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 中國社會的言論鉗制
作者 中國網友
中國網友談極權中國的言論鉗制的基本狀態
最近壹段特殊時期，很多人觀察到這樣的現象：壹些文章在微信公眾號上能暢通無阻地發表，發表之後也能基本完好地保留在互聯網上，反而是在更小眾也更有自由主義傾向的豆瓣上發表時，迅速遭到審查和刪除。這種有趣的對照促使我反思中文社交媒體的結構搭建。
政治哲學中的“公共領域”這壹概念可以很好地解釋這些現象。早在2000年代初的互聯網1.0時期，全球的學者們就憧憬並且討論過壹件事：網絡空間代替城市空間接管公共領域，甚至創造前所未有的理想公共領域的可能。顯然這個理想最終破產了，但其破產的原因其實值得被分析。在這個層面上也能更宏觀也更直觀地理解為什麽我們日常使用的中文社交媒體是現在這個樣子。
互聯網剛剛開始走進千家萬戶的那段時期，許多人幻想“數字化理想國”的到來是可以理解的。古希臘城邦當中對於公共事務的討論傳統深刻地影響了此後的西方政治體系，但其參與者僅僅是成年男性，而奴隸、女性和外邦人都被排除在外；19世紀法國的沙龍、咖啡館和街心花園也是公共事務討論場所的重要案例，但其參與者其實也限定在新興資產階級和既定文化圈的知識分子。所以在當互聯網開始走進千家萬戶的時候，自然有壹部分學者熱切企盼，互聯網作為全新的、低門檻的、匿名化的媒介會為全球網民帶來前所未有的平等話語權，因此，它為什麽不可以成為烏托邦式的公共領域呢？
很遺憾的是，故事後面的發展仍然遵循了那個重復了千百遍的俗套——人類期待某種技術的進步能夠顛覆性地改善人類世界，但事實上，新的技術只是反過來再次強調了人類群體原生的缺陷。近20年過去了，我們或許並不用太長時間就能得出這樣壹個結論——至少在中文互聯網中，真正意義上平等公開的討論不（再）存在，社交媒體平臺的搭建邏輯反而是在有意避免公共領域的形成。
匿名性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實名化——社交賬號須與身份證、手機號綁定。學者曾經暢享的那個民主、平等、分散、去中心化的世界終究也沒有到來；可以看到，官方媒體、“頭部賬號”與草根用戶之間已經拉開了無法逾越的流量差異。用戶制造的內容（UGC）徹底潰敗給專業團隊制造的內容（PGC）。這似乎再次引出了那個從柏拉圖的《理想國》開始質詢至今的問題——追隨領袖與創造等級制度是否是人類社會不可撼動的天性？
高質量的對話是公共領域形成的充要條件。“公共領域中，作為私人的個體來到壹起，形成公眾，”在這裏他們不斷通過理性對話達成統壹的意見——公共的意見。公共意見在很多時候不同於統治性權力的意見，或者公眾探討並揭示的“真相”不同於統治性權力對於該事件的敘事。個體用戶來到壹起，借助公共領域的存在，自下而上提出商榷的意見。它是獨立於國家和人民，又處在國家和人民之間並起協調權力平衡作用的中介。韓國的青瓦臺網站和美國的白宮請願網站都算得上是（經過簡化後的）數字化公共領域。它在壹定程度上自下而上反映了國民的意見，推動相應政策的改革。
壹篇公開發表的內容即便可以供所有用戶瀏覽，但如果它結構性地避免了任何有效討論的產生，這篇內容仍然不是“公共”的。這也是為什麽當代傳播學中壹般認為，論壇、博客和留言板仍然是數字時代迄今為止最好的公共領域。很遺憾，我們已經見證了論壇與博客的衰落，而主流社交媒體的留言板早已被閹割到殘缺不堪。
造成這種情況當然有多種原因，譬如很多人把論壇和博客的衰亡歸咎於其從電腦端轉戰智能手機端的失敗過渡，把社交平臺中嚴重受限的留言板功能解釋為對粗俗內容以及鉆空子、刷流量等惡意行為的防範。但是綜合說來，數字時代公共領域的消亡是技術原因，是時代發展，但是究其根本還是體制原因。
1.微信公眾號
我們從自身發布內容最常用的平臺——微信公眾號平臺開始，具體解剖這個問題。
作為全世界日/月活動量最大的社交平臺，微信的成功與它初創時期良好的“私密性”分不開關系。朋友圈可以是意見發表的場所，但是發布的內容只可以由用戶的好友看見。正是這壹點促成了這款產品最初時期的成功，但是也正是這壹點使得這個平臺——無論其用戶數量有多麽龐大——實質上仍然是壹個多中心的私人領域。
那麽在微信平臺中到底存不存在這樣的場所，容許“互不相識的，作為私人的個體來到壹起，形成公眾，進行討論而產生公共意見”？事實上是有的，那即是公眾號推送中的“留言區”，這是微信平臺中唯壹壹處允許“並未互相添加好友的陌生用戶”同時出現並且匯集公共意見的地方。這樣的情況也並不是沒有發生過。2020年3月11日，互不相識的微信用戶們在壹篇推送的留言區接龍《人物》周刊的“發哨人”文字內容，體現的正是這種陌生用戶之間富於合意的互動。
這大概也可以解釋為什麽微信推送中“留言區”受到如此嚴格的限制。
限制壹，無法討論：並非所有公眾號都擁有留言區。在2017年12月6日之前，只有部分持續發布原創內容的公眾號會得到官方邀請，開通留言功能。2017年12月6日到2018年3月12日是並不長的“好日子”，在這段時間註冊的公眾號自動帶有留言功能。2018年3月12日以後註冊的公眾號再次沒有留言區。理論上仍由微信官方不定時進行考核，考核成功之後向公眾號運營者發出邀請開通留言功能。但是就運營者之間的交流可以知道，這實屬極其個別的情況。
限制二，討論的數量受限：如果公眾號擁有留言區，那麽留言數目的上限是100條。精選評論的限制是5條。另外更重要的是，作為討論場所的留言區顯然依附於“推送”才可以存在，而“推送”的數量被限制在訂閱號每天1次，服務號每月4次。
限制三，討論的互動次數受限：留言出現以後，只能由作者對評論進行最多壹次回復。他人不得回復。（即便是後臺已經極其私密化的留言，同樣限制了48小時的回復時間。在此之後留言會被刪除。）
限制四，公眾號主體對討論內容負責：留言的發布並不是由讀者自主決定，而是由公眾號的運營者在後臺選擇出來展示，這也意味著，如果留言區中出現的內容違規違法，公眾號的運營者也需負擔責任。事實上，這種邏輯體現在公眾號運營的每壹處細節。譬如，每篇推送發送之前需要用手機掃碼確認發送——明確責任人——如果推送內容違規違法，那麽可以快速追究到已經綁定了身份信息的個人。也譬如在留言區的申請上，2018年3月12日之後如果想要獲得留言區，幾乎唯壹的方法是進行公眾號遷移，即從“個人訂閱號”遷移至“企業訂閱/服務號”。而“企業”號的註冊則需要提供除姓名、身份證號、手機號之外的更多信息，包括公司名稱、註冊號、法定代表人、社會信用代碼、登記註冊地址等。這種門檻的升高將公眾號的內容發布更緊密地與企業綁定在壹起，意味著主體要更加明確地意識到，自身對於內容的發布、留言區的討論內容，都負有無處遁形的法律責任。
2.豆瓣
在此基礎上其實不難理解為什麽更小眾也更偏“自由主義”傾向的豆瓣平臺對用戶發布的內容進行了比微信更加嚴格的審查。這是因為豆瓣的傳播架構比起微信來說，已經算是極其容易形成“公共領域”了——無論是廣播、日記、評論、相冊或是小組中的發帖，留言區都是自動存在的。豆瓣平臺上的留言數量不受限制、每壹篇留言的字數也不受限制、留言之間互動次數依然不受限制。又因為自從2005年網站創建開始，“書影音”的標記就是功能的重點，豆瓣網的第壹批“網紅”以受教育程度較高，甚至帶留學背景的知識分子為主。可以理解，這個數字空間自然有潛力成為公共意見凝聚的場所。
不得不提的是，豆瓣作為社交平臺在2011年改版以前事實上以“友鄰系統”知名。彼時，用戶和用戶之間的交往方式是申請“與對方成為友鄰”，在這種情況下，兩個用戶要麽互相關註要麽是陌生人，更類似微信的“好友添加”，也更還原平常人際交往過程中交朋友的過程。這種親密感、在場感和私人化特征打動了不少用戶，最後也導致壹部分用戶在其“友鄰系統”改版時壹怒之下註銷了賬號。改版以後沿用至今的“關註”式互動基本類似於微博。當原先那種更趨向“原子化”的結構改變成更復雜也更流動的網狀結構，“廣播”、“小組”功能塊也就正式化身成為豆瓣在數字時代的“廣場空間”——如果說“友鄰系統”更像是街坊鄰居之間點對點的走訪做客，那麽現在，互不相識的人們可以更方便地聚集起來討論事情了。
回到審查的話題上，正是因為“廣場空間”的出現以及留言區的開放，豆瓣必須采取比微信更加嚴格的內容審查。豆瓣運營團隊自身也清楚意識到這個結構性的問題。所以可以看到，他們做的不僅僅是對用戶發布內容的嚴厲監管：在特殊時期，廣播功能、日記功能、甚至熱度很高的小組（如“豆瓣鵝組”）都會被暫時停用——“廣場”暫不開放；特殊時期，擁有高粉絲量的活躍用戶也更容易比草根用戶遭到禁言甚至封號——意見領袖不許“搖旗吶喊”；此外，壹些敏感內容即使不被刪除，其留言區也會被限制為“不允許回復”——嚴防死守任何“公共領域”的出現。最後，幾乎每當公共意見翻湧的時期，都會再次傳來“豆瓣有可能被整個關停”的消息——非要進行公共討論嗎？那就幹脆壹窩端掉。壹些清楚意識到此間取舍的老用戶也會語重心長地規勸：勿商國是，知識分子還是回去討論文藝作品吧。
如果說真理是越辯越明的，那即是說公開的討論會揭示出真相。如果討論不被允許，那麽真相就會永遠隱沒在陰影當中，某壹單方面想要壟斷敘事也變得容易起來。
漢娜·阿倫特也在《人的境況（The Human Conditions）》中表達了基本相同的意見。正是她在1950年代第壹次提出了“公共領域（public realm）”這壹概念。阿倫特認為，公共領域既是多樣的又是統壹的。人們從不同地方，不同方向對同壹位置進行觀察，聚集在它周圍的人在多樣性中看出了統壹性。所以公共領域的現實性依賴於多樣與統壹的同時存在。另外，真理或許本就是虛無的。在公共領域中，公眾應“以意見取代真理，以意見掌握真理”。每個人都以自己的方式理解世界，發表不同的意見，沒有人掌握的是絕對的真理。意見相互交流，公眾才能對共同的世界有完整更多了解。
3.新浪微博
在豆瓣之後談及微博，因相似的“關註”機制，兩者之間有許多“結構性預防公共領域產生”是類似的。區別大概在於，在空間上，微博平臺中表現出來的更多是用戶以“大V”為中心產生聚集而不是以“話題”為中心產生聚集。我們無法否認新浪微博在2010年前後擁有壹段黃金時期，但也同樣無法否認在2013年以後，新浪微博似乎義無反顧實則必須走向了越來越表淺的娛樂化。
當談及微博對於留言區公共性的控制，它則更多是從交互設計的空間結構上去降低留言討論的重要性——留言的可視層級要遠遠低於內容本身。討論的困難還在於用戶與用戶之間的往復交流被插入的廣告打斷。
拜厄姆教授在《交往在雲端：數字時代的人際關系（Personal Connections in the Digital Age）》將媒體分為“貧媒體”和“富媒體”。簡言之，富媒體的信息傳播線索少而單壹，但它傳遞的內容可以更復雜；而貧媒體的信息傳播線索則多而復雜，只是其內容往往簡單明了。從這種意義上來說，新浪的重點產品從“博客（blog）”到“微博”的轉變就可以被看做從富媒體到貧媒體的轉向。後者的交互性質清楚說明它並不鼓勵長篇的內容，更不鼓勵長篇的回復，而是鼓勵短小精悍、可以被快速瀏覽的內容，鼓勵進行快速的、病毒式的擴展和復制（go viral）。
如果嚴格深究“社交媒體”的定義，微博究竟是不是社交媒體甚至都還值得再次思考。微博的媒體架構基本仿照推特（Twitter）。已有研究者進行過大數據抓取，結論是推特中用戶的“互粉關系”其實非常不對等，所以，這個平臺的主要功能或許應被理解為“獲取信息”而不是“建立關系”。既然並不建立關系，也並未促進平等多元的對話，那麽推特和微博就更像是“新聞媒體（news media）”而非“社交媒體（social media）”了。
微博中草根用戶的“喪文化”流行顯然也與社會結構的原子化分不開關系——個體無法參與公共討論或參與公共討論也沒有意義，這加強了個體的無力感，而這又進壹步消耗了個體下壹次參與公共討論的積極性，於是無力感更深……在這種循環之下，似乎只有“喪”、“低欲望”和看似無關政治公共領域的“偶像消費”才是年輕人發泄註意力的僅存話題。
事實上以微博作為主要陣地的“飯圈文化”或許在這次分析中確實值得壹提。我們可以把“飯圈”視作“消費世界中的公共領域”，它也行使了我們上述權力模型中的效果。這種嚴密的組織把本來互不相識“作為私人的個體”通過壹個偶像作為中心聚集了起來，他們凝聚成為極具行動力的團體，在虛擬空間中進行大範圍的“控評”和“公關”。因為可以結成社群，粉絲團體的話語權和地位顯著提升了。他們不再是從前“偶像-追隨者”二元關系中無法發聲的普通受眾，而是變成了可以積極參與偶像的“人設定位”和職業規劃的長輩式人物。
4.知乎 知乎與微博相似的地方在於，老用戶同樣普遍認為這個平臺在其早期擁有壹段黃金時期，而現在已經食之無味、棄之可惜。在2011年起開放內測註冊後的兩三年裏，知乎更像是壹個未出圈的學科精英遊戲場，其早期用戶憑借廣博的知識積累，敏銳的洞察力以及狡黠的幽默感征服了不少人。他們展示優秀的求索過程，也擅於高超的玩笑去化解反智言論以及帶有明顯火藥味的意見沖突。
與豆瓣的慢節奏不同，2019年8月知乎已經按成了F輪4.5億元的融資。十年來激進的商業化推動平臺邊界迅速擴大，從前那種所謂小圈子“精英氣質”顯然難以為繼。這種狀態驅逐了壹部分老用戶。可以看到，新用戶並不再著迷於接近真相，不再進行深度理性的討論，甚至也不再擁有早期用戶插科打諢的幽默感。在這個“知”字打頭的平臺中，似乎真正意義上以求知求真為目的的討論正在快速消失。
從結構上來說，知乎內部意見排序的形式增大了意見之間的內耗。出於瀏覽體驗的優化，交互設計中內容發布和評論之間也有明顯的等級劃分——評論的可視度大大低於內容本身。並且因為按照“贊數”對評論進行排序，用戶和用戶之間平等多次的對話變得困難。
近些年來，運營者也盡量避免平臺對於特定社會事件形成公共領域的輿論熱潮。而他們此時需要做的事情其實相對簡單：只要把問題刪掉，大量回答的內容也就壹同消失。
5.機核網 今日頭條屬於新聞媒體而不是社交媒體，虎撲對於公共事件的討論並不太具有理性的傳統，短視頻平臺因為其所選擇的媒介特性，同樣並不太有可能形成有效的公共領域。我們認為機核網值得壹提是因為發現其中知識性、思想性的內容在留言區引發了超出我們預期的高質量討論。這不禁使我們想起十余年前壹些論壇的黃金時期。
我們並不是機核網的老用戶，在此處把它與前面四個社交媒體相提並論是因為它可以作為壹個類型進行分析。我們需要考慮這個事實：中文互聯網中並不是完全不存在優秀的討論，像機核網這樣的平臺還是存在，只是這些討論存在於比較小眾的互聯網島嶼裏。
機核網中，以玩家身份聚集起來的用戶其實不只是站在玩家和受眾的角度，而是充滿能動性地站在開發者、創作者和運營者的角度去展開討論。這樣的傳統鼓勵用戶把思辨過程呈現出來，這在中文互聯網中已經算是稀有品質。只是這個帶有很高黏著度和cult氣質的小眾平臺，其用戶量顯然沒有辦法和上述幾個等量齊觀。由於並未占據中文互聯網生態中重要的、醒目的、不容忽視的疆域，機核網不太可能，事實上本來也無意成為壹個真正的公共領域。
從結構上說，機核網的小眾也體現在它在組織形式上更類似於壹個線上社團而不是社交媒體。在時間維度上，媒體必須強調即時性。然而草根用戶想要在機核發布內容，往往要經過幾天甚至到幾個月的內部審核時間。
6.比較與綜述 我們描述了中文互聯網中微信公眾號、豆瓣、新浪微博、知乎、機核網這五個“社交媒體”的結構特性，並比較了這些平臺上提供給用戶們進行討論的具體形式和空間，因之理解它們分別在技術上如何避免公共領域的形成。
從專業的角度來說，不同文獻中的評價維度大同小異：《麥圭爾大眾傳播理論》中，丹尼斯·麥圭爾（Dennis McQuail）把新媒體的關鍵特征分為互動性、社會現場感、媒介豐富性、自主性、享樂、私人化和個人化。簡·基茨曼（Jane Kietzmann）等人的研究將社交媒體分為七個功能塊，分別是分享、在場、關系、身份、對話、群組與聲譽。而上文中提及的《交往在雲端：數字時代的人際關系》裏，南希·K·拜厄姆（Nancy K Baym）提供的七個理解互聯網的關鍵概念則是：交互性、時間結構、社交線索、存儲、可復制性、可及性和移動性。
因為中文互聯網的特殊性，我們把這些評價維度簡化成了五點：審查力度、時間調度、互動強度、平臺熱度和存儲。
不難發現，上述五個社交媒體都選擇性地舍棄了五點的某些方面。微信公眾號並沒有過於嚴苛地進行內容審查，但在時間調度和互動強度上進行了嚴格的限制。豆瓣在時間調度和互動強度方面都沒有進行過多限制，但用戶數量顯然低於微信，審查力度也明顯更高。微博和知乎的交互設計把留言區隱藏在更不可見的位置，以此勸阻了用戶之間多次往復的討論。至於機核網這壹類網站，其互動強度確實非常優秀，但是代價是漫長的審查時間以及內容熱度的有限性——內容停留在小眾平臺上，無法進壹步復制、轉發以擴展意見的影響範圍。
“存儲”這壹點主要針對於公眾討論的過程以及討論以後形成的公共意見是否得到了妥善保存。在《人的境況》相應章節的論述中，阿倫特認為公共領域是超越了凡人的有限生命而具有潛在世俗永恒性的領域。它“持續存在”——壹代又壹代的人們生生滅滅，但發表公共意見的火種永不熄滅，重要的事件也應該被永久儲存在公共領域中，作為後來者值得參考的歷史材料。
相比阿倫特的時代，當代信息的存儲顯然在技術上進步了無數倍，然而數字信息的“持續存在”所面臨的審查和刪除威脅也增長了。對不少讀者來說，放在書櫃裏的紙質文件反倒比新時代的數字媒介更值得信任。此外，數字化場所中信息的流動顯然異常迅猛，即便不被刪除，絕大多數內容也被遺忘在數字空間發黴的虛擬倉庫中無人問津。
重要的應是互聯網怎樣對公共事件和意見進行記憶。對用戶而言，重要的則是怎樣找到特定的記憶。答案自然是通過“檢索”。很遺憾的是，當我們從搜索時代過渡到如今的投餵時代，搜索也變得比從前更困難了。首先，中文互聯網中幾個重要平臺之間並不共享數據庫。這好比壹個曾經包羅萬象的中央圖書館分散成了幾個地方圖書館。譬如說，知乎和微博都搭建了自己平臺內部的搜索引擎；而如果想要搜索某個微信公眾號的歷史推送內容，那麽騰訊自家的“搜狗搜索”就比百度或必應更方便好用；至於豆瓣，其內部甚至還並不具備壹款差強人意的搜索引擎。
結合這五點，其實我們也可以反向歸納出將近二十年的學者們暢享的理想化數字公共領域到底應該是什麽樣的。
審查力度：內容發表不受過多限制——沒有篇幅/字數/形式的限制。不設置過多敏感詞。內容不被刪除或者由用戶自己選出管理者來審查並刪除。 時間調度：用戶發表內容的同時，其他用戶可以即時在平臺中瀏覽。平臺不限制用戶每天發表的內容數量。 互動強度：存在留言區。內容可以被討論，而且討論本身是被看重的。討論的內容沒有篇幅限制，而且交互界面上其可視層級不應比回復的內容低太多。留言之間的交互次數不受限制。 平臺熱度：平臺對所有用戶開放。可達性高，占據互聯網中壹塊重要的疆域。用戶身份是多元而非單壹的。 存儲：歷史內容不被清理並且作為壹個整體易於檢索。
事實上接近於這種烏托邦的社交媒體並不是沒有存在過。十余年前的論壇和博客幾乎都滿足了這五點要求。從這個角度上也更好理解為什麽這兩種平臺衰落了。它們或許確實沒有跟上技術叠代的節奏，但是根本的原因仍然是國情所致——在今天的環境下，它們必須衰落。
對於互聯網創業者來說，這似乎也成了頗具諷刺性的壹課：想要創業成功，還須自己在搭建平臺的時候就考慮清楚這個問題——如何嚴防死守公共領域的出現？如果搭建出來的新平臺滿足了上述的四條甚至五條要求，那麽很遺憾，幾乎可以確定這次創業將在未來某個時間失敗。
7.整體結構反思 如果我們把視野進壹步擴大到更加根本性的結構上，思考運營者為什麽需要有意避免向用戶提供“討論”的場所，那麽這背後的原因和這個國家幾乎所有政策的執行都擁有同樣的邏輯。對於壹個“從中央到地方”的嚴格金字塔結構，社交媒體面對的版本即是：從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網信辦”）到互聯網企業內部的網絡信息審查部門（從主管到審查員），再到具備廣泛影響力的用戶（“大V”、“網紅”、“POL”），最後是草根用戶。政策在虛擬空間中的傳達和真實空間並無二致，依舊是強調“領會上級的意圖”以及“向上級負責”。所以在效果上，很多時候會表現出從中央到地方層層擴大的反應強度。因為“寧肯執行得過度，也不能執行得不到位”、“表態要充分”。
壹般認為，審查和信息管控的具體執行方式是“3F”政策——恐懼（fear）、怠速（friction）以及淹沒（flooding）。
“恐懼”政策很好理解，對於發表過多“敏感內容”的用戶，對其進行禁言和封號的處理。這種懲罰會讓其他內容制造團隊明白發表特定意見的代價何為。如果說為某些事情發聲，其結果是運營了數年，擁有大量粉絲和影響力的賬號被封禁，那麽發表這些內容的賬號將會大大減少。
“怠速”政策指的是壹種軟性也相對更加微妙的方式。“恐懼”政策在很多時候或許會造成更強烈的民意反彈，那麽在這些時候，許多政策執行者會選擇“怠速”政策，也就是為違規的社交媒體增加“摩擦力”——讓平臺的運行不再完美流暢。具體措施可以是暫停平臺的部分服務器，使得用戶在刷新和加載頁面的時候等待時間變長，或者關掉平臺壹部分受歡迎的功能板塊，讓用戶體驗變得遲緩、殘缺。這種情況下，即使不進行粗暴的禁言封號，平臺自身的熱度也會大大降低。
如果說上面所說的都還是“1984”的世界，那麽“淹沒”政策則更像是“美麗新世界”的做法。前兩個政策或許會導致真相不斷被刪除，用戶的語言表達不斷被閹割和篡改。在最後壹個“淹沒”政策的施行下，這些都不會發生，真相或許也並不被刪除。反而，它只是被無數的異議、異見、證據、假證據、謠言、半謠言、反謠言的澄清、反對反謠言的“實錘”不斷擠兌，直到閱讀者被難辨真假的信息洪流淹沒，失去了最後的耐心，對該事件也變得麻木了。
值得指出的是，“淹沒”在很多時候並不需要任何實際政策的實施。因為在今天，每壹個用戶身處的本來就是壹個信息不斷淹沒信息的混亂世界。很多時候真相確實仍然存在著，只是被無數的娛樂資訊和商品廣告吞沒掉，不再引起任何人的註意。
從這個意義上我們或許也可以理解為什麽在英文互聯網中也有壹大批用戶在懷念2000年代初的互聯網1.0時代，也在感嘆現在的討論質量低下。畢竟“淹沒”的情況是全球性的。
德波寫下的《景觀社會（The Society of Spectacle）》可以幫助解釋這種信息洪水。景觀社會的基本特征是“由圖像主導的人際關系代替了真實的人際關系”。十余年前互聯網中那種真實而生動的網友互動已經漸漸消失，許多人都懷念那種“親密感”和真誠的關系紐帶（connectedness）。
公眾號運營者尤其能夠明白這樣的感受——每天點開公眾號的首頁查看關註人數等數字與圖表曲線。在這個圖像世界中，關註者的人格特征完全消隱了，他們不再是有血有肉有思考的“人”，而是被標準統壹地抽象為了數字。這種由圖像主導的、虛假的、間接的人際關系加強了景觀化文字的產生。我們已經見證了無數公眾號文章通過不斷降低思辨門檻來招徠更多的看客。在現實生活中面對真實可感的人，這些作者未必能夠說得出他們寫下的那些聳動、不堪或低幼的內容。這些文字垃圾不引發思考，不促進批判理性，而是反其道而行之，註重於煽動情緒，宣泄情感，貼標簽，或是急於發表觀點，明確自己的站隊，包括對他人進行兩極化的道德審判。
這種反智的措辭摒棄了問題可能帶有的多義性以及論證過程可能具有的復雜步驟，它將絕對的、暴力的簡化淩駕在批判理性（critical reasoning）之上。對尤爾根·哈貝馬斯（Jurgen Habermas）來說，這意味著大眾媒體已經將公眾的“批判理性訓練”轉變成了“預判（presupmtion）訓練”。此時，即便某個場所名義上仍然面向公眾開放，它作為壹個公共領域實質上已經關閉了。
解釋公共領域的存在為什麽必不可少是壹件很多余的事情。我們已經不止壹次看見中文互聯網中，人們圍繞某壹話題分成涇渭分明的兩派，各自在不同的平臺抱團形成同溫層並向對方進行激進的攻訐。網民這種強烈的仇恨、鬥爭和揭發行為已經形成了高速自動運轉的機器。
對話變得越發困難，因為雙方說著不同的語言。在這種人民內部的意識形態戰爭甚囂塵上的情況下，不必奢望對於某壹話題討論形成壹個統壹的公共意見，更不必談借此去促成政策的良性改革。譬如針對“女性主義”這種宏大話題，群體內部形成兩派互稱“女權婊”和“男權癌”，他們都覺得對方是鐵板壹塊、愚不可及，雙方都在各自陣營中覺得和對方爭吵是雞同鴨講；面對“疫情期間留學生該不該回國”這種具體問題，群體內部依然形成兩派，雙方仍然進行毫無可能達成合意的罵街式對戰。這都說明了這樣壹個事實——當所有公共領域被取消，有效的討論不復存在，不再有“作為私人的個體來到壹起，形成公眾”，而是“作為私人的個體更加遙遠地分開了彼此”。
解決的方式只有對話；惟有理性的對話才能消解矛盾。沒有地方討論，只會有更多的兩極化，更多的簡化和汙名化，更多無意義的爭端。
中國網友談極權中國的言論鉗制的基本特征
公民實驗室2020年5月7日發布報告指出，中國最流行的社交媒體軟件微信是對平臺上的文檔和圖像內容實施監控，並使用監控所得的數據訓練其審查系統。本文是對該報告的概述，以及與研究團隊的壹些常見問答。
研究摘要
微信監控非中國大陸區註冊賬號，並利用非中國大陸區賬號之間的聊天記錄訓練微信針對中國大陸賬號的審查系統。
此前我們的研究發現微信針對使用中國大陸手機號碼註冊的賬號進行審查。不在中國大陸的用戶可能會認為微信針對政治內容的審查和監控並不會影響到他們。然而，在最新的研究中，我們發現微信國際賬號之間的通訊會被監控，通訊中的政治敏感內容會被用於訓練和擴大微信針對中國大陸賬號的審查。我們通過技術分析，發現此監控針對通訊中的文檔和圖像內容。目前我們無法得知文字信息是否受到同樣的監控，我們提示用戶存在這種可能性。
監控和審查均不會提示用戶，缺乏透明。
本研究顯示微信對中國大陸賬號以及非中國大陸賬號實施內容監控。非中國大陸區賬號之間的內容監控幾乎無法被察覺，除非用戶自行進行審查測試，而大部分個人用戶並不會主動測試。
微信對外公開的政策協議文件，個人信息請求，及微信的隱私專員均沒有表明或解釋微信會進行內容監控。
本報告對微信公開的政策協議文件進行了內容分析，發起了數據主體訪問請求，並向騰訊數據保護專員提出了相關問題。我們試圖通過這些研究方法，了解騰訊公司的政策文件是否明確授權了我們發現的監控行為，以及有關專員能否對這些行為作出解釋。以上方法均無法為我們在技術測試中發現的監控行為提供合理充分的解釋。
與研究團隊的常見問答
微信如何進行審查？
此前我們的研究發現微信針對使用中國大陸手機號碼註冊的賬號進行關鍵詞和圖片審查。
微信通過服務器端進行內容審查，審查機制存儲在服務器上。信息從壹方微信用戶發送到另壹方時，它會途徑騰訊（微信的母公司）管理的服務器，服務器在把信息傳遞到接收方時會先檢查該信息是否含有敏感詞。
含有敏感詞的信息會被屏蔽，微信不會對信息發送方或接收方進行屏蔽提示。以下截屏顯示的是兩個中國大陸註冊微信賬號的聊天界面。壹個賬號試圖發送關鍵詞“法輪功”，該關鍵詞被屏蔽，但沒有任何信息提示發送者或接收者信息被屏蔽了。
中國大陸微信賬號與非中國大陸微信大陸賬號有什麽區別？ 中國大陸賬號指的是最初註冊時使用中國大陸手機號碼註冊的微信賬號。非中國大陸賬號指的是最初註冊時使用任何除中國大陸以外的手機號碼註冊的微信賬號（比如使用加拿大或者美國手機號碼註冊的微信號）。中國大陸註冊賬號適用的是中國大陸地區管轄區（主要是深圳市）的用戶協議，並且會受到內容審查。非中國大陸賬號適用的是除中國大陸以外的管轄區（主要是新加坡）的用戶協議。此前研究指出，非中國大陸賬號不受審查影響。不過我們最新的研究表明，非中國大陸賬號之間的文檔和圖像傳輸會受到監控，含有政治敏感內容的文檔和圖像會被添加到針對中國大陸賬號的審查列表中。
妳是如何發現非中國大陸賬號存在被監控行為的？ 我們曾被問非中國大陸註冊賬號是否只要不與中國註冊賬號通訊就不存在針對政治內容的監控。根據我們的研究，非中國大陸註冊賬號之間的通訊不受審查，所以我們當時的回答是“我們認為非中國大陸註冊賬號之間的通訊也不受監控。”然後我們開始好奇，如何用科學的方法測試是否不存在監控？
監控甚少無緣無故地發生，很多時候實施監控是為了其他目的，比如用來完善日後的審查機制等。基於此前的研究，我們知道微信如何通過監控圖像和文件來自動過濾敏感內容。研究非中國大陸註冊賬號的困難在於非中國大陸註冊賬號之間不存在內容審查，所以要測試它們是否受監控我們必須使用兩個不同的聊天環境：第壹個是非中國大陸註冊賬號之間的聊天環境，用以觸發監控；第二個是含中國大陸註冊賬號在內的聊天環境，用於監測審查變化。當我們在僅含有非中國大陸賬號的聊天環境中發送政治敏感內容，我們觀察到第二個聊天環境中審查內容有所增多，這表明第壹個聊天環境中的內容是受到監控的，即使它並不含有任何中國大陸賬號。
微信如何分析，標示，並存儲敏感文件？ 文件會被掃描是否存在敏感文字。圖像也會被掃描是否含有敏感文字，此外，圖像還會被與系統現有的敏感圖庫比對，分析目標圖片是否與圖庫內的其他圖片相似。如果文件被系統定義為政治敏感，文件的MD5值會被標示。微信會儲存這個MD5值，以備下次更有效率地過濾這些文件。
微信通過消息摘要算法版本5 （MD5 hash）來迅速辨識並標誌敏感內容。MD5值是什麽？ MD5是壹種數字指紋。MD5算法可以用來把體積大的文件縮小至壹個“哈希值”。哈希值通常由壹個短的隨機字母和數字組成的字符串組成。按照MD5算法的不可逆性和唯壹性設計，不同的文件應該擁有不同的MD5值，但實際上該算法在漏洞。由於微信使用MD5算法存儲敏感文件的哈希值，我們利用了算法的漏洞來設計本研究。我們把兩份內容不同的圖像文件修改成壹樣的哈希值，其中壹張圖像含有政治敏感信息，另壹張是普通的圖像文件。我們的測試顯示，敏感圖像在非中國大陸註冊賬號中傳輸後，擁有壹樣哈希值但是不含有敏感信息的圖像在中國大陸註冊賬號中被審查了。測試結果表明，非中國大陸註冊賬號間的通訊必然存在監控，因為非敏感圖像的數字指紋不可能被微信系統標示成敏感信息。
這項研究存在哪些不足之處？ 其中壹個不足指出是我們的技術分析只能表明圖像和文件是否被監控。我們目前無法得知文字通訊信息是否被監控。在沒有實質性證據前，我們提示用戶有這個可能性。另壹不足之處是我們的研究時間跨度數月。雖然我們持續穩定地觀察到針對非中國大陸賬號的監控行為，但我們無法判斷這種監控行為是否恰好在我們研究進行的時期出現。這種監控行為也有可能已存在數年，或者壹直存在。
對於微信非中國大陸註冊賬號的用戶來說，這項研究的結論意味著什麽？ 在中國大陸以外的微信用戶或許會以為微信的審查和監控機制並不影響他們。但是，我們的研究表明，用戶不僅會因為政治敏感內容受到監控，用戶所發的內容也會被用於訓練微信針對中國大陸註冊賬號用戶的審查系統。
這些研究結果是否意味著中國政府在監控微信的國際用戶？ 根據中國網絡安全法，中國政府有權以國家安全和偵查犯罪為由要求互聯網公司提供其接收到的或存儲的信息。具體就微信而言，其中國用戶適用的是中國大陸的用戶協議以及隱私政策，而國際用戶適用的是基於新加坡的用戶協議和隱私政策。我們研究的初衷是希望了解這些簽訂基於新加坡的用戶協議及隱私政策的微信國際用戶之間的通訊時候會被分享和傳輸到微信位於中國的團隊，或者騰訊其他位於中國的子公司。我們希望借此了解微信國際用戶的通訊是否不受諸如微信針對中國大陸用戶的監控。
我們的實驗顯示微信國際用戶之間的交流通訊會被用於擴建微信針對中國大陸用戶的審查系統。然而，我們的研究無法支持騰訊與中國政府分享微信國際用戶通訊記錄這樣的說法。雖然我們的研究表明微信對國際用戶實施內容監控，但我們沒有其他確切證據明晰哪些內容被監控，監控的所有動機，以及微信與誰或哪些機構分享了這些監控數據。
難道不是所有的社交媒體平臺都或多或少存在監控嗎？微信和其他社交媒體平臺的行為有什麽不同嗎？ 本報告之所以特別指出微信存在的監控行為，是因為監控的內容的特殊性，監控針對的是在中國被視為政治敏感的內容。這當中包括批評政府以及呼籲人權關註的內容。微信的內容監控之所以獨特，是因為所監控的內容對象不同，而且微信的監控系統也是有所選擇地對用戶實施。我們的研究顯示非中國大陸微信賬號之間傳輸的內容會受到監控，其中政治敏感的內容會被用於訓練和擴大微信針對中國大陸賬號的審查。據我們所知，目前社交媒體平臺所采用的監控系統中，只有微信是利用對壹類用戶實施監控所獲得的數據來增強其對另壹類用戶的監控和審查。
這些研究結果如何幫助我們理解中國的數字審查？ 就我們所知，本研究是目前為止第壹個提供實質技術證據證明微信（壹款用戶數量遍布全球的軟件）對國際用戶進行內容監控，並且通過這些監控來訓練針對中國大陸註冊用戶的審查系統的研究。此前針對中國的數字審查的研究大多集中在中國以內審查如何進行或者哪些內容會被審查。近年來，中國公司日益全球化，這些公司在滿足國際用戶的需求的同時，需要在中國國內遵守內容管控相關的法律。我們的研究結果在這個大環境下顯得尤其重要。
中國的內容管控範圍有多廣？ 中國有壹套針對互聯網，應用程序，和媒體的內容管控系統。所有在中國境內運營的互聯網平臺都必須遵守當地針對內容管理的法律法規。互聯網公司須對平臺上的內容負責，如果內容不當，公司會面臨被罰款或者運營牌照被吊銷的後果。 這個系統的復雜之處在於當地與內容管理相關的法律法規界定模糊。比如，“擾亂社會秩序，破壞社會穩定”的內容是不被允許的，但對於什麽內容“擾亂社會秩序，破壞社會穩定”沒有明確定義。互聯網公司可能會在重大事件期間收到政府指令，但我們的研究顯示中國目前並沒有壹份集中下發到公司的統壹的關鍵詞表。
公司需要自行審讀有關條例和政府指令，自行鑒定如何過濾內容以及具體哪些內容需要被過濾。我們過去的研究顯示，微信會在敏感時期和重大事件期間會廣泛地審查內容，比如最近針對新冠疫情的討論。
研究結果指出哪些可能的法律問題？隱私協議難道不是應該告知用戶相關的監控行為嗎？ 包括蘋果和谷歌在內的應用軟件平臺服務商會要求應用軟件提供隱私條例。許多國家也有相關法律要求公司闡明它們如何收集，處理，和存儲用戶數據。我們的研究顯示微信國際版本的隱私條例和用戶協議並沒有充分告知用戶他們的數據會被如何使用。
針對這種情況，部分地區的隱私專員可以以誤導用戶為理由給公司開出罰單。不同地區有不同的罰款規定，罰款可從數百，到數千，乃至數百萬元。在某些國家，比如加拿大，居民可能向聯邦隱私專員提出申訴，隱私專員可以向公司提出如何改進服務的建議。
平臺服務商，如蘋果和谷歌， 可以基於誤導消費者和不準確提供隱私條例的理由從平臺上移除相關應用。
最後，政府機構可能會調查微信如何在程序中植入內容監控。調查結果可能會導致某些政府機構禁用微信，甚至基於國家安全的理由強制平臺移除軟件。
這項研究與此前針對新冠病毒的審查研究有相關之處嗎？ 我們上壹份報告指出微信廣泛審查與新冠病毒有關的內容。因為微信采取“壹APP兩制”的審查系統，審查影響所有使用中國大陸手機號碼註冊的用戶。
這壹份報告指出的是，微信的內容管控並不限於中國大陸註冊賬號。微信針對非中國大陸註冊賬號進行了內容監控。我們並沒有測試與新冠病毒相關的內容是否被監控和增加到針對中國大陸賬號的審查列表中，但我們的研究結果表明微信有能力這樣做。
壹名用戶試圖發送同時含有“美國疾控中心” 和 “冠狀病毒” 的信息，但由於“美國疾控中心”和“冠狀病毒”這兩個詞組成了敏感詞組，中國大陸微信賬號並沒有收到這些信息。
妳們未來的研究計劃是什麽？ 本次報告我們發現了微信如何在國際用戶中監控文件和圖像傳輸，我們會持續本項研究，並關註類似的監控行為是否發生在文字傳輸中。
微信研究背景
微信是中國目前最流行的社交軟件之壹。截至2019年末，微信擁有超過11億海內外月活躍用戶。微信2011年成立，是壹款母公司騰訊運營的即時通訊軟件，騰訊是中國其中壹家規模最大的科技公司。
微信有多種功能，比如包括壹對壹和群組聊天在內的即時聊天功能，提供用戶上傳文字和圖片等狀態更新的微信朋友圈，以及類似博客的微信公眾平臺。
此前公民實驗室的研究指出，微信針對使用中國大陸手機號碼註冊的賬號實行內容審查。內容審查並不是靜態的，而是隨著事件發生發展而變化。
“壹APP兩制” ：微信如何區別審查中國及海外用戶
關鍵詞過濾僅僅針對那些用中國大陸手機號碼註冊微信號的用戶，即便這些用戶之後更改綁定的手機號，用海外手機號碼綁定原有微信號，審查機制也依然存在。
中國社交媒體如何管控新型冠狀病毒討論
針對直播軟件YY和聊天軟件微信的研究顯示，兩款軟件均對該話題采取了廣泛的審查。不僅內容敏感的詞匯被過濾，甚至壹些對病毒的中性的討論和提及被審查。這樣廣泛的審查有可能導致公眾無法獲得能幫助其保護自身安全的信息。
“未閱先焚” ：微信朋友圈圖片過濾功能分析
微信采用了兩種不同的算法過濾朋友圈中的敏感圖片：壹種是基於光學字符識別（Optical Character Recognition）的文字檢測方法，該方法用以過濾包含敏感詞的圖片；另壹種是基於圖像相似度的對比，該算法用以過濾與微信不良圖片數據庫中的圖片相似或吻合的圖片。
“未閱先焚” （二）：微信實時過濾圖片功能分析
我們發現微信實時自動過濾用戶聊天中給傳輸的圖片，微信分析圖片中的文字以及比對圖片是否與不良圖片數據庫中的現存圖片相似。微信通過保存和更新敏感圖片的MD5哈希值實現實時圖片過濾。
微信過濾了哪些“十九大”關鍵詞？
微信從與十九大開始壹年多前就開始屏蔽有關的關鍵詞，隨著十九大日期逼近，該關鍵詞庫也在不斷更新。關鍵詞涵蓋內容非常廣泛，不僅包括了批評黨代會，領導人以及黨內鬥爭的言論，許多對中央政策和黨意識形態的中性指稱也被過濾。
勿忘曉波：微信和微博針對劉曉波逝世的信息審查之分
對微信和微博針對劉曉波逝世的信息審查的初步分析顯示，在劉曉波去世後審查力度大幅增加，以至於任何對劉曉波的討論乃至簡單提及也不被允許。在微信上，劉曉波去世後，任何提及劉曉波名字的內容——不管是簡體中文、繁體中文還是英文拼音——都會被過濾。我們在之前的研究曾發現，微信在群組聊天和朋友圈功能內會進行圖片審查，而在劉曉波去世的這事件上，我們首次發現：微信在壹對壹聊天功能中也進行圖片審查。在新浪微博上，劉曉波去世前，任何由劉曉波全名為關鍵詞的搜索——包括簡體中文、繁體中文及英文拼音——早以被屏蔽。在他去世後，他的名字“曉波”可以觸發審查。
不能說的秘密：新浪微博和微信上被過濾的“709追捕”
本研究記錄了在微信和微博平臺上針對“709事件”的審查。通過壹系列測試，研究者發現了在這兩個平臺上被審查過濾的與“709追捕”相關的關鍵詞。研究者在微信平臺上發現了與“709事件”相關的圖片審查。這是第壹次針對微信平臺的圖片審查的系統記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