嚴重喪失了制度信用。它之所 以存在下去，唯壹的原因就是用槍桿子說話。
3 、中國政府缺乏國家信用
中國政府對外的國家信用不佳，可從兩方面說明：壹是加入W T O之後與多國 經常因產品質量、知識產權問題發生各種摩擦，直到2016年底美國、歐盟仍然拒 絕承認中國是「市場經濟國家地位」。 [53] 二是國際社會對中國政府缺乏信任。
西方國家自90 年代末期開始直至2009年為止，主流態度是很願意相信中國， 許多國家包括法國在內甚至希望中國強大，以牽制美國。間中會有壹些觀察人士 表示對中國的懷疑，2001年8 月《遠東經濟評論》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壹則題為「騙子共和國」的報導，講述 「中華人民共和國」（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如何淪落為「騙子共和國」 （People?S Republic of Cheats），首度對中國的誠信表示質疑。
最能表明中國的國家誠信受到深度懷疑的事例，是對中國經濟數據的懷疑。 儘管這壹懷疑過去也常有冒泡，但並未形成共識。2010年《維基解密》（ WikiL eaks ）曝光了壹份美國駐北京大使館的密電，披露2007年3 月12 日，時任遼寧 省委書記的李克強曾到美國大使官邸與大使共進晚餐，當時李說：中國的G D P 數字是「人造」的，因此不可靠。他說，在評估遼寧的經濟時他側重於三個數字： 1。 電力消耗；2。 鐵路貨運量；3。 銀行發放的貸款金額。但即使如此，海外不少 經濟分析師還是有意忽視這條消息。後來這種懷疑才慢慢擴散。2012年6 月22 日《紐約時報》的壹篇報導稱，地方政府要求中國的發電廠管理人員在發電量數 據上造假 ，不讓中央如實了解經濟減緩的程度。 [54] 2012年7 月25 日又有壹 篇〈不再相信中國領導人的四個原因〉在網上廣為流傳，其中提到：
「壹涉及到經濟運行問題，我們認為，不能再相信中國領導人。」 [55]
而《華爾街日報》則直接去信中南海，該報在信中表示，「從堅信中國陷入 熊市的人，到看好中國的投資銀行分析師，每個人都懷疑經濟增長率是否低於官 方統計數據」，因此，他們要求了解中國經濟的實際增長速度。 [56]
似乎上述所有懷疑還不足以表達國際社會對中國政府的懷疑，2012年8 月15 日，美國加州大學爾灣分校經濟系教授彼得．拉法羅（PeterNavarro）完成的 《致命中國》（Death by China ）紀錄片在洛杉磯首映。
該片長80 分鐘，結合訪談和調查報告，揭露中國當局漠視人權，縱容黑心食 品和山寨商品橫行，以及美中貿易逆差惡化，為中國百姓和整個世界帶來致命危 機。 [57]
2017年8 月15 日，美國總統川普（Donald Trump）授權美國貿易代表調查中 國政府強制美國企業轉讓技術，以及中國人盜竊美國知識產權的問題。 [58] 中 國侵犯美國的知識產權由來已久，讓美國人十分惱火。
2017年 2 月下旬，美國知識產權盜竊委員會（Commission on the Theft o fAmerican Intellectual Property）發表壹份報告，稱仿冒、盜版以及盜竊商業 機密等與知識產權相關的問題，每年給美國經濟造 成的損失在2250-6000億美 元之間。其中，僅盜竊商業機密壹項就令美國經濟損失1800-5400億美元。這壹 估算數字與美國國家情報總監辦公室（Office of theDirector of National In telligence）的數據接近。該機構曾於2015年公開宣布，電腦黑客（駭客）進行 的經濟間諜活動每年給美國造成的損失高達4000億美元。美國認為，中國是製造 這些問題的主要「元兇」， 稱美國沒收的假冒商品87 ％來自中國，並指責中國 政府鼓勵知識產權盜竊。
[59]
因為盜竊知識產權，中國成為美國「337調查」的頭號目標，中國媒體也承認， 中國已連續15 年成為世界上遭遇美國「337調查」最多的國家，針對中國的調查 占美 國發起的全部「337」調查的比重由2015年的29.4％，到2016年的40.6％， 再到2017上半年的48.1％。 [60] 這說明，美國的「337」調查正在加大對中國商 品的調查力度。同時，在對中國企業的「337」調查中，顯現出領域相 對集中的 特點，其中技術含量最高、知識產權最密集的機電和輕工領域在「337調查」中占 比約80 ％。
[61]
奧運金牌壹直是中國裝點盛世的主要標籤，但中國運動員卻因多人服用興奮 劑而備受批評。2017年1 月國際奧委會宣布，因查出使用興奮劑，取消2008年北 京奧運會上中國三名女子舉重運動員的金牌資格，中國舉重隊面臨禁賽壹年的處 罰；另有五名參加2008年和2012年奧運會的運動員亦被查出服用禁藥。 [62]
在履行世界領導責任這方面，中國很善於利用自身作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 事國的優勢，讓各種國際規則為自己服務。聯合國資深人權活動家菲麗絲．蓋爾 （Felice Gaer）數年前在壹篇專訪中說：中國政府很擅長威脅非政府組織及小國 政府，讓它 們保持緘默；如果某位代表對中國有所批評，中國通常會施之以恐嚇 威脅的報復手段作為回應，包括毀掉某個外交官的事業。丹麥曾於上世紀90 年代 在人權委員會提出了壹項針對中國的決議。此後中國壹方面孤立丹麥，另壹方面 對該國施以貿易制裁和其他威脅手 段，結果丹麥被迫在第二年表示退讓。出席人 權會議的民間組織代表往往遭到中國用警告、敵意攝像和公開斥責等手段加以威 脅。大多數國家或者組織都會在中國咄咄逼人的攻勢下妥協退讓，只有美國仍然 堅持坦率地提出壹些問 題，比如會在人權理事會的定期審議過程中提到具體人名 和人權案例。 [63]
除了在聯合國人權機構那些飽受非議的所作所為之外，中國在國際事務中經 常發揮壞作用。中國曾非常驕傲地在國內媒體上宣稱，自己在聯合國有八次說 「不」的「光榮」經歷， 其中包括2012年2 月4 日與俄羅斯聯手在聯合國安理會 就敘利亞問題決議草案表決中投否決票。 [64]
這次否決票的後果非常惡劣，導致國際社會無法對敘利亞進行幹預，讓ISIS 在混亂中誕生，成為世界禍源。
凡中國取得領導權的國際組織，總有部分功能無法正常運作。比如，2016年 4 月中國接任G20主席國，就暫停了壹個國際反腐敗工作組B20的工作，導致全球 打擊避稅天堂的努力受到挫折。 [65] 也正因為中國的國家信用不佳，中國想在 亞太地區謀 取區域領導權的夢想，壹直遭到亞太國家的抵制。在中國崛起之後， 中國的亞洲鄰國曾壹度腳踩兩隻船，希望「經濟發展靠中國，政治安全靠美國」； 但在中國咄咄逼人的姿態之下，這些國家最後只好籲請美國重返太平洋，與中 國 之間終於演化成今天南海海域的緊張態勢。
正因為中國的國家信用不佳，北京為了營造美好的國際形象，聘請偉達（Hi ll+Knowlton）、凱旋（Ketchum）、奧美（Ogilvy PublicRelations）、福萊（ Fleishman Hillard）、愛德曼（Edelman）等五家國際知名公關公司，「幫助中 國更好的與西方溝通，傳播中國好聲音」。
[66] 此舉說明，北京想投註大本錢，為「敗絮其中」的中國在國際社會謀個 「金玉其外」。但是，壹個國家的「好國際形象」，靠的不是好聲音，而是這個 國家的「好行為」，壹個不遵守國際規則的國家，是無法得到尊重的。
中國社會的人際關係早就形成了以鄰為壑的特點。農村地區多種犯罪活動就 發生在鄰居、親戚之間，大行其 道的傳銷活動均以熟人、朋友、親屬、配偶為詐 騙對象，所謂的「殺熟」更是最好的例證。 [67]
四、中國維穩面臨的財政壓力
中國政府的「維穩」工作內涵經歷過壹段演化，到習近平擔任中共總書記之 後，「維護穩定」被提升為「維護國家安全 」，2014年4 月習近平宣布了新型國 家安全觀，包含11 項安全，也就是集政治安全、國土安全、軍事安全、經濟安全、 文化安全、社會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態安全、資源安全、核安全為壹 體的國家安全體系。通觀這11 項安全，其實核心就在於政治安全。所謂「政治安 全」，在中共話語系統裡其實就是中共執政權的安全，其他各種安全都是為中共 執政權安全而服務的。從世紀之交開始建立並逐步充實的維穩模式，就是為政權 安全而逐步升級的。 [68]
1 、壹個由告密者與線人構成的龐大維穩網絡
中共維穩模式的形成與定型，前後經歷了十多年。由於社會反抗（即中國官 方指稱的「群體性事件」）日漸增多，2000年5 月11 日中央維護穩定工作領導小 組辦公室（簡稱中央維穩辦）成立，此後從 中央政府到省、市、縣直到鄉和街道 壹級，乃至國有大企業內，都設置了「維穩辦」。從此，中國各級政府多了壹項 專項工作，即「維穩」；政府開支也多了壹種專項支出，即「公共安全支出」（ 又稱「維穩費用」）。到200 9年，中國地方政府的工作重心發生了微妙變化，從 「發展是第壹要務」，變成了「發展是第壹要務，維穩是第壹責任」，考核政府 官員的政績時，「穩定」成了比G D P 數字更重要的考核指標。
「維穩辦」的主要工作任務是掌握社會動態，並將各種「問題 」消滅於萌芽 之中。維穩體系包含輿論監控、負責搜集情報的信息員密報制度、派遣線人滲透 反對者群體，並將以「六張網」為特點的監控網絡當作社會常規監控模式。
中共的輿論監控系統遠比前網絡時代複雜精密，除了對傳統媒體、電視、電 臺的控制之外 ，重點放在監控互聯網方面。由於互聯網技術不斷在發展，中共的 監控技術也不斷升級，為公眾所熟知的是網絡評論員與輿情監測兩項。據中國網 友考證，中國的網絡評論員制度開始於2006年，由南京大學創設。該校校方在 關閉小百合B B S 、同時開設南京大學B B S 之後，指令學生會幹部及壹部分 「上進」學生擔任網絡評論員（簡稱「網評員」），將其「納入學校勤工助學體 系，根據每月的考評結果發給適當的勤工助學補助」。這些網評員的主要職責是， 在「南京大學電子論壇通 過發帖，發布正面信息，跟帖回應抵制、消除負面信息， 引導輿論並將重要信息及時上報學校網絡管理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 [69] 隨 後，各個學校紛紛仿效，競相招聘網絡評論員。江蘇省宿遷市、浙江省臺州市、 安徽省合肥市等也開始聘請網評員，讓他們以普通網友的身分，引領「正確導向」， 普及「黨和政府的方針政策」。
由於網評員的報酬是每發壹條帖給付0.5元人民幣（即五毛錢），中國民間將 其稱為「五毛」。五毛數量有多少？無人掌握準確數據，估計有數百萬甚至逾 千 萬之多。2016年哈佛大學三位學者發表了有關網評員的研究報告。報告估計，被 稱呼為「五毛黨」的網評員每年在網絡上發表高達4.88億條留言，約每178個留 言中就有壹條是網評員的留言；這些留言中有大約52 .7％發布到政府網站內，其 餘則在商業網站上發布，例如微博等社交平臺。 [70]
比五毛高級壹點的是網絡輿情分析師。據官方資料，「網絡輿情分析師」這 壹職業誕生於2008年（與2008年北京奧運籌備工作編織的「六張網」工程有關）， 服務 對象是政府機關、企事業單位和社會組織（即工會、共青團、婦聯）等職能 機構。「網絡輿情分析師」的工作範圍與「五毛」不同，其任務是負責搜集網民 觀點和態度，整理成報告，遞交給決策者，從業人員多達二百萬人。輿情 分析師 報酬優厚，共分成四級，最低月薪6000-8000元。如果按照四級的人數與工資取 中位數，至少人均10000元月薪，全國每年為這個行業支付的工資就高達2400億 元左右。這還不包括他們使用的軟件（軟體 ）與設備費用，據說這些費用也相當 昂貴：「壹般的輿情監測軟件，包年的價格從五萬元到幾百萬元不等。」 [71]
壹個能夠讓二百萬人從事的行業，其規模已相當可觀，中國皮具業、電子商 務行業、動漫遊戲產業都是二百萬人的就業規模。不同於後三個 產業的是，輿情 監控產業並不創造價值，只為政府提供監控服務，是壹個消耗納稅人上交的稅收 並監控納稅人的產業。
監控產業形成於江澤民統治時期，最初叫做「金盾工程」，1999年9 月正式 投入使用。金盾工程名義上是公安自動化系統，實為壹個全 方位網絡封鎖和監視 系統。最先在西方揭開金盾工程黑幕的是格雷格．沃爾頓（Greg Walton），他2 001年發表的〈金盾工程：龐大的中國電訊監控工程揭秘〉， [72] 揭開了中國使 用高科技手段，將中國變成喬治．奧威爾筆下的《1984》世 界：金盾工程這個 「老大哥」將時時刻刻「照看」著中國人民。
這種監控在胡錦濤時期不斷完善，發展到習近平時期達到極致，這與習近平 的工作經歷有關。在習近平作為中共領袖「接班人」升任國家副主席、中共政治 局常委之後，他曾被賦予壹項重任，即 擔任2008年北京奧運會、殘奧會籌備工作 領導小組組長，時任公安部部長孟建柱是副組長。奧運會結束後，孟建柱在中共 中央機關刊物《求是》雜誌發表長文，大談如何加強政府部門處置「群體性事件」 的能力，其中特別提到要加強「六張網」的建設。所謂「六張網」是指街面防控 網、社區防控網、單位內部防控網、視頻監控網、區域警務協作網和「虛擬社會」 （網絡）防控網。中國當局希望通過這「六張網」，織成壹張防止壹切反抗的天 羅地網 ，「實現對動態社會的全方位、全天候、無縫隙、立體化覆蓋」。這「六 張網」只是常規監控，每逢有慶典或者需要防範的壹些特殊日子，比如「兩會」 、「六四」期間等等，當局還要再啟動「奧運安保模式」，除了讓警察扮 裝成 便衣，與巡防隊員、保安員等職業隊伍全部上街之外，還動員「誌願者」如街道 基層組織居民委員會的治保積極分子、單位「門前三包」人員等「社會力量」， 用「人民戰爭」的方式消滅壹切可能的反對力量。 [73]
除了五毛、輿情分析師之外，中共的維穩系統還擁有龐大的線人網絡，例如 在大學、中學、企事業單位、鄉村都廣設「信息員」（即告密者）。以全國數千 所高等院校為例，招聘信息員的廣告在大學網站上隨處可見，連工作任務都逐項 列明。有些學校的線人數 量相當龐大，比如西安理工大學全部在校學生共26000 餘人，僅在學生中就招聘了2627名安全信息員，並在師生員工中發展了65 名 「特別信息員」，約每十個學生中就有壹名線人。 [74] 內蒙古開魯縣縣長助理、 公安局黨委書記、局長劉興臣在接受新 華社記者採訪時說，該縣通過「三個壹工 程」建立了壹個巨大的線人網絡，可以對任何異議及反抗保持「高度敏感」。
全局民警及協警人員不分警種、不分崗位，每人在社區、村屯、行業單位、 複雜場所等布建20 名信息員，共10000名；在此基礎上，刑偵、 經偵、國保、網 監、治安及派出所壹線實戰部門每名民警至少布建5 名耳目，共1000名；刑偵、 經偵、國保部門每名民警至少布建4 名刑事特情，共100名。劉興臣開列的線人數 據如下：由開魯縣公安局掌握的線人高達12093名。該縣共有40 萬人口，在這40 萬人口當中，減去約占人口四分之壹的18 歲以下未成年人，相當於每25 個成 年人當中至少布有壹名「線人」在盯著。 [75]
英國《每日電訊報》曾發表壹篇〈中國政府養了大批密探〉，該文介紹： 「有專家稱，在中國北京、上海 這類大城市或西藏、新疆這類不穩定地區的密探 數量還要更多。從開魯縣的密探人數可以推測出，中國全國至少有3900萬線人， 占總人口的3 ％」，「其他中國城市已經建立了獎勵系統。在深圳，有超過1873 0英鎊（約合20 萬元人民幣）在壹個月中作為線人舉報2000餘條犯罪線索的獎勵 而被發放出去。」即每壹條信息100元人民幣。 [76]
2 、「維穩」開支超軍費，內敵多於外敵
在社會反抗增多、維穩機構正規化的同時，中國的維穩經費快速增長，使中 國成為世界上公共安全開支最多的國家之壹。為了說明中國政府巨大的維穩開支， 研究者通常將維穩費用與軍費相比較。2009年的5140億維穩經費已接近同年軍費 開支5321億元；2011年的維穩費用是6244億 元，超過同年的軍費開支6011億元； 2012年維穩費用為7078億元，軍費則為6703億元；2013年的維穩費用為7691億元， 軍費為7202億。 [77] 維穩費用高於軍費這壹實況，直到2015年才稍有改變，20 15年軍費為9114億 元，維穩經費是8899億元，這是2009年以來中國的維穩費用首 次比軍費少。 [78]
如前所述，中國的社會反抗主要緣於各級政府對資源的過度抽取，因此，維 穩與經濟發展形成了壹個怪圈：地方官員需要G D P 作為政績，不得不大量上馬 各種項目，最容易賺錢的項目莫過於房地產與汙染工業；但房地產開發必然涉及 徵地和拆遷，工業汙染會引發當地居民的環境維權活動。因此，經濟越發展，產 生的官民矛盾越多，維穩的任務越繁重，維穩開支就越龐大。市縣級地方政 府普 遍感到維穩經費吃緊。
2011年11 月廣東汕尾烏坎村村民因政府強徵土地而持續抗爭數月之久，汕尾 市政府為該村的「維穩」花了不少錢。市委書記鄭雁雄在內部講話中大歎「苦經」： 「妳以為請武警不用錢啊，好幾百個武警、警察駐在這裡，我們邱市長 的錢包壹 天壹天地癟下來了。」 [79]
中國官方公布的統計數據顯示，「維穩」經費的來源，中央與地方大概維持 三七開的比例，中央承擔30 ％，地方承擔70 ％。經濟落後地區在「維穩」方面 的經濟壓力要遠遠大於發達地區，很多省份因「維穩」開支 而負債。 [80] 在 中國經濟依賴房地產高速發展時期，地方財政狀況尚好，可勉強負擔維穩費用。 自2009年以來地方財政減收，為了解決地方財政困難，中央政府不得不代全國31 個省市的地方政府發行數千億三年期債券，以維持地方財政運轉。2012年3-8 月共有2100多億元債券到期，但地方政府無法償還，只能玩借新債還舊債的把戲。 [81]
3 、地方政府的雙重角色：社會動亂的製造者與維穩者本書作者將地方政府 形容為「社會動亂的製造者」，是出於以下事實：地方政府是徵地拆遷 活動中的 利益相關者，政府通過對土地先徵後賣，抽取增值部分作為地方財政收入。2010 年全國土地出讓金占地方財政收入的比例高達76.6％， [82] 中國的腐敗官員當 中有80 ％與土地有關。 [83] 這兩個數字揭示的事實是：沒有土地出讓金，地方 政府的財政便塌了大半邊天；如果不能發土地財，官員們的腐敗收益會大為減少。
至於地方政府保護汙染企業、形成共犯結構背後的利益驅動，前面已經分析 過。由此可見，這些因徵地、汙染所引起的糾紛與反抗，真正的肇事者 其實就是 地方政府；但地方政府擁有當地的行政權、司法權，隨時可使用暴力機器鎮壓人 民。大量事例可證，當利益受損的民眾試圖通過法律訴訟討公道時，或者是當地 法院不給立案，或者是花費大量精力財力後仍然敗訴。如果 民眾被迫發動反抗， 幾乎都是以地方當局出動警察暴力鎮壓、並栽上各種罪名將領頭者逮捕入獄判刑 為終結。
將上述事實的邏輯關係理清楚之後，事實簡單得如此可怕：中國各級地方政 府本身就是各種社會矛盾的製造者，是公共安全的最大威脅。
「維穩」在 中國已經成為壹根粗大的產業鏈條。鏈條的上端是地方政府的掠 奪，通過徵地、拆遷、汙染來保持稅收與財政收入；中端是截訪、打壓，控制輿 論、宣傳與告密者；末端是司法系統、精神病院與監獄。值得註意的是，中國仿 效前 蘇聯的做法，將思想罪當作精神病，公然將「價值觀念混亂甚至解體造成普 遍的無所適從感，社會嚴重分化造成的心理失衡，以及人的期望與實際的落差增 加等」列入「精神病」範疇。 [84] 這條新興的維穩產業鏈，為中國各級政府官 員及其親屬提供了壹個巨大 的利益分配機會，上至中央部委，中至地方政府，下 至窮鄉僻壤，莫不附在這壹利益鏈條之上。
2016年3 月，中國政府宣布，對「維護國家安全」網絡中的關鍵性鎮壓力量 （武裝警察）的運行體制實行改革：三年內停止武警的壹切有償服務；地方政府 不 再擁有直接調用武警的權力，只能動用普通警察；如果群體性事件規模過大， 地方警力不夠時，才能上報中央調用武警， [85] 這壹改變減少了地方政府對中 央瞞報地方群體性事件的可能性；與此同時，中央政府還調整了中央與地方的財 政關係，規定公共安全屬 於國家安全範疇，其支出由中央負責，不再撥付資金給 地方政府，此舉則削弱了地方政府的維穩食物鏈。
從維繫中國社會生存的「四根支柱」的現狀來看，其中生態系統與倫理道德 系統已嚴重潰敗，沒有可能在壹兩代人的時間內修復，就業問題已經成為中國 人 的壹個噩夢。中國社會之所以沒有發生大規模動亂，只是因為政府的強管制能力 在維繫社會。習近平非常清楚，政權的穩定有賴於槍桿子，故此特別註重提高軍 人待遇。自2016年6 月軍隊加薪之後，最低階的士官每月薪水高達5750元，副連 級10470 元，正連級11390元，副營級12340元，正營級13820元；副團級17600元， 正團級21270元；副師級25640元；正師級30070元。 [86] 儘管有人認為，中國 軍隊的薪酬水平不及美國，但承認遠遠高於中國黨政機關。現階段，與團級軍官 同級別的縣委書記月薪在3000-5000元之間，由此可見，中國當局對軍隊、武警 這類維穩工具的投入之大。
英國作家喬治．奧威爾曾寫過壹部政治諷刺小說《1984》，這部傑作名列世 界三大反烏托邦的政治諷喻小說之壹。書中的大洋國 處於永久的戰爭狀態，因此 建立了無所不在的政府監控和公眾操控系統，最頂端是壹位至高無上的「老大哥」； 「老大哥」依靠特權階層的核心黨員（Inner Party），控制全社會，將壹切獨立 思考列入「犯罪思想」 並予以打擊。當今的中國社會，在維穩體制操控下實際上 早就成為《1984》
的現實版。
中國的地方治理困境是多重的，壹是體現在中央政府對基層社會的控制力弱 化，鄉縣級政權已經墮落成中共基層黨委與黑社會、鄉村流氓共同治理；二是體 現為香港與少數民族地區對中央政府離心離德，其中新疆維族的「東突厥斯坦化」 （近年該族不少人 投奔ISIS）以及西藏在海外的藏獨勢力的活動，幾乎成了北京 的心腹之患。
中國內地的治理困境將從各方面深刻地影響中國政治與社會結構的演變，決 定中國未來政治演變的方向，香港、新疆、西藏等地的政治演變將從屬於中國內 地的政治演變。
壹、縣城的「政治家族」與三種勢力
至今中國壹半以上的人口仍然生活在農村，漂蕩在大小城鎮的「農二代」甚 至「農三代」的戶籍也還在農村，農村的情況關係到中國的根本。
1998年我曾在《現代化的陷阱》壹書第九章〈社會控制的多元 化及地方惡勢 力的興起〉當中，警告過中國農村地區有黑白合流隱患，即地方黑惡勢力與中共 的基層組織合二為壹，控制農村社會的可能。這個「預言」十年後全面實現，大 概從2010年前後開始，中國的媒體開始高密度地談 農村問題，結論是，「每個人 的家鄉都在淪陷」，淪陷的程度或有區別，但警察、基層政府與黑社會之間結成 保護與被保護的關係，卻是每篇文章必述主題。 [1]
2015年5 月，壹篇〈中國小縣城的黑社會江湖〉 [2] 不脛而走。我在這裡只 簡要引述其中關鍵內容：「壹個縣域社會有幾十萬人口，但真正有權有勢或許只 是幾百個人。這幾百個人裡面大概有二三百個科級以上幹部，然後有幾十個較有 影響的各行各業的老板，再有就是幾個有頭有臉的江湖人士。」切莫以為作者 描 繪的只是少數縣域社會的情況。中國總共有縣級行政區2860個，其中1463個縣、 117個自治縣，幾乎絕大部分都出現縣域政治的劣化，這種劣化表現在兩方面，壹 是體現為家族政治，即少數家族共同壟斷了壹縣黨政 機關的政治權力；二是體現 為政府與黑社會共同治理。
1 、縣級政治的家族化現象
2011年9 月1 日，《南方周末》發表了壹篇頗有份量的調查報告──〈中縣 「家族政治」現象調查〉，2015年這個「中縣」被證實為河南新野縣。
該報告作者是北大社會學系博士生馮軍旗，他曾在新野縣掛職副鄉長及縣長 助理，有機會觀察該縣各種盤根錯節的政治關係。 [3] 在該調查中作者完整地記 錄了這個縣級政權系統內部各家族成員的任職關係。
作者根據壹個家族出「幹部」的多少，把政治家族 分為「大家族」和「小家 族」：壹個家族產生五個人以上副科級幹部為「大家族」；五個人以下、二個人 以上的為「小家族」。作者作了細緻調查後在新野縣竟然梳理出21 家政治「大家 族」和140家政治「小家族」，總共161家大小政治家族。支撐新野縣政 治的就是 這樣壹張巨大的關係網。在種種關係中，除了血親是自然的連接紐帶，也是最強 的連接紐帶外，其他都是社會性的連接紐帶，都需要編織和維持。編織關係網的 主要方式有喝酒、打牌和送禮，以及長期的互相關照。 [4]
這種縣級政治資源被幾個家族壟斷的現象，早在90 年代就已相當嚴重。201 1年《南方周末》曾登載壹篇〈清遠鹽業「領導幹部之家」〉，記錄了中國另壹種 資源家族壟斷的現象，即大型的國有企業（行業）裡掌握資源的上層往往是壹張 具有裙帶關係的社 會網絡。 [5]
在現代政治中，壹國的政治資源被某些家族成員壟斷，其實是該國社會的精 英選拔機制出現了嚴重問題。縱觀中共統治近70 年的歷史，除了在上世紀80 年 代至90 年代前期曾出現過按「成就原則」選拔精英的短暫陽光時期之外，從未脫 離 按血緣選拔精英的文化窠臼。對於中國自2010年代中期開始回歸「身分型社會」 這壹危險性，我在〈從紅色接班人到官二代〉等文章中反覆提醒過。
從21 世紀開始，中國標識身分的詞中多了「二代」壹族，出身於參與中共建 政的「革命幹部」家庭，稱 之為「紅二代」，比如習近平、薄熙來；出身於官員 家庭的稱之為「官二代」，比如溫家寶的兒子就被「紅二代」視為「官二代」。 縣級政治的家族化，就是在中國向身分型社會復歸的情況下出現的。
中國的社會支撐系統從來就是壹張以家族為節點的社會關 係網絡。壹個社會， 只要還處於「身分型社會」，只要壹個人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依賴「血緣」關係 的便利，這個人所處之社會就不能自誇已進入「現代文明國家」（契約型社會） 的行列。從第壹次鴉片戰爭（1840-184 2年）至今已歷170餘年，中國經歷過天 翻地覆的改朝換代，但並沒
有經歷過「從身分到契約」這個社會進步過程。這個過程有多重要？正如英 國19 世紀法律史學家亨利．梅因（Henry Sumner Maine）所說：
「至今為止，所有進步社會的運 動，都是壹個『從身分到契約』的運動。」 壹個社會的身分型特點越強，標識著這個社會保留的前現代因素越多。
2 、縣級政治的黑社會化
呂德文在〈中國小縣城的黑社會江湖〉壹文中指出：在官、商與黑社會這三 種勢力當中，公安局是壹個非常特 殊的地方，它有兩個功能。壹是權力的交匯點， 這點很好理解，因為公安是縣城裡唯壹合法掌握並可施展暴力的機構。縣政府如 果要強力推行某項工作，必定要借重公安局的力量；而社會中的各方勢力如果要 順利活動，也必須有 公安局勢力的保駕護航。二是信息集散地，因為公安局是唯 壹可以毫無阻力地接觸社會各個角落的機構，它本身就是壹個情報中心。
黑社會組織的黑老大們，既與當地經濟圈相熟，也與權力圈網絡有關聯，公 安系統是黑社會必須籠絡之部門，因為黑社會組織 經營的多是賓館、娛樂場所、 建築業──這與東南亞地區包括港臺甚至日本在內的黑社會涉足行業大致相同。 黑社會團體之間因競爭關係，有血拼，也有各自的組織內部規則，比如不犯命案、 不與政府作對、嚴守秘密等。
血拼過 程中會有黑社會組織消亡，但其政府系統的保護傘在壹般情況下卻安 然無事。
這種情況與何清漣在〈當代中國「官」「黑」之間的政治保護關係〉 [6] 壹文中所分析的並無差別。這篇文章揭示了自世紀之交以來，中國各地警察與黑 社會之間錯綜複雜的利益 關係，該文在分析許多案例的基礎上指出，中國黑社會 組織的快速擴張，與政府官員、尤其是公安部門的警察之扶持有直接關係。任何 壹個地區，只要壹個黑社會組織長期存在，其背後就壹定存在「保護傘」；黑社 會組織存在的 時間越長，它的「保護網絡」就編織得越嚴密，公、檢、法系統則 是黑社會組織滲透的重點。 [7] 從已有案例看，黑社會組織在初起時期，往往需 要所在地警察的庇護；壹旦警察與黑社會結成互惠關係，黑社會組織的違法犯罪 活動就迅速膨脹。2004年審判的 遼寧盤錦劉曉軍黑社會組織在當地活動數年，通 過走私、盜竊、賭博、強迫交易等手段瘋狂掠奪財富，從1993-2000年斂財3894 萬元人民幣。他之所以如此猖狂且無人敢於管束，就是因為他背後有盤錦市雙臺 子區公 安分局建設派出所所長劉曉明等三名警察做其保護傘。 [8] 如果說這篇 文章分析的是世紀之交中國基層政治黑社會化，那麼十年之後呂秉文在〈中國小 縣城的黑社會江湖〉壹文中則指出，中國縣級政治中官黑之間的關係模式已經固 化，成了中國基層社會的壹種政 治生態。
二、中國鄉村淪落，失業農民工有家難歸
由於對縣級城市的政治生態不滿甚至厭惡，不少小城市與農村出身的青年， 大學畢業後寧可選擇在北京、上海等城市中做漂流壹族，也不願意回家鄉。馮軍 旗在「中縣」調查中也談到，當地縣級官員 子弟當中不少人通過外出讀書而離開 家鄉謀生。但外出務工的農民工們，由於城市生活成本高昂，加上戶籍制的限制， 進城務工也無法完成身分轉換，成為城市居民。壹旦失去工作，他們就得回到家 鄉。對城市而言，他們只是暫 時的居住者；但是，在外生活久了的農民工以及成 長於城市的農二代、甚至農三代，其實都想逃離已經淪落的農村。
自2013年以來，隨著製造業企業大批倒閉、公共工程與建築業的蕭條，中國 3 億農民工的出路再度成為話題。2015年7 月澎湃新聞發表了北京工友之家呂途 的文章〈迷失的3 億新工人：待不下的城市，回不去的農村〉。文中的「新工人」， 是基於政治正確的考慮，給農民工的壹個新稱呼。文章列舉了壹組數據：2014年 全國打工者共計2.74億人，其中8400萬人從事製 造業，6000萬人從事建築業，2 000萬人從事家政服務。全國農村留守兒童6103萬，流動兒童達3600萬。 [9] 這 些農民工為什麼會面對「回不去的農村」？是他們不想回到與自己生命息息相關 的故鄉麼？當然不是，他們只是為了逃離從生態環境到 精神狀態都已淪落的家鄉， 為自己尋覓壹塊能夠正常生活之地。
1 、中國農村雕蔽與農業生態系統瓦解
進城的農民壹旦失業，由於城市生活成本高昂而無法在城市繼續生活下去； 但如果真要回到鄉土，也會發現自己難以回歸。回不去的原因有多重。 澎湃文章 敘述時極為簡單，說是「農業生態系統在瓦解」，依靠傳統的農耕活不下去。
所謂的「農業生態系統在瓦解」，其實是「崩潰」的好聽說法。農業生態系 統主要由水、土、氣候（空氣、雨水等）構成，中國農業這三大基本要素都面臨 著嚴重破壞。據 官方公布的數據，中國約有3 億畝（2000萬公頃）土地遭受鎘、 鎳和砷等重金屬汙染，占全國總耕地面積18億畝的六分之壹，這些土地主要集中 在中國的長三角與珠三角等經濟發達地區。 [10] 而中國的水資源問題則被概括 為「兩大痛點」：水資源短缺和 水汙染。《2014中國環境狀況公報》提供的數據 是政府的保守測算：近三分之二的地下水和三分之壹的地面水，人類不宜直接接 觸。水汙染對農業、市政工程、工業和人體健康等方面造成的經濟損失每年達24 00億元。空 氣汙染有霧霾為證，各地經常會出現黑雨、紅雨等含有各種有害汙染 物的降雨。 [11]
2014年中國農業部總經濟師錢克明曾在壹次國際會議上公開承認，中國每年 大概要用相當於壹億噸的化肥，等於每五斤糧食要用壹斤化肥，超出了國際公認 安全線的 壹倍左右，重金屬、有機物農藥的超標幅度大約是20 ％。 [12] 2017 年5 月底至6 月初環保組織在河南省新鄉市牧野區、鳳泉區隨機取了12 個樣品送 給第三方機構檢測，結果顯示，鎘含量超標從壹倍到十多倍不等；記者調查發現， 當地人不少都出現慢性鎘中毒癥狀，有的還非常嚴重。 [13]
這種狀態註定中國的農產品在國際市場上毫無競爭力。由於汙染、生產成本 上升等各種原因，中國的糧食質量次，但價格卻比國際市場高出20 ％—30 ％。 如果不是政府補貼並限制農產品進口，中國農業早就垮掉了 。中國政府為什麼要 限制更便宜的外國農產品進口呢？中財辦原副主任陳錫文說得很清楚，除保證供 給與國際市場的競爭關係之外，「更要考慮還在農村居住生產生活的六億多農民。」 [14] 其實，近十幾年來，工資性收入已成為許多農民家庭收入的主要來源； 若僅僅依靠種田，即便政府補貼維持著高於國際市場價的收購價格，但因人均耕 地太少，種地收入依然非常微薄，遠低於打工收入，無法維持農民家庭的生活。
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農業占G D P 比重不斷下降：1978年農業占GD P 的 比重為28.2％；中國社科院農村發展研究所公布的《中國農村經濟形勢分析與預 測（2013-2014）》綠皮書顯示，2014年第壹產業（以農業為主）的增加值，在 國內生產總值中比重將下降到9.8％，進入10 ％以下的時代； [15] 該書預測， 到2018年，中國農業占G D P 比重將降至7％以下。 [16] 也就是說，數億失業農 民工即便想回歸農村，其家鄉已經失去支撐其回歸的物質條件。
2 、村幹部普遍腐敗
與農業生態系統瓦解同樣嚴重的問題是，鄉村社會痞子化，農村基層組織村 委會基本由地痞流氓式人物把持。我在1998年出版的《現代化的陷阱》壹書中已 經指出過這壹點，此後的農村實況則日益惡化。2003年開始稅費改革（取消農業 稅）之後，政府 放棄從農村直接提取資源的同時，也放棄了對農村社會秩序的關 註，農村基層組織逐漸淪為黑惡勢力把持之地。國內媒體的相關報導與調查報告 有很多，這裡以〈引導好農村特殊群體〉 [17] 壹文的調查為例。該文介紹，自 稅費改革以來，中國農村基層組織與農 民的關係由「緊密型」變為「鬆散型」， 基層組織職能出現某種「空位」，壹些鄉村惡勢力趁機把持了鄉村基層政權。這 種勢力約有三大類：壹是農村家族勢力，這類勢力既可能幫助黨和政府化解矛盾 糾紛，但管理不好也容易成 為基層政權的「毒瘤」，主要原因是，大姓可以操縱 基層選舉，因此只顧及本家族的利益，容易與弱勢家族發生利益衝突；二是農村 宗教勢力，有些宗教勢力在導人向善方面具有壹些作用，但壹些邪教、流教卻危 害不淺；三是農 村壹些刺頭、混混即鄉村痞子等逐漸活躍，通過操控基層選舉或 與村幹部勾結，實現自身的政治訴求。
比較值得關註的是此文之結論。該文說，對這些鄉村惡勢力不能壹棒子打死， 建議政府要利用誘導這些勢力去管理鄉村。文章作者沒考慮
的是：對這些鄉村 惡勢力唯壹的制約是政府權力，在政府權力面前，這些惡 勢力當然會服從，因為他們深知，再惡的黑社會也鬥不過政府這臺龐大的國家機 器；但這些黑惡勢力可以通過金錢等物質利益結納官員，換取官員對其在鄉村治 權的認可； 而面對民眾，這些強橫的鄉村痞子又怎會考慮民眾利益與鄉村的社區 公共利益？
現階段，中央政府與鄉村的關係，其鬆散有點像民國時期。不同的是：民國 時期，延續千年的鄉紳自治傳統猶在，當時雖然出現了土豪劣紳，但總體上鄉紳 還保留著傳統道德，以 維持鄉村社會公共利益為自身責任，因此，鄉紳主導下的 鄉村自治是良性的。中共消滅了鄉紳，培植農村邊緣人甚至痞子作為土改骨幹， 並讓這些骨幹成為合作社、人民公社時期的農村基層幹部。傳統的鄉村自治早被 痞子文化摧 殘殆盡，因此，中國政府放鬆對農村的管制，留出來的權力空白必然 由痞子惡霸填補。
村委會幹部的腐敗在農村普遍存在。村官的選舉依然是上級指派，村官們普 遍濫用權力，只是由於各地的資源情況不同，被村幹部用來營私的公共物不同而 已：廣東、浙江 等經濟發達地區，村幹部主要通過買賣土地貪腐，貧困地區的村 幹部則是通過侵吞集體財產或者分配扶貧款的權力貪腐。安徽東北部地區農村， 「低保」成為「村官手中拉攏與安撫村民的資源，想給誰就給誰，該有的沒有， 不該 有的卻有了。誰家權勢大，有。誰家上面有人，有。誰家送禮了，有。誰家 是刺兒頭，容易鬧事的，有。」 [18] 各地爆出村幹部集體或個人違紀違法案件， 大多涉及索賄貪汙、挪用公款、套取國家補貼、農村集體土地徵用、房屋拆遷、 農村賄選等。 [19]
中國總計有68 萬個行政村、500萬名包括村黨支部書記和村委會主任在內的 村官，他們掌控著農村政務，乃至9 億農村人口的生活及生產資源。近十多年來， 村官群體的犯罪現象越演越烈。「全國村務公開協調小組辦公室」調動十部委組 成督察調研組，分 赴海南、青海、湖南、遼寧、山東等8 省的調查也驗證了這壹 點。這次大範圍的調研統計數據表明：違紀違法的村幹部主要是掌握實權的村支 書、村委會主任和村會計，尤其是村支書兼村主任的「壹把手」，成為「村官」 犯罪人群的高危類型。 [20] 2008年中國立案偵查的涉農職務犯罪案件的11712 名犯罪嫌疑人中，農村基層組織人員（即村官群體）為4968人，占42.4％（其中 有1739名村黨支部書記、1111名村委會主任）。 [21] 2015年11 月中紀委官網 通報193個貪腐者，其中近六成涉及村幹部。 [22] 村官本非公務員，竟然需要中 紀委處理，可見中國農村基層政治生態非常惡劣。有些村官貪汙受賄動輒上千萬 元，有的擁有個人資產上億元。例如，青島壹「村官」涉案上億，村出納員貪挪 徵地補償款四百萬元。 [23] 小小村官為何能貪這麼多？原因在於，他們的權力 不受任何限制。廣東江門市新會區三聯村村長劉宏球曾說過：「在三聯，我就是 皇帝。」廣東媒體報導那些動輒上千萬的村官腐敗案件時發出的無奈感嘆是： 「權力不受制約，老鼠雖 小亦可吞天。」 [24]
3 、鄉村社會痞子化
如果說，通過數據表達的現實，不夠讓人產生痛感，那麼，近年來中國網絡 媒體大量刊登的〈我的家鄉在淪陷〉或者〈每個人的家鄉都在淪陷〉這類文章， 則比較生動地描繪出壹個相同的現象：鄉村社會 的痞子化，以及彌漫在鄉村上空 那種令人絕望的「死亡氣息」。上述文章的作者都是農村出身、上大學後留在城 市工作的人，他們近年回到家鄉，非常痛切地感受到鄉村的淪陷。這種淪陷，從 基層組織到人際關係，從鄉村教育的 衰落到道德的淪喪，包括從生產有毒食品到 視坑蒙拐騙為理所當然。壹位安徽作者在〈不想不願不得不說的中國農村之現狀〉 中，提到農村老家的早婚早育（20 歲以下）、青少年輟學率高、大多數人初中畢 業後就外出打工、村支書憑藉著發放低保的權力收取賄賂、賭博偷盜成風、治安 惡化、鄉村教育衰落、基層選舉被當地勢力與基層政府操縱（「選舉不過是走個 過場，上面讓誰幹，就是誰幹」）。
[25] 2009年騰訊網做了壹個專題〈誰的故鄉在淪陷〉，開篇就提出，是每個 人的故鄉都在淪陷，無人能夠躲避這種命 運，選中的各篇文章從不同的側面揭示 了前述現象。 [26]
正常的社區是個利益共同體，但已經嚴重痞子化的中國鄉下村落卻很難被稱 為利益共同體。鄉鎮企業製造的汙染讓周圍鄉民受害，辦企業的家族卻從中獲益。 生活在鄉村的人，大都將眼光放在眼前 微薄的個人利益上，全然不顧及村民的集 體利益。B B C 《大家談中國》欄目，曾登載過壹篇河南網民的來稿〈農民工紮 根家鄉的現實之困〉，文章末尾所述壹件事讓我印象深刻：「拿筆者所在的村莊 來說，去年曾有外地商人在村裡建了個服裝廠，但廠房建成後當 地各種部門就隔 三差五的『光臨』，以各種理由吃拿索要。頂著這種壓力，工廠開工後，由於工 人都是當地村民，他們想方設法從廠裡『揩油』，就連做羽絨服所用的羽絨，都 被人隔著牆扔了出來。就這樣，工廠運轉不到半年就 倒閉
了。」 [27]
中國的鄉村再也不是農村遊子可以回歸的田園，家鄉只存在於他們的念想之 中。許多新工人寧可遊蕩在城市，也不想回到家鄉。作者何清漣的故鄉是湖南省 邵陽市，該省由於改革以來壹直居於落後地位，特別不喜歡有人批評本地的落後。 但該省邵陽地區新寧縣壹位村支書實在忍不住，於2016年發表了壹篇文章，談到 當地近20 多年的狀況：汙染嚴重、賭博盛行（年長者在家中操持家務，看帶孫子， 整理田土。而坐在麻將桌或紙牌桌上的是壹群身強體壯的中年男女或敢於下賭註 的年輕人）、崇 拜金錢、為致富不擇手段、青少年大量輟學、不事生產、農田棄 耕、人際關係惡化，鄉土重建希望渺茫……最重要的是，這位村支書指出湖南人 聽不得別人批評本省落後的護短習性：「大戶（麒麟）村大約有90 ％的年輕人在 外務工，其中有不少優秀者，或文化人 ，或小老板，或公務員，也許是常年漂泊 在外的緣故吧，總把故鄉想像得似抒情詩壹般地美好，常表白自己對故鄉的無限 思念和眷戀，表現出濃厚的故鄉情結，把貧窮品德化，把落後浪漫化，認為醜化 家鄉就是對自己人格的侮辱 ，在這種迷茫之中，家鄉的腐爛就漸漸模糊起來……」 [28]
鄉村痞子化這壹過程，幾乎與中國縣城政治黑社會化同步。中國的地區行政 治權由中央、省、地（市）、縣、鄉（鎮）五級構成，縣級政治是決定中國地區 政治生態的關鍵，它既是鄉（鎮）、村 的直接管理機構，其政治生態也是鄉村政 治生態的高級版。
2015年《當代青年研究》發表了壹篇題為〈中國農村後代之殤──從留守兒 童到鄉村「混混」〉的調查報告。 [29] 這是作者對湘北紅鎮所作田野調查的簡 略介紹。作者揭示了壹個事實，大量 留守兒童成為鄉村混混的主力軍。該文很直 觀地揭示了中國大部分農村地區的現狀，因此摘錄部分內容，以備存照：
紅鎮地處湘鄂贛三省交界，資源匱乏，近年來發展賭場經濟與高利貸，衍生 出壹條食物鏈。開地下賭場的莊家、為賭場看場子當「保安」、放 貸與收賬的人 通稱為「吃水飯」的人；為這些人效勞的賭場打手，以及為高利貸者收取息錢抽 取傭金的人，統稱之為「吃血飯」。
這些年輕人約在15-20 歲左右，大部分都是因父母外出打工而留在家裡，由 留守兒童成長為鄉村小「混混」。混混們的存在不僅顛 覆了鄉村秩序，還顛覆了 鄉村的價值觀。調查報告說，鎮裡大混混即賭場老板、高利貸主的風光，小混混 的囂張，不僅讓家長們對看不見明顯效果的教育投資充滿懷疑，更讓眾多青少年 開始羨慕他們的「成功」方式轉而紛紛效仿 ：「在鄉村內部壓制力量與懲罰機制 日漸消亡的情況下，『混混』獲得了足以震懾他人的價值再生產能力，而鄉村社 會不再認為『混混』行為是壹種越軌和罪惡時，被認可的『混混』人生觀進而占 據了鄉村價值系統的主流地位。 」紅鎮壹些村民也開始利用這幫小「混混」來達 到目的，如利用他們解決鄰裏糾紛、農忙時搶水紛爭等。
2013年9 月13 日中國少年兒童基金會發布《女童保護研究報告》指出，在經 濟欠發達地區，農村留守女童受害者多，侵害女童者多為同村男性甚至親屬；例 如，廣東婦聯發布的《女童遭受性侵害情況的調研報告》表明，本地農村留守女 童占被性侵女童的94 ％。 [30] 在經濟發達地區，流動女童（外來務工人員或其 女兒）則是主要受害人群。
本書作者認為，留守兒童成為混混的主要原因是，缺乏家庭與社會教化，村 莊的傳統道德和倫理秩序已經崩壞。從教育學的角度來看，缺少家庭教育與關愛 的孩子， 心理往往不健康，容易成為不良青少年。
全國有農村留守兒童6103萬，流動兒童達3600萬，總共將近壹億，幾乎占中 國人口的十四分之壹。 [31] 將要成長起來的農村壹代，不少人便具有這種流氓 無產者特點。這類青壯年對中國社會將產生何種影響，已經由2017年3 月以後發 生的郭氏推特文革表露無遺。這壹點，我將在本書結語中加以分析。
在〈死掉的農村〉壹文中，壹位陝西作者引述其家鄉老村支書的話，對現實 作了總結：「如今是什麼社會？說穿了，還是人吃人的社會，而且比以往任何壹 個時期 都要厲害。以前人吃過人後，還得吐出骨頭來；現在人吃人後，吐出的是 『理論和思想』，是『經驗和知識』。搶劫和殺人，會被當著推動改革發展的成 績和功勞，鮮血和屍骨會被視為文明進步的象徵和標誌。」鄉村社會痞子化 與縣 城政治黑社會化呈同構狀態，其結果是產生了大批混混，「天蒼蒼，野茫茫，大 家壹起做流氓。」 [32] 這些人構成了壹個隱性社會，而且參與了構建顯性社會 的社會秩序，並起著相當重要的作用。早在十多年前中國的黑社會勢力猖獗之時， 勢力大的黑社會 組織往往被當地人稱為「第二政府」，幾乎每個黑社會組織後面 都有警察及政府官員做「保護傘」，勢力大的黑社會往往插手當地公共事務，以 「第二政府」自居，民間甚至流傳「找政府不如找黑社會管用」。 [33]
4 、農村人際關係惡化、文化低俗、精神沈淪
作為壹個社區，互助守望的功能已經喪失，相反卻變成人際關係惡化、村民 彼此缺乏同情心。壹位蘇北作者在懷念他小時候鄰裏和睦相處、守望 相助的往事 時指出：「現在卻變化很大，就恨不得妳家出什麼事，走路不小心踩了別家壹棵 莊稼，要罵上半天街。為了田裡妳家多種壹行玉米，他家少種半行玉米，能吵半 天架，然後他家也種上壹行，於是排水溝、田間小路就這 樣沒有了。」色情玩笑 在農村裡壹如既往，新增加的內容是色情表演。賭博之風在農村蔓延，「外出打 工的人掙了錢回去之後就聚在壹起賭。賭得很厲害，有的人能把壹年在外面掙的 錢都輸掉。各種賭博的方式都有，甚至婦女老 人都參加，從擲骰子，到麻將、牌 九、鬥地主、炸金花。」當地派出所將抓賭當作創收門路。「打架、吵架、通姦 這樣的事情是屢見不鮮，尤其是春節裡，因為賭錢、喝酒或壹些小恩怨，先是吵， 再是打，然後是鬧得頭破血流。
」
安徽的鄉風同樣如此，壹位安徽作者感嘆說：「在農村，妳很少能夠看到仁 愛、看到友善。妳所能夠看到的，只是自私與貪婪、愚昧與無知，看到的只是爭 強好勝，看到的是勾心鬥角。那些質樸純真善良的農民哪裡去了？是 誰讓他們變 成這樣？」
農村的人際關係惡化，其實提出了壹個新問題。研究者壹向認為，中產階級 因為都是依靠個人奮鬥，獨自在職場打拼，因此普遍有孤單感與無助感；而社會 底層為了減輕生活壓力，往往需要抱團，因此反而不像中產階級那樣孤獨與無助 。但中國農村居民的原子化及叢林化的特點，卻否定了底層人民更團結這種預設， 讓人看不到中國農村作為社區的凝聚力何在。
這些問題筆者非專業研究者，不需要考慮主流話語與課題要求，因此直白道 來。壹位陝西作者寫道：「國慶60 週年（2009年）的假日，我是在農村的家中度 過。這裡沒有壹絲節日中喜慶歡樂的氣氛，整個村子都彌漫著壹股壓抑的令人窒 息的空氣。生活中太多的苦難與不公，讓許多人陷入了無助與絕望。壹張張麻木 機械的面孔上，已經隱隱地流露出死亡的陰森和恐 怖。而在這背後，似乎正孕育 著壹種足以改變和毀滅壹切的力量。」壹位安徽作者認為，對農村問題，「與其 談啟蒙，不如談救亡。破敗的農村，該是需要壹種拯救了。」他對「三農研究」 頗有微詞：「我所說的只是壹些最基本 的常識，但就是這樣的壹份常識，在許多 時候都被遮蔽了，或是被改頭換面，以另壹種方式重新包裝起來，告訴給國人。」
從中國農村的現狀來看，其未來走向並不是朝向官方宣傳的「新農村」，迫 切的問題其實是「救亡」。
三、失去未來的農村：教育的雕敝與青年的無出路儘管中國已成為世界第二 大經濟體，但中國農村教育卻嚴重雕弊。
這壹現象說明，中國農村人口不僅失去了現在，還失去了未來。從根本上來 說，農村秩序的破壞與教育的廢弛有著直接關係。
1 、農村教育陷入長期雕弊狀態
農村教育的廢弛，先由基礎教育開始，標誌性事件是對農村地區實施「撤點 並校」，這是1998年中國合併鄉鎮的後續「改革」。2001年中國國務院頒布《關 於基礎教育改革與發展的決定》，提出要因地制宜調整 農村義務教育學校布局。 從此，中國農村進入「撤點併校」階段。
據21 世紀教育研究院的《農村教育布局調整十年評價報告》統計，2000-2 010年，在中國農村平均每天要消失63 所小學、30 個教學點、3 所初中，幾乎每 過壹小時就要消失4 所農村學校。十年間中國農村的中小學消失了壹半。 [34] 此後，撤點併校還在繼續，但隨著中國輿論環境的嚴苛控制，這些具體統計數據 很難再見諸於媒體的公開報導當中。
「撤點併校」的後果之壹是，農村青少年再也不能就近入學，低齡孩子每天 在路上要花費幾個小時，安全成為問題，孩子輟學率升高。從農村的變化來看， 「撤點併校」與村莊的「空心化」，幾乎是個同步過程，隨著學生與家長到城鎮 陪讀，基礎教育資源進壹步集中到城 鎮，村莊的「教育」功能在消失。2015年 中國小學招生人數和在校生人數都在提高，全國小學招生1729萬人，比2014年增 加71 萬人，但中國的小學與初中卻減少至24 萬所，比2014年減少1.1萬所，減 少的學校主要集中在農村。 [35]
在農村的義務教育逐漸被削弱的同時，城鄉之間高中教育資源分配嚴重不均 衡。在農村，能夠進入高中的學生只占學齡人口不到10 ％，而在城市學齡人口中 該比例則高達70 ％，其結果是：三分之壹的城市青年能夠完成高等教育，而僅有 8 ％的農村青年能夠實現這壹點。 [36]
對教育的輕視並非只發生在「我的家鄉在淪陷」那百餘位作者的家鄉，而是 所有的農村地區。這個過程與兩個過程同步：教育產業化（即高校收費體制改革）、 中國大學生就業難（農村學生特別難）。
2 、教育產業化使農村家庭供養大學生極為困難早在十年之前，農村青年讀 完中學之後的輟學現象就很嚴重。據中國青少年基金會調查，60 ％以上的農村學 生在接受完義務教育之後，不能接受高中和大學教育，而回鄉務農或外出打工。 由於農村出身的大學生 在畢業後找不到工作，其家庭還常因高昂的學費負債，越 來越多的農村家庭選擇讓孩子棄學。
所謂的「教育產業化」政策，確實是中國政府放棄政治責任，不顧中國國情 而實施的壹項不明智的政策。90 年代中後期，為了尋找「新的經濟增長點」，不 少中國 經濟學家論證「教育產業化」可以拉動經濟增長，亞洲開發銀行的經濟學 家湯敏用數學模型設定了壹個讓中國政府欣喜萬分的「經濟擴張模式」：普通高 校規模增加二百萬人，這二百萬學生每人每年學費10000元，另外每人 每年因教 育而額外支出2000元（北大的抽樣數據是2357元），最終可以拉動社會總產出規 模1000億元。
在發達國家，政府負責教育資源的主要投放，公立教育的目的之壹就是通過 教育平等，實踐社會公正，所以發展教育往往被納入國家的長期反 貧困戰略。中 國的國家資源由政府壟斷，教育本應由政府負責。
在政府壟斷國家資源這壹體制未改變之前，實行所謂「教育產業化」，即教 育收費體制的改革，說明中國政府極其功利短視，並與國際社會反貧困戰略背道 而馳，這 是壹項典型的「只要政府錢袋滿、不管民眾錢袋空」的短視政策。早在 1999年「教育產業化」剛開始時，我就指出，由於中國產業結構與教育結構雙重 缺陷的作用，中國必將出現知識型勞力過剩。
對於中國青年來說，「教育產業化」政策的唯壹好處是使 高校降低入學門檻， 擴大招生規模。在「讀書改變全家命運」的感召下，中國廣大農村家庭不惜透支 家庭今後幾十年的收入，供子女上大學，大學學費成了他們人生中最大的、也是 唯壹的巨額投資。教育部曾公布調查數據：按照 每名貧困大學生每年平均支出7 000元計算（包括學費、生活費和住宿費），壹個本科生四年最少花費28000元， 相當於貧困縣壹個農民35 年的純收入。 [37]
陝西有位出身草根的商人黨憲宗，因為看到太多農民家庭供養大學生的艱難 掙紮，於2 003年自費對合陽縣農村110戶農民家庭供養大學生的情況進行了調查， 寫出了40 戶家庭的獨立調查報告。得出的結論是：
該村青年上大學，四年大學費用需要賣96 萬個燒餅；110戶農戶中11 個人 因高額學費而累死、自殺或病逝；家有2 個或3 個大學生的農家往往欠債4-5 萬，有的甚至高達十多萬。當地的壹位村支書算過壹筆帳：
壹個大學生壹年的學雜費用頂我30 年給國家交的農業稅。由此凸顯的農村教 育之痛讓「知識神話」褪色，並在某種意義上成為西部農村家庭重陷赤貧的夢魘。 [38]
3 、農村青年陷入無出路狀態
肇始於2003年的大學生「畢業即失業」現象，粉碎了農村青年的夢，也使大 量農村家庭兩代人深陷債務泥潭。
《南方周末》記者曾在青海省做過調查，發現省屬高校的學生中，家庭年收 入低於壹千元的貧困生約 占半數。這說明，同樣數額的大學學費，或許東部省份 的農村家庭不難支付，而在西部省份卻相當於壹個強勞力35 年的收入（不考慮農 民自身的吃飯、穿衣、看病、養老等支出）。 [39] 大學畢業後，若畢業生家在 東南沿海經濟發達地區，「就業難」至多意味 著畢業後找不到滿意的工作；但在 西部省份，導購員和餐飲業的砂鍋師、餃子師、點餐員、傳菜工、配菜工，就算 是大學畢業生的好工作，如果連這類工作也找不到，便意味著長期待業，或者只 能到建築工地做體力活謀生。民盟 青海省委調研課題組曾對青海省海東地區的平 安、樂都等六個縣的農村大學生狀況做過調研，發現從2000-2005年的5 年間， 回到海東地區的農村大學畢業生共計8863人，截至2005年6 月尚有5900人待業； 其中，樂都縣、平安縣的失業率分別 高達82.8％和96.2％。傾力供養子女讀書的 農村家庭，在子女無法就業的同時，還要應付大學學費帶來的債務。 [40]
在甘肅會寧縣，教育曾是絕大多數農村家庭改變自身命運的唯壹通道，也是 這個國家級貧困縣的「立縣之本」。21 世紀前十年該縣發現，「教育立縣」已遭 遇「教育破產」：大量農村大學生畢業即失業，長期舉債供養學生的農村家庭血 本無歸。甘肅省農業部門的壹項抽樣調查表明：該省重新返回貧困線以下的農民 中，因教育支出返貧的占50 ％。
[41]
雲南省富寧縣教育局曾做過壹項調查：2005-2008年全縣共有大學畢業生14 43人，未能就業人數694人，占畢業生總數48.1％；通過各種途徑實現就業的畢業 生有749人，其中考取事業單位或公務員人數454人，占 畢業生總數31.4％；外 出打工人數244人，占畢業生總數16.9％；自主創業人數38 人，占畢業生總數2。 6％；企業聘用59 人，占畢業生總數4％。 [42]
這類情況在中國各地都能發現。2000年以後以大學擴招為主要標誌的「教育 產業 化」所催生的高學費和低就業，像兩隻無形的大手，夾擊著原已堅硬狹窄的 農門。面對多年來大學生「畢業即失業」的情形日益嚴重，中國政府的對策是大 學畢業生「就業率」造假。官方公布的歷年高校畢業人數，從2001年 的115萬， 上升到2009年的611萬，而就業率則從2001年的70 ％微降到2009年的68 ％。 [4 3] 實際上，官方公布的大學畢業生就業率遠遠高於大學生的實際就業率，這裡的 秘訣在於，教育部匯總的各高校上報數字存在嚴重的造假問題；而高 校之所以作 假，主要是因為教育部公開通報各校的就業率，將就業率作為調整招生計劃、衡 量辦學質量的重要指標，直接關係到高校的社會評價、生源質量和收入來源。中 國的高等院校為了達到「高就業率」，採取單位掛靠、假協議等形式，給畢業生 發放壹些根本不能到用人單位報到的就業報到證，製造假就業率，即所謂的「就 業率註水」； [44] 有些高校乾脆將學生提交的就業證明與畢業證發放硬性掛鉤， 逼迫學生回家找父母和親戚的單位開具假的就業接收證明，讓學生拿這種假就 業 證明換取畢業證。這種就業率造假從2003年開始，延續至今，早已成為中國社會 公開的秘密。 [45] 2010年之後中國基本不再公布全國各高校畢業生就業率，而 是改用其他指標，比如用就業滿意度、就業最高的專業與學校排名等代替。據 《2017年 大學生就業藍皮書》披露，2012年大學畢業生就業滿意率只有55 ％， 最近略有上升。 [46] 但大學生就業難這壹事實並未改變。媒體報導稱：「年年 歲歲說就業，歲歲年年就業難。」繼2014年高校畢業生人數突破727萬之後，201 5年的畢業生人 數達到749萬之多，就業難成了社會常態。連續幾年的「史上最難 就業季」給人的感覺就是：
對於就業，「沒有最難，只有更難！」 [47] 無情的事實顯示，中國出現了 許多發展中國家從未遇到過的問題：在文盲率、半文盲率偏高的情況下，過早出 現了知識型 勞力過剩的局面。
隋唐以來，科舉制取代魏晉南北朝盛行的門閥士族制度，成為中國歷代王朝 選拔人才的主要途徑，直接催生了不論門第、以考試產生的「士大夫」階層， 「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故事雖然不多，但卻為平民向上流動提供了壹條 主要管 道。進入21 世紀，由於大學生就業難，終於使「讀書無用論」再度席捲 中國農村。中國數千年歷史中，「讀書無用論」只在中共統治時期出現過兩輪。 第壹輪出現於毛澤東統治時期，是毛打擊知識分子的政策所造成；第二輪是2009 年84 萬應屆畢業高中生退出高考，導致中國1977年恢復高考以來考生總量首次下 降，這場波及國內多數省市的「棄考風潮」被教育界稱為中國高考的「拐點」。 [48]
在現代社會，大學教育壹直被視為「培育中產階級的搖籃」，是切斷底層社 會「貧困 代際傳遞」鏈條的最佳途徑。中國的大學教育對中國農村青年來說，意 味著雙重不公平：「教育產業化」設置的高收費門檻剝奪了不少農村青年受教育 的機會；畢業即失業意味著他們當中的大多數人無法進入社會上升通道，只能 無 望地掙紮在社會底層。隨著壹屆又壹屆農村青年從大學畢業，沈澱於底層的知識 青年日益增多，在國內的微博與國外的推特這些相對自由的社交媒體上，人們越 來越深切地感知到這個龐大群體胸中蘊藏的社會仇恨，部分人的社 會仇恨已經轉 變成對壹切成功人士的嫉恨。
1978年改革以來的中國有如壹輛失去方向的現代化列車，中國農村則有如被 政府拋在廢舊車軌上的壹節破舊車廂，拋下的時間開始於上世紀90 年代中後期， 儘管這節車廂裡坐著占中國壹半人口以上的農民。但被拋下的人不是物品，鄉村 社會的墮落、農村人口的絕望與無出路，最後必會吞噬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