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 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本質

作者 中國網友

中國憲法 第一章　總綱 第一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 社會主義製度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根本製度。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禁止任何組織或者個人破壞社會主義製度。

蘇聯共產黨、中國共產黨以及整個社會主義陣營對其國民的殘害，使得暴力社會主義臭名遠揚。

1982年9月1日，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開幕詞》中，鄧小平提出“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妄圖重新定義社會主義，挽救其臭名昭著的名聲。

鄧小平的“特色”社會主義與毛澤東的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征有什麽不同呢？

下文，筆者將通過梳理中國共產黨的政治體製改革，證實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政治特征是中國共產黨“黨天下”，與毛澤東社會主義的政治特征是相同的；通過梳理中國共產黨的經濟體製改革，證實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經濟特征，是“黨管經濟“，與毛澤東社會主義的經濟特征基本相同。

“世界上第一臺電子計算機的六名發明者之一、也是其中唯一的美籍華人朱傳榘老先生說：1980年，我回祖國大陸時，見到了鄧小平先生。鄧小平先生一見我就講：‘朱先生啊，你看這怎麽好啊，我們共產黨對人民犯了罪啊！對不起人民啊，共產黨怎麽才能挽回嘛……’”(胡平《從鄧小平的一句驚人之語談起》)

從成立伊始，中國共產黨就在對中國人犯罪。1949年前，甘心當蘇聯共產黨的走狗。1949年後，毛澤東照搬了前蘇聯共產黨建立了黨國專製製度，使得中國人活不下去了。

1954年開始的農業合作化運動，使得地主活不下去了，被沒收土地財產，被殺死近2百萬人。

1957年，毛澤東發動反右運動，使得中國知識分子活不下去了，20世紀初期到中期成長起來的近百萬中國知識分子被打成右派，被勞改勞教。

1958年，毛澤東發動的大躍進，使得中國百姓活不下去了，僅在1959年至1961年期間就餓死了三千多萬。

1966年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不僅使得百姓活不下去了，政府官員們也活不下去了，他們被掛牌子、批鬥、趕到農村，關進監獄。劉少奇死了，彭德懷死了------

中國共產黨的確對中國人犯下了不可饒恕之罪。我們來看中國共產黨是怎樣改革，怎樣挽回的。

中國共產黨的政治體製改革

文革中，毛澤東犯下的罪惡，使得中國青年人開始思考中國的過去和未來，筆者也曾經是其中的一員。在北京，“西單民主墻”和“北京之春”民主運動應運而生。人們在西單民主墻上貼出了要求給1976年天安門事件平反，控訴冤假錯案的大字報，批判毛澤東犯下的歷史罪錯的大字報，以及主張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要求保障人權，實行民主的大字報，還出現了《探索》、《四五論壇》、《中國人權同盟》、《今天》、《北京之春》等幾十種非官方刊物。

1979年3月22日，《北京日報》發表《人權不是無產階級的口號》一文。3月25日，魏京生在西單民主墻貼出大字報《要民主還是要新的獨裁》，指名道姓批評鄧小平“走的是獨裁路線”。

1979年3月27日，魏京生因反革命罪被捕。3月30日，鄧小平在全國理論工作務虛會上，作了題為《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講話發表講話。他提出必須堅持的“四項基本原則”。即“第一，必須堅持社會主義道路；第二，必須堅持無產階級專政；第三，必須堅持共產黨的領導；第四，必須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 ”。

自此，鄧小平提出的 “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成為中國共產黨的指導思想。

1980年8月18日，鄧小平在中國共產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做了一篇講話，對中國政治體製中的“權力過分集中”的弊端進行了嚴厲批判，首次提出了“黨和國家領導製度改革”的問題。這篇講話，後來被中國共產黨十三大尊為“中國政治體製改革的綱領性文獻”，也被黨內外的主流研究者們奉為研究鄧小平政治體製改革思想的經典。

鄧小平是真的認為共產黨對人民犯了罪，是真的會進行政治體製改革嗎？

別忘了，就是這個鄧小平在1979年3月30日提出了必須 “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他要“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就是要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黨國專製製度，就是仍然要堅持對中國人繼續犯罪，哪裏會有什麽政治體製改革！

那麽，鄧小平提出了“黨和國家領導製度改革”問題的目的究竟何在？

“當時華（國鋒）身兼黨主席、政府總理、中央軍委主席，集黨政軍大權於一身。因此鄧講話中所以反對權力過於集中，目的之一就是分散華的權力，首先要華把總理的位子讓出來” 。鄧力群和趙紫陽的這些回憶都表明，鄧講這篇話的首要目的，並不在於要提出‘黨和國家領導製度的改革’，而是要‘解決華國鋒的問題’”（ 吳偉《鄧小平<黨和國家領導製度改革>的講話》）。

鄧小平“強調，中央作這樣考慮的原因是：一，權力不宜過分集中；二，兼職副職不宜過多；三，著手解決黨政不分、以黨代政的問題；四，從長遠著想，解決好交接的問題” 。

“趙紫陽後來評價說，‘對於小平講話的這些內容，很容易使人感到鄧是要按照政治現代化、民主化的方向，從根本上改變政治製度了。但實際上不是這麽一回事。鄧在批評了種種弊端之後所提出的改革措施中，並沒有超出具體的組織製度、工作製度、工作作風、工作方法的範圍，沒有觸及根本製度，仍然是一種行政改革的性質’ 。這個評價是客觀的、符合事實的”（ 吳偉《鄧小平<黨和國家領導製度改革>的講話》）。

以上事實證實，鄧小平的所謂政治體製改革僅僅是要解決中國共產黨內部的權力集中問題，是行政改革的性質，而不是解決中國共產黨自身的黨國專製製度問題的政治改革性質，更不是解決中國人應有的權利問題。

中國共產黨的行政改革僅僅局限於其內部權力分配上。《八二憲法》取消了中國共產黨大頭子終身製，製定了任期製。習近平上臺後，通過《八二憲法修正案》又取消了任期製。中國共產黨不僅沒有進行政治體製改革，可憐的行政改革也消亡了。

為了鞏固中國共產黨的專製統治，中國共產黨始終懼怕知識分子，鎮壓知識分子的反抗。鄧小平代替了毛澤東的腳色。

1983年10月，鄧小平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二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發表了題為《黨在組織戰線和思想戰線的迫切任務》的講話，提出了“清除精神汙染”的問題：“精神汙染的實質是散布形形色色的資產階級和其他剝削階級腐朽沒落的思想，散布對於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事業和對於共產黨領導的不信任情緒” 。善於搞運動整人的中國共產黨緊跟鄧小平的指示大搞“清除精神汙染”，迫害知識分子，其發展態勢就好像要搞第二次“文化大革命”一樣。

1986年，為了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鄧小平又掀起了“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 ”運動。他認為：“搞自由化就是要把我們引導到資本主義道路上去，所以我們用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這個提法”，並且提出“反對自由化，不僅這次要講，還要講十年二十年”（《鄧小平文選》第3卷）。中國共產黨立即發出《關於當前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若幹問題的通知》，壓製那些覺悟了的對社會主義和中國共產黨領導提出疑問的知識分子。1987年， 中國學者方勵之、王若望、劉賓雁因參與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被中國共產黨開除出黨。

1989年6月4日，鄧小平下令野戰軍屠殺中國學生和民眾。這個殘酷的事實證明，悍然野蠻屠殺中國人的罪犯鄧小平是絕不會進行政治體製改革，不會放下手中的獨裁權力的！

此後，中國共產黨再也不提政治體製改革了。本來就是撒謊嘛！

習近平上臺後，強調“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2014年2月17日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幹部學習貫徹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精神全面深化改革專題研討班上的講話），直接道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是中國共產黨領導，是“黨天下”。”打天下，坐江山“的共產黨強盜們，絕不可能進行政治體製改革，絕不可能放下手中的權力的。正如習近平自己所說的：” 我們要守住共產黨的家業“。

中國共產黨的經濟體製改革

中國共產黨宣稱，是它領導的改革開放促進了中國經濟的發展。真是情況呢？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國共產黨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被中國共產黨定為是中國改革開放的起點。

被譽為中國農村經濟改革起點的鳳陽縣小崗村18戶農民，是冒著被中國共產黨逮捕槍斃的生命危險開始“大包幹”的。

1978年11月24日晚，鳳陽縣小崗村18戶農民按下血印開始“大包幹”時，當年12月22日通過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公報上還在堅持“人民公社要堅決實行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製度，穩定不變”的政策，沒有絲毫有關中國農村改革的建議。中國共產黨怎麽有臉自吹，是他們推動了中國農村的改革！

1978年，安徽鳳陽縣小崗村的“分田密約”，包產到戶、包幹到戶，席卷了中國農村。1982年1月1日，中國共產黨頒布了第一個《全國農村工作會議紀要》的中央“一號文件”。該文件仍然強調，中國農業必須堅持社會主義集體化的道路，土地等基本生產資料公有製是長期不變的，集體經濟要建立生產責任製也是長期不變的，並將包產到戶、到組，包幹到戶、到組納入社會主義集體經濟的生產責任製。

直到小崗村農民按血印的五年之後，1983年1月第二個“一號文件”《當前農村經濟政策的若幹問題》頒布，中國共產黨才正式承認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

中國的民營經濟同樣是頂著中國共產黨的阻力自發地發展起來的。

70年代末，“傻子”年廣九已經雇工12人。1983年年中央1號文件中指出：“農村個體工商戶和種養業的能手，請幫手、帶徒弟，可參照《國務院關於城鎮非農業個體經濟若幹政策性規定》執行。對超過上述規定雇工請較多幫工的，不宜提倡，不要公開宣傳，也不要急於取締，而應因勢利導，使之向不同形式的合作經濟發展”。此時提出的“不宜提倡，不要公開宣傳，也不要急於取締”政策，並沒有承認民營經濟雇工人數可以超過8人。直到1987年中央“5號文件”的發布，才將“三不”政策改為十六字方針，即：允許存在，加強管理，興利抑弊，逐步引導。正是年廣九的敢為天下先，才促使政府不得不解除了對個體經營人數的限製，而後才有了中國民營經濟的發展。

溫州是中國個體、民營經濟發源地。民營經濟的代表“八大王”曾經遭受中國共產黨地殘酷打擊。

1982年1月和4月，國務院兩次下發打擊經濟領域犯罪活動的通知，當時的樂清縣委便將“八大王”的商品經濟行為列為“投機倒把罪”進行查處。“八大王”大部分被捕入獄。22歲的程步青在樂清專門召開公審大會上，他被五花大綁押上臺，接受群眾的批鬥和唾罵，然後被判刑四年。胡金林由於提前聞到風聲，開始了長達兩年，如驚弓之鳥般的潛逃生涯。1985年的1月15日，胡金林悄悄溜回了溫州，當夜就被警察抓走了。第二天，樂清縣廣播站高聲播報“全國經濟要犯，八大王之首胡金林抓獲歸案” 。1985年3月22日，胡金林被無罪釋放。此後，“八大王”們陸續獲得平反。這已經是中國改革開放的“起點”的1978年中國共產黨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七年之後了。

“八大王事件”僅僅是1982年政府經濟整肅運動的冰山一角，到1982年年底，全國立案各種經濟犯罪16.4萬件，判刑近3萬人，結案8.6萬件，追繳貨款3.2億元。

“八大王事件”告訴‘世界，直到1985年，中國民營企業家還被當作了投機倒把分子。

“民營企業發展到今天，是在不斷有人大喊大叫批判“私有化”的情況下成長起來的”（厲有為《路在何方》）。

中國共產黨怎麽有臉自吹，是他們推動了中國的經濟改革！

那麽中國共產黨究竟幹了些什麽呢？

1982 年，中國共產黨十二大提出了“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的原則，沒有完全樹立起商品經濟的應有地位。

　 1984年10 月，中國共產黨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國共產黨中央關於經濟體製改革的決定》，正式提出了社會主義經濟是公有製基礎上有計劃的商品經濟的思想。這是把發展市場體系僅僅理解為發展商品經濟，根本沒有提市場經濟。

　 1992 年鄧小平南方談話，明確了“計劃經濟不等於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於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 。鄧小平這是在撒謊。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正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計劃為主是社會主義，市場為主是資本主義。

1992年，中國共產黨十四大報告明確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市場經濟這個時候才提了出來，有限地給民營經濟讓出了一點市場空間。但是，在市場經濟前面又加了一個“社會主義”的帽子，說明中國共產黨的市場經濟，與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不同，是社會主義性質的，就是說，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被中國共產黨所控製的，也就是“黨管經濟“。

1997年，中國共產黨第十五次全國代表大會把公有製為主體，多種所有製經濟共同發展的製度確立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製度。中國共產黨強調“公有製為主體”，是在強調中國共產黨是中國經濟的主體。

2002年，中國共產黨第十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強調要堅持和完善這一基本經濟製度的時候，提出了兩個“毫不動搖”： “毫不動搖地鞏固和發展公有製經濟”，“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製經濟發展”。 中國共產黨強調“毫不動搖地鞏固和發展公有製經濟”，是在強調中國共產黨是中國經濟的主體是毫不動搖的。中國共產黨所說的，“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製經濟發展”中，關鍵詞是“引導”。非公有製經濟要在中國共產黨“引導”下發展”，也就是說，非公有製經濟要接受中國共產黨領導。

毛澤東統治時期，中國經濟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權力經濟。鄧小平施行中國經濟體製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黨管經濟“，這就是說，依然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權力經濟。

事實證實，中國共產黨是不能放棄控製中國經濟的權力的。中國共產黨能夠隨時收縮民營企業家有限的市場空間，沒收民營企業家的資產。

2002年，中國共產黨開始搞“國進民退”。中國共產黨幹預經濟力度加強，國有經濟在某些產業領域市場份額擴大了，而民營企業在某些產業領域市場份額被縮小了，甚至於退出。中國共產黨宣稱，“國進民退”是與建立和完善公有製為主體、多種所有製經濟共同發展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基本製度相一致的，符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目標。

2008年開始，中國共產黨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發動“唱紅打黑”，迫害民營企業家，沒收的資產成百上千億。

2013年，上臺伊始，習近平就強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有很多特點和特征，但最本質的特征是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加強黨對經濟工作的領導，全面提高黨領導經濟工作水平，是堅持民主集中製的必然要求，也是我們政治製度的優勢。黨是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經濟工作是中心工作，黨的領導當然要在中心工作中得到充分體現，抓住了中心工作這個牛鼻子，其他工作就可以更好展開” （2013年12月10日習近平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的講話）。

習近平露出了共產黨的本來面目，強調中國共產黨對經濟的領導，黨管企業，高調稱頌馬克思，為《資本論》正名，鼓吹馬克思的暴力消滅私有製思想。其走卒高叫，民營企業應逐漸離場。中國曾經的有限市場經濟改革大踏步地倒退。如果沒有中美貿易戰，習近平恢復公有製的中國夢很可能實現。中美貿易戰使得中國經濟快速下滑，習近平不得不說，民營企業家是自己人。中美貿易戰救了中國的民營企業家，也挽救了眾多挺身而出突破中國共產黨計劃經濟體製的民營企業家所促成的中國有限的市場經濟製度。

小結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征就是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具體表現為：“黨天下”和“黨管經濟“。

筆者通過梳理中國共產黨的政治體製改革，證實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政治特征，是中國共產黨“黨天下”，與毛澤東社會主義的政治特征是完全相同的；筆者通過梳理中國共產黨的經濟體製改革，證實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經濟特征是“黨管經濟“，與毛澤東的社會主義經濟特征基本相同，僅僅留給民營經濟一點有限的市場空間而已。這點有限的市場空間隨時面臨著被中國共產黨收回的威脅。

中國共產黨是對中國人犯了大罪的軍事集團。如果中國共產黨真的為了中國人的共同富裕，那就要放棄獨裁專製的政治權力和經濟權力。對於中國共產黨這個犯罪集團來說這是根本不可能的。為了欺騙中國人，中國共產黨提出了要改革開放，不再搞過去的毛式社會主義，要搞一個特色社會主義，這個“特色”就是中國共產黨領導，換湯不換藥，掛羊頭賣狗肉。

鄧小平的“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告訴我們，中國共產黨的本質絲毫沒有改變，中國共產黨依然在用人民民主專政這把屠刀，強迫中國人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

我們必須廢除中國暴力的社會主義製度，廢除中國共產黨黨國專製製度，建立自由民主製度。

國家主權屬於國民，不屬於任何個人和政黨。政府是憲法賦予的行使公共權力的唯一組織。任何政黨都不是公共權力組織。

政治體製改革的首要目標是，將中國共產黨組織從中央到地方政府機構中趕出去。國民享有組織、選舉的政治自由，具有通過選舉賦予某一政黨通過政府行使公共權力的政治權力。 公共產品由政府提供，建立基於多黨製的自由民主製度。

經濟體製改革的首要目標是，將中國共產黨組織從國企趕出去。國民享有擇業、創業的經濟自由。私人產品交給市場，由企業提供，建立以交易私有製為基礎的市場經濟製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