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鄧小平的本質

作者中國網友

2019年11月10日令人瞠目！鄧小平怎麽可以如此卑鄙... 筆者從邱會作回憶錄中看到壹句令人毛骨悚然的話，是鄧小平曾經棄軍逃跑。邱會作回憶道，1969年4月11日下午，毛澤東談到對鄧小平的評價，說：“鄧作了許多壞事，壹條是棄軍逃跑；壹條是到北京後與劉少奇、彭真搞到壹起。”（《邱會作回憶錄》，頁628）鄧的這段經歷，在《紅七軍簡史》中有記載，軍內高層盡人皆知。鄧自己也承認這回事，只是回避“棄軍逃跑”幾個字。文革開始兩年後的1968年6月至7月，鄧向中央寫了壹份《我的自述》，其中說：“現在我認識到，當時失去聯系的兩部分部隊還沒會合，立足未穩，作為主要負責人的我，在這種情形下離開部隊是絕對不應該的，是嚴重的政治錯誤。”1972年8月3日，鄧致信毛澤東，說道：“我歷史上最大的錯誤之壹，是在1931年初不該離開紅七軍，盡管這個行為在組織上是合法的，但在政治上是極端錯誤的。” 據知情人說這壹段歷史是這樣的：1929年底，鄧小平受中共派遣，與陳豪人、張雲逸等組織“百色起義”。“百色起義”前的關鍵時刻，鄧小平第壹次面臨危險拋卻部隊逃之夭夭。後來，組成紅七軍，李明瑞任紅七軍總指揮，張雲逸任軍長，鄧小平任政治委員和前委書記。1931年初軍長張雲逸與政委鄧小平各率壹部由廣東到江西與中央紅軍會合，進入江西不久被敵軍截斷，兩部失去聯系，鄧帶領壹部分部隊到了江西崇義。幾天後，鄧去傑壩找贛南特委接頭。此時，敵軍對崇義紅軍發起猛攻。由於敵我力量懸殊，情況緊急，部隊急切等待著最高首長鄧小平指揮部隊或抵抗，或突圍。這時，鄧就在崇義附近的山頭上，聽到前方槍聲緊急，嚇破了膽，立即決定棄隊逃走，並帶走了許多軍餉。非常明顯，鄧是為了保命臨陣脫逃，做出了這種無恥勾當。這是鄧第二次棄軍逃跑。文革結束後，鄧小平實實在在地當上了中國的“太上皇”。1982年的中共十二大上，鄧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不是總書記。鄧為了自己當上“合法”的中央軍委主席，把中央軍委主席由中共中央主席擔任的規定，改為：“黨的中央軍事委員會組成人員由中央委員會決定。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必須從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委員中產生”。這樣，他得以以壹個政治局常委的身份當上中央軍委主席，上演了壹出“削履適足”的醜劇——削中國共產黨黨章之“履”，適鄧小平想當軍委主席之“足”。五年以後，1987年的中共十三大上，鄧連中央委員都不是了，人也已經到了超高齡——八十三歲，但是，這位自稱是“中國人民的兒子”的人，還舍不得“軍委主席”這把椅子，還想坐幾年。可是，十二大的黨章剛剛為他規定軍委主席要由政治局常委擔任，怎麽辦？於是，共產黨的“代表大會”又壹次“聽黨的話”——“聽鄧的話”，再次“削履適足”，把十二大剛剛為他量身定做的黨章，又改為：“黨的中央軍事委員會組成人員由中央委員會決定。”從而，壹個黨員當起了中央軍委主席，掌握指揮號令三軍的大權，掌握按動核按鈕的大權！（中共中央總書記為軍委第壹副主席，是黨員鄧小平的下級）。鄧小平還把中共中央總書記視為他的“大秘書”（趙紫陽語），把政治局常委視為掌中之物，他不是政治局常委，更不是中共中央總書記，但是，他卻壹個通知，就把政治局常委召到自己家裏，由他主持召開政治局常委會，決定國家命運；他可以超越政治局常委會，超越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頤指氣使，下達命令，而且下達了壹個把中國共產黨永遠釘在歷史恥辱柱上的命令。鄧小平壹旦掌握了實權，依照他的品質，可怕的後果就壹幕壹幕地演出了。鄧是什麽事都敢做的。看看鄧小平爬上“太上皇”寶座後的作為，即可壹目了然。僅舉數例： 1，所謂“對越自衛反擊戰”，完全不是什麽“自衛”，而是中共發動的壹場徹頭徹尾的侵略戰爭。 2，從1981年到1989年的短短八年時間裏，鄧悍然拿下三個中共中央壹把手——華國鋒、胡耀邦、趙紫陽，其手段之流氓殘忍的程度可謂空前，最後竟然把總書記趙紫陽以“莫須有”的罪名軟禁了十幾年，壹直到死。 3，運用職權圖報復，泄私憤，悍然“審判”所謂林彪、“四人幫”“反革命集團”。有“罪行”要審，沒有罪行捏造“罪行”也要審——這就是鄧的信條。 4，已經八十五歲的鄧小平，淩駕共產黨中央，淩駕人大和憲法，悍然冒天下之大不韙，調動幾十萬最精銳的野戰軍，對和平請願、手無寸鐵的莘莘學子大開殺戒，並且狂妄叫囂“殺二十萬學生，換二十年穩定”；屠城後，全國大抓捕、大清查。鄧咬牙切齒地叫囂“連百分之壹的寬容也不給”！開創了中外現代史上最兇殘、最血腥的記錄，斷送了中國政治體制改革、走向民主化的前程。 5，網絡上又揭露出驚人史實，據紀登奎的兒子紀坡民披露：1975年8月初，河南省南陽、駐馬店、許昌、周口等地區遭遇罕見的特大暴雨，引發洪河、潁河暴漲，眾多水庫面臨垮壩危險！河南省領導人立即向國務院副總理紀登奎、李先念報告險情。紀、李認為只有動用部隊才能化險為夷。當時鄧小平任第壹副總理和軍委副主席、解放軍總參謀長，有權力和能力調集部隊參與搶險。8月7日22時45分，李先念給鄧家裏打電話。鄧榕（鄧小平的女兒）接到電話後說鄧不舒服，已經入睡。李說發生了非常危急的情況，必須叫醒。但鄧榕堅持說不能叫醒，有事天亮再說，並掛斷了電話。8日零時20分，情況十萬火急，河南省領導人直接向李先念要求動用空軍。李先念、紀登奎再次給鄧打電話，要求動用空軍，但電話再次被鄧榕掛斷。李先念和紀登奎急得跳腳也無可奈何。40分鐘後，水庫決口，高漲的洪水漫壩而過，洪水像脫韁的野馬沖出板橋水庫，以每秒6米的速度鋪天蓋地向下遊沖去。僅僅6個小時，板橋水庫就傾泄7億立方米洪水。沈睡在夢鄉中的人們，剎那間變成水底冤魂。幾天之內，河南省駐馬店等地區壹萬多平方公裏的土地上，共計六十多個水庫相繼發生垮壩潰決，近六十億立方米的洪水，使東西壹百五十公裏，南北七十五公裏範圍內壹片汪洋。壹千多萬人受災，二十多萬群眾死亡。其實，當晚鄧並沒有生病，也沒有入睡，而是在打牌，壹直打到8日清晨。非但如此，鄧小平對這壹災難長期禁錮封鎖，使民眾不知道真相。－－https://www.bannedbook.org/bnews/comments/20191110/1220601.html?

2018年3月19日 “西單民主墻”前後的鄧小平當鄧在中共內部權鬥中立足未穩，需要利用民間力量打擊政敵的時候，他就打扮成開明、民主的形象，放任、鼓勵西單民主墻的發展。壹旦把華國鋒趕下臺，他立刻卸磨殺驢，對參與西單民主墻運動的民眾大開殺戒，關的關，判的判，將反對中共極權統治、爭取自由人權的聲音壓制下去。毛澤東死後不久，文革結束，中國出現了壹個民間自由思想的短暫活躍期，史稱“北京之春”。它發端於西單民主墻。它位於北京城西單東北角，是壹道200米的灰色矮墻。 1978年9月，《中國青年》復刊號刊登了四五運動的報導和詩選，被中共中央副主席汪東興下令查封。有人將該雜誌壹頁頁撕開貼到西單墻上，吸引了很多人圍觀。此後，大字報、小字報不斷，幾百米的灰墻全被貼滿，層層覆蓋，圍觀者裏三層外三層，有時多達四五千人。站在裏面的人高聲念，外邊的人邊聽邊點頭附和、議論、記筆記、照相。外國記者夾雜在人群中，忙著攝像、與中國人隨意交談。 1978年11月26日鄧小平對日本民社黨委員長佐佐木良作說：“寫大字報是我國憲法允許的。我們沒有權力否定或批判群眾發揚民主、貼大字報。群眾有氣讓他們出氣。”11月27日，在會見《華盛頓郵報》專欄作家羅伯特．諾瓦克時，鄧小平明確表示：“民主墻”是好事，人民有這個權利。社會上有人開始稱鄧小平“鄧大人”、“鄧青天”；他作為1978年度世界風雲人物，登上了美國《時代周刊》的封面。人們以為中國自由民主的春天真的來了。 1978年12月18日—22日，中共十壹屆三中全會召開，無論對於鄧個人還是中共來說，這次會議都是重要的轉折點。鄧扳倒了華國鋒，確立了他在中共的中心地位，他感到自己和中共已度過了危機。壹朝大權在握，立刻對爭取自由的民眾變臉，重新回到政治極權、定於壹尊的老路。 3月29日，北京市發布《北京市革命委員會通告》，明令禁止言論自由。當日，魏京生等人因“反革命罪”被捕。逮捕魏京生的第二天，鄧小平在理論務虛會上發表了“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為題的長篇講話。他指責爭取民主權利是“少數壞分子鬧事”，是“公開反對無產階級專政”“嚴重破壞工作秩序、生產秩序和社會秩序”。他斬釘截鐵地宣布“必須堅持射穢主義道路；必須堅持無產階級專政；必須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必須堅持馬列主義、毛思想”的四項基本原則。不久前還被鄧大力支持的民主墻和“四大”，成了大開殺戒的目標。 1979年11月，中共第五屆全國人大第二次會議作出決議：取締西單墻。 1980年9月，根據鄧小平的提議，五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取消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45條中規定的公民擁有“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的“四大”權利。有網民評論說：“民主是鄧手裏的武器。他要打倒華就拿起這個武器。等華倒臺了，他就又取締了這個武器，因為他發自內心地害怕別人或人民用這個武器把他打倒。” －－https://www.epochtimes.com/gb/18/3/16/n10223963.htm

八六學潮－－維基百科八六學潮是指中國大陸各地高校學生自1986年12月上旬至1987年初接連發起的“民主”學潮。 1985年12月，同濟大學陳破空等10名研究生上書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呼籲政治體制改革、推進民主進程。胡耀邦指派兩名中宣部官員到上海與陳破空等研究生對話。這被視為八六上海學潮的預兆之壹。胡耀邦被大學生視作中共高層開明派而受到尊崇。 1986年6月10日，時任中央軍委主席鄧小平在與趙紫陽、余秋裏和萬裏等人開會時談到有關“政治改革”的話題。鄧小平說：“1980年就提出政治體制改革，但沒有具體化，現在應該提到日程上來。” 1986年11月初，時任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副校長方勵之和時任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人民日報》記者劉賓雁到上海交通大學、同濟大學向學生作演講。同濟大學研究生陳破空等人為方勵之組織了規模空前的演講會。 1986年12月4日晚，方勵之在中國科學技術大學校內競選合肥市西市區人大代表的演講會上說：“我認為民主不是從上到下給予的，是靠自己爭取到的。”“民主只有靠大家的覺悟爭取到才是可靠的，否則得到了會被收回去的”。 1986年12月5日，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學生因不滿合肥市西市區人大代表選舉問題，聯合安徽大學等高校4000余名學生走上街頭遊行，強調人們有權利提名自己的候選人，並在政治上擁有自身的發言權。此次遊行標誌著“八六學潮”的正式開始。同日，中共上海市委在部分高校負責人會議上要求“改進學校工作，澄清模糊觀念，不讓學生上當”。 1986年12月9日，由於政府方面封鎖消息，也不對學生的主張予以回應，合肥市的高等院校發生學潮。包括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合肥工業大學、安徽大學、安徽農學院、安徽中醫學院、安徽教育學院等大中專院校5000多名學生，陸續上街遊行，抗議合肥市人大未按法定程序組織進行選舉工作。學生在遊行中高呼“爭取民主自由”、“打倒獨裁”、“不自由毋寧死”等口號。在時任中國科學技術大學校長管惟炎、時任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副校長方勵之和時任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化學系主任、六屆全國人大代表溫元凱等人公開支持學潮的情況下，引起了包括武漢大學在內的武漢市高校的共鳴。12月9日，武漢市兩所大學約兩千五百名學生走上街頭示威，指責政府方面幹預基層人大代表的選舉。 1986年12月18日，上海同濟大學1000多名學生以“民主、自由、人權”為口號舉行街頭遊行，部分學生更是自12月18日起連續5天上街遊行。 1986年12月19日，上海財經大學校園裏出現了六張“要人權、要自由”的大字報。當天下午，同濟大學聯合復旦大學、上海財經大學、上海交通大學等幾所高校共約五千名學生，上街高舉“爭民主”、“爭自由”的標語遊行，並在人民廣場集會，希望面見時任上海市市長江澤民。當晚6點，上海財經大學派出壹輛大客車去人民廣場接學生，但未接到（事後知道學生已移到外灘）。傍晚7點多鐘，部分參加遊行的學生湧到上海市人民政府門口，造成外灘壹帶交通阻塞。晚上8點，時任上海市副市長葉公琦與部分學生代表進行對話。深夜，時任上海市市長江澤民趕到市政府大樓，勸在場學生返校。 1986年12月20日，上海天氣嚴寒，卻成為學潮最高峰的壹天。淩晨，上海市公安局采取行動，強行驅散近千名靜坐示威的學生，用汽車把學生分別押送回學校。由於強行驅散的手段引起示威學生的不滿，隨後約有六、七萬名學生與上海市民集結在人民廣場，向市政府方面提出四點要求：1、要求民主；2、要求新聞自由；3、承認民主運動合法；4、保證學生人身安全。到早晨6時左右，上海財經大學仍有學生在外灘參加集會。下午5時以後，上海財經大學約有兩百名學生在外灘、人民廣場等地集會、遊行、演說。當晚，時任上海財經大學副校長陳和本帶領系總支書記、班主任等去人民廣場和外灘做學生工作，並派車押送學生。同日，廣州中山大學400名學生發起聲援合肥中國科大的遊行活動，聚集到廣州市人民政府門前示威，向政府代表提出多項訴求：1、要求實行競選制度；2、（學生）指責人大是“鳥籠”，要求三權分立；3、反對搞“第三梯隊”；4、要求新聞、出版自由；5、改善校園生活環境。 1986年12月22日，上海財經大學約有二十名學生打著校旗同上海外國語學院學生壹起在上海市百壹店附近遊行。校園內又貼出了約三十張大、小字報，標語。同日，江蘇省南京市的四所大學學生聚集在江蘇省人大常委會門前，高喊“還我民主與自由”。 1986年12月23日，在北京，清華大學近千名學生聯合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的學生走上北京市街頭聲援合肥及上海的遊行。在安徽合肥，包括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安徽工學院、合肥聯合大學在內共1000多名學生，打著“聲援上海學生”、“抗議暴行”等標語上街遊行，到合肥市人民政府廣場靜坐，並向市政府秘書長提出了10點要求，即《中國科大師生關於民主化進程的宣言》。此次學潮也陸續波及阜陽、徽州、安慶、蕪湖、銅陵等安徽省地市的大專、中專學生。 1986年12月27日，上海市的學潮開始平息。 1987年1月1日，清晨，當時的北京市海澱廣播站開始廣播“北京市關於遊行示威的《十條》（即《北京市關於遊行示威的若幹暫行規定》）”，廣播宣布未經批準的遊行是非法遊行，參加非法遊行者將被依法懲辦。當時許多高校幹部在各高校學生宿舍門口觀察學生出入情況，但仍然有包括北京大學在內的部分各高校學生前往天安門廣場和東長安街集會遊行。傍晚，參與遊行的學生被抓的消息傳到北大校園。據估計，遊行學生中有83人被捕，其中北大學生有35人。北大學生立即在校內集會遊行，即為“元旦風波”。遊行學生向政府方面提出了包括釋放全部被捕學生，公正報道學潮等4條要求。隨後約5000余名學生遊行前往天安門廣場和公安部。最終政府方面於1月2日淩晨釋放了全部被捕學生。至此，北京的“元旦風波”被平息，標誌著前後歷時27天的“八六學潮”結束。隨著“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的正式開始，國內媒體紛紛載文批判資產階級自由化言論，其中方勵之、王若望、劉賓雁的言論受到重點批判。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被視為“八六學潮”的主要思想根源。 1987年1月10日~15日，根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決定，在黨中央壹級召集了黨的生活會。會上胡耀邦向中央政治局提出辭去中央總書記職務的要求。 1987年1月12日，中共中央、國務院決定改組中國科學技術大學領導班子。時任中國科學技術大學校長管惟炎和副校長方勵之同時遭到撤職，管惟炎和方勵之調中國科學院有關研究所從事研究工作。同日，中共中國科學院黨組決定：免去管惟炎中國科學技術大學黨委副書記和研究生院院長職務，管惟炎調北京物理所任研究員，方勵之調北京天文臺任研究員。 1987年1月16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因為“主張思想解放”等“重大政治問題上的失誤”而辭去總書記的職務。該職務由趙紫陽代理。 1987年1月17日，中共安徽省紀委宣布開除原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副校長方勵之的黨籍。 1987年1月23日，時任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人民日報》記者劉賓雁被中共《人民日報》機關紀律檢查委員會開除黨籍。上海同濟大學研究生陳破空於1987年畢業後分配到廣州中山大學任教，開始在廣州傳播八六學潮爭民主的主題思想，與廣州當地的活躍人士壹道，策劃醞釀1989年的民主運動，並成為廣州八九民運的發起人和組織者。積極參與八六學潮的北京大學研究生劉剛、封從德等人後來也分別成為北京八九民運的發起人和組織者。－－https://zh.wikipedia.org/wiki/八六學潮

六四事件－－維基百科六四事件又被稱作六四天安門事件、八九民運或是八九學運，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稱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風波，歐美國家則以天安門廣場抗議或天安門廣場大屠殺稱呼這次事件。 1989年4月15日，曾先後擔任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胡耀邦因心臟病發作而逝世，隨後引起學生強烈回響與悼念，並成為群眾聚集的最初動力。4月15日以後，壹些悼念胡耀邦的民眾也在天安門廣場人民英雄紀念碑附近，自發組織小規模集會。同壹天，北京大學與清華大學也在校園內設立胡耀邦的靈堂，北京當地學生陸陸續續聚集在天安門廣場上。4月16日，位於西安市和上海市的學生也開始組織類似的小規模學生聚會。 4月17日，中國政法大學的學生為了紀念胡耀邦而制做了大型花圈，在同壹天有更多群眾集結在天安門廣場上。下午5時，500名中國政法大學學生共同抵達靠近天安門廣場的人民大會堂東門，表達哀悼胡耀邦之意。4月17日晚上，3,000多名北京大學學生在天安門廣場進行學校學生的遊行活動，很快地近千名來自清華大學的大學學生也參加遊行。兩隊學生抵達天安門廣場後，很快就與先前聚集在廣場上的群眾會合。 4月18日上午，學生繼續留在天安門廣場。4月20日，大部分學生已經被說服離開新華門；不過之後警方便以警棍強制驅散仍堅持繼續靜坐的200名學生，雙方之間隨即爆發小規模的暴力沖突。許多學生認為他們遭到警方虐待，有關警察采取暴力驅離的傳聞也迅速蔓延開來。新華門事件激怒了許多校園裏的學生，許多過去沒有積極參與政治事務的學生也因為這次事件而決定加入抗議活動。在這段期間，壹群自稱“工人代表”的北京工人自治聯合會則到處發布兩份具挑戰中央領導集團統治的傳單。在4月22日當天，有三名學生跪在人民大會堂的階梯上，表示要提交請願書，並要求獲得國務院總理李鵬的接見。然而沒有任何中國共產黨領導人自人民大會堂出現，這使得絕大部分學生感到失望與不滿。在4月23日，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宣告成立，並選舉當時就讀中國政法大學的周勇軍擔任主席，而北京大學學生王丹、北京師範大學學生吾爾開希也被推舉為各自學校的學生代表。隨後北高聯呼籲北京市的所有大專院校全面並無限期的罷課，以表抗議訴求。另外壹方面，位於湘潭市的湘潭大學學生也發起抗議行動，並且獲得許多學校教授支持。同時武漢市當地的大學學生也組織起來，共同抗議湖北省人民政府。 4月25日上午，中國國家主席楊尚昆和國務院總理李鵬前往鄧小平的住處會見鄧小平，鄧小平同意政府采取強硬立場。鄧小平還表示應該借由大眾媒體適當地發布“警告”，借此抑制示威活動不斷傳播而擴大。 4月26日時，中國共產黨的機關報《人民日報》頭版發表社論《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四二六社論），指責“極少數別有用心的人”陰謀推翻中國共產黨和現行的政治制度。然而這項聲明激怒了學生，認為這是中國共產黨故意要對付抗議活動。最後社論並沒有令學生放棄示威活動，反而促成更多學生願意團結，並共同表態支持學生活動。在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組織下，有五至十萬名來自北京市各大學的學生在4月27日集結遊行，經由街道前往天安門廣場。學生團體成功通過警方設立的封鎖線，並沿途接受以工廠工人團體為首的市民廣泛支持。在5月1日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議上，趙紫陽和李鵬再度針對這壹議題有所沖突。當中趙紫陽認為先前強硬派的作法已經證明並無實際的效力，因此政府特別允許這次活動才是唯壹的選擇。對於李鵬認為國家的穩定發展應該優先於任何事項，趙紫陽則反駁說中國共產黨應該表態支持擴大民主和提升透明度的要求。最後在趙紫陽強力推行下，政府決定展開進壹步的對話。趙紫陽隨後開放新聞媒體積極報導抗議活動的發展，並在5月3日至5月4日期間發表了兩次同情示威群眾的演講。趙紫陽發言中提到學生關切政府官員貪腐的問題是正當的，同時認為這次學生運動應該被視為壹種愛國表現。在5月4日當天，有十萬名學生在北京街頭遊行以紀念五四運動，同時再度重申先前示威遊行所提出的要求。趙紫陽的發言實際基本上否定了4月26日《人民日報》發表的社論內容，這讓很多大學生都滿意政府所做的讓步。5月4日結束時，除了北京大學和北京師範大學外，所有北京市的大學皆宣布罷課行動結束，隨後大部分學生也逐漸失去參與抗議活動的興趣。在面對學生團體內部不和以及參與群眾不斷減少的情況下，包括王丹和吾爾開希等具有較大影響力的學生領袖要求采取更激進的作法來恢復抗議聲勢。其中他們認為中國政府所提出的“對話”只不過是壹種誘騙學生就範的方式，因此自5月11日開始動員學生準備進行絕食，希望能夠改變《四二六社論》的定性。自5月13日開始展開絕食抗議，促使其他城市的大學也陸續組織了抗議和罷課行動，同時有很多學生也紛紛前往北京市參加示威遊行，其中在5月13日下午便約有30萬人聚集在天安門廣場上。 5月上旬至5月中旬時有關采訪六四事件抗議群眾的審查限制獲得明顯地開放，國家媒體開始播放包括絕食在內關於同情抗議群眾的影像。絕食抗議的作法很快便引起中國各地對於學生的支持和同情，並且在5月17日至5月18日期間數百萬名居住於北京市的各行各業居民共同發起示威遊行；參與者包括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人、警察人員、中國共產黨黨員或者是低階的政府官員，同時許多中國共產黨基層組織、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以及政府資助的工會也鼓勵其成員公開參與遊行活動。至此原本於四月底聲勢衰退的抗議行動重新獲得聲望，5月17日時來自中國各地的學生陸陸續續湧進首都北京市以參與學生運動；而在中國各地四百多個城市也爆發規模不壹的抗議活動，其中包括福建省、湖北省以及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當地的中國共產黨黨部甚至都遭到學生示威遊行的影響。由於絕食抗議的行動其本身便具有“犧牲特質”，這使得無論是權威性還是合法性都因此而逐漸喪失的中國政府感到十分棘手。在種種因素所形成龐大的壓力情況下，中國政府內部開始討論將戒嚴作為壹種應對示威活動的可行手段。 5月19日淩晨，趙紫陽則在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溫家寶陪同下前往天安門廣場，而聽聞消息陪同前往的李鵬則是抵達廣場後馬上離開。趙紫陽在淩晨4時50分時借由擴音器直接呼籲學生結束絕食，並且告訴學生應該健康地活著，看到中國實現四個現代化的那壹天。這是他最後壹次公開露面。隨著示威活動不斷升級並且擴大，最後作為軍方最高領導人的中央軍委主席鄧小平決定采取果斷行動。5月17日，政治局常委在鄧小平的住所召開會議。在這次會議上趙紫陽不斷讓步的處理方針遭到了其他成員的批評，其中李鵬和鄧小平宣稱趙紫陽於5月4日發表的和解談話使得學生不再懼怕中國政府。同日傍晚中國共產黨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在中南海制定有關戒嚴之計劃，期間趙紫陽表示由於無法實施戒嚴而準備辭去職務，同時他也不確定由中央政治局常委投票做出的戒嚴決定是否具有法律約束力。之後胡啟立亦表示他並不願意實施戒嚴。 5月20日，中國政府正式宣布實施戒嚴，並且從5個大軍區中動員了至少30個師的兵力，其中在中國人民解放軍24個集團軍中便至少有14個被要求部署軍隊。其中多達250,000名士兵借由最終被送往首都北京市進行部署，其中有壹部分軍隊則借由空運和鐵路運輸前往各自的目的地，而廣州民航當局甚至還事先安排普通機票以準備隨時運輸部隊。然而中國人民解放軍陸軍部隊進入城市後隨即遭到大量集結的群眾攔阻，在受到大量群眾包圍軍車隊伍並且阻止其進退的情況下使得部隊在郊區無法繼續前進。抗議群眾也紛紛向士兵發表演講並且呼籲後者加入他們的行動，同時示威群眾還提供士兵食物、飲用水和相關用品。在部隊遲遲無法向城市內部推進的情況下，中國政府於5月24日下令所有軍隊撤退至各個城市外的基地駐紮著。在5月27日時，香港將近三十萬人參與在跑馬地馬場舉辦的《民主歌聲獻中華》活動，不少香港名人應歌唱邀並且表示對北京學生的支持。隔天，在李柱銘、司徒華和其他組織的領導人領導下，香港150萬名群眾聚集在於香港島發起了大規模的抗議遊行，而同壹天世界各地也發起了全球華人大遊行的活動。 6月2日晚間，壹輛警方吉普車在行進時不慎撞擊4名平民並且造成3人死亡，這件事造成示威群眾開始擔心軍隊和警察試圖進駐天安門廣場。對此學生領袖隨即發出緊急命令，要求在主要的十字路口設置路障以防止部隊進入城市中心。6月3日上午，學生和居民則發現有身穿便衣的軍隊試圖攜帶武器進入城市，學生團體隨即將其抓住並且把武器交還給北京市警方。學生隨後於中南海的門口外進行抗議活動，但是遭到警方發射催淚瓦斯驅趕。 3日傍晚，中央電視臺的新聞廣播稱戒嚴部隊將會鎮壓動亂，並警告市民不要前往天安門廣場。 6月3日晚間，解放軍部隊從北京市各個方位逐步向天安門廣場推進，分別由第３８集團軍、第６３集團軍和第２８集團軍負責西面；空降兵第１５軍、第２０集團軍、第２６集團軍和第５４集團軍負責南面；第３９集團軍和衛戍第１師負責東面；以及第４０集團軍和第６４集團軍負責北面。大約晚上10時，第38集團軍在廣場西方約10公裏的長安街五棵松十字路口，開始向示威群眾開槍。當天晚上，32歲的航天技術人員宋曉明成為首位經證實的死者。之後軍隊遭指控使用射入人體會碎裂，進而造成嚴重創傷的達姆彈。晚上8時30分時，由於軍隊的直升機出現在天安門廣場上空使得示威學生在各個大學校園呼籲學生加入其行列。晚上10時，示威學生依照預定時間在民主女神的基座附近舉辦天安門民主大學的成立儀式。但是10時16分時，由政府控制的擴音器警告說部隊可以在實施戒嚴期間采取任何強制執行的措施。晚上10時30分，隨著看見軍隊以實彈射擊的目擊者陸陸續續從北京市區西側和南側進入天安門廣場，在天安門廣場上的示威學生與群眾也了解到有關暴力事件的消息。在午夜時分，學生擴音器則宣布壹名學生在靠近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的西長安街遭到殺害，這使得待在廣場上的群眾陷入憂郁情緒。學生指揮部副總指揮李錄隨即要求學生保持團結，並且堅持以非暴力的手段以爭取繼續占領天安門廣場；淩晨0時30分，吾爾開希則指控壹名北京師範大學女學生在晚間離開校園後遭到殺害，之後吾爾開希便因為突發昏厥而被救護車帶離廣場。而在這時候，仍然有70,000人至80,000人繼續留在天安門廣場上。淩晨約1時30分，第38集團軍和空降兵第15軍的隊伍前沿分別到達天安門廣場的南北兩側。他們開始封鎖天安門廣場四周並且將裏面的示威學生和前往支援的居民分開隔離，而在過程中也殺死數名示威群眾。同時第27集團軍與第65集團軍從天安門廣場西側的人民大會堂出現，而第24集團軍也於東側的中國國家博物館開始進行部署。在遭到軍隊包圍之後，數千名仍然留在廣場上的示威學生與群眾則開始往廣場中央的人民英雄紀念碑聚集。淩晨2時後，部隊開始嘗試對人民英雄紀念碑旁的示威群眾施加壓力；而學生廣播則不斷呼籲軍隊放棄使用武力，並且提到：“我們是和平請願，是為了祖國的民主自由，為了中華民族的富強，請妳們順從人民的意願，不要對和平請願的學生采取武力……”大約淩晨2時30分，幾名工人則開始在人民英雄紀念碑架設其從裝甲運兵車上拆解的機槍，並且發誓要向殺害許多示威群眾的部隊報仇。之後在侯德健勸說下工人們選擇放棄武器，而劉曉波則在紀念碑的欄桿公開砸壞另外壹枝沒有子彈的步槍以重申非暴力運動的立場。淩晨3時30分，在隸屬於中國紅十字會的兩名醫生建議下，侯德健和周舵同意先行嘗試與士兵進行談判。他們隨即乘坐救護車抵達天安門廣場東北角並且與第38集團軍336軍團政治委員季新國會面，季新國隨即向戒嚴部隊指揮總部轉達請求並且獲得同意為學生開辟往東南方安全撤離的通路。淩晨4點時天安門廣場上的燈光突然熄滅，同時官方的擴音器宣布：“現在開始清場，同意同學們撤離廣場的呼籲。”不過此時學生們則是壹同唱起《國際歌》，並且認為軍隊準備執行最後壹項清場任務。大約在4時40分時，穿著迷彩服的士兵沖向人民英雄紀念碑並且破壞學生的廣播設施；而其他部隊則毆打數十名在紀念碑旁的學生，並且扣押或者破壞他們的相機和錄音設備。隨後士兵開始強制驅散在人民英雄紀念碑附近的群眾，之後也有學生和教授嘗試說服仍然堅持坐在紀念碑底層的學生離開。大約早晨5時10分學生們開始離開紀念碑，示威群眾們手牽著手往廣場東南角安排的通道撤離，不過由於當時坐在廣場北部的學生頗多，因此有相當壹部分學生是從廣場北側離去。據從北側撤離的學生所說，軍隊在紀念碑北面架起機槍向學生掃射。在確認所有示威群眾都離開廣場後，軍方派遣軍用直升機運送大型塑料袋並且命令士兵開始清理廣場。北京醫護人員對香港記者說，軍隊將廣場的屍體裝進塑料袋，由軍用直升機運走。而6月4日早上6時，已經撤離天安門廣場的學生隊伍在沿著西長安街自行車車道上準備走回校園時，西單郵電局方向有3輛從天安門廣場出發的坦克發射催淚彈並且沖撞人群，造成11名學生受傷。6月4日上午數千名先前撤離的示威群眾、清場行動中傷亡者的父母以及被政府舉動激怒的工人嘗試從東長安街重新回到天安門廣場，但是當人群靠近部隊時士兵則隨即往群眾處開槍射擊作為警告。然而由於有數人因而遭到部隊槍擊，之後暫時撤離該處的不滿群眾便又嘗試重新前往占領廣場空地。之後群眾多次嘗試進入天安門廣場內，但是軍隊則持續負責管理廣場並且持續兩周都不向大眾開放。在6月5日時西方媒體所拍攝和錄制的王維林於長安街阻擋坦克行進的影像轟動世界各地，照片被視為整個六四事件標誌性的照片之壹。之後香港和澳門隨即發起大規模示威遊行以聲援北京的示威群眾，其中澳門有十多萬至二十萬人參與遊行抗議，占當時澳門人口的壹半，該次遊行亦是澳門歷史上規模最大的遊行，另外也有壹些國家對於軍隊清場壹事發起抗議活動。曾經加入天安門廣場抗議活動的學生返回原本校園以及部隊實施清場的消息傳開後，中國內地包括成都市、西安市、武漢市、南京市、上海市和廣州市等城市都在爆發大規模的抗議行動並且持續數天。根據國際特赦組織的調查，在6月5日時成都市便至少有300人喪生。其中成都市當地部隊使用震撼手榴彈、警棍、刺刀和電擊棒攻擊平民，而當天晚上警方也刻意要求醫院不能接受學生或者是提供救護車服務。軍隊在6月4日鎮壓天安門廣場的示威群眾後，中國政府開始加強控制新聞媒體和公民言論等自由，同時因六四事件懲處國內外媒體工作者。盡管國家媒體在軍隊實施清場剛發生後大多報導同情學生的內容，但是之後所有負責人遭到撤離職位作為處分，或者接受檢討和人人過關。其中6月4日至6月5日在中國中央電視臺播出的《新聞聯播》上，個別負責報導此次事件因表現悲痛情緒的4名新聞主播分別是杜憲與張宏民、薛飛和李瑞英搭檔。但事件之後央視過關學習，杜和薛的態度不改（卻被調離處分三年後先後離職），而李張等人檢查符合要求，才有了日後的天壤之別。中國國際廣播電臺英語部節目副主任、同時也是前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部長吳學謙兒子的吳曉鏞和英語播音員陳原能也因為其負責的節目對示威群眾表示同情之意，後來吳事後被捕，陳則被禁止出國。而《人民日報》由於發表同情示威群眾的報導，包括社長錢李仁與總編輯譚文瑞等編輯都因而撤職。而包括吳學燦等編輯人員則是因為在未經許可的情況下出版特別相關報導，紛紛被判處有期徒刑4年。所有國際新聞媒體在北京市實施軍事行動期間被勒令停止廣播，同時中共當局早在5月24日就關閉了衛星傳播的線路。 1989年6月6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官員召開新聞發表會，發言人袁木表示“初步統計”包括部隊士兵、大學學生、非法分子和誤殺群眾在內，有近300人死亡。2014年美國白宮解密文件顯示約有10454人死亡、40000人受傷（白宮的報告引述自戒嚴部隊的消息人士提供的中南海內部文件）。2017年底，英國國家檔案館解密的文件顯示，有中國國務院的成員稱1989年天安門事件至少造成10000名平民死亡。－－https://www.google.com.hk/search?safe=strict&hl=zh-CN&source=hp&ei=RB8zX4LCEdGEytMP-MKV2A4&q=六四事件

2014年8月22日大家談中國：鄧小平歷史評價只會是屠夫近日，共產黨大肆慶祝鄧小平110歲生日，官媒，甚至壹些海外文人都說他改革開放功績好大，但我只想問這些人壹個問題：經濟發展就殺人有理嗎？先從大處駁斥壹下壹些所謂鄧小平改革開放好有功勞的謬論。首先，改革開放系數以幾百萬計的廣東人冒死逃港，系用生命，用鮮血逼出來的，不是鄧小平恩賜。在大逃港事件依然是個敏感，甚至不能讓下壹代去了解的情況下，去分析鄧小平如何如何高瞻遠矚地搞改革開放，如果不是禦用文人，就是愚昧書生。第二點是，有人說30年改革開放使中國經濟好了，但我想問，如果1979年的民主墻運動能使中國走向民主的話，妳怎麽知道中國的成就不會大於鄧的改革開放？東歐國家民主化才20年，已經可以達致加入歐盟的標準了，憑什麽認為如果中國民主化30年不會比鄧改革30年要好？第三，改革開放30年，中國人生活真的好了嗎？為什麽依然還有那麽多有錢人（也就是鄧說的先富起來的人）移民出國？要註意，這些能移民的還是少數，絕大部分收入也就壹個月1000元人民幣（大約100英鎊）左右，溫家寶自己在聯合國大會上說，中國還有1.5億人生活在聯合國制定的貧窮線以下。聯合國的貧窮標準是多少呢？每天1.25美元的支出稱為貧窮。大家可以想壹想，這個30年的改革開放改成什麽樣子？第四，壹定要提的就是六四事件。現在幾乎所有證據都指向鄧小平是六四事件最大的殺人兇手。在這樣的情況下，他的改革開放，能值幾個錢？鄧小平為了這個從1978年開始的所謂經濟改革開放，連續扼殺了兩次中國走向民主的機會，而且還有壹次是大開殺戒。這就註定了鄧小平只能以屠夫的身份寫入歷史，至於這個改革開放，連洋務運動的歷史地位都不如。－－https://www.bbc.com/zhongwen/simp/comments_on_china/2014/08/140822_coc_dengxiaoping_historical_evaluation

2017年9月4日鄧小平是不是比毛澤東更險惡？鄧小平在毛時代三起三落，完全沒有政治安全感，當然人身安全、家庭安全也談不上，鄧小平因此特別看重槍桿子對政治安全的份量。毛用自己的個人影響力，最終顛覆了中國共產黨，將國家變成領袖主導的、革命委員會替代黨政的壹個無產階級繼續革命的體系。也可以說，毛通過文革鬥爭，壹直將國家保持在準戰爭狀態。毛之所以可以終身制，因為革命、鬥爭仍然在繼續，戰爭仍然沒有結束。毛澤東壹生顛覆了中華民國、中華人民共和國，還成功顛覆了中國共產黨，實現了壹人之治，鄧小平在中共歷史上創造了第2個奇跡，就是壹將（相）廢了“三帝”，鄧壹直沒有成為中共最高領導人，但他因為擁有控制槍桿子的實力或威權，連續廢掉了華國鋒、胡耀邦、趙紫陽3任中共總書記。鄧小平反對華國鋒的兩個凡是，同時反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這些都是在形而下的層次反對，他反對華國鋒的兩個凡是，自己卻主張4個堅持，這4個堅持，實則是4個凡是，馬克屎主義、毛澤東思想、共產黨領導、射穢主義政制，都不允許改變。在維護中共的極權統治方面，看不出他與華國鋒有什麽本質的區別。鄧的第1次政變，推翻了華國鋒，團結了老人，元老們整體獲得了最高政治權利，鄧小平甚至成立元老組成的中央顧問委員會，通過政治元老，既增加自己的威權，又通過元老們享有特權，體現集體政治分贓的特色，鄧的泛元老政治派系初步形成。由於恢復高考、平反右派等冤假錯案，收獲了民心民意，並通過土地承包等，使經濟得以恢復，整個社會都有“獲得感”。鄧的第2次政變，讓中共總書記胡耀邦下臺，是為了穩定自己的政治派系，或者為了自己保守的政治派系，打擊自己的偏右翼合作者，而且，胡耀邦已開始威脅到自己個人的政治威權（胡動員鄧下臺），基於個人與派系政治安全的需要，鄧發動了壹次權變，廢黜了中共名義上的最高領導人。鄧小平不僅本人擁有軍隊的直接影響力，還有自己的盟友楊尚昆、王震等的協力，槍被鄧小平第2次用來指揮黨中央或改變中共權力版圖。第1次政變靠的是元老派系，而胡耀邦是馬前足，主力還有萬裏、趙紫陽等形成改革開放的右翼派系，鄧的左翼則是陳雲、李鵬、王震等，為了政治安全，鄧小平玩轉了左右翼的政治平衡。鄧小平南巡，要打破的是極左造成的新困局，通過新壹輪的市場經濟，讓每壹個人再次得到“獲得感”：極左的中顧委被解散，新的同盟元老們在洗牌過程中又壹次獲得權力或政治福利，更為重要的是，鄧確立了隔代指定領導人的權力，以保障黨國政權的安全時間，元老們不僅得到現有的權利，通過陳雲的提議，他們的子女分享了副部級的政治、經濟特權，權貴政治經濟聯盟，在高層以血親關系得以確立。比隔代指定接班人影響更大的壹項不成文的制度確立，是“核心”制。核心制，就是威權加槍桿子控制中共的制度，誰控制槍桿子，並同時擁有黨內威權，那麽，他就是中共的政治核心，至於是不是中共總書記，不是關鍵，鄧小平確立核心制，甚至常委的七上八下制度，都完全是實用的政治方式。毛澤東完全是禁絕了思想自由、市場自由、信仰自由，工作自由，甚至遷徙自由，鄧時代開始，有了下半身的解放或開放，思想與市場、信仰與遷徙的自由，均在黨的領導與控制下，有了進步，而個人工作與經營的自由，還有出國的相對自由，是質的進步。中國的菁英階層與中產階級、市民社會得以發展，但菁英沒有思想與傳播的自由、中產階級沒有參政的自由、市民沒有成為公民的自由，中國人的自由，無法突破中共意識形態的天花板，無論是反精神汙染，還是鎮壓八九學潮，都是中國菁英在爭思想自由與政治自由化民主化過程中，遭受鄧小平政治集團的暴力鎮壓。在歷史最緊要關頭，鄧小平選擇了暴政邪惡，因為他選擇了與極左聯手，對新興的政治變革力量祭以殺手，中國歷史又壹次向惡發展。－－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1709/鄧小平是不是比毛澤東更險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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