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 中國社會的社會環境的基本狀態
作者 解顏
前言
我的祖上定居於中國北方壹個小鎮旁的農村已經有十幾代。我的父母在那個村子裏出生、長大，然後在小鎮上工作、度過人生的大部分時光。我生於小鎮，在那裏長到十八歲。可以說我是小鎮的純而又純的出產品。
在我離家上大學、出國留學、定居之後，我多次回到小鎮度假、探訪，並在平時與小鎮上的父母、親戚和同學保持各種聯系。
在對小鎮的回憶中，有壹個主題不斷在我眼前出現，並且開始變得清晰：那裏的權力結構。我意識到，小鎮的權力結構是壹個教育體系，它塑造了我和每壹個小鎮人性格和價值觀的許多方面，並且保證它們完好無損地傳承給下壹代。反過來，小鎮人的價值觀是這個權力結構的精神基石，保證了它的高度穩定、不因王朝的更叠而改變。
本文的寫作動機是探討小鎮的權力結構與小鎮人的價值觀之間的互動。我首先討論小鎮權力結構的每壹級，然後討論小鎮人的價值觀的幾個側面以及它們與權力結構的互相影響，最後討論這些價值觀的傳承。
因為價值觀深藏於每個人的心底，其資料難以在書面記錄中獲得，我的敘述以我的記憶為主線索，從中試圖解析出我自己和我最熟悉的人的價值觀的壹些側面，以及影響它們的因素。
在壹些地方，我試圖把這些記憶連接，把視角放寬，勾勒出典型小鎮人的價值觀的壹些側面。在另壹些地方，我試圖把我的記憶與公開出版物中記錄的中國其它地方、其它歷史階段中發生的事件連接，從中推斷中國人普遍具有的價值觀的壹些側面。
雖然每個人的性格和價值觀各有差異，同壹個文化中的個體之間仍然有許多共性，否則文化和傳統這樣的概念便無從談起。本文旨在探討同壹個文化、或同壹個子文化中的個體之間的壹些共性，而這並不表示他們之間沒有差異。
文中有些關於小鎮人的概括性描述是我的印象；由於時間久遠，我已經想不起具體的事例來支撐它們。但這些印象在我的記憶中清晰而強烈，我相信它們的真實性 – 不壹定是客觀的真實性，而是從我個人的視角看出去的主觀真實性。壹只恐龍早已死去數千萬年，而它在河灘上踩出的那個腳印壹直保留到現在；雖然看到這腳印的現代人不能完全斷定它必然是壹只恐龍踩出，但還是可以根據各種支持證據做出壹些有用的推斷。所以我仍然把這些印象記錄下來。
還有壹些分析和結論是我自己的主觀理解，其中帶有囿於我自己價值觀的偏見，而非純然客觀的結論。
總之，用有限的事例、久遠的回憶和個人的可能帶有各種偏見的認知能力來構築壹個比較完整的圖像壹定會有各種缺陷。這些還要請讀者根據自己的判斷取舍。
- 小鎮的權力結構
為了比較系統地理解小鎮的權力結構，在這壹章中，我首先討論有關的概念和它們之間的聯系：權力、權力欲、權力關系、權力結構、地位等。然後，我敘述小鎮的權力結構的基本組成部分：政權、機構和家族權力。最後討論權力的幾種特殊形態：動態權力結構、權力作為商品、社會規範的權力和對自然界的權力。
1.1 權力、權力欲、權力結構與地位
許多社會學家從不同的角度對權力給過定義。本文從韋伯的定義出發開始討論：壹個人或群體在多個不同的人或群體的意願中使自己的意願得以行使的能力。
權力欲是人從其動物祖先開始便早已具有的原始欲望。人出於權力欲的活動不僅是為了滿足自己的物質需要，並且經常是純粹出於壹種精神滿足。羅素認為，在基本的物質需要滿足之後，人的權力欲便成為比物質需要更基本的生活驅動力，這意味著把人的物質需要認作社會發展的基本動力的馬克思理論是錯誤的。【1】
可以說，對權力欲的追求和滿足是人類精神生活的基本組成部分。“只有意識到權力欲是諸多重大社會現象的肇因，才能正確解讀歷史，不管是古代的還是現代的。”【1】
圍繞著權力欲的活動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行使權力、保衛權力和擴張權力。
大眾通常理解的權力欲有這樣的特征：
（1）只存在於於己無關的政壇和職場的高處。
（2）多限指權力欲的第三個方面：擴張權力。
（3）與野心是同義詞，是只有在未來才能得到滿足的欲望。
在這壹章中我試圖說明：
（1）不只是社會上那些擁有顯赫權力的人才有權力欲；每個普通人的日常生活都被不同程度的權力欲驅動。
（2）對於多數普通人而言，行使權力和保衛權力是比擴張權力更經常在每日生活中實踐的活動。
（3）權力欲不只是在未來才能得以滿足的那些宏圖大計背後的動機。它與食欲壹樣，產生於每天最平凡的時刻，也在許多下意識的活動中被滿足。
可以把權力關系定義為被權力欲驅動的人際互動關系。
並非所有的人際關系都是權力關系，比如，兩個相知很深、而彼此都尊重對方的獨立意願的朋友之間的關系在本質上不是權力關系。維系他們之間關系的不是共同利益，也不是權力欲，而是人類的另外壹些需要，如歸屬感、交流探索的智力需要等。
基於愛的關系也不是權力關系。但在現實中，很多人際關系中既有愛的成分，也有權力關系的成分。本文中許多例子反映了這種復雜性。
壹個社會的各種權力關系並不是紛繁糾結的壹團亂麻，而是高度有序，構成壹個樹狀的權力結構。
壹個人的地位是他在權力結構中的位置，其權力來自權力結構給他的背書。為壹位政府高官的權力背書的是政權。為壹位經理的權力背書的是機構權力。為壹位父親的權力背書的是忠孝文化。
上遊者在為自己的權力自豪時，也為給其權力背書的權力結構自豪。他不僅在物質生活上依賴於這權力結構，也在價值觀中認同它。
地位是權力的源泉，權力靠地位得以實現。在本文中，我用上遊者和下遊者的說法來分別表示壹個權力關系中地位高的壹方和低的壹方。
由於權力關系的上遊者擁有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資源，他們得到社會成員的仰視、羨慕。下遊者被蔑視、被眾人視為失敗的例子。這樣的視覺激勵使得追求地位和權力成為社會所有成員的生活理想。“多年的媳婦熬成婆”這樣的說法便是從家族權力結構的角度對這種人生奮鬥歷程的寫照。
另壹方面，地位和權力在現實生活中的極度重要性使得對失去現有地位和權力的擔心成了現代人不安全感的重要來源。
壹個權力關系的垂直度可以定義為壹方對另壹方的影響能力的大小。在相對平坦的關系中，上遊者對下遊者的影響能力較小，即下遊者有較大的行動自由，且雙方有較深層次的交流。權力關系越垂直，上遊者對下遊者的影響能力越大、影響的單向程度越高、下遊者的行動自由度越小、交流的層次也越淺。比如，現代企業中壹個具有壹定專業素質的雇員與他的雇主之間的關系是相對平坦的。古代的皇帝與他的壹個小官吏之間的關系則高度垂直：前者對後者有很大的制約能力，雙方之間也不存在深層次的交流。
如果壹個人的核心價值觀是追求在壹個權力結構中的更高地位，這說明他認同這個結構的合理合法性、這個結構是他的價值觀的基石、他的感情的依附對象。他的安全感決定於權力結構對他的信任程度。
壹方面，個人要依附於權力結構；另壹方面，權力結構依賴於個人的認同而存在。壹個權力結構的多數成員在價值觀中認同這個結構的合理合法性時，這個權力結構便具有了高度的穩定性。
1.2 政權的權力
從幾何學上說，樹的結構具有“自相似”的特征：樹幹上有六七個大枝，每個大枝上有六七個小枝，每個小枝上有六七個末枝，每個末枝上有六七片葉子。家鄉小鎮上的權力結構正是這樣的樹狀結構。
樹根並不可見，但決定著整棵樹的生死榮枯。小鎮權力之樹的根是中央政權的權力。小鎮的政府則是這棵樹最顯眼的部分：樹幹。樹幹支撐起所有的旁枝、末枝和樹葉。
小鎮是縣委和縣政府的所在地。根據黨領導壹切的原則，縣委書記是壹個縣的最高領導，稱為壹把手。縣長是二把手。出於簡便起見，本文把縣委和縣政府統稱為政府。
政府有至高無上的權力：決定壹個縣所有官吏的認命和罷免；管理所有的企事業單位、民間經濟；掌握司法權；控制所有物資的流通與配給。
政府的權力決定了在政府中工作的個人的權力。政府官員是小鎮上地位最顯赫的壹個群體。
1970年代，我的父親主管當時還是管控物資的建築材料的分配，母親在執掌人事權的縣委工作。他們頭銜中尚未帶“長”字，只是有壹點實權的普通幹部，而每天到我們家來求情說事的人已是絡繹不絕。
到家裏來說事的目的是要得到公事公辦得不到的好處，也就是“走後門”。
那時訪客的習慣是：被訪者沒有隱私、沒有屬於個人的時間和空間、來訪不必預約。大家都是直接上門，且並不敲門，而是直接推門而入。
每個人來都帶著禮物，主要是各種食品，如罐頭、糕點、水果。如果是農民，帶的通常是自家種的糧食或蔬菜。客人送的食品是我們家每日食譜上的重要組成部分，但還是會有很多東西不能及時吃完。每過壹段時間，父母會把家裏吃不完的食品轉賣給離家不遠的小賣部。在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父母親的月工資壹共不到壹百元，他們收受的禮物可以說是家中相當重要的補充收入。
在小鎮上，辦事找關系走後門是常態。由於政府掌握了所有的資源，所有的人都必須找到某種方式依附於這巨大堅實的樹幹才能把生計維持下去。
托洛茨基說：“在壹個政府是唯壹的雇主的國度裏，反抗就等於慢慢地餓死。‘不勞動者不得食’這個古老的原則，已經被‘不服從者不得食’這個新的原則代替。”這話基本適用於小鎮。
我小時候，有時能在父母的工作單位見到政府的大人物。縣長、縣委書記的行政級別是處級，我見到的這些“大人物”之中級別最高的也就是處級或副處級。幹部的級別是中國的權力結構中的關鍵概念。中央機構的處長、地方上的縣長和軍隊系統的團長在權力結構中是同壹級。
在縣城裏，處級和副處級幹部有皇帝壹樣的威風。見到他們時，我能感到他們撲面而來的優越感、高度的自信、對場面的控制欲和駕馭壹屋子人的談話的能力。他們的地位顯然給他們以精神上的滿足。
那時我只有十歲上下，但已能感覺到官員的氣場與平民百姓的氣場大不相同。這說明我那時的價值觀已經在被權力結構塑造。
我在家鄉小鎮生活的1970到1980年代，機動車輛很少，且全部屬於政府機關和企業。能坐車出行（長途公共汽車除外）是權力和地位的象征。司機會對不及時給車讓路的行人破口大罵。這是純粹出自習慣的、下意識的動作，看起來似乎與壹位政壇新秀的勃勃野心風馬牛不相及，但它們同是出於權力欲的驅動：前者是行使權力，權力欲在當下即得到滿足；後者更多著眼於擴張權力，其權力欲是對未來的期望。
有時候，父母叫了單位的車，帶我回老家探親，坐在後排的我聽到司機大罵路旁的行人時會感到緊張，怕引起壹場鬥毆，但從未見被罵的行人還口。這應該是他們知道自己與有權動用車的階層之間的地位差異。
體制內和體制外都沒有人挑戰政府的權力。不同級別的黨政幹部之間的權力關系高度垂直，黨政幹部與普通百姓之間的權力關系也高度垂直。對於任何壹個小鎮人而言，他的上級就是整個政權權力結構的代言人，所以挑戰上級就是挑戰整個政權。
政府的權力得到每個居民的認可，權力結構上遊的成員受到普通百姓的尊敬、羨慕。不少人花很多精力去跟權力結構的上遊拉關系。他們的投資通常都會得到豐厚的回報。他們自己也因這樣的努力而逐漸向權力結構的上遊攀緣。
垂直的權力結構在中國的其它地方也普遍存在。路遙描寫同壹時期北方農村的著名長篇小說《平凡的世界》中寫：“現在這農民見了咱們公社的幹部，就像兔子見了鷹，怕得要命。”兔子與鷹的關系是動物界的權力關系；它與小鎮上的權力關系是出於同樣的生物本能。
父母在退休前幾年被組織安排到在權力市場上價值不高的部門。家裏變得“門前冷落車馬稀”時，母親感到失落。她的權力來自於她所依附的權力結構，那麽當她沒有了這個依附時，她的權力也不再存在。
1.3 機構的權力
以政府為樹幹分支出去，每個企事業單位、鄉鎮（前稱為人民公社）、農村（前稱為生產大隊）都各自有其權力結構。這裏以我比較熟悉的學校為例來說明。
學校和老師的權力壹部分為政權所賜。學校是政府機構的壹部分：學校領導都由縣政府的教育局任命、學校所有老師和行政人員的工資都由政府發放。
學校的權力的另壹部分來自於文化傳統之中對教育的重視。比如，在懲罰學生的問題上，學校和家長的立場通常是壹致的。
理論上，學校裏的師生關系並不總是權力關系，比如，如果老師與學生的互動是平等的交流、對未知世界的共同探索，這樣的關系中就沒有權力的成分。但在小鎮上，老師與學生的關系在絕大多數情況下都是不平等的。
老師通常自覺或不自覺地將自己的意願施加於學生，也經常會有學生反抗。反抗的存在只是由於學生不依靠於學校來供養他們的生活，所以學校對學生的懲罰是有限度的，並不意味著師生之間的關系比政府官員與平民之間的關系更平等。
這裏引入個人空間的概念。壹個人的個人空間包括他的身體、他的私有財產（包括衣著、住所）、他對各種事物的判斷及其有形記錄（如日記）、以及他的自尊、自信、生活習慣等。個人空間對人的心理健康起到保護的作用，如同皮膚對人的身體健康的保護作用。
老師對孩子的辱罵和挖苦是他們憑借自己的上遊地位對孩子個人空間的侵入。這樣的侵入之所以每天在小鎮的學校裏上演，有幾個原因：
（1）侵入權力關系下遊者的個人空間是小鎮人的習慣、或下意識的自然反應。這種習慣的驅動力是行使權力的滿足感。
（2）權力結構和群體價值觀允許老師們以這樣的方式行使權力。
（3）老師們意識不到學生的個人空間該被尊重；這是他們的認知領域的局限。
那時小鎮的壹句俗話“家有半鬥糧，不當孩子王” 反映出權力是小鎮人價值觀中的重要衡量尺度：壹方面，“王”是得以充分行使權力欲、對下遊者隨意呼喝的崇高人物；但另壹方面，這“王”的權力欲行使的對象是整個權力結構的最底層：孩子，這又說明這“王”不過是遊弋於社會底層附近，作這樣的“王”是完全失敗的人生之路。
人的獨立判斷能力和自信心越強，其個人空間抵禦外力入侵的能力就越強。同樣的辱罵和挖苦，在個人空間強大的成年人那裏不會產生持久的效果，但在個人空間弱小的孩子那裏會產生強烈且持久的效果。這樣的效果會進壹步阻遏孩子的獨立判斷能力和自信心的成熟，形成惡性循環。
在小學低年級，老師對教室紀律有絕對的控制。到了小學高年級，反抗的學生開始多起來。老師采用辱罵、起綽號、體罰等手段制裁。有的老師會挖苦學習成績不好的孩子。
在初中，許多不聽話的孩子開始挑戰老師，尤其是對課堂控制能力弱的女老師。老師會使用各種手段反擊。老師與這些孩子的關系基本上是敵對關系。
高中入學的淘汰率很高，讓老師頭痛的學生幾乎全部被拒之學校門外，因此學生與老師的沖突比初中大大減少。對於不多的沖突，老師主要的管控辦法仍然是高壓政策。與老師發生沖突的學生會被扇耳光。老師會使用學校的權力結構，把學生送到嚴厲的校黨委書記那裏。書記會罰他們去作挖樹樁、運煤等重體力勞動。
老師打罵學生是中國教育傳統中的壹部分。美國在華傳教士Arthur Smith（漢名明恩浦）寫於清末的《中國人氣質》有這樣的記載：
“我們曾經見過壹個學生從他的老師那裏來。老師教他寫應試文章的秘訣，但是他沒學會，於是被老師打。他被打得好像是剛從街上的壹場群架中出來，滿腦袋是傷，到處淌血。經常有學生被怒不可遏的老師打罵的事。這些孩子不幸在學堂受了罰，回到家被母親發現後，還往往被母親引為奇恥大辱，而將他們再打壹頓。”【2】
老師對自己處在權力關系上遊的地位極為在意。學生跟老師開並無惡意的玩笑、或指出老師講課的錯誤，都會讓老師惱羞成怒。老師的這種反應是出於保衛權力的本能。
不存在老師與學生的討論、協商。真正意義上的討論和協商意味著雙方的平等關系，而小鎮的師生之間不是平等關系。
老師在讓學生做某事、接受某個觀點時，從來不使用征求意見的口氣。他們發號施令依據的唯壹理由是他們在權力關系中的上遊位置。這種號令方式也是對孩子個人空間的侵入，但絕大多數孩子對此已經習慣。
在小鎮上，權力關系上遊者剝奪下遊者決定自己行為的權利是合乎傳統價值觀的。
孩子在這些交流中學到的人生之道是：權力即真理。這種教育方式的每日的潛移默化的結果是修改了孩子的價值觀列表，把權力放在了比真理更高的位置。
或者，如果在孩子的價值觀列表之中，權力原來就占據了比真理更高的位置，學校的教育方式會將這個排序進壹步加固。
據博訊網站報道，2020年1月19日，武漢肺炎爆發初期，國家疾控中心病毒所“還在開大會傳達國家衛健委主任馬曉偉的指令，要以‘政治第壹、安全第二、科學第三’”。【3】這裏的“政治”就是權力。把這樣的排序與小鎮的教育方式對比，可知權力比真理更重要的價值觀不是政權上層的專利，而是深植於普通中國人心中的。
1994年，新疆克拉瑪依發生重大火災，又稱為“讓領導先走事件”。中小學生在克拉瑪依市友誼館劇場為市領導文藝演出時，舞臺布景燃起大火，市官員因被組織首先撤離而全部生還，而中小學生死亡288人。這說明從政府官員到老師到學生的垂直權力結構是全國的普遍現象。
在學校正常運行時，學生對老師的敵意被壓制。有更高的權力介入、要借助學生來實現另外的目的時，這種敵意會被釋放。下面是文革之初的1966年8月5日，在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壹些學生對待副校長卞仲耘和另外幾位學校領導的手段：【4】
“有壹個紅衛兵拿來壹大瓶墨汁，從她的頭上澆了下去，黑墨立即洇沒她全身。”
“紅衛兵把被鬥者拖到操場邊的水泥高臺上，強迫他們壹字排開跪下。”
“還有人去開水房，從那裏取來開水，要燙被鬥者。”
“五個被鬥者被亂棒橫掃。所用的棒子，有壘球棒，有跳欄上的橫檔，還有從木工房那來的舊桌子椅子腿。桌椅腿上有釘子，打在人身上，壹打就在肉上戳出壹個小洞，血隨即從小洞裏湧流出來。”
“‘黑幫’被揪回大操場旁邊的宿舍樓，在壹樓的廁所裏被淋了屎尿。”
“經過兩三個小時的毆打和折磨，下午五點來鐘的時候時候，卞仲耘已經失去知覺，大小便失禁，倒在宿舍樓門口的臺階上。但是，依然有壹些紅衛兵在那裏踢她的身體，踩她的臉，往她身上扔臟東西，大聲咒罵她‘裝死’”。
這些行動的參加者應該都是女學生。她們的這些行動並無功利的目的，而是純粹出於精神上的滿足：以行使權力來滿足權力欲。
學生這樣心態的種子是全社會，包括學校和家庭，播在他們心裏的。
廣而言之，文革中的許多迫害可以說是權力關系下遊者平時被壓抑的權力欲在政權權力的鼓勵下的突然釋放。
壹方面，學校的下遊者與上遊者之間充滿了敵意。另壹方面，他們的價值觀與行事習慣又很相似。這是因為他們都受到群體價值觀的深刻影響。
1.4 家族的權力
在小鎮權力結構的末稍是家族的權力結構。下面討論這個結構的幾個方面。
重男輕女的現象
重男輕女現象的產生有幾個原因：
（1）女孩不能繼續父親的姓氏，也就是斷了族譜。
（2）古時候是體力勞動為主，尤其在農村，而女孩在體力方面大遜壹籌。
（3）養育女孩需要資源，而在她們長大成為勞力後卻要出嫁到婆家生活，所以是“賠本買賣”。
這些因素可以歸結為，在父母的心目中，女兒是自己手上的有形資產、是用於實現自己願望的工具，並無屬於她們自己的價值。
父母與女兒的關系是垂直的權力關系。父母處在上遊，其權力不僅來自於他們對孩子的撫養投入，還來自於社會大環境中的忠孝文化。女兒處在下遊，對自己被安排的角色並無反抗能力。通常，因為她們從小就被安排了這樣的角色，她們也意識不到這是對她們不公平的安排。
我母親有三個姐姐。二姐和三姐都出生於1930年代，小名分別叫“拴弟”和“拽弟”。從兩個小女孩被取的這兩個無任何美感可言的名字可以看出外祖父母對孩子的自身價值的尊重程度。
即使有兒子降生，也只是壹個好勞力、壹個給父輩傳宗接代、在鄉親父老面前光耀其臉面的工具，也沒有獨立的價值。
我母親出生時，外祖父見是女孩，壹氣之下險些將她溺死，後來外祖母心軟將她留下，打算送給別人家，派母親的幾個姐姐四處打聽願意領養女孩的人家。孩子們打聽了兩個月，沒有找到願意領養的人家，而此時家人也漸漸跟這個小生命建立了感情。母親僥幸逃過壹劫。
而外祖父在無子的打擊之下精神漸漸變得不正常，幾年後懸梁自盡。
殺死女嬰是當時中國農村比較普遍的現象。據王笛記載，在1920 – 1930 年代，中國的知識界開展了許多鄉村建設工作，其中的壹項是“教育農民移風易俗，在纏足、吸毒、賭博、早婚、買賣婚姻、溺殺女嬰、婚喪陋習等方面，開通民智。”【5】
在我上小學的1970年代，重男輕女現象已經開始改觀，但仍然嚴重。我的壹位同班女生的大名叫“變弟”，她在給陌生人自我介紹時會說“是變出壹個弟弟來的變弟”，這應該是她的父母教給她的。她的父母都是政府幹部。
不能生孩子是擡不起頭來的事。領養孩子的家庭都把領養的事嚴格保密，對外宣稱孩子是自己親生的。我外祖父的壹位堂弟在領養了壹個男孩後立即與妻子和孩子搬到很遠的地方，沒有把新住址告知任何老鄰居，然後跟新鄰居說孩子是自己親生的。有的孩子在與父母關系不順利時會懷疑自己是不是親生，並四處打聽自己的親生父母。
傳宗接代的思想體現出人的生物天性，但即使在這個目的之下，子女仍然不是這個任務的主角，而只是為祖先接續後代的工具。在家族裏，活著的子女們遠沒有已經死去幾十年、上百年的列祖列宗重要。
2020年3月，清華大學教授郭於華在接受自由亞洲電臺采訪時說：“中國基本上所有問題，都集中到這個權力究竟把不把人當人看。……不光是醫護，我覺得，在中國，所有人，包括我們學者和教師，在這個權力眼裏，都是工具，我們都沒有被當作人。”【6】把這個對當代社會的大尺度現象的觀察與數十年前小鎮的家族權力關系放在壹起比較，可以發現上遊者把下遊者視為工具的價值觀是滲透於中國社會每個角落的普遍現象。
否定孩子的判斷
小鎮上的父母不認為孩子有獨立判斷的能力，也想不到孩子需要獨立判斷的歷練。母親從來都是以沒有任何商量空間的命令式口氣與我說話。我的任何不同意見都會讓她嚴重不快。母親在每件事上都替我做決定，且認為這是愛孩子的表現。
在這樣的環境中，幼年的我習慣了在每件事上都向母親請示。直到我上大學放假在家，母親讓我去坐壹鍋開水，我還要去請示鍋裏應該放多少水。我想不到這件事本沒有那麽嚴格的要求，我自己可以根據我的理解決定，即使不符合當時情形的要求也很容易修正。
在另壹些我知道壹定會讓母親不悅的事上，我對母親守口如瓶。這是我力圖保護自己的個人空間的努力。但我對保有這樣的個人空間有負罪感。這種負罪感壹直持續到中年，在我第壹次確認了自己個人空間的合理合法性時才消除。
父母會為孩子的福祉替孩子全權作出決定。他們不認為孩子對自己的福祉有任何判斷能力。
人在幼年時沒有獨立的判斷能力，父母是他們的天和地，是他們認識世界、認識自己的基石。如果他們對事情的判斷經常被父母否定，他們就會放棄給自己的價值觀構築地基的努力。
因為他們的價值觀是構築於他人的地基上，當他們為人父母時，他們認為自己有給孩子的價值觀構築地基的絕對權力。
即使孩子到了婚嫁的年齡，多數父母仍然會強力幹預孩子對配偶的選擇。“抗婚”是從古到今許多經典悲劇的題材。
對孩子的羞辱
與學校的情形相似，壹些父母的權力也經常被他們的孩子挑戰。據我的觀察，鄰居的父母們解決與孩子沖突的主要手段是羞辱、恐嚇和毆打。
小鎮上每個家庭通常都有多個孩子。父母通常不會在其他孩子面前掩飾自己對某個孩子的偏愛。他們也會經常跟某個孩子說他不如別人家的孩子。
孩子沒有獨立的判斷能力，所以他們會把父母的羞辱接受為對他們的終極判決。父母的羞辱傷到孩子的自尊的準確率是百分之百。父母罵孩子笨是很隨便的事。我在上小學時，幾乎每次考試都是全班第壹名，但還是經常被母親罵笨。每次這樣的評論都給我的自信以重擊。
父母罵孩子與老師罵學生的動機壹致，都是出於行使權力的滿足感。
父母隨意羞辱孩子是許多中國傳統家庭中的氣氛，並且代代相傳。在美國長大、父親是中國人、母親是越南人的Lac Su博士回憶：【7】
“在我的整個童年，我的父母總是罵我笨。…他們總是指責我的學習成績不行。…他們相信，靠著罵我笨、無用、是廢物，我就可以做出偉大的事來。…當羞辱和毆打沒有讓我聰明起來，他們想到了用壹種中國療法來治療我的笨。我三年級時，壹個星期六上午，他們讓我坐在飯桌前，端過來壹塊圓圓的、顫抖著的、有壘球那樣大的粉色肉塊，啪的壹聲放在桌上。我知道那是肉，但不像我吃過的任何壹種。那是牛腦。父母親讓我每周末吃壹塊，吃了壹年。我沒有變聰明。
“直到現在，我還是每天都會懷疑自己是不是笨蛋。直到我上研究生院，我從未在課堂上舉過手，因為我真心相信我這樣的笨蛋沒什麽值得表達的。“
如果毆打、羞辱和恐嚇不能奏效，父母會在鄰居面前感到顏面盡失。用討論和妥協來解決沖突的渠道不存在。
父母對孩子的羞辱並不說明對他們不負責任。相反，許多隨意羞辱孩子的父母，如上文提到的Lac Su博士的父母，對孩子高度負責。他們願意為孩子的身體健康、學業優秀和事業成功而犧牲許多東西。他們日夜勞作，願意把所有的積蓄拿出來支付孩子的教育費用。對於許多的父母而言，他們願意為孩子付出壹切，如果孩子按照他們的意願做事。
1.5 動態權力關系
沒有長期穩定關系的人之間形成的因短期互動而產生、因互動結束而消失的權力關系可稱為動態權力關系。
服務窗口前
壹種動態權力關系是等候服務時的排隊。小鎮的人沒有排隊的習慣。在商店裏買東西、在售票窗口買電影票、在長途公共汽車站上公共汽車、在火車站上火車，大家都是壹擁而上，將窗口（櫃臺、車門）團團圍住，即使電影是冷門電影，票根本沒有售罄之虞。上汽車、上火車時，有時候要用盡全身力氣才能擠上去，年老體弱者根本沒有上車的希望。在所有等待服務的窗口，都是力氣最大的和最不為他人著想的勝出。
在票沒有售罄之虞的窗口前加塞，其主要動機應該不是物質需要，而是精神上的滿足。這符合羅素的觀察。
各種擁擠不堪的窗口前都是扒手收獲最大的地方。
不只是家鄉小鎮如此。1980年代末，我在北京上大學時，上公交車時也是如此的景象。
廣而言之，除了電影院售票口等有形的窗口，還有許多無形的窗口，在每個窗口前都有許多人等候服務。所有的等候服務都是個排序的問題，排隊者之間的順序需要以某種規則來決定。在小鎮，權力鏈上遊的人從來不必用身體去排隊；他們自動排在每個隊 – 如看病、購買高質量的食品 – 的最前面。在我小時候，我的父母親從不用去電影院門口買票。也就是說，他們永遠都在買電影票的隊伍的最前面。他們在百貨公司的關系讓他們從來都排在購買緊俏商品的隊伍的前面。
自然還有比他們排在更前面的人。
窗口前等候服務的人與窗口後發放服務的人之間的關系可以分為兩種：關系親近的是內線；沒有親近關系的是外線。不管內線任何時候需要服務，他們隨時都排在窗口的最前面，不斷把外線擠到後面。內線與外線之間並沒有直接交流，但內線在無形之中對外線施用了權力。
對這樣的場面，外線除了自己想辦法變成內線之外並無他策。這就是我小時候家中訪客盈門的原因。可以說，在每個有形和無形的窗口前，內線與外線之間的關系是高度垂直的權力關系。
在同屬內線的人群中，因（1）各人在權力結構中的地位的不同和（2）與窗口後發放服務者關系親疏的不同又可以細分為不同的等級。
窗口前的陌生人之間的關系不是同胞、同類，而是敵人、路障。
對自己在每個有形和無形的窗口前的位置的不滿構成小鎮人主要的焦慮。窗口前的排序就是權力的排序：靠前的是上遊者，靠後的是下遊者。他們每日生活的奮鬥目標是把自己、自己的孩子、自己的親朋好友在這些窗口前的位置向前提。這會給他們以物質和精神的雙重滿足：物質上，他們得到最早、最好服務的實際好處；精神上，他們擠到了上遊，滿足了面子，證明了自己在生存鬥爭中勝出的能力。
臉皮厚、不講理、無賴、暴力傾向都是把自己在每個窗口前的排序向前提的有效手段，所以都也是有效的權力。性格內斂溫順的只能不斷被擠到後面，這導致他們對生活的無奈感。
學習成績排名
另壹種排隊是學生在學校的考試成績排隊。如果從學習是每個學生自己與未知世界的互動的角度來看，學生的學習成績似乎與權力無關。但小鎮的中學的做法是將每個年級所有學生的考試總分從高到低排列，用毛筆寫在許多張大大的紅紙上，貼在教室外的大墻上，吸引許多學生和家長駐足觀看。小鎮人看待學生成績排名的態度與當代人看待中央領導人排名順序和財富排行榜的態度本質上是壹樣的。觀者這樣的態度就使得學生成績排序有了權力關系排序的意味。
如果孩子學習成績不好、總是排在後面，父母會痛心疾首。父母的這種反應出於物質和精神兩方面的壓力：物質上，他們擔心孩子在未來的權力結構中不能占據較高的位置；精神上，孩子在學校排名靠後讓他們自己顏面掃地。
每年夏天，高考錄取結果是牽動小鎮人心弦的最熱門話題。小鎮父母對高考的重視程度與古人對科舉的重視出於同壹種心理。孩子上了有名的大學，他在壹個對家族榮耀最重要的無形窗口前的排名就大幅度向前提了。
高考錄取與其它排隊情形的不同在於，由於中央政權對整個高考過程實行的森嚴紀律，高考錄取的窗口前很難加塞，考生父母的權力基本上沒有用武之地。政權的森嚴紀律是有深刻考慮的：這個窗口前的排序是每個家庭的價值空間中最重要的排序，其重要性是買電影票和買電視機不可同日而語的。如果沒有強權的約束，高考錄取過程會比1980年代北京公共汽車門前的擁擠還要慘烈許多倍。
雖然加塞的機會被強權剝奪，但大眾對高考制度心服口服，因為大家都想象得到若沒有強權的約束將會是個怎樣的場面。這是每個人心中的兩種不同價值觀的沖突：壹方面，想在所有的窗口前擠到別人前面；另壹方面，希望看到壹個公平的排序，而自己也願意遵守這個排序，即使這意味著他們會排不到最前面的位置。
梁實秋的壹段回憶從另壹個側面說明強權在這樣的動態權力結構中的作用：“抗戰勝利後我回到北平，家人告訴我許多敵偽橫行霸道的事跡，其中之壹是在前門火車站票房前面常有壹名日本警察手持竹鞭來回巡視，遇到不排隊就搶先買票的人，就壹聲不響高高舉起竹鞭颼的壹聲著著實實的抽在他的背上。挨了壹鞭之後，他壹聲不響的排在隊尾了。前門車站的秩序從此改良許多。”
這個故事說明幾個問題：
不排隊的人知道自己的行為不符合自己的內在價值。他的內在價值並沒有死亡，只是被暫時壓制。
壓制了這些內在價值的是他在窗口前的動態權力結構中的屢屢得手。
外界的另壹種強權的介入 – 壹種他完全無法抗拒的恐怖式強權 – 促使他重新發現自己的內在價值。
外界的強權迫使壹個人或壹些人意識到他們忘卻多時的內在價值的現象可稱為鞭子效應。民國時和改革開放初期學術界思想的發達都是由於當時的中國精英階層痛切意識到在西方強國面前自己的弱小，都可以說是“鞭子效應”的例子。
等候服務的另壹種可能的秩序是自律的先來後到的排隊。這需要另壹些條件：窗口前的每個等候服務者都能把自己的需要和他人的需要放在平等的位置；窗口後的發放服務者有親疏無別的價值觀。這些條件在小鎮上不存在。
排序的三種狀態是無律、他律、自律。多數人吃夠了無律的苦頭，但又沒有自律的條件時，最好的結果只能是他律。壹考定終身的高考制度已經被許多人詬病多年而難以被另壹些聽起來能更全面衡量學生素質的考察機制取代，壹個重要原因是後者難以實施公平的他律。
魯迅說，中國歷史只是在兩種時代之間循環：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和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這就是在大眾沒有自律的能力時，他們只能在無律和他律之間循環。這是中國的垂直權力結構直到現代還具有充分的合理合法性的主要原因。
孩子群落
另壹種動態權力結構是孩子群落中的權力結構。有暴力傾向的孩子建立幫派性質的勢力範圍，在教室裏搞惡作劇，當眾羞辱弱小的孩子、挖苦嘲弄有生理缺陷者。其他同學不敢與他們爭鋒。
他們在嘲弄、羞辱弱小者時面帶滿足的微笑。這是行使權力的滿足感。
不同的幫派之間不時以打群架來解決糾紛。群架通常都是事先約好時間和地點，是孩子之中的大新聞。有許多孩子圍觀。
孩子圍觀群架、成年人圍觀在刑場槍決犯人、和古羅馬人圍觀角鬥都是出於同樣的心理。
1.6 權力作為商品
小鎮上最活躍的經濟不是以貨幣為交易媒介的經濟，而是以權力為交易媒介的經濟。在我家，父母親可以靠著他們並不顯赫的地位拿到免費電影票、買到限購的“凱歌”牌電視機、買到蓋房子的低價建材。電影院的經理可以靠贈送免費電影票把自己從官員升遷窗口的外線升級為內線。孩子犯了罪，有權勢的父親可以在公檢法系統疏通關系，讓孩子得以輕判。雖然高考錄取的紀律極為嚴格，每年高考結束後，縣教育局住省城的高考錄取聯絡人都會成為小鎮上炙手可熱的人物，因為他認識各個高校來省城招生的老師，至少在考生家長的心目中，他有可能影響錄取結果。每個人手中擁有的權力都可以用來換取各種有價值的東西。
出售低價建材的人並不壹定馬上用得到我父親的權力；他只是將它儲存起來待將來使用，或者轉讓給他的親戚朋友使用。換句話說，權力具有了真正的貨幣的功能，既可以購買實物，也可以儲存、轉讓。
我父親和他的同事們的工作時間的壹大部分花在聊天、看報紙、喝茶。可以說，政府機關工作人員的全時職業是權力的批發、轉賣、零售。
縣政府壹個中級幹部直接把握的資源並不巨大，但權力的商品化大大擴展了他的勢力範圍。
在機動車很少、生產力短缺的1970和1980年代，百貨公司售貨員和機動車司機也都因手中控制的資源而有了相當的權力。比如，那時並無專業搬家公司，因而司機們手裏的機動車就成了每家每戶搬家時必須使用的緊俏資源。售貨員對顧客的態度經常很兇惡；這是他們在享受行使權力的滿足感。
每個人的勢力範圍因權力的商品化而互相交織。由於這樣的關系，小鎮的權力結構兼有樹和網的特征：既有樹結構的層次分明，又有網結構的互相關聯。這個樹/網結構被大眾認可，大家都按照這個結構確立的規則來生活、規劃理想。每個人在這個結構之中都有壹個被定義好的位置和向上爬升的路徑。
這個結構的致密也意味著沒有能力在其中航行的人會終生處處碰壁。
1.7 社會規範的權力
加爾布雷斯把權力分為三種：懲戒權、獎勵權和潛移默化權。【8】縣政府的權力有相當壹部分來自它的獎勵權：所有的公職人員的工資都從它那裏發放，而全縣所有的非公職人員（如農民）都在公職人員的管轄之下。政府也有對轄內任何壹個不馴服者的懲戒權。
父母和老師都有對孩子的懲戒權，且他們經常使用這權力。
懲戒權和獎勵權都有明顯的強制色彩。它們也是人類馴化動物時使用的主要手段。權力結構的第三種權力則微妙得多：用潛移默化的教育方式將各種社會規範直接寫入社會成員的價值觀之中，使他們自覺自願地接受、擁護各級權力結構的合理合法性。
作為潛移默化權的教育與以育人為目的的教育的不同是：
（1）作為潛移默化權的教育是封閉式的：不管過程如何曲折，教育的最後結果壹定是回到教育者事先指定好的結論。以育人為目的的教育是開放式的：教育的最後結果是發現真理。顧名思義，如果壹個真理還未被發現，它就完全可能以出人意料的面目現身，否則它就是已知的真理。出人意料，自然也包括出乎教育者的意料。
（2）作為潛移默化權的教育中，教育者以自己行使權力和學生完全順從為滿足。在以育人為目的的教育中，教育者以發現真理和學生身心成長為滿足。發現的真理越出乎教育者的意料，學生得到的成長越多，教育者得到的精神滿足也越多。
這裏討論小鎮權力結構的潛移默化權的幾種施用方式。
媒體
如果把全國的整個權力結構比作壹棵大樹，那麽中央政府就是這棵樹的樹幹，而小鎮的權力結構是末枝。連接樹幹和末枝的壹條重要紐帶是媒體。媒體包括廣播、電視、報紙、電影、戲劇等。對媒體內容的消費是小鎮生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而媒體內容的主要生產者是中央政府及其控制的機構。
媒體內容的生產者和消費者之間也是高度垂直的權力關系，這是因為媒體並不是獨立運作，而是政權的壹部分。
在電視普及之前，小鎮上每壹戶都接入了播放縣廣播站節目的有線喇叭，電影院和劇院經常都是座無虛席。從1980年代開始，電視迅速成為小鎮媒體的絕對領銜主演。
媒體節目的內容可分為兩類：壹類是以當前的權力結構為時代背景，主題是歌頌權力結構上遊者的偉大；另壹類是以當前中央權力的各種敵人為時代背景，如國民黨、日本侵略軍、古代封建王朝、“四人幫”、敵國政權，內容是描寫這些權力結構中的厚黑。
如果懂得人性相通的道理，自然會質疑兩類權力結構何以有這樣截然的反差，但我沒有聽到過任何觀眾產生這樣的質疑。
兩類題材的背景都是垂直權力結構，故事都是各種權力鬥爭。幾乎沒有節目反映平坦權力結構中的故事、或不被權力欲駕馭的人際關系。這應該是由於節目的創作者和審批者們沒有過平坦權力結構中的生活經歷。這樣的宣傳的效果是消費者大眾認為世界上只存在垂直的權力結構、世界上的所有矛盾都是發生在垂直權力結構中的權力鬥爭。
在媒體上，歌頌政權、機構和家族權力結構的幾種內容互相支持。這是從古時傳下來的文化傳統。比如，在古時候，官員是“父母官”，平民百姓是“子民”，他們之間的關系是鞠躬盡瘁的父母與懵懂幼稚的孩子之間的關系。這樣的說法把政權權力與家族權力自然而然地放在同壹幅畫面中。
這樣的價值觀代代相傳，如這首在1980年代流行的《黨啊，親愛的媽媽》：
媽媽喲媽媽 親愛的媽媽
妳用那甘甜的乳汁把我餵養大
扶我學走路,教我學說話
黨呵黨呵 親愛的黨呵
妳的形象多麽崇高偉大
黨呵黨呵 親愛的黨呵
妳就是我最親愛的媽媽
親愛的媽媽 親愛的媽媽 呵
我母親很喜歡唱這首歌。它把母親對外祖母的感情和對共產黨的感情自然地聯系在壹起。
在我長大的1970和1980年代，媒體中有許多歌曲歌頌母親撫養孩子的勞苦。沒有任何主流媒體作品宣稱母親撫養下壹代不過是所有高等動物都要盡的義務，否則它們的種族就會在地球上滅絕。
“尊師重教”的口號被不斷宣傳。電視裏播放的兒童歌曲有不少是歌頌老師的辛勤工作的。
這樣的媒體內容把政權對大眾、父母對孩子、老師對學生的關系壹起定義為上遊者對下遊者的恩情的關系，造成互為道德支援的效果。在2.3節中會對此作進壹步的討論。
教育和文化傳統
學校是政權行使潛移默化權的重要陣地。這努力主要集中在兩門課：政治和歷史。
政治課的主要內容是馬克思主義哲學和當今權力結構取得的各種成就。
歷史課的主要內容是：中華民族的偉大歷史；近代被外國頻繁侵入的恥辱；共產黨如何擊敗諸多敵人，領導中國走向重新輝煌。
這兩門課的教學方法與數理化課程的不同是：在數理化課上，教材中會提出很多問題，老師也會提出很多問題。事實上，數理化課程的主要內容是對問題的思辨。而政治和歷史課不允許提問，只需要記憶。從這壹點上可以說，政權在中學政治和歷史課中行使的潛移默化權也是高度垂直的權力關系。那時文科之所以不受學生和家長青睞，被認為是不夠聰明的學生才去學的方向，其原因之壹便是其灌輸式的教育方式。
在職人員也被教育。1970年代，父母親每天早上六點到七點要趕到政府去參加政治學習。學習的內容與他們的本職工作無關，主要是上級傳達下來的為中央政權中權力鬥爭服務的輿論，如“批林批孔”、”批《水滸》投降派”等。
許多人對這樣的潛移默化權有微詞，但政權和各級機構對他們的潛移默化堅持不懈。有微詞者早已習慣了被政權牽著鼻子走的無奈感，政權也深知水滴石穿的道理。
另壹種潛移默化來自於文化傳統。每個社會成員從壹出生就在父母、各種長輩、左鄰右舍、朋友夥伴的熏陶之下，受到文化傳統的影響。比如，兒女聽父母的話是壹種美德，這樣的價值觀就是文化傳統的壹部分，並不需要媒體的反復強調。絕大多數在外面膽大包天為非作歹的孩子回到家被父母辱罵或毆打時都全無反抗。反抗父母的孩子被視為大逆不道。
權力的展覽
學校經常要求全體學生在操場上列隊，由校長和校黨委書記訓話。在政府和各種機構也經常有類似的大會。這是權力的展覽，目的是讓每個人看清楚自己在結構中的位置。這是實現潛移默化權的另壹種方式。
父母在家裏打壹個不服管教的孩子是將父母的懲罰權在這孩子的兄弟姐妹面前的展覽。老師在教室裏體罰或羞辱壹個學生是將老師的懲罰權在其他學生面前的展覽。在小鎮的公判大會和刑場，執法者將罪犯五花大綁、宣布其罪名和判決，對其中宣布死刑者押在卡車上開赴刑場槍決。這對於當事者行使的是懲罰權，對旁觀者行使的是潛移默化權。
在這些場合中，旁觀者通常都站在權力關系上遊者的壹邊，抱著看熱鬧的心態，對被懲罰的下遊者並無同情心。
促成這種娛樂圍觀心態的是幾個因素：
旁觀者把自己認同為權力結構的壹部分。冒犯權力結構就是冒犯自己，罪有應得。
在高度均質化的社會中，各種異類都被鄙視、嘲笑。冒犯權力結構者是異類的壹種。
除親人和朋友之外，人與人之間關系的基調是敵意。同情心不存在。
對於沒有安全感的人，他人的受難能給自己壹種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安全感和自豪感。
生存是殘酷的鬥爭。殘忍和冷漠是比豐富的情感更適合在這種環境中存活的心態，因而是多數人具有的心態。
1.8 對自然界的權力
本文中討論的絕大多數權力關系都是復雜的現代人類社會之中的現象。權力欲的起源比這些現象古老得多，在所有的高等動物中都存在，是追捕獵物、爭奪勢力範圍、爭奪配偶、爭奪社群首領地位等活動的驅動力。從這個角度，可以說權力欲是比人類社會中的權力更基本的現象。
由此可以從權力欲出發來對權力作出另壹種定義：壹個人或壹個群體行使自己權力欲的能力。
這個定義擴展了行使權力的對象：除了人，也可以包括自然環境、野生動物、資產等。
從這個定義來看，中國近年來的嚴重環境汙染可以部分歸因於人與大自然之間的垂直權力關系。大自然處在這個關系的絕對下遊，對人的肆意侵入沒有任何還手之力。
近年來屢見企業主將工業汙水註入地下水層的報道（如【9】）。這些企業主對自然界的態度與他們對自己的權力關系下遊者的態度同是出於行使權力的心理動機。
從另壹個角度說，在壹個高度垂直的權力關系中，在上遊者看來，下遊者與無生命的物體沒有本質的差別，都是供他們使用的工具、是他們行使權力的對象。
野生動物也處在與人之間的權力關系的絕對下遊，幾乎被斬盡殺絕。在小鎮上，除了老鼠和麻雀，幾乎見不到任何其它的野生動物。
人對自然環境和野生動物行使權力有的主要是出於物質需要，如將工業汙水註入地下水層，有的更多是出於精神需要，如獵殺某些野生動物。通常來說，下遊者越難以駕馭，上遊者在行使權力時得到的精神快感也越多。
我小時候，小鎮上有許多漂亮的古建築：縣衙門、孔廟、高大的城墻和城門，都有至少數百年的歷史，都在1970年代被拆毀殆盡。這也可以理解為那時的小鎮人之於古建築是高度垂直的權力關系，後者處在絕對下遊，沒有任何還手之力。
- 小鎮人的價值觀
顧名思義，壹個人的價值觀是他為其視野之中各種事物的標價：哪些東西有價值、給他以幸福感，值得去追求；哪些東西值得犧牲另壹些價值較低的東西去換取；哪些東西沒有價值、不值得他的註意；哪些東西令他恐懼、他要極力逃避。
讓壹個人恐懼、逃避的東西可以稱為對他具有負價值。
人在幼年時的父母和環境的影響對他的價值觀的形成有決定性的作用。皮亞傑認為，兒童對世界的認知有同化和調適兩種方式。【10】他每新接觸到壹個外界事物，如果是他已有的認知框架可以理解，他便將它消化吸收，使它成為他已有認知框架的有機的壹部分，這是同化的過程；如果不是他已有的認知框架可以理解，這個事物迫使他改變已有的認知框架，這是調適的過程。
人對新接觸的壹個外界事物有兩種可能的調適過程。第壹種是這個外界事物吸引了他的註意力、激起他的好奇心，他靠思考來主動調適。思考的過程擴展他的認知框架、磨利他的判斷力、增加他的智慧。第二種是這個外界事物靠強力來重新設定他的認知框架。這是被動的調適。
在小鎮人的幼年，他們被強迫接受父母的價值判斷，沒有過與父母平等探討問題的機會。在學齡，所有與政權、國家、歷史、個人價值觀有關的教學內容都規定了標準答案，沒有提問的余地。其結果是他們的認知框架是被父母、老師和社會的大力設定的，而他們自己在這個過程中沒有參與權或發言權。
因為他們沒有思考的歷練，他們的認知框架是剛性的，難以隨著見聞的增長而主動擴展。
成年之後，他們閑談的內容主要是搬弄是非。我從小聽過父母與家中來客的無數的談話，談話內容都是對人物和事件的各自表述，從未聽到過產生出新思想、新見解的討論。
讀書是稀奇的事。我與長兄的愛讀書成了街坊四鄰的新聞。母親自己不讀書，也為我愛讀書而焦慮。她怕我長大後成為書呆子 – 壹種被社會鄙視的異類。
小鎮人不思考、不讀書、沒有興趣分辨事情的真相。在他們看來，真相和真理是迂腐的書呆子才關心的東西。
在這壹章中，我首先引入描述價值觀的壹些概念，然後討論小鎮人價值觀的幾個側面以及它們與權力結構的互相影響。
2.1 有關價值觀的幾個概念
價值觀是個極為復雜的概念，也是隱藏在人的心靈深處、難以研究的現象。為了能從關於價值觀的討論中有所收獲，在這壹節裏，我引入觀察價值觀的三對視角：內在價值與外在價值、個人價值觀與群體價值觀、生活的獲得模式與存在模式，希望借助這些視角來獲得對小鎮人的價值觀的壹些側面的比較有條理的理解。
內在價值與外在價值
壹個人視野之中的事物可以分為外在和內在兩類。
壹個人的食物、銀行存款、房地產、家庭關系、社會關系等都不是他的身體或精神的壹部分，因而是他的外在價值。權力和地位都屬於社會關系的範疇，因此也是外在價值。
壹個人的面子是由旁觀者對他的態度來定義：被旁觀者欣羨、仰慕時，他覺得有了面子；被旁觀者鄙夷、輕視時，他面子盡失。所以面子也是外在價值。
壹個人的內在價值是其精神領域的價值：
在認知領域，包括知識、判斷能力、是非善惡觀、宗教信仰等；
在心態領域，包括快樂、安全感、勇氣、自尊、自信、體驗美的能力、對他人的愛心和同情心等。
內在價值與外在價值之間並沒有完全清晰的界限。比如自尊：如果壹個人的自尊更多是決定於他人的看法，這種自尊就在更大的程度上屬於外在價值；如果壹個人的自尊不取決於他人的看法，這樣的自尊就屬於內在價值。勇氣、快樂、安全感、自信等也是同樣的情形。
人的心理成熟的過程也是自尊、自信、勇氣、快樂、安全感等素質由外在價值逐步演變為內在價值的過程。
壹個人的外在價值的總和可以稱為他的領土，或勢力範圍 (territory)。這勢力範圍中也包括他的權力關系的下遊者；他在心理上視他們為資產。人對其勢力範圍的重視與大型猛獸對其勢力範圍的重視出於同樣的動物本能。
勢力範圍與個人空間兩個概念的內涵和外延近似，同指壹個人在心理上認定的自己。在本文中，我把個人空間用於壹個人作為權力關系下遊者時的語境中，把勢力範圍用於壹個人作為權力關系上遊者時的語境中。
壹個人的外在價值或勢力範圍可以被外力侵入、改變，因此需要他的保衛。事實上，保衛物質和精神上的勢力範圍是牽制了許多人壹生的絕大部分精力的活動。
雖然壹個人的內在價值也可以算作他的勢力範圍的壹部分，但由於外力無法侵入壹個人的內在價值，這部分勢力範圍不需要他的保衛。
人的所有外在價值和內在價值壹起構成他的價值空間。
個人價值觀與群體價值觀
同壹個社會中的每個成員被相似的環境哺育長大，所以他們對視野中的許多事物有相似的定價，這就是群體價值觀。
群體價值觀包括：哪些觀念、行為、社會現實可被社會接受，哪些觀念、行為、社會現實不被社會接受；哪些事是被社會成員普遍羨慕的榮耀，哪些事被大家鄙視、恐懼、嫌惡。
比如，在1980年代的家鄉小鎮，在商店買東西、在電影院的窗口買電影票時，不排隊是普遍現象。總能成功加塞的人會因為有比別人更強大的生存能力而得到大家的羨慕，總被擠到後面的人被大家認為是生存能力低下。這樣的看法被多數人共同持有，所以是群體價值觀之中的壹項。
壹個人的外在價值，如地位和權力，有大的光環，容易為他人看見，所以外在價值是絕大多數社會成員共同追求的理想，也是群體價值觀的主要內容。
壹個人的內在價值，如自尊、獨立判斷能力、好奇心、勇氣等，是其內在的獨特體驗，難以為他人所見，也難以與他人交流，所以與群體價值觀的重合度較小。
獲取模式和存在模式
弗洛姆認為，人有兩種生活模式：獲取模式和存在模式。【11】兩種模式都源自人的本性：獲取模式源自人的兩種原始欲望：求生欲和權力欲；存在模式源自人的更高級需要：體驗生命、表達自我、實現自己的潛能、與他人的深層次的溝通等。
生活在兩種模式之中的人有如下幾個方面的不同：
（1）日常行為。生活在獲取模式中的人的習慣性行為是獲取或征服。獲取的對象不僅包括錢、地位、權力、房產等有形資產，也包括並非有形資產的學習、記憶、交談、閱讀、愛、信仰等。比如，對於活在獲取模式中的人，知識是壹種資產、是獲取和征服的對象。古俗語“書中自有黃金屋”和1980年代初流行於中國主流媒體上的壹句詩“攻書莫畏難”可作為這種心態的兩個註腳。生活在存在模式中的人的習慣性行為是體驗或交流。對他們而言，生活的每個元素，如謀生、人際交往、學習等都是體驗和交流的過程，在這些過程中他們改變自己、成長自己。
（2）看重的價值。生活在獲取模式中的人看重的是外在價值，如錢、權力、名望。學習不是終極目的，而是幫助他們獲取其它外在價值的手段。生活在存在模式中的人看重的是內在價值，以自我在知識、心態、精神上的完善為快樂，以自己內心生發的標準為指導自己生活和判讀事物的標準。
（3）對生活的態度。生活在獲取模式之中的人把自己看成永恒不變的個體。他們關註的活動是在已有勢力範圍之內行使權力、保衛已有勢力範圍的權力、擴張勢力範圍以獲得更大的權力。生活在存在模式中的人把自己看成壹種過程，而獲得、成長、失去、死亡都是這個過程的壹部分。
（4）對世界的態度。生活在獲取模式中的人排斥所有不符合他們現有認知框架的知識。他們拒絕改變自己的思維習慣和生活習慣，把要求他們改變的聲音視為對他們的勢力範圍的挑戰。能夠改變他們的力量只有來自權力關系上遊的強力。生活在存在模式中的人把自己向未知的世界開放，能不斷從世界之中吸收營養而成長。
（5）心態。生活在獲取模式中的人的情緒隨其勢力範圍的增減和外部環境的變化而起伏。他們不了解自己的情緒，也不知道如何處理這些情緒。生活在存在模式中的人能感知、也願意直接面對自己當下的各種精神狀態。他們通過與自己的精神狀態的交流而達到平安和快樂。
獲取模式是被更多人采用的生活模式。廣義上說，獲取的欲望即權力欲，這包括對他人的權力和對物質資源的權力。
存在模式並不是個新概念。比如，佛經中早已指出物質的獲取與快樂無關，如《無量壽經》：
“無田憂田，無宅憂宅，眷屬財物，有無同憂。有壹少壹，思欲齊等。適小具有，又憂非常。水火盜賊，怨家債主，焚漂劫奪，消散磨滅。心慳意固，無能縱舍。”
《聖經》：
“不要為生命憂慮吃什麽，喝什麽。為身體憂慮穿什麽。生命不勝於飲食嗎？身體不勝於衣裳嗎？”
在近代，有更多的思想家倡導存在模式。比如，克裏希那穆提建議，有誌於改造社會的年輕人的生活模式應該是“有創造性的不滿”。這種生活被好奇心、愛心和創造性驅動，從無限的未知世界中吸取營養。其結果是自己的成長和社會權力結構向更平坦的方向的改變。
但在現實中，“有創造性的不滿”是少見的現象。更多人采用的是這三種模式之壹：（1）順從於社會的壓力：違逆自己的意願而屈居於權力關系的下遊。（2）對社會的敵意的不滿：試圖以有形或無形的暴力將自己躋身於權力關系的上遊。（3）出世或遁世：試圖與社會的權力關系完全脫鉤，以求得內心的清凈。這些都不會改變社會中的權力結構的垂直度。
弗洛姆認為，絕大多數人的身上同時存在著兩種生活模式的可能性，而具體哪壹種模式占據支配地位取決於外部環境。【11】
2.2 面子
面子可以定義為在當事者的心目中，旁觀者對其社會地位的評估。旁觀者的評估是當事者對自己在社會中的重要性的衡量，因此面子也可以稱為重要感 (self importance)。
面子的重要性
面子在小鎮人的生活中占據中心的地位。這需要幾個條件同時滿足：1. 當事者與旁觀者的價值觀的高度壹致。2. 旁觀者對當事者的言行的高度關註，且通常是非善意的關註。3. 當事者對旁觀者的態度的高度看重。
如果當事者與旁觀者的價值標準迥然不同，或旁觀者對當事者的言行並不關註、或是純善意的關註，或當事者對旁觀者的態度並不看重，面子都不成為重要的問題。
比如，在小鎮上，對壹對沒有生育能力的夫婦，上述幾個因素的體現是：1. 當事者和街坊四鄰都認為不能生育是社會的異類。2. 每個人把很大壹部分精力用於關心其他人的事，所以這對夫婦會招來街坊四鄰的議論和鄙視。3. 當事的夫婦非常看重街坊四鄰的議論和鄙視，所以他們背上了沈重的心理包袱。
這幾個因素在小鎮上的同時存在可以歸結為壹個原因：群體價值觀的高度強大。群體價值觀強大，而個人的獨立價值判斷發育不良時，社會成員的價值觀便具有許多方面的相似性。壹個人沒有強大的內在價值空間時，其目光便只能聚焦在他人身上，也會極為在意他人的目光。
在群體價值觀高度強大的社會中，眾人的價值觀如同整齊的士兵隊列，任何壹個成員的不協調的小動作都異常顯眼，馬上被歸為異類。對成為異類的恐懼使得面子成了社會成員行為規範的重要約束。甚至可以說，面子是除法律以外的社會成員行為規範的幾乎唯壹約束。
壹對夫婦對外將領養的孩子謊稱是親生的也是出於面子。在傳統之中，領養的孩子並不能算是傳承了家族的血脈。被領養的孩子會成為左鄰右舍的成年人們閑話的重要話題，也會被同齡的夥伴們歧視。但是，如果把領養的孩子說成是親生的謊話成功地騙過了左鄰右舍，就既成功地傳承了祖先的血脈、討得祖父母的歡心，又獲得左鄰右舍的認可。左鄰右舍的態度比事實更重要。
有生育能力，卻沒有兒子，仍然會產生同樣的面子問題。
絕大多數普通人家都會用盡終生的積蓄來蓋房子。蓋房子的首要目的是光耀面子，居住的方便反在其次。
父母對孩子的最大期望是為自己掙得面子。能服務於這個目的的孩子的成就包括：學習成績排名在前；得到三好學生獎狀；考上名牌大學；在社會上出人頭地等。孩子成績不好的父母在人前喜歡說的壹句話是：我這孩子很聰明，但就是不用功。這是彌補他們面子受損的嘗試。
如果他們能仔細思考問題的真正原因，他們會發現不用功實際上是比不聰明難對付得多的問題。如果他們還能就此開展補救的工作，他們就有可能改變自己的老壹套教育手段，幫助孩子發現自己的潛能和熱情，給孩子壹個更好的未來。但是能這樣願意發現問題、也願意改變自己觀點的父母很少見。
丟了面子對壹個人的精神打擊比物質損失要嚴重得多，如我的外祖父因為沒有兒子而精神失常。他把在祖宗牌位前無成績可示、在父老鄉親前低人壹頭看成不能承受的恥辱。
在土改、反右和文革中全國有成千上萬的人被羞辱後自殺。許多人自殺的原因並不是物質條件不允許他們活下去，而是不堪面子受辱。
弗洛姆的觀察是：“人對成為異類的恐懼勝過對死亡的恐懼。”【11】如果壹個人沒有強大的內在價值，這兩種恐懼感在他的價值觀列表中就會遵循這樣的排序。當他的精神依托 – 他人的裁決 – 突然與他反目時，自殺就可能會成為他們的自然選擇。
在這些運動中也有少數人有意與群體價值觀保持距離。或者說，他們有強大的內在價值，不懼怕成為異類。結果是他們雖然受了皮肉之苦，但在精神上並未受到實質性的摧殘。
埃列娜.羅斯福說，“沒有妳的同意，沒有人能羞辱妳。”這說的也是建立強大的內在價值是抵禦群體價值觀的攻勢的有效辦法。
對面子的在意是權力欲的第二種表現：保衛權力。這是小鎮人重要的精神需要。
壹個人的面子是他在生活的各個坐標系中 – 同事之間、鄰裏之間、家族成員之間 – 的地位的合理合法性。他的生活的主要目的就是證明他在每個坐標系中的地位的合理合法性。
他如此在意他的地位的合理合法性，因為他在任何事上的發言權不是由事情的對錯是非決定，而是由他在別人心目中的地位決定。
愛護面子不僅是小鎮人的主要精神需要，也是他們的物質需要。由於小鎮權力關系網的致密，不成為這個關系網的成員很難在小鎮上生存下去，而成為這個俱樂部的合法成員的前提條件是被眾人的目光審視。
因面子而起的各種沖突
由於大家對面子的看重，在有沖突發生時，壹種重要的攻擊手段就是讓對手丟面子。權力關系的上遊以此作為對下遊的懲罰，如小鎮人民廣場的公判大會以羞辱罪犯的方式來警示冒犯權力結構的嚴重後果。這警示對當事者和旁觀者都有效。
我的鄰居中有幾位悍婦經常扯著巨大的嗓門罵街，其目的也是提升自己的地位、讓對手丟面子。
對面子的直接侵犯是許多社會矛盾和摩擦的起源。並且許多起因於物質利益的沖突也被當事者解讀為面子保衛戰。比如，壹家在新建或擴建自己的院子時多占了鄰居的壹平方米的空間，他們之間的沖突就會升級為面子之戰。最終的勝者贏得面子，輸者引為奇恥大辱。家庭中的夫妻糾紛、父子糾紛也經常是由小事而起，升級為面子之戰。
為了保衛面子，權力關系上遊者可以隨意修改事實、隨意羞辱下遊者，不顧下遊者的自尊心、安全感。
因為上遊者並不關心事實如何，下遊者對上遊者通常並無信任。下遊者需要做好的只是壹件事：討得上遊者的歡心，為此他也隨意修改事實，毫不猶豫地說自己不相信的話。
老師很在意在學生面前的面子。很少有老師在課堂上承認自己的錯誤。同樣，父母很少在孩子面前認錯、機構的上級很少在下級面前認錯。
自省是壹種罕見的美德：自省是承認自己的無知、發現自己的過失，這是內在價值的經營。多數小鎮人不知道有這樣的內在價值的存在。
由於對當事者最重要的不是事實本身，也不是當事者自己的判斷，而是旁觀者的判斷，生活的目的都歸結為向旁觀者證明自己地位的合理合法性。
人要證明的自己只能是已知的自己，所以壹個力圖證明自己的人無法將註意力向未知的世界開放。他將有限的自己對無窮無盡的未知世界封閉起來，無法從中吸取營養。他沒有被改變的願望，也沒有感悟、發現、成長的能力。
也正因為無法從成長的過程中尋找樂趣，他只能通過不停地證明已知的自己來定義自己的價值。
各級權力結構的面子
各級權力結構也都高度重視自己的面子：
（1）家族的面子。家族裏有人當大官、有孩子考上大學、女兒嫁給了有權勢的門第，這些都是光耀家族臉面的事。反過來，壹個人做出所謂的“醜事”會給他的家族的面子上蒙羞。“家醜不可外揚”說的就是這種情形。面子的極度重要性意味著家族只能面對光彩，而任何壹點瑕疵都是羞辱。
（2）各種機構的面子。同許多家庭都用盡財力蓋房壹樣，每個機構都用盡財力修築氣魄宏大的建築。學校熱衷於搞校慶，歌頌自己的各種成就。中央權力機構熱衷於搞豪華的運動會和世界首腦論壇、斥巨資興辦奧運金牌體育。
（3）國家、民族、政權的面子。中學歷史課的主要內容，如中華五千年文明、近代被西方列強和日本侵入的屈辱、共產黨政權的輝煌成就，都是從各種角度維護當今政權的面子的努力。政權盡力隱藏自認為沒有光彩的事。1976年唐山地震後的第二天，新華社通稿對災情只用“震中地區遭到不同程度的損失”的話壹筆帶過。【12】盡管政府對巨大的傷亡並無直接責任，他們對自然災害的第壹反應是這損害了他們全知全能的高大形象。直接損害到政權的合理合法性的事件如六十年代初的大饑荒和八九年的天安門鎮壓則是嚴格禁止討論的話題。
2.3 控制欲
壹個人對面子的重視可以解讀為他保衛權力的努力。另壹方面，小鎮人也見縫插針地在每日生活中行使權力，這體現在對下遊者的控制欲。
免疫力與控制欲同時發育
母親退休後，就小時候的經歷寫了比較詳盡的回憶錄。其中記載了這樣壹件事：外祖父去世後，她的幾個姐姐早早出嫁，她與外祖母兩個人度日，與外祖母的幾個妯娌（即母親的嬸嬸）的家庭同住壹個四合院中，不時有摩擦。壹天，她到鄰居大媽家借東西，把外祖母在家對妯娌的怨言，或許還加了自己的壹些想象，告訴了鄰居大媽。母親這話後來傳回外祖母的耳朵裏，外祖母勃然大怒，拿出壹根繩和壹把刀，讓母親選壹樣了斷自己。那時她大約十歲。
母親壹輩子沒忘兒時這壹幕，可見這事對她刺激之大。但回憶錄的字裏行間沒有怨恨，而是感恩外祖母嚴格有原則。
這件事可以從幾個方面來理解：
（1）母親將外祖母的話轉告鄰居，是將最親近的人之間的秘密外泄。如果母親在談話中還加入自己對那位嬸嬸的惡意，這是失之寬厚。以壹般的倫理道德來衡量，這都是過失。父母給以適度的懲戒是可以理解的。
（2）外祖母在背後說親戚的壞話同樣不合壹般的倫理道德準則。她的大怒壹部分是因為孩子的過失，壹部分是因為自己的做法被女兒暴露後面子有失。人保衛面子的壹個常見手法是遷罪於權力關系的下遊者。
（3）外祖母的劇烈反應反映出其價值觀的幾個側面：自己對孩子有完全的控制和任意懲罰的權力，使用包括死亡恐嚇在內的手段；孩子沒有安全感的需要，也沒有合法不受侵犯的個人空間。這些以現代教育思想來看是極殘忍的，不論孩子做了什麽事。但是符合當時農村的群體價值觀。
（4）外祖母做出這樣劇烈反應的另壹個原因是她處在盛怒之中。我猜想，即使是在那個時代，多數人在心平氣和時都不會對自己的孩子做出這樣的舉動。我的童年記憶之壹是小鎮上的許多成年人都經常處於盛怒之中。他們或者是意識不到自己正處在憤怒之中，或者認為盛怒是他們此時此地唯壹合理的反應。他們不知道自己有駕馭自己情緒的可能。
（5）如果母親作為壹個十歲的孩子在這件事上有過失，那麽外祖母應該為這些過失負起主要責任，而外祖母首先想到的並不是自責。
（6）母親當時的反應是恐懼，而不是怨恨或指責，說明她在心中認同外祖母對她的恐嚇。這是由於年幼的母親在價值判斷上完全依賴外祖母。也正是由於這樣的完全依賴、完全信任，外祖母的威脅在母親心中刻下的傷疤要比某個不相幹的人的同樣威脅深得多。母親在回憶錄中提到幾次最快樂的童年回憶都是被外祖母贊許的時候，由此似可見她在外祖母身邊如履薄冰、急於取悅的心態。
（7）外祖母的嚴厲使母親後來處事極為謹小慎微，這可能也讓她躲過了不少麻煩，為此她感激外祖母嚴格有原則。但母親在晚年仍然全盤認同外祖母的做法，視其為正常、合理，這意味著母親繼承了這樣的世界觀：權力關系上遊者對下遊者個人空間的隨意侵入是世界的正常秩序的壹部分。所以她對她的權力下遊者也會做出類似的事。
人適應環境的能力是驚人的。在母親長大的過程中，其個人空間被不斷強力侵入，她也隨之發育出強大的免疫力來保護自己。這免疫力就是她對自己的個人空間的緊緊守護，像溺水者緊緊抓住那塊救命的木板。在我的印象中，母親對所有的來訪者都客氣而保持距離，小心藏好心中的真實想法。她沒有任何推心置腹的朋友。
母親只有在家裏才能徹底放松神經，而這意味著她可以在她的丈夫和孩子身上施用外祖母曾經用在她身上的手段。
母親與外祖母壹樣，極在意面子、常常動怒、對孩子們極為嚴厲、意識不到孩子們的情感需要。這在我身上產生的效果是：
（1）我根本想象不出反抗她的意誌是什麽樣的場景。阿倫特說，權力的反面是暴力。這話的意思是：上遊者擁有絕對的權力時，下遊者根本不會想到反抗，所以上遊不需要使用暴力。母親對我也不需要使用暴力；她的臉壹沈，我便全身被恐懼感籠罩。
（2）大壹些後，我見到權力關系的上遊者，如高中的校長、大學的系領導、工作單位的大老板，便手足無措、思維停滯、口齒囁喏。這只能是來自於母親的影響：或是我把自己在母親面前的表現用在了見到其他上遊者的場合中，或是由於母親自己在她的上遊者面前的類似表現對我的耳濡目染，或兩者兼有。
（3）我從小即不與她交流心中的任何想法。這可以解讀為我緊緊把守自己的個人空間的努力。這與母親的做法壹樣，都是出於求生欲。
人可以無限制地侵入權力關系下遊者個人空間的傳統源遠流長。Arthur Smith的《中國人氣質》記載了這個發生在清末的故事【2】：
“壹位盲人找我來醫治眼睛，講起他的事。他是離家在外時惹了事，被人用生石灰燒瞎了雙眼。他嫂子對他說：‘妳憑什麽老是到我家來吃飯！我們這兒沒妳住的地方。要硬的有刀，要軟的有繩，妳只配要這些東西！’他說，如果沒有辦法醫治，他大概就會在‘硬的’和‘軟的’之間選壹樣解除痛苦了。”
這位嫂子的威脅手段也是刀和繩子，由此看來外祖母的做法並非特例，而是中國近代威脅權力關系下遊者的壹種習慣做法。
母親大約十五歲時，外祖母決定改嫁。改嫁的主要原因是：
（1）家中孤兒寡母、久無男人撐門面，給外祖母造成巨大心理壓力。壹個例子是，到了秋收季節，村裏的壹些好吃懶做者會去沒有勢力的寡婦家的地裏偷糧食。在這個權力關系中，外祖母是下遊者，好吃懶做者是上遊者。
（2）為母親繼續上學籌措學費。
寡婦改嫁，便成了被人在背後指點的異類，女兒在社區中的面子大受折損。在外祖母與母親之間的權力關系中，外祖母開始成為下遊者，而母親成了上遊者。母親雖然知道繼父給她提供了上學的所有費用，但壹直到自己三十多歲、繼父去世時都對他相當冷漠。這不能不說是她理解和同情他人情感需要的能力極為有限，而播下這果實的不是別人，正是與晚年繼父相濡以沫的外祖母。
另壹方面，雖然母親對我的教育手段中包括威脅甚至恐嚇，但是從未達到外祖母的刀和繩子那樣恐怖的程度。這說明在教育方式的傳承之中也有變異。變異的幾個可能原因是：（1）母親的性格不可能是外祖母的完全拷貝；（2）母親受過師範程度的教育，而外祖母是文盲，因此對孩子的教育方式必然會有所不同；（3）時代環境的不同會對個人的做事方式產生影響。
在小鎮權力結構之樹的任何壹個分支，上遊者都慣於隨意侵入下遊者的個人空間。這包括父母之於子女、老師之於學生、機構中的上級之於下級、政權之於冒犯它的人。
小鎮上的異類，如生理缺陷者、智力障礙者、老實人、書呆子，處在所有人的下遊。他們被大家嘲笑、起綽號。他們的個人空間被肆意侵入。大家嘲笑他們的動機也是行使權力的滿足感。
終其壹生，小鎮人的個人空間都被權力結構強勢侵入：在幼年，被家族的權力；在學齡，被學校的機構權力；長大成人後，他不依附於由政權的權力、各種機構權力和各種動態權力結構交織而成的權力結構便寸步難行。權力結構日復壹日、年復壹年隨意侵入他的個人空間，他得以存活下來的唯壹防禦手段是發育出強大的免疫力、長出如久經槍林彈雨的老兵那樣的鋼鐵神經。
同時他的控制欲也在日復壹日、年復壹年的耳濡目染之中發育、成長，他已經準備好了用同樣的手段來對待在他下遊的人。
以控制欲為前提的同情心
權力關系上遊者對下遊者的同情心並不鮮見。那時多數小鎮人都壹貧如洗，且沒有醫療保險，壹旦生了大病，普通人只能到他們的工作單位領導那裏去求情，請權力結構解囊救濟。他們的請求在多數情況下都能得到回應。小鎮上不時有叫花子挨家挨戶討飯。叫花子的存在說明他們能得到施舍，生活能維持下去。
小鎮上叫花子的神態卑微、淒惶，與滿臉自信的美國叫花子完全不同。他們只有把自己的地位降到居於所有人的絕對下遊才能燃起大家的同情心。
同情心是建立在下遊者完全順服的基礎上，或者說，建立在下遊者對權力關系不構成任何挑戰的前提下。可以想象壹個平時喜歡挑戰領導權威的刺兒頭在家人生重病時會遇到多大的麻煩。
官員對平民的“訪貧問苦”等同情心的表示也都是建立在後者對權力關系不構成任何挑戰的前提下。
母親同情弱者，喜歡接濟窮人。母親在家中接待的訪客許多是無權無勢的平民，但我從未見過哪位客人被她怠慢。但母親對我與對她的下屬壹樣控制欲極強。她不認為我們有獨立的判斷力、獨立的價值觀。我完全順服母親的心意時，她對我的照顧無微不至。
下遊者對上遊者的同情心不存在。2020年三月下旬，美國和日本的新冠肺炎疫情泛濫時，沈陽的著名品牌“楊媽媽粥店”“在大門外豎立充氣拱門，掛上印有‘熱烈祝賀美國疫情 祝小日本疫帆風順長長久久’的橫額”。【13】在橫額作者的心理之中，美國和日本這樣的國家居於他的上遊，所以在這些國家受難之時，他的心中有巨石落地的喜悅之感。
同情心和同理心的“同”字的意思是自己與他人的感受相同，這首先要求自己有能力體會到同樣的感受。否則同情心和同理心就無從談起。《晉書·惠帝紀》載：“及天下荒亂，百姓餓死，帝曰：‘何不食肉糜？’”這位晉惠帝不理解百姓挨餓的感受是因為自己沒有能力體會挨餓的感受。
同樣，不看重內在價值的人也無法準確理解他人的感受。比如，如果父母自己沒有獨立思考和判斷的習慣，就無法理解孩子的獨立思考和判斷是壹種合理合法的權利。反過來，父母自己在長大時因個人空間被頻繁侵入而痛覺神經已經麻木，所以他們也想當然地認為孩子的痛覺神經也同樣麻木。
父母對孩子的控制、羞辱、否定不等於對他們不負責。在改嫁前，我的外祖母養雞而自己舍不得吃壹個雞蛋，而是賣了攢錢做兩件事：買鹽；交母親的學費。改嫁後，夫妻倆壹起供母親上學直到師範畢業。在幾乎家家赤貧、重男輕女仍然相當嚴重的1950年代的家鄉農村，女孩壹路讀到師範畢業是相當罕見的。這是外祖母以她自己的價值觀來定義的母愛。這種母愛之中不包括鼓勵孩子的獨立判斷、理解孩子的情感世界。
恩與孝
中文裏有壹個字與同情心相關：恩。恩與愛類似，同指壹個人對另壹個人的在責任之外的善意幫助。兩個詞的不同是恩只適用於權力關系的上遊者對下遊者，而愛與權力關系無關。權力關系的下遊者沒有資格對上遊者施恩；向上的善意通常被解讀為阿諛逢迎。
壹種重要的恩是父母對兒女的撫養之恩。從上壹段討論的恩的定義出發，承認父母撫養孩子是壹種恩情需要承認壹個前提：父母對兒女並無撫養責任，或責任極為有限。溺殺女嬰的做法說明這正是中國傳統中的現實。
老師對學生的關愛也是恩情。這首流行的兒童歌曲《每當我輕輕走過妳窗前》是對這種恩情的敘述：
靜靜的深夜 群星在閃耀
老師的房間 徹夜明亮
每當我輕輕走過妳窗前
明亮的燈光照耀我心房
啊 每當想起妳
敬愛的好老師
壹陣陣暖流心中激蕩
把壹種關愛定義為恩情也就定義了壹種權力關系，恩情的受者在其下遊，要完全順服於施者的意願。否則就會被大眾視為忘恩負義。
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父母的撫養之恩是壹種巨大的恩情，所以關於報答這種恩情的美德，中文裏有另壹個極重要的字來描述：孝。孝通常包含兩層意思：對父母生活上的照顧；順服於父母的意願，或順服於父母的權力。
孝與忠的內容相似，都是提倡權力關系下遊者對上遊者的無條件服從。比如，在中國民間影響很大的《弟子規》中詳細論述了兒女應該與父母保持什麽樣的關系：“親所好，力為具，親所惡，謹為去。身有傷，貽親憂，德有傷，貽親羞。”
這段話的邏輯是：（1）兒女行為的價值標準不是出於兒女自己的獨立判斷，而是出於父母的好惡。（2）承擔兒女行為的最終後果的人不是兒女自己，而是父母。
換句話說，孝與忠都是提倡權力關系上遊者對下遊者的絕對控制，是以道德規範的形式把上下遊之間的權力關系固定下來，是整個社會對每個個人的潛移默化權。
孝心與愛心也有許多相似之處。它們的不同之處是：孝心是有嚴格方向性的，在權力結構中由下指向上，同恩情正好反過來。
3.4 不安全感和恐懼感
不安全感起源於動物的求生欲，即對死亡的恐懼。現代人擁有的資產比動物多得多，也就是說，他們比動物離死亡的距離遠得多。按道理，這應該意味著他們的恐懼感比動物少得多。但事實並非如此。現代人的不安全感似乎與其勢力範圍的規模成正比：他的地位、權力、面子、各種有形資產、家人和朋友都是他的勢力範圍的壹部分，所以都是他的牽掛對象，而其中的任何壹個細節有損失的潛在可能性，都會給他帶來不安全感。
不安全感與恐懼感是內容相似、程度不同的概念：在不敢面對某件有可能發生的事時，人產生不安全感；在不敢面對某件極有可能發生、壹定會發生、或正在發生的事時，他產生恐懼感。
不安全感
沒有能力進行獨立判斷、獨立選擇人生方向、並獨立為自己的決定承擔代價的人可以稱為具有依賴型人格。依賴型人格必然導致不安全感：他們心理上的所有依賴對象，不管是父母、朋友、各種群體，還是自己勢力範圍之內的各種資產、對未來的各種期望，都有可能離他們而去。
孩子直到長成成年人之前都要在心理上和物質上依賴於父母。這些依賴導致了他的不安全感。如果父母能經常鼓勵孩子的獨立判斷與承擔、經常給孩子以冒適當風險的機會，孩子就有可能慢慢掙脫依賴型人格的保護殼，獲得心理獨立。
小鎮人在擺脫不安全感和獲得心理獨立的路上有重重的阻礙：
（1）在幼年，他們的父母利用權力關系上遊的地位威脅、羞辱孩子、否定他們的判斷、提出各種不切實際的要求，如讓他們變聰明、長成高個子。孩子並沒有足夠的心理成熟度來甄別這些判斷和要求的合理性，因此時時為不能讓父母滿意而惶恐。
（2）在成長的年代，他們的父母把他們當作永遠的孩子看待，不給他們以鍛煉心理獨立的機會，試圖把他們永遠置於自己的羽翼之下。
（3）在成人之後，他們的個人命運高度依賴於權力結構。地位高的擔心失去地位；地位低的不知道在他們每天要等待的有形和無形的窗口前，誰會隨時插到自己的前面。
如前所述，面子是旁觀者的態度，而旁觀者的態度並不操在當事者自己的手中，所以對面子的看重也是依賴型人格的壹種表現。地位越高，旁觀者越眾，由面子而生的不安全感也越大。
人被不安全感駕馭的結果是耗費了生命的能量。由於現代社會的豐富生產力，絕大多數社會成員有壹定資產儲備，這本來足以保證他們不至凍餒而亡；也就是說，他們在壹生中的絕大多數時候並不存在不安全的問題。但事實上，他們總在被不安全感驅使。這使得他們沒有多余的精力來從事更有趣、更有創造性、更能表達他們的內在潛力的活動。
中年時的父母親享受了不少他們並不大的權力帶來的利益，而他們耗費感情最多、對他們心理壓力最大的事也正是工作單位上的權力鬥爭。母親抱怨同事的嫉妒、小報告、未被提拔。父親抱怨被同事擠壓、被上司欺負。他們害怕壹次又壹次的廉政反腐運動查到他們頭上。
母親從三十多歲開始嚴重胃痛，經常要將胃部緊緊抵住桌角來緩釋。退居二線後，胃痛不治而愈。
五十歲時，母親又患上心臟病住進醫院。檢查發現心臟和血液指標壹切正常。七十多歲後，她的心臟病也不治而愈。
阿德勒說：“即使是成年人都很難了解自己、很難把握自己的心理成因，也就是說，很難弄清楚自己的好惡和情感究竟緣起何處。”【14】小鎮人在勤勉地獲取權力和勢力範圍時，不知道驅使他們辛勤勞作的動力是自己心靈深處的不安全感，而這種動力已經將他們的生命能量蠶食殆盡。
恐懼感
母親年輕時的不安全感與中年後的恐懼有所不同。年輕時不安全感的來源是近處、有形的；引起她不安全感的威脅消失，她的不安全感也隨之暫時消失，直到下壹個威脅出現。中年後的恐懼的來源是人生更根本的問題：衰老、疾病、死亡，它們永遠不會消失。她所依附的群體價值觀也無法就這些問題給她以壹個滿意的答案。
死亡的問題是對獲得模式的嚴峻挑戰。壹個人的死亡意味著他在世時獲得的所有的東西都徹底失去，這使獲得模式成了竹籃打水壹場空。
壹部分人對這個挑戰的回答是宗教。寺院和道觀裏經常擠滿了香客，他們之中的許多都在祈願在現世和來世能繼續他們的獲得模式。
活在存在模式中的人把獲得和失去都看作人生體驗的壹部分，所以能以更平安的心態對待死亡。
養兒防老的傳統就是來自於對衰老和死亡的恐懼感。父母抵禦這種恐懼感的武器是處在他們權力關系下遊的孩子。他們普遍希望孩子長大成人後能留在自己身邊，在自己老而無依時陪侍左右。
死亡也是在孩子們之中引起巨大恐懼感的話題。幼年的我對死亡極度恐懼，這應該來自於父母的影響：（1）父母自己對死亡的恐懼與無奈對我的耳濡目染。（2）父母與我之間對此沒有坦率的交流。（3）母親用自殺來威脅父親，而作為旁觀者的我對世界的了解還沒有成熟到那樣的程度，看出這只是壹種權力鬥爭的手段。
對於心理不能獨立的人，如孩子，對其心理依賴對象的威脅比對他自己的威脅更加令他恐懼。威脅到他自己時，他會下意識地縮回他的依賴對象的懷抱之中；這是他全部安全感的寄托所在。但是，如果他的依賴對象自己的生存懸於壹線、或要離他而去時，他的所有防禦都坍塌了。
如果壹個人的價值觀高度依附於群體價值觀，而群體價值觀突然與他反目，會給他以同樣的極度恐懼感。
1989年學生運動時，我在北京讀書。雖然我並未積極參與其中，但是經常去天安門廣場，目睹了運動的全過程。這已經讓家鄉的母親擔憂不已。聽到6月4日電視臺發布平暴命令，母親便六神無主、失魂落魄、滿院子磕頭求神告佛，像瘋了壹樣。共產黨曾是她的全部心理依賴，而那天晚上，這巨大的靠山忽然變成了向她壓下來的大山。
我的壹位同學在省城因領導學生運動被地方公安機關通緝，在外地藏了半年多，躲過牢獄。其父卻在不久後心臟病突發去世，當時剛五十出頭。
這是1989年北京學生運動被鎮壓之後幾位被通緝的學生運動領袖的父母的情況：（1）王超華於同年輾轉逃出大陸，她的父親、著名歷史學家王瑤，於同年12月去世。據戴晴回憶，王先生是“差不多因她而死”。（2）1990年，柴玲的母親在柴玲逃離中國後不久去世，年五十歲。（3）張銘的父母“在電視上看見通緝令上兒子的照片才知道他幹的事。他此前沒有告訴父母，因為他知道他們壹定會設法阻止他。看到他成了國家的敵人，父親血壓突然升高，險些喪命，後來留下好幾種後遺癥。”【15】
我沒有聽到、讀到過任何壹位學生運動領袖的父母視他們的兒女為英雄。他們的個人價值觀的大廈在群體的土地上紮根太深，沒有能力在屬於自己的土地上再修築壹座了。
禁忌話題
逢年過節、生日壽誕、各種聚會上，可聽到各種吉祥祝願，通常圍繞著三個主題：福（連年有余、歲歲平安等）、祿（官運亨通、平步青雲等）、壽（長命百歲、壽比南山等）。這些願望的反面是禁忌話題。
諸多禁忌話題的存在與多數小鎮人活在獲得模式之中有關。獲得資產、擴大勢力範圍是人生的成就，失去勢力範圍是丟臉的事。沒有人願意成為人生戰場上的輸家，所以沒有人知道如何面對這些失去。對耄耋老人，大家都會說他壹定會長命百歲。對重癥病人，大家都會說他壹定能戰勝病魔。沒有人與他們討論如何面對另壹種大得多的可能性：在地平線不遠處的死亡。
小鎮人以權力鬥爭的心態面對死亡的話題：要麽把死亡置於下遊，拿出不怕死的大無畏態勢；要麽被對死亡的恐懼感駕馭，完全回避這種討論。這可以稱為權鬥式思維。他們不知道有以平等、開放、平安的心態討論死亡，並從中發現生活的新意義的可能性。
他們也用同樣的權力鬥爭式思維來看待其它壹些話題，如錢：要麽終日被利驅使，要麽作出視金錢如糞土的清高姿態。
活在不安全感之中的人尋找安全感的對策之壹是如南極冰蓋上的帝企鵝那樣抱團取暖、與群體緊緊依附。在這鐵板壹塊的群體之中，任何個人的獨立意誌都被視為異類。小鎮上的各種被嘲笑挖苦的異類都是因為他們無法成為鐵板壹塊的群體之中的合格成員，即使這些人可能只是有與群體相異的外表，如生理缺陷，而並無獨立於群體的意誌。為個人信念殉難的林昭和張誌新都是被抱團取暖的群體排斥。她們殉難近半個世紀後的今天，這些人的名字還是媒體上的禁忌話題。權力結構不知道如何討論這樣的話題而不丟失面子。
自己的精神無法獨立，所以也不允許別人精神獨立，這樣的心態可以稱為窒息式團結。中國的海外移民潮壹百多年來持續不斷，除了經濟的誘因，對這種窒息式團結的抗拒應該是原因之壹。
抱團取暖的群體雖然體量巨大，其成員們的安全感仍然脆弱。比如他們不敢面對其中某個子群體的獨立意誌。即使它只是精神意義上的獨立，而非地緣或政權意義上的獨立，這仍然會嚴重損害群體的面子，導致整個群體的不安。中央政權壓制邊疆異議的最有效手段就是給它們貼上地緣獨立的標簽，把他們打為異類。這就點燃了華夏大地上抱團取暖的十幾億人心中的不安全感，使得持異議的子群體不再只是政權眼中的麻煩，而馬上成為全民共討之的公敵。所以持異議的子群體如藏族、維吾爾族、港人、臺灣人等都壓制自己心中的想法，把“獨立”這個字眼視為在公開場合嚴重禁忌的話題，以免引燃那個體量巨大的不安全感中蘊藏的毀滅性力量。
個人的不安全感被權力結構鼓勵
權力結構樂於見到個人的不安全感和恐懼感，因為只有這樣他們才能死心塌地地依附。中央政府的每壹次大批判、大鎮壓、縣政府的每壹次公判大會、老師對每個挑釁的學生的體罰和羞辱都是在不同尺度上的懲罰權的展覽，以在觀者心目中壹次又壹次地加固他們的恐懼感。
與高夫曼熟悉的監獄等全控機構【16】不同的是，小鎮權力結構之中的每個人既是囚犯也是獄卒。小鎮人小時候每天在家接觸的父母和兄弟姐妹、在學校接觸的老師和同學、長大成人後接觸的同事和上級，都被或多或少的不安全感驅使，都有同樣的從感情到物質上對權力結構的依賴、同樣的對陌生人的敵意和排擠、同樣的面對老去、疾病和死亡的無奈和挫折感。榜樣的力量每天都在小鎮上演，觀者把這些都看在眼裏，記在心中，然後在自己的生活中做出來，給別的觀者作榜樣。
缺乏安全感的人如溺水者，身邊所有可以抓得到的東西都是他的救命稻草，這包括他自己的孩子。他把自己給孩子的付出當作恩情，因為沒有安全感的人也不覺得自己對他人有任何義務，尤其是對在自己下遊的人。
3.5 多重價值標準
人壹生的無數過往經歷塑造了他對各種事物的許多不同看法，在每壹次重大的選擇關頭也有許多不同維度的考慮。這些都是他的價值空間之中的成分；其中的每個成分都有影響他的每個人生選擇的潛力。
可以以買房作個比方來觀察人生的壹次重大選擇的過程：
（1）買房者有許多個方面的考慮，如面積、戶型、價位、地段、學區等。
（2）完全滿足自己在所有這些方面的要求的房子在市場上並不存在，並且有些標準之間甚至是完全自相矛盾，如面積、地段和價位。
（3）買房者必須了解每壹項要求對自己的相對重要性，然後割愛那些相對不重要的項目。這可以說是壹個整合價值空間的過程。
（4）如果對自己在每壹個方面的要求對自己的重要程度了解準確，他的整合是成功的；他作出的選擇會讓自己在今後很長時間中受益。反之會在未來出現種種問題。
同樣，人的每壹次其它的選擇也都是價值空間中的各種價值發生沖突、競爭的過程。善於思考的人把這些沖突看作了解、整合自己的價值空間的機會，在比較和判斷中選擇對自己更重要的價值，放棄另壹些重要性較低的價值，也為此決定承擔代價。
不斷整合自己的價值空間的努力通向孔子說的“吾道壹以貫之”的境界。這話可以理解為用壹個統壹的價值體系來指導生活的所有方面。
小鎮人不作這樣的努力。他們在不同的場合使用不同的價值標準，且並不為之感到困惑。下面討論這種多重價值標準的幾個方面。
群體價值觀之中的自相矛盾
我的父母親在他們的同事之中屬於膽小守法的壹部分。看到周圍的眾人用手中權力大肆給自己撈取，他們心態矛盾。壹方面，這有違他們心目中的道德準則和政權的明文規定；另壹方面，他們認定那些膽大妄為的是社會主流，而自己是處處吃虧的膽小鬼。
造成他們這矛盾心態的有兩個因素：1. 群體價值觀之中的多重價值標準：政權和文化傳統中標榜的價值標準與現實世界裏通行的價值標準南轅北轍。2. 這兩套價值標準也同樣在他們的意識之中南轅北轍，而他們沒有能力進行獨立的價值判斷，不知道自己該用哪壹套。他們既不敢面對由於膽小怕事而放走了眼前利益的後果，也不敢面對由於膽大妄為而被政權懲罰和羞辱的後果。
那時有壹種說法：學校的政治課老師都姓呂，上邊壹張口說的是壹套，下邊壹張口說的是另壹套。
詩人北島的最廣為人知的兩句詩是：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證
高尚是高尚者的墓誌銘
這兩句詩得到最多的讀者共鳴的原因也是他們強烈感受到的社會中兩套價值標準的鮮明對比。
這樣的對比可以上溯到古代。黃仁宇《萬歷十五年》記載，明朝大學士申時行“對理想與事實的脫節，卻有壹番深切的認識。他把人們口頭上公認的理想稱為‘陽’，而把人們不能告人的私欲稱為‘陰’。”
“陽”和“陰”兩套價值標準如同計劃經濟中的官市和黑市。官市居於大街鬧市、美輪美奐，但貨架空空；黑市被官方宣布為非法，只能在小巷深處交易，但商品琳瑯滿目。懂得靈活遊走於官市和黑市之間的人是被群體價值觀青睞的俊傑，無此能力的是被大家嘲笑的書呆子。
“陰”的價值標準不被允許合法存在，是因為權力關系的上遊者必須要把自己打扮成偉大光榮正確、沒有任何過失的英雄。在垂直的權力關系中，不管是政府官員對下屬、老師對學生，還是父母對子女，上遊者比下遊者遙遙高出的地位都需要這樣的形象來維持。
西方社會對這兩套價值標準的矛盾的因應措施是承認陰面的存在，並發展出公開制約的制度：選舉制度，以在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間產生互相制約；三權分立，以在不同領域的管理者之間產生互相制約。每個人都需要被公開的制度約束，沒有人需要把自己打扮成完美無缺的偉大人物。這樣的制度就把權力結構變得平坦。
價值標準因權力關系而異
高夫曼認為人有前臺和後臺兩個自己。前臺的自己是表演給周圍眾人看的，後臺的自己是脫下了戲裝的自己。【17】根據這個理論，可以說小鎮人因觀眾的不同而有多個前臺：他們對權力關系的上遊者溫順，對下遊者強橫。
魯迅註意到同樣的兩面表現：“可惜中國人但對於羊顯兇獸相，而對於兇獸則顯羊相，所以即使顯著兇獸相，也還是卑怯的國民。”
下遊者對上遊者的溫順只是由於上遊者的更高的地位；或者說，只是由於上遊者的外在價值。如果外界環境的變化使得上遊者和下遊者的位置發生互換，曾經的下遊者的態度便會逆轉。這樣的例子包括土改期間貧雇農對地主富農的關系和文革期間中學生對老師的關系（見1.3節）。
這種兩面表現並不是中國人特有的現象。德國社會學家阿多諾用德語中的壹個俗語來形容這樣的人格：“騎單車者人格”，意為對上哈腰、向下猛踩。
兩面表現並不矛盾：對上遊者溫順是出於求生欲，對下遊者強橫是出於權力欲，兩者都出自人的動物本能，如叢林中的動物見到弱小的就霸凌，見到強大的就恐懼。
價值標準因親疏而異
小鎮人的同情心和愛心只適用於熟悉的人之間，包括親人、鄰居、同事、朋友等。這是因為熟人之間的關系不只是權力關系。他們之間還有頻繁的交流，他們之間的關系中有愛的成分。這滿足了他們的歸屬感，也拉近了他們之間的心理距離。親情和友情是小鎮人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
陌生人之間的關系的基調是冷漠和敵意。在小鎮附近的公路上曾經發生過長途汽車上滿車的乘客被兩三個匪徒逐個洗劫的事。匪徒只有匕首，並沒有槍。整車乘客的力量加起來比匪徒強大得多。如果是在壹個陌生人之間有基本的信任和默契的社會中，這樣武裝程度的匪徒恐怕沒有將整整壹車旅客逐個洗劫的膽量。
孩子之間也是同樣的情形：同情心和愛心只存在於最親近的朋友之間，與其他孩子的關系基本上是以大欺小的叢林式關系。
對於任何壹個人，他的社交圈子的體量只是他所在的社會的體量的極小壹部分，這意味著他的社會中的絕大多數人於他而言都是陌生人。這有兩個重要的後果：
（1）由於陌生人之間的關系的基調是敵意，他必須懂得在致密的網狀權力結構中生存的藝術，否則他就幾乎無法在小鎮上生存。事實上不管遇到任何比較重大的生存挑戰，小鎮人的第壹反應就是：找關系。
（2）每個人對社會的基本態度都是冷漠和敵意。個人沒有對社會的主人翁意識，不覺得自己對社會負有責任，其結果是公共意識的欠缺。自己的家裏裝修得金碧輝煌，而院子外的路上汙水橫流、小鎮的大街上到處是垃圾。
各種互相矛盾的價值標準能和諧地存在於小鎮人的身上的原因是：這些價值標準並未經過他們的主動消化，或調適，而是被各級權力結構強力嫁接到他們身上的。而他們的思考能力也早在他們幼年時就被奪去，讓他們再無調和這些矛盾的動力和能力。
人不對自己的價值標準進行重新整合的代價是：他苦苦追求的目標很可能並非真正對他有價值的目標，而他卻沒有能力發現這個致命的問題。比如，他人的肯定和仰視與自己的平安和快樂本來並無直接的關系，所以，如果壹個人壹生汲汲於他人的肯定和仰視，他可能就會永遠與平安和快樂無緣。在我的記憶中，小鎮人似乎多數時間都處在盛怒、不安、恐懼、嫉妒、懊悔等各種負面情緒中，這與他們沒有能力整合自己價值空間之中的各種矛盾有關。
- 價值觀的傳承
安全感是孩子心理健康發育的基石。沒有安全感，愛心、好奇心、思考能力都無從談起。在安全感中生長的孩子有接受或不接受壹個觀點的主權，他們用思考來主動調適、擴展自己的認知框架、發育自己的價值判斷、發育對世界的愛心和好奇心。這是在不被權力欲主導的家庭裏發生的孩子的成長過程。
在垂直的家族權力結構中，孩子的成長環境是：
（1）在心態方面，父母對他們的個人空間不斷強力侵入，這導致孩子的安全感被不斷打破。於是，擺脫不安全感成了孩子生活的主要動力。為了擺脫不安全感，他們極力取悅於父母，為此他們會說自己不相信的話。他們認為自己的意願只有壹個：迎合父母的意願。他們不會去追問自己的真正意願為何。
（2）在認知方面，人的幼年本是如饑似渴的學習和成長的時代，但孩子不被父母給以主動思考的機會，對世界的好奇心也得不到用武之地。這導致他們停止思考、在挑戰面前封閉自己、無條件接受群體價值觀的強制嫁接。
（3）在人際關系方面，孩子從父母那裏學到的道理是叢林法則：權力關系上遊者對下遊者可以任意處置，下遊者為了保全自己的生存可以不擇手段。給他們以精神滿足的主要活動是權力欲的三個方面：行使權力、保衛權力和擴張權力。
在安全感中成長的孩子的個人空間是壹片農場。它是壹個開放系統：它從外界接受陽光、雨水、土壤中的養分；它需要主人的關註和呵護；它與外部世界分享其產出。農場周圍的世界呈現的是友善的色調。
在不安全感中成長的孩子的個人空間是壹座堡壘。它是壹個封閉系統：堡壘外的世界充滿了敵意；堡壘的主人把全部註意力都集中於外界，而堡壘內空無壹物，似乎並無必要守衛；堡壘的堅硬墻壁是防禦外敵所必需，也把自己與世界的交流完全斷絕；它拒絕從外界吸收營養、改變自己；它被改變的唯壹途徑是被外界強權摧毀。
當孩子繼續長大時，他與學校、各種成人機構和政權的權力結構相繼謀面。這些結構與家族權力結構有相似的垂直度，對待他的手段也是相似的侵入式。並且，當他放眼看去，周圍的所有人都是同樣的生活方式，這更讓他堅信這樣的生活方式是正常且唯壹的生活方式。於是他在幼時發育的心態、認知和人際關系三個方面的價值觀都將完好地保持終生。
他們在變成權力關系上遊者後也會對下遊者，包括比他們弱小的同伴、他們將來的下屬，實行同樣的控制。他們成為父母之後，會以同樣的方式教育他們的孩子，將價值觀傳承下去。
雖然小鎮人的價值觀高度均質化，但每個家庭、每個個人之間仍然存在差異，每個父母親對孩子的個人空間的摧毀程度也不同。壹種較為善意的傳承方式是：父母習慣性地侵入孩子的個人空間，但能充分滿足孩子的物質需要。當孩子看到社區中的許多父母都是這樣的教育方式，他們就會認為這是最合理的教育方式。他在為人父母之後也會采用物質上充分滿足、精神上充分控制的方式，且堅信自己做法的正確性。
也有對孩子個人空間摧毀程度較重的傳承方式，如阿德勒的觀察：“在幼年時，他們被虐待，這經歷促使他們變得心腸堅硬、心懷嫉妒和怨恨。他們不能忍受其他人生活在幸福之中。不只是壞人中才有這種充滿嫉恨的人；常人之中也有不少。當他們教育下壹代時，他們會認為孩子的幸福不能超出當年的自己。他們不僅會把這樣的觀念用於自己的孩子，也會在監護其他人的孩子時施用在他們身上。他們的這些想法並非真是心存歹意，而只是由於他們在成長過程中經歷的非人的待遇。”【14】
觀念在垂直權力結構中長期傳承的壹個例子是纏足風俗。纏足的風氣始於宋朝，終於民國，前後壹千多年。女孩小時候的纏足極度痛苦，《夜雨秋燈錄》稱：“人間最慘的事，莫如女子纏足聲”。
父母不是不知道女兒的痛苦，但他們認為自己有權力替孩子決定如何處置她們的身體、也有權力替孩子決定身體的痛苦是壹筆好投資，可以換來高回報，如在婚戀市場上更高的身價。孩子並不是這個決定過程的參與者。父母們還得到群體價值觀的大力相助：當社會中每個人都奉行這樣的習俗時，他們便更深信不疑他們為女兒的身體做決定的權力。
孩子終於發育出強大的免疫力來熬過痛苦、長大成人、將父母的價值觀牢記心中，準備好了在她們的下壹代身上施加她們認為值得付出的痛苦。
在我長大的1970-1980年代，小鎮人價值觀的傳承與纏足傳統的傳承遵循的是同樣的規律。傳承的方式是垂直權力結構的各個分支對個人的每個成長階段實行的侵入式教育。權力結構和個人價值觀互相融洽、互為因果，保證了它們壹道穩定傳承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