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經濟社會的本質
作者 何清漣 程曉農 寫於 二零一八年
2017年6 月，上海市發布《2016年度上海金融檢察白皮書》，其中涉及非法 集資、理財產品等犯罪問題。 [14] 7 月下旬，北京市社會科學院發布《北京社 會治理發展報告（2016-2017）》藍皮書，稱北京市非法集資類犯罪發案數量、 投資 人數、涉案金額均呈上升態勢，尤其是在「互聯網＋」的語境下，如「E租 寶」等打著互聯網金融旗號的非法集資等案件頻發，並引發如群體性事件等次生 問題。 [15] 將兩地報告綜合起來看，這種金融犯罪具有專業化新特點：
壹、涉案公司組織結構嚴密，專業化程度高；涉案金額巨大的案件均採用集 團化、跨區域、多層級的運作模式，能夠在短時間內迅速複製出數量龐大的公司 群，波及全國。這些公司實際控制在同壹人之手，彼此關聯，互相掩護，對投資 者具有更大的欺騙性，也 造成了參與犯罪的人員數量遠超過傳統的非法集資案件。 如E租寶、申彤大大、中晉系等均在全國各地設立分支機構，銷售層級眾多，銷售 數額巨大。
二、與新興金融業相關的非法集資案大量出現，壹些銀行等正規金融機構從 業人員參與犯罪。這種情況是指 各類依託於正規金融機構的金融公司，在「金融 自由化」、「金融創新」口號的導向下，虛構壹些理財產品吸引投資，其中最有 代表性的就是以P 2 P 為代表的互聯網金融財富管理平臺。
三、追贓減損工作難，返還比例普遍偏低。北京的返還比例10 ％—30 ％左 右。這與其他地方相同，2016年，山東省公安廳副廳長王兆玉在接受採訪時表示， 從非法集資案件多年處置情況來看，涉案資金發還比例極低，基本在10 ％—30 ％之間，有的案件可能更低，基本稱得上血本無歸。 [16] 2017年4 月，《半月 談》雜誌在非法集資案調查總結中指出：2016年，全國檢察機關公訴部門受理非 法集資案件9500餘件，其中，非法吸收公眾存款案8200餘件、集資詐騙案1200餘 件。返還比例最高的是E租寶，案發時，其未兌付集資款共計 380億餘元。據業內 人士計算，E租寶投資人目前可以返還的比例也僅為三成左右。大多數非法集資案 返還比例只有10 ％左右； [17]
四、投資人缺乏理性，易產生極端化訴求。這話說得比較隱晦，其實就是指 容易引發群體性事件。2016年，「傳 播大數據」與非新聞曾對2015年群體性事件 類型加以歸納，作出了相同結論：與中國金融系統影子銀行的大規模商業欺詐有 關的群體性事件快速上升。 [18]
全國各地通過25 家金控平臺（即依託銀行生存的影子銀行系統）所做的業務， 大都具備跨地 區特點，國有銀行通過賦權給影子銀行系統，不斷吸納各種中小儲 戶投資，所謂P 2 P 是壹種個人通過第三方平臺在收取壹定費用的前提下，向其 他個人提供小額借貸的金融模式，「個人」、「第三方平臺」、「小額借貸」是 其中幾個關鍵詞。但幾年之後，P 2 P 業務模式就變成了金字塔騙局，中國有25 20家經營P 2 P 業務的網貸平臺，絕大多數陷入破產，只有約二十分之壹倖存下 來。 [19]
中國政府高調宣稱「金融去槓桿」，結果卻發現槓桿最高的地方，恰恰是在 正規金融系統之外、且很難被監管的 影子銀行系統，而這個影子銀行系統恰恰是 正規金融系統培養出來並授信的。中國金融系統的主幹是國有銀行，由政府信用 背書，這些銀行為了集資，通過賦權給影子銀行系統，推出各種理財產品，騙取 中小投資者的資金，經營 不善倒閉，國有銀行卻無須負任何責任。國際評級機構 穆迪2017年5 月發布報告稱，它測算出中國2016年影子銀行資產已達人民幣64.5 萬億元，比上年同期增長21 ％；從2010-2016年，金融系統發生了重點變化，大 型銀行資產所占比例從52 ％下降到28 ％，而非銀行金融機構（即「影子銀行」） 所管理的資產卻從9 ％激增至20 ％。 [20]
穆迪從「壹波違約浪潮會席捲整個經濟體系」中，看到了中國金融系統的危 機，決定下調中國的信用評級。
二、中國天量貨幣的第壹蓄水池：房地產
在投資興盛時期，超發貨幣的負面效果還不明顯。壹旦投資減緩，貨幣超發 的後果立刻顯現：國內儲蓄增加、遊資增多，加劇了流動性過剩困境，引發了通 膨危機。深諳中國金融情勢的央行行長周小川終於籌思 出壹個辦法，2010年11 月在財新峰會開幕式上，他首次提出了「池子理論」。
1 、中國央行行長周小川的「池子理論」
周小川原話是：「如果短期的投機性資金要進來的話，我們希望把它放在壹 個池子裡，並通過對沖，不讓它氾濫到中國的實 體經濟中去。等到它需要撤退的 時候，我們再把它從池子裡放出去，讓它走。這將在很大程度上對沖掉資本異常 流動對中國宏觀經濟的衝擊。」 [21] 這壹理論甫出，立刻引起中國財經界廣泛 關註。
為了便於讀者理解，筆者在此打個比方：長江萬裏，不斷 有各種洪澇災害， 儘管有洞庭湖與鄱陽湖作為蓄水池洩洪，但還得時時修整河道、築堤修壩，通過 引洪分流去防治洪澇災害。同理，貨幣的流動性過剩，有如中國金融的洪澇災害， 央行也得築池分洪引流。可以說，這個「池子理 論」是中國央行及其貨幣政策面 臨嚴重困境的情境產品，它成功地解決了近年來中國貨幣政策面對的「流動性過 剩」困境。
那麼，周小川為中國築的「儲水池」究竟指什麼呢？通俗壹點講，壹個是房 地產，另壹個是股市，這兩個「池子」被輪流用來做超發貨幣、應付國外湧入熱 錢的蓄水池，圈住流動性（即超發的貨幣）。房地產如果過熱，中央政府就用股 市做「池子」，號召全國人民炒股，比如2015年中國股災，就是政府運用媒體、 政策造市的結果。壹旦股市下跌，市值就蒸 發，比如2015年股災蒸發市值25 萬 億人民幣，每位股民損失高達24 萬元。 [22] 股市不振時，就利用房市做蓄水池。 這就是中國房價節節上升，高居全世界之首的原因。有人曾寫文章，戲說北京壹 地的房地產變現後，其金額可以買下整個美國。用股市與 房市輪流做蓄水池，流 動性就大大減少，暫時消解了金融危機。
2016年9 月，習近平在杭州G20峰會的講話中稱：「單純依靠財政刺激政策和 非常規貨幣政策的增長不可持續。」道理上非常正確。但如果聽者居然以為，中 國政府真能夠管住自己那只權 力之手，痛改前非，放棄財政刺激、超發貨幣等 「發展經濟」的老套路，那就太天真了。
2 、房地產市場的嚴重供給過剩
世界開始在反思全球化帶來的災難。經濟方面的反思，幾乎都認定英美兩國 2008年以前形成的房地產泡沫為全球金融危機的 肇因。B B C的系列政論片《金 錢之戀》（The Love of Money ）的第二集追溯英美兩國金融危機的起因，也是 房地產。中國的房地產現在被世界公認為最大的泡沫，從2013年開始，就有業內 人士預測它的破滅。那麼，中國的房地產泡沫為何 到2016年底不但未破，北京、 上海、蘇州、深圳等地的房價還節節上升呢？下面就從三個方面來剖析中國房地 產的「中國特色」：
其他國家，比如美國的房地產市場，房地產的供給往往由需求決定，壹旦供 給過大，房屋滯銷，房地產商就會停止建房。原 因很簡單：無人買房，將導致房 地產開發商無力償還銀行貸款，最終導致公司破產。但中國房地產市場的功能與 美國、日本不同，承載著特殊的政治功能：地方政府的財政收入壹半以上來自賣 地所得，因而地方政府必須向市場源 源不斷地供應土地，且國有商業銀行的貸款 方向也要為地方政府的政策服務，為房地產開發商提供資金。這就導致新的供給 不斷產生，最後大量房屋滯銷，「鬼城」（無人居住的待售住宅區）遍布全國。 從2013年以來，「去 庫存」成了中國政府發動的壹場政治運動，但結果是庫存越 來越多，原因是銷售速度趕不上建房速度。
中國的房地產庫存究竟有多少，始終是眾說紛紜。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 2007年底全國商品房待售面積僅為1.34億平方米，但2008年以來商 品房待售面 積不斷增加，到2015年末全國商品房待售面積高達7.18億平方米；與2007年相比， 2015年底的商品房待售面積是2007年的5.34倍。 [23] 然而，另有分析指出，國 家統計局公布的「商品房待售面積」不包括在建房產項目的施 工面積，也不包括 房地產企業購買土地後正計劃施工待建的面積，只有將在建面積和即將開工的面 積計入，才能得到相對接近真實的商品房庫存數；若把全國的在建面積和即將開 工的房產面積計入，則2015年底全國的房地產 總庫存約98.3億平方米，相當於國 家統計局所公布數據的14 倍，其中待售面積6.86億平方米，尚未開工的企業拿地 42.3億平方米，在建商品房庫存約49.1億平方米。行內人士估計說，中國這些年 建完了今後20 年需要建設的住房。 [24] 2016年中央政府將「去房地產庫存」當 作重要經濟任務在全國推行，國有商業銀行以極寬鬆的條件提供個人購房貸款， 但全國的「商品房待售面積」僅僅從最高峰的2016年2 月的7.39億平方米降到8 月的7.08億平方米，只去了0.31億平方米的庫存，占比約4 ％。 [25]
壹方面是房地產超量供給，另壹方面是中國人已經基本擁有住房。
從住房的數量及戶均擁有量來看，中國已經成功地實現「居者有其屋」：19 78年中國城鎮人均住房面積 僅為七平方米建築面積，約有47.5％的城鎮居民家庭 缺房或無房，住房問題是當時最為嚴重的城市社會問題之壹。 [26] 中國現在的 自有住房擁有率遠高於美國、日本等發達國家。據中國家庭金融調查與研究中心 發布的《2015中國家庭金融調查報告》披 露，城市家庭擁有房產率高達88.12％， 戶均擁有住房為1.22套。其中，擁有壹套住房的城市家庭占69.05％，擁有二套住 房的城市家庭占15.44％，擁有三套及以上住房的城市家庭為3.63％；而農村家庭 擁有住房率則高達94.72％，戶均擁有住房為1.15套，其中80.42％的家庭擁有 壹套住房，12.2％的家庭擁有兩套住房，2.1％的家庭擁有三套住房。
[27] 「美國夢」的傳統標誌之壹是擁有自己的住房，實現屋主夢，而根據美 國人口普查局 的最新報告，截至2014年第三季度，美國人的住房擁有率僅為64。 4％。 [28] 兩相對比，中國人的住房擁有率已經遠高於美國，可是中國的房地產 開發卻仍然蒸蒸日上，這凸顯出中國極不正常的經濟發展模式。
可以想像，中國城市裡那11.8％的無房戶應該是無購買能力的城市貧民。北 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調查中心曾發布《中國民生發展報告2014》指出，中國的財 產不平等程度在迅速升高，1995年中國財產的基尼係數為0.45，2002年為0.55 ， 2012年達到0.73；頂端1 ％的家庭占有全國三分之壹以上的財產，底端25 ％的 家庭擁有的財產總量僅在1 ％左右，最底端的貧病型家庭僅能勉強維持生存，根 本無力購買住房。 [29]
房地產市場的本來功能只是滿足居住需要，而在中國，隨著 貨幣過度投放， 城市居民們為了避免財產在通貨膨脹壓力下縮水，把房地產當成了實現財產升值 的投資品；不僅在國內如此，中國的富人還大量購買國外的豪宅。最近幾年，西 方國家反洗錢活動卓有成效。2014年5 月6日，包括瑞士、中國在內的47 個國家 在法國簽署的《全球自動信息交換標準》中規定，47 個簽約國家有責任將本國銀 行的外國儲戶資料與相關國家交換，目的是防範各國富豪（政要）洗錢避稅。加 之《中國離岸金融解密》、《巴拿馬文件》等等揭露了中國不少 權貴政要家庭海 外藏金的情況，中國的富人與權貴海外藏金的方式，已從瑞士銀行等避稅天堂轉 為在世界各國搶購豪宅，導致這些國家的房地產價格上漲，終於引起英國倫敦、 加拿大溫哥華等地開始限制中國人購房。 [30]
3 、中國房地產高度泡沫化
度量房地產是否出現泡沫主要有三個指標：房地產投資占G D P 比重、房價 收入比、租售比。中國的這三個指標均顯示，房地產已經嚴重供過於求而呈泡沫 化。
房地產投資占G D P 的比重這壹指標，主要用於判斷房地產投資是否過熱， 以及是否可能形成未來的房產空置。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計算，中國房地產 投資占G D P 的比重，從2003年的7.39％上升到2015年的14.18％，住宅投資占G D P 的比重從4.93％上升到了9.55％，這個比例的上升，對中國的房地產市場來 說，顯然不是好消息。與諸多發生過房地產周期波動的國家相比，中國住宅投資 占G D P 的比重已經處在非常危險的水平，日本上世紀房地產泡沫最嚴重時，該 比例的最高值 也不過8.7％；而美國次貸危機期間該比值最高只有6.5％。 [31]
房價收入比是指住房總價與居民家庭年收入的比值，用於判斷居民住房消費 需求的可持續性。據維基百科顯示的2016年各國房價收入比資料，在全球102個 可統計的國家中，中 國為24.98，位居世界第6 ；美國為3.73，位居世界第90 ； [32] 也就是說，美國的平均房價僅僅是人均年收入的3.4倍，而中國的平均房價 卻是人均年收入的25 倍，顯然，按中國居民的平均收入和現在的房價估計，中國 民眾的住房購買能力僅及美國人的八分之壹。在這樣虛弱的房產需求狀態下，中 國還拼命擴大住宅建設，必然會導致房產嚴重過剩。
租售比則是住房售價與月租賃價格的比值，用於判斷住宅是否具有長期投資 價值。按照國際慣例，租售比是衡量壹個地區房地產運行良好的重要指標， 國際 標準通常為1:100到1:200，即住房的月租金相當於房價的百分之壹或二百分之壹。 《中國房地產報》記者曾從《中國城市房價30 強》與《租金排行榜30 強》中， 選取20 個重點城市的租金與房價指標比值排序，結論是，目前這20 個城市的房 屋租售比均高於1:300，其中排在第壹名的深圳之租售比是1:732，第三名的北京 為1:625，第五名的上海為1:607。 [33] 以深圳市的租售比為例，如果有人現在 買房出租，要61 年之後才能收回購屋投資的本金，至於屋主為購屋按揭（貸款） 所付的利息，以其有生之年，可能是無法從房租中回收了，如此則以租養房註定 是筆賠本買賣。
4 、中國房地產為何大而不能倒
從1960年以來，世界上房地產投資占G D P 比例高於6 ％的國家，其房地產 泡沫最後都歸於破滅。但是，中國的房地產泡沫卻不同，在全世界「倒也，倒也」 的預期中，至今北京、上海、深圳、廣州、杭州、蘇州、南京、成都等少數經濟 發達的大中城市，房地產泡沫還在繼續脹大，其他二三線城市的 房地產泡沫似乎 也並沒有崩盤的跡象。究竟是什麼因素在支撐著中國房地產泡沫的繼續脹大？主 要是三重原因：
⑴ 房地產業在中國經濟中的「龍頭」地位
早在2009年，中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官員余斌曾公開表示，房地產業占到 G D P 的6.6％和四分之壹投資，直接相關產業達60 個，已成為中國經濟的命脈； [34] 到了2015年，房地產業占G D P 比重已高達14.18％，當然更是不可斷絕的 中國經濟命脈了。在中國，唯有製造業占G D P 的比重大於房地產業的比重，但 製造業包含了工業的所有部門，而房地產業只不過是建築業和服務業當中的壹個 子行業，如今卻成了中國經濟的「擎天壹木」，雄霸中國，這樣的經濟結構，絕 對畸形。目前房地產對經濟增長的帶動作用高達24.1％，對於關聯 產業的拉動效 應約為二倍； [35] 壹旦房地產市場出現大波動，依靠房地產的幾十個行業都將 受到嚴重影響。中國實體經濟過剩產能的形成，主要就在與建築業相關的鋼鐵、 煤炭、水泥、玻璃、石油、石化、鐵礦石、有色金屬等八大行業。房地產業蕭條， 會導致 這些行業的工人大量失業。
中國房地產業壹旦崩潰，還會導致國人的財富嚴重縮水。據《中國家庭財富 調查報告》的數據，在全國家庭的人均財富中房產淨值的占比為65.61％，在城鎮 和農村家庭的人均財富中，房產淨值的比重分別為67.62％和5 7.6％。 [36] 這 種家庭財富結構說明，中國人的財富主要以房產形式存在。經濟蕭條之下，以製 造業為主的實體經濟壹片狼藉，失業嚴重，如果家庭財富再明顯縮水，極可能引 發社會震動，中國政府顯然不想為維穩增加重負。因此，央行不得不繼續扮演經 濟 「莊家」的角色，不斷發鈔，即向地方政府、房地產開發商與房產購買者發 「籌碼」，讓他們對賭；否則，壹旦「輪盤」停轉，地方政府的債務危機立刻顯 現，金融危機隨即到來。
⑵ 中國地方政府的「土地財政」高度依賴房地產土地財政是指地方政府通過 「經營土地」獲得的收入，包括三部分：以出讓土地所有權為條件的土地出讓金 收入、與土地出讓相關的各種稅費收入、以土地抵押為融資手段獲得的債務收入。 僅以第壹項土地出讓金為例，1999-2015年這17 年，全國土地出讓收入總額約2 7.29萬億元，年均1.6萬億元，其中僅2015年的土地財政收入便高達3.37萬億元。
[37]
中國各地的地方政府無不「以地生財」，因此出現了壹個中國特色的名詞： 土地財政依賴度（土地財政依賴度=城 市土地出讓金／城市壹般性財政收入×100 ％）。地方政府對土地財政依賴度有多高？2003-2015年間土地出讓金與地方壹 般預算收入的比例平均為49.74％，2010年曾高達69.43％，而與土地、房地產 關聯的稅收則占地方壹般預算收入的28 ％。 [38] 毫無疑問，「以地生財」成了 地方政府的主要財政收入來源。在2016年房地產價格繼續上漲的城市，地方政府 對土地財政的依賴度進壹步加深。以二線城市蘇州為例，2006年前8 個月，蘇州 市的土地出讓金為966.7億元，土地依賴指數高達82.6％（2015年這壹指數為40。 58％）；此外，杭州、合肥、南京等城市依賴度指數都超過50 ％。
[39] 正因為土地財政支撐著地方財政的半壁江山，地方政府不得不做房市的 大 玩家，不斷向市場供應土地。
⑶ 銀行的安危繫於房市
由於房地產業在中國上升到了「大而不能倒」的地位，中國央行新增發的貨 幣主要都流往房市，因此，房市泡沫如果破裂，勢必把銀行系統拖入危機。以20 15年的11 萬億新增貸款為例，主要流向3 個方向：個人住房按揭貸款、基礎設施、 房地產行業。 [40] 2016年7 月全國人民幣貸款增量為4636億元，而代表居民房 貸的「居民中長期貸款」卻增加了4773億元， [41] 當月個人住房按揭貸款的新 增數額比全部貸款新增總額還多，顯然是銀行在壓縮給工商企業的運營貸款，同 時把所有的新增貸款都給了搶購房產的人。8 月份全國新增貸款9467億元，仍然 基本上流向房地產。 [42]
房地產價格持續高漲，意味著銀行儲蓄之類的金融資產的價值在相對縮水， 社會財富通過房地產炒作進行著再分配。中國人擔憂儲備存款相對貶值，很多人 為了財富保值和升值，便選擇加入房產炒作「大軍」，紛紛通過「房抵貸」向銀 行借款購第二套房，結果 是持續推高了壹線城市如北京、上海、深圳及二線城市 蘇州、南京等城市的房地產價格上漲。所謂「房抵貸」，是中國2015年開始推出 的壹種銀行貸款，指借款人以現有房產作抵押，向銀行申請另壹筆購房貸款；由 於現有房產未付清的按揭貸款額須從「房抵貸」中扣除，所以這樣的貸款又被稱 為「二次抵押貸款」。這種操作過程充滿了騙局，比如高估抵押者的房產價值， 從銀行裡盡可能多地貸款。由於銀行的貸款部門要完成上級下達的貸款指標， 往 往對房產高估裝聾作啞，甚至合謀做局。因此有評論者認為，這是銀行、申請房 貸者與房屋評估機構同謀，玩「龐氏騙局」。
從市場經濟的規律來看，中國的房地產市場似乎必死無疑。因為中國房市的 走勢完全依託於信貸、大量貨幣供應和債務，造成中國 的信貸占G D P 的比例畸 高。過去幾年來中國的社會融資總量規模迅速擴大，占G D P 的比例從2008年的 120％上升到2015年的200％；行內預測，2016年底這壹比率將超過250％，高居 全球之首，與中國相比，加、法、德、義、日、英、美這7 個發達國家的信貸僅 占G D P 的120％，遠低於中國。 [43] 歷史上世界各國總共出現過上百次房地產 泡沫，最近20 多年裡，曾經雄踞世界G D P 總量第二的日本、名列第壹的美國、 還有英國都發生過房地產泡沫破裂後的經濟崩盤。日本是房地產泡沫慢慢 地癟下 去；而美國則是瞬間崩盤，且呈斷崖式崩塌，引發了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20 08年的這場金融危機其實始於英國，但美國隨後爆發的危機吸引了全世界的關註， 英國的危機反而被忽略了。從經驗觀之，盛宴必散，中國的房地產泡沫早晚有破 裂的壹天，只是如何死的問題。
但從中國政府的角度看，房地產崩盤的後果非常嚴重，第壹塊倒下的多米諾 骨牌就是必將出現的地方債務危機，緊接著便是金融危機。為什麼？因為地方積 欠的巨額債務，包括用土地作抵押的銀行貸款，以及房地產業數十億平方米滯銷 房屋、在建樓盤，都是銀行貸 款在支撐。
加上在行政命令支配下銀行對國企的貸款，中國銀行業早已形成巨額壞帳。 圍繞中國銀行系統壞帳水平的估算和爭議從未曾間斷過，儘管官方數據稱，中國 商業銀行不良貸款餘額約1.4萬億元人民幣，不良率1.75％；但外國同行的估算卻 高得多。2016年2 月對沖基金黑曼資本管理公司（Hayman Capital Management） 創始人凱利．巴斯（Kyle Bass）曾指出，中國銀行業的資本虧損可達3.5萬億美 元（約合23 萬億人民幣）；法國興業銀行（Société GéNérale）在同年4 月的 壹篇報告中則披露，中國銀行業的整體損失可能會達到8 萬億人民幣，相當於商 業銀行資本的60 ％、國家財政收入的50 ％、中國G D P 總量的12 ％。 [44] 2 017年8 月，前惠譽金融分析師朱夏蓮（Charlene Chu）在最新報告中估計，到年 底，中國金融體系中的壞帳總額將達到51 萬億元人民幣（合7.6萬億美元），這 個估算數字意味著壞帳比例為34 ％，是中國官方承認的不良貸款率5.3％的五倍 以上，也就是說，中國金融體系實際壞帳比官方數字高6.8萬億美元。 [45] 所 以，在政府看來，房地產是傾政權之力必救之地。
因此可以預期，只要央行繼續放水，房價就會持續上漲，因為中國不缺投機 者。
壹些專家建議，政府要想辦法為房市降溫、控制房價。這些專家是從長遠考 慮、從市場角度考慮，但他們的考慮重點顯然與中國政府不同；中國當局考慮的 是政府的錢袋，要保持錢袋飽滿，就得玩龐氏騙局。在美國，龐氏騙局破產，那 是因為玩家、銀行 與政府（裁判）是利益不同的三家人，政府會盡到監管責任； 而中國不壹樣，裁判是中央政府，莊家是央行，大玩家是地方政府，涉入龐氏騙 局的三方都是政府的壹部分，雖有經濟利益之爭，但在保住政權這壹要害問題上 卻利益壹致，不會弄翻了房市這條「船」。
央行把房地產業當作過剩貨幣的儲水池，用信貸支撐著房地產市場，這樣的 經濟維穩之道不斷推高房價，造成了房價通貨膨脹，榨乾了中產工薪階層的消費 購買力。通貨膨脹是壹個逐漸稀釋社會財富的過程，在沒有外來軍 事威脅與內部 難以壓制的反抗的情況下，並不會直接導致政權垮臺，比如津巴布韋（辛巴威） 的惡性通膨比中國要高不知多少倍，但也沒有導致政權垮臺。加之中國政府還有 壹整套控制房地產市場的方法，比如限購、限售、限價 ，其操控房市的迴旋餘地 相當大，收放裕如。壹個政府兼做莊家、裁判及賣地大玩家的市場，泡沫可以吹 得比當年的日本與美國還大，護持房地產泡沫的能力也同樣非常大。
上述分析清楚地指出了中國房地產泡沫特殊在何處：英、美、日三國都是以 私有制為 基礎的市場經濟，政府沒有能力做到壹手管控銀行的印鈔機，另壹隻手 管控房地產市場包括土地供給。中國的房地產泡沫如此巨大卻仍然看起來「堅挺」， 不是因為中國政府特別有能力，而是因為中國政府能夠既管控土地資源， 又操縱 房市運行、銀行操作：地方政府根據自身需要，低價強徵土地、強拆民房；中央 政府用印鈔機來維持房地產市場的興盛，既為地方政府提供徵購、開發土地的資 金，又為房地產公司提供房產投資，還為購房者提供買房貸款 ；更絕的是，政府 還可以隨時修改、變更相關政策和房市交易規則，把購房者的投機資金引向政府 希望他們去買房的城市，從而為地方政府積欠的債務買單。
有人曾經問我，中國的房地產什麼時候崩潰？我的回答是：中國的房地產價 格，如同中國股市壹樣， 早就不是單純的經濟問題，而是政治問題，只要政府不 放棄扶持政策，利用民眾擔心資產縮水的心理，就能夠維持畸形的虛假繁榮。如 今的房地產早就成了壹場中國的所有「槓桿」（銀行貸款）使用者與央行的壹場 對賭。炒房者 玩的是「擊鼓傳花」遊戲，都希望別人成為最後的接棒者，想賭壹 把運氣；房地產開發商賭的是，地方政府要想活下去，就不會冷酷無情地「逼死」 所有的房地產開發公司，比如著名房地產商人任誌強認為，開發商不會先死，因 為開發商手頭的現金可以維持壹年不開工而不倒閉，但地方政府沒錢了就必須立 即想辦法自求活路；至於地方政府則賭的是自己與中央政府的「父子同體」， 「黨爹」、「央媽」怎麼也不能讓「兒子」們死在前頭，無人「盡孝」 。
時至2017年，中國金融系統面臨許多問題，而外匯保衛戰成為重中之重；同 時，中央政府開始金融整頓，讓房市價格既不能上揚，也不能下跌。於是，各地 政府頻出高招。例如：房價漲得最快的北京，市政府於3 月17 日推出房市新政， 收緊銀行房貸，提高買家首付比例，購買普通自住房的首付款比例不低於60 ％， 購買非普通自住房的首付款比例不低於80 ％，房市頓時降溫。來自雲房數據與北 京房地產中介協會的數據顯示，目前近九成的中介都面臨「零成交」。 [46] 北 京「317新政」預示著中國政府調控房市的基本方向，即用收放銀行貸款加上直接 幹預房市交易的方式調控樓市。敏銳壹些的經濟界人士已經看出中國政府對資本 市場政策的長期導向，天風證券首席經濟學家劉煜輝撰文 指出，2017年5 月開 始的這輪「新老劃斷」式的金融整頓具有可持續性，中國人將進入資產冰凍期， 過去18 年中國的房子只漲不跌，這回不太壹樣，政府往樓市裡面「釘釘子」， 「每壹顆釘子砸下去，釘住的是資產背後的流動性，釘死的是資產未來創造貨幣 信用的能力。」 [47] 這篇文章的核心意思是：從現在開始到今後很長壹段時間， 房市上的各種賺錢機會都非常非常小；將來的趨勢是，許許多多的投資人和房產 所有者都會虧錢，是慢慢地虧，壹點壹點地虧，壹起虧，壹直虧下去。這種資產 慢慢萎縮的過程，讓 政府得以避免房市的斷崖式崩塌；對房產主而言，則避免了 資產驟然縮水帶來的痛感。政府刻意養育成這種「溫水煮青蛙」效應，意在避免 社會混亂。
三、中國股市：國企的提款機，貨幣的洩洪口
1949年中共建政以後，國民政府時期的股市被當 作「資本主義社會的賭場」 被取締。現在的中國股市於1990年創辦，以上海證交所與深圳證交所作為兩大中 心，目前總市值在世界各大證券市場中位居世界第二。但這個股市幾乎從誕生之 日開始就不是壹個正常的投資之地， 而是壹個在中國政府的政策引導下、以投機 為唯壹目標的賭博場所。無論從政府開辦證交所的目標還是從實際效果來論，說 中國股市是壹臺由政府操控的財富榨取機，非常形象。
1 、股市是國有企業的提款機
股市是國有企業的提款機。1990年代朱鎔基總理主政時期就定下了「股票市 場要為國有企業脫困服務」的基調。簡言之，當時中國政府將股票市場作為搞活 國有企業，甚至實現國有企業「3 年脫貧解困」目標的工具，把壹批經營不善， 甚至難以為繼的國有企業 推上股票市場。
因此，在政府主導下，股份制改造、發行股票上市，在很長壹段時間內是國 有企業的專利，非國有企業很難有機會上市融資。在政府政策鼓勵下，國有企業 將股票市場作為圈錢渠道，母公司又將上市的子公司當成「提款機」。據研究者 稱，中國股市的市場規模「十年走完國外壹百年歷程」。
親身經歷過那段時期的陳東升回憶說：「朱鎔基還做了壹個大事，所有企業 的都去上市。……當年的資本市場改革很清楚，……壹個省份壹個億的指標，都 想上，搞5 家、6 家。中國今天的資本市場怎麼來的？最初資本市場是為國企圈 錢、解困，今天還是這樣壹個東西，為什麼資本市場搞不好呢？今天還是這樣， 新華國有，總理壹批就上市，這是壹個事實存在的。」 [48]
以後的國企改革基本沿著這個套路進行。2015年6 月12 日《第壹財經日報》 記者發表調查報導，再次詳細揭露了中國股市成為國企提款機這壹事實。該文稱， 自從國務院推動兩家高鐵公司（中國南車與中國北車）合併、造就了壹波財富盛 宴之後，國企改革就 成了中國資本市場最重要的炒作主題之壹，不少國企大股東 乘著市場的國企改革炒作浪潮紛紛套現，這背後或許是地方政府賣地收入減少而 「缺錢」。這些效益不佳的大股東大量減持，不少散戶卻紛紛接盤。 [49]
由於實行了對外開放，中國股市這壹提款機功能，有時也被外資加以利用。 中國銀行、建設銀行、工商銀行當年曾想在華爾街大展宏圖，通過首次公開募股 （Initial public of offerings，IPO）上市圈錢，為此誠邀新加坡的淡馬錫（ Temasek）、瑞銀（UBS）、美國銀行（Bank ofAmerica）、蘇格蘭皇家銀行（R BS）等多家外國銀行及李嘉誠基金會等，作為「戰略投資者」入股，將自己包裝 成符合美國口味的「現代金融機構」 。後來因當時的美國證監會主席考克斯（C hristopher Cox）防範甚嚴，中資銀行不得不改在香港及大陸上市。 [20] 這些 外資銀行因為與中國銀行業同進退，享有中國政府提供的種種便利，在中港兩地 股市賺個盤滿缽滿，據說年賺萬億； [51] 到了三年「鎖定期」壹過，它們就將 手中股票出手。 [52] 中國有人對此很氣憤，認為當年讓這些外資銀行賤價買進 國有銀行的股票，如今卻讓它們在中國股市上提款走人，實在太便宜這些外國銀 行了，因此提出，要追查當年中國金融行業賤賣國有資產之罪。只 是氣憤歸氣憤， 這壹追查行動在法律層面上得不到支持，未能成行。
這壹特點至今未改。2016年9 月中國證監會發布《關於發揮資本市場作用、 服務國家脫貧攻堅戰略的意見》，核心內容是，為中國592個貧困縣的I P O 開 放「綠色通道」（快速審批），讓貧困地區政府能夠上市圈錢，解決他們的財政 困難。 [53] 2016年10 月推出的「債轉股」，也是讓金融資產管理公司（A M C ）接手銀行的壞帳，然後再將國企欠銀行的債務轉化為股權，最後目標還是上市 去坑中 小股民。為什麼要經過國有A M C ？原因是中國人民幣要國際化，必須遵 循法律，中國《銀行法》規定「銀行不得直接將債權轉為股權」；另外，《巴塞 爾協議》
制訂的銀行資本管理辦法規定，銀行被動持有企業股權，兩年內風險權重為 400％，兩年後上升為1 250％，而正常貸款的風險權重僅為100％。
按照這個規定，銀行若持有企業股權，會在評級時受到不利影響。
2 、股市是國企高管財富變現的洗錢機
中國國企的重要改革之壹是「經理人持股」（Management Buyout，簡稱M B O ，亦稱管理層收購），即把國企上市公司的部分股份變相送給高管們。對於這 壹改革，外界壹直認為，這是國企高管層憑藉職權瓜分國有資產，新華網亦曾在 推動「經理人持股」之時發表文章表示質疑，認為國企高管利用「改革」直接 切 「蛋糕」（指獲取股份）分給自己，而不是在盈利後作為酬勞分「蛋糕」，有自 肥之嫌。 [54] 在國企任高管的紅色家族後裔，如國務院前總理李鵬的女兒李小 琳等，就是這項改革的最大獲利者之壹。
質疑歸質疑，國企經理人持股並拿特別高的薪酬的「 改革成果」，卻壹直延 續下來。習近平的反腐終於讓國企管理層的好日子到頭了。從2014年開始，中國 當局反覆強調黨對國企的終極領導權，並於11月成立了「國務院國企改革領導小 組」。由於十八大以後的反腐中不少國企高管落馬，國企高管們擔心以往那 種 「空手套白狼」的經理人持股會被劃入「腐敗行為」之列，於是紛紛將自己持有 的國企股票在股市上套現。據統計資料，截至2014年10 月17 日，中國上市公司 高管大幅度減持股票，套現474.31億元。 [55] 2015年上半年國企高管又減持套 現達5000億元，創史上最大規模減持潮， [56] 這正是2015年股災的成因之壹。
3 、股市是吞食股民財富的工具
從1992年至今，中國股市已經歷了十餘輪大漲跌。從中國股民炒股的歷史來 看 ，虧者多，贏者少。但是，希望賭博致富的大有人在，通過股市輕鬆賺錢的願 望支撐著他們屢敗屢戰，直至無法再戰。
以下選取2008年以來中國股民在三個年份中的集體成績單：
2008年的A 股市場以超過70 ％的巨大跌幅載入中國股市史。《上海證券報》 聯合證券之星做了壹次「2008年股民生存現狀大調查」，全國共有25110位投資 者參加了該項調查，結果是：逾九成股民虧損，其中在股市中虧損幅度超過70 ％的，占比多達60 ％；截至調查時止，仍有盈利的股民僅占6 ％。 [57] 2011 年的調查則顯示，80 ％的股民虧錢，不到10 ％的股民賺錢，約10 ％的股民不賺 不虧。 [58]
2013年中國股市被稱為「亞洲表現最差股市」。新浪網於2014 年1月做了壹 項調查，這篇〈2013年中國股市投資者大面積虧損〉的報導披露，2013年虧損者 占比約65 ％，其中，26.3％的人虧損了20 ％—50 ％，7.5％的人虧損高達80 ％以上；因為炒股，有32.2％的人生活水平明顯下降，9 ％的人生活面臨困難。 [59] 2015年情況更糟，全年股市蒸發市值25萬億人民幣，每位股民平均損失高 達24 萬元。
如果將中國股市與美國股市做壹比較，會發現有幾個本質差別，即：
1。 中國股市只有投機者，沒有中長期投資者。股民 們並不在意企業的真實 經營狀況，只在意這支股票是否被機構資金或者炒作者拉擡；許多股票的股價完 全脫離企業經營業績、財務狀況，而是隨機構炒作者與操盤者的炒作行為漲跌。 西方國家的股市如美國股市，是短期投機者與 中長期投資者都有，企業經營狀況 與盈利能力才是股價的基礎。
2。 中國政府是股市操盤手，它用各種政策與手法調節股市漲跌。而美國政府 只作為股市的看守者，用成熟的法規規範、管理股市，絕無中國政府的類似作為。
3。 眾多股民進入股市，並不意味著中國股市是多數人參與的利益分享之地。 所謂中國股市融資成本低，實際上是參與者重在投機獲利，不看重企業的盈利能 力及股票分紅。全世界只有中國股市才讓絕大多數投資者血本無歸。
筆者早就指出：中國股市是國企的提款機，也是國企高管等既得利益者將巧 取豪奪來的不義之財變現的洗錢機，又是利益相關者依靠政策、內幕消息與位置 優勢斂錢的財富榨取機。所有這些特點，完全符合「攫取型經濟」那種剝奪多數 人的利益為政府及少數人 服務之特點。
中國經濟的龐氏增長，體現了典型的「攫取型經濟」的特點，這些特點正好 驗證了制度經濟學壹個著名論斷，即制度在經濟發展中起巨大作用，決定壹國貧 窮還是富裕。美國新制度經濟學家達榮．阿西莫格羅（Daron Acemo?lu）和詹姆 斯．魯賓森（James Robinson）曾合著《權力、繁榮與貧窮的根源：為什麼國家 會失敗？》，書中提出了解釋國家繁榮與貧窮根源的兩個重要概念，即「包容性 制度」（Inclusive institutions）和「攫取性制度」（Extractive in stitut ions，也譯成「榨取型制度」）。包容性制度指壹種多數人參與、利益分享，因 而人們具有勞動與創造積極性的多元制度；攫取性制度指權 力和財富高度集中， 被少數人壟斷，整個國家制度建立在剝奪多數人而為極少數人服務的基礎上，大 多數人沒有勞動和創造的積極性。根據該書作者的大量研究，世界上所有國家和 地區，凡是選擇了前者的，都實現了經濟的持續 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持續提高， 而選擇後者的則相反。 [60]
支撐壹個社會需要四根支柱：社會成員的基礎生存條件（最重要的是就業）、 正常的生態系統、維繫社會的道德倫理、強制性的政府權力。這四根支柱的狀態 不僅關係到壹國人民今天的生存質量，還關係到這個國家承載的文明之存續。前 四章解析了中國的 經濟模式是壹種掠奪型模式，這種模式的特點是不斷掠奪國民 的生存資源並透支生態環境，在短期內促成經濟發展，結果是通過極不公平的收 入及財富分配，造成了社會成員之間極大的貧富差距，最後導致四根社會支柱當 中的三根嚴重傾斜甚至坍塌。目前，中國社會只剩下壹根支柱未曾傾斜，即中國 政府的強力維穩。
壹、中國經濟模式與社會抗爭之間的關係
考察近20 餘年的社會反抗事件，就會發現社會抗爭類型與經濟增長模式之間 有極強的相關性。從20 世紀90 年代後期開始，中國經濟增長所依賴的四大領域 分別是地產、礦產、股市與金融，而農民反抗徵地、市民反抗拆遷，以及以市民 為主體的環境維權等社會反抗，都與中國的經濟增長模式有關。中國政府的資源 抽取方式決定了公共政策的偏向性，而公共 政策則塑造經濟增長的模式，從而決 定社會抗爭的類型。
1 、政府的資源抽取方式決定了社會反抗模式
從20 世紀90 年代後期開始，中國經濟增長完全是依靠對資源的過度抽取， 經濟增長依賴哪幾個領域，哪幾個領域的社會反抗就非常激烈，民間 的社會反抗 直線上升，群體性事件逐年增長：2005年為8.7萬起，2006年超過9 萬起， [1] 2008年為12.4萬起； [2] 以後中國官方不再公布具體數據，只有清華大學教授孫 立平曾經引用過壹條數據，指出2010年壹年內中國的群體性事件 （即社會反抗） 高達28 萬起。 [3] 2012年習近平接掌權力後，增強了對維權人士、反對者及批 評者的打壓，各種抗議活動的空間大大縮小，處於低潮。
2016年初，有官方背景的「傳播大數據」發布《群體性事件輿情年度報告》， [4] 歸納了群體性事件的類型，但沒有總體數據；另壹份是「非新聞」所做的 《2015年群體性事件統計》，該網站根據2015年內記錄到的群體遊行、示威、集 會等加總，計算為28950起。 [5] （「非新聞」由民間誌願者盧昱宇開辦，盧及 其女友後被中國 當局抓捕。 [6] ）將「傳播大數據」的信息與「非新聞」的統 計數據相比對，情況類似，這段時期所發生的群體性事件類別，也與中國經濟形 勢密切相關。壹類是經濟衰退引起大規模失業；另壹類與中國金融系統影子銀行 的大規模商業欺詐有關。值得註意的是， 「傳播大數據」認為，較大的群體性事 件均呈現組織嚴密的特點，在信息聯絡與社會動員上，社交媒體起了重要作用， 越來越多的群體性事件通過線上組織形成了策劃、招募、安排、總結甚至發放報 酬的壹整套流程，線上安排與 線下實施同步推進，重大群體性事件的組織已經呈 現出典型的「互聯網＋特點」。互聯網新興經濟形式與社會的深度聯結，以及因 監管滯後、行業發展粗放導致的社會問題，成為群體性事件發生的主因，這種狀 況壹直延伸到20 17年。 [7]
迄今為止，中國的社會抗爭主要還侷限於經濟類抗爭，絕少上升到政治層面。 從時間上來看，這些經濟抗爭幾乎與政府實施的每壹項「改革」相隨發生。其間 原因，筆者曾做過分析：所謂「改革」，就是通過各種社會公共政策對國家資源 與利 益再分配的過程。從90 年代末期以來，這壹利益再分配過程幾乎都以犧牲 社會底層利益（主要是生存資源）為代價，並導引中國的公共政策與財政稅收體 制的方向性變化，塑造了中國社會抗爭的類型。
2 、中國社會抗爭的主要類型
第壹類是圍繞土地徵用發生的社會反抗，在城市裡是拆遷，在農村裡是徵地。 2007年國家信訪局承認，土地徵收徵用、城市建設拆遷、環境保護、企業重組改 制和破產、涉法涉訴等五大問題成為那壹階段信訪的重點。 [8]
關於中國失地農民的數據，我曾參考中國農業部的推算方法（耕地減少面積 ／人均耕地二畝＝失地農民人數），以及浙江師範大學教授王景新2003年在河北、 山東、湖北、廣西、浙江、雲南等11 省134個縣所作抽樣調查，全國失地農民達 1.27億左 右。 [9]
城市拆遷方面缺乏總體數據，但在城市拆遷高峰期的2003-2007年，有壹個 據說極為保守的官方估計：全國城鎮每年拆遷住房占城鎮住房總面積的3 ％多， 這4 年全國城鎮住房的總面積平均為94.25億平方米，每年的拆遷失房面積計 算 為3 億平方米，4 年之間全國城鎮住房共計拆遷失房12 億平方米。不少學者認為， 城鎮住房拆遷率高達4 ％—5％； [10] 如果以學者估算為準，拆遷失房面積將高 得多。不管採用哪種估算，不爭的事實是，大量城市居民失去了棲身之地。2005 年與20 07年，總部設於瑞士日內瓦的國際人權組織「住房權利與驅離中心」曾兩 度宣布，中國被列入當年違反住房權最嚴重的國家之壹。該組織指責說，1997— 2007年這十年當中，中國有370萬城市居民因政府強制拆遷而失去了住房。 [11] 這類大規模城市拆遷壹直延續到2011年，直到房地產市場上住宅供應嚴重過剩， 加上習近平接任後大規模反腐，城市拆遷才算基本停息，但小規模的拆遷仍時有 發生。
第二類是因為基層村幹部貪汙腐敗問題而引發的群體性事件（即維權運動）。 自20 世紀90 年代中期開始，壹直延續至現階段，涉及村財務帳目不清、村幹部 貪汙徵地補償款與國家扶貧款、基層選舉、集資債務糾紛、利用公款參與賭博等 多方面。據中國最高檢察院公布，2013-2015年7 月中國最高檢察院開展專項工 作，全國共查辦涉農和扶貧領域貪腐犯罪28894人，占同期檢察機關立案查辦職務 犯罪總人數的兩成，其中「小官巨貪」及抱團腐敗（集體腐敗）現象明顯。 [12 ] 據官方資料，村幹部貪腐占據了基層違法案件總數的70 ％以上，由此引發的信 訪數量占農村信訪總量的50 ％以上。 [13] 在湖南等地農村的群體性事件當中， 40 ％與村幹部貪腐有關。 [14]
必須說明壹下「小官巨貪」的含義。中共總書記習近平習慣用「老虎蒼蠅壹 起打」來表示中共反腐決心，這裡 的「老虎、蒼蠅」指的是官職級別，不是貪腐 數額。最高檢察院查辦的村官腐敗案中，有12 起涉案總金額高達22 億元人民幣， 其中，與土地、拆遷相關的有7 起，其他案件則涉及安置房、貪汙集體資金、國 家農資補貼等領域的腐敗。貪腐數額超過千萬元的村官 大多來自廣東、浙江、江 蘇以及北京等經濟較發達地區。 [15] 媒體報導這類案件時，用的標題是「小小 老鼠亦可吞天」。
第三類是環境維權，指環境汙染嚴重，陷民眾於生存絕境，因而引發的社會 反抗。自1980年代以來，中國各地遭受程度不壹的環 境破壞，造成水、土地、空 氣全方位的立體汙染。因環境汙染導致的傷害與恐懼，從21 世紀初期以來已成為 造成中國社會動盪的首要因素。有境外網站透露，1996-2013年環境維權事件年 均增長達29 ％，2011年環境重大事件增長120％。 [16] 若只看環境維權事件的 增長率，讀者無法了解，究竟發生了多少起環境維權事件。作者從其他文章中查 到了如下數據：
2002年發生的各種環境糾紛超過50 萬起； [17] 2006年高達60 萬人次向政 府投訴，其中引發衝突的達8 萬餘起。 [18] 從2008-2013年這五年當中，中國 發生的大規模群體性反抗，大部分與環境維權有關。 [19]
第四類是工人因失業、企業欠發工資而引起的社會抗爭。「傳播大數據」報 告及「非新聞」都指出，工人的群體性活動主要類型是討薪，而不是爭工資與福 利待遇。這種討薪抗爭基本上發生在工人離廠之前；壹旦工人失業離廠，有的回 鄉，有的另謀出路，就成了壹盤散沙，很難再組織針對原就業工廠的抗爭活動。 2015年企業因破產、外資關廠撤退等原因 ，至少有壹億幾千萬工人失業，但因為 工人分散而較少發生抗爭事件，但這並不說明中國失業現象不嚴重。2016年，中 國勞動年齡（16-59 週歲）的人口為9.1億，政府公布的城鎮登記失業率僅為4。 02％，但真實失業率高達22.9％。星火記者聯 盟在比對各種數據並詳加推算後， 得出結論：由於中國統計慣例是農村人口算全員就業，用勞動年齡人口減去就業 總人口，說明城鎮戶籍總失業人數維持在2 億左右。 [20]
第五類是大量影子銀行經營的理財產品，因破產而中斷兌付引發的群體性事 件。「 傳播大數據」稱，泛亞、MMM、卓達等借貸機構利用準入門檻低、缺乏監 管等條件，推出名目繁雜的理財產品，依託互聯網平臺，頻頻打出「金融創新」 的旗號，以遠遠高於銀行存儲利率的利息來吸引投資者，使網絡平臺成為 詐騙、 洗錢、非法集資等違法犯罪的溫床。據「非新聞」分析，欠薪、商業欺詐引發的 群體性事件占2015年統計到的中國群體性事件總數的壹半。
長達20 多年的群體性事件類型變化表明，中國社會反抗發生的原因與中國經 濟發展模式密切相關，參與者 多因利益嚴重受損，希望通過溫和的社會反抗滿足 利益訴求。出於政治原因的抗爭，在中國政府的高壓之下幾乎毫無冒頭可能。
二、生態安全：國家安全的最後壹道屏障
上述五大類抗爭，有些會隨著中國政府的經濟政策重心變化而消失或弱化， 比如 工人失業、理財產品因破產遭受整頓而暫時淡出等，只有環境維權將長期延 續下去。
1 、中國的汙染已成不可逆轉之勢
中國當局現在也承認生態危機已成「水陸空立體型惡化」之勢。比如，3.49 億畝耕地被嚴重汙染，約占耕地總面積的五分之壹（19.4％）； [21] 水資源問 題嚴重，中國本來就是世界上13 個貧水國之壹，加之現有河流近二分之壹的河段 受到汙染，十分之壹的河流長期汙染嚴重。 [22] 據統計，目前水中汙染物已達 2221種，主要為有機化學物、碳化物、金屬物，其中自來水 裡有765種（190種 對人體有害，20種致癌，23 種疑癌，18 種促癌，56 種致突變而誘發腫瘤），8 9 ％的飲用水不合格； [23] 空氣汙染帶來的災害也非常嚴重，據《2010年全球 致病量研究》（2010 Global Burden of Disease Study ），中國壹年有120萬 人因空氣汙染而過早死亡，約占全球總數的40 ％。 [24]
中國受重金屬汙染的耕地面積已達二千萬公頃，占全國總耕地面積的六分之 壹，這是中國工程院院士 、華南農業大學羅錫文教授於2011年接受採訪時透露的。 [25] 中國的汙染之嚴重，有高發的癌癥為證：據《2012中國腫瘤登記年報》公 布的數據，「全國每六分鐘就有壹人被確診為癌癥，每天有8550人成為癌癥患者， 每7-8 人中就有壹人死於癌癥。」 [26] 據專家分析，癌癥高發與高汙染密切相 關。但這種高汙染讓中國人無處逃遁：農作物與食品汙染幾乎形成了從種植者到 生產者全員共犯結構；空氣汙染、水汙染無處不在，其主角重化工業都是中國大 型國企，它們在各地的 大量投資，對提高當地G D P 很有幫助，這種利益共謀， 使企業很容易與地方政府形成共犯，導致對環境資源的掠奪性利用。
2010年8 月中國甘肅省舟曲市被泥石流吞沒後國人方才發現，中國已經進入 地質災害高發期，而地質災害緣於人類過度的開發活 動，例如大量砍伐樹林、水 電開發等。據《2010年上半年全國地質災害通報》
披露，2010年1-6 月全國共發生地質災害19552起，是2009年同期的十倍； 中國地質環境監測院透露，全國共發現地質災害隱患點20 萬處，其中類似於舟曲 的特大型和大型地質災害隱患點1.6萬處，這種隱患點主要分布於雲南、貴州、四 川、重慶、甘肅、陝西、湖南、湖北等山多坡陡的省市。而地質災害緣於人類過 度的開發活動（包括砍伐樹林、水電開發等），地質災害中人為活動的因 素占到 50 ％以上。 [27]
2 、中國為何會失去生態安全
中國的人口與資源關係歷來就比較緊張，為何會在短短30 餘年時間內徹底失 去了生態安全，產生了無處可去的1.86億生態難民？ [28] 對其間原因，我寫過 許多文章，認為破壞中國生態安全的根本原因就是現行政治經濟制度。
外國人經常會問：中國政府為何不通過立法，保護本國環境生態？
比如，日本在上世紀60 年代也曾經歷過嚴重的環境汙染，最後就是通過環境 立法遏制了汙染。在分 析現行政治、經濟體制如何破壞中國的生態安全之前，先 得破解這個許多讀者可能會有的迷思，以中國的近鄰日本為例，也許是最合適的 參照系。
⑴ 中國的環境立法雖多，管用的不多
20 世紀60-70 年代，既是日本經濟飛速成長時期，也是汙染問題
成為社會公害的時期。在這壹期間日本政府先後出臺了《公害對策基本法》、 《大氣汙染防治法》、《噪音規制法》、《水質汙染防治法》、《海洋汙染防治 法》、《惡臭防治法》和《自然環境保護法》等壹系列環保法律，形成了比較完 整的環境法規體系，為治理環境問題打下了良好的法律基礎；與此同時，日本還 不斷加強環境管理體制，在特定事業所設立了「防治公害專職管理部」；日本國 民的環保意識也不斷得到提升。正因如此 ，日本防治環境汙染經驗為世界所稱道。
上世紀80-90 年代中日關係尚算友好，兩國政府不僅交流過防治汙染經驗， 還有不少日本民間人士主動幫助中國人做環保。為何中國竟然未能學習日本經驗？ 說起來讓中國人很慚愧，中國在環保立法方面確實學了 日本經驗，立法之多，名 列世界前茅。早在2006年，從中央到地方，各級政府的環保立法就突破1600多項， 只是這些法律絕大多數流於虛文。從中央直到省、市、區、鄉，各級政府也都設 有環保部門，專司環境評估、監 督職能。但事實卻如國家環保總局副局長潘嶽所 說：
「我國環境立法雖多，但管用的少，很多法律條文似乎還停留在理想主義層 面」；除了立法空白之外，更重要的，「缺少壹部專門約束政府行為的環境法律， 地方保護幹擾正常 執法現象普遍。」 [29]
⑵ 企業與政府環保部門之間的共犯關係
在政治與金錢合謀之下，中國的各級政府與企業之間形成了壹種汙染共犯結 構。具體說來，這種共犯結構的形成出於兩大因素：
首先，地市級黨政壹把手出於升遷的利益考量，必然在經濟發展（G D P 增 速）與環保之間，將G D P 作為優先考慮。地方官員的這種考量與中國官員的政 績考核體系有關。新加坡國立大學、中國清華大學等四所大學曾共同發布壹項調 查報告，該報告分析了2 000-2009年287座城市、976名書記和1075名市長的相 關數據，所得出的結論是：下級政府執行上級指示是有條件的。如果省級領導更 為看重交通基礎設施投資，地市級黨政幹部將加大本地區的交通基礎設施投 資； 如果省級領導更為關註環境指標，地市級黨政幹部卻未必迎合。決定地市級官員 態度的因素是：加大對交通基礎設施的投資，短期內將來帶來更高的土地價格、 更多的土地出讓收益，有助於提高次年的G D P 增長率，增加官員被提拔晉升的 機會；但對環境基礎 設施的投資，並不能促進G D P 的增長，於官員的晉升並無 助益，甚至存在負面影響。 [30] 這個報告正好印證了中國官場壹件舊事：2005 年時任國家環保總局副局長潘嶽曾試圖推行「綠色G D P 核算體系」試點，兩年 後因遭遇地方政府共同抵制，無疾而終 ，潘本人從此仕途折翼。
其次，基層環保局成了吸附在汙染企業身上的寄生機構。地市（縣）級領導 既然追求G D P 高速增長，當地的環保局自然得配合「壹把手」。按照政府賦權， 環保機構負責對轄地企業進行環境評估、監測環境變化、以及懲處企業的違 法違 規行為。不幸的是，無數事例證明，許多地方的汙染企業是當地政府的「壹把手 工程」，「壹把手」的意誌不但導致環保審批制度失靈，更導致監管失靈，基層 環保部門早就陷入「收錢養人，養人收錢」的怪圈──「學術」 壹點的說法是： 監管者與被監管者形成了壹種利益共犯結構。
近年來，中國各地推行了排汙費徵管「環保開票、銀行代收、財政統管」的 「雙線運行」機制，以便「確保排汙費足額用於環境治理」。
但新華社記者調查發現，地方財政將環保部門徵收的「排汙 費」繳入國庫後， 經預算安排仍返還環保部門，名義上是用於環保自身能力建設，實際上是默許環 保部門將此經費用於人員開支。河南審計部門2009年曾針對某市六個縣（區）排 汙費做過壹次審計，發現六個縣（區）環保局 實有人員765人，其中自收自支人 員606人，占總人數的79.2％。養活這自收自支人員的費用就來自於對汙染企業的 收費。 [31]
基層環保部門與汙染企業形成的共犯結構，讓所有的檢查與監管失靈。中央 電視臺（CCTV）曾在《經濟半小時》 節目裡列舉了四川岷江流域沿岸數家企業直 接排汙，造成嚴重汙染，讓15 萬人飽受癌癥威脅之苦。這些企業之所以明目張膽 地排汙，就是因為與地方環保局已形成了共犯結構。當地群眾反映，每當市環保 局檢查時，環保局內部就有人向企業通風報信，汙染企業就 臨時停止汙染排放。 而當地村民向政府部門舉報或反映後，卻常常受到企業主的威脅、報復、毆打。 該報導強調，這樣的情況在全國各地都普遍存在。 [32]
中國的汙染具有對外擴散效應，國際社會的相關指責從未停止，於是中央政 府的對外部門便承擔了 壹項經常性職責──為中國的汙染出口辯護，乃至於徹底 否認。 [33] 早在21 世紀初，各國對中國的「汙染出口」就頻頻抱怨，原因是中 國的水源汙染、空氣質量惡劣和工廠廢氣等常見的環境汙染，越來越多地殃及鄰 國。例如，吉林省2006年發生化工廠爆 炸，有毒物質汙染了松花江，毒水流至俄 羅斯；源於中國（中國境內稱瀾滄江）的湄公河和源起於西藏的印度河（Indus） 等亞洲主要河流的上遊河段在中國境內受到汙染，於是禍及下遊各國；中國的工 業煙霧導致酸雨侵襲 南韓和日本，汙染空氣和粉塵甚至有時飄過太平洋，到達美 國西岸，就連遙遠的非洲森林也有受到破壞的痕跡。 [34]
⑶ 環境評估中的利益集團「俘獲國家」（Capture State）現象壹個國家的 生態安全有三道屏障：法律限制、環境評估與依法監管。為了保護生態環境，企 業投產之前必須依法進行環境評估。但中國的環境評估存在嚴重的腐敗，作者將 這種現象稱為「環境評估中的利益集團俘獲國家現象」。所謂利益集團「俘獲國 家」，是 西方政治學界使用的壹個概念，指企業或金融集團通過遊說、賄賂等方 式，影響政府或者國會，制訂有利於這些利益集團的法律、政策並讓其執行，而 任何不利於這些利益集團的法律、政策則形同虛設。
2011年遼寧省大連市福佳大化發生防波堤潰壩事件 ，導致二甲苯等劇毒化工 產品外洩汙染。媒體對這壹事件追蹤報導，根據國家環保部網站上《關於2010年 11 月份受理建設項目竣工環境保護驗收監測和調查結果公示的通告》，發現這個 福佳大化PX 項目早在獲批試生產前十個月、國家公示環保驗收結果之前17 個月 便正式投產。在發生潰壩事件之前，當地居民便發現周邊海域的魚蝦大批死亡， 曾向當地政府舉報，未獲任何回應。潰壩之後媒體調查揭示了兩點：壹是這家企 業是當地的納稅大戶，其PX 項目年產值約260億元，可納稅20 億元左右；二是該 企業在環境評估上有腐敗行為，其PX 項目的審批速度創國內石化行業之最，對環 境風險估量不足。從環境評估到違法投產，再到事後監管，該危險品生產企業能 夠在各環保執法環節上不受任何法律約束，原因在於，其部分股權有官方背景。 [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