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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以家庭部门为例，假设克林顿希拉里这对富贵夫妻，感情上都已经对对方毫无兴趣，但出于各自政治和经济利益需要维持一个婚姻美满的良好的公众形象，尤其是维持克林顿基金会这个资源网络大机器的正常运作。于是希拉里跟克林顿达成默契，互不干涉对方私生活，对各自找情人都睁只眼闭只眼，必要时还要维护公众形象而否认。这种家庭腐败得不要不要的，但是腐败可以让所有人都高兴。

类似的，在私营部门，你为一家企业工作，理论上企业付给你报酬买你付出劳动。但是现代企业里，有的工作岗位有前途、有的毫无前途。比如你去华为工作，有每天坐小格子里的工程师，有每天出门见客户的销售/接口/售前。现在有甲乙两人，甲想创业但被分配去做工程师，乙想考GRE出国读书但被分配去见客户。显然这两人都认为自己的工作跟自己的目标有重大冲突，都希望跟对方对掉。可是华为现在的制度不允许这种对掉，那么甲乙二人去跟上面某个大领导私下勾兑，找出利益交换的方案，让领导帮他们克服两个部门的内部阻力实现了岗位对掉。

这种情况下领导当然是在搞腐败，但这种腐败让资源得到了正确配置，大家都皆大欢喜，虽然也有人不高兴，但相关利益攸关者的总收益是正的。而如果在没有任何制度弹性下两人最终选择离职，所有利益攸关者都会损失更多。所以这种情况下，腐败是资源合理配置的润滑剂。本质上是用市场机制发挥作用实现本来很难达成的交易。

楼主为什么对这个问题这么关心呢？未来不可预测，也不必预测，重要的是分析各种不同情景下，会有哪些征兆、过程如何、后果如何、以及你该如何应对。

我的看法：所谓的“腐败”只是一种利益分配的形式。如果将腐败定义为法定利益分配渠道之外的利益分配，那么腐败几乎存在于任何组织。从公共部门举例：

公共部门：一个公务员报酬非常低，假设8000元/月，但其职责的决策责任很大，比方说影响所辖地方10亿元的投资分配，涉及上万人就业跟大大小小数十家公司的业务。假设这个公务员职责范围内可以做出A、B、C三种不同决策：

A决策仅仅需要公务员每天朝九晚五、按照规定好的业务流程、根据体制内的信息途径进行决策。显然按照中国政府的模式，A决策对于公务员来说最保险，但对社会来说可能是最不靠谱的政策决策，地方上所有人都遭受损失。

B决策需要该公务员自己阅读大量工作之外的资料、实地调研、会见各种不同的利益攸关者、协调上上下下的关系。尽管中共通过塑造“孔繁森”这类假榜样激励官员如此操作，实际上由于需要付出大量的额外劳动，B决策大概只会在该公务员已经受到组织重点培养需要成绩来升官的情况下作出。选B的要么是刚进体制的傻子、要么是红二代要拿政绩去冲升迁。

C决策需要召集体制外的力量比方说企业、投资银行、学术机构、民意代表、各利益团体构建一个论坛找到公共利益最大化的政策措施。C决策是最能找到最佳政策的模式但显然需要冒着挑战中国现行体制的政治风险。选C的除非是拿到搞政治体制改革的尚方宝剑否则必然在同僚的攻击中身败名裂。

现在，该决策的风险和付出全是由公务员个人承担，但决策的收益归全社会的情况下，你作为这个公务员会选择哪项决策模式呢？当然是选A，或者装作选B。但是社会上希望采取C决策模式以最大化自己的利益，于是就有相关人员用“腐败”或者利益交换的形式找你这个决策者，希望通过你重新调整资源分配。

这种情况下你会怎么做呢？选择C必须有腐败作为回报，否则官员个人承担的风险远远超过自己的收益。

上面三个例子中，对于当事人来说，要通过改变政治体制、公司制度、家庭制度去实现利益最大化的格局根本不可能，所以腐败是实现利益最大化的必然途径。改变政治体制、家庭制度可能这辈子都实现不了。改变公司制度，对于想创业和想出国读书的两个人来说也根本不可能在他们的时间尺度上完成。而且改变体制的不确定性太多，根本无法指望，所以当然只能选择腐败。

腐败并不是十恶不赦的东西。社会上太多利益冲突，太多不合理的制度，太多梁山伯与祝英台、罗密欧与朱丽叶，不可能大家都靠殉情去抗议社会不公。腐败是实现资源合理配置的解药，社会应当考虑的是将腐败制度化变成合法的操作，就像美国的游说制度、政治献金制度，将腐败合法化并且控制在合理范围内。

@习包子打狗 #9 那种属于乱华派以及中共内部野心家之类吧，天朝那种意识形态下想当李渊的人不少