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 社會民主主義的演變
作者 劉國凱
社會民主主義的積極意義
第壹次世界大戰的抱火阻隔了第二國際各黨的聯絡協作，民族主義的狂潮更迫使各黨的主體部份作出妥協姿態，國際鑒此處於瓦解勢態。然而，大戰的煙硝尚未散盡，壹批心急如焚的社會民主黨人已籌劃要恢復國際了。
1919年2月，26個國家的社會黨(包括社會民主黨、工黨)的代表在瑞士的伯爾尼開會，組建“社會主義國際”。前第二國際中的後起之秀─瑞典社會民主黨及其領袖布蘭亭在此之中任當重要角色。
列寧立即對此大動肝火，詈罵：“伯爾尼國際是黃色的、背叛的、變節的國際”，“是壹個國際帝國主義代理人的組織。”並旋即於3月在莫斯科召開共產國際成立大會以宣示其分道揚鑣的決心。
在以上兩個“國際”之外，還有些黨處於遊離狀態，其中就有壹直以奉行正統馬克思主義自居的德國獨立社會民主黨。它們對“社會主義國際”中的壹些黨在大戰期間被民族主義狂潮所攝服的模樣相當反感。但又對“共產國際把布爾什維克在俄國工農革命中運用的壹切方法奉為金科玉律”深為不滿，於是他們決定另行成立壹個國際組織。1921年3月，他們在維也納開會，成立“社會黨國際聯合會”，宣稱他們將“繼承第二國際的所有優良傳統。”
然而，“社會黨國際聯合國”中的許多仁人誌士對國際社會主義運動這樣壹分為三始終不能釋懷。他們總想讓這三個國際能夠聯合起來，並把設想付諸行動，作了許多努力。在他們的奔走下，伯爾尼國際、共產國際、維也納國際終於出現了聯合的曙光。
1922年4月，三個國際在柏林舉行聯席會議。每個國際各派三名代表組成九人執行委員會。委員會發表了壹個“聯合聲明”。其中說：“朝著積極的方向取得諒解比這次會議剛開始的時候所設想的要容易得多。”然而，會議代表們樂觀得太早。會議開完後，壹切聯合的跡象立即化為烏有。的確，把孟什維克，社會革命黨人掃地除門的蘇俄布爾什維克怎麼可能同利用舊軍事力量來鎮壓斯巴達克團起義的德國社會民主黨坐在壹起呢﹖
三個國際的聯合既無望，他們就不得不再作考慮。維也納國際與伯爾尼國際在意識形態上其實並無原則分歧。無論是閉口不提馬克思主義的黨抑或宣稱仍然信奉馬克思主義的黨，實際上都是在歐洲社會已初步建立的民主政治架構的前提下，用改革或改良的方法使之趨向完善。他們都不打算主動使用暴力革命，更無實行無產階級專政的設想。因此，他們實質上都奉行著社會民主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的極端─列寧主義有著根本的區別。
大戰的結束，民族主義狂濤的退潮使伯爾尼黨與維也納黨之間再不存在觀點和操作上的衝突。1922年9月考茨基率領他的獨立社會民主黨與多數派社會民主黨合併就為兩個國際的合併消除了組織上的障礙。1923年5月，維也納國際與伯爾尼國際在伯林召開會議，實行合併。合併後國際的名稱為“社會主義工人國際”。它宣稱：“旨在聯合所有民主和社會主義派別，作為專制的、以莫斯科國際為中心的布爾什維克主義的對立面。”這是繼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布爾什維克派更名為俄國共產黨之後，國際社會主義運動中又壹重大政治事件。從此，在國際範圍內，社會民主主義與列寧主義就完完全全地分道揚鑣涇渭分明了。
既然社會民主黨認同政治多元化─多黨競選、議會政治、三權分立，那其運行的政治軌跡當然就是盡壹切力量利用普選權去取得政權，然後以政權的力量去推行各種社會改革、改良的方案，而根本不必去打碎原有的國家機器，去再建立壹套無產階級專政的機器。
千千萬萬，壹代又壹代社會民主主義者的努力與期盼終於換來了令人振奮的訊息─英國工黨在英國取得了執政權。
1923年末英國舉行國會大選。保守黨獲258席，雖仍是第壹大黨但已從上屆的364席降下來，自由黨獲158席，工黨獲191席。自由黨因與保守黨存有許多歧見，轉而支持工黨。故工黨得以取得執政權組織內閣。從十九世紀三十年代英國工人階級發動旨在爭取普選權的憲章運動算起，至此已將近過了壹個世紀的歲月。道路雖然艱難而漫長，但終究是在向著美好的目標延伸。
工黨領袖麥克唐納擔任這第壹屆工黨政府的首相。時年58歲的麥克唐納出生於蘇格蘭壹個小漁村的工人家庭，家境十分貧寒。還是個私生子，由母親和外祖母撫養長大，僅以半工半讀才得以完成中學教育，爾後就工作謀生了。1893年礦工凱爾．哈第創建獨立工黨，麥克唐納於次年加入，並很快成為其領導之壹。1900年“勞工代表委員會”成立，麥克唐納當選為委員會書記。1906年“勞工代表委員會”更名“工黨”。基於幼年艱辛的生活體驗和對社會底層民眾疾苦的深刻了解，麥克唐納有改變不公正社會現實的強烈願望。而由於他成年後深受費邊思潮的影響，和平改良的意識根植於他思想中。故此他否定了在英國效仿布爾什維克式的暴力革命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他說：“那種認為普遍劃壹的戰略是自欺欺人的。”“壹個議會的選舉，就可以把列寧必須用革命才能獲得的壹切權力給予我們，議會的多數除了利用法令外，再得到民眾的合作，即可實現變資本主義為社會主義的工作。”
工黨執政後立即開展了改良社會的工作，如實行“惠斯特利住宅計劃”，由政府補助建許多工人住宅，以廉價出租。增加失業補助金、養老金、和殘廢退休金。降低壹些食品的消費稅。並承認蘇聯，與之建立外交和貿易關系。
然而，有史以來第壹個勞工政黨所建立的政權畢竟是幼嫩的。它在競選時曾作了許多承諾，如實行礦山、煤碳國有化，開征財產稅等都因條件所限未能儘快兌現，而且為了穩定社會經濟秩序，它不贊成工人的某些罷工行動，於是壹些工人群眾對它產生幻滅感，轉而不支持它。而保守黨和自由黨則對它維護工人利益和與蘇聯修好的作法大為不滿。在這種情況下，麥克唐納決定從新進行大選。1924年10月大選結果是保守黨大勝，議席躍升為415席，從新奪回執政權。第壹個勞工政黨所主導的政權，僅僅存在了10個月就宣告完結。但民主政治的真諦就在於政權並不鐵定地以軍隊和警察力量為保鏢地由某個政黨所專有。妳可以通過競選勝利得到它，也會因競選失敗而失去它。失敗以後妳亦還有可能從新得到它。壹切在於妳是否能夠得到多數民眾的擁護和認同。
然而列寧不這樣認為。他援引馬克思所說的﹕普選權“只是讓人民每隔幾年行使壹次，來批淮議會制的階級統治。”並據此指責所有走議會政治、改良主義道路的政黨都是對無產階級革命的大叛賣，因為，認為“世界上第壹次使政權由剝削者少數手裡轉到被剝削這多數手裡的革命，能夠在舊式民主即資產階級議會民主制的老框框內發生那就荒謬絕倫了。”“那就是背叛了無產階級事業，成了叛徒。”自然，麥克唐納也被他罵為“臭名遠揚的改良主義者”，“惡棍和叛徒”。在列寧看來，工人階級掌握政權，即所謂“政權從剝削者少數手裡轉到被剝削者多數手裡”。只能用暴力革命的方式完成，並此後由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共產黨去以軍隊和警察為保鏢來鐵定地掌握政權。
英國保守黨內閣─這個資產階級政權並沒有以軍隊和警察作保鏢，故幾年後，它又失去了政權。1929年6月，英國舉行大選，工黨議席劇增為287席，成了議會裡第壹大黨，遂組織了第二屆工黨政府。不過，這屆工黨政府的境遇很糟。它剛壹成立，壹場席卷歐美諸國的特大經濟衰退就洶洶撲來。在這種境況下，它很難有所作為，兩年後它就夭折了。
繼英國工黨之後步上執政之途的是瑞典社會民主黨。而且它後來居上，十分成功。瑞典社會民主黨成立於1889年，可能出於地緣政治的原因，這個第二國際中的後起者對德國社會民主黨十分尊崇。以至它早期的黨綱都是以德國黨的“哥達綱領”和“愛爾福特綱領”為藍本。二十世紀初瑞典社會民主黨做了壹件很有氣魄的事，就是發動了1902年5月爭取普選權的總罷工。由於總罷工組織得很好，規模宏大又秩序井然，使當局既感震撼，又找不到挑釁的藉口。終於，在總罷工的壓力下，議會作出決定，要求政府於1904年前制定取消以納稅額限制選舉權的選舉改良方案。
瑞典社會民主黨的和平漸進改良意識很早就形成並確立。黨內對此沒有重大爭議，故此瑞典黨對俄國布爾什維克革命及其所建立的政權持批評態度。其領導人布蘭亭認為“只有和民主結合起來，才可能取得真正的社會主義的發展”。他批評俄國布爾什維克革命是“僅僅依靠壹部份無產階級進行專政,”並斷言這樣會“導致無產階級打內戰而消耗力量，其結果將是反動勢力專政。”1919年2月，在試圖恢復第二國際的伯爾尼大會上，布蘭庭是決議的起草者。
二十年代，瑞典社會民主黨曾有幾次短暫的聯合執政的機會，但由於處處受到其他政黨的掣肘，很難有所建樹。直到1932年大選獲勝，建立起社會民主黨漢森內閣後(布蘭亭於1925年去世，漢森接任主席)才開始了它重新塑造瑞典社會的巨大工程，並創下連續執政達44之久空前記錄。向全世界推出了瑞典模式，瑞典奇跡。獲得了社會民主主義櫥窗之稱譽。
瑞典社會民主黨的成功並不僅僅在於它奉行社會民主主義的理念，還在於它的睿智的思辯和現實主義精神。在當年，實行生產資料社會化仍是社會民主主義的核心主張。1932年瑞典黨上臺執政時，經濟危機尚在持續中。瑞典黨內曾有人認為，應乘黨執政之機實行社會化。因為如此持久的世界性的經濟危機已充份證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痼疾，只有用社會主義的生產資料公有制才能予以根治。但漢森等人並不這樣看。他們認為，在這種時候實行社會化，必然會發生巨大的社會震動，非但不能順利走出經濟衰退，還會觸發更嚴重的局面。生產資料公有制無疑是社會主義的內容。但卻是較遠程的瑰麗目標。目前應予實施的倒是壹些應急的經濟措施。
漢森政府暫時打破預算平衡，舉辦許多公共工程，以公共開支超過稅收的作法去擴大就業，增強購買力，刺激生產的恢復和發展，並對社會生產進行宏觀導向。這些措施很快取得成效。如失業人數在1933年為14萬人，到1936年劇降為2萬人左右，1937年再降至不足1萬人。社會生產迅速復興，市場日趨活躍，人民生活顯著改善提高。這壹切被人們譽為“漢森新政”。亦為社會民主黨以後長達近半個世紀的執政打下堅實的基礎。值得註意的是“漢森新政”開始實施的日子比以《就業，利息與貨幣通論》為標誌的“凱恩斯主義”的出現還早了四年。
繼英國工黨、瑞典社會民主黨之後走向執政的是法國社會黨。不過它既不具有英國工黨那開拓性的榮譽，亦沒有做出瑞典黨那樣驕人的成績。然而這並不應苛求它，乃是國內、國際的許多不利因素所造成。
法國統壹社會黨是原第二國際的大黨，但在1920年底發生分裂。原因是參加“共產國際”與否的歧見。經過激烈的爭論最後付以票決。12月30日舉行的代表大會上以3028票對1022票的壓倒性多數通過了加入“共產國際”的決議。少數派不服從大會決議遂在勃魯姆的領導下退出大會，續建法國社會黨。自從巴黎公社失敗後，漸進改良主義思潮壹直在法國社會主義運動中佔有優勢。早在工人黨分裂時改良主義的可能派就以86比26(代表人數)的壓倒性優勢擊敗奉行馬克思主義階級鬥爭理論的蓋德派。後來在蓋德派的法蘭西社會黨與饒勒斯的法國社會黨合併後，無論在組織上或在理念上也都是奉行改良漸進主義的饒勒斯派占優勢。然而這壹次壹反常態，激進的壹翼占了巨大優勢，這壹方面說明了俄國布爾什維克革命所造成的衝擊波具有不可低估的能量，另壹方面也說明法國黨仍有相當大的革命潛意識。
然而，社會上的政治生態卻與黨內有顯著不同。1924年5月舉行國會大選。社會黨與激進社會黨，共和社會黨結成的左翼聯盟在選舉中獲勝。在584席中占315席，得以上臺執政。而共產黨僅得26席。可見社會黨在社會上影響力遠大於共產黨。1932年5月議會大選，社會黨獲129席(“左翼聯盟”共獲336席)共產黨降為10席。
1934年2月巴黎發生了法國納粹分子的騷亂。民主力量和政府當局共同予以平息。在此過程中，法共發揮了相當作用，由此提高了法共在社會上的威望，也促成了法國社會黨與法共建立統壹戰線並繼而聯絡激進社會黨、共和社會黨等成立“人民陣線”。1936年4，5月間的議會選舉中，“人民陣線”獲勝，在618個席位中占375席，其中法國社會黨146席，法共72席。法國社會黨領袖勃魯姆出任內閣總理。激進社會黨、共和社會黨參加內閣，法共沒有入閣。
社會黨內閣建立之時，正是希特勒德國日益猖獗，歐洲大陸山雨欲來風滿樓之際。1935年1月，薩爾地區在德國法西斯分子的壓力下舉行公民投票併入德國。1936年3月德軍越過萊因河佔領非軍事區。1936年7月西班牙發生由德國納粹支持的反共和國的法西斯叛亂。然而，儘管面臨這窮於應付的國際局勢，勃魯姆政府還是履行其競選時的諾言進行了壹系列的社會改良工作。如實行每週40小時工作制，每年14天有薪休假，調整農產品價格，以防谷賤傷農。給經營困難的小商和手工業者發放低息貸款以復興小型企業，制約大資產者的壟斷，等等。此外，還取締法西斯組織，改組法蘭西銀行。
此時的法國大資產階級與上個世紀相比固然“性情”已變得平和得多，但若與中庸的英國資產階級和勢弱的瑞典資產階級相比，仍顯得頑固，它們採取消極怠工或把資金外流等方法對抗勃魯姆政府，使之面臨經濟壓力。這令勃魯姆不得不減緩改善民生的步伐，結果又造成工人群眾的不滿，招致法共的批評。
在國際事務中，勃魯姆政府本是支持以西班牙人民陣線為基礎的西班牙共和國的。它出售軍火給西班牙共和國，以幫助其平定佛朗哥法西斯分子的叛亂。但此舉受到對德意法西斯主義充滿綏靖主義的英國當局的阻撓，和國內激進社會黨的反對。在壓力下，勃魯姆不得不終止了對西班牙共和國的支持，而這又招致法共的激烈批評。面對這內政外交處處進退維谷的境況，勃魯姆內閣只得於1937年6月辭職。
與第壹屆英國工黨政府相比，尤其與瑞典社會民主黨政府相比，法國社會黨這壹年初試啼聲的業績確實乏善可陳。然而並不可就此苛責它，亦不可貶低勃魯姆在法國社會主義運動中的作用和貢獻。
勃魯姆是法國猶太人，這是繼馬克思、拉薩爾、伯恩斯坦之後又壹位猶太血統的社會主義大師。站在法國社會主義運動兩個傑出的人物─饒勒斯和密特朗之間，他起著承前啟後的重要作用。饒勒斯創建了法國社會黨，密特朗使黨終究在法國政治生活中發揮了巨大的作用，這兩個人中間橫隔著57個春秋的漫長歲月，是勃魯姆把他們聯繫起來。
勃魯姆的思想起初屬於社會民主主義的左翼，這從他承認無產階級專政的觀點中可以得到印證。他認為﹕當“舊的機構被推翻了，而新的機構還沒有來得及建立起來，這個時期就實質來說是專政時期。”然而畢竟在他二十幾歲的時候就認識了饒勒斯，深受他漸進社會主義的影響。故決不會向列寧主義的無產階級專政認同。他認定﹕無產階級專政“決不是壹個權力逐級上升，最後集中到壹個公開的或秘密的委員會手中的集中制的黨所實行的專政。”為此，他反對列寧主義的民主集中制，主張在法國黨內實行比例代表制。他進而分析出列寧黨這種組織上不民主的集中制系來源於思想上的壹元化。他批評俄國布爾什維克說：“妳們的理論壹旦確定就永不改變。誰不同意妳們的理論就不能加入妳們的黨。誰不再繼續讚同妳們的理論，誰就得被清除出去。”
勃魯姆思想中最具生命力的因素是對社會主義的新詮釋。在此之前的社會主義者們，尤其是英國和地中海諸國的社會主義者們把社會主義的核心理解為實行生產資料公有制，或社會化。勃魯姆對此作了反思，他令人耳目壹新的提出社會主義就是要“建立壹個以普遍正義為基礎的全面社會。”因此“沒有社會主義的民主是不完整的，而沒有民主的社會主義是軟弱的。”勃魯姆這壹閃光思想為二戰以後社會民主主義理念的全面更新開了先河。勃魯姆從饒勒斯那裡繼承的還有高尚的情操。饒勒斯在壹戰之前由於堅決反對戰爭，被民族沙文主義者暗殺。勃魯姆在二戰之前雖然已辭去首相職務，但仍然與極右勢力和法西斯分子作勇敢鬥爭。由於他堅決地反對貝當政府，於1940年9月被捕，關進波塔萊監獄，又於1942年11月押往德國布痕瓦爾德集中營，至1945年5月才被佔領德國的美軍釋放。在監獄和集中營恐怖的歲月裡，他不但沒有屈服，而且寫下他的重要著作《在人類範圍內》。
勃魯姆從饒勒斯手中接過薪火，傳給密特朗。故密特朗說：“社會主義有兩個家族，列寧的和勃魯姆的。我屬於勃魯姆的傳統。”
從社會民主主義到民主社會主義
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歲月裡，整個世界充滿了動蕩不安,戰後談判桌邊的塵埃還未落定，法西斯的狂潮已洶洶而起。人們根本沒有足夠的精力和時間去把業已探討過的美好社會的結構及建造它的方法進行嘗試，史上最血腥的大戰幾乎把整個人類社會推向毀滅的深淵。然而，值得慶幸的是，千百萬生靈的塗炭終究換來地球上人類的重生。人類社會經歷了這噩夢般的歲月和幾乎自我毀滅的戰火才最終在國家關系、民族關系上走出了赤裸裸的弱肉強食的森林原則。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人類徹底區別於動物界，人類社會真正走向文明，是從二戰之後開始的。
壹戰以後，戰勝的人們所想到的是狠狠地懲罰戰敗的挑起戰火者，是盡力去羞辱它，削弱它，向它榨取更多的賠償，讓它變成壹個虛弱的病夫，永遠沒有力量再去挑起事端。
二戰以後，戰勝的人們有了大相徑庭的想法。固然，審判與懲罰在嚴肅地進行，不過人們已把戰犯與被裹脅的民眾相區別。人們在索取賠償時，同時考慮戰敗國社會的經濟重建。在絞死戰犯時，同時考慮如何把民主體制引進戰敗國的政治生活。這樣的思維，不僅對戰敗國，甚至對歐洲的戰勝國自身也是莫大的福音。當人類的心智已進步到以如此理性睿智的態度來對待那幾乎將自己的國家民族毀滅掉的他國他民族時，又有什麼理由在自己的國家民族內處理不同階級、階層、社會集團之間的關系時，採取粗暴、橫蠻的態度﹖
社會民主主義正是在這種與往昔迥然不同的社會氣氛中開始了它理念的更新與發展，並迅速地拓展了它的實踐空間，以其成績顯示出堪稱歷史潮流的生命力，昭示了社會發展的方向。
社會民主主義重新結集後的政治宣言
1945年5月，納粹德國剛被摧毀，英國工黨就已聯絡法、意等13個國家的社會黨代表在倫敦開會，商討重建因戰爭而陷入癱瘓的社會主義工人國際的事宜。經過多次會議的磋商討論，於1951年6月，在德國的法蘭克福舉行了國際社會黨會議，確定成立“社會黨國際”，並通過其思想政治綱領《民主社會主義的目標和任務》。此綱領又稱為《法蘭克福聲明》。
《法蘭克福聲明》的出爐有著劃時代的巨大意義。它不僅表明社會民主力量的重新匯集，更重要的是表明社會民主主義理念經過幾代人的錘煉得以提昇到了壹個嶄新的高度。它系統地向世人闡述了它的觀點，表達了它為在世界範圍內建立壹個美好社會的決心和信心，並對資本主義社會的弊端和共產主義─列寧主義給世界帶來的危害都作了揭露和抨擊。最後這壹項則是前所未有的。過去對共產主義─列寧主義的批判都還是散見於壹些社會民主黨人個人的言論、著述、或會議的非正式文件中。這個批判、抨擊是社會民主主義者經過多年痛苦經歷和深刻思索的沈澱。他們之中許多人(或他們的先輩)都曾與共產主義者站在同壹政治旗幟下乃至同壹個組織之中，從政治紐帶乃至私人關系中都曾有著錯綜複雜的聯繫。此時，他們終究堅決地與昔日的“聯繫”揮別。從此，他們與列寧系的共產主義理論及其政體再不僅是分道揚鑣，涇渭分明，而是楚河漢界，壁壘森嚴了。這種狀況壹直持續到七十年代共產黨政權體系和西歐諸共產黨出現新的動向後才告緩解。
《法蘭克福聲明》說：“共產主義妄稱繼承了社會主義的傳統，但事實上，它歪曲了這個傳統，使之面目全非。”“國際共產主義不論在什麼地方，只要它獲得了政權，它就要破壞自由和獲得自由的機會。它的基礎是建立在軍事官僚和警察恐怖之上。由於造成財富和特權的鮮明懸殊，它已創立了壹種新的階級社會，強迫勞動在它的經濟組織中起著重要的作用。”
對共產黨和共產主義的抨擊，自《法蘭克福聲明》後，持續地出現在社會黨國際許多會議的文件中，如1955年的第四次代表大會說：“極權主義，不論是法西斯的還是共產黨的極權主義，都是舊式的暴政。”
1956年的《關於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聲明》指出：“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毫無共同之處。共產黨人完全歪曲社會主義思想。在他們當政的地方，他們對社會主義者歷經幾代人的鬥爭所贏得的壹切自由權利，壹切工人權利，壹切政治成果和壹切人類價值都進行了歪曲。”“我們信奉民主制，他們則不。我們相信人權，他們則嘲弄人權。這種情況並沒有由於批判斯大林主義而有所改變。而他們的所謂列寧主義，只不過是斯大林支持的馬列主義。
1962年的《社會黨對今天世界的看法》譴責各共產黨政權“用恐怖的手段榨取剩餘價值和以危險的速度進行工業化，從而犧牲人民的需要。”“倒退到壹個把人當作原料而不是壹切努力的源泉和目標的時代。”“共產黨人主張對個人，國家和社會發展進行極權主義控制。這同人的天性，國家的作用和人類社會的進化是不相符的。”“它們濫用社會主義壹詞，它們的壹黨專政實際上是暴政的體現，是否定民主社會的精髓，即否定言論、宗教、批評、自願結社和同外部世界接觸的自由。”
社會民主黨所進行的這壹批判除了鑒於理念上的原則分歧外，還基於現實上的考量。由於在歐洲社會許多人(包括勞工階層)的心目中，歐洲的社會民主黨與世界上的共產黨體系都源出“第二國際”，都在唱著“社會主義”的調子，都是繼承著馬克思主義的衣缽。故認為兩者並無實質不同，而世界共產黨政權的所作所為令世人震驚。這不僅是由於它們以暴力奪取政權，更重要的是它們奪得了政權後仍以暴力進行統治。把具有普遍意義的民主準則誣為“資產階級民主”，然後予以扼殺。厲行報禁，黨禁，新聞封鎮，輿論壹律，以軍隊和警察作保鏢來鐵定由共產黨執政。對僅以言論反對他們的人予以監禁乃至屠殺。凡此種種，令世界上稍有良知的人在震驚之餘無不憤概萬分，並堅決地唾棄共產主義和共產黨。然而，城門失火，殃及池魚。這些憤概和唾棄也不同程度地加之歐洲社會民主黨的身上。歐洲社會的保守勢力，對社會主義進步事業始終報以仇視的資產階級頑固分子都趁機擴大壹般人認識上的模糊，竭力把歐洲社會民主黨說成與共產黨是壹丘之貉。藉此打擊社會民主黨在民眾中的威信，壓縮其政治上的開拓空間，以盡可能抵禦不利維護資產階級狹隘的階級利益的社會改革的到來。
為擊破這股逆流﹔為歐洲社會今後持續的改革計﹔為能爭取到多數民眾的信賴擁護，最大限度地拓展政治空間走上執掌國家政權之路，以施展自己治國安邦的抱負和方略，社會民主黨認為有必要對共產黨政權進行堅決的批判，以劃清自己和它們的界限，擊破保守勢力和資產階級頑固分子的誣陷，和澄清壹些善良人心中張冠李戴的模糊認識。
至此，社會民主黨人除了進行批判外，還深感有必要使自己所奉行的思想體系的名稱與共產黨的相區別。故此他們把社會民主主義改稱為民主社會主義，從而與實行無產階級專政的共產黨的“極權社會主義”、“冒牌社會主義”、“專制社會主義”、“偽社會主義”清清楚楚地區分開來。《法蘭克福聲明》的全稱《民主社會主義的目標和任務》即開宗明意地亮出了“民主社會主義”的旗幟。從此，社會民主主義被民主社會主義所接替。但這並不是壹種簡單的替代，而是有所提煉昇華。二十世紀下半葉以後的民主社會主義理論，在社會民主主義的基礎上建築得更系統，也有了更新和發展。
在把社會民主黨人所奉行的民主社會主義與共產黨人的專制的偽社會主義相區別之後，《法蘭克福聲明》即著手向世人闡述他們所憧景的藍圖。《聲明》指出當代社會民主黨人所追求的有政治民主，經濟民主，社會民主和國際民主，簡稱為“四大民主”。
政治民主是民眾享有完全的言論、出版、結社、集會、宗教信仰等權利和完善的普選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司法公開等以及多黨競爭、議會政治、多數派組織政府，同時尊重和保護少數派的權利和意見。顯然，這壹切在大多數的歐洲國家中業已成了現實。社會民主黨人已不必再像他們的前輩那樣為此去奮鬥。但是他們認為自己有保持這壹成果的責任，故聲明強調說：“民主制也有權利和責任來保衛自己，以反對那些只是為了破壞民主而利用民主機會的人。”同時指出：“維護政治民主是實現經濟民主和社會民主的壹個條件。”
經濟民主“是要把人們從對佔有或控制生產資料的少數人的依附中解放出來把經濟權力交到全體人民手中。”“阻止私營壟斷企業和卡特爾剝削公眾的手段。”“以建立壹個自由人能以平等地位共同工作的社會”。在具體的做法上，《聲明》認為各個國家可以“根據有關國家本身的結構來決定公有制的範圍和所要採用的計劃化形式。”總之，原則是：“公共利益優先於私人利潤的利益。”目標是：“實行社會保障和推行收入與財產的合理分配。”
社會民主是要求保障民眾的社會權利。其內容有“工作的權利、享受醫療保險和產期津貼的權利﹔因年老失去工作能力或失業而不能工作的公民有獲得經濟保障的權利﹔兒童有享受福利照顧的權利﹔青年有按其才能接受教育的權利﹔全體公民有得到足夠住房的權利。”
顯然，經濟民主與社會民主已超出了昔日以資產階級為領導的反封建特權階級的政治革命即民主革命的範疇。資產階級領導了那場革命，但出於它的階級利己主義，力圖使那場革命半途而廢，只是由於勞工群眾在社會民主黨人─既有出身於勞工階層也有出身於資產階級的社會民主黨人─的領導下作了長期的、幾代人的努力奮鬥，政治民主才基本實現。此時的社會民主黨人將要在前輩們開闢的道路上繼續前進。確實，只有政治民主，那離創造美好社會的社會主義理想還有相當的距離。因為政治民主的確立並不等於社會財富已得到公正的分配﹔並不等於社會的貧富極化現象得到避免﹔並不等於每個人的潛質已得到充份的發揮。或許，像先輩那樣激烈的抗爭場面再不常見，但為了把民主擴展到社會的各個領域，各個範疇卻要做更細緻更有耐心和技巧的工作。這也就是二戰以後至今兩代社會民主黨人的自我期許和鞭策。
早在二十世紀初，日本的社會主義先驅幸德秋水說過﹕社會民主黨人“不但是社會主義者，同時又是民主主義者。”“社會主義和民主主義，猶如鳥之兩翼，車之兩輪。因為它們的目的壹個是從經濟上，壹個是從政治上提高多數人共同均等的幸福。所以真正的社會主義者，必然是真正的民主主義者。”
當代的民主社會主義也正是這樣認知。《聲明》說：“沒有自由，就沒有社會主義。社會主義只有通過民主制才能建成，而民主制也只有通過社會主義才能完全實現”。這個論斷使人想起了勃魯姆曾說過：“沒有社會主義的民主是不完整的，而沒有民主的社會主義是軟弱無力的。”把這壹思想在社會實踐中具體化就是爭取社會民主和經濟民主。正如《聲明》所指出的：“維護政治民主是實現經濟民主和社會民主的壹個條件。”因為壹旦沒有政治民主，其他都無從談起。但若社會絕大多數民眾的文化教育水平很低和為了溫飽而終日辛勞得精疲力竭無暇他顧時，那麼，諸如出版、結社、普選權之類都會成了漂亮而無實際意義的擺設。
關於建立國際民主的主張反映了當代社會民主黨人的胸襟和眼光。他們認識到在當今經濟與科技都高度發達的世界上。國家之間、民族之間都互相聯繫影響著。在沙漠之中難以有綠島。因為“世界上任何地區的貧困都威脅著其他地區的繁榮。貧困是民主制發展的障礙。民主繁榮與和平要求對世界上財富從新分配和提高不發達地區的生產率。”據此，社會民主黨人反對殖民主義政策，反對帝國主義，爭取國際和平。《聲明》宣示說：“社會黨人為建立壹個和平與自由的世界而努力。在這個世界中，沒有人對人或民族對民族的剝削和奴役”。“民主制必須根據保障民族自由與人權的國際性決定，在國際規模上建立起來。社會黨人呼籲所有勞動人民團結起來，為這個偉大的目標而奮鬥。”
法蘭克福宣言明確了社會民主主義的本質，成為左翼自由派的行動綱領。
英國工黨國有化情結探討
英國工黨創立於1900年，它的壹部分前身是創立於1893年的獨立工黨，而它們都沒來得及參加建立第二國際的巴黎大會，可見，它們的確是第二國際諸黨中的後來者。但它發展十分迅速，很快就超過許多先行者，成了第二國際中的大黨。它也是兩次大戰之間的“社會主義工人國際”諸黨中最先取得執政的黨。在二戰以後創建社會黨國際的工作中，英國工黨又起了很大的作用。
英國工黨深受費邊社思想的影響，而對馬克思主義不屑壹顧。它壹開始就崇尚和平漸進的改良主義，明確摒棄經典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暴力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然而使人不無意外的是，就是這樣的壹個黨卻比第二國際─社會主義工人國際─社會黨國際中的任何壹個黨都更熱衷、更執著於對社會結構有較大觸動的生產資料社會化─國有化。從這壹點來看，它似乎比其他的黨都更激進，更接近於馬克思主義。然而，這其實是戰後理論體系來源於費邊思想而不是來自於馬克思主義。在費邊社的綱領性文件《基礎》中就明確宣佈其宗旨是要把土地和工業資本從個人和階級所有制下解放出來，把它們轉為公社所有，用以謀求公共的福利。而且，非但如此，生產資料社會化的思想幾乎是英國社會主義運動的“國粹”。因為除費邊社外，與它同時代或稍遲的社會民主聯盟，獨立工黨等都有這樣的主張。它們都無壹例外地認為﹕資本主義社會的財富分配不公，貧富兩極分化，蓋因生產資料掌握在少數人手中，使之得以控制了生產、消費、分配各個環節所至。在社會運動過程中，這些組織都匯集於工黨，從而大大強化了工黨的“國有化”情結。1918年工黨的黨章就確認其目標是“在生產資料公有制和對每壹工業和事業所能做到的最完善的公共管理和監督的基礎上，確保手工和腦力生產者獲得其勤勉勞動的全部果實和可行的最公正分配。”在其後的歷次工黨綱領中，如1928年的《工黨與國家》，1934年的《爭取社會主義與和平─工黨的行動綱領》中都壹再表達其生產資料國有化訴求。其領導人艾德禮於三十年代後期的壹系列著作中，如《走向社會主義的意誌和道路》、《工黨的展望》更進壹步有系統地對此加以闡述。故此，工黨上下是憋足了壹鼓勁，只要壹有可能，他們壹定要把這積蓄已久的理念付諸實踐。正是箭在弦上，不可不發。
1945年7月，歐洲的大戰剛剛熄滅，英國舉行了大選。首相丘吉爾是領導英國進行反法西斯戰爭並取得勝利的英雄。他以為憑著這輝煌的業績，民眾會選擇他和他的黨繼續執政。但是，情況大大出乎於他的意料。工黨在選舉中以397票對213票大勝。丘吉爾內心充滿了傷感。英國人民竟是如此的無情無義，就這樣拋棄了他這個民族英雄。然而，傷感畢竟只是傷感，不能轉化為反對和抗拒。民主原則在英國社會已是樹大跟深，任何人都必須尊從，民族英雄也不能例外。這位剛才還在指揮海陸空三軍，還在國際上屈指可數的幾位最權威的領導人中週旋的叱咤風雲者，黯然收拾好自己的物品，離開了唐寧街十號，而工黨領袖艾德禮則意氣風發地展開了他的藍圖。
從1945年10月到1949年，工黨政府陸續頒佈了8個國有化方案，使國有化企業在整個工業部門中佔20%，具體行業包括銀行、煤炭、航空、電訊、國內運輸(包括鐵路公路)、電力、煤氣、鋼鐵。其速度之快，範圍之廣，令世界為之驚訝。
在進行國有化的同時，艾德禮政府還進行了旨在建設福利國家的壹系列社會立法。主要內容有﹕國民保險法、國民醫療保健法、國民工傷保險法、家庭補助法、國民救濟法、住房法等。政府通過這樣種類繁多、巨細靡遺的福利措施來實現每壹個英國人都享受到“從搖籃到墳墓”的社會關懷。任何人都不應因年幼、老邁、傷殘、智障、失業、疾病等任何原因陷入飢寒痛苦惶恐無助之中。經過幾年的努力，英國不但醫治了戰爭創傷，而且還展現了前所未有的新氣象。民眾生活有了保障，失業率長期保持在2.5%，經濟增長率恢復到每年4%，貧富極化的現象也有所緩解。戰前最富有的1%的家庭佔有全國財富的56%，戰後逐年下降，至1972年只佔27.6%。正如礦工領袖山姆．華生所說：“貧窮已被削除，飢餓不再為人所知，病人得到了照顧，老年人受到了尊敬，孩子們在充滿機會的國度裡長大成人。”
1950年大選，工黨仍然獲勝。但這時發生了壹件大事，就是朝鮮戰爭。艾德禮政府出於種種原因，不得不跟隨美國卷入了戰火。戰爭所製造的經濟、政治、心裡上的壓力使國內局勢動蕩不安。在這種情況下，艾德禮政府決定提前大選。保守黨以3%的微弱多數選勝。當工黨選敗的消息傳來，許多受惠於工黨福利政策的底層民眾都流下了眼淚。
不過，保守黨當政後，雖然對工黨政府的許多改革措施有逆向行動，但對福利項目卻未敢大動砍刀。畢竟，增進社會福利是大勢所趨，人心所向，為持續執政計，保守黨政府也不敢輕舉妄動。
如果說英國工黨在世界上率先建成福利國家，不但沒有遭到其他歐洲國家的批評，而且還得到許多國家的讚譽仿傚的話，那麼，它的國有化政策(70年代，再次執政時，還進行了第二次國有化高潮)則引起了毀譽不壹的評價和爭議。對此確有必要予以探討。
英國工黨的國有化是通過政府出錢向私人企業買過來的。在第壹次國有化高潮中，政府為此支付了高達27億英鎊的贖買金。此後每年還得付股東幾百萬鎊的利息。這種方式首先遭到共產黨社會主義國家的猛烈抨擊。
早在20年代初，列寧就評判說：“雖然工黨大部份由工人組成。但是，看壹個黨是不是真正的工人政黨，不僅要看它是不是由工人組成，而且要看是誰領導它以及它的行動和政治策略的內容如何。從這個唯壹正確的標準來看，工黨完全是資產階級的政黨。”
當年的工黨，非但大多數成員都是工人，而且其領導人之壹麥克唐納就是出身於極為貧苦的勞工階級。說它“完全是資產階級的政黨”，無疑是列寧的“無產階級民主比資產階級民主要民主百萬倍”之類的信口雌黃又壹例。在列寧痛罵麥克唐納是“惡棍和叛徒”之後，麥克唐納任首相的工黨政府卻率先承認蘇聯並與之建立外交關系。
許多年來，共產黨政權的理論家們都按照列寧的判決，口徑壹致地宣佈工黨是資產階級的政黨。理由是“它的行動和政權策略”都是在資產階級制度的框架之內，在維護修補這個制度而不是砸爛它、摧毀它。工黨政府的國有化公式當然又成為它們判決的證據。按照它們的觀點，國有化應是以無產階級革命為基礎，在推翻了資產階級統治以後，暴力剝奪資產階級的生產資料而成。其典型是蘇聯模式。(遠東的亞洲共產黨政權則略有不同，它們把資產階級分成買辦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予以區別對待，但本質上與蘇聯模式並無原則區別)
對共產黨政權的抨擊倒不必介意。因為在它們那裡黑白是非業已顛倒。只要不像它們那樣以暴力奪取政權，再扼殺民主人權，以軍隊和警察為保鏢來由共產黨鐵定執政，那它們就會責罵妳是在資本主義制度的框架內行事，在維護資本主義制度。
既然英國工黨不是用暴力奪取而是通過選舉取得政權，那麼在它把資產者擁有的廠房、機器、原材料等都轉歸國有時，不採用剝奪方式，而用錢買過來，就是順理成章的事了。
但是，非得這麼做不可嗎﹖要在當今世界上建設壹個美好社會非得通過把生產資料私有制公有化不可嗎﹖不錯，社會主義必須以生產資料公有制來體現，這是幾代社會民主黨人的共識。然而，這個共識是否應該隨著社會的發展，識認的深化有所揚棄呢﹖即使對社會的洞悉力還未達到這壹步，那也應了解到，當年費邊社的仁人誌士們提出把生產資料轉歸公眾所有，這並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是用以建設美好社會的手段。如果在實踐中發現這壹手段並不靈光，那就應予修正，另闢蹊徑。用錢來買國有化，顯然不是“靈光”的方法。政府既然有那麼多錢去買企業，何不用這些錢去創辦壹些與公共福利更直接相關的事業呢﹖這麼多錢流到原企業主手中，他亦可創辦另壹些更有利可圖的企業。於是又有新的私有制成份產生，政府仍打算再繼續買下去嗎﹖
昔日社會民主主義的前輩們把造成勞工階級的貧困歸結為由於資產者掌握了生產資料進而控制社會財富的分配所至。他們因此萌生生產資料公有制的主張是合乎邏輯、可以理解的。但是社會主義與生產資料公有制實在不應劃上等號。換言之，社會主義並不必須由公有制來體觀。這是因為除了實現國有化的途徑無論是蘇俄布爾什維克的暴力強奪或英國工黨的花錢購買都不可取之外，生產資料公有化或社會化或國有化這種經濟結構的本身就不利於發展生產，即不利於更多地創造出美好社會所必須的物質基礎。這已為前蘇聯和亞洲壹些共產黨國家的經濟狀況，甚至也為英國國有化後壹些企業的經營狀況所證實。
國營企業效率低下除與計劃經濟有關外，很重要的就是與人的因素有關。經理人員的個人收入與企業經濟效益不直接掛鉤，其責任感和進取心都會大受影響。官僚主義、敷衍塞責、浪費遭蹋等情況都隨之產生。生產勞動者則由於過於有保障也會懈怠，不再那麼兢兢業業、勤勉奮發，從而使整個企業出現“動力真空”。前首相丘吉爾作了這樣的抨擊：“由於壹大堆規章制度和清規戒律，以及白廳官員計劃不周，採購不慎，社會主義被日益證明是充滿危險、代價巨大的謬論。”“社會主義者實行了國有化的所有重要工業部門，原本有利可圖或收入相抵，而現在都變成了賠本買賣，負債纍纍。”這些話或許不無誇張，但終歸也反映了壹些情況。
我們不知道再過幾百年，壹千年之後，世人的道德水平、精神風貌會是怎樣，但可以斷定，在目前，甚至在今後的幾代人內，人世還不可能變成人人的情操都極為高崇，全都充滿了奉獻精神，毫無自私心的美妙境界。自私心─滿足自己的各種欲望，尤其是物質欲望仍是使人努力進取、奮發開拓的動力之壹。而社會所應做到的則是把這種為私利的活動限制在相對合理的範圍之內。制定公平合理的遊戲規則，引導，有時甚至是強制人們為私利的搏取必須納入有利於公眾的軌道上。從而使集體利益、社會利益與每個人的個人利益能相對地和諧融合起來。
共產黨不這樣認為。它們宣稱無產階級是最先進的階級，而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每個共產黨員都是“特殊材料做成的”，人格極為高尚者。他們將為人民建設壹個人間天堂─共產主義社會。可是，從1917年“十月革命”成功至今，幾代人的時間過去了，人們看到了什麼﹖
看到了共產黨人高人壹等的姿態﹔看到了共產黨官員的驕橫肆虐、草棺人命、以權謀私、貪汙腐化。共產黨曾把資產階級數落得那等不堪﹔把資本主義社會抨擊得壹無是處。可是他們自己呢﹖共產黨官僚階級不如昔日的資產階級，共產黨的“社會主義社會”不如以前的資本主義社會。共產黨陷入謬誤的原因之壹是他們不承認人皆具有共同內容的人性，而只承認有階級性、黨性。資產階級的階級性糟透，無產階級的階級性良好。他們共產黨人就更好得不得了。殊不知這只是自欺欺人的謊言。如果說在革命戰爭年代裡還需要有勇敢，不怕流血犧牲的精神，那麼在掌權以就不需要作任何付出了，而榮譽、權力、享受則接踵而來。在共產黨鐵定壟斷全部社會公權力的格局下，壹切制衡機制都被取消。共產黨官員們身上的人性惡的因子得以高度激活膨脹，於是這就是導致了共產黨政權的惡質化傾向，並且還流毒全社會。而共產黨人竟把他們自身的惡疾反誣是受到資產階級香風臭氣和資本主義毒素的侵害所致。
面對現實的人性水平，考慮到人的自私心中有可資社會生產力發展的作用，那麼生產資料私有制顯然就有其合理的內核，亦即有存在的理由了。有鑒於此，就實在沒有必要去進行生產資料所有制全盤公有化(國有化)的無益事業了。
除了這壹根本原因外，還有些具體問題也使國有化不可取。生產資料公有制的目的之壹是想使勞動者擺脫消極的、被動的勞動力出賣者的地位。讓他們參與管理，讓他們萌生在社會經濟活動中，和企業經營運作中的主人翁感覺。從而加強其責任心，激發其創造力，有利於發展生產。這種想法充滿了人道主義色彩，本來很不錯，但實際體現上卻是另外壹回事。因為在國有化企業中，指揮生產，管理營運全是由政府委派的經理人員操作，工人群眾並沒有真正的決策權。正如工黨幹部克裏普斯所說：“我認為，讓工人掌管工業，即使總的來說是令人嚮往的，但幾乎是不可能的。”正由於這樣，宣稱在生產資料公有制下，工人可以成為企業的主人，不再是僱傭勞工，那只是在編織壹幅美麗的童話。
既然工人在企業中的地位實質未變，而且在經濟上也不能參與企業的利潤分成，那麼他們仍把自己定位於僱傭勞動者而與企業管理者在經濟上討價還價，就是順理成章的事了。於是，工人們在不滿意自己的工資報酬或其他待遇時，他們照樣會訴諸傳統抗爭手段─罷工。這時，工黨政府出來說話了，怎麼搞的啊﹖這是國有企業，是工人階級自己的企業，妳們怎麼能使自己的工廠礦山為難﹖但工人不吃那壹套。工黨政府不可以用強硬手段對付工人，因為這是他們得以上臺的鐵票部隊。但若答應工人要求，國有企業的經濟狀況更為可慮。真是左右為難。70年代的威爾遜工黨政府吸取上界艾德禮工黨政府的經驗，競選時就與工會達成了“社會契約”。要求工會協助限制工資增長率。但他執政後照樣發生要求提高工資的浪潮，威爾遜無法擺平，只得辭職。
盎格魯－撒克遜民族執著的性格使之有“約翰牛”之稱，但英國工黨的領導層畢竟是個理智的集體，他們不會壹意孤行地蠻幹下去，面對現實，他們也會作檢討反思，以探索實現其理想的最佳途徑。經過了壹次又壹次的討論商榷，壹種對國有化政策帶有“修正主義”意味的觀點逐漸在工黨內取得了主流地位。
“修正派”認為在二戰以後，社會已發生了與以前傳統資本主義很不同的變化。其代表克羅斯蘭提出由於這些變化使生產資料所有制的形式對決定壹個社會的性質已不居於首要地位。因為即使“在沒有私人佔有生產資料的集體經濟企業中，分離的程度並不比資本主義經濟差。大規模化和複雜化不僅造成了工人與生產資料的分離，而且也使所有主與生產資料分離。”他還進壹步認為，壹個社會的性質除與生產資料所有制有關外，還決定於“其他因素，比如工業的管理機構、就業水平、工會的實力，社會總趨勢，尤其是政治制度更為重要。”這場爭論很有益處地啟發了人們這樣壹個思路，就是壹個社會如果既能確保勞工群眾的政治權利，又能使他們生活福利得到保障，那這個社會在當今的現實條件下算不算是個好社會﹖算不算實現了社會主義﹖換言之，社會主義在當今究竟應該作何定義﹖對這些問題作較清晰的解答，似乎不是偏重實踐的英國工黨所急於去從事的工作，這當由社會黨國際和偏重理論的德國社會民主黨去操辦。然而爭論的結果終究使英國工黨的國有化措施得到從新的評估和施行。1957年大選，工黨在競選時沒再著意強調國有化。1960年工黨年會承認：“公營和私營企業在經濟中各有其壹定的地位。“工黨”相信進壹步擴大公共所有制的措施應按照這些目標並根據情況適當地考慮到有關工人和消費者的觀點逐步加以決定。”八十年代初金諾克擔任工黨領袖後，努力在理論上做出新的開拓。1982年黨的新綱領中以“公共所有制”取代了“國有化”的提法。1988年金諾克發表了《民主社會主義的目標和價值》。其中聲明工黨不再堅持國有化的作法。同年10月的工黨年會上明確表示，若工黨重新執政，將不會把保守黨政府私有化了企業重新進行國有化。並宣佈只對少數社會化極強的部門繼續實行國有制，而私有制和其他多種形式的社會所有制，如消費合作社、市政企業、工人股份制企業等都應得到發展。至此，英國工黨的國有化圖騰畫上句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